原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第24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394
奚望 https://orcid.org/0000-0003-2716-506X
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文理学院
作者：理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音乐家。
译者：奚望，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校者：郭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23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译自Richard Wagner: Über Staat und Religion / Religion und Kunst, Berlin: Herausgegeben von Karl-Maria Guth, 2017. 除专门标识为原注外，本文未标识的注释皆为译注。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506_(24).0014
宗教与艺术
1880
我在基督教中找到了可能通往最高尚、最尊贵东西的天资，但它在生活中的各种表现让我感到如此反感和乏味，因为这些表现是那种最高境界的拙劣展示。
——席勒致歌德[1]
一
可以说，当宗教变得人为化（künstlich）之时，艺术就需要担负起挽救宗教的核心（Kern）的职责。这一[挽救]方式在于，艺术抓住了神话象征（Symbol）的意象（sinnbildlich）价值[2]，以便用这些象征的理想化呈现，揭示象征背后的深刻真相（Wahrheit）[3]。而人为化的宗教却要求信众把这些象征当作事实来相信。教士们专注于把宗教寓言[说]成现实意义上的真相，但对艺术家而言，重点不在于[真假]，因为艺术作品[本来就]是他公开、自由地创造出来的。[4] 然而，当宗教发现自己只能不断扩展教条式象征时，它就只能以人为化的形式苟延残喘；这样，其内在的唯一、真实和神圣的东西也被不断堆积的、叠加于信仰之上的荒诞之说所掩盖。出于对此的察觉，宗教自古以来就总是寻求艺术的帮助。但是，只要艺术沦于通过制造感官上的偶像崇拜来呈现那些所谓象征中蕴含的真相，它就无法实现自身的更高发展。相反，只有当艺术通过其理想化呈现，引导人们理解寓言形象的内在核心，即那无法言喻的神圣真相时，艺术才能完成自己真正的使命。
要想看清这一点，就必须以审慎的态度追溯宗教的起源。毫无疑问，一个宗教最在的核心越简单，它在我们眼里就越神圣。我们现在知道，每一种真正宗教的最深层基础，都体现为认识到世事的无常（Hinfälligkeit），并由此[悟]出从中得解救之道。我们现在必须清楚地看到，无论何时，要使完全沉浸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即大众）了解这些知识，都需要付出非凡的努力。因此，宗教创始人最成功的成就就是创造神话寓言；通过这些寓言，人们可以在信仰的引导下去真正遵循从这一基本认识中产生的训诲。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认识到基督教的一种崇高特质：最深刻的真相应当以明晰的确定性授予“精神上的穷人”（Armen am Geiste）[5]，以引导他们获得安慰和拯救。与之相反，婆罗门教的训诲只属于“有识者”，这就是为什么“精神上的富人”认为那些执着于自然状态的人们不可能拥有智识，只能通过无数次的转世轮回来洞察世界的虚无。[而]最有悟性的转世重生者[则]向[精神]贫穷的大众展示了一条更短的拯救之路：[仅仅]佛陀所树立的崇高榜样（Beispiel），即放弃[Entsagung]和最无纷扰的温良，[6] 对他的热忱追随者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对世界的神话式解释，佛陀的弟子们才能再次领悟到“众生一体（Einheit alles Lebenden）”这个最后的根本训诲。这种神话式解释的深远丰富性和寓意的全面性，只能建立在以最惊人的精神深度和精神教养为支撑的婆罗门训诲的基础之上。因此，在这里也是如此：[尽管]时间在推移，变革也在产生，真正的艺术呈现却从来没有被用于解释神话和寓言；相反，这一[解释]工作由哲学接管，并以其最精细的精神教养指导的阐述，来辅佐宗教教义。
基督教则与之不同。它的创始人不是[富有]智慧的，而是神圣的；自愿受难的行为就是他的训诲。信仰他意味着效法他，对救赎的渴望意味着寻求与他合一（Vereinigung）[7]。精神上的穷人并不需要对世界进行形而上学解释；他们总是从感受（Empfindung）中认识到苦难的，而一种对信徒的神圣要求，仅仅是不断以这种方式去认识苦难。我们现在必须假定，如果对耶稣的信仰仍然是“穷人”的专利，那么基督教教义就会作为最简单的宗教[思想]被我们传承下来。但对“富人”来说，它又过于简单。基督教问世的前三个世纪中，各种教派思想那无以复加的混乱，显示出精神上的富人改变和扭曲了概念的必要性，从而为占据精神上的穷人的信仰进行不知疲倦的斗争。教会决定反对任何针对信仰训诲的哲学钻营，而这种训诲是为无名的情感寄托准备的。教会最终只从教派争端的结果中摘取那些从自身来源方面就拥有非凡尊严的训诲，以便从中逐渐积累出错综复杂的神话宝库；从此，教会以无情的严格性，要求人们把这些神话当作完全真实的事物来无条件地信仰。
自然之人此前把世界及其现象视为完全实在的东西，现在他会认识到，世界只是表面的和虚无的，应该到世界之外去寻求本来的真实东西。在评判对奇迹的信仰时，如果我们考虑到对自然之人[这一]转变的要求，或许能最好地得到引导。如果我们现在把奇迹定义为一种过程，自然法则在这种过程中遭到取消，并且，如果我们在深思熟虑中认识到，这些法则根植于我们自己的直观能力，并且与大脑功能密不可分，那么，对奇迹的信仰，就是生命意志背离[自然]本性、主动走向回转[导致]的一种几乎必然的结果。对于自然之人来说，最大的奇迹无疑是这种意志的回转，其中包含了对自然法则本身的取消；这种回转必然是高居自然之上的非凡权柄的成就，因为与这种权柄的合一是唯一值得渴望和努力的事情。[8] 耶稣把这超然之物[9]称作他的贫穷追随者们的“天国”，与“尘世之国”形成鲜明对比；他召唤了劳苦的和负重担的人，哀恸的和受逼迫的人，忍耐的和温良的人，爱仇敌的和[拥有]大爱的人，[10] 耶稣是他们的“天父”，却又作为上帝的“圣子”被派遣到他们中间，成为他们的兄弟。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最伟大的奇迹，并称之为“启示”。至于这如何造就出一个为罗马皇帝和异教徒行刑者服务的国家宗教，后面的论述将作进一步探讨。而现在我们将只关注这些看似近乎必然的神话的形成[过程]，它们在人为因素下过度发展，最终导致教会教义的贬损，但也为艺术本身带来了新的理想。
我们通常所谓艺术效果，可以用“形象塑造”来表示。这意味着艺术抓住了概念的形象方面，用形象来把概念外在地呈现给想象力。原先只是用寓言来比喻[概念]，经过艺术的塑造，这种比喻成为[把概念]包含在内的完整形象，从而将概念提升为启示，超越了概念自身。我们伟大的哲学家[11]对希腊雕塑的理想化外观说得非常恰当：艺术家通过雕塑来展示自然，仿佛是在展示自然想要实现，却并未完全实现的东西。[12] 因此，艺术理想超越了自然。也许可以说，希腊人的艺术气质造就了他们的诸神信仰，[那么]这种信仰总是拟人化的。他们的诸神都是被妥善命名的、具有最鲜明个性的形象；诸神的名字指代类别性的概念，就像有颜色的东西的名称指代各种颜色本身一样——希腊人并不像我们那样使用抽象的名称来指代颜色。希腊人称之为神，只是为了表明这些[对象]的本性是神圣的；但他们称神圣性本身为神，即ὁ ϑεός。希腊人从未把这样的“神”想象成一个人，或者赋予他一个和那些有名字的众神一样的艺术形象；“神”仍然是一个留给哲学家们去定义的概念。希腊精神竭尽全力想要弄清这个概念，却徒劳无功，直到那些激情高涨的贫穷者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神的儿子”为了救赎世人脱离欺骗和罪恶的束缚，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人类的思辨理性用各种惊人的努力来试图解释在世间行走并受尽羞辱和苦难的这一位神的儿子的本质，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这些努力。所有信徒都通过该事件[13]而在自己身上体验到那最大的奇迹，即生命意志的回转；这个奇迹一旦清晰显现，那么它就已经包含了另一个奇迹，即那位救赎的宣告者的神圣性。于是，神圣的形象也就以拟人化方式自己呈现出来，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遭受痛苦折磨的身体，它是所有慈悲之爱的最高化身。[这会]强烈地引起人们最深的共情，引起对苦难的崇拜和通过打破一切自私意志来效法[他]——[这]是一个象征？不，它是形象，真实的写照。这个形象及其对人类心性（Gemüth）的影响蕴含着全部的魔力，使得教会最初能够让希腊罗马世界皈依自己。而那必然导致教会走向衰颓，最终还可能导致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强烈的“无神论”宣示的，是犹太教的“天地的创造者”的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暴虐，十字架上的神圣性被归于这种思想；与那位为穷人而自我牺牲的全爱的救赎者相比，这位愤怒和惩罚之神似乎最终似乎更容易达成目的。这位神是通过艺术而得到认识的：烈火中的耶和华，亦即那位白发苍苍的可敬老者，以一位父亲的形象从云端俯视和祝福着他的儿子，但即便是由最巧妙的艺术家之手所描绘，对虔信的灵魂而言，也似乎并没有太多要表达的；相反，十字架上受难的上帝，“头上满是血与伤痕”，即使在最粗糙的艺术再现中，也总是让我们感慨万千。
由艺术的需要所驱使，信仰仿佛让把耶和华当作“父亲”的事情就此作罢，转而专注于一个必然的奇迹，即救世主通过一位母亲诞生。这位母亲本身不是神，但她违背一切自然[规律]，以纯洁的处女之身，未经人类受孕而产子，从而变得神圣。一种无限深邃的思想被表述为一个奇迹般的假想。的确，在基督教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再三遇到通过纯洁的童贞而创造奇迹的现象。对此，形而上学的解释与生理学的解释相互支持，二者的确在目的因与动力因意义上不谋而合；但是，只有通过最高的奇迹，即上帝自己的诞生、圣母无玷受孕的奇迹，[这一思想]才能得到深刻[认识]。因为在这个奇迹中，对世界的否定表现为为救赎[世人]而自我牺牲的、典范式的生命。[14] 既然救世主本身被认为是全然无罪，实际上不可能犯罪的，那么意志在他出生之前就必定已经被完全克胜，所以他[原本]没有苦难，只是与我们的苦难共情（mitleiden）。而这一点的根源必须从他的降生中找到：他的降生不是出于生命意志，而是出于救赎的意志。那些只有在痴狂的启示中才能浮现为绝对必然的东西，被当作不可或缺的信仰要点，但它们又面临着来自现实大众的最严重曲解：玛利亚的“无玷受孕”可以被言说，却不被思考，更没有得到表象。教会在中世纪曾让它的婢女即经院哲学来证明其信条，最终也在寻求以感性表象的方式来呈现这一信条的方法：在维尔茨堡圣基利安教堂的门廊上方，我们看到石雕描绘慈爱的上帝从云端降下，借助一根管子，将救世主的胚胎注入马利亚体内。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无数相同的情况！正是基于这个例子，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到了宗教教义明显没落为人为化的东西，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人为化是令人厌恶的。相反，[也]正是在这个重要例子中，如果我们转向神圣艺术家的[作品]呈现，比如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理想化的真正艺术的救赎作用或许可以得到最清楚的证明。伟大的造型艺术家们总还或多或少采用教会认定的现实主义方式来理解圣母的神奇受孕，即用天使向童贞女显现并传报这一消息的场景进行表现——当然，这已经是一种远离所有感官的精神之美的形象，使我们对神圣的奇迹充满了预感。尽管如此，拉斐尔的那幅画仍然向我们展示了在童贞之母身上完成的神圣奇迹的圆满，她与诞生的圣子一同被提升和变容：在这里，一种美对我们产生了影响，这种美甚至是天赋异禀的古代人无法想象的。因为在这里，从对世界最深刻的否定中诞生了对救赎的肯定的，不是让阿耳忒弥斯显得难以接近的那种贞洁的严苛性，而是免于一切不贞洁认知的可能性的神圣之爱。并且，这一奇迹为我们自己的双眼所目睹，拥有明显而优美的可识别性，清晰可见，与我们自身存在的最高尚体验密切相关，却又远远超越了现实体验的所有可想象性。因此，如果说希腊形象外观向自然展示了它所无法企及的理想，那么现在，那概念无法把握，因而无法称谓的宗教教义的奥秘，就被造型者转换为赤裸裸的启示，展现给迷醉的直观，而非思索的理性。
然而，还有一个教义必定会呈现于造型者的想象力之中，而且对教会来说似乎是比爱的救赎更重要的教义。世界的克服者[15]被召来审判世界。从童贞之母的怀抱中，圣婴向这个世界投去了深邃的目光；透过这目光，他从每一个唤起渴望的假象中认出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本质：惧怕死亡却又注定死亡。面对救世主的统治，这个充满嗜欲和仇恨的世界不应该继续存在；那些负重担的穷人们通过受难和共情获得解救，被他召唤到到自己[身边，进入]上帝的国度；他必须用正义的天平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在自己的罪恶深渊中沉沦。他喜欢在阳光照耀的美丽山坡上向人们宣讲救恩，总是用象征和寓言向他的“穷人”们解释可怕的地狱之谷——贪婪者和谋杀者将在审判日被囚于此，并在绝望中互相耻笑。“Tartaros”、“Infernum”、“Hela”，那些恶人和懦夫死后的惩罚之地，又被称为“Gehenna”和“Hölle”；[16] 直到今天，对这些离“天国”越来越遥远的人们而言，地狱的恐吓仍然是教会用于控制他们灵魂的真正的权力手段。最后的审判在[穷人]那里是带来慰藉的承诺，在[恶人和懦夫]这里则是令人恐惧的预兆！在教会的事奉中，一切可怕、丑陋和恶心、恐怖的东西都被令人厌恶的“人为化”所利用，为颤栗的想象力提供一个永恒诅咒之地的表象；，为此，所有带有地狱惩罚信仰的宗教的神话形象，都被完全扭曲地拼凑在一起。也许是出于对恐惧本身的怜悯，一位超凡的崇高艺术家也觉得自己注定要去呈现这个令人颤栗的形象：为了使基督教思想得以现实化，这幅《最后的审判》似乎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拉斐尔向我们展示了从最崇高的爱的子宫中诞生的上帝，那么米开朗琪罗的画作则向我们展示了上帝正在进行他可怕的工作，他驱逐和排斥那些属于永恒死亡世界的人，不让[他们]进入幸福生活的人的国度。但是，孕育并与他一同承受神圣苦难的圣母，就在她身边。现在，她向那些无法获得救赎的人投去永恒共情的目光。在那里是源泉，在这里是喷涌的澎湃洪流。[17]
尽管本研究的目的不是从宗教表象出发来呈现艺术的历史发展，而只是阐释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但这仍然可能会涉及到历史发展；尤其要指出的是，几乎只有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才能够将最初以形象的方式呈现的宗教教义，再次通过形象的方式，提升为理想化的直观。[18] 相比之下，由于宗教教义的形象化特性限定，韵文（Poise）必须遵循教规确立的概念，成为一种宣告事实真相和可信性的形式。如果这些教义本身就是形象性的概念，那么即使是最伟大的诗歌天才，也只能通过这种形象性概念来进行[艺术]呈现，而不能有任何[额外的]塑造或解释，否则必然陷于[所谓]异端邪说，正如教会最初几个世纪中所有遭此指控的哲人和诗人一样。也许但丁生而具有凡人所能拥有的最高的诗意力量，然而，在他浩瀚的诗篇中，只有在他能够让直观世界与教义的触手保持距离时，诗意的发挥才向我们展示真正的创造力。但是，他处理教义的概念时，仍只能遵照教会对真实可信的要求。因此，这些概念在[他]这里仍然囿于我们所谓明显的人为化呈现，从而恰恰使它们以一种令人惊讶甚至荒谬的方式，从这位伟大诗人口中传达给我们。
在造型艺术方面，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与宗教的联系日行渐远，它的理想化创造力已经减弱。哪些最崇高的艺术—宗教启示，[呈现了]从救世主的神圣降生到审判世界的工作的最终完成。在其间，所有形象中最痛苦的，即救世主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形象，也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这形象如今仍是对殉道者和圣人进行呈现的基本范式，主题是他们将可怕的痛苦升华为喜悦的迷狂。在这里，吸引造型艺术家的是对身体痛苦的呈现，以及对工具和执行者的呈现。他们的目光由此转向了普通的现实世界；在那里，人类邪恶和残忍的典型自然而然地以不可抗拒的方式从他们的周围呈现出来。[19] 最终，艺术家可能被[人物]性格特征的多样性所吸引。画家最富有成果的任务是绘制完美的肖像，甚至为最卑鄙的罪犯[画像]——在那个奇怪的时代，世俗和教会的王公贵族中总有这类人存在。[肖像画]成为画家最有成效的任务。而另一方面，画家也感到，自己注定要尽早以周围丰富环境中的女性感性魅力为动机，来呈现美。在艺术上理想化的基督教教义的最后余晖中，直接投射出了正在复苏的希腊艺术理想的曙光。希腊艺术正因一种统一才达到繁荣和完善，但现在，从古代世界汲取的不再是那种统一。我们通过观察一尊古代维纳斯雕像和一幅同样被当作维纳斯的意大利女性画作，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从而理解宗教理想与世俗现实之间的差异。从希腊艺术中能学到的只是形式感，而不能提取理想化的内容：这种形式感唯一要把握的世界是现实世界，而基督教理想已经不能保持这种形式感中的直观[元素]。现在暂且不谈这个现实世界最终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必定给造型艺术带来怎样的责难。我们只想指出，艺术的最高成就[原本]必定建立于与宗教的亲缘关系中，[但现在]这种相互渗透已经完全消失，这必然导致艺术的彻底没落。
然而，为了再次深入触及这种亲缘关系，我们现在要对声音艺术进行研究。
如果说绘画可以将寓言人物本身作为其呈现的理想化对象，并以此成功说明寓言性教义的理想化内容，而不必怀疑寓言人物必然具有其本义上的可信度，那么，正如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的那样，诗歌必须打消把类似的造型能力应用于基督教教义上的念头，因为诗歌艺术是用概念来进行呈现的，必须保持教义的概念形式在实际意义上的真实性不受影响。这样一来，诗歌就只能用于对令人深深陶醉的敬拜进行抒情性表达，但又因为概念在这里只能以规定的文字风格呈现，那么诗歌艺术就必然要将自身倾注到纯粹音乐性的表达之中，无需任何概念。因此，只有通过声音艺术，基督教抒情诗才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教会音乐是根据教义中的概念的字词吟唱的；然而，在其[听觉]效果中，它消解了这些词句，就像消解了这些字词所树立的概念一样，让[人们]不再注意这些字词，从而将[与字词]相同的纯粹情感内容传达给陶醉的感受。严格来说，音乐是唯一完全符合基督教信仰的艺术，至少我们到现在为止唯一考察过的[这种]音乐能与任何其他艺术形式相匹敌，它也是基督教的独特产物。复苏的古代艺术在声音艺术方面的效果对我们而言是难以猜测的；音乐在发展为美的艺术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古代艺术的任何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又称音乐为最年轻的艺术，也是最有发展潜力和效果最强烈的艺术。在此，我们无意追溯其迄今的演变过程或预测其未来走向，因为目前我们必须从它与宗教的亲缘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前面讨论了抒情诗必须将字面概念溶入音符形象之后，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音乐以无与伦比的明确性揭示了基督宗教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音乐与宗教之间以象征性意义建立一种关联，就像在那幅拉斐尔画作中将上帝之子与童贞圣母关联起来一样。因为，作为一种完全脱离概念的神圣性内容的纯粹形式，音乐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救赎世界的东西，它是那关于现象世界虚无性的神圣教义的产物。
即使是画家所能描绘的最理想的形象，在涉及教条时也仍然要受概念的限制。而当我们观照（Beschauung）那位崇高贞洁的上帝之母时，也只是从理性所抗拒的“奇迹”概念中暂时超脱出来，因为她仿佛让我们几乎相信，奇迹是可能存在的。[20] 在[绘画]这里，奇迹告诉我们“这意味着[什么]”（»das bedeutet«）。而音乐则告诉我们“这是[什么]”（»das ist«）——因为它消除了概念与感受之间的二分，而且这的确是通过声音这种形式实现的。音乐完全脱离了形象世界，但却如恩典般抓住了我们的心性，任何现实事物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21]
有了这种崇高的特殊性，就必须让音乐最终完全脱离概念性的文字：当宗教教条变成耶稣会论辩学或理性诡辩法的空洞游戏时，最名副其实的音乐却已完成了这种脱钩。教会的彻底世俗化也导致了音乐艺术的世俗化。在两者仍然共同发挥作用的地方，例如在今天的意大利，两者此唱彼和或彼唱此和，与其他盛大庆典没有任何区别。而只有最终完全脱离日益没落的教会，音乐才能用自己超越世界的、全新的纯粹性来保留基督教思想中最崇高的遗产。之后，我们这项已经开始的呈现任务，要转向一种预示性的证明，即证明贝多芬的交响乐与从基督教启示中绽放出的最纯净宗教之间的亲和性。
不过，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首先踏上一条艰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最崇高的宗教会走向没落，以及由它们带来的所有文化，尤其是由它们孕育的艺术为什么走向没落。但是，无论这条道路将我们暂时引向多么可怕的境地，它都是人类寻求新希望的唯一正确之路。
二
如果我们追溯人类发展的那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基于可靠传统的历史阶段），那么就更容易理解，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那些宗教，为什么在拥有如此长久的外在延续的情况下，却如此迅速地走向内在的没落。婆罗门教和从中脱胎而出的佛教，以及基督教，作为两种最崇高的宗教，都教导人们远离世俗和激情。这使它们直接违背了世界运动的潮流，尽管它们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使其逆转。因此，它们外在的延续似乎只有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一方面，它们将[关于]罪的知识带入了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利用这种知识，除了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对肉体的统治体系之外，还建立了对精神的统治，这种统治完全符合人类普遍没落的状况，一下子就把宗教认知的纯洁性扭曲得面目全非。
构成这两种崇高宗教的基础的，是承认人类有罪本性的训诲。但所谓“自由精神”却始终无法理解这一训诲，因为他们不相信可以将对定罪的权利交给现有的教会，也不相信可以把判罪的权力交给国家。但即使这两项权利都落入疑问之中，也不应该将矛头指向宗教核心本身，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宗教没落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宗教自身，而是我们从历史上所能评判出的人类的没落，将宗教一并带入了没落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种没落是如此自然地以一种必然性进行着，以至于它不得不扫除任何与之抗衡的努力。
而恰恰通过“有罪本性”这一[原本]被严重滥用的训诲，那种可怕的过程可以得到最清晰的证明；为此，如果我们思考婆罗门教关于杀生和吃被杀动物尸体有罪的训诲，就能立刻把握要点。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探究这一训诲的含义和由此引出的告诫时，我们就会立刻发现所有真正的宗教信念的根源。有了它，我们就能同时根据世界的本质和表象，掌握所有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最深层内容。因为这一训诲首先源于对众生一体的认识，也源于我们感性认识的欺骗，即把这种一体性表象为难以理解的多样性和整个的差异性。因此，这一训诲就是最深刻形而上学认识导致的结果。并且，当婆罗门通过“这就是你”（das bist Du）[22]而把生命世界中最丰富多彩的形象带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因此意识到，侵害同类就是在撕裂、吞噬我们自己。由此，动物与人类的区别仅仅在于智力天资的不同。欲求和痛苦是先于任何智力配备而存在的；动物身上的生命意志与最理性的人类的生命意志完全相同。正是这同一个意志在这形像多变、过眼云烟的世界中寻求安宁和解脱；最后，只有通过最真诚地对所有生命践行温良和共情，才能使浮躁欲望得以平息——时至今日，这些观念仍然是婆罗门和佛教徒不可动摇的宗教觉悟。我们了解到，大约在上世纪中叶，英国投机商买下了印度的全部稻谷，导致印度出现饥荒，三百万当地人因此而丧生。但这些饥饿的人们没有一个去宰杀和食用他们的家畜；主人饿死后，饥饿的家畜们也随主人而去了。[这是]对宗教信仰真实性的有力证明；然而，这种信仰的拥护者却也被排除在[主流的]“历史”之外。
另一方面，如果现在详细追溯有历史记载的人类成就，我们就不得不把人类可悲的弱点归于一种“迷幻”（Wahn）[23]——掠食性动物终于不再受饥饿的驱使，而是纯粹出于自己狂暴力量的乐趣才扑向猎物，就是拜这种迷幻所赐。当生理学家还在对人类在本性上是依赖果实还是肉食争论不休之时，历史却从其最初的曙光起就向我们展示，人类早已在不断演化中成为一种掠食性动物。这种掠夺者占领各国，征服以果实为食的民族，通过战胜其他征服者建立大帝国，又组建了国家和文明，以便心安理得地享受战利品。
尽管我们对这一历史发展的起点的科学知识还不够充分，但我们仍然可以坚持这样的假设，即人类的诞生地和最早的居住地应该是在植被丰富的温暖地区。也许更难确定的是，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剧烈的变化，才使得那时已激增的人口又多半从其自然出生地迁移到更加严酷和荒凉的地区。有理由相信，在历史的最初阶段，现今印度半岛的居民最早可能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更冷的山谷地区，通过养殖和农耕维持生计。之后，在一种适合牧民生活需要的和善宗教的引导下，他们回迁到印度河流域更深的山谷地区，以便从那里开始重回他们的祖居地，即恒河流域的土地。这种移民和回归给如今经历丰富的后代们留下了深远影响：丰富多产的自然界以慷慨的馈赠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观察和严肃的审视让如今衣食无忧的人们对这个世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这个世界里，为艰辛、忧虑和急难而操劳，甚至是为财产而吵闹和争斗，已经是家常便饭。对于认为自己现在已经转世重生的婆罗门来说，战士作为抵御外敌的安宁保卫者可能是必需的，也因此值得共情，但猎人则令他恐惧，而杀死友好的家畜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个民族的牙齿上没有长出野猪的獠牙，但仍然比地球上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勇敢，因为他们为了自己温和的信仰的纯洁性，坚强地忍受着后来折磨他们的人施加的各种痛苦和死亡。没有一个婆罗门或佛教徒会像其他宗教的信徒那样，因为恐惧或利益而让自己背弃这样的信仰。
然而，在印度河流域这同一个山谷中，相信我们也看到了分离的开始：一些同宗的部族离开了那些向南撤回古老故土的部族，以便向西进入近东广袤的土地。在这里，[也]在时间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他们作为征服者和强大帝国的建立者，越发坚定地树立起历史的丰碑。这些人曾在亚洲最外缘地区与印度河地区之间的沙漠中流浪；被饥饿折磨的猛兽教会了他们不再仅仅依靠牛乳，还以他们牲畜的肉作为食物。此后不久，能滋养征服者勇气的，似乎就只有鲜血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让[曾经]温和的地区的原住民逃离[故乡]，但这延伸到印度以北山区之外的亚洲荒蛮草原却养育出了这种人类中的掠食者。在这里，无论是在早先还是之后的时代，任何试图恢复温和人性的努力都会遭到洪水般的破坏和毁灭，就像伊朗部落传说中那些他们和图兰草原民族间的无休征战所描述那样。攻击与防御、逆境与斗争、胜利与失败、统治与奴役，无不以鲜血为标志，向我们展示着人类的历史：一种从对受压迫者的奴役建立起来的文化是强者胜利的战果，但这种文化很快导致强者的衰败。然后，新的、更粗暴的、不得满足的贪婪嗜血力量会消灭这些衰败者。因为，随着没落的加剧，鲜血和尸体似乎成了世界征服者唯一值得享用的食物：“忒堤斯的宴会”[24]对印度人而言是不可能的，但自从对动物和对人的残杀变得普遍之后，人们的想象力已经可以玩弄出这样可怕的画面。当现代文明人的想象力已经习惯了清晨巴黎屠宰场的景象，也许还习惯了辉煌胜利之夜的战场，那么他们的想象力还会厌恶地避开这些画面吗？当然，毫无疑问，迄今为止我们可能只在一个方面比忒堤斯的宴会显得有所进步，即我们已经可以产生一种无情的欺骗，[来掩盖]最古老的祖先们仍然只能目睹的一切恐怖景象。即使是那些作为征服者打入近东的民族，也能通过发展严肃的宗教观念，如帕西的琐罗亚斯德宗教所依据的观念，来表达他们对自身所陷衰颓的惊骇。善与恶，即光明与黑夜，奥尔穆兹德（Ormuzd）与阿赫里曼（Ahriman），战斗与工作，创造与毁灭：——光明之子谨防黑夜，化解邪恶，创造美好！——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一种与古代印度河流域民族有关的精神，但这种精神被罪恶所缠绕，对这场永远无法完全决出胜负的战争充满了疑虑。
然而，邪路上的人类意志在磨难和痛苦中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并在寻找另一条出路，以使其天生高贵的品质不再蜕化衰颓。在完全肯定生命意志的同时，希腊精神并未逃避生命那可怖的一面；但这份认知仅仅成为其艺术观照的源泉：它以最彻底的真诚直面恐惧，而正是这种真诚本身激发了表现的冲动，使表现因真诚而显得美丽。对于那些才华横溢的族群来说，善如此艰难，而美却如此容易。因此，我们在希腊精神的活动中看到了一种类似游戏的情景，一种在形象与认识之间交替的过程，其中形象的快乐试图控制认识的恐惧。在这一点上，他满足于形象[带来]的愉悦，因为他用这种形象的愉悦来代替知识的真实性。他不探究存在的目的，也不像帕西教那样去裁决善恶之争，因为他心甘情愿地用死亡来换取美丽的生活，并且此后的唯一奋斗[目标]就是使死亡也变得美好。
在一种崇高的意义上，我们称其为游戏，即不受意志束缚的智力的游戏。它现在只用于自我观照，因此是精神上无比富足者的游戏。但是，世界的状况的惊人之处在于，意志表达的所有发展阶段，从原始元素的作用到所有低等有机体，再到最丰富的人类智慧，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同时并存的；[25] 因此，最高级的有机体永远从意志的最原始表达本身为基础，即从自己掌握的和造出的[东西]来认识自己的。希腊精神的绽放也与那种复杂的生存条件密不可分，它的基础是一个按照不可改变的法则运动的地球及其生命，这些生命的等级越低，就越呈现出粗糙和顽固的形态。因此，它作为人类的美丽梦境，可以让世界长期弥漫着一种迷惑性的芬芳，但也只有从意志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的精神才能嗅到这种芬芳。然而，如果我们只能目睹[在]人类沧海桑田的[历史]进程中血腥和杀戮不受控制且一再重演，目睹暴力[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还要目睹通过奴役世界似乎被当作精神解放的唯一途径，那么这种享受又何尝不是一种无情的虚假游戏呢？然而，当艺术不再具有创新性时，对艺术的追求以及通过艺术而从意志折磨中得到的解救，就不得不像我们所说那样，成为一个无情的虚假游戏了。理想的实现是个别天才的事情：天才的创作所遗留下来的，不过是熟练的游戏巧技。因此我们看到，希腊艺术在庞大的罗马帝国中苟延残喘，却已丧失了希腊天才；它无法擦干穷人的一滴眼泪，也无法从富人枯萎的心灵中唤起一滴眼泪。长长的霞光从远方从安东尼王朝[26]的疆土中投射出来，宁和地映入我们的眼帘；如果我们被这霞光迷惑，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艺术的哲学精神战胜了历史中不知疲倦地自我毁灭的意志力量的原始运动，尽管这仍然是短暂的胜利。然而，在这里我们也不过是受到了一种假象的迷惑，把疲惫误当成宁静。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那种以为只要采取最谨慎的预防措施就能制止暴力的想法是愚蠢的。即使是世界和平，也只是建立在强者的权利之上，而人类自从陷入对血腥战利品的渴求以来，就从未停止过通过这种权利来宣示占有和享用。富于艺术创造力的希腊人和最粗野的蛮族都将其视为塑造世界的唯一法则。这个美的民族在与邻国的仇恨中也背负了一切血债。此后更强大的民族又来[入侵]它，这更强大的民族又屈服于更残暴的民族；就这样，多少个世纪过去了，新的、更凶残的力量不断引入这个游戏。最终，我们不得不为了安全而躲到巨炮和堡垒后面，这些炮和堡垒的也越造越大。
劫掠和嗜血遍布古今整个[历史]进程，这让睿智的头脑意识到，人类患有一种疾病，必将导致人类日益没落。通过对自然之人的审视获得的诸种迹象，以及如传说般音乐浮现的记忆，人们认识到人的自然特性（Art），也因而认识到他当下的状态是一种退化。作为素食的宗师，毕达哥拉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他之后，没有哪个睿智的头脑在思考世界的本质时不回到他的训诲中去。人们成立了缄默的组织，这些组织避开了世俗的喧嚣，把遵守这一训诲当作从罪和苦难中得净化的宗教手段。救世主出现在最贫穷、最边缘化的人中间，他不再通过训诲，而是作为榜样来指明救赎之道：他献出自己血肉，作为最后的至高赎罪祭，代替了一切因罪而流的血和被宰杀的肉体[的祭献]。然后他给门徒们递上葡萄酒和面饼作为每日的食粮：“[你们]拿去享用吧，只为纪念我。”[27] 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拯救职责：救赎者的所有训诲都在其中得到了体现。这一训诲如可怕的良心谴责般追随着基督教会，但教会从未以自己的纯洁性来践行它，尽管通过深思熟虑可知，该训诲应当构成基督教最通行易懂的核心。这一训诲被转化为一种由教士进行的象征性行为[28]，而其真正意义只在短暂的四旬期斋戒[29]中表现出来，但只有某些宗教团体才[需要]严格遵守这个训诲，[且]更多是出于一种增进谦逊的舍弃，而非作为肉体和精神的治疗手段。
让所有虔诚的基督徒通过完全禁食动物性食物来永久遵守救赎者的这一规定，已经是一种不可能的[要求]；也许，基督宗教作为基督的教会，其的没落来得如此之早，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不可能]。承认这一不可能，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整个人类正不可遏止地走向没落。既然教会担负着废除那些从劫掠和暴力中发迹的国家的使命，那么根据历史的精神，教会便必须把实现对[尘世之]国和各国家的统治，当作[实现该使命的]最成功手段。为了制胜那些正在没落的族群，它需要畏惧[感]的帮助，而基督教又可被视为脱胎于犹太教，这一特殊情况导致它采用了看似必要的[制造]畏惧[感的]手段。在这里，一个小族群的部落神曾向自己的生民承诺，只要他们严格遵守律法，保持对世上其他一切族群的独立性，将来就会统治整个世界，包括其中的一切生灵和事务。由于这个民族处于这种特殊的地位，作为回应，所有民族都憎恨和鄙视它；它没有自己的生产力，单靠在普遍没落[的环境]中剥削[其他族群]来维持生存，因此很可能在暴力变革中消失，就像最伟大和最高贵的族群彻底消亡一样。特别是伊斯兰教，似乎注定要完成彻底消灭犹太教的工作，因为它攫取了犹太人的上帝，奉其为天地的创造者，用火和剑把他提升为众生的唯一真主。犹太人似乎认为他们可以放弃[来自]耶和华的世界统治[权]，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参与了基督宗教的形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及其在统治、文化和文明方面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应该归功于他们。因为历史已经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原点：拿撒勒人耶稣出生在犹太国这个偏远地区的角落里。但这并不是用[耶稣]无比卑微的出身，来证明穷人的救赎者不可能诞生在那个历史时代的主流人群和有教养的人群中，而是[说]，恰恰是加利利，其唯一特点是甚至犹太人自己都蔑视，这个地方因其看似最深的卑贱，才被拣选成为新信仰的摇篮。[然而，]对第一批信徒，即那些懵懵懂懂地受制于犹太律法的贫穷牧人和农民而言，似乎有必要证明救世主是大卫王室的后裔，这样才能为他胆敢反对整个犹太律法[的行为]辩解。关于耶稣本人是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仍然是存疑的，因为加利利的居民正是因为他们不纯的血统而受到犹太人的鄙视。[30] 那么我们可以欣然地把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去解决，就像有关救世主历史面貌的其他问题一样，而历史学家又反过来宣称自己“无法理解一个无罪的耶稣”。对我们而言，基督教的衰颓完全可以归因于它靠引入犹太教来形成自己的教义。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教会正是这样获得了权力和统治的能力；因为我们看到基督教军队甚至在十字军标志下进行抢劫和杀戮时，要呼唤的不是那位承受一切的人，而是摩西、约书亚、基甸，以及为以色列支派而战的耶和华的勇士们；他们的名字是用来激发战斗精神的。对此，清教徒战争时期的英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展现了整个英国教会的旧约式发展历程。时至今日，“文明世界”的人民已经武装到牙齿，仿佛要互相残杀，他们浪费着和平的繁荣，以便督军一现身，他们就有条不紊地互相撕咬。如果不引入古老的犹太精神，并将其与纯粹基督教福音等同起来，当今教会还能怎样提出对“文明世界”的要求呢？显然，在战斗开始前，我们的随军牧者们向集结在他们周围的各营队宣讲的榜样不是那位救赎者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他们提到救赎者的名字，很可能指的是耶和华（Jehova）、雅威（Jahve）或埃洛希姆（Elohim）[31]，他憎恨除自己以外的一切神，并因此希望他的忠实子民去打倒这些神。
现在，如果对备受我们赞誉的文明进行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代表的应当是从未真正繁盛的基督教精神，而这种精神似乎[沦于]仅仅让残暴与懦弱之间的妥协[得到]虚伪的神圣化。这种文明的起点很有特色：教会将那些被判处死刑的异教徒移交给世俗当局，并建议在执行判决时不要流血，但对于火刑却没有什么意见。事实证明，各民族最坚强、最崇高的精神被这种不见血的方式所抹杀了；这些民族因此成了孤儿，现在又被“文明化”的力量所收养。这些文明化力量模仿教会的做法，用新哲学的抽象杀伤的枪炮，取代了造成实际流血伤害的刀剑和长矛。如果说向神灵献祭公牛的景象曾让我们感到厌恶，那么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关心每天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屠宰场里发生了什么血腥[事件]，只是在中午用餐时品尝被杀牲畜的那些难以辨认的肢体。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国家都是建立在征服疆土、压迫原住民的基础上，如果说最后的征服者为他和他的人民占有了土地（英国仍然是一个保存完好的例子）那么，统治王朝的没落和腐朽也提供了新的手段，逐渐让这种不平等财产分配的野蛮面貌得到改善：金钱，负债者的土地最终可以用金钱来赎买——这样，买主与过去的征服者就拥有相同的权利。就如何瓜分世界一事，犹太人现在已与容克贵族谈妥，而法学家则试图与耶稣会士就普通法达成一致。不幸的是，这种和善的面貌掩盖了一个不好的东西，即谁也不信任别人，因为每个人的良心之中[仍然]活跃着暴力的权利，而国民之间的任何交往都需要得到政客的指引，这些政客警惕地遵循马基雅维利记下的教条：“你自己不想遭受的，就让别人去遭受吧！”[32] 因此，我们也必须这样来看待“维护国家”的思想：我们的最高君主作为国家的具身化，当他们有必要身着王室着装出席重要场合时，应该为此目的穿上军装；无论这种军装多么糟糕和不体面，也终究完全只是为了唯一实际用途而配备的，即装束出一副形象；如果穿上最高大法官的制服，这些形象势必时刻显得更加高贵和庄严。
由此可见，我们的文明如此复杂，甚至无法成功地掩盖其彻头彻尾的非基督教起源；尽管我们在最稚嫩的青春岁月里曾信誓旦旦地宣信了福音，但[现在]不可能用福音来解释文明，更不用说为它辩护。那么，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现状是基督教信仰的敌人的胜利。
明白了这一点的，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文明之外的精神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没落：暴力可以带来“文明”，但文化必须从和平的土壤中萌芽，因为它的名字就来自于对真实土壤的耕耘。[33] 在这片只属于积极创造的人民的土地上，任何时候都只有知识、科学和艺术在与人民精神相应的宗教的滋养下生长。现在，征服者的野蛮力量闯入这些平和的科学与艺术，并告诉它们：你们中能用于战争技巧的可以发扬光大，不能用的必须淘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穆罕默德的律法已成为我们所有文明的实际上的基本律法，科学与艺术也在此律法下蓬勃发展。只需哪里钻出一个既聪明内心又正直的头脑，文明的科学与艺术很快就会知道如何为他指明方向。这里的问题是：你对一个冷酷和病态的文明是否有用？战争机关已然被告知，尽管不幸的是，所谓的自然科学（即物理和化学）对霜冻和冰雹都束手无措，但它们之中仍然可能挖掘出巨大的破坏力和资源。这些东西备受欢迎。我们文化中不光彩的疾病，也助长了生理手术室里那些毫无人性的、铤而走险的动物活体解剖，但国家和帝国竟拿“科学立场”来为之辩护。希腊艺术的拉丁重生毁坏了基督教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毁坏始终伴随着一种霉闷、无所作为的笨拙语言学，它对“强者为王”这一古老法则的守护者露出羡慕的微笑。只要哪个艺术有助于不让我们察觉到自己深陷于痛苦，那这门艺术就是有用的，我们就会设立并照料这些艺术。消遣，消遣！不搞收集陈列，最多为火灾水灾受害者收集[善款]，因为战争发起者不会救济他们。
人们也一直在为这个世界绘画和作曲。在美术馆里，人们总在欣赏和诠释拉斐尔的作品，他的“西斯廷圣母”仍然是艺术鉴赏家们[眼中]的杰作。但贝多芬的音乐也在音乐厅中回荡。现在让我们设问，一首《田园交响曲》可能会向观众传达什么信息？这个问题让我们进入深邃而认真的考量，也同样越发不可避免地迫使本文作者[陷入沉思]。现在，他将努力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向欣赏他的读者传达这些想法，前提是读者们还没有被人类历史深陷没落的假定所吓倒，还会继续走他们所选择的道路。
三
尽管人类退化的假设和人类不断进步的假设看似背道而驰，但[前者]值得认真考量，因为它可能是唯一可能给我们带来合理希望的假设。这样，所谓悲观主义世界观是有道理的，但条件是它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上的人类的判断之上；但是，如果我们足够了解史前人类，以至于可以从们那里恰当观察到的自然属性中推断出，后来出现的退化并不必然根植于那种自然属性，那么这种悲观主义世界观就必须进行重大调整。如果我们要证实这样一种假设，即退化是由强大的外在影响造成的，而史前人类在面对这些影响时仍然缺乏经验，无法保护自己，那么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历史，就应该被视为人类培养自身意识的痛苦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为了运用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来抵御那些衰颓影响。
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充斥着不确定性，而且常常自相矛盾；它们常常使我们感到困惑，而不是给我们带来启迪。尽管[如此]，我们的地质学家的一个假设仍似乎是无可辩驳的：我们作为从地球上的动物群体中最后孕育出来的种类，即人类，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我们地球表面的剧烈变化。一个对我们地球的详细概览，将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表明，在地球最后成形的某个时代，大片原本相连的大陆下沉，另一些地方则隆起，而南极的巨大洪流在将一切幸存者驱赶得惊恐奔逃后，最终撞上北半球尚存大陆那些犹如破冰船船首般向前突出的尖锐岬角，在那里受阻、淤积，随后渐次消散。众所周知，我们的地质学家的挖掘成果，诸如西伯利亚大象骨骼，提供了动物从热带向最严酷的北方地区迁移的确切证据。然而，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得出一种看法，即当那些原本在原生地母体中长大的动物和人类族群，因这类猛烈的大地位移而被迫迁徙时，必定发生了哪些变化。毫无疑问，非洲撒哈拉沙漠等巨大沙漠的出现，必定使得原本在郁葱的海岸包围中的内陆湖泊居民陷入饥荒——如果想到海难幸存者的痛苦遭遇驱使今日文明国家的公民同类相食，我们便能对那场饥荒的可怕[程度]有一个概念。在加拿大湖的湿地环境中，仍有与豹子和老虎属同一科目的动物以果实为食，而那些沙漠边缘的老虎和狮子在历史中演化为最嗜血、最凶猛的动物。[34] 最初，饥饿可能是驱使人类捕杀动物和以血肉为食的唯一原因，而这种必要性并不像有些人所谓在北方地区食肉是在尽一种自我保存的义务那样，仅仅是迁徙到寒冷的气候中才产生的。相反，显而易见的事实证明，拥有丰富水果食物的伟大民族，即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也不会因为几乎只吃蔬菜而丧失体力和耐力，这一点可以从俄罗斯农民身上看到，他们同时还特别长寿；此外，日本人以纯果蔬饮食而闻名，他们在战争中也被赞为最勇敢、头脑最敏锐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在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例如在被驱赶到北亚大草原的马来部落中），饥饿也产生了对鲜血的渴望；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渴望是永远无法熄灭的，它给人带来的不是勇气，而是毁灭性的愤怒。人们无法以其他方式想象：正如凶猛的野兽成为森林之王，肉食的人群也成为和平世界的统治者——这是先前地球剧变的结果，同样令史前人类惊讶，就像他们对那些剧变毫无准备一样。然而，如同食肉动物群体不再兴旺一样，我们也看到肉食性统治者也在堕落。由于不自然的饮食，他患上了只有他才会患的疾病。他再也无法达到自然寿数或安然死亡，而是被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和苦难折磨着，度过虚无的一生，直到生命的可怕终点。[35]
如果我们一开始概括人类这种掠食性动物所取得的成功，正如世界历史展现的那样，那么现在，仔细看看那些与这些成功相悖的、试图重拾“失乐园”的努力，对我们将有所裨益。历史进程中，我们所见的这些努力显然越来越束手无策，最后几乎没有任何可觉察的效果。
刚才提到的那些重拾“失乐园”的尝试包括当代所谓的素食者联合会，其成员似乎直接把人类复兴（Regenetation）问题当作自己关注的核心。在那里可以发现，个别杰出成员抱怨其同僚大多只是出于个人饮食方面的考虑而禁食肉类，却绝没有将伟大的复兴思想与之联系起来。而如果这些联合会希望拥有权力，它们唯一的重心就是关于复兴的思想。与素食者紧邻的是动物保护联合会，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广泛的实际效力，但它们也只是通过提出功利目的来赢得人们的同情。只有当培养对动物的共情，直到获得对素食主义更深层次导向的理解，它们才有望取得真正富有成效的进展。此后，[素食者和动物保护]这两个联合会在此种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建立联系，就会形成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同样，如果由上述二者来指导、推动，对所谓节制联合会显现出来的单一倾向进行改良，也可能会取得重大成就。酗酒这场瘟疫，如今已成为我们现代战争文明中所有受奴役者的终极毁灭者。它却通过各种税收形式为国家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而国家迄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表现出放弃这部分收入的意愿。相比之下，那些反酗酒联合会的追求不过是一些实用目标，例如让船只和货物投保更便宜，或确保由清醒的工作人员与值得信赖的机构来负责监督与交接。我们的文明蔑视和嘲笑上述三个联合会的努力，它们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当然完全不起作用。然而，当和平联合会的使者以卑微的反战请愿站在我们的大统领面前时，前述那种轻蔑已经可以加上一份惊异，因为[这被当作]一种狂妄的自大。[36] 最近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例子，必须记住我们著名的“战争专家”的回答：和平的障碍在于各国人民缺乏宗教性，而这种障碍可能还要延续数世纪。然而，所谓宗教性和宗教在通常意义上究竟指什么，并不容易搞清；尤其要把人民和国家的非宗教性设想成为止战的阻力，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想必这位陆军元帅对此一定另有理解，看看某些国际和平联合会以前的声明，就能明白人们为何并不把它们标榜的“宗教性”当回事了。
另一方面，近来，宗教教育关怀实际上已经尝试性地转向了大型劳动者同盟，友善的人道主义者不能忽视这种关怀；然而，这种关怀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在现实或在想象中涉入现有国家社会的领域，这对于它的监管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谓社会派（Sozialismus）对受到我们的文明教化的社会提出的每一个要求，哪怕是看起来最有根据的要求，只要仔细斟酌，都会立即让人质疑这个社会的合法性。有鉴于此，同时也因为申请以法律手段来解除合法事物，必然显得不切实际，所以社会派的主张只能通过一种模糊含混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导致错误的计算，而我们文明的优秀计算器会立即找出这些计算的错误。尽管如此，由于强烈的内在理由，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只要今天的社会派与之前讨论的素食主义者、动物保护者和节制倡导者这三个联合会真正紧密地结成同盟，那它在国家社会中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如果能够期望那些被我们的文明塑造得只会正确地主张最精明的利己主义的人们，能够充分理解上述每个联合会的倾向，并在这些原本分散无力的联合会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稳固的同盟，那么重新获得一种真正宗教的希望也同样是有合法性的。迄今为止，这些联合会的创始人似乎只是以聪明算计来行事，但他们自己也多半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基础是一种我们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宗教意识的东西：劳动者，即创造了一切有用之物，自己却只获得了相对最小回报的那群人，他们就算愤怒，也是基于对我们文明的极度不道德性的认识，而文明的拥护者事实上只能用亵渎性的诡辩来反驳这种认识——因为，如果“财富本身不会使人幸福”是可以得到清楚证明的，那么也只有最无情的人才会反对“贫穷使人痛苦”的事实。我们的旧约圣经基督教会把人类的不幸状态归因于那第一个人[37]的原罪；最奇怪的是，按照犹太的传统，这种原罪并不是因为违反了吃肉的禁令，而是因为吃了一种树上的果实。与之相关的同样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上帝更喜欢亚伯献祭的肥羊，而不是该隐献祭的农产品。[38] 我们看到，在这种对犹太部落之神的特性的可疑表述中，出现了一种宗教，但一个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可能会强烈反对把它直接用于促进人类的复兴。[39] 如果假定，在与素食者的密切互动中，动物保护协会成员必然会意识到那种驱动自己行为的“共情”（Mitleid）的真正意义，而后二者一起转向那些因烈酒而堕落、在我们文明中沦为贱民的人，向他们宣告通过戒绝那种用来逃避绝望的白兰地而获得复苏，那么，这个设想中的同盟就可能获得成功。某些美国监狱中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在明智地指导他们进行植物性饮食后，最邪恶的罪犯已经变成了最温和、最正直的人。当这个联合会的会众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聚在一起享用面包和葡萄酒时，他们会纪念谁呢？——
如果我们在这里向自己展示的是一幅想象的图景，除了绝对悲观的假设之外，任何合理的假设都不会阻挠这幅图景成为现实，那么，或许可以认为，能把这个假设的联合会的更多作用推演出来，也是有益的。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对所有复兴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宗教信念基础出发的——这个信念认为，人类的堕落是由于他背弃了天然的食物所致。经过审慎的考察可知，人类只有一部分（据说只有三分之一）卷入了这一背弃行为，仍有一大半人类在食用天然食物；毋庸置疑，他们的身体是健康的。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为了使退化的那一半（尽管[他们是世界的]掌控者）得到复兴，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肉类食品在北方气候条件下必不可少”这一假设是合理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合理指导下将人口迁移到南美半岛国家呢？只有这些国家声称，能够通过其过度增长的生产力养活世界各地现有人口。我们的统治者把南非肥沃的土地交由英国商业利益的政策支配，而一旦最强壮的臣民为躲避饥饿的紧迫威胁而开始逃离，统治者却不知所措，只是让他们离开，充其量不给[逃荒之路]设置阻碍，但至少也没有给予任何向导，任由其落到为外国利益而剥削他们的人手里。既然如此，我们假设的联合会为了贯彻其导向，将不得不将关注点和工作[方向]转向移民；根据最新的经验，并非不可能的是，上述这些非常需要肉类食品的北方国家也许很快就会完全交由猎犬和荒野猎人管理，他们在那里会很好地消灭可能在荒凉地区肆虐的豺狼虎豹，而不留任何[引起]进一步麻烦的和需要面包的下层人民。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背负道德骂名，[因为]正如基督所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40]，我们也把猎场留给猎人，而把田地留给自己耕种。但是，我们文明的财主们是我们的血汗养肥的，他们贪婪地攫取、吧唧吧唧地吃嚼；如果他们想要发出抗议声，我们就会把它们像猪一样按住，背朝地[四脚朝天]，他们就会惊讶于从未见过的天空，立刻安静下来。[41]
当然，在毫不气馁地描绘我们心目中关于人类复兴的尝试的图景时，必须暂时无视我们文明的那些朋友们可能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在这方面，我们对最有成果的可能性的假设，出自通过诚实的科学研究获得的知识，这些知识的清晰理解得益于高尚人士的自我牺牲的行为——前文提到了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人士。[42] 当我们提及所有这些可以想象的反对意见时，我们只需非常彻底地确认自己的一个前提，即只有在真正宗教的深厚土壤中，才能产生实现伟大复兴的所有真正动力和完全可行的力量。在我们的清晰表述已经多次明确地给出启发性暗示后，现在必须特别将注意力转向我们考察的这一主要部分，因为我们将能够首先通过它来确切引导对艺术前景[的展望]。
我们的出发点是史前人类的腐坏；这里[的“史前人类”]绝不是指原始人，因为我们的理性方法对原始人一无所知。更确切地说，这里指的那些我们不了解其行动，但了解其作品的族群。这些作品都是文化的发明，历史上的人类只是为了达到文明化的目的而利用和歪曲这些发明，却对其丝毫没有创新或拓展；尤其是语言，从梵语到最新的欧洲语言混合体[的演变]，都显示出日益退化的趋势。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无论是谁，只要仔细思考一下那些人类的天性（在我们的没落当下，这些天性一定会让人惊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强烈的冲动（Drang）[43][不断]消逝又重新燃起，穷尽一切可能来满足自身，把这个世界作为它的作品呈现给我们；而在创造出“人”的时候，它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因为在人这里，它成为了拥有自我意识的意志，这意志现在认识到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本质，能够为自身作出抉择。对自身的惊骇是实现其最终救赎所必需的；通过那赋予他的认识，人获得了感受到这种惊骇的能力，即在同一个意志的所有现象中重新认出自己（Sich-Wiedererkennen）。而痛苦，那唯有他能感受的、达到为[获得]这[能力]所必需程度的痛苦，则为培养[惊骇]的能力提供了指引。如果我们不知所以地将神圣想象为一个不可能痛苦的领域，那么这种想法永远只是基于对一种可能性的愿望，而事实上我们找不到任何积极表述，只能找到一种消极表述。[44] 此外，只要我们必须完成意志的工作（我们本身就是意志），实际上就需要依赖否定精神，即对自身意志的否定——这种意志作为盲目的、只是欲望的意志，只有对障碍或不满足发出厌恶时，才是明显可察觉的。然而，由于意志又只是在这种自我[斗争中]挣扎，它的狂怒表现的不过是它的自我否定；最终，只有通过从苦难中萌生的共情，才能实现对这一点的自我反思，而共情作为意志的取消，表达了对否定的否定——我们根据逻辑规则将其理解为肯定。[45]
在我们的哲学家的伟大思想指引下，如果此时要用某种清晰的方式来探讨那些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关于人类使命的形而上学问题，就必须承认，所谓通过人类在历史的作为而为我们所认识的没落，是一部以苦难[为主题]的严肃教科书。在“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46]的意义上，这部教科书是意志在其盲目性中强加给自己的，为使自己能够“看见”。根据我们对地球形成过程的了解，地球表面曾经产生过类人族群，但后来由于地球内部发生了新的动荡，这些族群消亡了；至于他们之后重新出现的，也就是现在的人类，我们知道，地球表面的某种剧烈变动至少把其中的一大部分人从原始的出生地赶了出来，直到现在。因此，[即使]达到一种天堂般的自我快意（ein paradiesisches Behagen an sich selbst），也不构成这种暴力本能的谜题的最终解答，而这暴力本能的所有形态对我们的意识而言都是可怕和恐怖的。[47] 我们知晓的各种毁灭和破坏的可能性将永远摆在我们面前，本能通过这些可能性揭示了自己的真实本质；我们从生命的种子中萌芽，又一次次地看到这种子以可怕的形式出现在大海深处，它将永远无法在我们惊恐的意识中隐藏自己。人类的教化是为了[获取]沉思和认知的能力，因而也是为了平息急躁的意志冲动；难道人类本身不是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所有低级的层面上吗？在这些低级阶段中，指向更高级阶段的不成熟尝试被意志自身的狂野阻碍而所抑制，从而毫无进展；我们对这些尝试感到厌恶或共情。这种变化和前景，是否会让那些在大自然的慈母般体贴的呵护下被照顾和培养得温良谦和的人类最高贵种群感到悲伤和焦虑？他们被迫看着自己这种没落一直延伸到他们血统的最深处，他们也只能被动抵抗没落，那么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痛苦？如果把这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颓败史看作是人类苦难的教科书，那么，从中获得的教训会让我们认识到：就像重新树起被暴风雨掀翻的大厦，使其不再遭到毁灭那样，我们已经受到指引，用意识去修复因塑造世界的意志的盲目运作而造成的衰颓，这种衰颓阻挠了意志无意识追求的目标的实现。[48] 我们这代人很快就会明白，任何机器在这方面都毫无用处，因为只有那些了解大自然并懂得如何让自己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才能成功地驾驭大自然，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地球表面更合理地分配人口。而我们愚钝的文明，凭借其微不足道的机械和化学辅助设备，以及为其生产而耗费的最优秀的人力资源，总是在为不可能的事情作儿戏般的斗争。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的尘世居所受到了巨大震动，但如果这段没落的历史经验能够在我们心中建立和强化一种类似于前文提到的那三百万印度人的宗教意识，那么未来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避免人类已有的更高道德发展阶段出现倒退的可能性。
难道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来保护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再次屈从于盲目而汹涌的意志的力量吗？我们不是已经在日常饮食中颂扬救世主了吗？所有宗教，尤其是博大精深的婆罗门教，都被歪曲到了滑稽的程度，难道我们还需要那些惊人的寓言式美化吗？毕竟，我们面对的历史确实呈现着生活的真相，而历史通过真实的榜样为我们阐释了每一条训诲。让我们从精神和真相上来正确理解这段历史，而不是按照我们大学历史学家的言辞和谎话——他们只关心[历史上的]作为，为最遥远地方的征服者唱赞歌，却对人类的苦难一无所知。如果心怀救赎者，我们就会懂得，不是人们的作为，而是苦难使得过去的人们与我们亲近，使他们值得怀念；我们的共情只属于战败者，而不是胜利的英雄。我们周围的大自然，无论是基本元素的莽撞性，还是不可阻拦的低级的意志表达（这种表达在环绕我们的海洋和我们脚下的沙漠中显露自身），甚至在我们无意中踩中的各种虫子，都在向我们显现此时生存的巨大悲剧。尽管通过安宁的良知之力获得复兴后的状态如此平和，惟愿人类一直且永远记得这悲剧，并且每天都仰望十字架上的救世主，我们最后的崇高避难所。
如果我们能以一种对纯粹生命冲动的意识来持续地感知那震撼人心的崇高的[艺术]中介，并让世界悲剧的艺术诗人引导我们对这种人类生活的和解感到欣慰，从而得到安宁，那将是大有裨益的。这位诗意的牧者是唯一从不说谎的；在人类最重要的可怕畸变时期，他始终作为一位居间的朋友陪伴在人类身边。他还将陪伴我们进入重生的生活，以理想的真相向我们展示一切可朽事物的“譬喻（Gleichniß）”，而届时历史学家的现实谎言早已埋葬在我们文明的尘埃之下。[49] 正是通过寓言的附加物，宗教最崇高的核心被毁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它本应具备的现实可信性最终不得不遭到否定，从而导致这一核心本身也受到侵蚀。宗教成了一种戏剧性的杂耍。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富有想象力却容易受骗的穷人，尤其是南方国家的穷人，被这种戏法从真正的宗教信仰引向轻浮的游戏，与神灵[走过场]。我们将不再需要这些为维持宗教仪式而依赖的拙劣辅助手段来维持宗教文化。我们首先展示了只有最伟大的艺术天才才能将这些寓言塑造成理想，从而挽救其原有的崇高意义，又展示了该艺术又是如何因为完成了这一理想任务而心满意足，转而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又是如何被这一现实的深重丑恶所拖累，走向自己的没落。然而，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现实：一个怀着深刻宗教意识、从自身没落根源中重新站立起来，并重新塑造自身的人类血脉，手中拿有一本真正的历史书了；这条血脉现在从这[书]中汲取关于自己的教诲，不再自欺欺人。伟大的悲剧诗人曾向退化中的雅典人展示了崇高的榜样，却没能阻止其民族急剧的没落。这世界妄自菲薄地认为自己是艺术和自由精神的重生，并无情虚妄地追求没有感知的美；莎士比亚用奇妙的戏剧即兴创作作为镜子，呈现出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一个充满暴力与恐惧、完全无价值的世界，[但]他最终沮丧地发现这一切虽真实却毫无价值，而他的时代甚至对这些[呈现]无动于衷。现在，这些痛苦的人的作品将伴随并属于我们，而历史推动者的事迹只能通过它们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伟大的卡珊德拉在世界历史中的救赎时刻可能已经到来，她将摆脱自己的预言不得信任的诅咒。[50] 所有这些诗意的哲人都会对我们言说，并且是对我们说新的东西。
迄今为止，那些无情又无智的灵魂，总是习惯于把人类从罪恶生活[造成]的广泛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后的状态想象成充满惰性冷漠[状态]。但同时也要注意，他们所考虑的只是从最低的意志需要（即以多种方式塑造生命）中解脱，而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样，伟大的灵魂、诗人和先知的作用却被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只有通过一种有意识的驱动，我们未来必然[要经历]的生活才能摆脱这些痛苦和忧虑，而这种驱动总是要面对可怕的世界之谜。对救赎的必要性的认识拥有无限多的形式，它以最简单、最感人的宗教象征将我们合一，共同践行信仰，也总是引领我们从伟大精神的悲剧教义中重新获得慈悲的力量。当世界的一切表象如一场不祥的梦般消融时，相信我们已经参与了这一救赎本身；我们就不再害怕那咧开大口的深渊、无底洞中可怕的巨兽、自我折磨的意志催生的一切嗜欲的怪物，那白昼显现给我们的一切！[51] 啊！人类历史展现出的是：纯净而渴望和平的我们，此时听到的只有大自然的哀鸣，这哀鸣无所畏惧、充满希望，使万物复苏，并救赎世界。人类的灵魂在这哀鸣团结起来，通过它认识到自己的崇高职责，即救赎整个共同受难的大自然。这灵魂从现象的深渊飞升出来，脱离了一切[造成]生灭的可怕因果关系。躁动不安的意志只感到被自身束缚，但又从自身获得自由。
在瑞典皈依[基督教]之初，一位牧师的孩子在河边听到水妖对着竖琴唱歌。“继续唱吧”，孩子们对他喊道，“你不会得救的”。水妖伤心地放下竖琴，低下了头；孩子们听到了他的哭声，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嘱咐他们带着好消息回到水妖身边。“水妖，别再伤心了”，孩子们对他喊道：“爸爸告诉你，你可以得救”。此后，他们整夜都听到来自河流的乐音和歌唱，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声音了。——现在，救赎者亲自告诉我们，要奏响和歌唱我们的渴求、信仰和期望。基督教会给我们留下了最崇高的遗产，那就是基督教的灵魂——无尽的哀鸣、无尽的歌唱、无尽的乐音。神圣的音乐走出圣殿的围墙，重新遍布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使其重新焕发生机，[52] 并向需要救赎的人类传授了一种新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最无边无际的事物现在可以用最清晰的明确性来表达自己。
但是，最神圣的音乐艺术作品对我们当今世界有何启示？这些声音的启示来自最纯粹知识的救赎性梦境，它们会对当今音乐厅中的观众们说些什么呢？如果谁万分有幸，能以纯净无瑕的心灵和思想接受了贝多芬最后四部交响曲中的一部，那么他就可以想象，如果要让广大听众通过聆听获得真正符合这些作品本身性质的效果，那么听众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也许，美国震教派[53]奇特的礼拜仪式（其成员在庄严而热烈地确认关于放弃的宗教誓言后，在圣殿中载歌载舞）会帮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说这里表达的是重获天真无邪的孩童般喜悦，那么我们这些通过认识到人类的没落而纪念意志对自我的胜利的人，每天用餐时沉浸在这些交响乐的启示中，本身就应该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净化性的宗教行为。[54] 哀鸣欢快地升起，带来神圣的喜悦：“世界，可曾认识造物主？”[55]——诗人喊道，由于概念性的文字语言的需要，他必须用拟人化的隐喻来误解无法表达的事物。然而，在概念的可想象性之外，那位充满音乐诗意的先知向我们揭示了无法表达的事物：我们预料到，事实上我们感觉到并看到，即使是这个无法逃避的意志的世界，也只是一种状态，消逝于唯一者（Ein）面前：“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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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德尔松·巴托尔迪曾问伯托尔德·奥尔巴赫：“你统治过一个国家吗？”[57] 奥尔巴赫曾批评过普鲁士政府，而这位著名作曲家大概不喜欢这种批评方式。本文作者可能[也]会受到[同样的]质疑：“你想创立一个宗教吗？”那么，现在可以坦率地承认，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奥尔巴赫先生如果通过门德尔松的介绍获得了一个国家，他就会懂得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一样不可能。我对这件事的想法，就像一个艺术家在与公众打交道时的想法一样：只要我考虑一下，为什么即使是在公众面前取得了令人尊敬和羡慕的成功，也仍然完全不能让我满意，我就会认为我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通过这种方式，我确信真正的艺术只有在真正的道德基础上才能蓬勃发展，因此我能够认识到前者具有更崇高的使命，因为我发现它与真正的宗教完全融为一体。通过这种方式，我确信真正的艺术只有在真正的道德基础上才能蓬勃发展，从而我会认为艺术具有更崇高的使命，因为我发现它与真正的宗教完全融为一体。只要艺术家的理解方式与门德尔松的问题相同，将国家视为磨坊（人们的谷物在打谷场上脱粒后必须研磨才能食用），那么他就无法对人类发展的历史和其未来得出结论。当我在我的道路上被这种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驯化人类[的行为]所震撼时，我终于发现，未来人类的美好状态似乎是一种幸福的预示，别人只能把它想象成一种丑陋的混乱，而在我看来，它却是一种最井然有序的状态。因为在这种状态中，宗教和艺术不仅会得到保存，甚至会获得它们唯一应有的有效性。这条道路将完全排除暴力，因为它只需要培育好在我们中间已经遍地生根的和平的种子，哪怕只是稀疏和微弱的萌芽。
不过，一旦统治强权日益失去智慧的指引，事情的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对这种强权的威能所感到的惊讶，或许与传闻中腓特烈大帝曾体验并幽默表达过的惊讶一样：一位王公宾客在一次阅兵演习中对腓特烈大帝的士兵无与伦比的军姿表示惊奇，腓特烈大帝幽默地回答说：“最了不起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家伙没有把我们打死。”幸运的是，我们无法预见，那些为了军人荣誉而被激发出来的强大本能，会如何在内部造成战争机器的磨损，又会如何以这样的方式自行崩溃，以至于对一位腓特烈大帝来说，这其中或许不会有任何出人意料的性质。但令人担忧的是，不断发展的战争技巧正日益背离道德力量的根基，转向机械力量的发展！在这里，低级的自然力中最原始的力量被设定为一种人为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尽管有一切数学和算术，盲目的意志一旦以自己的方式与基本的[自然]力量决裂，就会受到干扰。铁甲舰是骄傲华美的帆船不可能对抗的，它已经让我们看到了鬼魅般可怕的景象：缄默而虔诚的人们操作着这些怪物，他们看起来根本没有人形，甚至在可怕的锅炉房里也不会再开小差。但正如自然界中万物都有其天敌一样，艺术也在海洋中造出了鱼雷，在其他地方造出了炸药筒之类的东西。人们会认为，包括艺术、科学、勇敢和荣誉感、生命和财产在内的这一切，都可能被一个无法预料的过错而炸毁。除了这种最严重类型的事件，在我们的繁荣与和平在那里烟消云散后，可能发作的只有缓慢但精准注定的大饥荒。那么，我们就会回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哲学家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教条中发现的，“就像上帝创造了世界，好让魔鬼来夺走它”。
那就是意志以其十足的残暴统治一切的地方。我们是蒙福的，我们已经转向了高贵的前人的境界！
这种认识有什么用？[58]——《宗教与艺术》续篇
1880
如果你们问，认识到历史中人类的没落有什么用，毕竟大家都是通过人类的历史发展才成为现在的我们，那么那么一开始，也许可以这样反驳回答：去问那些始终真正完全掌握这种认识的人，向他们学习如何真正拥有这种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新鲜，因为每一个伟大的心灵都唯独被它所指引：去问各个时代真正伟大的诗人，去问真正宗教的创立者。如果最伟大的国家领袖们也能正确且完整地具备这种认识，那我们也很乐意把你们引向他们，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事业总是让他们只在历史既定的条件下进行实践，但从未让他们拥有能超越这些条件并深入其本源的自由视野。因此，恰恰是在国家领导人那些总是失败的创举中，我们最清晰地证明了不能掌握那种认识[所导致]的恶果。就连一个马可·奥勒留能够达到的，[也不过]是对世界的虚无的认识，而无法达到哪怕只是对世界的确[已经]没落的假设（这种没落也可以从别的角度考虑），更不用说[认识]这种没落的原因了。自古以来，这[种局限性]构成了绝对悲观主义观点的基础；一般来说，出于某种便利，专制政治家和统治者很乐意受这种观点的引导。与之相反，对我们没落原因的深入完整的认识，也指向了彻底复兴的可能性，而这对政治家来说又毫无意义，因为这种认识远远超出了他们那种暴力但始终徒劳的作为的范围。
那么，为了求得对世界的清晰认识，要想弄清楚不应该向谁询问，我们应该大体上全面地审视一下当前所谓的政治世界局势。随手拿一份报纸，并且带着完全事不关己的态度将其读完，这种局势就会立刻向我们展现出其特点：我们会碰到只有应然却没有实然[的情况][59]。意志脱离表象，却又带着对权力的无限欲求，这种欲求甚至让当权者都认为自己缺乏权力，除非他权力更大。这个当权者届时究竟打算用这权力做什么，人们徒劳地寻找答案。从[他]身上，我们总是看到罗伯斯庇尔的形象在浮现，罗伯斯庇尔借助断头台清除了彰显他那些造福人民的理念的障碍，现在却不知所措，只能泛泛地提倡美德，而这种美德从共济会那里倒是更容易获得。但看来，现在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在争夺罗伯斯庇尔那样的“殊荣”。上个世纪，这种情况还较少得到利用——尽管耶稣会士[为了]利益而进行密切监视，那时人们仍然公开为王朝利益而争斗，而耶稣会士最近还不幸误导了法国最后一位暴君。[60] 这位统治者认为，为了巩固自己王朝，也为了文明的利益，必须让普鲁士蒙受挫折，而由于普鲁士拒不屈服，就不得不引发了一场德国统一的战争。这争取到了德国的统一，并通过条约确立下来。但难以回答的是，统一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们得到承诺，只要先掌握更大的力量[61]，未来某个时候我们终将在此事上获得解答：德国统一必须能向各方龇牙示威，即便它已无可咀嚼。当人们眼前浮现出那个那个在孤寂中竭力操劳，孜孜不倦地寻求权力工具的强化的强权者形象时，他们会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坐在福利委员会席位上的罗伯斯庇尔。相反，如果我们提及的那种认识能启发这位当权者，那么他本应适时明白，应该用那些业已证明有效的权力工具来成就什么，进而向世界宣示怎样的信息。我们乐意相信他对和平之爱的承诺，但必须通过战争才能证明的保证是一种不幸。我们真诚希望，真正的和平终将以和平方式赢得。因此，那位平息上一次和平破坏者的强人本应明白，与那蓄意挑起的可怕战争相对的，不应是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协定（该协议简直是在引导人们不断为新的战争做准备）[62]，而是另一种和平。[63] 在此，如果能认识到陷入这种没落的战争文明状态的人类实现真正复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或许就可以促成一项开辟世界和平的协议——这样，就不会去攻克堡垒，而是去拆除堡垒；不会去索取未来战争安全的抵押物，而是去给予保障和平的抵押物。然而现在，只是权衡和专门考虑了历史权利和与之相对的历史要求，而二者的基础都是征服权。[64] 看来，即使是最有善意的国家领导人，也无法超越这种作为的视野。他们都幻想着世界和平；即使是拿破仑三世也心怀此念，只不过这种和平应该有利于他的王朝和法国：因为这些掌权者无法想象，除了靠威震四方的大炮威慑来加持之外，和平还能以什么方式存在。
无论如何，大家可能会发现，如果我们的认识被视为无用，那么伟大的政治家们对世界的认知甚至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严重的危害。
我以前遭遇过一种情况：关于我阐述的我们公共艺术的没落，没什么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我关于它的复兴的想法，却遭到了强烈抵触。如果撇开那些的确肤浅的乐观主义者，那些亚伯拉罕怀抱中无忧无虑的希望之子，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关于世界的无常，甚至关于人类普遍的衰颓与丑恶的看法，并没有特别令人反感：每个人对大家的看法，他们自己都心知肚明，但科学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它学会了在“不断进步”中自圆其说。那么宗教呢？路德真正愤慨的是罗马教会渎神的赎罪券买卖——众所周知，教会甚至允许为尚未遂行的罪作预支。他的义愤来得太晚了：这世界很快就知道如何完全把罪取消掉了，而如今人们虔诚地期待通过物理和化学来获得对邪恶的救赎。
让我们承认，要让世界赞许我们这种知识的益处并不容易，尽管这种认识能轻易地让世俗之见的无用性全无争议。然而，但愿这种洞察力不会妨碍我们更深入地探究那种益处。为此，我们不能指望愚钝的大众，而必须转向那些更卓越的睿智者——但也正由于这些头脑至今仍普遍被自身的昏聩所主导，导致正确认识的解救之光无法穿透到大众之中。然而，这种昏聩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目睹自《圣经》问世以来各个时代最卓越的头脑都受其影响，进而陷入判断的肤浅，这着实令人诧异。人们会想到歌德，他认为基督[的存在]仍是悬而未定的，但亲爱的上帝[的存在]却毋庸置疑，只不过对于后者，他当然保留了以自己的方式在大自然中寻找上帝的自由；但这些五花八门的物理实验与尝试无休止地进行，最终必然导致一个结论：上帝根本不存在，只有“力和物质”。直到很晚（多么晚啊！）的时候，才有幸由一位伟大的心灵，澄清了犹太上帝概念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陷入的长达千年的混乱。我们要感谢康德思想的阐释者、高瞻远瞩的亚瑟·叔本华，是他让那些心存困惑的思考者，最终能在真正的伦理学基础上重新站稳脚跟。
谁要是想了解现代思想的混乱，了解我们时代理智的浑噩，只需看看一切哲学体系中最清晰的叔本华哲学体系所遇到的巨大阻力便可知晓。不过，一旦我们明白，完全理解这一哲学将导致我们迄今秉持的判断[方式]发生彻底转变，就如同异教徒接纳基督教时经历的那种转变，那么这对我们而言就很好理解了。尽管如此，看到一种建立在最完善伦理学之上的哲学成果被视为毫无希望[的东西]，这总还是让人惊愕不已的。由此可见，我们满怀希望，却不愿去认识真正的道德。叔本华对世界的无情摈弃，是基于此处揭示的人心的衰颓，而这个世界也只是以这种历史可见的模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让一些人感到恐惧，他们不愿去探寻只有叔本华才明确指出的、使邪路上的意志得到回转的道路。然而，我们的哲学家以一种与最崇高宗教相符的方式，清晰明确地指出了这些可能带来希望的道路。倘若摆在他面前的只有对世界的如实呈现，导致他分身乏术，因而只能把探寻和踏上这些道路的任务留给我们，那么这并非他的过错。毕竟，这些道路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双脚去行走。
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引导人们自主踏上真正希望之路，就我们当下的教化水平而言，除了全面把叔本华的哲学作为一切更高精神与道德文化的基石外，别无他法；我们应该致力的也别无他事，只有在生活的每一领域都使此事的必要性得以实现。如果这一举动能够成功，那么由此产生的积极且真正具有复兴意义的成效将不可估量，因为我们也清楚看见，由于缺乏对世界本质的正确且全面的基本认识，我们在精神和道德层面已被贬抑到何等无能[的程度]。
当教皇们将《圣经》从民众手中夺走时，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由于与福音书相关的《旧约》极有可能以某种方式使纯粹基督教的思想变得不可辨认，一旦人们觉得能从《旧约》中为种种荒谬行径和暴力之举找到合理借口，那么把这种利用[方式]留给教会比留给人民更为明智。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一场特殊的不幸：路德在对抗罗马教会的堕落时，手中可支配的唯一权威武器便是这本完整的《圣经》；若不想让这武器失去效力，他便不能对其内容有任何删减。[65] 这本《圣经》还被他用于为那些饱受忽视的穷苦民众编写要理问答手册——从这小书令人动容的前言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他当时的绝望。这位充满共情的改革者对他的民众发出了真正哀恸的呐喊，使这高尚的改革者产生了像拯救溺水之人那样急切的心情。带着这样的心情，他现在正迅速给处于极度窘困中的人们送去现成的必要精神食粮和精神慰藉。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他的呐喊]，那就必须为此把他当作榜样，以便立即用更持久的供应，取代那些现已显得短缺的食粮和慰藉。为了说明这种努力的出发点，让我们引用席勒给歌德的信中的一段精彩的言辞：“如果我们坚持用一种本质特征来把基督教与其他一神论宗教相区分，那么这种特征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律法的废除，即康德式定言命令[的废除]，基督教想用一种自由倾向来取代它。因此，基督教在纯粹形式上是美好道德的代表或神圣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唯一的审美宗教”。——
让我们从这“美”的视角出发，审视一番摩西律法石板上的十诫。路德也认为，有必要首先凭借这十诫，去面对一个在罗马教会和日耳曼拳头法则统治下，精神与道德全然蛮荒的民族。因此我们会发现，[十诫]中根本不见真正基督教思想的踪影。仔细探究便知，它们仅仅是禁令而已，大多是通过路德附加的解释，才拥有了诫命的特性。我们无需对这些诫命展开评判，因为这么做只会牵扯到我们的治安和刑事立法。为了维护公民社会的存续，对这些诫命的监管，乃至对无神论的惩处，都已交由这种立法来执行，其中或许只有“不可有别的神”这一条能幸免。
所以，我们这里完全不考虑这些保存相当完好的诫命。相反，如果有一种在此适用的基督教诫命，它会极为清晰地呈现于所谓神学三德之中。在我们看来，这些美德的常规排序与引导人们树立基督教精神这一目的并不完全契合，因此我们想把“信、爱、望”[66] 的顺序调整为“爱、信、望”。把这唯一能救赎和赐福的三位一体视为美德的化身，并将践行这些美德立为诫命，看似有悖常理，毕竟从另一方面讲，美德及其践行理应被视作神恩的馈赠。然而，当我们首先仔细考量，在崇高的基督教意义上的“爱”的诫命对自然之人提出了怎样近乎苛刻度的要求时，便会很快领悟，美德及其实践的获取，会蕴含怎样的功绩。我们整个文明朽坏的根源何在，除了爱的匮乏还[能是什么]？当青少年的心灵逐渐看清当今世界时，又怎能去爱这个世界？毕竟，谨慎与怀疑似乎成了与世界相处的唯一建议。诚然，正确的引导只应有一条可行路径：让青少年认识到，世界的无爱就是世界的苦难；由此激发的共情，将意味着他能有意识地远离导致世界苦难的根源，即强烈的欲求，从而减轻和缓解他人的痛苦。然而，对于自然之人来说，最难以理解的事物莫过于邻人本身，如何唤醒他们对这一点必需的认识呢？在这里，除非通过正确引导自然人了解万物的自然起源来唤起自然之人的这种知识，否则靠诫命是不可能[唤起]的。——对此我们认为，最可靠、甚至几乎是唯一能够引导人们获得这种理解的，是对叔本华哲学的明智运用。这一运用的结果让所有早期哲学体系都感到羞愧，它是对世界的道德意义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又是所有认识的巅峰，本可以从叔本华的伦理学中得到实际应用。唯有源于共情、并在共情中使自我意志彻底瓦解的爱，才是具有救赎力量的基督教之爱，信和望自然蕴含其中：信是对世界道德意义的一种绝对确定的意识，并得到最神圣的榜样的证实；望则是有福地知晓，这种意识绝不会受骗。
然而，我们还能从何处获得比这位哲学家更清晰的指引，来抚慰被世界的现实显像的幻相所惊骇的心灵呢？我们只需从这位哲学家的见解中探寻将其传达给未受学术熏陶之人的自然理解力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或许可以尝试为那篇无可比拟的论文《论个体命运中貌似的合目的性》（»über die scheinbare Absichtlichkeit in dem Schicksale des Einzelnen«）赋予通俗易懂的内容阐释。[67] 那么，“永恒的神意”（die ewige Vorsehung）这一因其含混不清而常被随意使用的观念，就会依据其真正含义得到合理的解释；否则，它那表述中包含的荒谬只会把绝望之人驱使向粗浅的无神论。对于那些被物理学家与化学家的傲慢所惊吓，因不敢接受从“力和物质”出发对世界的解释而认为自己只能被看作头脑迟钝的人而言，如果能借我们哲学家的驳斥向他们表明，那些“原子”和“分子”是多么笨拙的东西，那么对他们来说也不亚于一种莫大的恩惠。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对世界的观念性（这种观念性由我们感知的唯一基础，即时空法则所决定）的清晰认识融入到“爱、信、望”的崇高大厦中，我们会给那些一方面被教会的威胁所吓倒、另一方面被我们的物理学家逼至绝望的人带来多么难以言表的益处啊。凭借这一观念性，所有因恐惧而对“另一个世界”的“何地”与“何时”苦苦追问的心灵都将认识到，[这些问题]只需以一抹喜乐的微笑来回应。毕竟，如果这些看似至关重要的问题存在答案，那么我们的哲学家已经用无可比拟的精准与优雅给出了[答案]——这句话可以说只是作为对时空的观念性进行定义的而附带的话语：“唯独取消了‘何处’、‘何时’，才有安宁、静谧与幸福。”[68]
但现在，不幸的是，我们与人民的距离如此遥远，他们需要一种肯定意义上的神圣永恒的感性真实表象，而神学只能在 “时间之外”的否定意义上向他们提供[这种表象]。宗教也只能通过寓言式的神话和形象来满足这种渴望，教会由此建造了其教义的大厦，而大厦的倒塌对我们来说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在之前的《宗教与艺术》一文中，我试图展示它那零落的砖石如何成为一种古代世界尚不为人所知的艺术的基础；然而，我们应当以审慎严肃的态度来考量的是，这种艺术通过彻底摆脱对自己的不道德要求，在新道德的世界秩序中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深远意义——尤其是对“民众”而言。“完美的满足与真正值得向往的状态，始终只在形象中向我们显现：在艺术作品中，在诗歌中，在音乐中。当然，人们或许可以由此确信，[这样的满足和状态]必定存在于某处。”[69]——若能深入挖掘我们哲学家[以上]精妙而深刻的见解的内容，那么这位哲人将再次引领我们窥见可能性领域中无比丰饶的远景。在此，这个思想被纳入严谨的哲学体系，[使得]那些[原本]似乎只能用略带怀疑的微笑来陈述的内容，极可能成为我们得出真挚而严肃的推论的起点。藉由对心性的超然影响，最崇高的艺术作品的完美譬喻将使我们清晰地辨识出那个原型——其“某处”必然只会显现在我们那充满爱、信、望，且超越时空的内心之中。
然而，如果最高艺术缺乏一种代表着至善道德世界秩序的宗教象征作为基础，它就无法获得实现这种启示的力量，而唯有凭借这一基础，艺术才能真正为民众所理解。从生活实践中提炼出神圣的譬喻，艺术作品才能将这种神圣性带回给生活，进而超越生活，达到至纯的满足和救赎。
至此，[我们]已然勾勒出一个广阔甚至可以说无法估量的领域；它的轮廓或许清晰，但由于远离日常生活，[本]已[变得]不易识别。对这一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看来或许是值得努力的。我们认为有必要明确指出，政治家无法引导我们进行这样的探索，且对我们而言，在研究中完全避开政治这一毫无成效的领域是很重要的。相反，我们都应该以最大的谨慎，去深入探究所有那些能够通过精神教化而引导人们确立真正道德的领域，直至其最细致的分支。我们的心中别无他求，惟愿从这每一个领域中吸引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同僚。这些人也已经存在：例如，参与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让我们在生理学领域认识了志同道合的人士，他们凭借专业科学知识，帮助我们对抗那些国家授权的科学亵渎者的无耻主张，即使不能取得成功——可惜现在别无他法。我们已在别处提及那些完全和平的联合会，对它们而言，践行我们的思想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如今，我们只期望看到这些团体中的实干者能加入我们，他们能够在这一伟大事业中找到自身的特殊价值。这一伟大事业大致可以如此描述：
我们洞悉人类历史走向没落的缘由，也明了其复兴的必然；我们坚信此番复兴的可能，并矢志于全方位推动其付诸实现。
很可能值得商榷的是，这样一个联合会的合作[内容]是否不应远超出近期目的，即向戏剧节活动[70]的赞助方进行通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本联合会的尊贵参与者并非毫无意愿地关注这些通告。不过，就本文作者而言，他必须声明，今后他只会为指定领域提供更多通告。[71]
宗教与艺术续篇
- 认识你自己
1881
伟大的康德训诲我们，要让认识世界的渴望服从于对自我认识能力的评判（Kritik）。如果我们由此陷入对世界现实的极度不确定之中，那么随后叔本华通过一种更深入的评判，即不再评判我们的认识能力，而是评判先于一切认识的我们自身的意志，训诲我们得出关于世界本身（An-sich）的最可靠结论。“认识你自己，你便认识了世界”——皮提亚[神谕]如是说[72]；“环顾四周，这一切都是你”——婆罗门教如是说。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古老智慧的训诲在我们这里已然完全失传，以至于它们必须历经数千年后，才通过康德天才般的迂回路径，由叔本华重新为我们发掘出来。因为，对当今我们全部的科学与政治技艺的状况进行一番审视，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毫无真正宗教核心的东西沉溺于粗野的胡言乱语中，[并且]经过两千年的操弄，它们凭借这种胡言乱语，竟能在民众愚钝的目光中显得几乎是可敬的。
谁会在对世界局势的评判中，发现“认识你自己”这一原则的应用呢？我们并不知晓，有哪个历史事件让行动者彰显了出这种训诲的影响。人们总是攻击自己不理解的事物，而当我们因此自我伤害时，却以为是他人所为。但凡思想中带着这条训诲来审视当下的反犹运动，谁又不会感到似曾相识呢？似乎没有任何人觉得有必要去询问或深究，犹太人如何能获得这般看似如此有害的、既渗透我们又凌驾我们的权力；或者，即便有所探究，也止步于最近十年或更再几年的事件与状况之前。我们仍未在任何地方感受到足够的意愿，去进行更加深入的自我反思，即在此对我们整个本性与文明（例如我们称为“德国的”[本性和文明]）的精神和意志进行一次精确的评判。
此处涉及的这个过程，或许比其他任何过程都更能让我们对自身感到惊叹。我们似乎在这过程中察觉到，一种曾在自己身上完全熄灭的天性又姗姗甦醒了。大约三十年前，如果有人考虑到犹太人缺乏用生产性来参与我们艺术活动的能力，并且在十八年后又受到激励，试图重新探讨这一问题，那么他定会招致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强烈愤慨；用带有疑问[色彩]的强调[语气]来念出“犹太人”这个词也变得十分危险。我们现在突然听到，曾经在道德美学领域引起最强烈不满[的东西]，正以粗俗的流行形式，从市民交往和国家政治领域大声传出。这两种表述背后的事实是：犹太人在一切可想像的关系中被赋予了自视为“德国人”的权利，这就像墨西哥的黑人通过一个全面的授权，就被允许自视为白人。认真思考这个过程的人，即使忽略其荒谬本质，也必会对国家当局的轻率（毋宁说是轻浮）感到极度震惊，他们竟然在几乎未对自身行为加以深思的情况下就颁布[政令]，对我们民族本质进行如此巨大、后果不可预见的改造。
这里喊出的套话是“所有德国公民享有平等权利，不考虑宗教信仰的差异”。
为什么某个时期会有德国人竟然把一切让犹太民族与我们具有根本性区别的东西，归咎于宗教“派别”的不同？毕竟，恰恰是在德国历史中才出现基督教会的分裂，导致国家法律对不同教派进行了承认。[73] 诚然，在这明显遭到滥用的套话里，我们触及了一个关键点。一旦我们以毫不留情的力度将“认识你自己”指向自身，这个关键点就能帮助我们解释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此，我们也立刻遭遇了最近的经验：每当触及犹太教根基，比如依据摩西典籍的真实文本对其先祖（尤其是伟大的亚伯拉罕）进行评判时，那些鼓动反犹的牧师先生们便顿觉束手无策。他们随即就觉得，基督教会（[作为]“实证”宗教）[74]的基础开始动摇了，而一种承认“摩西信仰”的主张已经显露出来，并且其信徒被赋予了与我们站立在同一立场上[的权利]，以便讨论通过耶稣基督获得的“新启示”是否具备充分的凭证。因为他们（包括英国前首相）据此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他们过剩的众多小先知中的一个，而我们却对他大做文章。然而现在，要想从基督教世界构造以及受其影响早早走向退化的教会所赋予的文化特征中，去证明耶稣的启示优于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启示，无疑是困难的。因为，尽管饱经四散离乱，犹太部族直到今天仍与摩西律法保持了统一，而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却与基督教训诲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之中。作为这种文化的结果，对于那做着最终盘算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面对着发动战争的必要性，更必要的是为战争筹集资金。这样一来，犹太人把我们的国家社会划分为军事阶层和市民阶层：鉴于数千年来对军事领域的陌生，他们更倾向于将经验与学识倾注于市民阶层，因为他们深知，正是市民阶层必须为军事提供资金，而他们自身在这方面能力已经得练就得出神入化。
如今，在我们当中定居的犹太人在获取和积累巨额财富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我们的军事国家当局对此只是表现出敬意和欣喜的惊叹。然而，依我们所见，当前反犹运动似乎在暗示，人们正试图提醒那些权威关注一个问题：犹太人的钱究竟从何而来？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运动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财产，甚至所有权，而我们突然为[二者]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国家的所有努力，似乎都指向比其他任何事务更优先地确保财产[安全]。
如果将“认识你自己”应用于我们的宗教教会的起源，必然会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造成令人堪忧的糟糕局面，那么，当我们试图保护国家社会唯一懂得的财产不受犹太人指摘，而去探究这种财产的本质时，也可能产生不亚于[前者的]不利后果。
在我们国家社会的良知里，“财产”被赋予了几乎高于宗教的神圣地位：人们对冒犯宗教的行为尚可宽容，但对损害财产的行径却绝不姑息。既然财产被视作一切社会存在的根基，那么并非人人都拥有财产，甚至社会中大部分人从出生就与财富无缘的状况，就必定显得更为有害了。显然，通过这种[财产不平等的]情况，并且由于自身原则，社会陷入如此危险的动荡之中，以至于它被迫用一切法律来盘算这无法调和的冲突的解决办法。而对所有权的保护，即便在最广泛的国际法意义上也是维持军事力量的主要[理由]，[但这种保护]实际上只能意味着保护有产者去对抗无产者。尽管有多少严肃而精于计算的人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其解决办法（包括平均分配所有权）都没有获得成功。似乎，那个看似非常简单的所有权概念，一经国家的利用，就如同往人类躯体里钉入了一根木桩，他们必将在病痛中日益萎靡。
在评判我们国家的特征时，对国家的这些历史起源与发展过程的考量似乎是最不可或缺的，因为唯有如此，权利与法律体系才能[合理]推导与解释。那么，财产不平等，甚至大部分国民的赤贫状态，作为近代国家征服的后果（例如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或英格兰反过来对爱尔兰的征服），就必须拥有合理阐释，有必要时还需要得到辩护。我们无意让自己纠缠于这种如此困难的考察，只需指出：由于法律为财产占有赋予了神圣性，今日清晰可见的原始所有权概念发生了改变，即购买凭证已经取代了所有权获取，而这两者之间，暴力占有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人们对金钱的发明及其作为万能文化力量的价值，已有诸多精妙卓越的想法、说辞和论述，但在盛赞之时，也应留意它自古以来在传说和诗歌中所遭受的诅咒。如果黄金在文学中被刻画为吞噬真纯人性的恶魔，那么我们的伟大诗人最终也将纸币的发明视为魔鬼的幻影。如果把尼伯龙根的厄运之戒当作证券皮包，那幽灵般的世界统治者的恐怖形象或许就得到了更为完整的塑造。的确，这种统治被我们进步文明的代表们视为一种精神力量，甚至一种道德力量，因为如今，衰微的信仰已被“信用”所取代，而“信用”则是一种虚构之物，通过最严密、最精巧的防欺诈和防损失保障措施来维系我们彼此的诚信。我们现在正经历着这种信用带来的好处，而似乎也把这一切的责任毫不犹豫地推给犹太人。诚然，在我们不擅长的领域，他们是行家。但凭空生财的本事却是我们的文明自己琢磨出来的，或者如果归咎于犹太人，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文明是野蛮元素与犹太元素的杂合体，而绝非基督教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教会代表们也确有必要达到一些自我认识，尤其当他们一边以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名义索要耶和华的应许，一边却仍在迫害这些后裔时。基督教适应了世界上一切统治势力的野蛮和暴力，从撕裂性的猛兽变为精于算计的猛兽；而后，它恐怕难以凭机灵和诡诈在敌人面前立足；正因如此，我们目前不期望能从教会当局和国家当局那里获得任何特殊的帮助。
然而，当前这场运动显然有着内在的动机，尽管可能还没有在其至今的领导者的行为中显现出来。此前，我们认为这一动机或许是德国人民已然丧失的某种天性的觉醒。人们谈及种族间的对立。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我，明确各种特定人类血脉[群体]之间究竟想构建怎样的关系。首先要明白的是，相较于特征极为鲜明且长久不变的犹太种族，如果我们要谈论“德意志种族”，那么对它作出确切界定是非常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的。当学者们争论种族混血或传承纯粹种族对人类发展更有价值时，判断标准仅仅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进步性培育”的理解。人们称赞所谓罗曼民族（可能也包括英格兰人）为混血种族，因其显然在文化进步上领先于相对保持纯粹的日耳曼种族。谁要是不受这种文化和文明的表象所迷惑，而是寻求让伟大的品格带来人类的拯救，那么就会再次发现，伟大的品格更有可能，甚至几乎只会在传承纯粹的种族中出现。未受侵蚀的血统本性的力量，似乎首先用骄傲取代了所有尚未养成、唯有历经生活的艰难考验才能获得的更高人类美德。这种独特的血统骄傲，正是在中世纪曾带给我们像诸侯、国王和皇帝那样杰出的品格，如今在纯正日耳曼出身的贵族中或许仍有迹可循，尽管已经出现明显的退化。如果我们想理解面对犹太人渗透而无力抵抗的德国民众为何没落，就应当认真反思这种[贵族]的没落。如果我们首先考虑德国在三十年战争中所遭受的史无前例的人口毁灭，或许就找到了正确的路径。在城市和乡村的男性人口大部分惨遭屠戮之后，女性人口也有相当大一部分遭受了瓦隆人、克罗地亚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瑞典人的凌辱。经历这场浩劫，那些人口受影响相对较小的贵族，或许已很难认为自己与幸存民众同属一个血统。然而，在之前的多个历史时期，这样的血统归属感却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民族内涵遭受重创后，恰恰是这些真正的贵族，总能一次次地将正确的精神重新唤起。从古老血脉的新分支在民族大迁徙后推动德意志部族复苏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那次民族大迁徙让留在故土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真正的英雄血脉。从霍亨斯陶芬时期贵族诗人对德语的重振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此前只有修道院的拉丁语还被认为是高雅的，而现在诗歌的精神甚至深入到农家院落，为民众和贵族创造了一种完全相同的通用语言。我们还能从德国人民抵抗罗马强加的教会羞辱这一事件中再次看出这一点，因为贵族和诸侯的行动激励了民众英勇反抗。然而，三十年战争之后，情况变得不同：贵族再也找不到让他们有同族之感的人民了。庞大的君主制权力格局从德国本土转移到了斯拉夫东部地区。退化的斯拉夫人和衰颓的德国人构成了18世纪历史的底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犹太人终于能满怀信心地从资源已被榨干的波兰和匈牙利迁到这里定居，甚至贵族和君主也不再嫌弃与他们做生意——因为，贵族的骄傲早已被抵押，置换成了虚荣与贪婪。
在较近的时代，我们发现民众也具备了这后两种性格特征——比如，和我们渊源颇深的瑞士人就觉得他们根本不能允许自己以其他方式看待我们！为此，“德意志”这个称谓几乎是新创造的。然而，这次新生距离真正种族心性的重生还很遥远，这种心性首先体现在一种可靠的天性上。可以说，我们的民众缺乏一种判断对自己有益、合适、有帮助且真正有价值事物的天性。他们与自身疏离，笨拙地模仿那些外来的习俗。独特而伟大的精神曾降临到他们身上，这[在其他民族]是从未有过的，可他们却不懂得适时珍惜。然而，在最没有头脑的报纸写手或政治说客的花言巧语的无耻蛊惑下，他们竟会将其奉为自身的关键利益代言人。而只要犹太人敲响那纸糊的证券交易之钟，民众就会把钱砸过去，想用自己的积蓄让对方一夜暴富。
相反，犹太人确实是世界历史迄今所展现的最惊人的种族一致性的典范。没有祖国，没有母语，他们凭借自身绝对且不可磨灭的特质的可靠天性，穿越所有民族的土地与语言，得以毫无差错地不断找回自我。即使混杂也无损于他们；无论男女，即使与最异质种族混杂，也总会有一个犹太人再次出现。即使与任何一个文明民族的宗教发生再浅层的接触，他也无法与其产生真正的关联；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宗教，而只是相信他们的上帝许诺的一些东西——这些许诺绝不像所有真正宗教那样，指向一个超越现世、超越时间的来世生活，而是仅仅指向此时此地的现实尘世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他们的民族据说被承诺将统治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事物。因此，犹太人无需思考或空谈，甚至不用计算，因为最复杂的计算早已在他那与一切理想绝缘的天性中，精准无误地预先完成了。[这堪称]奇妙绝伦的现象：作为人类没落的具象化，这个带着强烈自信的恶魔，同时又是摩西教的日耳曼公民，自由派王侯的宠儿和帝国统一的担保人！——
尽管这里呈现出一种看似完全无法弥补的劣势，德意志种族（倘若我们还假定其存在的话）在这种劣势下相较于犹太种族处于不利地位，我们仍须将德意志天性的甦醒纳入考量，以解释当下这场运动的成因。既然我们不得不放弃对纯粹种族本能的表述，或许我们应转而允许自己探究一种更高[尚]的本能——尽管它对当今民众而言仅是朦胧而虚幻的意识，但仍可被描述为一种天性，只是其根源更崇高、目标更远大，或许[应被称作]纯粹人性的精神。[75]
为于解决当前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恐怕不能寄托多少希望在真正的世界主义者那里，如果这样的人的确存在。要遍历世界历史，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保持对人类的爱，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只有与孕育我们成长的民族那种不可磨灭的归属感，才能够起到补充作用，以便把因纵览全局而断裂的线索重新连接起来。在此，这种归属感让我们明白自己所是；我们心怀与同胞的共情，并像关心自己家人的命运那样努力抱着希望。祖国，母语——那些失去它们的孤儿多么可悲！然而，能从自己的母语中认出祖先的语言，又是多么幸福！通过这样的语言，我们的感受和洞察能远远超越我们新近拥有的祖国，超越我们历史认知的范畴以及由这些认知所诠释的我们生存的外在形式，一直追溯到原初的人类。在[他们]那里，没有财产界限来禁锢我们的高尚[品质]，我们会觉得自己与人类创造性的原初之美有着相同血统。而这便是我们的德语，我们祖先唯一真正传承下来的遗产。如果我们在一种外来文明的压力下感到窒息，并且对自我的判断也陷入摇摆不定[的地步]，那么我们只可以在我们语言真正的、源自祖先的土壤中挖掘其根源，以便立即获得关于我们自己，甚至关于真正的人性本身的令人心安的启示。自古以来，始终从我们自身本性的源头汲取力量的可能性，培养了我们的伟大人物和精神英雄；这可能性让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种族或人类亚种，而是人类本身的原初血脉。我们无需担忧那些那些陌生的、没有根源的文明的创造者是否能理解并欣赏他们。相反，在祖先的事迹和天赋的滋养下，我们有能力以清醒的精神去洞察并反过来正确认识他们，并依据他们作品中蕴含的纯粹人性的精神去评价他们。所以，真正的德国天性恰恰只探寻这种纯粹人性的东西，也单靠这种探寻才能有所助益——这就不仅裨益自身，还利于一切事物，哪怕是那些遭受扭曲、但本质上却纯粹和真实的事物。
如今谁又会忽视，因为这种高贵的天性未能在其民族生活或宗教教会生活中真实表达自身，并由此给我们带来了痛苦，所以它迄今为止只能以一种软弱、模糊、容易被误解且缺乏成效的方式续存？在我们看来，可悲的是，这[天性]没有在任何党派中显现——尤其是那些当下仍妄图主导我们政治、精神及民族生活动向的党派。单看它们给自己取的名号就知道，这些党派并没有德国的出身，也就绝没有德意志天性的灌注。保守党、自由党和保守自由党，以及后来的民主党、社会派，或者社会民主党等等，目前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表现，在我们看来必定是相当空洞的。因为这些党派没有一个愿意践行“认识你自己”——即使是唯一最含糊地以“德意志的”自居的“进步党”[也不例外]。我们只看到一场利益纷争，各方都在争夺[同一]目标，且这个目标并不高尚。显然，谁为了利益而武装得最强大，也就是最为肆无忌惮，谁就会为赢得胜利果实。我们恍若陷入了一场时而谄媚逢迎、时而惊惧交加、最终令人窒息的迷梦，而这个梦与我们庞大的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有关；一切都在催促我们从这个梦中醒来。但这个梦的特性恰恰在于，只要它笼罩着我们，我们就把它视为真实生活，并像抗拒死亡一样抗拒从中觉醒。终于，最强烈的恐惧让那个受到极度惊吓的人拥有了必需的勇气：他甦醒过来，而他视为最真实的一切，不过是人类苦难的恶魔编织的幻梦。
我们这些不属于那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只把救赎寄托于人类朴素神圣的尊严的甦醒。因此，我们被这些党派视为无用之人而遭受排斥。尽管我们自身也心怀共通的畏惧，但只能无奈地看着迷梦者[陷入]痉挛，因为我们所有的呼唤都无法传入他的耳中。因此，我们就保存、呵护并强化我们最好的力量，以便为那最终必然自我觉醒的人提供一种高贵的激励。但唯有那个让狂热者深陷党派斗争的癫狂之中的恶魔，无法在我们中间找到任何自我营救的时机或场所——唯有这个时候，犹太人才将不复存在。
恰恰基于当下这场运动，也即只有在我们德国人中间才可能再次得到设想的运动，我们德国人才比其他民族更可能率先找到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之道，前提是我们能毫无惧色地深入到自身存在的内髓，去践行“认识你自己”。只要由此足够深入地推进，并且克服一切虚假[造成]的羞耻，我们就不会再回避那种终极的认识——在前文的论述中，对于那些有前瞻性的人而言，这一点应当已经得到了预示。
2.英雄主义与基督教
1881
在认识到人类复兴的必要性之后，寻求人类血统纯化（Veredelung）的可能性几乎只会让我们出处碰壁。如果我们试图用身体衰颓来解释人类的没落，并援引历代最崇高的睿智者作为依据（他们认为，用动物性饮食取代原始植物饮食是堕落的根源），那么我们就只能陷入这样的假设：身体的基本物质已发生改变，进而衰颓的血液导致气质的腐坏，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品质的腐坏。
我们这个时代一位极为睿智的人完全撇开了这种解释，也无视那些从人类生存的这一角度来阐释人类种族退化的尝试。他的确也认为这种没落源于血液的衰颓，但他根本没有考虑食物变化这一因素，而是单纯将其归结于种族的混杂。在这种混杂过程中，优等种族的损失要比次等种族的收获大得多。戈比诺伯爵（Graf Gobineau）[76]在其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人类物种没落过程的极为精细的图景，其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令人震惊。我们无法拒绝以下事实的正确性：人类种族之间的不平等是不可调和的，这些种族组成了人类[整体]，而且其中最优秀的种族确实可以统治较低等的种族。但通过与这些低等种族混杂，它并不能把这些种族[提升]到与自己相同的地位，反而只能使自己变得不那么优秀。或许这种关系就足以向我们解释自身的没落。[但]即便这种认识令人绝望，我们也不应对此充耳不闻：如果它合理地假设我们尘世之躯的必然毁灭只是个时间问题，那么我们或许只能习惯于知晓人类心性终将消亡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有一种超越所有时间空间的规定；另外，关于世界是否具有道德意义这一问题，我们在此首先通过自问来尝试给出回答：我们是想像兽还是像神那样走向灭亡？
在此，首要之事或许是更深入地探究那个最高贵种族的特性，因其自身的消振，它才湮没于低等种族之中。近代科学清晰地让人们认同，最低级人类种族必定源于与其接近的动物物种。对此越是认同，我们就越难解释所谓白色人种源自黑色和黄色人种这一说法：甚至我们的生理学家对白色肤色的成因也尚未达成一致。当黄色人种认为自己起源于猿猴时，白色人种则认为自己是神的后裔，并独获了统治权。我们明确得知，如果没有白种人的行动、成就和创造，人类历史将无法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将世界历史视为白种人与黄种人、黑种人混杂的产物——这些低等种族只不过是通过与白种人的混杂改变自身、并趋近白种人的水平，才得以进入历史。白种人的衰颓如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数量上远少于低等种族，因此被迫混杂，而正如之前所述，白种人因失去纯洁性所遭受的损失，远超过低等种族通过混杂得到的收获。
此刻，我们暂不打算哪怕稍稍提及古老原始种族不断增多的间接混血所产生的无穷多样的结果。为达目的，我们只需聚焦于其中最纯粹、最高贵的种族，以洞悉其与低等种族的巨大差异。如果说概览所有种族时，人类物种的统一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最崇高的意义上，构成这种统一性的要素可以称之为“有意识地受苦的能力”，用于领悟最高道德发展的潜能，那么，鉴于白种人必须完全置于其他种族之上，我们现在要问，白种人的优势究竟体现在哪里？戈比诺以精准的确定性表示，[白种人]的高贵特质并不是出自道德品质的独特发展，而是来源于其更丰沛的基本特性——这些基本特性正是道德品质的源泉。我们需在意志的更强烈而细腻的敏感性中寻找这些特性——这种敏感性通过丰富的机体显现出来，并与必要的更敏锐的智力相结合。此时的关键在于：在欲求着的意志的本能驱动下，智力能否提升为将自身光芒反射于意志的那种明见力，从而通过约束意志而转化为道德动力。相反，[如果]盲目欲求的意志压倒了智力，这对我们而言就标志着较低等的本性[的胜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尚不能将那些刺激性的需求解释为被智力之光照亮的动机，而只能解释为普通的感官冲动。[77] 痛苦，即便在这些较低等的本性中可能表现得极为强烈，但在世界克服者的智力中只能形成相对微弱的意识。反之，对痛苦的强烈意识却能够将高等本性的智力提升至洞悉世界意义[的境界]。这个崇高的过程被一种本性彰显在相应的行为之中，我们称这种本性为英雄性。——
在救赎者掌权之前，这个被欲望和仇恨笼罩的世界不应继续存在。他曾通过苦难与共情把那些背负重担的穷人召唤到自己身边，引领他们进入上帝的国度；此时他必须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将在自身的罪孽深渊中、在正义的天平上走向毁灭。在那些遍洒阳光的美丽山峰，即那些他喜欢向人们宣告拯救的地方，他总是只用“穷人”能理解的意象和譬喻来作讲述；他指引他们看向那可怕而死寂的“欣嫩子谷”[78]——待到审判日，贪婪与杀戮[之徒]将被遣送到那里，在绝望之中彼此呲牙咧嘴。
希腊神话将赫拉克勒斯[79]塑造为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主义典范。那些交托给他的任务，本意是想让他在完成过程中丧命，他都以骄傲的服从去完成，并借此把世界从最残酷的灾难之中解救出来。除了命运安排的苦难，我们很少见过英雄处于其他境地，甚至重未见过。赫拉克勒斯因赫拉出于对他的神圣之父的嫉妒而被追捕，并被置于一种仆从般的依附状态中。在这个主要特征中，我们并非毫无理由地认识到那本艰辛劳作的教科书的作用；最高贵的雅利安部族和血统正是在这本教科书[的指引下]，成长到半神的的高度。他们在那些绝非最温和的气候带那里[发展到]完全成熟，最终进入历史——[这一事实]恰能向我们阐明他们起源的命运。这样，在此也产生了那种骄傲的自我意识，作为以英雄般的劳作克服苦难与匮乏所结出的果实，这种意识使这些种族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永远区别于其他种族。如同赫拉克勒斯和齐格弗里德[80]，他们深知自己拥有神的血脉：在他们看来，说谎是不可思议之事，而自由之人就是真诚之人。历史上，雅利安种族的这些部族特性，从未像在最后一批纯正保留下来的日耳曼部族与业已没落的罗马世界相接触时那样，展现得如此清晰。他们的部族英雄核心特质在此得到历史性重演：既以血汗为罗马人效命，又轻蔑看待罗马人，认为其远比自己低下，就像赫拉克勒斯对欧律斯透斯的鄙夷。他们借由时势成为拉丁—闪米特帝国的统治者，而这或许就是导致他们覆灭的原因。骄傲这一美德十分脆弱，也不容妥协，就像血液[不可混杂一样。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美德，日耳曼民族于我们而言便毫无意义。因为这种骄傲是诚实者的灵魂，甚至是在役使关系中也保持自由的人的灵魂。这样的人从不恐惧，却深怀敬畏——这种敬畏是至高的美德，而“美德”的正确含义仅存在于最古老的雅利安民族语言中。而荣誉本身表达了一切个人价值的精髓，因此不像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样可以给予或接受，而是作为神圣出身的见证；甚至在最屈辱的痛苦中，荣誉也能使英雄本人不受到任何屈辱的玷污。因此，由骄傲和荣誉衍生出一种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下，不是财产使人高贵，而是人使财产高贵；这反过来又表现为，过多的财产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因此碰巧得到这些财产的人会很快将它分配出去。
当我们审视这些特质及其衍生的结果，尤其是它们在一种经久不衰的高尚习俗中所呈现的样子时，一旦发现这种习俗走向没落或那些特质逐渐丧失，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其根源在于这些家族血统的衰颓，毕竟我们能清晰看到，没落总是伴随着种族混血而出现的。那部对人类种族不平等进行研究的著作，其作者精力充沛又才智出众，他已经如此彻底地查明和阐述了这一事实，以至于我们只能让朋友们去参考它，从而能够假定，我们进行的与[他的]阐述相关联[的讨论]绝非肤浅之见。因为此刻，对我们的目标而言，要务在于重寻那英雄——面对自己的部族、习俗与荣誉的腐坏时，他怀着惊讶奋起反抗；通过神奇地使那邪路上的意志得到回转，他终在神圣[之境]重新成为神性英雄。[81]
基督教会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只允许完全健康强壮的人立下彻底放弃尘世的誓言，而任何身体上的虚弱甚至残缺都会使他们丧失[资格]。显然，这种誓言只能被视为出自最英勇无畏的决心。而那些反而把这当作“懦弱的自我放弃”（就像最近有人说的那样）的人，不妨勇敢地享受自我保全，不必再去处理那些与己无关的事。即便我们可以认为，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促使意志彻底远离生命，但这[种远离]始终体现着意志本身的最高力量。无论这种意志的回转是源于对十字架上救主的目睹、写照还是想象，一种克胜那同一个意志的共情，总是以这样的方式，与对那塑造世界的意志的特性所产生的最深切恐惧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这个意志发出最强烈的力量来背弃自身。从那时起，我们看到圣徒在承受苦难和为他人牺牲方面，甚至超越了英雄；圣徒的谦卑几乎比英雄的骄傲更不可动摇，而英雄的真诚则化作了殉道者的欢乐。
那么，“血统”，也就是种族性质，对于一个人能否践行这种神圣的英雄主义，究竟有多大价值呢？显然，最后的、基督教的拯救宣报，来自一种极其多样化的种族混杂的发源地。这种混杂从迦勒底—亚述帝国兴起时开始，通过白人部族与黑种人的混合，塑造了后来罗马帝国人民的基本特征。按照从东北方迁入亚述平原的闪族这一主要部族[的名称]，我们面前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称这种性格为“闪族性格”，并以最大的确定性指出其对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他认为，这种性格的主要特征，一直在自称“拉丁”的这个民族中得以保留，尽管这个民族[后来又]经历了所有新的混杂。这一种族的独有标志是罗马天主教会，其守护者是教会册封的圣徒。尽管我们最终只通过一种非基督教式的浮华展现看到民众膜拜这些圣徒，他们的价值也不应该为此而在我们眼中遭受贬抑。对我们而言，在历经数百年的闪米特—拉丁教会的严重衰颓后，已经不可能再有真正的圣徒，也就是秉持真诚的英雄殉道者从教会中成长出来。而且，如果我们不得不从整个文明的虚伪性推断出，其传承者的血脉已然衰颓，那么我们很容易会认为，基督教的血脉同样也已衰颓。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血脉呢？别无二者——正是救世主本人的血脉，曾神圣地注入他的英雄们的血管之中。
救世主的鲜血，从他的头顶、从他在十字架上的伤口汩汩流出，谁会亵渎地追问，这血是属于白人种族，还是其他种族呢？如果我们称其为神圣的，那么，怀着敬畏之心探寻其源头，只能在我们所定义的人类物种的统一性的东西中去寻找，即有意识地承受苦难的能力。我们必须将这种能力视为大自然在其进化的上升序列中所达到的最后阶段；从这一阶段起，大自然不再孕育出新的、更高级的物种了，因为在这种能够有意识承受苦难的物种中，大自然通过取消（Aufhebung）那永不停息、自我争斗的意志，实现了自身唯一的自由。这种意志那难以探究的根源，鉴于它在时间和空间里不可能被揭示，只有那样的取消才会向我们显现——此时它作为神圣的救赎意愿而呈现出来。[82] 如果我们现在发现，所谓白种人的血特别能够有意识地承受痛苦，那么现在必然认识到的是，救世主的血就是有意识去承受痛苦的集中体现——作为神圣的共情，[圣血]作为人类物种的本源倾注而出。
在此，我们仅仅借用了一种既晦涩又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述；这种表述所能牵涉的内容，或许可以在历史的映照下，在那更清晰的光芒中得到领悟。从白人种族的宗教中可以窥见：从那得到强化的首要能力中[83]，我们确定了人类物种的统一性；从最受青睐的白色人种的宗教中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这种能力，他们在世界最重要的事务中崛起，从而把自己提升到了怎样的高度。的确，对我们来说，婆罗门教无疑是最令人惊叹的证明，[展现了]那些我们首先遇到的雅利安血统精神的远见卓识和无瑕的准确性。他们在对世界最本质的认识基础上建构起一座宗教大厦，我们看到，历经数千年后，这座建筑仍然坚若磐石，至今仍被数百万计的人们信奉为一种教义，这种教义贯穿并决定着了生活、思考、痛苦和死亡的每一个习惯。唯一的缺点在于，它是一个种族宗教：那些关于世界的最深刻阐释，以及从中而来的净化和救赎的最崇高指引，今天仍然是由那些[血统]极为混杂的人来训诲、信仰和遵循，在其中找不到一丝真正道德的痕迹。无须在这种景象前停留，也不用深究其原因，我们只考虑一点：它是一个征服和奴役的民族，在衡量了较低等民族与自身确实存在的巨大差距后，它又以宗教为工具建立了一种文明；并且，通过宗教与文明的相互渗透和支持，它建立了一种统治——通过恰当评估和利用现有自然条件，[它]设计出了这种最为稳固的持久[的统治]。[这是]无与伦比的杰作：统治者与饱受残酷压迫的人们被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一致性中，其程度让被压迫者的反抗变得难以想象；正如佛陀为了整个人类物种的福祉所发起的慷慨的事业，也不得不在白人统治者的顽固种族势力阻碍下受挫，进而沦为黄种人以质朴迷信的[方式]接纳的拯救秩序，进而又陷入新的僵化。
既然白人种族的血脉明显已丧失活力和趋于衰颓，那么，始终更加充满有意识地承受苦难的人类天才，该从何种血脉中孕育出救世主呢？关于自然之人的起源，我们的叔本华偶尔会提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深刻假设。他依据的是通过压缩使力量增长的物理定律，按照这一定律，在异常的高死亡率阶段之后，双胞胎出生率异常高的现象就得到了解释，这仿佛是生命力为对抗威胁整个物种的毁灭压力而加倍迸发[的结果]。这进而引导我们的哲学家假设：由于某种特定性别固有的组织缺陷，动物性生殖力受到对抗力量的威而胁濒临毁灭，于是在某一对个体身上，动物的繁殖力被激发到如此异常的强烈程度，以至于这次从母体中诞生的不仅是一个器官更高级的个体，而且这一个体还带来了一个新的种群（Spieces）。救世主血管里的血液，或许就这样作为人类这一物种本身的神圣升华物，从那渴望救赎的意志中流淌出来，为拯救在其最高贵种族中走向衰颓的人类而付出极致的努力。
徘徊于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思辨，已经把我们许多聪明的头脑引入了最荒谬的阐述；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就此已经处在这种思辨的最边缘，并且谨慎地不再沿着这条[思辨之路]路前行，那么仍可以从前文关于救世主血液的假设中，提取出救世主功绩的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特性，即他的训诲的简洁性——这种简洁性几乎只在榜样那里得到体现。在那个奇妙的诞生中得以升华的，属于全体受难人类物种的[圣]血，不应[只]为一个种族的利益流淌，即便这个种族备受亲睐；相反，它将自身献给整个人类物种，以使[后者]血液中的所有污垢进行得到最高贵的净化。由此产生了纯粹基督宗教的那种崇高的简约性，而例如婆罗门教，由于它将对世界的认识用于巩固那受青睐种族的统治，进而在这种人为化之下，它已经迷失到完全荒谬的地步。当我们目睹最高贵种族的血统因种族混杂而逐渐衰颓时，或许对于最低等种族而言，通过领受耶稣[圣]血，正如基督教唯一正统圣礼中以象征[的形式]发生的那样，能获得最神圣的净化。如此看来，这[圣]血堪称一剂解药，可抵御种族混杂带来的衰颓。或许地球孕育万千生灵，正是为了服务于这一拯救秩序。
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这种假设的可怕之处：人类注定要实现完全的平等。并且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只能以一种可怕的图景来想象这种平等，就像戈比诺在他著作的结尾只得我们展示的那样。这个图景之所以最终变得完全令人厌恶，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透过我们文化与文明的迷雾来设想它的可能性。相反，文化与文明本身就是误入歧途的人类所催生的虚假东西，对这一点的正确认识是真诚精神的使命。我们丧失了血统中的高贵，并在教会统治的泥淖中，目睹基督教殉道者精神本应带来的解救已沦为用谎言来[施加]奴役的工具；此后，真诚精神便已离我们远去。诚然，最令人感到绝望的，莫过于观察那些从中亚故土西迁的人类部落族群，却发现文明与宗教尽管已经发展至今，却仍然未能让他们以对大家最合理的方式，分布在地球上气候宜人的区域。如果能舍弃那些很大程度上被用作长期居所的荒凉之地，一个和平社群的自由健康发展所面临的大部分困扰与阻碍，原本可轻易得到消除。
我们血统的衰颓不仅由于我们背弃了自然饮食，还尤其因为最高贵种族的英雄血脉与那些昔日的吃人者（[现在]被培养成我们社会商业专家）的血脉发生了退化性的混杂。如果有人将我们公共精神这种迟钝的笨拙仅仅地归因于这种血统的衰颓，那么他或许的确是正确的，前提是不能忽略一点：任何即使挂满高贵勋章的胸膛，都掩盖不了苍白的心脏的微弱挣扎，这挣扎正在控诉着它的出身——它来自一个无爱结合的结合，尽管这一结合完全符合部族习俗。——
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仍试图穿过文中提及的重重恐怖景象，获得对人类物种未来令人鼓舞的一点展望，那么当务之急便是探寻现存的基础，以及利用这些基础可能带来的[机遇]。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谨记：最高贵种族致力于凭借完全合乎自然的方式统治和剥削低等种族，却造就了彻头彻尾的非道德世界秩序；与此相同，各种族通过混杂[达到的]所谓平等，刚开始也不会带来一个审美意义上的世界秩序。相反，对我们而言，唯有基于普遍的道德一致性，这种平等才是可想像的，而真正的基督教似乎注定要来塑造这种一致性。
但现在，正如我最近看到某位语文学家所期望的，只有在真诚的、而非“理性的”道德基础上，真正的审美艺术之花的繁荣才可能实现——对此，过去所有伟大诗人与艺术家的生命与苦难，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教益的启示。——
至此，我们[触及]到了我们的[主题]领域。让我们集中精神，深入探讨刚才提出的内容。
[1] 见席勒1795年8月17日致歌德的信。
[2] 德语所谓Symbol可以是纯粹的符号（价值在于其指向的意义，外在形象没有价值），也可以是意义和形象的融合。本文中，瓦格纳所谓Symbol地位显然高于符号，因此翻译为象征。而艺术形象表达了宗教神话的真意，所以有意象价值。
[3] 德语新约圣经中多次出现Wahrheit一词，用于翻译希腊词ἀλήθεια，中文圣经一般翻译为“真理”。这个词由否定前缀ἀ-（非、不）与λήθη（遗忘、隐蔽）构成，字面意为没有被遗忘或不被隐藏的状态，延伸为将原本遗忘或隐藏的东西揭示出来。在新约语境中，耶稣作为上帝之子，是不可见的上帝化身而成的现实血肉之躯。那么从这个词的词源含义角度看，道成肉身就是对上帝和他的神圣旨意的显露，而耶稣本人就是ἀλήθεια（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希腊词对应的德语词即Wahrheit，在本文的语境下翻译为“真相”。瓦格纳用其指代宗教揭示的真相，这种真相与世界的虚假相对应。
[4] 比如，人们当然知道戏剧演员不是真实历史人物，所以不会把戏剧艺术作品当作现实意义上的真相来看待。所以，艺术家注重的不是真假。
[5] Armen am Geiste，路德写为Armen im Geiste，中文圣经一般翻译为“虚心的人”（合和本）或“神贫的人”（思高版），是指那些意识到自己灵性上的不足，谦卑地寻求神恩的人。见《马太福音》5：48。瓦格纳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智性或知识水平不高，却寻求信仰的人。为了与后面的“富人”对应，本文翻译为“精神上的穷人”。
[6] 瓦格纳1864年的文章《论国家与宗教》认为，圣徒作为榜样，“通过放弃、自我牺牲的行为，通过不变的温良，通过遍布其所有行为的严肃性中[透出]的崇高的喜乐”，可以把“内在的、极乐的直观传达给世界”。见：瓦格纳，《论国家与宗教》，奚望译，李沛阳校，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上半年刊（总第20期）：第410页。
[7] Vereinigung有团结、联合、合一的意思。与基督合一有众生一体的意味，而瓦格纳表达还包括人们应当通过效法基督而与之共同受难，即与受难的基督相联合。后文的联合会（Verein）的词根和这里的联合是一样的。后文把作为组织的Vereinigung翻译为同盟。
[8] 这里是说，自然法则源于人本性中的认知能力，但生命意志的回转导致人的本性和自然法则被超越。“意志”和“生命意志”都是叔本华哲学中的概念。
[9] 指非凡权柄。
[10] 耶稣对这些人的召唤，见马太福音11: 28，5: 4，5: 5，5: 10，5: 44，马可福音12: 31，约翰福音13: 34。为保持行文一致性，本文将Sanftmüthig翻译为温良。
[11] “我们伟大的哲学家”指叔本华。
[12] 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上卷第45章。
[13] 直译为“在该现象出现后”，指耶稣降世和受难之后。
[14] 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上卷第70章。
[15] 叔本华区分了世界的征服者（Welteroberer）和世界的克服者（Weltüberwinder），前者只是以征服来满足欲望，而后者克服了生存，也克服了必然伴随着生存的欲望，从而克服了生存的场所，即世界。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上卷第68章。瓦格纳的《论国家与宗教》也沿用了这样的区分。
[16] 这几个词语是希腊神话、中世纪、北欧神话、希伯来语和德语对地狱的称谓。
[17] 这句话的“这里”和“那里”指代不明。瓦格纳可能是说，拉斐尔的圣母像表现的是神圣性的源泉，米开朗琪罗的审判场景表现的是神圣性的洪流。也可能是说，神圣性的源泉在圣母那里，而神圣性在耶稣这里呈现为喷涌的洪流。
[18] 这里的意思是，教义用一些形象，即具体的人事物来理解宗教精神，而绘画则把这些人事物直观地呈现出来。
[19] 这里的意思是，艺术家用世上那些邪恶残忍的事物当作范例，来塑造痛苦的形象。
[20] Beschauung是叔本华的常用词，指一种艺术直观，它是无目的的，因此使欲望沉寂下来，暂时脱离痛苦。这句话瓦格纳是说，理性抗拒奇迹，但对圣母像的观照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奇迹的可能。只不过这种观照仍然要受教条束缚，比如需要知道其背后的宗教寓意。
[21] 瓦格纳1870年的著作《论贝多芬》详细讨论了这一点。
[22] “这就是你”（或“这就是那”）在婆罗门教很多经典中都有出现。这个箴言表现的是宇宙本质（梵）与个体本质（我）的同一，即“梵我一如”；既然一切个体都是同一个梵的化身，那么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本质是一样的。
[23] “迷幻”是叔本华哲学体系中的概念，瓦格纳的《论国家与宗教》和歌剧《纽伦堡工匠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也多次使用这个概念，但对其含义作了改动。瓦格纳所谓迷幻包括外在假象和内在无意识冲动两方面含义。《论国家与宗教》中Wahn翻译为“迷影”，现改为迷幻。
[24] 希腊神话中，阿特柔斯将忒堤斯的两个儿子杀死，并将他们的尸体做成了宴会上的食物。
[25] 这里借用了叔本华对意志客体化的等级及其发展的分析，似乎与进化论有相通之处。但叔本华反对进化论，而瓦格纳则对进化论饶有兴致。
[26] 指公元138年至192年间罗马帝国的安东尼王朝。这一王朝拥有相对和平与繁荣的环境。
[27] 见路加福音22: 19-20。
[28] 即圣餐礼。
[29] 四旬斋期即某些教派在圣灰礼仪后到复活节前的大斋期，纪念耶稣受难，共四十天。期间，信徒要过清苦的生活。
[30] 这里，瓦格纳暗示耶稣可能并非犹太人。瓦格纳的女婿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更是明确表示耶稣不是犹太人。这种理论日后被纳粹进一步强化和扭曲。
[31] Jehovah是希伯来语“神”的拉丁化的形式，而 Jahve 更接近希伯来语“神”的原始发音。Elohim则是希伯来语中对神或神性存在的更笼统的称呼，但一般来说，与单数动词搭配时专指旧约的上帝。
[32] 见《君主论》第18章，但这句话并非原话，而是瓦格纳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反写，用以总结马基雅维利的观点。马基雅维利本身的意思是，既然可以料到人们不会对你守信，那么你就不必对他们守信。
[33] 文化（Kultur）一词源自拉丁语cultura，最初意为农业上的耕种、培育等，后来演变成对人类精神、道德和知识等方面的发展和培养。
[34] 至少按照瓦格纳后一任妻子科西玛的日记记载，他在1872年就读过达尔文的著作。
[35] 原注：笔者明确引用了阿·格莱泽(A. Gleizès)所著的《塔利西亚, 或人类的拯救》（»Thalysia, oder das Heil der Menschheit«），由罗伯特·施普林格（Robert Springer）从法语很好地翻译和编辑而来。(柏林，1873，奥托·扬克出版社)这本书所阐述的最细致的研究成果似乎占据了一位最和善、最博学的法国人的一生。如果不确切了解这些成果，就很难让读者对从中得出的这些结论产生好感——[本文]目前关于人类复兴可能性的尝试所得出的也是这些结论。
[36] 这里的意思是，人们嘲笑联合会的努力，更惊讶于这些联合会竟敢如此狂妄地向军事统领提出反战要求。
[37] 指亚当。
[38] 瓦格纳和叔本华一样，对旧约和犹太教有强烈的批判态度。但瓦格纳还批判犹太人，并有反犹主义倾向。
[39] 按照罗纳德·泰勒的记载，瓦格纳坚持吃了几周素食后就叫嚷：“如果我只吃草，怎么会有好的点子？”见Ronald Taylor. Richard Wagner: His Life, Art and Thought. London: Paul Elek, 1979: 231.
[40] 马太福音22：21。
[41] 猪的头不能抬起来，所以看不到天空。
[42] 指耶稣。
[43] 指意志冲动。这是叔本华的概念。
[44] 痛苦常在，而“无痛苦”只是痛苦的消失，因此是消极表述。见《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上卷第58章。
[45] 叔本华所谓意志的否定是意志的取消，而意志的肯定是对意志冲动的顺从。瓦格纳早期曾沿用叔本华的说法，但这里的表述是不一样的。瓦格纳这里用了“对否定的否定”的说法，但与黑格尔无关，因为1854年瓦格纳致信李斯特时，就已经把叔本华的宿敌黑格尔斥为江湖骗子。
[46] 出自歌德的《浮士德》，梅菲斯特对浮士德的回答。
[47] 这句话指出，个体的宁静并非终极救赎。瓦格纳指向的是共同救赎，这种观点也体现在歌剧《帕西法尔》中。这与叔本华的救赎观有明显差异。
[48] 和叔本华一样，瓦格纳认为救赎是通过认识而有意识地发生的，这种认识即上述意志的自我认识。本文中，这种认识在基督教意义上是通过对苦难的共情产生的。《帕西法尔》也呈现了“因慈悲而得智慧”的救赎道路。
[49] 这里的意思是，艺术诗人的譬喻揭露了万物的“可朽性”，相比之下历史学家迷失在对虚假的大千世界的记录中。
[50] 卡桑德拉（Kassandra） 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她有非凡的预言能力，但受到诅咒，永远无人相信她。
[51] 白昼代表虚假的表象世界。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也在这个意义上将白昼与黑夜对立。
[52] 此处的描述与《帕西法尔》第三幕有关。
[53] 震教派（Shaker-Sekte），即基督复临信徒联合会。最早于18世纪出现，实行独身主义、简约生活、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以及和平主义。他们因祈祷仪式的夸张舞姿被称作震教派。
[54] 用餐时伴随交响乐的启示来纪念意志对自我的胜利，似乎可以类比前文提到的工作结束后聚在一起享用面包和葡萄酒时的纪念。
[55] 这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一句唱词，原作是席勒的《欢乐颂》。
[56] 约伯记19：25。
[57] 巴托尔迪是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名字。托尔德·奥尔巴赫（Berthold Auerbach，1812-1882），德国作家、诗人。
[58] 《宗教与艺术》的三个续篇明确表达了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观点。相比正文，这三个续篇在学术价值上并不突出，但出于文本完整性的考虑，仍将其译出。
[59] 这句话原意是碰到“有借无贷”（Soll ohne Haben）的情况，瓦格纳可能是说只有想法，不顾现状。
[60] 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位时间1852–1870），他通过政变上台，实行高压统治，并试图以武力扩张（包括发动普法战争）来巩固地位。相比之前的统治者，拿破仑三世与天主教会取得了和解。但普法战争并不是“受耶稣会误导”的结果。
[61] 这段话的权力和力量是同一个词Macht。
[62] 指1871年德国统一的协定。
[63] 以上两个段落的表达较为混乱，大致阐述的是如果政治家缺乏一种对人类没落的真正“认识”，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在绝对悲观主义认为世界注定衰败的前提下，人类只能靠权力和暴力维持表面秩序；政治家利用这一点，只追求自身意愿而不顾现实，因而权力欲无限膨胀却不知如何使用权力。这种权力欲最终演变成战争与杀戮。这种状态下，和平也只是暴力逻辑的延伸，无法导向复兴。在《论国家与宗教》中，瓦格纳曾认为改善世界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但此处的观点已有不同。
[64] 这里的意思是，在拟制和平协定的过程中，双方仅仅基于过去的历史权利和要求来进行权衡和谈判，而没有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考虑和平。
[65] 实际上，路德编撰的《圣经》是否“完整”，向来是有争议的话题。
[66] 《圣经》中的顺序是信、望、爱（哥林多前书11：13），瓦格纳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出错了。
[67] 这篇文章收录于叔本华的《附录与补遗》第一卷。
[68] 见《附录与补遗》第二卷第47章。时间空间形式是人类认识表象世界的基本前提，但要超越表象世界，必须达到非时空性，即对理念的直观。在叔本华那里，这种直观一般出现在艺术和宗教中。所谓“另一个世界”是瓦格纳在叔本华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阐释的概念，这不是指其他某个地方的天堂或地狱（因为这种地方仍然受时间空间形式所规定），而是从表象世界及其认识基础中获得解脱后进入的状态，无所谓“何处”、“何时”。从瓦格纳各种表述中看，“另一个世界”可能是一种万物合一的彼岸（《特里斯坦》中的情形），也可能是用释然的心态重新认识的世界本身（在《工匠歌手》和《帕西法尔》中的情形）。
[69] 见叔本华的《美和审美的形而上学》（Zur Metaphysik des Schönen und Aesthetik）。
[70] 指拜罗伊特戏剧节。
[71] 可能是指以后仅就戏剧节活动进行通告。
[72] 皮提亚是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负责传布阿波罗的神谕。德尔菲神庙的三句箴言包括“认识你自己”，但没有瓦格纳列举的后半句“你就认识了世界”。
[73] 这里是说，教派本身就已经是德国历史的产物，是具有德国特性的东西，因此不能用教派来区分犹太人与德国人。
[74] 19世纪晚期所谓实证宗教（positive Religion）一般是指根据明确的经典、教义和礼规等建立起来的宗教，注重启示和历史传承，与强调人类内在理性和道德律的自然宗教相对。这里瓦格纳想表达的是，要强调基督教的“传统”，就不得不追溯到犹太教那里。
[75] 瓦格纳区分了本能（Trieb）与天性（Instinkt），后者有更正面的含义。
[76] 戈比诺（1816-1882）是法国外交官、种族主义理论家，和瓦格纳有书信往来。
[77] 前一种情况下，智力从意志冲动中解脱出来，转而沉浸于纯粹认识之中（即叔本华所谓对理念的直观）。后一种情况下，智力是意志的工具，帮助意志达到目的。
[78] 欣嫩子谷是圣经中带有地狱含义的地方。
[79]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拥有超凡力量和勇气的英雄，以凡人之躯完成十二项神迹伟业，成为拯救人类的光明象征。但他受困于神的诅咒与自我疯狂，最终因毒血自焚而死，以凡胎的毁灭换取神性的永生。
[80] 齐格弗里德是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也是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里的主要人物之一。在瓦格纳的歌剧中，齐格弗里德英勇而强壮，也不懂得什么是恐惧。他杀死了恶龙，获得魔戒，但矮人哈根为了抢夺魔戒而从背后偷袭，将其刺死。
[81] 叔本华把存在当作一种歧途（Verirrung），而从这种歧途中折返（zurückzukommen）就是救赎。见《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下卷第48章。
[82] 对叔本华而言，意志的否定或取消意味着静态的彼岸，即非存在的“无”。但对瓦格纳而言，意志的取消意味着时空形式消散，但意志还可以继续保有“救赎意愿”的形式，成为神圣的东西。鉴于在对理念的纯粹直观中，一种脱离时空形式的存在是可能的，那么救赎并不需要消灭存在。瓦格纳这种说法为《帕西法尔》式在世救赎提供了基础。
[83] 即前一段提到的“有意识地承受苦难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