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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6日下午，“文研讲座”第378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本次讲座主讲人为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主持人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肖清和。讲座伊始，钟鸣旦老师自述青年时代从比利时到荷兰求学，修习汉学与人类学，人类学训练激发了他对“文化相遇”的浓厚兴趣，并将“明末清初”时段视作“实验室”。博士期间，他师从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后者著有《佛教征服中国》，也是在研究中国如何接受佛教、基督宗教。许理和教授采用了“从边缘看中国”的方法论，处理中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这影响了钟老师的研究取向。同时钟老师也关注历史学作为一门“之间”（in-between）的艺术，即处理自我（self）与他者（other）的关系。自我与他者相遇，就产生了“之间”。中文中的很多词汇，如“人间”“时间”，都折射了对于“间”的敏感度。历史学家所要研究的是相遇所产生的故事的遗留，如文献、图片、艺术品、建筑、礼仪、团体、概念，等等。本次讲座的研究集中于文献，也同样源自于“之间”。钟老师认为，“之间”是文化历史创作的重要组成，而“文化间史学”则帮助我们注意到，不同文化的互动本身就是写作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中，他探讨了一个有趣的案例：17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到了中国，发现中国的历史比欧洲更长，这使他们震惊不已——此前他们普遍认为，《圣经》毫无疑问是历史的起点。于是，他们开始翻译中国的历史著作并将其带回欧洲。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随后又出于自身需要重新诠释这些史书。钟老师据此提出问题：传教士使用了什么文献，又如何解释这些文献？中国学者的解释如何塑造传教士对历史的解释？▴[比]钟鸣旦 著，陈妍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
关键问题在于，《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曾淹没整个世界，只有诺亚一船幸存，那么大洪水之前的历史又是怎样遗存下来的？不同的传教士对中国上古历史文献的理解与解读呈现出多样化的立场。例如，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曾著有《中国历史的第一世代》（1658，1659）。对他而言，欧洲历法家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卫匡国之后，另一位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则认为，与《圣经》的拉丁文译本相比，希腊本译文包含更早的历史编年，那么中国的历史仍然可以纳入《圣经》的历史，而不会严重影响这部经典的地位。身处欧洲的汉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所著的《中华帝国全志》虽涉及年表，但未正面处理伏羲、黄帝等历史人物的具体年代，从而未与《圣经》年表发生冲突。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则另辟蹊径，从科学入手，以天象相关文献作为延长中国历史的证据。钟老师指出，启蒙学者们简单地把中国置于古代的首要位置，并将中国历史的时间定为早于《圣经》中的编年，如伏尔泰的《风俗论》中就采取了这一立场。结果，中国历史的编年最终变得比《圣经》记载的欧洲编年还要可靠，可见中国曾对欧洲人世界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接下来钟老师将问题转向耶稣会士所运用的文献，一方面借此深入考察他们编纂并传入欧洲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晚明与清初的历史著作。那么，明清学者究竟如何认识上古历史？
以帝喾为例。宋以前的史书大致分为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纪传体如《史记》在《五帝本纪》中记载了帝喾，又在《殷本纪》和《周本纪》中叙述了其子契和稷的神奇诞生。然而，《史记》并不涉及盘古等更早的历史。宋代的编年体史书，如《资治通鉴》，则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时期写起，未将帝喾纳入。纪传体如胡宏所撰《皇王大纪》，则已追溯至盘古、伏羲，并辅以评述性“论曰”。整体来看，宋代对上古历史涉及不多。
明代出现了一些新发展：一是记述年代延伸，如李东阳的《历代通鉴纂要》（1507）从伏羲记到元朝，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1595）从伏羲追溯至公元前403年；二是纪传体中“纲鉴体”兴起，如袁黄的《历史纲鉴补》（1610）、钟惺《资治纲鉴正史大全》（1630年代）等，均记载了从盘古至元的历史。清初最早被翻译为满文的汉文史书便属于这一纲鉴传统，第二本则是南轩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纲鉴体并不为现代读者所熟知，但在当时则有“纲鉴热”“纲鉴风”。纲鉴体多为篇幅短小的著作，且一般遵循正史的纪传体，以《史记》为主要模板。其流行与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商业化、识字率提升和出版业繁荣密切相关。有趣的是，纲鉴体在后来也被许多近代著名学者用于书写第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综合性书籍。概而言之，在思考当时的西方传教士运用哪些中文资料时，必须考虑到他们在中国面对的文化环境当中，纲鉴正广为流传。随后，钟老师以杜赫德为界，将引用中国史料的欧洲学者分为两个群体。较早的欧洲学者，如耶稣会士卫匡国和柏应理并未多谈自己的资料来源。对此，过去的研究认为《中国历史的第一世代》多取材于《史记》，但钟老师通过对手稿进行详细对比，发现其中部分内容实出自纲鉴体文献。而柏应理等人带回欧洲的书籍又进一步传播。在杜赫德以后，研究中国历史的欧洲人士多留在中国，他们所使用的资料来源有共同的信息，这些资料也对启蒙运动思想家产生影响。举例来说，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的《中国初史直译》翻译自南轩著作的满文版本；杜赫德则将巴多明与卫匡国、柏应理的资料编织在一起……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 1669-1748）等撰写的中国通史均参考大量中文资料，其中也包括陈桱、袁黄、南轩等人的著作。通过这些追踪，钟老师指出，传教士对中国文献具备广博的知识，且这些中西文本也呈现出复杂的交织关系。在中文中，“经”一词原本就蕴含“编织”之意；在英文中，“text”一词亦源自拉丁文 texere，意为“编织”。在中国传统中，史书本身便是一种通过编织构建的文本；而当欧洲人书写中国历史时，也在进行着另一种“编织”。由此，历史书写成为一场跨文化的文本交织过程。然而，可能很多现代读者都不了解纲鉴体或者南轩，尽管这些在传教士眼中显然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对于历史文本的理解与这些发现如此不同？钟老师认为，我们对这一时期史学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宋代史学著作往往被赋予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这也是《四库全书》筛选的结果，《四库》馆臣的立场深刻影响了今人对明末清初史学作品的评价。这遮蔽了一些明代的重要作品，比如南轩所著《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仅见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袁黄与钟惺所著“纲鉴体”史书遭到禁毁。
接着，钟老师回到“感生”问题。帝喾的四妃中，有三位据传经历了神奇的生育过程：契由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后稷由姜嫄“践帝迹”而生 ，尧则为庆都“见赤龙”而生。学者们如何解释这些奇妙的诞生，他们相信吗？中国学者对此的解释可以归为三类：一是“无父感生—无人道”，也就是没有父亲角色介入的奇异受孕，代表人物有郑玄、朱熹等；二是“有父感生—有人道”，将父亲角色的介入和神奇事件结合在一起，代表人物有褚少孙、孔颖达等；三是“有父不感生—有人道”，否认神奇元素的干预，代表人物有王充、胡宏等。
欧洲学者则可分两派。一是“笃信象征的神学家”或称“索引派”，如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他们否认在中国典籍中找到上古历史的可能，更加倾向于在这些中国文字中寻找初代人类的痕迹和弥赛亚预言；他们“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最古老的，被奉为典范的注解”，也延续了郑玄等人“无父感生——无人道”的解释框架。二是“历史学家”派，如汤尚贤（Vincent de Tartre，1669—1724）、冯秉正等。他们要建立与欧洲上古史平行的中国上古史，其中又可分为两组：有人认为后稷是真实人物，也有人避谈感生——其中宋君荣又更加特别，试图用天文学为上古史辩护。
钟老师总结道，在中国的记史传统中有着对于“神奇降生”的多样阐释，纲鉴体由于汇集并列多种评论，为作者增加了新的解释空间。从传教士看，他们对中国文献的认识远超“四书五经”，他们在使用这些中文资料时也被中国的诠释传统塑造，如在处理感生问题时经常使用与中国同行相似的策略。中国上古历史传入欧洲之后对其世界观产生影响，伏尔泰所著的《历史哲学》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之首，书中还提到一段往事：“我们的传教士坦率地报告，当他们和康熙皇帝讲述拉丁文圣经、希腊文圣经、撒玛利亚人的纪年，康熙问他们，他们可靠的数是否有可能相互矛盾？”钟老师认为这故事的叙事逆转是有征兆的：欧洲必须承认它的年表不再是唯一的参考。肖清和老师在总结中指出，钟老师分享的个案提示我们重新认识明清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反向塑造作用。钟老师善于将宏观理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将欧洲和中国的文化处境相结合进行研究，并广泛征引史料，令人佩服。随后，在场的老师同学对于圣经内部的矛盾、传教士对中国上古史的兴趣由来、中国上古史对传教士的信仰影响等问题与钟老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