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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伊始，引言人张锐老师首先阐发了近代天主教研究的意义，指出论坛召开之际恰逢罗马教廷新教宗诞生，为论坛赋予了特殊的时代意义。张老师指出，国内近代以来天主教研究大致归为神哲学角度、外交关系角度和本地化角度三类，取得了显著进展。本次论坛旨在从国内学界此前成果相对较少的天主教会全球活动出发，汇聚国内天主教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希望在“全球史”视野下，挖掘多国多边文献，通过跨学科对话，从多重维度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徐龙飞老师的发言探讨了天主教研究的基本概念。他首先定义“基督宗教”为上帝在耶稣基督中为人们启示了他自身，指出这一定义本身即蕴含了普世性理解。徐老师进一步谈到“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指出“Catholic”一词源于希腊文，直译为“直到天边，直到地极”，因此其本身就具有“大公性”，而这种大公性不仅体现在时空上，也应体现在价值观上的普遍适应性。徐老师进而将此次讨论比作“如温旧书”，指出对这些基本语词和概念的反复研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实践意义，因为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虽有其普世性，但亦会展现地域性特点。因此，无论是做贯通历史的研究，还是地域性研究都离不开基督教的整体历史以及与其他地域的关联。周伟驰老师从全球史与近代化的联系的角度阐发了自己对近代天主教的看法。他认为，本次论坛主题中的“近代”从何时开始其实在国际学界争议重重，近年还出现了诸如以蒙古帝国为近代开始标志等等新说法。但周老师指出，如果从近五百年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和当今世界局势来看，“近代”从大航海时代，也就是1500年左右开始算起更为合理。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和全球化是紧密相连的。对中国来说，学界一般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但实际上1840年以前已经有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全球化和近代化甚至可以追溯到晚明，这与天主教的活动息息相关。对于晚明时期来到东亚的天主教徒来说，如何看待异教徒并和他们相处成为最关键的问题，也引发了不同派别的差异。比如，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秉持奥古斯丁的看法，认为异教徒的美德不是真正的美德，在清初礼仪之争中坚持强硬立场，导致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停滞；而耶稣会则既坚持又灵活运用托马斯主义，强调灵活运用教义，承认异教徒的自然理性。最后，周老师总结，必须连贯把握最近五百年的历史和天主教的全球活动，进而将近代化和全球化结合起来，做出更合理的分析。艾儒略（Giulio Aleni）《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接下来，肖清和老师分享了自己对近代天主教全球活动的看法。他从刚刚结束的教宗选举出发，指出今天许多人都对教宗制度有误解，但实际上教宗制度在晚明就已经传到中国。在当时，有一批中国士大夫从教宗选举联想到三代禅让，表现出积极的看法，而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万历朝皇帝与文臣围绕国本的尖锐对立。不过，在一批士大夫积极了解教宗制度的同时，也有人认为治统、道统分离会给国家带来危害。通过晚明士大夫理解教宗制度的事例，肖老师认为可以用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来深入理解晚明天主教在华活动。比如，研究利玛窦（Matteo Ricci）就必须了解他在欧洲接受的教育、从事的任务。另外，也需要考虑到晚明中国的变迁，比如商业经济发展催生出冯梦龙等一批不事生产却又放弃科举之人，这也为中西交流提供了新的条件。最后，肖老师回到眼下教宗选举所引发的舆论反响，指出从今人对教宗制度缺乏了解来看，学术研究者还需要加强科普的能力，这一点或许需要向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等学者的全球微观史学习，让大众在微观叙事中体会中西交流和天主教会全球活动的复杂过程。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 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 (2013)，中译本：《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接着，张锐老师为大家带来题为“教廷传信部的全球化和本地化政策”的主题发言。张老师首先介绍了传信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概况，指出其目标是传福音和“培植教会”，旨在成为“向外延伸、指导和协调的中心”，如今全球隶属于传信部的总主教区、教区、军中教区、宗座代牧区、宗座监牧区和宗座署理区超过1100个，可见其影响广泛。而后，张老师又利用梵蒂冈所藏珍稀档案详细介绍了传信部的历史。传信部由时任教宗额我略十五世（Gregorius PP. XV）成立于1622年主显节（1月6日），功能为促进与基督新教和东正教的合一以及在非基督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传播天主教信仰，最初将世界划分为十三个区域，每个区域有一名枢机主教统筹相关工作。传信部成员每周会面，阅读信件、讨论并作出决定，从传教士寄回罗马的信件经常包括疑虑（dubia）一词来看，传信部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在面对不同文化时，该如何遵守教会的传统和规定。在这一方面，在位长达二十余年的传信部首任秘书长弗朗西斯科·英戈利（Francesco Ingoli）从多方面奠定了该部的根基。张老师从传信部在葡萄牙保教权地区、西班牙保教权地区、欧洲地区等三个地域的例子系统分析了该圣部特点，接着又详细介绍了传信部中国及东印度问题特别委员会（1664-1856）的相关文献，强调了这些档案的研究前景。综上所述，张老师认为，教廷传信部成立于17世纪天主教会内部改革和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旨在统一和规范各地传教的方式方法，将殖民地教会逐渐变成一种纯粹的、精神上的教会，使传教活动摆脱欧洲列强的干扰。在英戈利的主持下，这个新成立的圣部总体来说确立了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促进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根本宗旨。1649年英戈利去世后，传信部继续在这些原则下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天主教本地化发展，成为东西方交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随后，陈岚老师围绕美洲传信公学进行主题发言。陈老师指出，西班牙王室从16世纪开始通过西印度事务委员会和保教权全面控制殖民地的宗教事务，教会沦为西班牙殖民和扩张的工具。到16世纪末，传统渠道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传教需求，尤其是偏远地区的需求。到了17世纪末，美洲传信学院应运而生，标志着福音传播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罗马教廷为了打破西班牙皇室保教权的垄断，同时也为了培养职业传教士，与方济各会合作创办美洲传信公学。传信公学的建立带来了传教方法革新：坚持将神学训练与文化适应相结合——要求传教士学习土著语言（如纳瓦特尔语、奥托米语、塔拉乌马拉语等），训练野外生存技能（适应沙漠或丛林环境），持续的苦行修炼提升精神境界，以便他们能够承受在偏远的传教前哨站生活的孤独和艰辛。1746年，伊西德罗·费利克斯·德埃斯皮诺萨 (Isidro Felix de Espinosa）修士出版了《新西班牙传信公学纪事》，成为后世了解传信公学鼎盛时期的珍贵文献。到18世纪后期，传信公学开始衰败。何塞·安东尼奥·阿尔科塞（José Antonio Alcocer）、胡安·多明戈·阿里西维塔（Juan Domingo Arricivita）等传教士纷纷著述传信公学历史，从印第安人的性格、传信公学与西班牙殖民者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传教热情与殖民现实的复杂交织。▴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彼得罗·加斯帕里（Pietro Gasparri）枢机主教签署《拉特兰协定》
最后，谢斯杰老师分享了他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政教关系历史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中“教宗卷”对政教协定的分类与分析。其团队目前汇总了截至2024年（教宗与捷克签署协定为止）共414份政教协定，本次报告聚焦于《拉特兰条约》（1929）前的150份。从这些政教协定可以看到，近代以来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民族国家兴起等因素持续冲击传统政教关系。新教宗的秘鲁背景使拉美教会备受关注，谢老师重点阐述了与拉丁美洲相关的部分。第一个问题是19世纪初拉美各国独立后如何处理与天主教会关系。该时期的政教协定多在保守派执政期签订，自由派上台后中断。这些协定帮助新共和国获得教廷承认，也为教会发挥社会影响提供法律依据。总体而言，19世纪中叶拉美政教协定体现了教会对国家的道义支持与国家对教会的庇护。第二个问题是从宗主国保教权到本地政教安排的过渡。谢老师认为，拉丁美洲最初的政教关系完全从属于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与教廷的协定框架（保教权）。独立战争后，新生国家教会事务一度混乱。19世纪中叶，教廷开始主动与拉美各国直接缔结协定，这是顺应殖民体系解体后的外交调整，也为确保罗马直辖下全球教会的统一。谢老师总结到，在全球史视野下，近代政教协定是连接教会与国家的关键机制，体现了政教关系世俗化、天主教会的适应性、地域差异性及功能演变等历史趋势。参与论坛的各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运用丰富的史料和理论工具，深入剖析了近代天主教在全球范围内的复杂面貌及其与各地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为深化相关研究贡献了宝贵的见解。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基督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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