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第24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384
冯成伟 https://orcid.org/0000-0003-3917-3841
富勒神学院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的中文圣经翻译,以基督教中国化作为圣经新译努力的历史文化背景。本文认为,圣经新译当与学术界之全球去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de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的思潮作有益的对话,并分析其中由华人所翻译的圣经全译本,即《当代圣经译本》(1979)、《现代中文译本》(1979)、《圣经新译本》(1993)、《圣经恢复本》(2005)、《新普及译本》(2012)和《环球圣经译本》(2023)。本文认为,根据对圣经文本和译经资助的分析,在七种译本中,《圣经恢复本》和《环球圣经译本》较好地体现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理念,并在汉语语境中实践了去/后殖民主义的思想。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化、圣经汉译、去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当代圣经译本、现代中文译本、新普及译本、圣经新译本、圣经恢复本、环球圣经译本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506_(24).0004
一、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圣经新译
2011年张志刚在《世界宗教文化》上发表“‘基督教中国化’三思”一文,以“学者的立场”区别于“教会的立场”(即基督教“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的概念),探讨基督教何以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1]2012年,牟钟鉴撰文指出,基督教中国化有三重难点:第一,在政治层面上,基督教当加强国家认同,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摆脱外国势力的利用控制,同时使基督教成为中国对外平等交往、中西人民友谊的渠道;第二,在文化层面上,则要与中国国情结合,与中华仁和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神学理论;第三,在人才培养上,基督教当开放、与学界、儒学、道学沟通。[2]
2014年卓新平提出,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化在于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延续学统,传承文脉”的理解与支持,意识到中国古今社会多元宗教并存共生、共同发展的现实,推动并体现跨宗教、跨文化对话的精神。[3]另外,他提倡基督教文化应设法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积极对话。[4]卓新平对基督教中国化最为系统的阐述在于他提出的“三要素”,及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文化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5]
“基督教中国化”的理念自2011年问世以来,在学界激起团团涟漪。反对者有之,[6]反思者有之,[7]而更多则是将其推而广之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8]目前,少有学者将圣经汉译置于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本文旨在填补此空白,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的中文圣经翻译,并将圣经汉译与学术界里全球去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de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本文统称为去殖民主义)的思想进行对话。
在已过的七十年间,出现了七种由华人翻译的圣经全译本(全部新旧约),即《当代圣经译本》(The Chinese Living Bible)(1979)、《现代中文译本》(Today’s Chinese Version,或TCV)(1979)、《圣经新译本》(Chinese New Version)(1993)、《圣经恢复本》(The Recovery Version)(2005)、《新普及译本》(Chinese New Living Translation)(2012)和《环球圣经译本》(The Worldwide Chinese Bible)(2023),且各版本均遵循“唯独圣经”及“高举基督”。对此,学界已有认识。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七种全译本中,大部分译本或是以英文版本为翻译底本(如《当代圣经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和《新普及译本》),或是有西方(美国)基金会资助而成(如《圣经新译本》)。本文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圣经恢复本》在翻译原则、指导神学、译经方式等几个方面,体现出华人基督教自治、自传、自养的原则,并将华人的神学系统、全面地体现在圣经的翻译等诠释过程中,可视为去殖民主义在华语神学界的具体体现,为基督教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首先,本文指出圣经翻译在全球宣教运动中,身处殖民主义的旋涡,并以去殖民主义的视角,反思圣经翻译的地位和所起的(反)作用。第二,本文聚焦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的圣经汉译,研究圣经翻译与神学的关系,指出圣经翻译本身就是神学的体现,剖析将圣经翻译与神学剥离这一观点的谬误。第三,本文进一步将《圣经恢复本》翻译的指导神学,与其他几种全译本背后的神学比较,指出前者完全由华人基督徒自主提出的、扎根在华人文化、宗教和社会处境下的系统性神学,不同于受英美主流(白人、男性)神学影响的中国神学。两者主要区别在于:1)对前者而言,二十世纪处中国大部分的基督教,均受了西方(英语)基督教宗派(denominationalism)主义的影响,并倡议基督徒看重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合一,并除却西方宗派的影响;2)前者批判了西方基督教的神学,特别是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教会论、人论等方面;3)前者提出“教会”(ἐκκλησία)在圣经原文中意为“召会”,即“蒙召的会众”,批判了西方基督教普遍将“教会”与作为建筑物的“教堂”相互混淆的错误观念;4)前者创造性地提出“教会/召会生活”的观念,批判了西方基督教因受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观念的侵袭,而将教会等同于星期日去教堂听牧师讲道的传统,强调将圣经的真理落实在每天的家庭、工作以及和教会具体的事奉之中。这些都是《圣经恢复本》作为华人基督教对于全球基督教,尤其是去殖民主义之努力的独特贡献。最后,本文将《圣经恢复本》置身于去殖民主义与基督教中国化的对话之中,指出后两者在政治层面存在张力,但在神学方面和文化层面可以彼此相向而行的特点。
二、去殖民主义与圣经翻译
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全球范围内反殖民运动风起云涌,学术界也开始针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文化、政治和经济遗产进行批判性研究。[9]神学界很快也在去殖民的视角下,反思神学建设,如玛拉•瑞外若 (Marya Rivera)所著的 The Touch of Transcendence: A Postcolonial Theology,与后现代主义、解放神学、极端正统派、女性主义进行对话,认为神无法被人掌握(grasp),却可以为人所触摸(touch),来解释神的超越性。不仅如此,圣经与殖民化的关系也得以反思,如马克•布雷特(Mark G. Brett)的Decolonizing God: The Bible in the Tides of Empire (中文译名《去殖民化的上帝》帝国主义浪潮中的圣经),就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经验,揭示出圣经文本如何被微妙地植入到殖民主义的语言,甚至一些受到青睐的文本,以不同的方式使殖民的毁灭性结果合理化或者缓解这种毁灭性结果的危险。[10]在圣经批评和诠释领域,苏吉萨拉迦(R. S. Sugirtharajah)主编了Voices from the Margin: Interpreting the Bible in the Third World (《来自边缘的声音:第三世界圣经阐释》),[11]将去殖民注意的学术研究带进该领域。更进一步,在圣经翻译这一领域,也有学者研究圣经翻译的行为及其在塑造和加强殖民主义的叙事以及抵抗叙事方面的有效性。[12]
在中文学术界,去殖民理论的应用主要表现在文化批评、[13]翻译研究等领域。[14]梁工也将去殖民圣经批评理论介绍到国内学界。[15]至于在圣经翻译界,Huang Xiaojia在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as Conquest and Resistance in the Late Qing 1811–1911中,用不到20页的内容,从去殖民角度研究了清末的圣经翻译。[16]针对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的中文圣经翻译,尚未有学者从基督教中国化与去殖民主义的角度加以研究。
三、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中文圣经翻译
赵晓阳指出,20世纪后圣经汉语翻译开启划时代的新转向,先是从外国传教士转向华人圣经学者为主译的时代,产生了诸多圣经译本。其次是20世纪下半叶圣经翻译主场从大陆转移到了港台地区,产生了十余种圣经汉译本,其中有七本是华人翻译的全译本。[17]本文从影响圣经汉译的四大因素,即翻译原则、基础文本、标语(此处即汉语)本身动态的变迁和译者的神学论点,来分析这几种译本。[18]其中“基础文本”指圣经翻译者在译经时所使用的文本。基础文本的质量高低直接决定了译本的存真程度。现代大多数新约圣经学者们普遍倾向于使用综合式文本(eclectic text)。[19]目前最新的综合式文本是联合圣经公会的第5版,和内斯尼和亚兰希腊文新约(Nestle-Aland)第28版。
《当代圣经译本》的特色是第一本意译的中文圣经,1979年由香港天道书楼出版《圣经全书》。该版本是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张慕暟带领的一些华人圣经学者,依据美国神学家泰勒(Kenneth L. Taylor)出版的英文The Living Bible (当代圣经)为底本译成的。1968年,泰勒创办了The Living Bible International (国际新力出版社),并成立了基金会资助世界各地的圣经意译工作。1972年,该出版社在香港成立办事处,进行中文圣经意译工作。[20]
《当代圣经译本》的翻译原则就是意译,针对的标语是浅白易懂的普通话。在其1979年试用版的前言中,译者们写到:“《当代圣经》是用浅白易懂的普通话,简洁生动的文笔,以当代的简体汉字,把圣经真理更清楚明确地表明出来。”[21]相对而言,译者的神学思想则不易确定,因为泰勒自己并未出版过神学的书籍,但是根据他的就学历史,他曾经在达拉斯神学院的奠基人路易斯·斯白瑞·沙费尔(Lewis Sperry Chafer,1871–1952)的脚前受教,并且他为孩子们出版的The Bible in Pictures for Little Eyes (《我的小圣经:看图画读故事》)以及续集Stories for the Children’s Hour, Devotions for the Children’s Hour,这几本书的神学思想是沙费尔神学课程的浓缩版。[22]而沙费尔则是现代时代论(modern dispensationalism)的奠基人之一,[23]因此可以说泰勒的神学思想是受了时代论的影响。
与《当代圣经译本》同年(1979年)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是同时出版天主教和基督教圣经版本的圣经译本。1975年香港圣经公会在香港和台北同时出版《新约全书》,1979年由香港联合圣经公会在香港和台北出版《旧约全书》。
在基础文本上,译者认为华语基督教普遍使用的《和合本》的底本是1885年出版的英国修订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参考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翻译而成,而非直接从原文翻译,且无论从数量或质量,当年的圣经原文抄本都不能与现存的抄本相比。因此,译者(许牧世、 周联华、 骆维仁等为主译,另由数十位圣经学者参与工作,包括天主教学者参与审阅)以英文Today’s English Version(《现代英文译本》,1966)为底本,同时《新约》参照了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审定的《希腊文新约》(Greek New Testament)第3版,《旧约》参照了基托尔氏《希伯来圣经》(Kittel Biblia Hebraica)第3版。在翻译原则上,《现代中文译本》受尤金·奈达(Eugene Nida)影响,采取“功能对等”的原则,即强调“意义相符、效果相等。”[24]在语言考虑上,译者认为《和合本圣经》的一些字句对某些读者,尤其是初信者或教外者而言,比较晦涩难懂、生硬拗口,甚至造成了误解,因而选择“用现代普通流行的文体译成。”[25]在神学思想上,该译本的译者和审阅者横跨更正教和天主教,因此兼具不同宗派的色彩。
全本《圣经新译本》由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后称环球圣经公会, Worldwide Bible Society)筹划翻译,于1993年由香港天道书楼出版。其翻译则由美国乐可门基金会(Lockman Foundation)资助。
关于《圣经新译本》的基础文本,旧约是根据德国圣经公会出版的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 Stugggartensia, Deutxche Biblestiftung Stuttgart, 1977);新约根据亚兰等人所编的《希腊文新约》第二版(The Greek New Testament, 1968),初译采用UBS2或NA25,升级版采用UBS4或NA27。《圣经新译本》有明确的翻译原则,即力求忠实原文,强调“字面对等”,目的是“使译本能忠于原文、易读易懂、信仰纯正、高举基督”。在语言的变化上,《圣经新译本》译者注意到了“中文也有很大变化;不少古旧的词句不再通用,许多字词的意思已经不同,新的标点符号和词汇也日渐普及。”[26]在神学思想上,译者强调“在本质上是福音派的,同时高举基督。”[27]
《圣经恢复本》由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使用的基础文本是内斯尼和亚兰第26版,旧约是根据德国斯图嘎版《希伯来文卷本》(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第四版。翻译原则是强调忠实于圣经原文,逐字、逐句、逐节的翻译。在语言考虑上,一方面参照《圣经和合本》,尽力保留其语体、节奏等各面优美,另一方面则参照当代汉语的习惯。译者的神学思想与倪柝声一脉相承,虽独树一帜,却是脉络可循。大体而言,两人的神学思想可以总结为福音派性质,重在把基督教义的恢复和预言的成就,作为“圣经唯一”这一原则在地的专特表现,并且教义带有宣教倾向。[28]据此,赵晓阳称恢复本是“最富教派神学色彩的圣经译本。”[29]
2012年香港汉语圣经协会(前身是国际圣经协会)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新普及译本》。从该协会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周永健、蔡宗正、杨惠文等。该译本以英文圣经New Living Translation为翻译底本。翻译原则是在直译与意译之间求取平衡,以表达圣经原文活泼的风格。在语言的动态变化上,强调新鲜的表达方式,生动的对话,贴近生活的用语。其神学指导思想不明确,但是从协会董事会成员(如周永健)的神学底蕴而言,大致应该是福音派的。[30]
《环球圣经译本》全译本由环球圣经公会于2023年出版,以《圣经新译本》为基础,旧约的基础文本为最新版《斯图加希伯来文圣经》的马索拉文本(个别情况下选用死海古卷、《撒玛利亚五经》、《七十士译本》以及其他古译本,并特别参考Biblia Hebraica Qunita, Hebrew University Bible及Oxford Hebrew Bible等近期校订本等陆续出版的异文分析和评论),而新约的基础文本为最新版《内斯尼和亚兰希腊文新约》(个别情况下参考其他读文,并特别参考Center for New Testament Studies的异文电子资料库和分析)。该译本的翻译原则为忠于原文、易读易懂。在语言的考虑上,该译本“采用各地普遍使用的现代规范汉语,让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习惯、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都能更容易明白 神的话语,吸收真理信息。” 该译本总主编及新约主编是张达民,旧约主编是赖建国。因该版本翻译团队人数较多,[31]其神学指导思想难以一概而论,需具体到章节或段落具体分析。
到目前为止,本段落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七十年来、由华人基督徒翻译的七本全译圣经作了简要的分析,特别是从基础文本、翻译原则、指导神学和语言变迁这四个方面,加以剖析。下面,我们将圣经汉译置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进程中,从后/去殖民主义这一视角,来进一步分析七种译本。
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圣经汉译与去殖民主义
在七种中文圣经全译本里面,以英文圣经(而非以原文)作为基础文本的,包括《当代圣经译本》(基于The Living Bible)、《现代中文译本》(基于English Revised Version)和《新普及译本》(基于New Living Translation)。接受西方基金进行翻译的则包括《当代圣经译本》(Kenneth L. Taylor基金会)和《圣经新译本》(美国乐可门基金会)。这四种译本在较大程度上受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基督教中国化这里历史文化背景中,《圣经恢复本》和《环球圣经译本》一方面承前启后,同时也在去殖民/反殖民的努力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截止二十世纪中期,圣经在国际上已经部分或全部翻成1109种语言,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完成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32]而这段时期正好是“欧洲殖民主义成长并蓬勃发展”的时期。[33]同时,翻译作为殖民诠释的一个过程,很有可能成为最有效的殖民工具,也可能是自从巴别塔之后“传福音给一切造物”最有效率的方式。[34]
如果说圣经翻译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有可能作了殖民的工具,那么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情形是否有改变了呢?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西方基金会的资助仍在暗中起作用,同时虽然译经者换成了华人,但是所依据的基础文本不是原文,而是英文的译本。这就是虽然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殖民主义的“幽灵”还在运作。这就印证了去殖民主义在圣经汉译里的重要性。
基于此,本文要指出,根据对圣经文本和译经资助的分析,《圣经恢复本》和《环球圣经译本》是七本全译本中唯二的译本,体现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理念,并在汉语语境中实化了去殖民主义的思想,这一点已过未引起学界重视。不仅如此,本文进一步指出,影响圣经翻译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指导翻译的神学思想。而笔者曾经指出,中国基督教在现代化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影响下,已经内化了西方神学,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牺牲了本土化的中国神学。[35]因此,去殖民主义对圣经汉译意味着中国神学,尤其是圣经汉译者的神学,需要首先去殖民化,也就是加强其中国化。要论证此点,本文采取两个步骤:首先,要指出圣经汉译都受到神学思想的指引,无论神学思想隐藏的深或浅。其次,笔者指出一个脱离圣经翻译实际的观点,就是圣经翻译不应该有神学色彩,或者最好译者来自不同的基督宗派背景,这样就会减轻译经的神学色彩。
首先,圣经的翻译,尤其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都受了神学思想的指引。比如,在不同汉译本对主祷文的翻译上,有学者指出,圣经翻译关系到对其客观启示出来的神学的把握与译者主观神学立场的反思,认为“离开了这种把握与反思,任何关于圣经的翻译都忘记它作为一部教义经典的历史事实。”[36]
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东方学翻译直接为殖民主义扩张服务,同时在建构东方、依据西方的利益丑化和污蔑东方的过程中,使用的技巧之一就是翻译:[37]
知识其实是现实的译文,知识离不开政治,译文就脱离不了政治。译者介 入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译者就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译文同样也会打上政治的烙印。学者不可能脱离权力关系,译者也不可能完全客观、中立、不带偏见。学者、知识与政治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原文、译者和译文的关系。如果我们说译者作为学者受权力关系左右,那么译文怎么会是透明、不偏不倚、完全与原文对等的文本呢?译者介入译文不可避免,译文不可避免地体会译者的立场。权力关系通过译者影响译文。反过来,译者也可以通过译文对权力关系作出反应。译者、译文与权力关系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驱动的。[38]
不仅如此,在全球各大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以后,自20世纪中叶至今,操纵翻译活动的则是新型的权力关系。除却各个国家内部对翻译活动的管理和约束,还有原宗主国对原殖民地的控制—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压制,文化上侵略。而且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的制衡,同样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39]
体现在圣经汉译上,殖民主义心态影响下的翻译则不仅体现在经济强盛国家提供翻译基金,以及提供原本为着英语人群的圣经作为基础文本,使得汉语圣经成为译本的译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英文译本的优点,却进一步加大了汉语版本的失真度。不仅如此,译者的神学思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翻译的文本中。
神学观点影响圣经翻译这一观点,具体体现在《圣经和合本》和《圣经恢复本》两个译本中。译者对神为全人类总体计划的不同理解,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两种译本。有学者建议,在翻译研究和圣经翻译研究这两个领域里,成立一个新的子领域,即圣经译者研究,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理解任何一种圣经翻译,我们必须透彻地理解译者(们)的神学。[40]
比如,《和合本》译者的神学背景除了福音派及其他神学思想之外,还有普世主义、简化、本土化及改革宗神学,并归纳为福音派和改革宗的交集。[41]虽然四位主译者(Calvin W. Mateer, Chauncey Goodrich, Frederick W. Baller, Spencer Lewis)不太可能在译经过程中表达个人的神学观点,然而对每位译者神学背景的调查发现,他们均体现出福音派和改革宗神学的特点。[42]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一个脱离圣经翻译实际的观点,就是理想的圣经翻译应该没有神学色彩。事实上,译经即诠释。诠释学主要是一种文本诠释理论。文本有两大特性:1)文本是话语构成的一个作品。这里的话语指的是事件,而不是抽象的符号。2)文本是一个“书写”的作品。言说和书写不同:言说是一种说话的事件,书写是固定了的言说,书写使文本对作者意图的自主性成为可能。文本的意义与作何的意义将不再一致,由于书写,文本的语境打破了作者的语境。[43]基于文本的该两大特性,翻译不再是无视主体性的机械的语言转换,也不是无限放大主体性的操纵和改写,而是一种以文本为基础,以译者与文本对话为主线的诠释模式。[44]据此,翻译乃是一种诠释模式。[45]
因此,从译经即释经这一角度而言,赵晓阳所断定的,即恢复本是最富教派神学色彩的圣经译本,[46]事实上有失偏颇。首先,任何一种译本都有其背后的神学思想作为指导,只不过因着大部分译者没有神学的专门著述,使得外人不了解译者本人的神学。或者因为译者有好几位,不同译者彼此分工合作,再加上不同教派学者加以审阅,在不同程度上稀释了不同译者的神学观点。即便如此,学者仍需尽可能深入地分析每位译者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而还原出译者神学思想如何反映在译经的细节上。
我们再照着上文对七种圣经全译本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多数(四种)版本都直接受了西方神学的影响,如:《当代圣经译本》受了时代论的影响,而《圣经新译本》和《新普及译本》受西方基督教福音派的影响。《圣经恢复本》则是根据本土中国基督徒的神学思想指导下翻译的。下一节,我们会详细讨论神学思想如何引导《圣经恢复本》的翻译。
五、《圣经恢复本》指导神学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比较
作为《圣经恢复本》的理论先驱,倪柝声早在1948年就有计划。在《鼓岭训练记录》中,他说到:
至于翻译新约,我想最少我们要翻四种版本:第一,新约意译 (paraphrase),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话来翻,不理一个一个的字, 只重意思。第二,新约修订本,就是重译(Revise)目前的新约。 这一本要重上下文,以及各个字意义的准确,这是翻译。第三, 我们还要有一本比第二种更直译……这一本是以希腊文法为准,用中文来写。第四,以上这三本还不够,还要有第四本。第四本要找一些特别的字,如冠词等。希腊文里,许多名词在有的地方加冠词, 在有的地方不加……我们要用十年的工夫翻这些特别的字,譬如把“the”翻为“该”……这一本是将每一个希腊字都用一个中文字翻绎。如果我们能在几年内作这些事,下一代要读圣 经,就能读得更好,因为有工具书可以参考。以后的人读新约,只要把以上四本一对,就能知道圣经正确的意思。[47]
倪柝声针对翻译圣经所提出的原则,《圣经恢复本》译者团队是相当清楚的。他所建议的四种版本,其实是在圣经翻译这个“天平”上找到不同的四个“支点”, 且涵盖了从极端“直译”到“动态平衡”的两端。极为可惜的是,因着时局的改变、环境的动荡,倪柝声没有机会将这个计划付诸实现。新旧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是从1974年开始,英文版前后历时25年,而中文版则历时29年(自1974年计起)。
在《圣经恢复本》的翻译上,倪柝声的神学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他们对西方基督教神学,总体的态度是批判的,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持否定的立场。首先,对倪柝声而言,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大部分的基督教,均受了西方(英语)基督教宗派(denominationalism)主义的影响。倪柝声因此倡议基督徒看重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合一,并除去西方基督教宗派主义的影响。与此相应的,《圣经恢复本》与其一脉相承,在申命记十二5注解1写到:“神的子民该聚集到独一的名里,这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太十八20,林前一12与注,)其实际乃是那灵。(林前十二3。)用任何别的名称,乃是宗派的、分裂的。”[48]
第二,倪柝声提出“教会”(ἐκκλησία)在圣经原文中意为“召会”,即“蒙召的会众”,批判了西方基督教普遍将“教会”与作为建筑物的“教堂”相互混淆的错误观念。[49]《圣经恢复本》在马太福音十六章18节的注解3中说:“希腊文,ekklesia,艾克利西亚,意即召出来,用以指召出来的会众,所以最好译为召会。“我的召会”指明召会是属于主的,不属于任何人事物;召会不像宗派那样,以某人或照某事来命名。”[50]
第三,倪柝声在创建中国的神学时,对西方神学进行了批判。他尤其批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教会论、人论等。比如,针对西方教会和神学普遍的二元论,即人包括灵魂和身体,这一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观念,倪柝声根据他对圣经的诠释以及古教父的观念,提出了整合的三元论。[51]《恢复本》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节翻译为:“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摘。”[52]在注解里,《圣经恢复本》先说到“三元”的部分:“这话有力的指明人有三部分:灵、魂与身体。灵是我们最深的部分,是里面的器官,有神的知觉,使我们能接触神。(约四24,罗一9。)魂是我们的自己,(比太十六26,路九25,)介于我们的灵与体之间,有自己的知觉,使我们有个格。体是我们外在的部分,是外在的器官,有世界的知觉,使我们能接触物质的世界。”[53]然后,他说到三元“整合”的部分:“体包含魂,魂是装灵的器皿……神圣别我们,首先藉重生得着我们的灵;(约三5~6;)其次将祂自己这赐生命的灵,从我们的灵扩展到魂里,浸透并变化魂;(罗十二2,林后三18;)最终,经由我们的魂,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罗八11,13,)并且凭着祂生命的大能,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54]
第四,倪柝声创造性地提出“教会生活”的观念,[55]批判了西方基督教因受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观念的侵袭,[56]而将教会等同于星期日去教堂听牧师讲道的传统,强调将圣经的真理落实在每天的家庭、工作以及和教会具体的事奉之中。[57]利未记二章5节的注解1说到:“素祭可以是细面调油的形态,(1~2,)或饼的形态。(4。)前者表征个人的基督,也表征个别的基督徒;后者表征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同祂的身体(召会。)个人的基督成了团体的基督,(林前十二12,)由饼所表征。(林前十17。)这指明基督的生活和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至终产生一个总和—召会生活,作为团体的素祭。”[58]
以上这几方面,都是圣经恢复本作为华人基督徒在去殖民主义实践上的独特贡献。
六、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圣经恢复本》与去殖民主义的努力
上文将《圣经恢复本》置身于去殖民主义的视野中,本段基于此,将《圣经恢复本》进一步与去殖民主义和基督教中国化进行“三方对话。”
在这些讨论中,目前尚未有学者讨论去殖民主义与基督教中国化的关系。本文在此盼望“抛砖引玉”,从已过七十年出现的圣经全译本出发,提出初步的建议。首先,去殖民主义是学界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反思,这和基督教中国化命题提出者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中国基督教抗衡政治体制的观点,彼此有交集,尽管前者是从基督教外部从外而内的要求,而后者是基督教学者的反思。具体在圣经翻译上,《圣经恢复本》不仅是一本优秀的中文译本,同时也是去殖民主义的具体实践和成果,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起了推动的作用,值得引起学界更积极的重新审视。
其次,《圣经恢复本》的出现,打破了基督教本色化、本土化属于“教会概念”而基督教中国化属于“学术概念”这一两元对立的思想。因为去/反殖民主义这一学术概念恰恰为基督教所吸收,正在影响中国神学的构建,同时也体现在《圣经恢复本》的翻译上。
第三,《圣经恢复本》是华人基督徒不依靠西方的资金、不依托英文的译本、不盲从西方神学的成果。同时,该译本现在已经翻译成多种语言(如英文、西班牙文、印尼文、日文、韩文、俄文、缅甸文、波兰文、葡萄牙问、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泰文等),也把中国神学介绍、普及到全球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群中,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全球“软实力”。
结论
本文分析了七种已过七十年来的中文全译本,并将其置身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剖析。本文认为,圣经恢复本在翻译原则、指导神学、译经方式等几个方面,均体现出华人基督教自治、自传、自养的原则,并将华人的神学系统、全面地体现在圣经的翻译等诠释过程中,是去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具体体现。随着科技飞速的发展和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往前,新时代呼唤圣经新的译本,迫切需要圣经汉译的有志之士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尊重现有的译本,吸取每种译本的长处,并彼此取长补短,认识到各现有译本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却能够展现出圣经翻译领域的“百花齐放”,并翻译出更中国化、更体现去殖民主义的译本。
不仅如此,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加入去殖民主义这个维度,为圣经新译提供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新思路。《圣经恢复本》的出现,不仅是中国神学对推动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的贡献,也在实践上丰富了全球反殖民主义的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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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and De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in the Progr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Jacob Chengwei FENG https://orcid.org/0000-0003-3917-3841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with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drop for the efforts to produce new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new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should engage in a fruitful dialogue with the global de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in academi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mplet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translated by Chinese translators, namely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Bible (1979, 当代圣经译本),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1979, 现代中文译本), Today’s Chinese Version (1993, 圣经新译本), The Recovery Version Bible (2005,圣经恢复本), Chines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2012, 新普及译本), and the Worldwide Bible Translation (2023, 环球圣经译本).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biblical texts and the funding behind the translations, among the seven translations, the Recovery Version and the Worldwide Bible Translation practically embody the concep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while balancing it with de/postcolonialism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postcolonialism; decolonialism
DOI: 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506_(24).0004
[1] 张志刚:《‘基督教中国化’三思》,载《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5期。[ZHANG Zhigang, “Reflections on the ‘Siniciz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 5, no. 1 (2011).]
[2] 牟钟鉴:《基督教中国化的难点及建议》,载《中国民族报》, 2012年4月17日, 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2-04/17/content_84002.htm. [MOU Zhongjian, “The Difficulties and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ainity”, in Newspaper on Chinese Peoples, April 17, 2012, 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2-04/17/content_84002.htm]
[3] 卓新平:《关注当代基督教发展及其‘中国化’问题》,载《基督宗教研究》,2014年第1期, 第7–8页。[ZHUO Xinping,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Christian Development and Its ‘Sinicization’”, in Study of Christianity 1, no. 1 (2014), 7-8.]
[4] 同上,第8页.
[5] 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载《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2015年3月17日, 第7版. [ZHUO Xinping, “Three Key Elements of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Newspaper on Chinese Peoples, March 17, 2017.]
[6] 如提倡“汉语神学”的学者们及海外的少数学者。参阅蔡宏强:《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若干反思》,载《金陵神学志》,2015年第4期,第65–66页。 [CAI Hongqiang, “Several Reflections concerning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Nanking Seminary Review 4, no. 1 (2015), 65-66.]
[7] 如刘平根据两千年教会历史里面的三波“互化”(tranculturation)事件,认为“基督教中国化”以一种外在方式将基督教“互化”问题迂回地提出来,不应该成为另类的替代神学。见刘平:《全球基督教‘互化’中的基督教中国化》,载《思道学刊》,2020年第2辑(秋)。[LIU Ping,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Transculturation’ of Global Christianity”, in Si Dao Journal 2 (Autumn), no.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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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后/去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decolonialism)的著作,见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8; Pramod K. Nayar, ed., Postcolonial Studies: An Anthology,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5; Robert J. C. 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15th Anniversary ed.,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6;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Concepts, Analytics, Prax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0] Mark G. Brett, Decolonizing God: The Bible in the Tides of Empire, Sheffield: Sheffield Phoenix, 2009. 中文译本见[澳]馬克· 布雷特:《去殖民化的上帝 : 帝國主義浪潮中的聖經》,王东译,新北市: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第2013年。
[11] Rasiah S. Sugirtharajah, ed., Voices from the Margin: Interpreting the Bible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1.
[12] Johnson Kiriaku Kinyua, "A Postcolonial Analysis of Bible Translation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Shaping and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and the Discourse of Resistance: The Gĩkũyũ New Testament—A Case Study", in Black Theology, 2013 (11).
[13] 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ZHANG Hui, Postcolonial Theories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riticism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 如吴文安:《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WU Wenan,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and Power Relat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15] 梁工:《后殖民圣经批评的基本主题》,载《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LIANG Gong, “Essential Subjects on Postcolonial Biblical Criticism”, i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2, no. 1 (2010).]
[16] Xiaojia Huang,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as Conquest and Resistance in the Late Qing, 1811–1911: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Singapore: Springer, 2019, pp. 22–40.
[17] 赵晓阳:《20世纪港台华人圣经翻译研究》,载《兰州学刊》,2022年第6期,第5页。[ZHAO Xiaoy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hinese Christian Bible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Taiwan Reg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Lanzhou Scholarly Journal 6, no. 1 (2022), 5.] 2011年由英文NE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翻译而成的NET圣经(中译本),因为作者不清楚是否华人,且因作为“译本的译本”,而未考虑在本篇文章内。
[18] 冯成伟:《保罗•魏格纳的翻译理论与圣经汉译》,载《外语研究》,2016年第155期,第123页。 [FENG Chengwei, “Paul Wegner’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155, no. 1 (2016), 123.]
[19] 同上,第121页。
[20] 赵晓阳:《20世纪港台华人圣经翻译研究》,第6页。
[21] 《当代圣经》,香港:中国圣经出版社,1979年,《序》。[Chinese Contemporary Bible (Hong Kong: Biblica, 1979.]
[22] "Obituary: Ken Taylor, Translator of The Living Bible, Dies at 88," Christianity Today, 2005,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5/juneweb-only/55.0a.html.
[23] Joe R. Boles, "The Theology of Lewis Sperry Chafer in the light of his theological method", ThD diss.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63.
[24] 赵晓阳:《20世纪港台华人圣经翻译研究》,第7页。
[25] 《现代中文译本》,台北:联合圣经公会,1979年,《序》。[Today’s Chinese Version (Taipei: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79).]
[26] 《圣经新译本》(简体•神字),香港:天道书楼, 1992年,《庄稼版序》。[Chinese New Version (Hong Kong: Worldwide Bible Society, 1992).]
[27] "CNV’s Brief History", Worldwide Bible Society, 2024, https://www.wwbibleus.org/about-us.
[28] Jacob Chengwei Feng, "Theological Method of Chinese Theology in the Republican Era (1911–1949): A Case Study of Wang Mingdao and Watchman Nee", in Journal of Chinese Theology 2023 (9).
[29] 赵晓阳:《20世纪港台华人圣经翻译研究》,第10页。
[30] 徐濟時:《訪問周永健牧師》,载《中華神學研究中心研究季報》,2020年第1期,第3页。[XU Jishi, “Interview with Pastor Zhou Yongjian”, in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Chinese Theology Research Centre 1, no. 1 (2020), 3.]
[31] 《環球聖經譯本介绍》,环球圣经公会, https://www.wwbible.org/%E7%92%B0%E7%90%83%E8%81%96%E7%B6%93%E8%AD%AF%E6%9C%AC.
[32] Eugene A. Nida,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 in R. A. Brower (ed.), On Trans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1.
[33] T. Niranjana, 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63.
[34] Elizabeth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Londo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p. 68.
[35] Jacob Chengwei Feng, "Seven Spirits from Patmos: Towards a Decolonial Chinese Theology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 in Journal for Researc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2023 (21), p. 193.
[36] 查常平:《主祷文的翻译与神学》,载《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212页。[ZHA Changping, “Translation and Theology of the Lord’s Prayer”, in Religious Studies 4, no. 1 (2014), 212.]
[37] 赛义德(Edward W. Said)是公认的后殖民主义核心人物之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东方学》(Orientalism)。见Said, Orientalism.
[38] 吴文安:《后殖民翻译研究》,第65页.
[39] 同上,第67页.
[40] Chao-Chun Liu,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lators’ Theology on Bible Trans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Recovery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PhD diss. Durham University, 2023.
[41] Liu, "Influence", pp. 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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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Paul Ricoeur, On Translation, trans. Eileen Brennan, Thinking in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44] [法]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袁耀东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93页。[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TAO Yuanhua & YUAN Yaodong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ress, 1987).]
[45] Richard Kearney, "Introduction: Ricoeur’s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in Paul Ricoeur (ed.), O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xvii.
[46] 赵晓阳:《20世纪港台华人圣经翻译研究》,第10页。
[47]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共62册,Anaheim, CA: Living Stream Ministry, 2005年,第59册,第27篇。[NEE Watchman, Collected Works of Watchman Nee (Anaheim, CA: Living Stream Ministry, 2005), vol. 59, message 27.]
[48] 水流职事站:《旧约圣经恢复本》(简体字版),Anaheim, CA: Living Stream Ministry, 2007年, 第448页。[Living Stream Ministry, The Old Testament Recovery Version (Anaheim, CA: Living Stream Ministry, 2007).]
[49]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30册,第10篇.
[50] 水流职事站:《新约圣经恢复本》(简体字版), Anaheim, CA: Living Stream Ministry, 2007年,第74页。[Living Stream Ministry, The New Testament Recovery Version (Anaheim, CA: Living Stream Ministry, 2007).]
[51] Jacob Chengwei Feng, "A Contextualized Chinese Theology of Human Nature: Dualistic or Holistic-Integrative? Watchman Nee’s Reading of Hebrews 4.12", in Sofanit Ti. Abebe, Elizabeth W. Mburu, and Abeneazer G. Urga (eds.), Reading Hebrews and 1 Peter from Majority World Perspectives, Edinburgh: T&T Clark, 2024.
[52] 水流职事站:《新约圣经恢复本》,第728–729页。
[53] 同上,第728页。
[54] 同上,第729页。
[55]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 第51册, 第4篇。
[56] 同上,第38册, 第六十四篇。
[57] 同上,第30册, 第十篇。
[58] 水流职事站:《旧约圣经恢复本》,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