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第24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385
楼瑞珍 https://orcid.org/0009-0002-0665-6644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
摘要：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Tewahedo）是非洲最古老的基督教传统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阿克苏姆王国的基督教化进程。通过国王埃扎纳的皈依与叙利亚传教士弗鲁门提乌斯的努力，基督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与亚历山大科普特教会紧密联系，形成合性论（Miaphysitism）神学体系。中世纪时期，教会在伊斯兰扩张的挑战下，通过修道院网络和所罗门王朝的政教结合巩固地位，并以《基布拉·纳加斯特》构建神圣王权叙事。近代以来，教会历经葡萄牙天主教渗透、奥罗莫族迁移、殖民抵抗及社会主义革命等挑战，最终于1959年脱离亚历山大教会实现自主。全球化时代，教会在维护吉兹文传统与应对福音派竞争的同时，通过海外移民社区延续文化影响力。其宗教艺术（如拉利贝拉教堂）、手稿传统及节日（如提姆卡特节）深刻塑造了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认同，成为非洲基督教韧性与本土化的典范。
关键词：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合性论、阿克苏姆王国、弗鲁门提乌斯、拉利贝拉教堂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506_(24).0005
一、早期基督教的传入与确立（公元4世纪至7世纪）
公元4世纪的阿克苏姆王国是红海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控制着连接印度洋与地中海的贸易网络。其港口阿杜利斯（Adulis）吸引了希腊、罗马和叙利亚的商人，为外来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土壤。阿克苏姆的繁荣恰逢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公元313年，《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在罗马合法化，周边国家纷纷效仿。作为罗马的盟友，阿克苏姆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国王埃扎纳（Ezana，约公元320-360年在位）的皈依成为基督教化的标志性事件。考古发现的埃扎纳铭文提供了关键证据，这些铭文用吉兹文、希腊文和萨巴文书写，记录了他的军事胜利和宗教转变。早期铭文提及传统神祇马赫雷姆（Mahrem），而后期铭文则称颂“天皇皇父”并饰以十字架，表明埃扎纳已接受基督教。这些铭文不仅是宗教变革的证明，还反映了基督教如何为王权提供新的合法性基础。埃扎纳的皈依并非单纯的宗教选择，而是政治和文化的战略决策，通过基督教，阿克苏姆得以加强与罗马帝国的外交关系，巩固其在红海地区的地位。[1]他的宗教政策包括兴建教堂、推广基督教教育和翻译《圣经》，这些举措使基督教逐渐取代多神教，成为阿克苏姆社会的支柱。埃扎纳的皈依标志着阿克苏姆成为继罗马帝国之后第二个正式接受基督教的国家，这一成就不仅改变了阿克苏姆的宗教格局，还使其跻身早期基督教世界的核心。
叙利亚传教士弗鲁门提乌斯（Frumentius，约公元300-380年）在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据历史记载，弗鲁门提乌斯是一名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年轻时随商船来到阿克苏姆，因船只遇难被俘，后成为宫廷教师。他利用这一身份向贵族传播基督教，逐步影响了年轻的埃扎纳。约公元330年，弗鲁门提乌斯被亚历山大宗主教亚他那修（Athanasius）祝圣为阿克苏姆首位主教，史称“阿巴·萨拉马”（Abuna Salama，意为“和平之父”）。他的任命标志着阿克苏姆教会与亚历山大教会的正式联系，这种关系不仅限于神学，还涉及教会治理：亚历山大长期为阿克苏姆任命主教，确保其信仰的正统性。[2] 弗鲁门提乌斯的传教活动并非毫无阻力。阿克苏姆的传统宗教以崇拜太阳、月亮和战神马赫雷姆为主，祭司和部分贵族对基督教的传播持反对态度。埃扎纳可能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压制了这些反对声音，巩固了基督教的地位。弗鲁门提乌斯的贡献不仅在于传播信仰，还在于为教会奠定了组织基础，他的努力使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化得以系统化。他通过教育和礼仪传播基督教思想，吸引了更多贵族和民众皈依，为教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弗鲁门提乌斯的影响使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具有了国际性，其教会成为亚历山大教会的重要延伸。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化使埃塞俄比亚融入早期基督教世界，其教会与亚历山大科普特教会的紧密联系塑造了其神学特征。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神学基础源于亚历山大的合性论（Miaphysitism），这一学说主张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在道成肉身中合为一体，既不可分割也不混淆。公元451年的迦克敦公会议（Chalcedon）否定了合性论，确立了基督“二性论”，导致亚历山大教会及其附属教会与罗马和拜占庭教会分裂。阿克苏姆教会坚定支持合性论，视迦克敦信经为异端，从而形成了东方正统教会的神学独立性。[3]这种神学立场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与阿克苏姆的文化传统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表达。合性论在阿克苏姆的本土化体现在礼仪和实践中，例如保留了犹太教的某些习俗，如安息日崇拜、割礼和饮食禁忌。这些习俗可能源于阿克苏姆的闪族文化背景，反映了教会对地方传统的适应。[4]亚历山大教会的影响还体现在教会治理上，阿克苏姆的主教由亚历山大任命，通常是埃及科普特人，这种安排持续至20世纪。这种依赖关系既保证了神学一致性，也限制了阿克苏姆教会的自主性。合性论的神学还影响了早期的宗教艺术，教堂装饰以简单的十字架和几何图案为主，象征基督单一的神人本性。吉兹文《圣经》的翻译进一步强化了合性论的传播，这些译本不仅服务于宗教需求，还促进了吉兹文作为书面语言的标准化。[5]合性论的本土化使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具有了独特的非洲特征，这种神学传统后来成为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的核心标志。
基督教在阿克苏姆的确立不仅限于神学和政治层面，还深刻影响了文化和社会结构。早期教会的组织形式在这一时期逐步成型。主教由亚历山大任命，负责监督教区事务，而地方神职人员由本地人担任，负责日常礼仪和教育。修道院制度也在这一时期萌芽，特别是在提格雷（Tigray）地区。修道院不仅是宗教中心，还承担了教育和手稿抄写的功能，成为保存基督教传统的重要场所。[6]教会的教育体系以吉兹文为核心，教授《圣经》、礼仪和神学，主要面向贵族和神职人员，但也为普通信徒提供了基础宗教知识。吉兹文的普及不仅促进了宗教传播，还巩固了阿克苏姆的语言统一性。教堂建筑是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标志。现存最早的教堂之一是阿克苏姆的圣玛丽教堂（Debre Maryam），据传由埃扎纳兴建。考古研究表明，这些教堂采用方形基座和石砌结构，融合了阿克苏姆的建筑传统与拜占庭影响。教堂内部的壁画和木雕以十字架和圣经故事为主题，体现了早期基督教艺术的简朴风格。[7]宗教艺术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手稿抄写。吉兹文手稿通常用羊皮纸制作，抄写内容包括《圣经》、圣徒传记和礼仪书。这些手稿不仅是宗教工具，还反映了阿克苏姆的工艺水平，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基督教还推动了吉兹文文化的繁荣。吉兹文作为阿克苏姆的官方语言，不仅用于宗教文本，还用于铭文、法律和文学。[8]基督教的传播使吉兹文从口语语言转变为书面语言，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传统。例如，吉兹文《圣经》的翻译为后来的史诗和宗教诗歌奠定了基础。[9]教会的慈善活动，如救济穷人和赈灾，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贵族通过资助教堂和修道院巩固地位，普通信徒则通过参与宗教节日和礼仪融入基督教社区。这些活动使基督教逐渐取代传统宗教，成为阿克苏姆的文化核心。尽管面临传统宗教的阻力，教会通过吸纳地方习俗缓解了冲突，使基督教在公元7世纪之前深入阿克苏姆社会的各个层面。
公元4世纪至7世纪是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奠基的关键时期。通过弗鲁门提乌斯和埃扎纳的努力，基督教从外来宗教转变为阿克苏姆的国家意识形态。合性论神学的确立使教会与亚历山大教会保持紧密联系，同时通过本土化适应了地方文化。教会的组织、建筑和手稿传统不仅巩固了宗教影响力，还推动了吉兹文文化的繁荣。尽管面临传统宗教的阻力与外部环境的变迁，教会通过灵活的适应策略在红海地区的环境中站稳脚跟。这一时期的成就为中世纪教会的扩张奠定了基础，也使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基督教的典范。
二、中世纪的巩固与扩张（公元7世纪至13世纪）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迅速扩展至红海地区，对阿克苏姆王国及其基督教传统构成了深远的挑战。伊斯兰教的传播伴随着阿拉伯商人对红海贸易路线的掌控，阿克苏姆的港口阿杜利斯逐渐衰落，王国与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显著减少。这种孤立削弱了阿克苏姆的区域影响力，使其在红海地区的贸易网络中被边缘化。伊斯兰教的扩张并未导致直接的军事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早期穆斯林领袖对埃塞俄比亚的宽容态度。传统记载提到，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在麦加受迫害时，曾逃亡至阿克苏姆寻求庇护，国王（称为“奈加希”，Negus）给予了他们保护。这种事件促成了阿克苏姆与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和平共存，为教会争取了生存空间。[10] 然而，伊斯兰教的传播仍在红海沿岸形成了以穆斯林为主的贸易网络，限制了基督教向外部的扩展，迫使教会将注意力转向内部发展和内陆传播。在这种孤立的环境中，教会通过加强组织结构和本土化实践维持了信仰传统。修道院成为保存基督教教义和文化的核心据点，尤其是在提格雷和阿姆哈拉地区。这些修道院不仅是宗教中心，还通过抄写手稿和教授吉兹文传播知识，吸引了地方精英和普通信徒。修道士发展出独特的宗教习俗，例如强调旧约传统的礼仪和地方化的节日庆典，如提姆卡特（Timkat，主显节），这些习俗通过集体仪式强化了信徒的共同体意识。提姆卡特节以盛大的游行和洗礼仪式为特色，吸引了大量信徒参与，增强了教会的社会凝聚力。[11]教会还通过吸纳地方传统缓解与非基督徒的紧张关系，例如将某些异教节日改编为基督教庆典，从而扩大了其社会基础。例如，某些地方的丰收仪式被融入基督教的感恩礼仪，使教会更容易被乡村社区接受。这种灵活的适应策略使教会在伊斯兰扩张的背景下得以存续，并逐渐将影响力从阿克苏姆沿海地区扩展至内陆的高原地带。[12] 尽管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减少，教会仍通过亚历山大科普特教会维持神学联系，定期接受埃及主教的任命，确保合性论（Miaphysitism）神学的正统性。这些主教不仅负责神学指导，还通过培训本地神职人员，增强了教会的组织能力。孤立的环境促使教会发展出更强的自主性，例如在礼仪和节日中融入地方元素，使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区别于其他东方正统教会。这种孤立与联系并存的状态塑造了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独特性，使其在非洲大陆上形成了鲜明的宗教身份，为后来的扩张奠定了基础。[13] 随着阿克苏姆王国的衰落和区域权力的分散，教会在中世纪逐渐与新兴的王权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13世纪，所罗门王朝（1270年起）的兴起标志着这一结合的高峰。所罗门王朝宣称其血统源于以色列王所罗门和示巴女王，依托《基布拉·纳加斯特》这部神学政治文献，构建了君主的合法性。《基布拉·纳加斯特》（意为“国王的荣耀”）叙述了示巴女王访问所罗门的故事，声称他们的后裔将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带至埃塞俄比亚，使阿克苏姆成为“新耶路撒冷”。这部文献不仅是宗教文本，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它将所罗门王朝的统治与神圣使命挂钩，赋予国王“神授”权威。[14] 教会通过传播这部文献，巩固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支柱的地位，主教和修道士成为王权的宗教顾问，参与加冕仪式和政策制定。《基布拉·纳加斯特》的传播依赖于修道院的抄写和教学活动，抄写员将文本译成吉兹文并在礼仪中使用，使其成为信徒熟知的宗教叙事。所罗门王朝的首任皇帝耶昆诺·阿姆拉克（Yekunno Amlak，1270-1285年在位）通过与教会的合作，推翻了扎格维王朝（Zagwe Dynasty），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他的成功离不开教会支持，主教为他的加冕提供了神学依据，修道院则通过教育和宣传强化了王朝的合法性。[15]教会与王权的结合不仅限于政治层面，还体现在社会治理中。教会通过慈善活动、土地管理和宗教教育，增强了其在农村社区的影响力。修道院成为地方权力中心，协调宗教与世俗事务，特别是在偏远地区，主教和修道士往往比地方官员更具权威。例如，修道院通过管理教会土地和分配粮食，缓解了饥荒的影响，赢得了民众的支持。[16]所罗门王朝的统治者通过资助教堂建设、修道院发展和朝圣活动，进一步强化了教会的社会地位。皇帝们定期巡游宗教中心，与主教协商国家事务，这种实践使教会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纽带。教会还通过组织朝圣活动，将地方社区与国家意识形态连接起来，例如前往阿克苏姆的圣玛丽教堂朝圣成为重要的宗教传统。[17]《基布拉·纳加斯特》的神学政治意义不仅巩固了君主合法性，还为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认同注入了强烈的宗教色彩，使基督教成为国家统一的核心力量。这种政教结合的模式在后来的历史中持续影响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结构，为教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支持。宗教艺术和手稿抄写传统在中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保存了宗教与文化遗产，还推动了艺术和文学的发展。羊皮纸手稿的抄写传统在这一时期进入成熟阶段，主要由修道院的抄写员完成。这些手稿以吉兹文书写，内容涵盖《圣经》、圣徒传记、礼仪书和神学论述。抄写员使用芦苇笔和天然颜料，制作精美的插图，描绘圣经故事和圣徒形象。这些插图通过视觉语言传播宗教教义，特别是在文盲占多数的农村地区，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手稿的制作过程耗时且复杂，反映了修道院的工艺水平和对宗教的虔诚，许多手稿被保存在修道院图书馆中，成为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18]手稿抄写还促进了吉兹文文学的发展，抄写员在抄录经典的同时，创作了宗教诗歌和历史记载，丰富了埃塞俄比亚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在孤立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使教会能够在与外部世界联系减少的情况下，维持文化和宗教的连续性。宗教艺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教堂装饰，教堂内部的壁画和木雕以十字架、几何图案和圣经场景为主，体现了合性论神学的简朴美学。这些艺术作品不仅服务于宗教礼仪，还通过视觉叙事强化了信徒的信仰认同。修道院的艺术创作中心通过培训抄写员和艺术家，形成了独特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艺术风格，这种风格融合了阿克苏姆的传统与拜占庭的影响，为后来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外部挑战与内部改革（公元14世纪至18世纪）
14世纪，埃塞俄比亚基督教面临新的外部挑战，欧洲天主教的接触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16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随同探索印度洋的航海家抵达埃塞俄比亚，寻求与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建立联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这些传教士带来了天主教教义，并试图通过外交和宗教对话影响埃塞俄比亚的统治精英。葡萄牙耶稣会士在埃塞俄比亚的活动尤为显著，他们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带来了欧洲的印刷术、建筑技术和军事知识，吸引了部分贵族的兴趣。耶稣会士如佩德罗·帕伊斯（Pedro Páez）通过与皇帝和神职人员的交流，试图说服埃塞俄比亚教会接受罗马教廷的权威。他们批评东方正统教会的合性论（Miaphysitism）神学，主张天主教的二性论，并推动拉丁礼仪的引入。这些努力在皇帝苏森约斯（Susenyos，1607-1632年在位）时期达到高潮。苏森约斯在耶稣会士的影响下，于1622年公开皈依天主教，并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试图通过宗教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和与欧洲的联盟。这一决定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东方正统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强烈反对天主教的强制推行，认为其背离了合性论传统和吉兹文礼仪。修道院和地方贵族组织了多次反抗，特别是在提格雷和阿姆哈拉地区，反对运动演变为武装冲突，导致数千人丧生。苏森约斯的政策还引发了经济危机，因为教会土地的重新分配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1632年，苏森约斯迫于压力宣布放弃天主教，其子法西利达斯（Fasilidas，1632-1667年在位）即位后迅速恢复东方正统信仰，驱逐耶稣会士，并禁止天主教活动。[19]教会通过这一抵制运动重新巩固了其地位，主教和修道士通过宣讲和礼仪活动，重申合性论神学和吉兹文传统的正统性。法西利达斯还在贡德尔建立了新的宗教中心，资助教堂建设和手稿抄写，以恢复教会的社会影响力。这次危机凸显了东方正统教会的韧性，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民众支持使其能够抵御外来宗教的冲击。[20]与此同时，教会还面临伊斯兰和地方势力的挑战，特别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奥罗莫族（Oromo）的迁移对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社会构成了重大压力。从16世纪初开始，奥罗莫族从南部和东部向埃塞俄比亚高原迁移，占领了大量土地，改变了当地的政治和宗教格局。奥罗莫族大多信奉传统宗教或伊斯兰教，他们的扩张削弱了基督教在南部地区的影响力，导致一些教堂和修道院被废弃。周边伊斯兰势力的崛起进一步加剧了教会的挑战。16世纪，阿达尔苏丹国（Adal Sultanate）在伊玛目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Ahmad ibn Ibrahim，史称“格拉尼”）的领导下，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大规模入侵，摧毁了众多教堂和修道院，迫使基督教社区向内陆撤退。尽管葡萄牙的军事援助帮助埃塞俄比亚在1543年击败了阿达尔，但教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遭受了严重损失。[21] 面对这些外部威胁，教会通过修道院网络和宗教教育维持了其影响力。修道院不仅是宗教中心，还承担了文化和教育的重任，抄写员在修道院中保存了吉兹文手稿，记录了圣经、礼仪书和历史文献。修道院还通过培训神职人员和地方领袖，巩固了基督教在乡村社区的根基。例如，在提格雷地区的德布雷·达莫（Debre Damo）修道院，修道士通过教授吉兹文和神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神职人员，使教会能够在动荡中保持连续性。[22]教会还通过与地方势力的合作，缓解了奥罗莫族和伊斯兰社区的压力。例如，一些奥罗莫族群在接触基督教后逐渐皈依，教会通过吸纳他们的习俗（如地方节日）促进了融合。这种灵活的策略使教会能够在外部威胁下维持其影响力，并逐渐将基督教传播至新的地区。[23]
内部教义争议是这一时期教会面临的另一大挑战，特别是“三性论”（Qebat）和“合性论”（Tewahedo）派系的争论，对教会的统一性构成了威胁。合性论是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的核心神学，主张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然而，从15世纪开始，部分神职人员提出了“三性论”，认为基督的神性、人性和圣灵构成了三个独立的本性。这一观点引发了激烈争论，形成了对立的派系。合性论派坚持传统教义，认为三性论背离了亚历山大教会的神学正统性；而三性论派则得到了部分贵族和地方势力的支持，他们试图通过神学创新增强地方影响力。这些争论不仅限于神学领域，还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例如，17世纪的贡德尔时期，皇帝和贵族往往支持某一派系，以巩固自己的权威，导致教会内部的分裂加剧。修道院在调和这些争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神学研究的中心，修道院通过抄写经典和举办辩论，试图统一教义。德布雷·利巴诺斯（Debre Libanos）修道院成为合性论派的重要据点，其修道士通过宣讲和教育，推广传统教义，抵制三性论的传播。[24]修道院还通过培养神职人员和组织宗教节日，增强了信徒对合性论的认同感。尽管如此，教义争议持续影响了教会的统一性，直到18世纪，法西利达斯皇帝通过召集宗教会议，强制推行合性论作为官方教义，才暂时平息了争端。然而，派系分化的影响依然存在，地方修道院和神职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削弱了教会的集中管理能力。[25] 这些内部争议反映了教会试图在外部压力下维护神学纯洁性的努力，同时也凸显了修道院作为文化和宗教堡垒的重要性。
14世纪至18世纪，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通过应对外部挑战和推动内部改革，成功维持了其核心地位。葡萄牙天主教的渗透和苏森约斯的短暂皈依引发了社会动荡，但教会通过抵制外来信仰重新巩固了合性论传统。奥罗莫族迁移和伊斯兰势力的压力迫使教会调整策略，修道院网络和宗教教育成为其生存的关键。三性论与合性论的教义争议虽然威胁了教会统一性，但修道院通过神学研究和教育发挥了调和作用。这一时期的教会不仅抵御了外部威胁，还通过内部改革和文化创新，奠定了其作为埃塞俄比亚宗教和文化支柱的地位，为近代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近代的转型与挑战（公元19世纪至20世纪）
19世纪，埃塞俄比亚进入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东方正统教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精神和政治角色。皇帝特沃多斯二世（Tewodros II，1855-1868年在位）通过中央集权改革，试图统一分裂的埃塞俄比亚，教会成为他巩固国家认同的关键盟友。特沃多斯二世支持教会通过教育和礼仪传播基督教价值观，以对抗地方割据势力。他下令修复阿克苏姆的圣玛丽教堂，并资助修道院的教育项目，使教会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纽带。例如，他鼓励吉兹文教学，推广宗教文本的抄写，以增强文化凝聚力。然而，他的激进改革也引发了教会内部的紧张，例如他对教会土地的干预导致部分主教的不满。尽管如此，特沃多斯二世对教会的支持奠定了其作为国家象征的基础，为后来的民族统一提供了宗教依据。[26] 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1889-1913年在位）进一步强化了教会的角色，他通过扩张领土和现代化改革，将埃塞俄比亚塑造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孟尼利克二世资助教堂建设和宗教教育，鼓励吉兹文手稿的抄写，以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教会在1896年阿杜瓦战役中成为抗击意大利殖民的精神支柱。面对意大利的入侵，孟尼利克二世动员全国力量，教会通过祈祷仪式、宗教宣传和动员信徒，激发了民众的抵抗意志。主教和修道士在战场附近举行礼仪，为士兵祈福，增强了军队的士气。阿杜瓦战役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还巩固了教会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地位，使其在国际上成为非洲抗殖民斗争的象征。孟尼利克二世在战后进一步支持教会，通过设立宗教学校和资助朝圣活动，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这些举措使教会不仅服务于宗教需求，还成为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核心力量，为埃塞俄比亚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27]
教会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为20世纪的独立教会运动创造了条件。1959年，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正式脱离亚历山大科普特教会，成立自主的埃塞俄比亚正统合性教会，这一事件标志着教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自4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教会的主教一直由亚历山大任命，通常是埃及科普特人，这种安排限制了教会的自主性。19世纪末，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促使埃塞俄比亚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呼吁教会独立。1951年，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与亚历山大教会谈判，成功使首位埃塞俄比亚人巴兹利奥斯（Basilios）被任命为主教。1959年，巴兹利奥斯被正式祝圣为埃塞俄比亚教会的首任牧首，标志着教会完全自主。[28]巴兹利奥斯的领导具有深远的意义，他不仅改革了教会组织结构，还推动了神学教育和地方神职人员的培养。他下令建立神学院，培训埃塞俄比亚籍神职人员，减少对外部主教的依赖。此外，巴兹利奥斯通过推广吉兹文礼仪和地方传统，增强了教会的民族特色，使其更贴近埃塞俄比亚信徒的需求。例如，他鼓励在礼仪中使用阿姆哈拉语，以吸引更多非吉兹文使用者。他的改革还包括加强教会的社会服务，例如通过教会学校提供教育，使教会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29]独立教会的确立不仅提升了教会的自主性，还反映了埃塞俄比亚作为独立国家的自信。这一变革使教会能够在20世纪的政治动荡中更灵活地应对挑战，同时为海外移民社区的宗教活动提供了组织基础。[30]
20世纪的政治动荡对教会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考验。海尔·塞拉西皇帝（1930-1974年在位）时期，教会经历了国家化和现代化的尝试。海尔·塞拉西将教会视为国家统一的核心，资助教堂建设和宗教教育，并通过广播和印刷媒体推广基督教价值观。他还推动教会参与社会服务，例如建立教会学校和医院，使教会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然而，这些改革也带来了挑战，城市化削弱了农村修道院的传统影响力，部分神职人员对现代化持保留态度。例如，一些主教反对在礼仪中引入现代音乐，认为这偏离了吉兹文传统，导致教会内部的张力。[31] 1974年，德格政权（Derg）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教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德格政权推行土地改革，没收了教会的大量土地，削弱了其经济基础。宗教自由受到限制，许多教堂被关闭，神职人员遭到迫害。德格政权还试图通过世俗教育和宣传削弱教会的社会影响力，例如推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限制宗教节日庆典。然而，教会通过地下活动和社区支持维持了其传统。修道院秘密组织礼仪活动，信徒通过家庭聚会继续宗教实践，保持了信仰的连续性。例如，提姆卡特节的庆祝活动在乡村地区以低调的形式进行，信徒通过私下聚会重现传统仪式。教会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韧性源于其深厚的社会根基和灵活的适应策略。尽管面临压制，教会仍通过慈善活动和文化传承维持了影响力，例如组织救济项目和抄写手稿，使其在民众心中保持了宗教权威。德格政权倒台后，教会迅速恢复了公开活动，重建了教堂和神学院，显示了其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32]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教会的传播提供了机遇。20世纪末，随着埃塞俄比亚移民涌向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海外的埃塞俄比亚正统教会社区迅速发展。这些社区建立了教堂和文化中心，举办提姆卡特节等传统节日，维持了宗教和民族认同。例如，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定期组织吉兹文礼仪和文化活动，吸引了移民及其后代。然而，海外教会面临世俗化和文化适应的压力，年轻一代更倾向于使用英语而非吉兹文，导致传统礼仪的吸引力下降。教会通过举办语言课程和青年团契，努力保留吉兹文传统，但仍需应对西方文化的同化压力。[33]与此同时，国内教会面临福音派和新教的竞争。自20世纪初以来，福音派和新教团体通过传教活动、现代音乐和社区服务吸引了大量信徒，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和年轻人群体中。福音派强调个人信仰、情感表达和简化的礼仪，与正统教会的复杂礼仪和等级结构形成对比。许多福音派团体使用阿姆哈拉语而非吉兹文，使其更容易被普通信徒接受。此外，福音派通过建立学校和慈善机构，提供了正统教会难以匹敌的社会服务。20世纪中期，美国和欧洲的福音派传教士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教会网络，利用广播和印刷媒体传播教义，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正统教会通过加强宗教教育和社区活动应对这一挑战，例如举办文化节和朝圣活动，强调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教会还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争取宗教政策的保护，例如限制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尽管面临竞争，正统教会凭借其深厚的传统、民族认同和广泛的农村基础，依然是埃塞俄比亚最主要的宗教力量。全球化还促使教会与海外社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例如通过国际会议和朝圣活动，增强了全球信徒的凝聚力。这些努力使教会在现代社会中维持了其影响力，同时应对全球化及福音派扩张的挑战。[34]
五、文化与社会影响
最后，东方正统教会对埃塞俄比亚身份的塑造贯穿其历史，宗教节日和教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提姆卡特节是埃塞俄比亚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庆祝主显节（基督受洗），通常在每年1月举行。这一节日以盛大的游行、洗礼仪式和集体礼拜为特色，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信徒和朝圣者。提姆卡特节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还通过集体仪式强化了民族凝聚力。游行中，信徒身着白色传统服饰，伴随鼓乐和圣歌，护送象征约柜的“塔博特”（Tabot）从教堂至水源地，象征基督的受洗。这一仪式将地方社区与国家历史连接起来，重申了埃塞俄比亚作为“新耶路撒冷”的神圣地位。提姆卡特节还促进了社会团结，不同阶层和族群的信徒共同参与，缓解了地方和族群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在阿姆哈拉和提格雷地区，提姆卡特节的庆祝活动吸引了奥罗莫族和其他非基督徒的参与，体现了教会的包容性。这种集体仪式通过共享的宗教体验，增强了埃塞俄比亚人的民族认同，使教会成为国家团结的象征。[35]教会教育在塑造埃塞俄比亚身份中同样不可或缺。自4世纪以来，教会通过修道院和宗教学校推广吉兹文教育，培养了神职人员和地方精英。吉兹文作为《圣经》和礼仪的语言，不仅保存了基督教传统，还成为埃塞俄比亚文学的基础。修道院的抄写员通过抄录《圣经》、圣徒传记和历史文献，建立了丰富的吉兹文文学传统，为后来的史诗和宗教诗歌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起，随着阿姆哈拉语的普及，教会开始在教育中使用阿姆哈拉语，使宗教知识更易为普通信徒获取。教会学校教授神学、历史和文学，培养了民族意识。例如，孟尼利克二世时期，教会学校成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平台，学生通过学习吉兹文和阿姆哈拉语文本，了解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和宗教遗产。这种教育体系不仅增强了文化认同，还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智力支持。即便在20世纪的城市化浪潮中，教会学校依然是农村社区的文化中心，通过教授传统价值观，抵御了外来文化的同化压力。[36]教会还通过慈善活动和社区服务，巩固了其社会影响力。例如，教会组织的救济项目和节日庆典为贫困群体提供了支持，增强了信徒对教会的忠诚。这些活动使教会成为埃塞俄比亚身份的核心，连接了宗教、文化和民族认同。[37]
教会的艺术与建筑遗产是埃塞俄比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全球影响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得以彰显。拉利贝拉岩石教堂是这一遗产的杰出代表，由扎格维王朝的国王拉利贝拉（约1181-1221年在位）下令兴建，位于现今的拉利贝拉地区。11座岩石教堂从整块岩石中雕凿而成，包括礼拜堂、通道和装饰性雕刻，展现了高超的建筑工艺。这些教堂不仅是宗教场所，还象征着埃塞俄比亚作为基督教圣地的地位。拉利贝拉的建造可能受到耶路撒冷被穆斯林控制的影响，国王试图通过这些教堂复制“新耶路撒冷”的神圣空间，吸引朝圣者并强化基督教的中心地位。教堂的建筑风格融合了阿克苏姆的石砌传统和地方工艺，内部装饰以十字架和几何图案为主，体现了合性论神学的简朴美学。拉利贝拉教堂至今仍是朝圣和旅游的焦点，其独特的设计和宗教意义使其于197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吸引了全球学者的关注。[38]手稿插图是教会艺术的另一瑰宝。自中世纪以来，修道院的抄写员使用羊皮纸和天然颜料，制作了精美的吉兹文手稿，内容包括《圣经》、礼仪书和圣徒传记。这些手稿的插图描绘了圣经故事、圣徒形象和地方传说，通过视觉语言传播宗教教义。插图风格融合了拜占庭影响和埃塞俄比亚本土特色，例如鲜艳的色彩和简化的线条，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传统。这些手稿不仅在国内具有宗教和文化价值，还通过博物馆和学术研究传播至全球。大英博物馆之前收藏的埃塞俄比亚手稿吸引了国际学者的研究，展示了教会艺术的全球影响。[39]宗教音乐是教会遗产的另一重要方面，以吉兹文圣歌和传统乐器（如鼓和弦琴）为特色。宗教音乐在礼仪和节日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旋律和歌词传递神学思想。例如，提姆卡特节的圣歌以其复杂的和声和情感表达，增强了信徒的宗教体验。教会音乐还通过移民社区传播至海外，例如在美国的埃塞俄比亚教会中，吉兹文圣歌成为连接移民与故乡的文化纽带。[40]这些艺术与建筑遗产不仅体现了教会的创造力，还通过其独特性和普遍性，获得了全球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拉利贝拉和其他遗址的认证，使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提升了其国际地位。此外，教会的艺术传统还激发了现代埃塞俄比亚的文学、绘画和音乐创作，例如20世纪的阿姆哈拉语诗歌和宗教画作，延续了教会的文化影响力。 教会的文化遗产通过教育、旅游和国际交流，持续塑造着埃塞俄比亚的全球形象，同时为信徒提供了精神归属感。[41]
结论
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Tewahedo）作为非洲最古老的基督教传统之一，其历史演变从公元4世纪阿克苏姆王国的基督教化延续至现代国家，展现了惊人的连续性与适应性。从早期通过国王埃扎纳的皈依确立国教，到中世纪所罗门王朝的神学政治整合，再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全球化挑战，教会始终是埃塞俄比亚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核心支柱。面对外部威胁如伊斯兰扩张、天主教渗透和福音派竞争，以及内部挑战如教义争议和政治动荡，教会通过修道院网络、教育体系和艺术传统，维持了其宗教权威和文化影响力。在当代，教会继续应对全球化、世俗化和宗教多元化的挑战，其作为非洲基督教典范的地位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本结论总结教会的历史演变，分析其在埃塞俄比亚社会中的核心角色，并探讨其当代意义与未来展望。
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的历史演变体现了从阿克苏姆王国到现代国家的连续性与变革。公元4世纪，国王埃扎纳在叙利亚传教士弗鲁门提乌斯的推动下皈依基督教，使阿克苏姆成为继罗马帝国之后第二个正式基督教国家。合性论（Miaphysitism）神学的确立和吉兹文《圣经》的翻译奠定了教会的神学和文化基础，修道院和教堂建筑如阿克苏姆的圣玛丽教堂成为早期基督教的象征。这一时期，教会通过与王权的结合，巩固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支柱的地位，为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认同注入了宗教维度。中世纪（7世纪至13世纪），教会面临伊斯兰崛起和阿克苏姆衰落的挑战，通过修道院网络和宗教教育维持了影响力。所罗门王朝（1270年起）的兴起和《基布拉·纳加斯特》（Kebra Nagast）的传播进一步强化了政教合一，教会通过宣称约柜的传承，将埃塞俄比亚塑造为“新耶路撒冷”。拉利贝拉岩石教堂的建造体现了教会的艺术创造力，成为基督教圣地的象征。14世纪至18世纪，教会应对了葡萄牙天主教的渗透和奥罗莫族迁移的压力，苏森约斯的短暂天主教化（1622-1632年）引发社会动荡，但教会的抵制运动重新巩固了合性论传统。内部“三性论”与“合性论”的教义争议虽然威胁了统一性，但修道院通过神学研究和教育发挥了调和作用。19世纪，教会支持特沃多斯二世和孟尼利克二世的民族国家建设，在1896年阿杜瓦战役中成为抗击意大利殖民的精神支柱。20世纪，1959年教会脱离亚历山大科普特教会，成立自主的埃塞俄比亚正统合性教会，首任牧首巴兹利奥斯的改革增强了民族特色。海尔·塞拉西的现代化尝试和德格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教会构成了挑战，但其通过地下活动和社区支持维持了传统。全球化时代，教会在海外移民社区中传播吉兹文礼仪，同时应对福音派和新教的竞争，展现了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教会的历史演变既保持了神学和文化的连续性，如合性论和吉兹文传统，又通过本土化和改革适应了时代变迁。教会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中的核心角色贯穿始终。在政治上，教会通过支持王权和民族主义，巩固了统治合法性和国家统一，例如《基布拉·纳加斯特》为所罗门王朝提供了神圣依据。在文化上，教会通过吉兹文教育、手稿抄写和宗教音乐，塑造了埃塞俄比亚的文学和艺术传统，拉利贝拉岩石教堂和提姆卡特节成为民族认同的象征。在社会上，教会通过慈善、教育和社区活动，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尤其是在动荡时期为民众提供了精神支持。这种多维角色使教会成为埃塞俄比亚文化的核心，连接了历史与现代。
教会的当代意义在于其应对全球化、世俗化和宗教多元化的能力，以及作为非洲基督教典范的潜在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埃塞俄比亚正统教会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移民社区中建立了教堂和文化中心，举办提姆卡特节等传统节日，维持了宗教和民族认同。然而，海外教会面临世俗化的挑战，年轻一代更倾向于使用英语而非吉兹文，导致传统礼仪的吸引力下降。教会通过语言课程和青年团契，努力保留吉兹文传统，同时通过与海外社区的联系，增强全球信徒的凝聚力。国内教会则面临宗教多元化的压力，特别是福音派和新教的竞争。福音派通过现代音乐、阿姆哈拉语礼仪和社区服务，吸引了城市青年和经济困难群体。20世纪中期，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加速了福音派的扩张，尤其是在德格政权时期，正统教会受压制而福音派相对活跃。正统教会通过加强宗教教育、举办文化节和改革礼仪形式（如在城市教堂中使用阿姆哈拉语）应对这一挑战。尽管如此，福音派的灵活性和现代性使其在年轻人中更具吸引力，教会需进一步创新以维持其主导地位。世俗化的影响也在城市地区显现，现代教育和城市生活削弱了传统宗教实践的吸引力。教会通过参与社会服务，如建立学校和医院，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同时通过朝圣活动和节日庆典，保持了信徒的宗教热情。教会的应对策略显示了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但也面临平衡传统与现代化的挑战。作为非洲基督教的典范，埃塞俄比亚正统教会具有独特的地位。其悠久历史、自主神学和本土化实践使其成为非洲基督教独立性的象征。与其他非洲教会不同，埃塞俄比亚教会在殖民时期保持了独立，其抗击意大利殖民的经验为非洲民族主义提供了启示。教会的艺术遗产，如拉利贝拉岩石教堂和手稿插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吸引了全球学者的研究，提升了非洲基督教的国际声誉。未来，教会可通过与非洲其他基督教团体的合作，推广本土化神学和文化传统，为非洲基督教的发展提供模式。例如，教会可以利用其历史经验，支持非洲教会应对全球化挑战，促进跨国宗教网络的形成。此外，教会的慈善和教育传统可为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特别是在教育和社区发展领域。面对宗教多元化和世俗化的趋势，教会需继续改革礼仪和组织形式，吸引年轻一代，同时保持其神学和文化核心。埃塞俄比亚正统教会的历史韧性和文化创造力，使其有潜力在未来成为非洲基督教的引领者，为全球基督教的多样性贡献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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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physitism and African Christian Legacy: A Millennium of Resilience and Localization in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Ruizhen LOU https://orcid.org/0009-0002-0665-6644
Novosibirsk Stat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one of Africa’s oldest Christian traditions, traces its origins to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Aksumite Kingdom in the 4th century CE. Through the conversion of King Ezana and the missionary efforts of Frumentius, Christianity became a state ideology, closely tied to the Alexandrian Coptic Church and grounded in Miaphysite theology.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the Church navigated challenges such as Islamic expansion by consolidating monastic networks and aligning with the Solomonic dynasty, which legitimized its rule through the Kebra Nagast narrative. In the modern era, the Church faced Portuguese Jesuit missions, Oromo migrations, colonial resistance, and socialist reforms, ultimately achieving autocephaly in 1959.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it balances the preservation of Ge’ez traditions with competition from Evangelical movements, while its cultural legacy—exemplified by Lalibela’s rock-hewn churches, manuscript art, and Timkat festivals-continues to define Ethiopian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urch’s resilience and localized adaptation position it as a paradigm of African Christianity.
Keywords: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Miaphysitism, Kingdom of Aksum, Frumentius, Lalibela Churches
DOI: 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506_(24).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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