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龙飞：教宗首席权与无误论的中世纪历史背景及其相关政治哲学问题论要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0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83

徐龙飞（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

摘要：本文以教宗首席权之政治哲学意义为主导论题，在时间上以俗世史为枢键而尝试勾勒自古典晚期（教父时代晚期）历经中世纪以至于文艺复兴直至19世纪之相关历史背景，从研究方法、问题的品性、问题的历史渊源、问题的关联性以及问题的时代表征等方面入手而加以考察，围绕教宗与教会改革、教会改革时期的教宗与主教职权任免之争、多种张力关系中的教宗职能以及教宗选举规则的制定、阿维尼昂的流亡与教宗分裂、文艺复兴开端时期的教宗、教宗首席权作为牧灵的责任与传教的使命，以期给出相关历史整体之概貌，提点出主导论题的内在展开线索，条贯主导论题与俗世史之关联；最终，从教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教会内在诉求及其与现代国家政治思想以及法律的关系等方面，提点出首席权与无误论的政治哲学之意义。

关键词：教宗、首席权、无误论、教会改革、主教任免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06_(20).0003

本书*这一部分试图承前启后，依然以教宗首席权之政治哲学意义为主导论题，在时间上以俗世史为枢键而尝试勾勒自古典晚期（教父时代晚期）历经中世纪以至于文艺复兴直至19世纪之相关历史背景，将主导论题置于其中，以期给出相关历史整体之概貌，提点出主导论题的内在展开线索，条贯主导论题与俗世史之关联，并随时提示出在后文中所要探讨的主导论题；因而本书这一部分在论题上可视为本书主导论题的历史论纲，在随后各章节对主导论题以及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中，不再分别追述与赘述具体历史背景之线索，而仅仅围绕各论题而言说之。

一、引入——问题与方法

就本书主题、特别是中世纪教宗首席权而言，我们能够从研究方法、问题的品性、问题的历史渊源、问题的关联性以及问题的时代表征等方面入手而加以考察。

从问题的研究方法上来看，庶几乎有两方面之言说，一方面，如同本书开篇就已经阐释与分析的，教宗首席权并非仅仅历史的、而且同时也是宗教的（教会的）、神学的（思想的）现象，以至于由此出发才是法学的、法哲学的以及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现象，并非被允许理解为、甚或削减为某种权力现象，以至于本书开篇伊始就至少从俗世史与教会史两个角度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如果仅仅将其理解为某种权力现象，即使理解为精神权能与俗世权能交锋的权力现象，也未免忽略了整体而鲜活的历史事实，以至于以偏概全而错认整体的历史；这一点至少适用于自古至今的教宗史研究。另一方面，不仅任何信仰的与意识形态的狂热，都必须被避免，而且对于以往历史的任何现、当代的设想与想象，也都必须被排除；当然，这样的避免与排除，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仅仅爬梳与钩沉文献典籍、提点与勾勒历史事实，而是毫无疑问意味着我们也尝试给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价值与意义——依然如同本书开篇在谈历史方法论时所阐释与分析的。

从问题本身的品性上来看，从本书前此为止的阐释与分析出发庶几乎有三方面之言说，一方面，教宗及其首席权首先是古典时期教会与古典帝国中的一个滞涩的现象，并且探入到中世纪之中，这并非仅仅是拉丁教会内部以及精神权能与俗世权能之间的问题，而且也是一种跨民族、跨王位、跨地域、跨血缘、跨语言、跨教派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将在随后的几个章节中尝试探讨大公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权能之关系，特别是格里高利改革所呈现出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在拉丁西部，主教的地位仅限于其教区，而教宗的地位则总是被视为超越其他所有主教的，他并非仅仅罗马教区的主教，而且也是整体教会的主教，他的教区涵盖整个世界，同样在西部的理解中，教宗是对教会信理给出最终的决定的人，他有任命与免职以及问责与免责的权能，于是在这个意义上，首席权同时具有宗教的与法典的意义；最终第三方面，从外在的观察来看，教宗上述权力的付诸实施，直到十一世纪都不仅总是受制于俗世权力——以至于由此引发多次教会内部的改革（譬如本书在后文中将要阐释与分析的格里高利改革），而且从内在的观察来看，由于教会内部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教宗祝圣圣事，于是教会的祝圣圣事的属性决定了教宗与所有其他主教在神品上的等同，因而教宗优于主教权能的权力在教会内部的付诸实施似乎也需要一定的理由。

从问题的历史渊源来看，教宗地位与权力的法典意义在罗马帝国中有其深刻之根源；庶几乎有三方面之言说，一方面，从教会内在组织结构上来看，由于伯多禄享有十二门徒之首的地位，于是他也由此而在大公教会成为罗马帝国政治与宗教的当务之要时而处于整个罗马帝国政治的中心，同时由于他在罗马传教、殉道等（如同本书在较远的前文中所详尽阐释与分析的），于是不仅罗马成为教会的中心，而且“罗马是教会的中心”也自大公教会之草创而成为其传统而传承至今；另一方面，从外在空间结构上来看，早期教会以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行政区划为蓝本而建构自己的区域性团体，对应于罗马帝国的行政结构，行省都城的主教有权力督察行省中其他主教，罗马帝国都城罗马的主教则自然而然享有超越与督察帝国其他教区主教的权力；最终第三方面，无论从本书前文所详尽阐释与分析的教会伯多禄传统来看、抑或是从罗马帝国的行政结构及其两者的结合来看，罗马主教都理所当然享有超越其他主教的地位与权力，甚至当帝国由于内忧外患而时不时不得不迁都他处的时候——譬如迁往米兰或拉维纳（Ravenna），罗马与罗马主教的地位与意义亦未曾稍有减损。

从问题的关联性上来看，庶几乎有两方面之言说，一方面，在宗教史与教会史的意义上，大公教会的罗马、耶路撒冷、安提约基亚、亚历山大以及君士坦丁堡五个大主教区，构成古典时代基督宗教世界的核心与重心，而进入中世纪、特别是伊斯兰教兴起并逐渐拓展之后，上述五个大主教区中的三个都在伊斯兰教的统治范围内，罗马主教作为拉丁西部的所谓“大主教”与君士坦丁堡主教作为希腊东部的“大主教”，呈现出一种二元并存的现象，甚或形成一种二元抗衡的结构；于是，教宗权能、特别是教宗首席权也必须在这种二元争竞的关系中被考量——本书在后面的相关章节中也将在这个意义上探讨东西方教会于1054年之大分裂。另一方面，在地理因素的政治意义上，伯多禄的继承者作为罗马主教毕竟是在意大利的城市中，换言之，罗马主教座堂毕竟、必然坐落在意大利的罗马，即使曾经由于流亡而远迁到阿维尼昂（Avignon），然而无论是在传统上、抑或是在神学上、甚或是在信仰上，一个居无定所的罗马主教座堂、教宗座堂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与解释的，于是在这个意义上，罗马都不仅仅具有地理的意义，而是享有地理中心的意义以及宗教、政治与政治哲学的意义，以至于作为教宗的罗马主教立足于此而统辖整体的大公教会，由此而领略俗世政治；罗马是作为罗马主教的教宗坐而论道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前文关于罗马对于教宗及其首席权的意义的阐释与分析，就不仅在本书关于中世纪的这一部分依然适用，而且在随后的部分中同样重要。

从问题的时代表征上来看，我们庶几乎有两个方面之言说，一方面，从表征自身来看，中世纪教宗首席权问题能够提点出两个时代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教宗只能与俗世权力合作才能实施其自身的权力，并且特别是在跨地域的情形下，必须与俗世权力合作才能将其权能的付诸实施伸展到大公教会所在之地，这一特征主要呈现在中世纪前期；第二个特征是无须并且无需与任何俗世权力以及俗世权力机构相关联而依然能够将权能通达于世界各地，甚或能够相对于并且抗衡于俗世权力与俗世权力机构而贯彻其权能于遍布世界的、整体的大公教会，这一特征主要呈现在中世纪后期。另一方面，从这两个特征所表征的时期上来看，在时间上，这两个特征能够将中世纪划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中间的转折点在十一世纪，在事件上，这一转折点则是格里高利的教会改革；前期的主要特点在于，当西罗马帝国终结之后，罗马主教暨罗马教宗首先必须面对东哥特人的俗世统治，随后则陷入与隆巴德（Langobarden, 朗巴德、朗巴蒂）以及拜占庭的紧张关系中——本书在较远的后文中还将具体提及这几点并在这样的背景中探讨格里高利改革等相关问题，后两者同样提出统治诉求、特别是对意大利的统治诉求，最终则与法兰克（弗兰肯）的加洛林王朝过从甚密，加洛林王朝终结后，教宗则一时之间受制于罗马城市贵族，直到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Otto I., 936-973）成为这些地域性（城市）俗世权力的强有力的对立面；而后期的主要特点则在于，关涉主教任职（亦即所谓Investitur，本书将在较远的后文中详尽探讨与分析之）的争论开启了这个时期，首先发生的是教宗与施道芬贵族系统的冲突，随后则是教宗权能对法国俗世权力的依赖，而最终则是1378年发生的教宗分裂。而教宗分裂终结之后，历史就进入了文艺复兴教宗时代——本书在较远的后文中将提及这一点，直到宗教改革。

二、中世纪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能关系史论纲

1. 教宗与教会改革

就这一时期的大公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能之关系及其所导致的教宗与教会改革而言，在时间轴与问题展开的内在逻辑上，可从如下九个方面来看：

首先，尽管自君士坦丁大帝（Konstantin, 306-337）皈依大公教会之后，基督宗教在罗马帝国成为被国家承认、被许可的宗教，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其它宗教崇拜与信仰形式随即消亡；尽管特奥多修斯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 379-395）将基督宗教宣布为国家宗教，然而由于他的驾崩以及继任者的软弱无能，其宗教政治思想与所宣布的政策在帝国的拉丁区域收效甚微[1]；更有甚者：恰恰在罗马，直至西罗马帝国之衰落与终结（公元476年），甚至当特奥德里希大帝登基之后（Theoderich, 489-526），众多元老贵族依然故我而持守异教崇拜之信仰[2]。

其次，尽管哥特人作为阿里乌斯主义的追随者而与罗马大公教会相分离，然而特奥德里希大帝依然不仅令罗马在意大利的民事行政行为不受干涉，而且也并不干涉大公教会内部事务；仅仅是在他统治的后期，由于波埃修斯被以谋反罪名而判死刑以及教宗若望一世（Johannes I., 523-526）在狱中亡故，他才出于这种政治的原因而陷入与罗马的冲突[3]；这期间更具意义的是498年旭玛胡斯（Symmachus, 498年11月22日 -514 7月19日）与老楞佐（Laurentius, 498-506）之间的教宗选举[4]，罗马主教会议在引述342年萨尔迪加（Sardika，亦即今天的索非亚，Sofia）大公会议的决定而拒绝对任何教宗作出判断、甚或审判[5]。

其三，从东西部之间的关系来看，当特奥德里希大帝与526年崩殂之后，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os I., 或Justinian I., 527-565）将意大利从哥特人手中夺回，由此教宗则陷入拜占庭的直接统治之中[6]。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是，当此之时，在地理与政治的意义上，意大利已然不再是帝国的核心疆域，而仅仅是远方的省份，皇帝们甚至也提出一种权力诉求，亦即甚至对于神学问题享有最终的决定权，而更有甚者：皇帝们甚至胆敢以暴力、以武力裹挟教宗，譬如教宗维吉留斯（Vigilius）于555年被强行罢免，马丁一世（Martin I., 649-653）于653年被流放等[7]；自皇帝赫拉克雷欧斯一世（Herakleios I., 610-641）以来，宫廷（俗世政治）的越益希腊化不断导致东部希腊世界与西部拉丁世界在精神上、宗教品性上以及文化气质上等方面的陌生化，这种数百年以来的多方面的陌生化不仅是导致1054年东部希腊教会与西部拉丁教会最终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这一陌生化进入了这一精神世界的分道扬镳、并且也随着这一分道扬镳而越益凝固下来——本书将在较远的后文中阐释与分析东西部这一分裂。

其四，从拉丁西部自身来看，自568年以来，隆巴德人（Langobarden）不仅逐渐统领了北部与中部意大利，而且近乎于一劳永逸终结了亚平宁半岛上的古典政治秩序；当此之时，半岛的宗教形态依然是部分的异教、部分的阿里乌斯主义，这对于罗马大公教会的神统体系的存在与维持依然是一种实在的危险，许多主教逃离被隆巴德人占据的区域，十数年之后方才得以返回；甚至罗马也被围困，幸好还未沦陷。而令人惊异的则是，在并没有罗马教宗与大公教会明显运作之下，隆巴德人——或许出自内部政治的理由——居然逐渐接受了大公教会的信仰[8]——尽管首先接受的是阿里乌斯主义。

其五，从教宗自身与俗世权力关系以及社会层面来看，当此之时，著名而有代表性的教宗形象是格里高利一世（Gregor I., 590-604），他不仅由于其神学的造诣而被称为四大拉丁教父之一，而且也热心于日常行政事务与组织工作，是一位智慧而谦卑的政治家，擅长处理与宫廷及俗世权力的关系，并且极具远见的开启了英格兰传教事业[9]；在社会层面，大公教会中的罗马贵族在特奥德里希大帝统治时期倍受压制，而当此之时，则逐渐领受教会职务，并由此而在教会内部与俗世政治事务中登堂入室；此外，西哥特人整体也在这一时期（约589年前后）从阿里乌斯派转入大公教会信仰[10]。

其六，从教宗与加洛林王朝关系角度而言，一种相互决定或交互决定的关系逐渐形成；公元八世纪后半叶，隆巴德国王完成了对于意大利的占领，750、751年前后原本在东拜占庭治下的拉维纳（Ravenna）也落入其手，而得陇望蜀，罗马随之也在其觊觎之中。由于抵御伊斯兰教的扩张以及必须面对内部关于圣像的争论所带来的神学与信仰的诸多问题，拜占庭皇帝已然自顾不暇，于是教宗勉为其难而决定求助于弗兰肯国王[11]，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决定；尽管卡尔·马尔特（Karl Martell）拒绝了教宗的求助，然而小丕平（Pippin）则出于感激很快与之结为同盟，感激的原因在于，教宗萨哈里亚斯（Zacharias, 741-752）支持他于751年登基成为国王[12]。此后，教宗斯笛闻二世［三世］（Stephan II.,［III.］, 752-757）来到法国，与小丕平商讨如何共同对抗隆巴德人的威胁[13]；其间虽经若干变故，然而其子卡尔大帝（Karl der Groß, 768-814）依然向教宗哈德良一世（Hadrian I., 772-795）兑现了当初的承诺[14]，以至于如此这般诞生的教会国成为加洛林王朝的一部分，并且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教宗们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突破其俗世统治[15]？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卡尔大帝加冕而成为罗马皇帝，教宗良三世（Leo III., 795-816）也由于教会内政而求助于他，卡尔大帝则以如此千载难逢之良机而一举求得其超越通常俗世统治者的法律地位，这一成功的俗世政治行为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在于，拉丁西部的皇帝与教宗结成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他们之间交互影响、交互决定，而这样的关系则是教宗与拜占庭皇帝之间所从未实现的[16]。而教宗在这种交互决定的关系中究竟具有多大自由行为的空间，则依赖于加洛林王朝不同时期不断变化的政治情形；一方面，当卡尔大帝之时，教宗甚至在神学问题上也仅仅具有较少的自由决定权，这从787年的尼开亚大公会议关于圣像之争的决定即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罗马皇帝必须由罗马教宗所加冕，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并且教宗尼阁老一世（Nikoaus I., 858-867）也成功实现了教宗作为领主在拉维纳的法律权力[17]；此外，国王与皇帝必须被教宗所加冕才可登基，这固然也发展了基督宗教大公教会的王权思想，俗世统治者在教会中的地位也因此而具有一种圣事性的意味，然而始料不及的是，这当然也带来新的问题：国王或皇帝的地位究竟具有何种圣事性？特别是其在大公教会中地位如何？由于教宗为其加冕，俗世王权或君权甚或认为自己在大公教会职权体系与等级结构中也享有一席之地，俗世政治权能对自身的这一误判直到主教任职之争（Investitur）结束之后才告一段落——本书将在较远的后文关于格里高利改革的探讨中详尽阐释与分析这一争持。

其七，依然在大公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力关系的角度上，当此之时，与加洛林王朝皇帝的关系，并非教宗需要面对的唯一的挑战，也正是卡尔大帝加冕前后，伊斯兰教的武力拓张开始延伸到西西里，并且很快突入到意大利本土，甚至在巴里（Bari）还诞生了一个伊斯兰的酋长国，并且从847-871存在了数十年，而在加立雅诺（Garigliano）则驻扎有一个伊斯兰的兵营，经常以打劫等暴力活动骚扰周边区域，直到915年才被驱除出去[18]；这期间最为震动的事件是846年对伯多禄圣殿的袭击与抢劫，而为了避免或仅仅预防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教宗甚至必须向其缴纳税金，这使得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也不得不考虑并实施一些措施以加强相应疆域臣民与与教会的安全感[19]。

其八，当加洛林王朝终结之后，特别是882至1046年间，对于教宗而言，整体的政治情形险象环生，教宗甚至成为罗马贵族嘻弄的对象，以至于直到十六世纪人文主义时代的枢机主教、教会史专家采萨尔·巴罗纽斯（Caesar Baronius, 1538-1607）将这一百多年评价为“黑暗时代”（saeculum obscurum）[20]——本书在较远的后文中还将提及之，在884与904年之间，先后竟有11位教宗被撤换，教宗也往往被权力关系所强迫而为登基的国王加冕，譬如教宗傅茂苏斯（Formosus, 891-896）即被强迫于891年为皇帝维多斯（Widos von Spoleto）加冕[21]；而891年前后到911年前后，国王与教宗以及国王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教宗与国王各自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教宗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譬如教宗斯笛闻六世（Stephen VI., 896-897）与教宗傅茂苏斯的追随者之间、教宗塞尔基尤斯三世（Sergius III., 904-911）与教宗傅茂苏斯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22]，这也导致主教会议的决定、甚至教宗的决定被颁布不久之后又被废除，并且这样的颁布与废除反复发生[23]。

其九，当奥托大帝于962年2月2日在罗马登基时，也愿意遵循卡尔大帝以来诞生的传统，即皇帝的登基必须有教宗的加冕，尽管奥托因此也仿效卡尔大帝的加冕仪式，然而为其加冕的教宗若望十二世（Johannes XII., 955-963/964）似乎也仅仅是加冕仪式的工具而已[24]；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教宗在政治上立于皇帝或罗马贵族的阴影之下、甚或成为其帝国与区域政治的工具，主要在于皇帝等在俗世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在意大利的公共视野中出现的频率。奥托三世之后，罗马有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而教宗也再度处于罗马贵族的统治权力之下，并且走马灯般被撤换；1012年前后，图斯库鲁姆（Tuskulum）伯爵家族获取权力，并在短时间内就连续设置了三位教宗，在这个意义上，教会职能与权能与俗世统治的权能在图斯库鲁姆家族中、甚或在一个人中合而为一[25]；当此之时，拜占庭皇帝也努力拓展其统治疆域，而教宗也以政治的、教会法的以及军事的方式与之对抗，所谓军事的方式当然要与皇帝合作，而颇具政治意味的是，皇帝对于教宗的支持往往是三心二意的，以至于产生、引发一种传说：教宗若望十九世（Johannes XIX, 1024-1032）就意大利南部教区的组织结构等问题与拜占庭商讨政治关系时，为了利益交换而甚至要将罗马首席权卖给拜占庭[26]；无论如何，双方的商讨并无结果，直到诺曼人在千禧年之际侵入南部意大利，才终结了希腊教会权能在意大利、特别是其南部疆域的统治。1000至1044、以至于1054年前后，无论是俗世政治、抑或是教会政治，都处于混乱状态中，直到海因里希三世在意大利称帝[27]，而这段时间恰恰也是教会改革的前夜，也就是大公教会在中世纪早期的教宗们尝试改革的时代——本书在较远的后文中在格里高利改革的主题下还将阐释与分析这一事件。

2. 教会改革时期的教宗与主教职权任免之争

从背景与问题上来看，十一世纪中晚期与十二世纪早期被视为教会改革时期，这期间的教宗也被称为改革教宗，譬如自良九世（Leo IX., 1049-1054）到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1061-1073）[28]；其间，教会的与俗世的不同政治元素以各自不同之方式而相互关联、交织发展；一方面，教会职能的承载者，譬如神父、主教、教宗等，都有相应的神学、哲学以及政治伦理的要求，而由于在教会实践中不具备相应素养的平信徒持有某些教会职能，于是这些职能的荒废则被认为是用人不当；而另一方面，俗世权力（国王）对于主教的任免也被视为不可容忍的，以至于这样的主教是否有足够的尊严以及由此所奉献的圣事是否有效，也必须被质疑，这样的问题直到中世纪终结、以至于当今的时代，不仅都没有被遗忘，而且甚至还时有发生；第三方面，神职人员的生活方式也日益严谨，这关涉其独身的生活方式，并且终于在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中被法典化固定下来；最终第四方面，罗马教廷的任务之一在于禁止平信徒在教会中担任神职，这其中隐匿着教宗首席权的基本原则，而即使是、甚至是支持改革的一些主教们也反对教廷的这一主张，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改革会带来教会法律结构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导致一种教宗中心论在思想与实践领域中的引入。上述这些关涉到、甚或原本就出于俗世与教会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构成改革前夜的总体政治氛围。

尽管当皇帝康拉德二世（Konrad II.）于1027年登基时，对于他而言，为其加冕的教宗（若望十九世，Johannes XIX., 1024-1032）的个人德行无足轻重，然而海因里希三世的观点依然与之大相径庭，他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究竟谁才是伯多禄圣座的合法享有者！这一问题来自于两个相互抗衡的教宗本笃九世（Benedikt IX., 1032-1044，1044年被驱除，1045再度成为教宗并被驱除，1047-1048第三次成为教宗而又被驱除）与西尔维斯特三世（Silvester III., 1045年1月成为教宗，10月被驱除），而1045至1047年间还有格里高利六世（Gregor VI., 1045年5月-1046年12月）与克莱芒二世（Clemens II., 1046年12月-1047年10月）各自的短期在位，其后的达玛苏斯二世（Damasus II., 1049年7月17日-8月9日）也仅仅是在皇帝的支持下才能与当地的罗马贵族抗衡而短期在位；良九世（Leo IX., 1049-1054）亦不例外，也从故乡招贤纳士并因此而大获成功，他也开启了一个厄运与灾难不断的传统，亦即尝试以军事手段抵御诺曼人在南部意大利的进犯，不仅这样的尝试最终归于失败——幸好格里高利七世还能扭转乾坤、转败为胜（本书在较远的后文中将比较详尽阐释与分析之），而且罗马与拜占庭之间、亦即拉丁西部与希腊东部教会之间最终于1054年的分裂也无法与他脱离干系[29]。总而言之，从原因上来看，在血缘上、在地域上不同的贵族家族设置并支持不同的教宗，导致了不同的教宗在同一时间段中重叠在位的情形，这是俗世政治权力对于教会权能与职能的干涉。

恰恰由于良九世的追随者在其逝世之后依然活跃，于是教会改革的思想恰恰在罗马生根发芽，当此之时，在政治层面，俗世政治权力不仅涉入、甚或操控教宗的选举，甚至操控主教职务的任命——以至于有所谓主教任职之争，亦即所谓invesitur，由于俗世贵族与皇帝捐献土地、教堂等，于是主教任职、特别是任职典礼上必须有俗世统治者授予的权戒与权杖，意为俗世政治权利赋予主教对于某物、某职务的支配权，以至于主教的权能在外在形式上甚至来自于俗世权力，而非来自于大公教会[30]；因而教会改革的焦点在于教宗的承继以及大公教会的独立自由、特别是主教的祝圣与职务的任免，就此，各种不同之改革设想甚嚣尘上，罗马的贵族家族对此亦应接不暇；而催生教会改革的恰恰是俗世政治权力与势力对于教会内部事务的介入，以至于教会史家不得不说，当时教会改革的开端始于俗世政治权力的代表海因里希三世[31]；甚或可以说，教会的改革庶几乎是被俗世政治权利所逼迫的。海因里希三世作为俗世统治者积极投身教会改革之中，其个人品行似乎无可厚非、甚或无可指谪，然而其权力运作以及统治的目的，并非旨在一个由教宗领导的教会改革以及改革的教会，而是要将教宗与主教们更多的裹挟到帝国政治体制中，甚或意图将大公教会建构为帝国教会[32]；由此我们庶几乎可以说，并非尽管、而是恰恰由于俗世政治权力越益介入、干涉、甚或主导教宗选举等相关事宜，并非尽管、而是恰恰由于俗世政治权力力图主导主教任职等相关事宜，由此、以至于大公教会被逼入一种窘迫的境态中而不得不开始其自身的改革，以重新建构其组织机构等。

从上述简略勾勒的历史背景以及教会史背景出发，我们庶几乎可以说，教会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如何在俗世政治权利面前保障教会的自由？其次是如何加强教会行政结构的薄弱环节？其三如何保障教会祝圣主教的神圣权利？以及最终其四如何确立教会法典的真正权威？

当海因里希三世驾崩之后，其子海因里希四世尚在年幼，其母后阿格尼斯（Agnes von Poitou）的摄政能力亦庶几乎敬告缺如[33]。在这种情形中，伯多禄圣座的继承依然复杂纷纭，自1057之1061年，各种俗世权力势力为圣座而角逐，其间出现非止一位教宗，直到1061年同时出现阿格尼斯所支持的教宗霍诺理尤斯二世（Honorius II., 1061-1064）与改革派所支持的教宗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1061-1073），当教宗的追随者战胜国家的军队、并且阿格尼斯也因此而被揥夺权力之后，亚历山大二世最终胜出；其后则是格里高利七世（Gregor VII., 1073-1085）继承圣统[34]。

随后则是格里高利七世与海因里希四世相互较力的时期，这两位赋予了教会改革时代在这一期间对比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教宗与国王两人的关系最初颇为友善，造成他们之间冲突的是关于米兰大主教区主教的任命；这能从教会与俗世关系以及教会内在关系两个方面来考察，从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权能的关系来看，亨利四世由于缺乏政治阅历，因而行事往往心血来潮而无可逆料，他极力反对教会关于米兰教区主教任命的决定，由此则极易引发各种冲突，并且也的确引发与教会的冲突，而格里高利七世的反应则极具政治智慧，因而被同时代人称为“神圣的撒旦”[35]；面对俗世权力的张狂，格里高利七世以坚定的信念投身此间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加入到天主之国（上帝之国）与魔鬼之国的角逐之中，以彰显天主的和平、正义与大爱，以使得这些价值充满尽可能多的人[36]；在他看来，一方面，天主之国就是普世大公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赋予了统治与神圣权力（regnum et sacerdotium）的普世大公教会；另一方面，在此间世界为天主而工作的人，是全体基督徒，首先是神职人员，特别是神父们站在第一线，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得和平、正义与大爱在此间世界通行无阻；第三方面，俗世权能与神圣权能并非简单地鳞次栉比、甚或并行不悖，而是神圣权能的层级高于俗世统治权能[37]；而格里高利七世最获成功之处，则并非在于能够抵御一切俗世统治对于大公教会的侵蚀，而是在于享有独立自由的神学地位，并且因此而能够独立阐释天主的意志，以至于大公教会不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左右、不受个人（国王、皇帝）意志的支配，不会因此而迷航，以至于表述首席权的伯多禄依然活在当下，以至于教宗与伯多禄在位格上享有内在的统一与一致性[38]。从教会内在系统与结构来看，就本书的主题而言，格里高利七世教会改革的旨趣聚焦在首席权，而这一首席权首先是关涉主教整体的，主教们在基本原则与思想上并不拒绝、甚或坚决支持教会改革，然而亦有主教未免有所顾虑、迟疑，其疑虑、反思、甚或反对的焦点集中在教廷对于教宗首席权的贯彻方式[39]，这表明，在教会内部对于教会改革及其方式亦有不同观点。随着格里高利七世的逝世，海因里希四世对于当时教会与教宗的重要性亦庶几消失殆尽，由此亦可见其惺惺相惜、一时瑜亮、甚或难兄难弟的对手关系——本书将在较远的后文中比较详尽阐释与分析之。

在格里高利七世身后，教宗职权在全新的维度中赢得世界性意义；其后继者中的优秀者，乌尔班二世（Urban II., 1088-1099）首屈一指，一方面，他在毫无俗世统治者参与的情形下于1095年成功地独自发起、组织并实施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此，“成功”并非指十字军东征本身，而是指其号召、组织与实施[40]；另一方面，当此之时，关于主教任职的争论依然甚嚣尘上，在法国国王菲利普一世（Philipp I., 1060-1108）治下，国王要听取主教的宣誓，而在英格兰国王威廉二世（Wihlhelm II., 1087-1100）在位时期，俗世政治权力与教会精神权能的传统的矛盾（亦即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矛盾）持续发展，国王对于主教职务的设置直到1107年才有所缓和，所达成的和解在于，俗世政治权力放弃权戒与权杖的授予，而为了照顾到俗世统治者（国王）的利益，则主教的选任必须在王宫中举行，而被祝圣者必须在国王面前为俗世政务而宣誓[41]——本书将在较远的后文中阐释与分析这一点；而大公教会不仅在神学理论上已然具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大公教会已然明确区分主教在精神领域与俗世领域中的不同使命，而且也逐渐从政治层面转向法学层面，就大公教会与俗世政治权力（国王、皇帝）之间关于主教任职的争论而言，神学家与法学家维多·冯·费拉拉（Wido von Ferrara）论证说，每一位大公教会合法祝圣的主教都同时享有精神的与俗世的法典权力，俗世职务本身的存在也是恰当的，甚至王位（皇位）也具有精神的品性，也就是说，这一争论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法学问题，越来越具有法学意义，因而乌尔班二世作为教宗以及费拉拉作为神学家与法学家也被视为在法典意义上解决政教问题的先驱[42]。乌尔班二世的继承者帕沙里斯二世（Paschalis II., 1099-1118）曾经尝试与海因里希五世（Heinrich V.）达成一种范式般的解决方案，他们达成秘密协议，亦即帝国的主教们将皇帝所赋予他们的所有俗世职务交还给帝国，也就是交还给皇帝，而相应于此，在教会任命主教的内部事务上皇帝则放弃任何权利以及能够施加影响的任何诉求[43]；当这一协议与1111年2月12日在皇帝加冕仪式的开始被宣布时，在毫不知情的主教们中引起不满、甚或动荡，他们不满的原因在于不愿意接受他们的职务在俗世、特别是俗世意义上的、甚或世俗化意义上的损失，这样的损失意味着俗世权力的损失；他们的不满以及骚动甚至导致加冕礼的中断，海因里希五世将教宗与枢机主教们拘禁起来，并关押在罗马以外；为了获得自由，教宗帕沙里斯二世于1111年4月11日与海因里希五世在庞特·玛莫罗（Ponte Mammolo）达成协议，将主教职务的任免权赋予皇帝，两天之后，加冕仪式得以举行[44]——本书在较远后文中将阐释与分析之。然而尽管如此，主教任命的争论并未到此结束，在教会内部，不仅庞特·玛莫罗的协议遭到拒绝，而且教宗也被严厉批评，维因那（Vienne）的主教会议甚至宣布，这一协议其实对皇帝不利，对于皇帝而言，这并非一种特权（Privileg），而是一种羞辱（Pravileg）[45]；而冲突最终在1122年的沃尔姆协议中引发，其中在教会精神职权（spiritualia）与俗世权力（teporalia）之间作出区分，对于主教的选择与任命，是教会法典的权力，是教会僧团与神职人员（神父）的法典权利，皇帝（俗世权力）仅仅被允许在场（praesentia regis，皇帝的在场）而已，绝不允许皇帝享有任命主教职务的权力[46]；这一原则的直接结果在于，意大利的主教们失去了皇帝、俗世政治、俗世权力的支持，然而从这一原则的不断发展中真正获渔翁之利者，亦并非教宗，而首先是整个欧洲，然则是整个人群、整个公共团体、整个社会；而维多等的学说也为四、五百年之后的马丁·路德的天职说洞开先河，而又四、五百年之后的所谓韦伯者，则更是末流之辈。

3. 多种张力关系中的教宗职能以及教宗选举规则的制定

如同上文所阐释与分析的，自1046至1130年之间，对于大公教会而言是一种变革的时代，教会法与教会行政管理的系统化都处在变革的过程中，教会法的完备及其法典化、枢机主教团的建立及其巩固与完善[47]、教廷作为行政机构的进一步功能化以及教宗特使的设置[48]，使得大公教会的运作更具效率，其强大领导力更具有可视见性；而1130年之后直至十二世纪末（直至1198年），被历史学家、教会史学家视为分裂与政出多门的时代；当此之时，教宗依然处于与俗世政治的纠缠之中，具体而言，亦即处于和罗马人、诺曼人以及施道芬家族的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中，在关涉首席权以及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能之间关系的意义上，有两种关系构成教会史、俗世史之焦点，一方面，教宗与诺曼人之间、特别是与罗哲二世（Roger II., 1105-1154）于1127年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统一国家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罗马贵族家族依然在政治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教宗与他们之间亦构成一种张力关系[49]；这两种紧张关系原本就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只是一时被教会与俗世政治之间关于主教职务任命的争论所掩盖，当主教任职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诸如此类的老问题再度凸显而出。

当教宗霍诺里尤斯二世（Honorius II.）于1130年宴驾之后，在阿纳科雷特二世（Anaclet II., 1130年2月14日被选举，2月23日登基－1138年1月25日）与英诺森二世（Innozenz II., 1130年2月14日被选举，2月23日登基－1143年9月24日）的竞争中，形成一种教宗双重选举，由于前者允诺为罗哲二世在西西里的登基举行加冕礼，于是获得其支持；而英诺森二世，特别是他于1133年为娄塔尔三世（Lothar III.）在德意志登基举行加冕礼，于是也获得法国、德意志等北部诸国的支持[50]；尽管这一加冕至少在形式上也意味着娄塔尔三世是采邑的受封者、并且因此而必须臣服于教宗，然而这不过是政治交易而已，不唯如是：娄塔尔三世自己并未亲自、而是让他的女婿骄傲者海因里希（Heinrich der Stolze）发誓效忠于教宗；况复如此：娄塔尔三世要求教宗为其登基加冕的最终目的并非在于皇位，而是在于采邑的封地等物质财产[51]。尽管英诺森二世最终脱颖而出，然而究竟谁才是1130年教宗选举合法的胜出者，至今仍是可讨论的问题——战胜竞争对手并非是自身政治合法性、权力合法性的证明！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能够由此清晰看到俗世权力对于教会精神权能的介入及其所介入的深度——俗世权力的干扰，造成1130年的教宗分裂，换言之，教会精神权能甚或要依赖俗世权力才能立足。即使当英诺森二世立足已稳之后，他也无法真正完全脱离俗世政治的左右，一方面，以军事对抗诺曼人的失败，使之被罗哲二世所囚禁，只有在承认了阿纳科雷特二世加冕礼的合法性、以至于确认了罗哲二世登基的合法性之后，他才被释放；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面对罗马贵族的权力诉求，他们要求仿效罗马国家的元老院的建构以确定、确保贵族的权力，而英诺森二世也不得不在1143年认可其诉求[52]。

当此之时，诺曼人的问题以及拜占庭意图在意大利复辟的问题，依然构成教宗政治中的主要忧虑；当教宗哈德良四世（Hadrian IV., 1154-1159）于1159年崩殂之后[53]，枢机主教们没能成功引导一个毫无异义的教宗选举，以至于在俗世权力施加影响之下再度出现了教宗双重选举，亦即维克多四世（Viktor IV., 1159年9月7日－1164年4月20日）与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III., 1159年9月7日－1181年8月30日）两个教宗并存的现象，究竟谁才是合法的教宗，如同1130年的教宗选举一样，至今依然是可探讨而难于最终决定的问题，由于获得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ossa）的支持，亚历山大三世最终脱颖而出[54]，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他的胜出下车伊始就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也比较难于确定——这并非本书主题，姑且搁置不论；无论如何，双重选举呈现出大公教会内部的不同政治思维与行为态势，亦即：是拒斥俗世权力、抑或与之联袂？不仅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如此，甚至宗教改革之后诞生的新教教会亦不能免俗，在为新教理念辩护的传单上，新教教会甚至别出心裁设想了这样一幅有趣的画面：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将脚踏在匍伏于地的皇帝巴巴罗萨的脖子上[55]；之所以说有趣，原因固然在于新教教会也不得不面对教会政治与俗世政治之争，因而要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且原因还在于：虽然新教教会其实并未经历中世纪的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权力之间的争斗，然而在这一问题上依然需要借古讽今、甚或将天主教这位老哥哥作为法宝祭出！由此不难看出，尽管新教教会从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中脱身而出，然而不仅在信理、教会组织结构等某些神学问题上与之具有相似性、甚或相同性，而且在一些关涉教会政治、国家政治等问题上甚或依然与之具有相同的初衷、旨趣与目的。

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从1159年的教宗双重选举所导致的教宗分裂中汲取了教训，在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中作出教宗选举的基本规则：由枢机主教选举教宗，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当选；这一规则直到今天都适用[56]！

当海因里希六世（Heinrich VI.）与西西里王国的女继承者康斯坦策（Konstanze）联姻之后，教会国家即使在疆域上也被施道芬家族的领土所封闭性环绕，而打破这种政治性与地理意义上的（其实，地理意义又何尝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呢？）封锁性环绕与围困，持续主导了教会政治、甚或教宗政治庶几乎一百多年之久[57]；当海因里希六世于1197年驾崩之后不久，教宗策雷斯汀三世（Cölestin III., 1191-1198）也于1198年龙驭宾天，英诺森三世（Innozenz III., 1198-1216）继任教宗，这是一位年近不惑（继任之时38岁）而天性活跃、才华横溢的教宗，不仅极具理性洞察力与思维洞彻力，而且充满幽默感，尽管／不仅娴熟于古典的学问与经院哲学的论证方式，然而／而且在面对现实的俗世权力时则天真质朴、幻想力丰富；无论如何，他善用了海因里希六世皇位继承政策的缺陷（甚或失误）及其驾崩之后所造成的一时之间的权力真空，对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与纠缠洞若观火，不动声色而静观其变，努力恢复了教会国家之前所失去的若干疆域，甚至赢得德意志诸国王对其收复失地的承认与确认[58]，其虽非创业垂统、靈舆先驱，然其励精图治、文治武功、高举大兴、德隆功羡，则颇可叹为观止，以至于后世史家能够以充分的恰当性称之为教会国家的第二缔造者！

当然，所谓帝国的事务（negotium imperii）并非英诺森三世政治行为领域中唯一的事务，教宗的职能、职权、职责同样是其政治事务、特别是教会事务中的首当其冲者，并且这些事务在他的治下不仅对于大公教会而言赢得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整个欧洲而言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固然，他的前任，无论是亚历山大三世、抑或是英诺森二世，尽皆投身于欧洲各种事物之中，然而他们大多是以弱者的面貌出现，是以寻求俗世政治权力与势力的帮助为初衷与目的，并且被各种俗世政治集团所排挤，而英诺森三世则不同，他无所顾忌、也无需顾及之，一时之间，他自由于所有俗世政治势力之外、始终独立自主、立于主动，在法国、意大利、德意志等疆域以及不同政治家族之间为大公教会纵横捭阖[59]；当他在任期间，他重申并丰富了信经的表述，加强了教会的一些原则（譬如每年复活节领圣体的原则），健全了教会法的规定（譬如诉讼规则、近亲联姻的限制——必须在四代以上，与犹太人的交往原则以及新的修会的创建的若干规定）[60]，其行使教宗职能的高峰是1215年召开了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61]，这是直到六百余年后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为止最大规模的教会会议，会议决定了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将东征的主导权力从俗世政治权力中收归教会、并且完全置于教会掌控之下，以纠正俗世权力主导的第四次东征（讨伐君士坦丁堡）的谬误[62]；英诺森三世具有一种能力，将问题的讨论与要得出的结论导入他所意愿的方向。当然，他不仅尝试建立一个拉丁帝国，而且也试图在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恢复或再度建立一种教会的统一性，或者至少建构一种外在的统一性，在这一点上，他将自己奉献给了他的丰富幻想——这原本就符合他天真烂漫的本性。

如同一些历史学家与教会史家所恰当判断的，对于很多人而言，英诺森三世不仅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教宗，在教宗的职能领域完成了几乎所有使命、作出了最具意义的巨大贡献，而且也是欧洲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甚至有史学家认为，对他最恰当的评价是：英诺森三世是扳道工，他使得欧洲的发展走上正轨[63]；由此可见，英诺森三世不仅为大公教会、而且为整个欧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分布了开朗的格局，舒展了寥阔的视野。

如此判断，良有以也！

从教廷的观点来看，尽管西西里王国与整体帝国的关系十分棘手，然而对于英诺森三世的继任者们而言，将王国纳入帝国（unio regni ad imperium）这一政治意图与行为又是难于逆转的；当此之时，大公教会经历了十分智慧的俗世政治领袖：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其智慧而又肆无忌惮的政治，不仅进一步绑束与加固了大公教会与其俗世权力的联系、甚或依赖，而且更加提升了皇帝自身的权力；当教会利益与俗世政治利益（皇帝利益）之间相互冲突时，他总能达成其俗世政治的愿望与目的[64]，当罗马大公教会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决定，将十字军东征的主导权力收为教会掌控之下[65]，他则在1215年于亚琛（Aachen）举行的登基加冕礼上赞美了大公会议的决定，然而在教宗霍诺里尤斯三世（Honorius III., 1216-1227）在位时一再推迟东征，以赢得足够的时间攫取在西西里的统治，教宗霍诺里尤斯三世一方面十分清楚，拉特兰大公会议的决定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没有弗里德里希的参与，东征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也不愿意用强力驱迫之，以至于他一再应允其推迟[66]，直到教宗格里高利九世（Gregor IX., 1227-1241）施加影响下，东征的最终期限才定在了1227年[67]。

我们由此可见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能纷纭复杂的纠结关系及其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或后者对前者的控制；这样的关系导致格里高利九世将教宗政治的所有其它目的置于考量之外，其所深切关注的唯一旨趣庶几乎仅仅在于消除皇帝俗世政治权力施加的影响、甚或掌控；尽管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如期开拔，然而由于军中瘟疫流行，又不得不终止，教宗格里高利九世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不仅批评皇帝破坏约定、欺世盗名，而且宣布了绝罚；今之视昔，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在探讨与交涉撤销绝罚令的过程中，一方面，尽管教宗对皇帝提出了众多整改要求，然而东征并不在教宗对皇帝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之中，似乎绝罚令与东征的中断并无关系；另一方面，教宗却有意一再推迟绝罚令的撤销，好像东征的中断就是颁布绝罚令的唯一原因，以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绝罚令下终于成功贯彻了东征。最终，在德意志诸侯的斡旋下，在冲突的深度原因并未涤除的情形下，教宗与皇帝之间终于在1230年7月达成了形式上的和解。而战斗正未有穷期，1239年棕榈主日，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再度颁布了对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绝罚令，皇帝意图进犯罗马，然而被教宗个人的勇气所挫败，而教宗意图在1240年于罗马召开的大公会议上罢免皇帝的计划也未成功，因为皇帝命人将许多蒙席在赴会途中逮捕。直到英诺森四世（Innozenz IV., 1243-1254／1255）被选为教宗，尽管他于1244年6月28日逃往吕昂（Lyon），然而依然于1245年召开大公会议，罢免了皇帝兼西西里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68]；五年之后，皇帝于1250年12月13日殡天。

尽管英诺森四世罢免了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由此而阶段性战胜了施道芬家族，然而这并未给教宗、教会带来所希望的自由，而且皇帝的驾崩也并非意味着施道芬家族在意大利统治的终结，康拉德四世（Konrad IV.）与曼弗里德（Manfred）在西西里至少还统治了逾二十年、历经四任教宗。在长时间的谈判之后，1265年，教廷与法国国王圣者路德维西（Ludwig des heiligen）最年轻的兄弟卡尔·冯·安茹（Karl von Anjou）达成协议，允许他受封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南部意大利的全部疆域为其领地，并且教宗克莱芒四世（Clemens IV., 1265-1268）于1266年1月6日还将其加冕为国王[69]；从大公教会方面出发来看，一方面，教廷（教宗）希望这一协议呈现出教宗与国王（安茹）之间一种理想的分封与受封的关系，以至于受封者作为领邑主服从教宗、并缴纳高额的领邑赋税；另一方面，教廷（教宗）也希望由此而限制国王在罗马以至于意大利北部赢得影响，以使得教会国家至少能够成为地理意义上的中心，然而这两种企图下车伊始就都是幻想；于是第三方面，1282年前后，西西里人纷纷抵抗安茹以及施道芬家族的统治者，以至于教廷东进而远征拜占庭的意图也无法再继续设想，教宗马丁四世（Martin IV., 1281-1285）甚至不得不将其教会全部政治所深切关注的旨趣集中在对于采地受封者（采邑封臣）的帮助上，并且在经济上积极资助其收复西西里与意大利半岛上若干疆域的计划及其行动的尝试，以至于原本为十字军东征以收复圣地的全部资用都支出于此[70]！当然，第四方面，尽管教廷（教宗）被卷入长年不断的各种类型的冲突关系、以至于征战状态中，然而其缔造和平的尝试亦始终不渝，并且终于在1302年在卡塔贝洛塔（Caltabellotta）达成临时的、于1373年在阿维尔萨（Aversa）与俗世政治权力达成某种最终的和平；最终第五方面，在政治策略上，教宗马丁四世原本也意图将区域性冲突拓展到全部欧洲，以为了将较多的王国、采邑封地等带入冲突关系或政治利益中、并赢得他们对于教廷的支持，从结果上看，他庶几达成其所设置之目标。

1294年，最终在教宗职位空缺两年之后，策雷斯汀五世（Cölestin V., 1294年7月5日-1294年12月13日）当选为马丁四世的继任者，他是如此之善良，以至于被称为“天使教宗”（papa angelicus）；尽管他并非不谙世事，然而对于他而言，教宗职务所要求的使命与能力都是超负荷的，他完全在卡尔·冯·安茹二世的掌控之下，庶几乎在所有事务上都依赖于这位俗世统治者，甚至被俗世权力呼来唤去，由于一直被卡尔二世命令前往不同的城市，以至于他在任职教宗期间甚至从未驻跸于罗马，他也很快意识到自己能力的匮乏，并因此而良心自责；在咨询了教会法典专家之后，他于1294年12月13日宣布退位，并于1296年5月19日以八十高龄在自然死亡中逝世[71]；当然，除了教会政治与俗世政治的原因之外，教宗的退位也符合当时适用的教会法的规定与解释。

1294年12月24日，博尼法兹八世（Bonifaz VIII., 1294年12月24日－1303年10月11日）成为策雷斯汀五世之后的教宗；从教会政治角度来看，他的任期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与科罗纳家族（Colonna）持续到1299年的冲突、1300年作为神圣年以及始于1301年的与法国国王的矛盾。首先，科罗纳家族突然袭击了同样是新兴罗马贵族家族的凯塔尼家族（Caetani），于是引发了第一阶段的冲突，教宗不仅免去了出自科罗纳家族的两个枢机主教，而且绝罚了他们，在他们逃往法国之后，则一再声称教宗博尼法兹八世的合法性应当受到怀疑[72]；尽管这一冲突似乎更多的是教会内部事务，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是，教宗博尼法兹来自于凯塔尼家族。其次，虽然1300年作为神圣年在俗世政治、甚或教会政治的意义上庶几无足轻重，然而在其任职第二阶段的民众运动的意义亦并非敬告缺如：在并没有教廷参与的情形下，民众自发去罗马朝圣；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博尼法兹不仅领导了这一朝圣运动，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也由此而大大加强了自我意识。其三，与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p IV.）的激烈冲突始于1301年，原本是一个区域性的、关涉一个修院的冲突，然而很快就上升为关涉一个基本原则性问题的冲突：是否国家暴力在普遍意义上应当服从教宗的精神权能？在1302年11月18日颁布的通谕《唯一至圣》（Unam sanctam）中，通谕虽然以经典的《圣经》神学为基础、然而却充满超越时代而极具远见的判断，教宗将其建构为具有紧密内在关联的整一的思想，并且作为代表教会立场的文献而颁布出来[73]，本书将在不远的后文中详尽阐释与分析这一通谕；国王也在卢浮宫召集会议，宣称策雷斯汀五世的退位是不可接受的，试图以此来论证教宗博尼法兹八世继位的不合法，然而这既不合逻辑、亦不符合事实，并且因此而毫无效果；博尼法兹原本想在1303年9月8日罢免国王，然而却没能实现，因为法兰西总理威廉·冯·诺嘉莱特（Wihlhelm von Nogaret）率领其追随者在前一天就袭击了教宗，并且拘禁与虐待了他，以至于教宗由于这一虐待的直接后果而于1303年10月11日逝世，他也因此而被视为殉道者[74]！

4. 阿维尼昂的流亡与教宗分裂

自1305年始，诸位教宗驻跸于法国南部、特别是阿维尼昂逾70年，其赴欧洲各地、以至于较长时间并不在罗马、而是在教会国家其它城市，亦并非罕见之事[75]；无论如何看待教宗与教廷驻跸阿维尼昂，无论将其视为流亡、抑或是判断为一种机遇，无论如何：教廷较长时间远离罗马而旅次它地，不仅的确是一种新现象，而且也被感知为、甚或更被感知为一种非正常状态，以至于诗人但丁称教会史这一阶段及其相关教宗为“巴比伦之囚”，以至于教会史家亦有“教会流亡巴比伦”之说[76]，后者显然是借用犹太人在其圣城耶路撒冷沦陷之后流亡巴比伦70年的历史来讽喻那时的教会现实，然而现实甚或比历史更为严酷：这一借古讽今的表述竟然是宗教改革以来临时才产生的[77]；可见教宗与教廷的流亡在较长时间中对于很多人而言——无论是大公教会的、抑或是新教教会的——是多么刻骨铭心。尽管根据教会基本原则“教宗在哪，罗马就在哪”（ubi papa, ibi Roma），教宗能够驻跸任何地方[78]，然而这一教会法典的论证并非能够安抚人们的情绪、并非能够令人信服于教会精神权威的依然强大，因为罗马在历史、宗教、政治、信仰等意义上的整体的重要性——如同1300年民众自发去罗马朝圣所表明的[79]——并非凭借一、两条律则就能被忽视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教宗与教廷在阿维尼昂的逗留在教会史与教宗史上亦有其积极的结果与意义，然而几乎所有教宗都计划返回罗马，但是却一再受阻，个中原因既有一系列偶然因素，亦有教宗在诸多方面对于法国国王等政治集团与势力的依赖，而教宗与教廷在阿维尼昂的流亡本身似乎就是、并且也是重要原因，这一远离罗马的流亡在意大利带来比较棘手的问题：一些属于教宗的疆域试图脱离教宗的掌控，以至于必须要以较大的经济与财政的预算来收复之；当教廷于1377年返回罗马之时，问题的爆发带来中世纪晚期教宗史上可以想见的巨大灾难，也就是1378年的教宗分裂；或许这一分裂不能简单归咎于阿维尼昂的流亡，或者说并非流亡的直接后果，然而作为原因，流亡所带来的多种复杂关系以及教廷对其所属疆域的鞭长莫及，庶几亦不能小觑。

博尼法兹八世殉道之后，本笃十一世（Benedikt XI., 1303/1304）有一个短暂的在位期，之后是近乎一年的空位期；当克莱芒五世（Clemens V., 1305-1314）于1305年被选为教宗时，他恰好在波尔多（Bordeaux），但他并未启程去罗马，而是召集枢机主教们前往吕昂（Lyon），于1305年1月14日在此加冕，并且最终于1309年将阿维尼昂确定为教宗官邸，环绕阿维尼昂的维乃桑伯爵领地（Grafschaft Venaissin）自1274年就已经是教会国家疆域的一部分；其继任者若望二十二世（Johannes XXII., 1316-1334）在被选为教宗之前就是阿维尼昂的主教，这无形中也就导致了教廷长时间在阿维尼昂的滞留，1348年，这里终于成为教会国家疆域的一部分[80]。

1312年6月29日海因里希七世（Heinrich VII.）在罗马登基为皇帝，克莱芒五世原本计划返回罗马、为之加冕，因为这毕竟是自122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的第一次皇帝登基加冕礼，然而在那波利国王罗伯特（Robert von Neapol）的政治压力下未能成行，仅仅派了三位枢机主教去实施加冕礼[81]。其继任者若望二十二世作为法学家大刀阔斧改革教廷各机构的行政管理体制，并且卓有成效[82]；由于巴伐利亚皇帝路德维希（Ludwig dem Bayern）于1322年前后开始介入意大利的政治事务，由此带来与教宗以及教廷的激烈冲突，由于教宗在法律传统上享有对于一个国王权力的核准诉求以及对于一个王国统治的代理权诉求，于是若望二十二世宣布路德维希的王国是非法的、其统治行为是不合法的[83]；在此需要提示的是，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与路德维希国王、教廷（教会国家）与巴伐利亚王国的冲突，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力的冲突——在思维逻辑与历史事实上，教宗与国王（皇帝）、教廷（教会国家）与王国（帝国）的冲突亦并非总是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能的冲突，在这一个案中，冲突的原因并非一般意义上精神权能与俗世权力在关系上的相互龃龉，更多的是：教宗若望二十二世预见、并且也的确发现其在意大利的政治利益受到威胁！然而他所采取的措施却适得其反，路德维希于1327至1330年期间进入意大利，并且在没有教宗的运作下而在罗马接受了皇帝加冕礼，而且更有甚者：另立了教宗尼阁老五世（Nikolaus [V.], 1328-1300）[84]。

教宗本笃十二世（Benedikt XII., 1334-1342）甫一继位即开始了包罗广泛的教会改革纲领与计划，这首先关涉教会的行政与修会的建立[85]；尽管他尝试弱化若望二十二世比较激烈的政治措施，尽管他也颁布了俗世王权的选举法则以反对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所颁布的选举法则，然而他的主要精力却集中在阿维尼昂教宗官邸的建设上，这也为其后诸多教宗远离罗马而长期驻跸于此创造了客观条件[86]；直到克莱芒六世（Clemens VI., 1342-1352），教宗与教廷的阿维尼昂时代落到最低点，这样说的原因在于，为了建造官邸、甚至1348年将阿维尼昂城买下、以使之成为教会国家疆域的一部分，教廷不得不增加赋税，以至于返回罗马已经不在教廷的政治考量之中[87]；又加之人们面对14世纪、克莱芒六世在位时流行瘟疫黑死病时的束手无策，不论是医疗的手段、抑或是教会精神的救治措施庶几乎都收效甚微，以至于不仅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结构被动摇，而且人们对于教宗职能的虔诚信仰也产生疑虑，因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是：大格里高利当年就是通过祈祷而阻止了瘟疫在罗马的传播[88]！而人们现在的疑虑、甚或焦虑与深切关注的问题是：是否黑死病瘟疫传播的势不可当与政治领袖（国王、皇帝）特别是与宗教领袖（教宗）的轻忽职守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庶几可以说，尽管教宗并非负有直接的责任，然而——如同中国古代若干贤明的君主一样——他似乎应当、并且也有资格担当一定的道义上的责任，他似乎应当、并且也有资格颁布一个罪己诏：万民有罪，罪在朕躬！这期间，在历经繁复的政治较量与反复多次的废立之后，甚或历经俗世政治势力迎立“对立的教宗”（路德维希迎立尼阁老五世作为若望二十二世的对立面）[89]，1346年，在反复而艰难的斡旋之后，教宗克莱芒六世终于赢得多数德意志选帝侯的赞同而迎立卡尔四世（Karl IV.）为国王作为路德维希的对立面，但是直到路德维希逝世，卡尔四世才得以登基[90]。

在中世纪、甚或在当今，在人们的意识中，教廷与教宗远离罗马一直都被认为是非常规的，以至于教宗驻跸阿维尼昂被视为“罗马处于两个地方”[91]，直到克莱芒六世的继任者英诺森六世（Innozenz VI., 1352-1362）才认真开始了返回罗马的努力，一方面，枢机主教阿尔伯诺斯（Aegidius Albórnoz）受教宗委托将军事行动与已然存在的对教宗权力的承认十分智慧地结合起来，恢复了教宗在教会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罗马的混乱亦庶几乎被消弭，阿维尼昂对于教宗个人安全的优越性不仅几乎不复存在，而且在持续近百年的战争中还成为众矢之的而常常受到军事威胁；于是返回罗马成为当务之急，教宗乌尔班五世（Urban V., 1362-1370）于1367年返回意大利，但是面临诸多难题而又重返阿维尼昂[92]，其继任者教宗格里高利十一世（Gregor XI., 1370-1377）直到1377年才将教廷重新设在罗马，并于1378年3月27日在那里逝世[93]。

而重返罗马，却再度导致教宗分裂；当格里高利十一世在罗马逝世之时，教廷尚在犹豫：是留在罗马、抑或是重返阿维尼昂？犹豫的原因在于，尽管阿维尼昂由于百年来持续不断的战争已经不再如同之前一样安全，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其工作条件依然优于罗马；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教会而言，究竟谁能够是格里高利十一世的继任者以及他如何判断当前的情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选举及其过程的复杂性、被选出者的失职以及枢机主教们的错误举措——由此亦可见枢机主教团的重要性[94]，最终导致了教宗分裂。

依据“教宗在哪里，哪里就是选举地”（ubi papa, ibi conclave）的基本原则[95]，新教宗的选举在罗马举行；在近乎八十年之后，教宗选举再度于罗马举行，于是人们、特别是罗马的民众，对选举抱有甚高之期待，这些人将教廷驻跸阿维尼昂感知为自身被抛弃，而选举教宗的枢机主教团的自然构成却又暗含玄机：其中四分之三的成员是法国人！当枢机主教们于1378年4月7日进入选举室时，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罗马民众的强烈诉求：选举一个本地的教宗！法国的枢机主教们意见也并不一致，于是选举了一个折衷性的、然而并非枢机主教的人物，巴里（Bari）的大主教普里纳诺（Bartolomeo Prignano）——他原本被预先选为新任教宗府领班大臣[96]；但是在选举结果尚未公布之时，罗马民众涌入选举室，在这一情形下，一位年高的意大利枢机作为新任教宗被公布出来，以至于选举人因此才得以逃到天使堡；然而当两天之后事态平静下来，普里纳诺的当选也随之被确认，是为教宗乌尔班六世（Urban VI., 1378年4月8日当选，4月18日被确认－1389年10月15日）[97]。新教宗具有驻跸罗马的强烈意愿，然而就教宗所应当、甚或必须完成的使命而言，其能力明显不足，他并未首先面对诸多问题而尝试解决之、甚或哪怕是息事宁人，而是以简单强硬的方式强调了教宗的权力，然而却并没有随后应当付诸实施的任何行动。枢机主教们则以自己在选举过程中受到压力为理由——当然，这一点至今都难于证明，于是离开罗马，并于1378年7月20日宣布乌尔班六世的当选无效，9月20日，枢机主教罗伯特（Robert von Genf）被选为教宗，是为克莱芒七世（Clemens [VII.], 1378年9月20日当选，10月31日被确认－1394年9月16日），驻跸阿维尼昂；由于乌尔班六世坚持自己的合法性，于是产生教宗分裂[98]。在此，尽管我们无需深究这两位教宗个人的德行、能力等，然而不仅对大公教会、而且对俗世政治权利而言重要的是：毕竟发生了分裂！

于是，各国对这两位教宗的态度——无论是政治、抑或是其它因素所决定的——也对大公教会产生深刻影响；在德意志，皇帝卡尔四世在分裂发生后不久即驾崩，其毫无政治经验的儿子文策尔（Wenzel）决定支持乌尔班六世，然而并非所有帝国贵族阶层都持同一立场；意大利北部疆域支持乌尔班，那波利国王约翰娜一世（Johanna I.）在多次动摇与反复之后选择站在克莱芒［七世］一边，法国也选择支持克莱芒，英格兰因此而决定支持乌尔班六世，苏格兰则与法国保持一致，伊比利亚诸国最终也站在克莱芒［七世］一边。克莱芒［七世］最初曾尝试以强力方式针对乌尔班六世，然而其军事行动遭遇失败，于是逃往那波利、并最终偏安于阿维尼昂；双重教宗导致双重教廷，克莱芒［七世］已然具有一个能够运作的班底了，而乌尔班六世则必须新建一个运作机构、甚或一个新的枢机主教团，这无形中也增加了财政支出，于是如何削减阿维尼昂的财政支出就庶几成为乌尔班六世及其追随者所思考的问题[99]，尽管这种思考很可能仅仅停留在想象之中、甚或仅仅是幻想而已；我们在此庶几乎能够说，一方面，俗世政治权力操纵教宗选举，不仅是导致教宗分裂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教会财政拮据的直接原因，甚或可以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远因之一；另一方面，当此之时，大公教会自俗世强权环伺的境况中更加意识到自身安全的重要性，并且以这样的安全性诉求来抵御俗世政治权力所操纵的非法教宗的不合理诉求，这催生了大公会议理论或大公主义——本书在较远的后文中将比较详尽探讨之。

教宗分裂导致大公会议主义或大公会议理论（conziliarism, Konziliarismus）的诞生，本书在较远的后文中将比较详尽阐释与分析大公会议理论与教宗首席权之关系；在此我们庶几乎可以说，导致教宗分裂的最终大的原因是相关各方都不愿意退让，而解决分裂的呼声与教会改革的呼声又紧密相联，且教会改革的呼声几乎与大公教会亦同样古老；教宗分裂发生伊始，各方都尝试以不同方式（via）解决之，在克莱芒［七世］以军事方式（via facti）反对乌尔班六世失败之后，曾提出若干建议以解决双重教宗的问题：任何一方或对立双方都自愿退位的方式（via cessionis，罗马与阿维尼昂同时在位的两个教宗都宣布退位，以使得新的教宗的选举成为可能，这个方式不被教宗们接受）、对立双方私人交谈的方式（via discussionis，这个方式难于实施）、达成和解的方式（via compromissi，两位教宗都接受教会法庭的宣判而退位，这在实践上有难度）以及撤销双方资格以迫使其退位的方式（via subtractionis，这也在实践上有难度），这些方式都没能达成目的[100]，以至于乌尔班六世、博尼法兹九世（Bonifaz., 1389-1404）、英诺森七世（Innozenz VII., 1404-1406）与格里高利十二世（Gregor XII., 1406-1409, 1415-1417）驻跸罗马，克莱芒［七世］、本笃［十三世］（Benedikt XIII., 1394-1409, 1417-1423）、以至于克莱芒八世（Clemens VIII., 1423-1429）以及本笃十四世（Benedikt XIV., 1425-1430）驻跸阿维尼昂[101]。

在此我们庶几乎可以说，由于上述若干方式都没能解决教宗分裂的问题，于是产生了大公会议方式暨大公会议主义，这一方式的产生庶几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教宗在终结分裂上所表现出的无能与无所作为，直接导致并推动了大公会议主义的诞生，亦即所谓大公会议位在教宗之上、高于教宗的思想与理论；另一方面，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固执于分裂中的教宗是否应当被评判为异端？而根据教会法学家一致的观点，一位被判断为异端的教宗是能够被罢免的！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方式，亦即所谓大公会议之路（via concilii，应当由大公会议决定，那个教宗是合法祝圣的；这一建议首先得到各大学的支持，但是毕竟也存在教会法意义上的问题与实践意义上的困难）；当此之时，分别追随两个对立教宗的枢机主教们达成一个并非出于己方私利的共同行动，与1409年在比萨（Pisa）召开一次大公会议[102]，参加大公会议的枢机主教们主要来自于意大利、法国与德意志，他们宣布两位相互竞争与对立的教宗本笃十三世与格里高利十二世都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所选出的新教宗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 1409-1410），并且在他很快过世之后又选出若望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 1410-1415 [d], 1419 [ob]）。比萨大公会议并没有能力将其决定付诸实施，还带来新的冲突关系：不仅被罢免的教宗并不承认其决定，并且依然保持对立竞争的状态，而且在比萨又多出一位教宗，以至于竟有一段时间同时存在三位教宗：格里高利十二世（Gregor XII., 1406-1409, 1415-1417）在罗马，本笃十三世（Benedikt XIII., 1394-1409, 1417-1423）在阿维尼昂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 1409-1410）以及之后的若望二十三世（1410-1415, 1429）在比萨[103]！

由上述描述亦可见大公会议主义或大公会议方式所带来的问题，亦即其权威似乎不足以令其所作出之决定得到真正贯彻，反而造成更多的问题——譬如更繁冗复杂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一更为繁复的问题，为了找到更恰当的方式，康斯坦茨大公会议（1414-1418）被召开[104]，罗马－德意志国王西吉思蒙德（Sigismund）在1411年战胜其王位竞争对手后，积极投身于大公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教宗分裂的问题（亦即所谓causa unionis），另外两项任务则分别在于抵抗异端（亦即所谓causa fidei）与教会改革（亦即所谓causa reformationis）；尽管若望二十三世不仅在形式上召集了、而且亲自参加了会议，然而他很快意识到，他不仅庶几乎毫无能力左右大公会议，而且所能施加之影响亦微乎其微，甚至投票表决的决定性模式是根据族群或国家（nationes）[105]，于是他于1415年3月20日秘密离开，甚或可以说秘密逃离，而会议不仅依然循常例而继续举行，而且还在1415年4月6日颁布谕令《此一神圣》（Haec sancta），宣布大公会议（的权威）在教宗（的权威）之上[106]；根据这一大公会议主义，逃走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被找回，并且开启了针对他的法律程序，大公会议最终在1415年5月29 日决定罢免教宗，而若望二十三世也接受了这一决定[107]。之后，格里高利十二世与大公会议达成一致，由他重新召开大公会议、并且自愿退位，他也的确于1415年7月4日宣布退位；国王西吉斯蒙德于1415年秋冬之间成功实施了一些列政治的操作，令西班牙作为第五个国家（natio）参加大公会议、并因此而脱离教宗本笃［十三世］，会议也于1417年7月26日依据法律程序作出罢免他的决定[108]；此外，大公会议还作出反对胡斯派的决议[109]。

尽管本笃［十三世］不仅并未接受对于他的罢免，而且直到1423年5月23日逝世前都在以教宗名义行使相关职能，甚或还有克莱芒八世、本笃十四世以及本笃十五世三位继任者，然而这三位继任者，在教宗史上庶几乎毫无影响。无论如何，教宗分裂在教会史与教宗史上是重大事件，其影响深入不少教区、堂区以及家庭中，造成一些信仰者的迷茫与良心之痛苦，阻碍了教会改革、阻碍了人们对教会改革的承认，教宗职能的权威与执行力都明显下降，教宗也因此而至少部分地失去在国家之间、族群之间的运作力与影响力，庶几乎沦落为囿于意大利一隅的地方权能。

5. 文艺复兴的开端及其这一时期的教宗

在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马丁五世当选为被普遍承认的教宗，然而导致教宗分裂的问题并未解决，甚至更为尖锐[110]；而由于教会若干疆域在教宗分裂期间、特别是其后期试图远离、甚或脱离教宗统治——其中不乏俗世政治势力的鼓噪，以至于教廷并未能迅速返回罗马，甚至还认为整个教廷在阿维尼昂能够更好地运作，因而在最终能够返回罗马之前先是驻跸于曼图阿（Mantua）、之后在翡冷翠（Firence），于是马丁五世也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照拂好教会国家[111]；与此同时，不仅马丁五世、而且俗世政治权力的代表国王西吉斯蒙德也以军事方式针对波西米亚的胡斯派信徒[112]。由于教宗分裂——同时存在三个教廷，整个教会组织机构、人员构成之庞大几乎三倍于之前，必须精简之，于是教会结构改革迫在眉睫；而马丁五世又面对他所不能接受的大公会议主义理论，于是认为自己的另一个任务是重新确立教宗的领导地位，而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也在通谕《常态》（Frequens）中决定[113]，今后教会要定期召开大公会议——如此之决定，庶几乎亦是大公会议主义理论（大公主义或大公会议主义，本书在后文中的章节中将比较详尽阐释与分析这一点）的一种表现。

教宗欧根四世（Eugen IV., 1431-1447）依然以古典而华丽的方式对待当下的问题，甚或在其就任之初就试图以强力对待他的前任所从属的科罗纳家族，以至于引起罗马人的抵抗，他也必须逃离罗马，直到1443年才能返回[114]；而问题远不止于此，更严重的在于教宗与巴塞尔（Basel）大公会议的矛盾与交锋，巴塞尔大公会议试图完成大公会议权威理论的建构[115]；马丁五世所召集的、于1431年12月14日在锡耶拿（Siena）召开的大公会议，被欧根四世试图于当年12月18日取消，然而这一取消行为并不成功，于是会议自其开幕始就演变为教宗与大公会议的较力；大公会议试图完成大公会议理论的建构，因而于1439年6月以不服从大公会议的名义宣布罢免了欧根，并于同年11月选出菲利克斯五世（Felix V., 1439-1449/1451）。欧根四世于1438年先在费拉拉（Ferrara）、后在翡冷翠召集了大公会议，巴塞尔会议参加者中的少数转移至此[116]；同年3月，希腊教会代表团在皇帝约翰八世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率领下拜会欧根四世，以商讨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之间的联合以及求助于拉丁教会来抵抗土耳其的进犯[117]；会面与商谈甚为成功，德意志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站在欧根四世一边，加剧了欧根四世与巴塞尔大公会议的矛盾，最终导致1449年大公会议解散、菲利克斯五世退位[118]。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教宗欧根四世长期滞留于翡冷翠、并且因此而有上佳之机会结交希腊学者，于是在他治下，教廷开启了人文主义的精神方向，翡冷翠主教座堂于1436年3月15 日举行开堂仪式，教宗主持的祝圣典礼构成早期文艺复兴文化的高潮[119]；在耀眼的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之外，依然不能忽视的是，15世纪的人文主义不过仅仅是自我封闭的精英小圈子的精致文化而已，而基督宗教以其大公教会之信仰而欢呼异教古典的文化及其复兴，却是20世纪、甚或21世纪当下此在的无良学者与意识形态中人不仅难以想象、无法想象的，而且也是尔曹之辈所不愿相信、也无法相信的！历经教父时代与中世纪以至于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哲学、宗教、文化与基督宗教哲学、信仰、传统，相互之间盘根错节、花萼相辉，共同造就人类辉煌的思想与艺术。

教宗尼阁老五世（Nikolaus V., 1447-1455）本人就是积极的人文主义者，并且由于重新建立了梵蒂冈图书馆而著名于世——教宗希克图斯四世（Sixtus IV., 1471-1484）赋予这一图书馆最终的组织与运作形式[120]；当然，尼阁老五世分明也感觉到文艺复兴的消极方面，一个明显的例证在于，竟然有人（颇尔卡罗，Stefano Porcaro）将这位恰恰是积极的人文主义者与复兴古典文化的教宗视为古典的暴君，并且于1453年尝试暗杀他[121]；当其在位期间，君士坦丁堡沦陷于土耳其人之手，这不仅使得他的人文主义与复兴古典的积极行为蒙上阴影[122]，而且也使得他的后两任卡利斯特三世（Calixt III., 1455-1458）与碧岳二世（Pius II., 1458-1464）亦都被如何抵御土耳其人入侵的问题所困扰[123]。

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 1492-1503）在位时，约略有两个重大事件，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国王卡尔八世（Karl VIII.）从法国侵入、并推翻了翡冷翠的美第奇家族，由此开启了外邦政治势力（西班牙、法国以及后来奥地利）统治意大利的时代——直到1861年才在持续几十年的意大利复兴运动中宣告结束[124]；当此之时，也是欧洲扩张的时代，另外一件重大事件，是欧洲对于美洲的发现，而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颁布了通谕（Inter cetera），以这种权威的形式将新大陆划分给了西班牙与葡萄牙——通谕也成为后来1494年托德希拉斯（Tordesillas）条约的文本基础[125]，这一划分行为使得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美洲新大陆以及其它其所殖民之地都享有护教权，这为后世一些殖民国家以其所享有的护教权来抗衡、甚或压制教会精神权能埋下伏笔——本书在较远的后文中将比较详尽阐释与分析这一点；不唯如是：这一排他性的划分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行为，不仅开罪于欧洲其他国家，而且也伤及教宗的威望；况复如此：教宗还将在新大陆建立的教会完全交付于西班牙国王之手，在欧洲扩张与所谓“欧洲思维”形成之际[126]，这一行动使得某一国的国王能够支配教会内部的事务，并且由此使得欧洲俗世权力之间以及俗世权力与教会精神权能之间的关系更为纷纭复杂。

就个人而言，教宗尤里由斯二世（Julius II., 1503-1513）是一位典型的文艺复兴式的领袖，他同时也尝试以军事手段巩固、加强教会国家[127]，他在其任期内召集了最后一次中世纪大公会议——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1512-1517）[128]；教会史、教宗史由此迈入近、现代。

6. 教宗首席权作为牧灵的责任与传教的使命——早期传信部文献中所见

传信部在教宗格里高利十五世（Gegregor XV., 1621-1623）的宗座期成立于1622年主显节当天[129]，传信部的成立是教会史与教宗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成立之初的纲领与许多理念并非当时人们所能够完全理解的，传信部早期的文献在谈到教宗首席权、甚或普世首席权时，在“权威”以及“服务”、“职务”或“职务人”之间作了明确区分，在强调权威的同时，其重心或核心在于服务于人，在于对整体的基督宗教的以及对于全世界的普世责任，也就是其牧灵传教、传播基督信仰的使命与义务，在于建立正义秩序的使命与任务。恰恰在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时期成立这样的传教机构、并且如此这般理解大公教会教宗首席权之宗旨，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基督宗教的大传教时代，尽管之前与私人教产（亦即前文阐释与分析的Investitur）相关联的守护者（护佑者，Patronat）意义上的传教系统曾经作出过不可忽视的重大贡献[130]，然而已经不适应时代与思想的发展，不仅持续限制了教宗与教会的积极影响，而且还不免被殖民地宗主国（殖民国家）利用为政治工具，以至于传播福音、荣主益人的旨趣被深深误解而蒙上阴影。传信部对于教宗首席权的阐释呈现出一种纲领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思想与意图，首先，要将传播福音从殖民政治中解脱出来，重新回溯到纯粹精神的基础之上，在各个教区与传教组织（不同的修会以及传教区的神职人员等）的工作下不仅传播信仰，而且努力消除误解；其次，要逐渐并及时将所建立的教会交付予当地的神职阶层与信众。这样的思想在当今并不稀奇——甚或是老生常谈，然而在十七世纪之初却并非一种被普遍理解与接受的理念，但是恰恰由于当时的这种不理解才更加呈现出传信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才更加能看出传信部对于教宗首席权纲领性解释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总之，在宗教改革与新教兴起的时代、在新教已经开始大力传播的时代，教宗将建立正义秩序的使命意图与传播福音信仰的任务结合起来，或许并非那个时代的最佳选择，然而恰恰是那个时代、甚至是超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与理念。

教宗格里高利十五世将信仰的保有、信守与传播视为其宗座期的重大而急迫的任务，而面临宗教战争（亦即后代史家所说的三十年宗教战争）的局面，则更加迫在眉睫的任务则是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不同认信之间的和平，他给派往各地的使节的使命就是传播福音信仰与传介和平[131]。他在传信部第一次会议上委托三位枢机主教起草成立宣言，并于6月22日正式颁布之，文献包含若干重要元素，首先，强调教宗对其职务的时时警醒以及牧灵义务的深度尊重与遵从，将牧灵与传布福音视为主要的工作，在天主的指引与护佑下必须以最大的热情与全部的努力投入其间；如同主耶稣基督委托宗徒们向世人传布福音一样，要将在苦难中迷失的羔羊引导向基督的牧场中，而主导的任务落在伯多禄肩上，他由于主所奠定与委托的首席权而超出其他宗徒，其职责与义务尤为重要[132]；耶稣基督为羊群奉献出一切，教宗也必须如同基督一样作出一切努力，在此教宗的牧灵任务被凸显出来，其意义在于将迷失的羊群引向基督的牧场，所谓迷失的羔羊指的应当是尚未认识基督宗教的无信仰者与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信众，这一点——毋庸赘言——颇具十七世纪的时代特征，而超出这一时代的认识与理解力的是，教宗并未指责新教信众，而是将信仰的分裂视为自身的过错，以至于自己隐约怀有一种过错意识。其次，文献强调为“近人”、“邻人”服务的思想，这是传教时代福音传布及其所有相关努力的基础，基督命宗徒前往世界各地传布福音，这不仅是对伯多禄的耳提面命、而且是对所有宗徒与信众的期待与要求，不仅适用于所有信众，而且更多的是对主教、特别是对教宗的要求，其重要性直到当今都从未削减，以至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教会宪章》（第25款）几乎原文引述这份文献。

总之，由于其文献表述的并非是服务于信众，而是服务于人、服务于邻人、近人，于是我们庶几乎可以说，伯多禄首席权的目的与理由不仅在于大公教会与新教信众之福祉，而且恰恰更在于人的福祉、在于全人类的福祉。

服务品性与普世责任意识，不仅仅是格里高利十五世作为教宗对其个人作为职务承担者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大公教会所有枢机主教、主教、神职人员以及信众的要求，在传信部于1622年1月15日给各地宗座使节的通函中，特别告诫各地的使节、贵族、主教与信众，教宗的首席权并非权力与地位之涵义，而是在牧灵的责任与传布福音的意义上的服务于人的任务，不唯如是：通函还同时表述了这样的服务所立于其上的基础与所呈现的方式，教宗的最高职责中所有关涉人的灵魂福祉的事务，其中最大的是保持并传布大公教会的信仰，保持是教宗首席权第一个神圣使命，传布是在新的历史境况下教宗与年轻的传信部共同而全新的任务，这一全新任务的实施并非是要建立一种类乎于法庭的机构来监视人们，而是要以温润的方式与完全的圣爱奉献给皈依基督宗教信仰的人们，不仅通过宣证、交谈、对话、请求以及救济（救助），而且通过自身的祈祷、忏悔、守斋等传布基督宗教大公教会之信仰，也就是说，并非要大张旗鼓、鼓噪唇舌，并非要自我膨胀为救世主、自我标榜为解放者、自我吹嘘为指明方向者，并以如此这般解放全人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温婉的静默与当地的人们同甘共苦，各地神职要经常向罗马报道当地情形，以得到教宗与传信部的指导，从罗马到当地所有人结成一种同谊或同职（cooperatori），形成一种共同的福传劳作；在其1622年12月14日颁布的日课《协同大众》（或《协同众多》，“Cum inter multiplices”）中要求自教廷以下全体神职人员、工作人员要心怀感激做到这一点，在1623年1月31日颁布的日课《罗马宗座之先导》（“Romanae Sedis Antistes”）强调，尊重皈依基督宗教信仰的印度波罗门贵族的习俗，允许他们保持一些原有的生活习惯，在这个意义上，教宗统领普世大公教会的首席权及其权威，并非是一种权力意识、地位意识，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或为了建设而来的，ad aedificationem）责任与义务意识[133]。

这些信函、传信部成立纲领等文献的起草者，是传信部秘书弗兰策斯科·英格利（Francesco Ingoli），在教宗格里高利十五世之外，传信部的成立他居功甚伟，他所起草的文献，并非以学院派的学术论证、而是以交谈磋商的对话风格、回忆追念的修辞文藻、共情共意的感人语气，娓娓道来教宗首席权的基本原则与理念[134]，我们庶几乎可以说：在不同认信之间以及不同宗教之间开对话之先河。

在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 1623-1644）逝世之后的宗座空窗期[135]，英格利撰写了给未来教宗的建议，阐释了他对伯多禄职权的理解，他并非以其聪慧之天资、而是以开诚布公的态度与未来的教宗坦诚相见，他认为，罗马教宗职务所涵盖的任务本质上是包罗万象的，于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是虔诚的、德高望重的，教宗周边的人也必须是器推令望的，因而教廷人员、特别是枢机主教与主教等的遴选、祝圣与就职，不仅要看其行政能力，而且更要看其德行，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德行同样是实证标准之一，这样说的理由在于，他们必须经常与享有最高职权与治权的教宗协作，共同给出教会的理念与长远目标，共同制定与实施教会的各种政策，以完成教会牧灵的使命与服务于人的义务。在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zenz X., 1644-1655）继位三周之后[136]，英格利再度强调了教宗职务——包括主教职务——的上述职责，主教以及其他神职人选的质量关乎整体教会的发展[137]；在英格利看来，教宗职责的义务在于分权——如果这一职责（职务）被视为某种权威与权力的话，特别是在教宗所无法到达的地区，应当委派全权代表前往，这样说的原因在于，首席权并非教宗个人的，而是服务于人的，而服务于人就是许多人的义务，不仅是教宗、也是其他人的义务，英格利认为，主耶稣基督将带领灵魂的神圣权威并非给了作为自然人的伯多禄及其继承者，更非给了其他什么人——譬如俗世国王，以使之将其作为私人权力、作为庇护权力而滥用之，而是给了作为宗徒首座的伯多禄及其继承者罗马教宗，以令其服务于所有他人[138]，我们在此庶几乎能够说，这恰恰是大公教会“大公”之涵义！而任何俗世君王所谓庇护权的诉求以及将其作为私权利的滥用，都是对教宗首席权意义内涵的误解、甚至亵渎，都有可能阻碍、甚至阻止大公教会服务于世人的目的的付诸实施；英格利在写给奥古斯丁修会的公函中，指出了庇护权的弊端，当彼之时，提出庇护权诉求的俗世政客——葡萄牙、西班牙的君主们，自认为自己是教宗的使者，并且因此而介入、干涉、甚至监视教会所有内部事物，指派国家官员阻止大公教会传教事务，阻止各地教会人士前往罗马，而如果教会人士尝试联络罗马、前往罗马，则被拘捕——不仅在当地、甚至在罗马（被西班牙政府官员拘捕），进而被虐待、被关押监禁，俗世君主以各种强力手段阻止大公教会在当地的传布，阻止传教团体进入当地——譬如葡萄牙政府阻止意大利传教团体进入，担心他们获得葡萄牙国籍、成为葡萄牙公民，俗世政权介入几乎所有教会事务，教会的慈善捐赠也必须被俗世政权分派，而分派过程则充满徇私舞弊等腐败现象[139]；恰恰在面对俗世君主的这种庇护权诉求时，更加呈现出教宗首席权真正内涵的价值与意义，或曰：当彼之时，教宗首席权才呈现出其权威意义，而这意义恰恰在于提示出首席权传布公义的信仰、护佑自由的价值、拒止邪恶的行径、服务世人的福祉之内涵，这未必不是人类古老而典雅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庶几乎能够说，尊重教宗首席权及其真正内涵意味着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福祉的尊重。

英格利从阐释主教职责出发开掘并分析了教宗首席权的意义内涵，主教在其教区固然有其法典权力、甚至有其尊荣与地位，然而其服务信众与世人的责任与义务才是首要的，不能因其法典权力等而黯淡下来，由于主教比远来的传教团体更了解其教区，于是他应当协助传教修会，譬如帮助其分配人力、物力到最需要的地方；在英格利看来，如同主教法典权力所涵盖的职责一样，首席权的内涵是尽义务而服务世人，而服务并非任何人的专享权利，而是所有人应尽的义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众多传教修会的传教士分享、分担教宗的责任与义务，前赴后继、前仆后继，学习当地语言、融入当地文化、服务当地人民，甚至埋骨当地青山[140]，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庶几乎可以说，首席权并非意味着权力意识，并非意味着所有权力的、甚至所有政治强力的集中、集合，并非意味着集权、甚至极权，恰恰相反：意味着一种非核心意识、非核心化以及去核心化，意味着大公教会所有人的共同担当。

而德不孤者必有邻，长期在传信部档案馆工作的威利亚姆·雷斯立（William Leslie，亦作William Lesley）受教宗克莱芒十一世（Klemens’ XI., 1700-1721）委托[141]，于1705年发表专题研究报告，其所深切关注与论述的问题 ，是所有信众、特别是“这位罗马人”——指的当然是罗马教宗——的责任与义务，认为最具意义与可能实施的服务在于，教宗作为伯多禄首席宗座的继承者要更多承担服务责任；在圣城罗马为人们的福祉祈祷、为传教团体祈祷，由此唤起人们对传教团体等的精神与物质支持——由于各地直接向罗马邮寄邸报，于是在罗马能够比较方便知晓各地的情形；服务世人是《圣经》对所有人提出的爱邻人、爱近人的要求，当然首当其冲是对教宗的要求，这一点也是教宗首席权中所包含的服务要素，其牧灵与传布福音信仰的服务事功则呈现其首席权的普世性，这是首席权最本真的任务与最高的荣誉，是教宗最应当尽的义务[142]。

三、结语——走出中世纪的教宗与教会

在教会史与教宗史、甚或在俗世史的意义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庶几乎能够被视为一个将近代与中世纪分开的标志性事件[143]，而教宗们的某些错误处置也是导致信仰分蘖的原因之一；固然，路德与宗教改革所深切关怀的旨趣是批评教宗、特别是批评教宗的赎罪券实践，在此之所以说“赎罪券实践”，是因为必须强调的是：路德批评的重点并非在于赎罪券本身，或者说并未批评、甚或指责教宗设置赎罪券的意图，反而认为其意图是恰当的，他所批评、甚至严厉谴责的是对于赎罪券的布道，换言之，他所批评的是对于征收赎罪券的理由的阐释，更何况在布道中的阐释还可能、甚或已经引起更多错误的诠释；表面看，路德与教宗冲突的根源固然在罗马，然而更确切地说，在于俗世政治权力介入教会内部事务、在于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能的冲突及其结果，以至于教宗不得不在罗马重新建构教廷、教会国家行政机构等，并且同时还要支持文艺复兴等，以至于教宗与大公教会成为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支持者、承载者[144]——所有这些都需要额外的财政支出与赞助支出（本书在较远的后文中还将提及教宗与大公教会对于文艺复兴的支持），以至于冲突的根源并非仅仅罗马与德国所决定的，并非仅仅地域的因素所限定的，并非仅仅财政的因素所限定的。本质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职务与职权以及教宗的若干政策，并非宗教改革的内在而急迫的理由，从外在来看，宗教改革的真正理由是十六世纪不断变化着的以及变化了的政治形势、经济境况、军事处境等（譬如各王室与各国统治者个人统治色彩的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与教廷关系的变化，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地理大发现以及与东方特别是东亚世界的新经验），所有这些都需要重新界定教宗的地位及其职务与职权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局限在意大利的教会国家也不得不在俗世的国家关系中以利益政治为目的，而教宗既是教会精神领袖、又是教会国家元首，于是教宗职务、职权在教会组织内的普世权威与在教会国家中的俗世政治权威也需要更清晰地限定；一言以蔽之，教宗在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时代庶几乎必须放弃一些普世诉求，而这些诉求在之前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无论如何，如果宗教改革能够被视为风暴的话，那么十六世纪初期的教宗们在风暴前的宁静中亦并非毫无作为，而如何恢复其教会内的一种职权的完满性（plenitudo potestatis），如何确定其教会内的法典地位、法律地位以及如何确定其在教会国家中的统治，似乎是教会领导层更为深切关心的问题，以至于原本极为重要的神学研究与牧靈工作反而位居其次，以至于无暇顾及土耳其人的武力扩张，致使其不仅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而且1526年几乎占领全部匈牙利，甚或于1529年兵临维也纳城下；尽管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并非仅仅单方面在于教宗与大公教会——当然也有来自于土耳其、欧洲俗世政治权力以及新教教会方面的原因，然而如同教宗哈德良六世（Hadrian VI., 1522-1523）所说：疾病始于罗马，也要从这里开始痊愈与更新[145]！这不仅是一种在责任与义务面前的勇于担当，而且是一种为了人性的荣誉感而充满尊严的忏悔，这不仅为生发于罗马而已然涌动的教会内在的改革思潮与努力开启了突破口，而且为其付诸实施展开了辽阔的空间；而教会改革一时之间却动力不足，则要批评教宗哈德良六世的前任良十世（雷欧十世，Leo X., 1513-1521）以及他的后任克莱芒七世（Clemens VII., 1523-1534）[146]。

《玛窦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话语“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玛》16，18），是教宗领导大公教会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初始原则与基础，宗徒之首伯多禄的继承者们在不同的侧重点上实践并加强了这一原则与基础，在良一世（Leo I.）、格拉修斯一世（Gelasius I.）以及格里高利一世（Gregort I.）侧重于理论上的纲领性建构之后，尼阁老一世（Nikolaus I.）在九世纪尝试贯彻教宗职务与职权的普世诉求，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尝试；而教宗普世诉求或以普世诉求而行事的教宗职务与职权，直到“主教职务争论”时才比较稳固地确定下来；在教会史与教宗史上，四位良教宗为此贡献卓著，良一世（Leo I., 440-461）强调教宗所享有的教会精神领袖与俗世政治领袖的双重门徒品性，良四世（Leo IV., 847-855）为此默默努力、闷头发大财，不仅在毫无俗世皇权的赞襄下抵御了外来（阿拉伯）的威胁，而且在面对拜占庭的强势时确保了罗马的独立性，良九世（Leo IX., 1049-1054）将新的元素注入教会组织结构与俗世机制，使教会及其成员领受众多俗世职务，而良十世（Leo X., 1513-1521）则更关注于教会国家的建设，在紧凑的罗马视野中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世界的巨大变化则感受无多。

无论如何，教宗既是教会国家的俗世领袖，又是基督宗教教会（更多的是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的精神领袖，其双重角色在中世纪庶几乎理所当然，然而当此欧洲扩张、信仰分蘖以及无神论开始甚嚣尘上之时，则显得越来越难以统合；教会国家俗世统治所带来的不断上升的高额支出，使得教会的负债亦不断增加，教廷行政改革同样迫在眉睫；十六、十七世纪之间，一些教宗对于自己家族过度的照拂，也被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的教会史家视为主要问题，而在当今的史家看来，这已然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了。

十六世纪中期，即使在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内部，宗教性的改革与更新至少也初露端倪，并且如同本书在不远的前文中所提及的：教会改革几乎与教会同样古老；在此必须强调与明确提示的是，这是被称为“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 katholische Reform）的教会内在的改革，与所谓针对或呼应宗教改革的改革（Gegenreformation）迥然不同——坊间、甚或学界尔曹之辈谓之“反改革”，此则大谬不然矣！所谓Gegenreformation并非是反对宗教改革的改革或所谓反改革，而是教会国家内在的政治改革，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事件。尽管天主教大公教会与新教教会多次尝试共同讨论内在信仰问题，然而并不成功，于是天主教会于1545年在特利腾召开大公会议，中间经过长期的休会，终于在1563年不仅对神职人员与普通信众宣布了关涉信仰的原则性的规定，而且给出了对于所谓老的信仰的信理定义[147]，这一定义具有法典意义上的准确明晰；这是在一个共同宗教（基督宗教）内部界定信仰的分殊，这一在共同宗教内部纤毫必至地界定信仰分殊的形式是否足够智慧，在此不作理论；而教廷在颁布特利腾大公会议决议等文献时，也不得不考虑俗世国家对教会以及教会所作决定的巨大影响，以至于大公会议的一些决议（通谕等）被推迟很久才颁布。此外还应提及的是，当此之时，自十三世纪诞生的宗教裁判所展现出更强大、被核心掌控的运作力。

尽管在教会内部，教宗碧岳五世（Pius V., 1566-1572）励精图治，在教会内改革，然而在国际政治上，教宗职能与影响力越益衰弱，作为一种普世权力的表现，也仅仅在1570年罢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教宗保禄五世（Paul V., 1605-1621）于1607年对于威尼斯的揥夺教权令[148]，教宗职能越来越呈现为来自意大利的一种中等强国的权力，其与天主教国家间亦充满龃龉，而矛盾冲突的最终结果，则往往是教宗败北；而各国新教教会的权力与影响，也仅仅是与教宗者等量齐观而已；在缔结1648年威斯特法伦合约时，教宗也派出了代表，然而其影响仅仅是边缘性的，甚或微乎其微[149]。

十八世纪，教宗职权在日益甚嚣尘上的理性主义与无神论面前受到进一步挤压，俗世政权也介入宗教问题，强迫教宗克莱芒十四世（Clemens XIV., 1769-1774）于1773年解散耶稣会[150]；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教宗一度失去教会国家，只是在欧洲复辟的框架下才被恢复[151]，本书在后文相关章节中还将探讨这一点。而十九世纪之后，碧岳九世（Pius IX., 1846-1878）于1859年拒绝承认哈布斯堡王国，其理由在于：奥地利的士兵也是圣父的子民，这成为教会国家的终结[152]，或者说：至少是这一终结的开端！尽管教会国家在1870年被纳入意大利民族国家，然而教宗作为俗世国家与教会精神领袖的的双重角色近乎于终结；碧岳九世及其继任者——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 1878-1903）——并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接受他们对于俗世统治、特别是对于罗马统治的失去，于是号召信众不必参加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政治机构之中（亦即所谓Non expedit）[153]，这在政治上是否智慧也是值得考虑的，这样说的理由在于，不仅意大利教会一时失去了在国家政治中表述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施加影响力的重大机会与绝佳可能性，而且教宗领导的教会国家的地位也一时成为所谓“罗马问题”，所幸通过大公教会智慧的外交斡旋，教会国家与意大利国家于1929年签订了拉特兰条约，如同其它国家一样，意大利终于也承认罗马为独立教会国家，享有独立的政治、军事、外交等一切独立国家所享有的完整之主权[154]。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俗世政治影响力的损失并非仅仅有负面的效应，较少关联俗世政治的教宗职务反而赢得更多、更新、更高的精神与道德的权威；尚在本笃十五世（Benedikt XV., 1914-1922），就已经仅仅投身于国际政治，尝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缔结和平条约（尽管并不成功）[155]，碧岳十二世（Pius XII., 1939-1958）就犹太人问题阐释其鲜明的立场[156]，若望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 1958-1963）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57]，保禄六世（Paul VI., 1963-1978）[158]与若望·保禄二世（Johannes Paul II., 1978-2005）在国际政治中的巨大影响[159]，特别是本笃十六世（Benedikt XVI., 2005-）[160]与当下的教宗方济各（Francesco）亦是有目共睹的。

行文至此，我们能够在结构上对于教宗职务在中世纪的发展作出如下九个方面的总结：

首先，从时间出发来看，中世纪的教宗职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毫无顿挫与挫折而一路向前成为具有普世性精神权能的，而是不断呈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危机、反覆与断裂：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宗教信仰之后——以至于历史学家称之为君士坦丁转折，基督宗教罗马大公教会在罗马帝国中、协同罗马帝国、与罗马帝国一道，共同历经了东哥特人、东罗马帝国等不同事件，随之而来的则是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以及十一世纪前后更加强化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教宗职务、权能及其意义也不断变化，在罗马、在意大利、以至于在欧洲与全部相关地域，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政治局势左右欧洲及其以外的历史，各种俗世政治权力杂沓纷纭、犬牙交错，它们不仅在中世纪及其后的历史中、而且自教宗职务之伊始，就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影响教宗职务与职权的因素，并非仅仅教会内部的、单一的，而是教会内外多方面的。

其次，从大公教会内部结构来看，教宗与主教们的关系也是同时被普世性与同谊性所决定；尽管罗马的地位自公元一世纪就已经奠定、并且一再被强调，然而并非总是一如既往之重要，罗马的地位在中世纪、特别是在九世纪与十一世纪得到强化，教宗并非仅仅是罗马主教而已，而是同时不仅享有普世大公教会最高领袖的职能与权能，而且享有教会国家的最高领导者的职能与权能，尤其在主教职务争论得以圆满解决之后，这一点尤为明显地呈现出来；大公教会的精神权能的凝聚与提升、教会组织与行政体制的核心化，也呈现在作为整体的枢机主教所不断赢得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呈现在教宗选举对于枢机主教团的依赖性中；当然，在此也必须提示的是，尽管枢机主教们在教会内部追求一种寡头式的教会统治，然而它们毕竟无法完全摆脱重要的贵族家族、特别是罗马贵族家族所施加的俗世政治的影响。

其三，从大公教会内在诉求来看，尽管教宗职务与职权的设想不断理论化、纲领化，其设置亦不断合法化、法典化，然而相关设想、纲领与理论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并非总能具有贯彻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并非总能具有贯彻的可能性！早在十二世纪之时，教宗英诺森三世就明确要求大公教会精神权能先于作为俗世政治权力的皇权与其它所有俗世权力，随后教宗博尼法兹八世在通谕《至圣唯一》之中更加强调了这一诉求，这不仅是教宗的诉求，而且庶几乎也是大公教会的诉求。当然教宗博尼法兹八世的通谕不仅是这一诉求的最高表述，而且在政治实践中几乎从未有贯彻的可能性，究其无法贯彻的原因，大约恰恰是因为诉求过高以及俗世政治权力的强势；然而无论如何，在此必须提示的是，尽管这一诉求在政治实践上对于大公教会而言类乎于泥牛入海、杳无声息，但是却给出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向，也就是说，这一从大公教会法典及其法典思维而来的思考在教会内部引发了大公会议主义的理论，而在整体上则激发了后代思想家在法学、法理学、特别是法哲学层面对人民主权的设问、思考与建构，由此所能够提出的法哲学、法理学以及政治哲学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权力？究竟谁享有权力？究竟谁有权力立法？究竟为谁而立法？法究竟是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大公教会从中世纪走入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以及教会改革的近现代，带着这样的问题与思考，欧洲率先从近现代地理决定的疆域国家、民族构成决定的民族国家、政府宣示的主权国家最终走向权力在民的公民国家的现当代。

其四，从大公教会内在诉求与现代国家政治思想关系来看，不唯大公教会职务、职权以及组织结构的制度化、体制化，况复早已存在的教会革新的意图、构思与实践，不仅奠基在古典的哲学与罗马法的传统之中，而且这样的意图与实践甚或早于近现代人们对俗世国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的构思及其这种国家的形成，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晚期首先在教会国家呈现出重要性的是：原始证书与证件、原始文献以及提供这些的相关行政机构，关涉行政事务的书面公文的登记与庋藏，相互矛盾的法律原则的协调以及所有当下事件的讨论、特别是法学的讨论及其这些协调与讨论的载记（譬如Decretum Gratiani，亦即《格拉田法令》）[161]；这些在教会国家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所能够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教会法典学家所深切关注与思考的：究竟谁对国家事务享有发言权？究竟什么是现代法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如何才能够罢免一位不称职的国家领导者（譬如如何罢免一位不称职的教宗）？如何与非基督宗教信徒签订契约？教会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其五，从教宗同时作为宗教领袖与国家元首之身份出发来看，从中世纪俗世政治势力针对大公教会的强度能够呈现出一个基本事实，即教宗作为罗马大公教会领袖同时也是教会国家领导者，不仅是精神领袖，而且是教会国家之领袖，也就是说，罗马在空间的意义上既是宗教与政治的、又是俗世的、俗世国家与教会国家的，教宗职务不仅享有精神权能，而且享有俗世政治权力，自教宗格里高利一世以来（590-604）、特别是七、八世纪以至于九世纪，在与皇权达成一致与协议之后（譬如817年的Hludowicianum、962年的Ottonianum以及之后的Constitutio Romana），尽管这样的一致与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联合皇权而抵御强大贵族家族的政治势力，然而大公教会毕竟能够因此而于1059年颁布教宗选举令、1179年制定选举的多数规则以及1274年制定并颁布选举章程，并且由此而由枢机主教团在大公教会内部自由选举其教宗，以至于如果不考量1378年的教宗分裂的话，那么自1179年以后教宗继任问题基本不会为大公教会带来实质性危机；尤为重要的是，尽管有俗世政治势力的干预、甚或教会内部复杂因素的扰动，然而无论如何，无论作为教会精神领袖、抑或是作为教会国家领导者，教宗都并非是某个家族、某个党派世袭罔替的，而是在真正稳定而有效的法典所规定的法律程序中被选举出来的，这一选举形式也成为近现代国家选举国家（政府）领导者的典范；此外同样重要的是，由于教宗是由枢机主教团选出的，所以任何一个单一的贵族家族都无法单独操控这一选举，如果一些贵族家族意图对教宗选举施加影响，则必须通过枢机主教团、通过寻求其中的枢机主教为自身的代理，而枢机主教为了自己心仪的候选人也未免寻求贵族家族的政治势力以施加影响，于是近现代国家的议院、议员体制以及代议制亦初露端倪。

其六，从大公教会与现代疆域国家及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关系出发来看，在教会结构与行政体系制度化、体制化的同时，特别是自英诺森三世以来，教会所深切关注的首要问题或主导问题是教会国家的疆域问题，这庶几乎也是作为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能的历代教宗所有政治与宗教行为的主导动机，是他们所有这项行为所围绕的核心；在中世纪繁复杂沓、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以教宗为国家领袖的教会国家在疆域上亦处于一种不断重建、不断新建的状态中，直到十三世纪之后才相对稳定，教宗才以其相对稳定的疆域而不仅是大公教会的精神领袖，而且同时是俗世国家统治者；教会国家的境况，或者说复杂、甚或恶劣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教会一方面必须应对俗世政治权力与势力的挤压、蚕食、甚或侵蚀与吞噬，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并非冲突的关系中敦亲睦邻、联合相应的俗世政治势力以保持自身疆域的领土完整与和平稳定；相应于此，以教宗为首的教会国家的经济与军事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政治、军事、宗教等因素构成的完整主权下的现代疆域国家、多民族国家的雏形于此可见一斑。

其七，从大公教会内在政治与欧洲近、现代政治关系出发来看，与此相关联的是，尽管教宗自大公教会草创伊始就并非仅仅代表一个坐落于罗马城的教会，而是整个大公教会的领袖，然而自阿维尼昂时代以来教宗职务与职权则越来越具有普世性；古典晚期与中世纪早期，教宗的活动领域从罗马出发、以罗马为中心，而中世纪、特别是主教任职争论展开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且由于诸多原因，教宗似乎不得不驻跸于罗马之外，以至于产生“教宗在哪里，哪里就是罗马”（Ubi Papa, ibi Roma）之说，尤其当圣地耶路撒冷失去之后，罗马更赢得新的意义，然而尽管如此、并且尽管教宗在阿维尼昂建立了教廷，驻跸罗马之外毕竟使得教宗史由此同时也呈现为一种流亡史；在阿维尼昂时代结束之后，尽管教宗返回罗马，尽管罗马城似乎沦陷为某种地区性首府的境地，然而罗马已然不再仅仅是古典意义上的罗马，已然不再仅仅是区域地理与国家政治意义上的罗马，而是更多地赢得普世性，罗马已然成为普世概念与象征，拉特兰宫作为罗马主教的座堂也逐渐退隐于后，梵蒂冈成为教宗的官邸与象征，教宗在阿维尼昂所建立的教廷也成为欧洲近现代宫廷的模样，已然成为欧洲各国、各王室模仿的对象。

其八，从教宗政治与大公教会内在贵族家族精英（或谓之曰军功集团）关系出来看，尽管罗马及其精英阶层不断展现其新的意义与重要性，然而依然存在而不能忽视的是，家族政治势力与追随者的声势在教宗选举中依旧具有重要性，这一点从古典晚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贵族家族甚至尝试直接操控教宗选举，当枢机主教团兴起之后，贵族家族同样也试图将其影响施加于其中；同时，贵族家族亦并非一无是处，尽管他们出于诸多不同之理由而往往处于复杂纠结的关系中、甚或矛盾重重，然而不同贵族家族之间也在矛盾冲突与利益交换之中代表教会改革的不同方向，结党并非意味着必定营私，从外在原因上来看，尽管不同家族的结党往往是由对家族的忠诚与情感以及家族间利益所决定的，然而从内在结果与效应上来看，一则，结党更多的意味着在较大的政治主题、政治动机中具有不同的思想与纲领、理论与方法，再则，结党同样意味着教宗职务与职权的重要性（否则，不必围绕它而结党）以及家族政治必然、必定、毕竟在国家公共政治体系内的运作，最终三则，教会法典所制定的教宗选举制不断影响家族继承制，以至于素来操控国家政治的家族政治、结党政治（国家领导层的家族控制与家族继承制）也受到积极的影响与促动，甚或不同党派在国家政治中也逐渐在某种程度上不断模仿选举制。

其九，从大公教会内在职能体系及其立法基础出发来看，教宗职务与职权在其朝向体制化、制度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与法的传统相关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断法典化、法律化、法制化，这一点从古典晚期以来的立法与法律文献之蒐集中即可窥见一斑，而这也为加洛林王朝、特别是十一世纪以来的法学理论与实践指出方向；教宗职务与职权以及教廷行政运作的法典化等，同时也促进、包含并带动了整体的教会运作的法律化，譬如教会组织结构、运作机制、神职人员的薪俸与职务任免等，都有教会法典的严格规范，此外，自十二、十三世纪、特别是十四世纪以来，教会的经济、财政体系及其运作以及对于诸如此类者之监督，也同样在教会法典的规范之下；对于整体的欧洲而言，教宗职务与职权不仅在法律、法律程序的意义上具有重大影响，而且恰恰由于教宗职务与职权的历史并非是单一方面的，而是政治的、立法的、法律与法学的、哲学与神学的、信理的以及礼仪仪式的历史，因而在这些方面全方位、广正面、宽纵深、大视野、立体性奠定了欧洲发展的基础，影响、甚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发展的历程。

总而言之，从耶稣基督到伯多禄，从伯多禄到伯多禄圣殿，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奠定在逻各斯的道成肉身之中、奠定在圣言成为血肉之中，在天主圣神的运作下，从最初的宗徒团体发展为普世大公教会，其间艰难困苦，最终玉汝于成；就本书的主题而言，教会与教宗的历史、特别是教宗首席权的历史，以不同的形态（主动的、被动的、反应的、施动的）、在多重意义上长期而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以至于世界的历史进程，甚或构成了欧洲与世界历史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大公教会、教宗、首席权是我们理解欧洲（欧洲史）、世界（世界史）、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史）、以至于人类自身的重要入手点与关键概念；大公教会自草创伊始，就不仅在自身哲学与神学的建构中汲纳古典思想，而且迅速而从容地向古典与其后的世界吟颂出自己的思想，不仅在自身组织结构与行政运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中汲纳古典国家的构成形态与内涵，而且迅速适应了、甚或赢得新的帝国与民众，不仅在教会内部及时论证了门徒之首的神性超验权力，而且持续而有效地将其贯彻于牧靈与政治实践之中，罗马以及以它为代表的教会早期信仰团体，从仅仅具有区域性意义的有限性帝国城市（尽管是首都）与地方性组织，发展为普世大公教会，以至于罗马主教作为教会精神领袖享有其相应的权威，以至于罗马与教宗首席权由此不仅在精神权能与俗世权能层面同时赢得普世意义，而且对于俗世政权而言亦具有政治意义——尤其是至少自十一世纪始这一具有普世意义的首席权得到普遍承认——特别是其首席权及其论证对于近现代国家领导权的法学、法理以及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论证至少具有参照意义；教宗、首席权及其下车伊始就逐渐展开的法理化、法典化以及体制化等等，不仅自身犹如一个多面体而呈现出一种多样性，而且这一多样性也不断带来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能之间、教会内部以及不同俗世政治权能之间的张力关系、利益关系，教宗也是不同的社会团体与政治团体或支持、或反对的对象，教宗的精神与俗世权威并非强迫而来的，反对之是被允许的、也是自由的，而赞襄之亦同样是出于自由的意愿！

参考文献

Collectanea S.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Fide I 2-4.

Collectanea Romanae I 5 n. 6; 91-92 n. 273.

Congregazioni Particolari. Vol. 1 f. 247^r-248^r.

Ingoli, “Considerazioni del Secretario Ingoli circa il negotio de’ Scalzi Agostiniani.” Scritt. Orig. rif Congr. Gen. Vol. 259 f. 25^rv, 30^r.

Iuris Pontificii De Propaganda Fide Pars Prima, Vol. I. Romae 1888.

Memoria Rerum. Band I/1. Band II.

Propagandaarchiv (Acta) Voi. 3 (1622-1625) f. 1^r. Gerhard Harmann, Da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Marix Verlag, Wiesbaden 2007.

Propagandaarchiv, Miscellaanee varie Vol. 22 f. 12^r; Vol. 2 (1622-1623) f. 69^r.

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Vat. Geheimarchiv, Pio 124 f. 178^r-195^r, 204r-227^r_.

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Herder Verlag, Freiburg Basel Wien, Sonderausgabe 2006. Band 7.

Etienne Anheim, Blake Beattie, Ralf Lützelschwab, “Die Kardinäle des avignonesischen Papsttums (1305-1378). Kreaturen des Papstes, Sachwalter partikularer Interessen und Mäzene.” In: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dart 2011.

1. H. Anton, “Von der byzantinischen Vorherrschaft zum Bund mit den Franken. Von Sabinian bis Paul 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Gaston Castella, Papstgeschichgte Band II, von der Wiedererneurung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bis Leo XIII.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gart 2011.

Odilo Engels, “Von den Staufen zu den Anjou. Von Honorius III. Bis Nikolaus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Johannes Fried, Die Päpste im Karolingerreich. Von Stephan III. Bis Hadrian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Horst Fuhrmann, Gregor VII., “Gregorianische Reform” und Investiturstreit.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Grisar SJ., Francesco Ingoli über die Aufgaben des kommenden Papstes nach dem Tode Urbans VIII. (1644). In : Archivum Historiae Potificiae 5 (Romae 1967).

Gert Haendler, Das Papsttum unter gotischer und byzantinischer Herrschaft von Hilarius bis Pelagius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Peter Herde, Cölestin V. “Der Engelpapst”.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Erwin Iserloh, Die Päps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und des Konzils von Tient. Von Leo X. bis Pius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Pius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15. Jann, Die katholische Missionen in Indien, China und Japan. Ihre POrganisation und das portugisische Patronat von 15. Bis ins 18. Jahrhundert. Paderborn 1915.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Chalkedon bis zum Frühmittelalter.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2.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Reform-Katholische Reform/Gegen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V.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Zeitalter des Absolutismus und der Aufklärung. Verlag Herder, Freiburg im Breisgau 1999. Band V.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Restaur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I/1. Band VI/2.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Die Weltkirche im 20. Jahrhundert.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II.

Georg Jenal, Gregor I., der Große.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Friedrich Kemmpf SJ, Innocenz 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Joachim Köhler, Die Päpste des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s.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Johannes Laudage, Ad exemplar primitivae ecclesiae. Kurie, Reich und Klerusreform von Urban II. Bis Calixt II. In: Hubertus Seibert, Stefan Weinfurter (Hrsg.), Reformidee und Reformpolitik im spätsalisch-frühstaufischen Reich (Quellen und Abhandliungen zur mittelrheinischen Kirchengeschichte 68). Mainz 1992.

Rudolf Lill, Die Macht der Päpste. Verlagsgemeinschaft Topos plus, Kevelaeer 2006.

Andreas Lindt, Johannes XX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Ralf Lützelschwab, Zur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Ein historischer Überblick. In: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dart 2011.

Werner Maleczek, Die Kardinäle von 1143 bis 1216. Exklusive Papstwähler und erste Agenten der päpstlichen plenitude potestatis. In: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gart 2011.

Josef Metzler, Päpslicher Primat als pastorale Verantwortung und missionarischer Auftrag in frühen Dokumenten der Propaganda-Kongregation. In: Konzil und Papst Historische Beiträge zur Frage der höchsten Gewalt in der Kirche. Festgabe für Hermann Tüchle. Herausgegeben von Georg Schwaiger.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1975.

Heribert Raab, Das Jahrhundert der Aufklärung.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Paps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Rudolf Reinhardt, Martin V. und Eugen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Klaus Schatz SJ, Pius IX.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Franz-Josef Schmale, Die Anfänge des Reformpapattums unter den deutschen und lothringisch-tuszischen Päpste. Von Clemens II. Bis Alexander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Das Papsttum im Zeitalter Bernhards von Clairvaux und der frühen Staufer. Von Honorius II. Bis Cölestin 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Tilmann Schmidt, Bonifaz V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Matthias Schrör, Metropolitangewalt und papstgeschichtliche Wende (historische Studien 494) Husum 2009.

David A. Seeber, Johannes Paul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Georg Schwaiger,Die Päpste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Paps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Benedikt X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Pius X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Paul V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Georg Schwaiger (Herausgegeben), Konzil und Papst Historische Beiträge zur Frage der höchsten Gewalt in der Kirche. Festgabe für Hermann Tüchle.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1975.

Hubertus Seibert, Stefan Weinfurter (Hrsg.), Reformidee und Reformpolitik im spätsalisch-frühstaufischen Reich (Quellen und Abhandliungen zur mittelrheinischen Kirchengeschichte 68). Mainz 1992.

Alfred A. Strnad, Die Päpste der Früh- und Hochrenaissance. Von Nikolaus V. bis Julius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Claudia Zey, Das Kardinalskollegium zwischen 1049 und 1143. In: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gart 2011.

Claudia Zey, Werner Maleczek, Andreas Fischer, Ralf Lüzelschwab, Claudia Märtl, Quellen. In: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dart 2011.

Harald Zimmermann, Das dunkle Jahrhundert. Ein historisches Porträt. Graz/ Wien/Köln 1971.

Die Päpste des „dunklen Jahrhunderts“. Von Johannes VIII. bis Sutr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徐龙飞：《循美之路——基督宗教本体形上美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徐龙飞：《立法之路——本体形上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年。

The Medieval Background of papal Primat and Infallibilitas or rather their political Meaning Hic et Nunc

XU Longfei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his main theme not only about the papal Primacy and Infallibility, but also on their political meaning contemporary; After the orientation of methodic it discusses at first mainly the medieval background even to the 19. Centry, and then the question about the reference of the church- and profane history, multy strained moments of inner-church- and profane political structure, Pope and his reform, investitur, schism of Pope etc. at the end is conclusion on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the discussed question in several aspects.

Keywords: Pope, Primacy, infallibility, church-reform, investitur

* 本文节选自作者正在写作的著作，因此，使用本书而非本文。

[1]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7, 37, 150.

[2]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Chalkedon bis zum Frühmittelalter.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2, S. 12, 14-15, 104, 107.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39-40, 45.

[3]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Chalkedon bis zum Frühmittelalter.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2, S. 19, 202-203, 312.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40.

[4]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28-229.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40, 44-45, 130.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Chalkedon bis zum Frühmittelalter.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2, S. 198-199, 215-216, 245. Gert Haendler, Das Papsttum unter gotischer und byzantinischer Herrschaft von Hilarius bis Pelagius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71-82 (75).

[5]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119-124.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36, 82.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Chalkedon bis zum Frühmittelalter.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2, S. 295.

[6]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Chalkedon bis zum Frühmittelalter.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2, S. 15, 37, 183,  197, 307.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40-42, 44, 47-48, 150.

[7]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Chalkedon bis zum Frühmittelalter.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2, S. 15, 32-36, 41-42, 109, 190, 212.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60-61. H. H. Anton, Von der byzantinischen Vorherrschaft zum Bund mit den Franken. Von Sabinian bis Paul 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00-114 (100-103).

[8]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Chalkedon bis zum Frühmittelalter.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2, S. 152-163.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8, 39, 40, 41, 43, 48, 55, 60, 62-63, 65-66, 68-74, 104, 106, 112, 124.

[9]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43-246.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9-20, 39, 48-59, 63, 66, 82, 85, 88-89, 120, 129, 194, 294, 299.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Chalkedon bis zum Frühmittelalter.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2, S. 208-210, 318-319. Georg Jenal, Gregor I., der Große.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83-99.

[10]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Chalkedon bis zum Frühmittelalter.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2, S. 135-151.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8, 35, 49, 82, 93.

[11]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24-30.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62-63, 64-65. 关于这一时期的圣像问题，请参见徐龙飞，《循美之路——基督宗教本体形上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2016），特别是其中“下篇”关于圣像的研究。

[12]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6, 11-12, 16-18, 21, 25, 124. 关于马尔特与教宗的关系，请特别参见12页；此外亦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65, 67, 68-71, 72, 105-106. H. H. Anton, Von der byzantinischen Vorherrschaft zum Bund mit den Franken. Von Sabinian bis Paul 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00-114 (108-109).

[13]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60. 在此需要特别提示的是，这位教宗斯笛闻三世通常也被称为斯笛闻二世，他于752年3月23日被选举、25日退位时是教宗斯笛闻二世，作为同一位教宗3月26日再度被选举直到757年4月26日期间在位，有些史书亦称之为斯笛闻三世——然而并非768-772年在位的教宗斯笛闻三世，以至于后世所有名号为斯笛闻的教宗都有可能错出一位；就此请参见H. H. Anton, Von der byzantinischen Vorherrschaft zum Bund mit den Franken. Von Sabinian bis Paul 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00-114 (109).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63, 65,68-70.

[14]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65.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65-68, 72-76, 82, 89, 93.

[15]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61.

[16]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61-263.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64-65, 67, 68-80, 84, 93, 105-106, 139, 150, 164, 177-178, 180. Johannes Fried, Die Päpste im Karolingerreich. Von Stephan III. Bis Hadrian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15-128 (116).

[17]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149-150, 161-172.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0, 64-65, 83-86, 88-93, 96, 100, 194, 294. Johannes Fried, Die Päpste im Karolingerreich. Von Stephan III. Bis Hadrian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15-128 (125-126).

[18]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159, 226.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84.

[19]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152-160.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84.

[20]  就此请参见Harald Zimmermann, Das dunkle Jahrhundert. Ein historisches Porträt. Graz/ Wien/Köln 1971. S. 15-21 (15). Harald Zimmermann, Die Päpste des „dunklen Jahrhunderts“. Von Johannes VIII. bis Sutr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29-139 (129).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2. S. 9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Reform-Katholische Reform/Gegen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V, S. 578.

[21]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87, 89, 91, 98-102, 114, 120-121. Harald Zimmermann, Die Päpste des „dunklen Jahrhunderts“. Von Johannes VIII. bis Sutr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29-139 (131).

[22]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98, 100-101.

[23]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172-178, 232-246.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97-101. 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68.

[24]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68-271.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98, 102-106. Harald Zimmermann, Die Päpste des „dunklen Jahrhunderts“. Von Johannes VIII. bis Sutr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29-139 (132-133).

[25]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98, 106, 109, 113-114, 116, 298. Harald Zimmermann, Die Päpste des „dunklen Jahrhunderts“. Von Johannes VIII. bis Sutr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29-139 (137-138).

[26]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282-293.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98, 109, 118.

[27]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75.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230, 281-284. Harald Zimmermann, Die Päpste des „dunklen Jahrhunderts“. Von Johannes VIII. bis Sutr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29-139 (138).

[28]  在这两位教宗之间还有维克多二世（Viktor II., 1055-1057）、施笛闻九世（Stephan IX. [X.], 1057-1058）、本笃十世（Benedikt X., 1058-1059[被驱除], 1061）以及尼阁老二世（Nikolaus II., 1058-1061），在此不详述；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22-128, 130, 136, 137-138, 295. Franz-Josef Schmale, Die Anfänge des Reformpapattums unter den deutschen und lothringisch-tuszischen Päpste. Von Clemens II. Bis Alexander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40-154 (149-153).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401-411.

[29]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75-278. Franz-Josef Schmale, Die Anfänge des Reformpapattums unter den deutschen und lothringisch-tuszischen Päpste. Von Clemens II. Bis Alexander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40-154 (142-145).

[30]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21.

[31]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16-118, 119, 120-122.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421-430 [423-426].

[32]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17.

[33]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25-127.

[34]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26-128. Horst Fuhrmann, Gregor VII., “Gregorianische Reform” und Investiturstreit.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55-175.

[35]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31.

[36]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31-133.

[37]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82-296.

[38]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423-424.

[39]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33.

[40]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96.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38-140.

[41]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41.

[42]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40-141.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444.

[43]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41. Franz-Josef Schmale, Das Papsttum im Zeitalter Bernhards von Clairvaux und der frühen Staufer. Von Honorius II. Bis Cölestin 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76-195 (176-17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442-456.

[44]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35.

[45] 就此请参见Johannes Laudage, Ad exemplar primitivae ecclesiae. Kurie, Reich und Klerusreform von Urban II. Bis Calixt II. In: Hubertus Seibert, Stefan Weinfurter (Hrsg.), Reformidee und Reformpolitik im spätsalisch-frühstaufischen Reich (Quellen und Abhandliungen zur mittelrheinischen Kirchengeschichte 68). Mainz 1992. S. 47-73. Matthias Schrör, Metropolitangewalt und papstgeschichtliche Wende (historische Studien 494) Husum 2009. S. 200-221.

[46]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96.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41.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Frühmittelalter bis zur gregorianischen Reform.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1, S. 230, 458, 506.

[47] 就此请参见Claudia Zey, Das Kardinalskollegium zwischen 1049 und 1143. In: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gart 2011. S. 63-94.

[48] 就此请参见Werner Maleczek, Die Kardinäle von 1143 bis 1216. Exklusive Papstwähler und erste Agenten der päpstlichen plenitude potestatis. In: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gart 2011. S. 139-146.

[49]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62.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30-39.

[50]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36. 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298.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62-164.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5-14. Franz-Josef Schmale, Das Papsttum im Zeitalter Bernhards von Clairvaux und der frühen Staufer. Von Honorius II. Bis Cölestin 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76-195 (177-180).

[51]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88.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39-42.

[52]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45-146, 148-149, 152-153, 162-163, 166-168. Franz-Josef Schmale, Das Papsttum im Zeitalter Bernhards von Clairvaux und der frühen Staufer. Von Honorius II. Bis Cölestin 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76-195 (180).

[53]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03.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67-85.

[54] 就此请参见Franz-Josef Schmale, Das Papsttum im Zeitalter Bernhards von Clairvaux und der frühen Staufer. Von Honorius II. Bis Cölestin 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76-195 (187). 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04-305.

[55]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39.

[56]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83-85. 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05. 特别是关于教宗选举的法典性文献《教宗职位法则》（“Licet de evitanda”）尤为重要。

[57]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71-176. Franz-Josef Schmale, Das Papsttum im Zeitalter Bernhards von Clairvaux und der frühen Staufer. Von Honorius II. Bis Cölestin 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91.

[58]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05-312.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40.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77-180.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171-178.

[59]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07-311.

[60]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05-307.

[61]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42.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94-195.

[62]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12-317.

[63]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42. Friedrich Kemmpf SJ, Innocenz 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96-207.

[64]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18-321, 特别是318，321。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79-187 (180-185), 192-198, 202, 206, 208-210, 212, 257, 29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237-251.

[65]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312-317, 特别是S. 316。

[66]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81, 192, 206, 212. Odilo Engels, Von den Staufen zu den Anjou. Von Honorius III. Bis Nikolaus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08-228 (208).

[67]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26-329. 特别是326，328.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242-243. Odilo Engels, Von den Staufen zu den Anjou. Von Honorius III. Bis Nikolaus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08-228 (210-211).

[68]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29-331. 特别是329-330。

[69]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88-189.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251-257. Odilo Engels, Von den Staufen zu den Anjou. Von Honorius III. Bis Nikolaus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08-228 (220-221).

[70]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300. Odilo Engels, Von den Staufen zu den Anjou. Von Honorius III. Bis Nikolaus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08-228 (225).

[71] 在此，之所以教会史家强调其在自然死亡中逝世，是因为不仅要给出其逝世的原因，而且更要表明其退位的合法性及其退位后相对平静的生活，以至于对于其继任者的合法性的怀疑是多余的；就此请参见Peter Herde, Cölestin V. “Der Engelpapst”.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29-247.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49.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342-343.

[72]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0.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75, 211-212, 215, 217, 219-221,224, 250f, 265, 267, 269, 275, 285, 297-298.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345-356.

[73]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326-329. 特别是458.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352, 441. Tilmann Schmidt, Bonifaz V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48-257 (254).

[74]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0.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155, 170, 211-212, 215-217, 219-225, 227-230, 243, 285, 296.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353-356. Tilmann Schmidt, Bonifaz V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48-257 (256).

[75] 自公元1305前后始，自英诺森三世至博尼法兹八世，教廷与教宗驻跸罗马以外的教会国城市有31个，譬如在阿纳格尼（Anagni）26次、维特尔伯（Viterbo）17次、佩鲁甲（Perugia）11次、黎艾提（Rieti）10次、奥维埃托（Orvieto）7次、菲伦缇诺（Ferentino）5次、瑟格尼（Segni）4次，驻跸3次的城市有3个，驻跸2次的城市有4个，驻跸一次的城市有17个；就此请参见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58-274 (258).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164-167.

[76] 就此请参见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58, 271.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413.

[77]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1.

[78]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1, 132.

[79]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1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60, 101.

[80]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67-469. 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58-274 (259-266).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298-306.

[81] 就此请参见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62.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31.

[82]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31.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384-402.

[83]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3, 74.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31. 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63.

[84] 就此请参见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65.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3.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390.

[85]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31.

[86]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69-472.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3, 174.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34.

[87]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72-475. 特别是472-473.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4.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31-233.

[88]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4.

[89]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37-241. 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67-268.

[90]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4. 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68.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42.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400.

[91]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49.

[92]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407.

[93]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4.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43-248. 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68-271.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410-411.

[94]  就此请参见Ralf Lützelschwab, Zur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Ein historischer Überblick. In: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dart 2011. S. 21-39.

[95]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2, 132.

[96] 就此请参见Etienne Anheim, Blake Beattie, Ralf Lützelschwab, Die Kardinäle des avignonesischen Papsttums (1305-1378). Kreaturen des Papstes, Sachwalter partikularer Interessen und Mäzene. In: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dart 2011. S. 225-248.

[97]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5.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412.

[98]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6. 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51-253. 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70-271.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495-497.

[99]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7. Karl Hausberger, Die Päpste in Anignon. Von Clemens V. bis Gregor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1, Das Papsttum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71-272.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421-425, 562.

[100]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5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499, 501-502, 511.

[101]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490-516.

[102]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76-477.

[103]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58-260.

[104]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77-478.

[105]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8, 125.

[106]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77.

[107]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78.

[108]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78. 关于康斯坦茨大公会议详尽过程，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60-264. Joachim Köhler, Die Päpste des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s.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1).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7-26.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549, 551, 552-556.

[109]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556, 576, 584.

[110]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78.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554-556. Rudolf Reinhardt, Martin V. und Eugen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7-38.

[111]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65-26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568, 571-572. Rudolf Reinhardt, Martin V. und Eugen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9-32.

[112]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59.

[113]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7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565-567, 571, 575, 577, 579, 583, 633. Rudolf Reinhardt, Martin V. und Eugen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30.

[114]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574-575, 580, 583. Rudolf Reinhardt, Martin V. und Eugen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32-36. 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81-487. 特别是481页。

[115]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87.

[116] 关于巴塞尔、费拉拉以及翡冷翠大公会议，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67-273.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575, 576, 578, 579, 580, 581-582. Rudolf Reinhardt, Martin V. und Eugen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36-37.

[117]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82.

[118]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60-61.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585-586. Rudolf Reinhardt, Martin V. und Eugen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37.

[119]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61. 关于大公教会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致关系及其对于他们的赞助，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76-280.

[120] 就此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74-275.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653-657, 660-661, 668, 697. Alfred A. Strnad, Die Päpste der Früh- und Hochrenaissance. Von Nikolaus V. bis Julius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40-41.

[121]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637.

[122]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8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592-593, 610.

[123]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90.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61.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633, 641, 648, 656, 658, 671-672. Alfred A. Strnad, Die Päpste der Früh- und Hochrenaissance. Von Nikolaus V. bis Julius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41-42.

[124] 所谓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emengto），简言之，是指1815年至1870年意大利人抵抗外邦（或欧洲强国）政治势力、恢复意大利人统治的运动，就此以及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时的相关政治事件（譬如卡尔八世的入侵），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663-664.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63. Alfred A. Strnad, Die Päpste der Früh- und Hochrenaissance. Von Nikolaus V. bis Julius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46-47.

[125]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94.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63.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663, 665. Alfred A. Strnad, Die Päpste der Früh- und Hochrenaissance. Von Nikolaus V. bis Julius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46.

[126] 关于欧洲扩张、特别是所谓“欧洲思维”，请参见Klaus Herbers,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WBG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schaft), Darmstadt 2012. S. 280-282.

[127]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668.

[128]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98.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669-674. Alfred A. Strnad, Die Päpste der Früh- und Hochrenaissance. Von Nikolaus V. bis Julius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47-48.

[129] 尽管传信部的前身至少能够追溯到十二世纪，然而并非一个固定常设机构，通常在不同而相似的名称下时而较长时间内一直存在，时而为某一事项或问题而临时组成，教宗格里高利十五世于1622年1月14日主显节诏集十三位枢机主教、两位蒙席以及一位秘书创设了固定的教会机构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是为传信部、并且直到今天，普世教会于1972年曾经庆祝其成立350周年；关于传信部的成立宗旨、历史及其法典权力等详情，请参见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Herder Verlag, Freiburg Basel Wien, Sonderausgabe 2006. Band 7, 249-252. Propagandaarchiv (Acta) Voi. 3 (1622-1625) f. 1^r. Gerhard Harmann, Da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Marix Verlag, Wiesbaden 2007. S. 108. 本书开笔写作这一部分，时在2022年8月7日，恰逢传信部成立四百周年，本书这部分文字权当忆念。

[130] 关于所谓护佑者、守护者也被理解为护教权或守护权（Patronat, Patronat in den Missionen），从概念上来看，是与相应责任、义务相关联的特惠身份的总称，为大公教会捐献教堂、土地等的人以及慈善家，被大公教会承认为守护者、护佑者，在教会法典学家看来，这不包括贵族身份（采邑领主、公侯伯爵等）的捐献者；从历史与教会法典学来看，这一概念产生于12、13世纪，其出现取代本书前文阐释与分析的Investitur概念，1917年的《教会法典》还提及这一身份与权力（1448-1470条），然而建议守护者们放弃这一身份与权力（1450-1451条），以使得主教能享有完全的自由，1983年的《教会法典》已经不再提及这一概念，然而也没有取消条款；从传教学角度来看，指的是15世纪之后葡萄牙、西班牙王室从罗马教宗所接受的在其海外领地通过教区的建立、教堂的建设、传教士的培养与资助而传播基督宗教信仰的义务（请注意：这是义务，不是权力），这两国由此而有相应的选拔传教人员、为教区推荐候选人以及征收十一税的权力，葡萄牙的海外领地更多的是在亚洲（集中在印度），沙勿略（Franz Xaver）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交趾支那（Cohinchina，中南半岛）。与之不同的是西班牙，其海外领地是美洲与菲律宾，西班牙国王与王室自1568年之后在护教权框架中成长为一种分封垄断权力机构，甚至委任最基层的教会职务，不仅禁止各教区与教廷来往，而且在其实际控制下各教区与教宗及教廷的来往也毫无可能，教会被彻底禁锢在殖民统治政府之下，所谓护教权被理解为殖民政府凌驾于大公教会之上的权力，而教会则沦为其一种下属机构；19世纪以来，逐渐独立的拉美民族国家反对西班牙王室而提出护教权诉求，并且在长期反复之后达成国家与教会共存的模式（modus vivendi）。就此请参见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Herder Verlag, Freiburg Basel Wien, Sonderausgabe 2006. Band 7, 1481-1486.

[131] 教宗格里高利十五世为派往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奥地利的特命使节都颁发了指导书（或指令书，Instruktio），所交代的使命就是传播信仰，维护和平；就此请参见Vat. Geheimarchiv, Pio 124 f. 178^r-195^r, 204r-227^r；他写给道明会总会长以及阿尔瑞斯教区（Arres）主教的信函庶几乎仅仅谈到这样的使命与任务；就此请参见Propagandaarchiv, Miscellaanee varie Vol. 22 f. 12^r; Vol. 2 (1622-1623) f. 69^r. Josef Metzler, Päpslicher Primat als pastorale Verantwortung und missionarischer Auftrag in frühen Dokumenten der Propaganda-Kongregation. In: Konzil und Papst Historische Beiträge zur Frage der höchsten Gewalt in der Kirche. Festgabe für Hermann Tüchle. Herausgegeben von Georg Schwaiger.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1975. S. 375. Georg Schwaiger, Die Päpste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Paps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03-127 (109-111).

[132] 就此请参见Collectanea S.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Fide I 2-4. Josef Metzler, Päpslicher Primat als pastorale Verantwortung und missionarischer Auftrag in frühen Dokumenten der Propaganda-Kongregation. In: Konzil und Papst Historische Beiträge zur Frage der höchsten Gewalt in der Kirche. Festgabe für Hermann Tüchle. Herausgegeben von Georg Schwaiger.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1975. S. 376.

[133] 就此请参见Iuris Pontificii De Propaganda Fide Pars Prima, Vol. I. Romae 1888. 14-17. Memoria Rerum. I/1 38-78. Josef Metzler, Päpslicher Primat als pastorale Verantwortung und missionarischer Auftrag in frühen Dokumenten der Propaganda-Kongregation. In: Konzil und Papst Historische Beiträge zur Frage der höchsten Gewalt in der Kirche. Festgabe für Hermann Tüchle. Herausgegeben von Georg Schwaiger.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1975. S. 377. A. Jann, Die katholische Missionen in Indien, China und Japan. Ihre POrganisation und das portugisische Patronat von 15. Bis ins 18. Jahrhundert. Paderborn 1915.

[134]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Band IV, Refomation – Katholische Reform/Gegenreformation. Verlag Herder, Freiburg im Breisgau 1999. S. 646. 以及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Band V, Zeitalter des Absolutismus und der Aufklärung. Verlag Herder, Freiburg im Breisgau 1999. S. 263, 310, 320.

[135] 就此请参见Georg Schwaiger, Die Päpste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Paps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03-127 (111-117).

[136] 就此请参见Georg Schwaiger, Die Päpste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Paps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03-127 (122-127).

[137] 就此请参见J. Grisar SJ., Francesco Ingoli über die Aufgaben des kommenden Papstes nach dem Tode Urbans VIII. (1644). In : Archivum Historiae Potificiae 5 (Romae 1967). S. 289-324. Josef Metzler, Päpslicher Primat als pastorale Verantwortung und missionarischer Auftrag in frühen Dokumenten der Propaganda-Kongregation. In: Konzil und Papst Historische Beiträge zur Frage der höchsten Gewalt in der Kirche. Festgabe für Hermann Tüchle. Herausgegeben von Georg Schwaiger.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1975. S. 379.

[138] 在此英格利的表述是有所指的，他批判的是俗世政治权力干涉教会内部事务的现象，当彼之时，早期殖民国家葡萄牙国王、西班牙国王将自己视为教宗全权代表，认为自己对各地享有庇护权、甚至享有传教庇护权，并且阻止各地教宗使节与各教区主教（譬如东、西印度的以及菲律宾的马尼拉教区总主教）向罗马的例行呈报，英格利因此而再度强调首席权并非国王的、并非任何人的私权力，再度强调教宗首席权的责任与义务之意义内涵；就此请参见Josef Metzler, Päpslicher Primat als pastorale Verantwortung und missionarischer Auftrag in frühen Dokumenten der Propaganda-Kongregation. In: Konzil und Papst Historische Beiträge zur Frage der höchsten Gewalt in der Kirche. Festgabe für Hermann Tüchle. Herausgegeben von Georg Schwaiger.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1975. S. 380-381. 亦请参见本书不远的前文中关于护教权（特别是相关注脚中）的阐释与分析。

[139] 就此请参见 Ingoli, “Considerazioni del Secretario Ingoli circa il negotio de’ Scalzi Agostiniani.” Scritt. Orig. rif Congr. Gen. Vol. 259 f. 25^rv, 30^r. 英格利就庇护权问题论述甚多，他自己曾说过将这些文章以“Libretto”（《袖珍集》）之名结成了文集，然而一直未见出版，就此请参见Josef Metzler, Päpslicher Primat als pastorale Verantwortung und missionarischer Auftrag in frühen Dokumenten der Propaganda-Kongregation. In: Konzil und Papst Historische Beiträge zur Frage der höchsten Gewalt in der Kirche. Festgabe für Hermann Tüchle. Herausgegeben von Georg Schwaiger.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1975. S. 381.

[140] 英格利完全同意并支持传教士们在前往各地之前学习当地的语言，然而他更加主张在当地通过语言考试，当地教区主教可以对传教士进行语言考试，也就是说，传教士不仅单纯学习语言，而且还要深入当地之文化，通晓当地历史、风俗等，在他看来，语言考试并非一种学院派考核形式、不必在罗马或本国进行，而是一种融入当地文化的长期而自动的过程；如果考量1623年6月24日、甚至1707年10月4日的教宗宪令要求传教士必须在传信部通过语言考试的情形，那么我们无疑可以说，英格利的观点尤为超越其所处之时代、尤为重要而值得重视。就此请参见Congregazioni Particolari. Vol. 1 f. 247^r-248^r. Collectanea Romanae I 5 n. 6; 91-92 n. 273; Josef Metzler, Päpslicher Primat als pastorale Verantwortung und missionarischer Auftrag in frühen Dokumenten der Propaganda-Kongregation. In: Konzil und Papst Historische Beiträge zur Frage der höchsten Gewalt in der Kirche. Festgabe für Hermann Tüchle. Herausgegeben von Georg Schwaiger.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1975. S. 384.

[141] 就此请参见Heribert Raab, Das Jahrhundert der Aufklärung.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Paps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41-158 (145-14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Band V, Zeitalter des Absolutismus und der Aufklärung. Verlag Herder, Freiburg im Breisgau 1999. S. 146-151.

[142] 雷斯利的报告标题甚长，在此不拟引述，并且有长、短两个版本，请参见Scritt. Orig. rif. Congr. Gen. Vol. 560 (1707) f. 139^r-150^v; 154^r-163^r; Memoria Rerum Band. II 43-44. Josef Metzler, Päpslicher Primat als pastorale Verantwortung und missionarischer Auftrag in frühen Dokumenten der Propaganda-Kongregation. In: Konzil und Papst Historische Beiträge zur Frage der höchsten Gewalt in der Kirche. Festgabe für Hermann Tüchle. Herausgegeben von Georg Schwaiger.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1975. S. 385-386.

[143]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501-515. 徐龙飞：《立法之路——本体形上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12月，中册，第840-982页。

[144] 颇有坊间小儿与学界尔曹之辈认为，教宗与教会反对文艺复兴，稍有常识者皆知其观点庶几乎毫无文献基础、荒谬至极，在此不拟引述；而实际情形恰好相反，教宗与大公教会不仅在人文精神上与组织结构上、而且在人才与资金上普遍大力支持文艺复兴，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634-676.

[145]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516-520. 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63. Erwin Iserloh, Die Päps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und des Konzils von Tient. Von Leo X. bis Pius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62.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Reformation – Katholische Reform / Gegen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V, S. 108-109.

[146]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496-497, 498. Erwin Iserloh, Die Päps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und des Konzils von Tient. Von Leo X. bis Pius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53-60.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Vorabend der 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II/2, S. 498-499. 672-676.

[147] 就此请参见Carl Mirbt, Kurt Ala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und des Römischen Katholizismu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in Tübingen 1967. Band I,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Tridentinum. S. 591, 655-658. Erwin Iserloh, Die Päps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und des Konzils von Tient. Von Leo X. bis Pius 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75-77.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Reformation – Katholische Reform / Gegen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V, S. 491-492, 514-515, 519-520.

[148]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64, 197-198. Gaston Castella, Papstgeschichgte Band II, von der Wiedererneurung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bis Leo XIII. S. 71-73, 80-83, 123, 138. Georg Schwaiger, Die Päpste der Katholischen Reform und Gegenreformation. Von Pius V. bis Leo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82-86.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Reformation – Katholische Reform / Gegen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V, S. 653-654.

[149] 就此请参见Georg Schwaiger, Die Päpste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Von Paul V. bis Innocenz X.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41-157 [154-155].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Reformation – Katholische Reform / Gegenreform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IV, S. 555, 651, 664-665, 682.

[150] 就此请参见Heribert Raab, Das Jahrhundert der Aufklärung. Von Clemens XI. Bis Clemens XI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54-155.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Zeitalter des Absolutismus und der Aufklärung.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 S. 633.

[151] 就此请参见Thomas Frenz, Das Papsttum im Mittelalter.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Wien 2010. S. 65. Gaston Castella, Papstgeschichgte Band II, von der Wiedererneurung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bis Leo XIII. S. 71-73, 80-83, 123.

[152] 就此请参见Gaston Castella, Papstgeschichgte Band II, von der Wiedererneurung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bis Leo XIII. S. 501-504.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Restaur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I/1, S. 739-740.

[153]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I/2, S. 86-100. Gaston Castella, Papstgeschichgte Band II, von der Wiedererneurung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bis Leo XIII. S. 515-519. Klaus Schatz SJ, Pius IX.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184-202.

[154] 就此请参见Erwin Iserloh, Pius X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57-277 [265-266].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Restauration.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I/1, S. 696-705. 所谓“罗马问题”至此也基本解决，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Die Weltkirche im 20. Jahrhundert.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II, S. 51-62.

[155]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Die Weltkirche im 20. Jahrhundert.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II, S. 22-24. Georg Schwaiger, Benedikt XV.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41-256.

[156] 就此请参见Rudolf Lill, Die Macht der Päpste. Verlagsgemeinschaft Topos plus, Kevelaeer 2006. S. 157-161. 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Die Weltkirche im 20. Jahrhundert.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II, S. 79-96. Georg Schwaiger, Pius X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78-296.

[157]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Die Weltkirche im 20. Jahrhundert.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II, S. 110-151. Andreas Lindt, Johannes XXI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297-311.

[158] 就此请参见Hubert Jed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Die Weltkirche im 20. Jahrhundert. Herder, Freiburg Basel Wien 1999. Band VII, S. 212-229. Georg Schwaiger, Paul V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312-326.

[159] 就此请参见Rudolf Lill, Die Macht der Päpste. Verlagsgemeinschaft Topos plus, Kevelaeer 2006. S. 175-197, 205-215. David A. Seeber, Johannes Paul II. In: 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1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 Band 12, Das Papsttum II. Vom großen Abendlä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öln. S. 327-342.

[160] 就此请参见Rudolf Lill, Die Macht der Päpste. Verlagsgemeinschaft Topos plus, Kevelaeer 2006. S. 224-232.

[161] 就此请参见 Claudia Zey, Werner Maleczek, Andreas Fischer, Ralf Lüzelschwab, Claudia Märtl, Quellen. In: Jürgen Dendorfer und Ralf Lützelschwab (Hrsg.),  Geschichte des Kardinalats im Mittelalter. Anton Hiersemann, Stuttdart 2011. S. 4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