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0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90
李建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摘要：本文首先采用美国著名宗教学家尼尼安·斯马特（Ninian Smart）提出的七面相（seven-dimensional）的框架，揭示宗教学研究的对象——宗教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历史现象；第二部分分三个阶段回顾民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宗教学的发展：⑴现代中国宗教学奠基：20世纪20、30年代；⑵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初创：1949-1966年；⑶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凋零时期：1966-1978年；第三部分分两部分讲述改革开放以来40年来我国宗教学的发展：⑴当代中国宗教学的恢复与重建：1978-20世纪90年代；⑵新时代的中国宗教学。最后提出对我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当代中国宗教学、回顾、展望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06_(20).000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讲话中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落实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11个学科特别是把宗教学与其他10个学科相提并论，为我国宗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和坚定的信心。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此之际，回顾我国宗教学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发展，分析当前宗教学的现状并展望未来新时代宗教学的开拓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主义。
一、宗教学研究的对象——宗教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历史现象
美国著名宗教学家尼尼安·斯马特(Ninian Smart)在其《世界宗教》“序言”中，采用了一个七面相(seven-dimensional)的框架——伦理、仪式、叙事或神话、体验、制度或社会、教义与艺术等七个方面——来分析宗教。在该书“导论”中，他全面论述了“七个面相的框架”：
⑴ 实践和仪式的面相(The Practical and Ritual Dimension)，
⑵ 体验和情感的面相(The Experienti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
⑶ 叙事或神话的面相(The Narrative or Mythic Dimension)，
⑷ 教义和哲学的面相(The Doctrinal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⑸ 伦理和法律的面相(The Ethical and Legal Dimension)，
⑹ 社会和制度的面相(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⑺ 物质面相(The Material Dimension)。
斯马特教授这一认识和理解宗教的七个面相的框架虽然没有穷尽宗教的所有面相，但至少揭示了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七个面相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组，第一至四更多地阐明了宗教的超自然性(transcendence)、神圣性(sacredness)与终极性(ultimacy)；而第五至七则更多地侧重从社会、政治、物质方面来看待宗教。或者可以这么概括：第一至四阐明了宗教的非世俗性，第五至七则强调了宗教的世俗性。
二、现代中国宗教学奠基：20世纪20、30年代
以陈垣、汤用彤、胡适、陈寅恪等学者为代表，研究方法以历史学、哲学为代表。他们对宗教的研究与此前传统社会有关宗教的著述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现代学者所开展的是学术研究，亦即他们是站在科学的立场对各个宗教进行相对客观的、保持距离的学术研究、比较研究，不像中国传统社会的文人学士那样在教言教，阐教护教，他们研究宗教的出发点、动机与目的是由于他们先信仰了某个宗教，然后才对这一宗教开展主题先行的撰述，缺少了现代学术所必需的客观性（立场）；其次，现代学者所开展的宗教研究充分吸收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工具，是从现代学科进路而展开的学术研究；而传统社会的所谓学术研究只是没有经过现代科学洗礼的经史之学。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
三、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初创：1949-1966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宗教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来看待，因此宗教研究实质上是对唯物主义的对手和反面教材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分析与批判。
真正在学科意义上宗教学的创建要以1964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设世界宗教研究所为标志。“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系统化和机构化，因而与20世纪的中国宗教学密切相关。这种研究在中国的真正建构化及其成体系的发展，始于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牵头及引领作用。” [1]
而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建立是与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大环境密切相关。在经历了新中国刚成立时与苏联、东欧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短暂“小高潮”后，继续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友好国家的交往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广大亚非拉地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独立浪潮，这引起同为民族独立国家的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顺应时代潮流与我国外交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时期成功开启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在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外交关系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的同时，我国对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了解却十分薄弱，国内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则更显得严重滞后，已经跟不上我国外交事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毛泽东主席在1961年4月27日会见一批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客人后提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同时，毛主席下达了‘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 [2]
“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十四国前夕，亲自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如何加强研究外国工作问题，会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该报告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工作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指出了当时我国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工作的五项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八项改进措施，其中包括加强并新建一批独立的研究机构，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内建立研究外国的机构，逐步开展地方上对外国研究的工作，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等。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审阅了这份报告，在全面肯定该报告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随后这份报告连同毛主席的批语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3]）866号）转发全国。”
“根据这一文件,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迅速成立,由廖承志任组长,成员包括 ……等21人。与此同时，继1959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亚非研究所、1961年中联部西亚非洲研究所、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我国政府决定在全国高校中建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3]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是属于国家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一部分，宗教研究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的一部分。
同年，周恩来根据批语精神，对宗教研究做了具体指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的理论、现状和历史，包括它们的起源、教义、教派、经典等。” [4]
在1964年3-4月间，北京大学党委撰写了《关于筹建世界三大宗教的研究机构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提出：
“关于研究所名称：‘定名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下设‘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个研究室，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的活动、理论和历史，待以后有条件时，再把这三个研究室扩大为三个研究所，并增加对印度教等世界其他宗教的研究’。” [5]
“筹备小组为研究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影响着世界广大人口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现状、理论和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起源、发展、经典、教派、教义等），批判宗教神学，宣传无神论思想。研究工作必须面向广大群众，与国内外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待将来有条件时，再对世界三大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逐步开展研究。” [6]
20世纪60年代中央做出了加强并新建一批独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决定（共建立了14个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是其中之一。但“不像研究其他国际问题的机构，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世界宗教，它还应负担研究宗教历史、理论和现状等问题的任务”而“世界宗教”具体是指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世界三大宗教的“现状、理论和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起源、发展、经典、教派、教义等）”。“1964年，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学术界有了从事宗教研究的专业机构。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宗教学研究群体，由此从根本上启动了中国宗教学的学科发展。” [7]
“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国立’身份的宗教学术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宗教学研究和宗教学学科建设正式跨入新中国的学术殿堂。” [8]
由于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确立的基本任务是对世界三大宗教的“现状、理论和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起源、发展、经典、教派、教义等），因此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展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三大教的三个方面：现状、理论和历史。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推论：⑴主要把三大宗教作为世界宗教来看待和研究，中国的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不作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⑵对世界三大宗教的研究主要是满足我国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强调的是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作为一种知识来对待，并不关注现实问题，“不像研究其他国际问题的机构，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宗教是为了写好历史（哲学史、文学史或世界史）。因此不难理解在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宗教哲学与宗教史的研究一直在宗教学科中居于统治地位，迄今尚无太大的改变。
四、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凋零时期：1966-1978年
10年文革，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陷入非正常状态，极左路线横行，宗教成为被取缔的对象，以佛教为例，僧尼被强迫还俗，寺庙被占用，用作村支部、学校或食堂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宗教研究成果少量可怜，据统计10年间仅有不到10多篇的所谓宗教研究论文发表。
1964年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其中清查“5.16”运动从1968年起一直延续到1974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为重灾区，世界宗教研究所也难于置身事外。学部人员1969年下放到河南干校，1972年全部返回北京。因此我国宗教研究的重新启动是在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立和世界宗教研究所归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
五、当代中国宗教学的恢复与重建：1978-20世纪90年代
“1977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归属于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其稳定而系统的学术研究。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其世界宗教研究系在全国首次招收宗教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此即中国系统培养现代宗教学人才之肇端。”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所做的大事之一，便是由院里牵头，通过各个研究所，组织各地学术队伍，全面启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研究规划和实施。在‘文革’之后的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华国锋正式使用了‘宗教学’名称。197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北京地区宗教学科规划座谈会，周扬副院长有个讲话。1979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世界宗教研究所操办的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从2月12日至20日，为期10天。正式代表109人，加上其他参会者和工作人员共约130人，包括全国各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宣传出版部门、宗教管理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教师、干部和部分宗教界爱国领袖，第一次实现了政界、教界、学界的团结。如果说毛泽东1963年的批示是播下了新时期宗教学研究的种子，那么昆明会议便是大陆宗教学研究正式兴起的标志，意义是重大的。” [10]
其主要议程有讨论与制定1979年至1985年宗教学研究的规划，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研究宗教学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会议认真讨论了《全国宗教学研究1979-1985年规划》，通过了中国宗教学学会章程，民主选举了第一届学会理事会。这次会议是一次解放思想的会议，不仅对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全国宗教学研究全面铺开是很大的推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它的开放、包容、平等切磋的会风和学风，也为宗教学界健康风气的养成树立了一个榜样。[11]
在这次昆明规划会议上，“任继愈在会上作主题报告：《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吕大吉拟稿），阐述了宗教学研究的四项意义：其一，‘批判神学，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扫除障碍’；其二，‘正确认识宗教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宗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其三，‘了解世界各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为增进国际交往、加强国际团结做应有的贡献’；其四，‘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世界史和文学史’。” [12]
这一主题报告为新时期的宗教研究确立了基调，重申了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时的基本任务和研究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真正展开研究工作并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说也是从1979年以后。任继愈先生作为创所所长提出明确的建所方针：“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当时抓的是‘两史’、‘一论’、‘一工具’，即《宗教词典》，‘两史’指中外两种宗教专史，即《中国佛教史》和《佛教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和《伊斯兰教史》，《中国基督教史》和《基督教史》；有关民间信仰的历史研究和《中国道教史》（给了四川大学），也是在这个时期定下来的。‘一论’即宗教概论（《宗教学原理》）。” [13]
“1979年‘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以后，宗教学成为单列的规划学科，首次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并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地区性的规划会议，就学科建设问题做出规划，提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课题，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宗教研究。随着一系列宗教研究机构设立以及全国社科规划‘六五’、‘七五’、‘八五’项目的陆续完成，相继推出一批科研成果和部分精品，宗教研究初具规模，开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形神兼具的学科。” [14]
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宗教学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建立了初步的宗教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宗教研究机构已形成一定规模，主要有四类：一是社会科学院系统宗教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二是高校系统的宗教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等；三是党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宗教研究机构，如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等；四是宗教团体系统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
拥有了全国性的宗教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国宗教学会，几家全国性的宗教研究专业期刊，如《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等。
197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世界宗教研究》第1集，在其“《世界宗教研究》征稿简则”中提出：“《世界宗教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学术读物，它的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映我国宗教学研究成果，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学术讨论，促进学术交流。本读物主要刊载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原理、科学无神论以及世界各大宗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社会历史作用等方面的文章。” [15]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宗教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其世界宗教研究系在全国首次招收宗教研究专业的研究生。1995年北京大学建立宗教学系，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任（继愈）先生倡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合作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专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当时，他指派我（指乐峰——引者注）负责这个专业的教学工作。这门学科门类齐全，内容丰富，有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佛教史论、道教史论、伊斯兰教史论、基督教史论等。” [16]北京大学的宗教学系是在这一宗教学专业基础上建立的。武汉大学于1996年成立哲学学院，下设哲学、宗教学和美学三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在2000年挂了“宗教学系”的牌子。目前设立宗教学系的只有这三所大学，而且都是在哲学系挂宗教学系的牌子，宗教学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招生也都是哲学专业的其中一个方向。自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招收第一届宗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以来，经过40年的发展壮大，据称现在仅全国高校就有40多个宗教学硕士研究生招收单位，博士研究生招收单位虽然少一些，但也比较可观，国内研究型大学一般都设立了宗教学专业博士生招收项目。
因此，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宗教学比较好地完成了1979年昆明会议所确定的新时期宗教研究的基本任务：“其一，批判神学，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扫除障碍；其二，正确认识宗教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宗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其三，‘解世界各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为增进国际交往、加强国际团结做应有的贡献’其四，‘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世界史和文学史。”
六、新时代的中国宗教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或者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情、国情、宗教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和政府对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有深刻的把握和认识，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出发，科学分析宗教问题，深刻认识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正确把握宗教的活动规律，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具有特殊复杂性。”“宗教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宗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17]
江泽民同志还指出了我国宗教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宗教活动发展泛滥，乱建寺观教堂、滥塑佛像和以各种借口聚敛钱财的现象屡禁不止。一些地方早已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死灰复燃，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的情况有所抬头。因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境外利用宗教对我进行的渗透不断加剧。另外，打着‘宗教’旗号和邪教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猖獗。” [18]
党与国家历来都十分重视宗教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宗教问题特殊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与宗教学家对宗教的理解不谋而合，美国著名宗教学家尼尼安·斯马特在其《世界宗教》“导论”中“宗教的性质”一节中所提出的宗教的“七个面相”若合符节。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重视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宗教哲学与宗教史的向度，对于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一种宗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宗教实践、宗教仪式、宗教体验、宗教文学、宗教与道德、宗教与法律、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制度、宗教物质等进行认识和研究，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对宗教有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与之相应，宗教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更为重要、更为急迫。宗教的特殊复杂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与之相应把宗教作为研究对象的宗教学自然也应有所体现。因此，我们提出宗教学可以分为宗教人文科学与宗教社会科学两个部分。
宗教人文科学主要包括宗教哲学、宗教伦理学、宗教文学、宗教史学、宗教艺术学、宗教音乐学等，侧重以定性的方式展开宗教研究，基本上属于宗教基础研究，在历史上宗教问题的研究中更有优势。
宗教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宗教政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法学、宗教管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教育学、宗教地理学、宗教传播学等，侧重以定量的方式展开宗教研究，基本上属于宗教应用研究，对于宗教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有优势。
当然这种划分只是基于各学科的性质而做出的相对的区分，并不绝对，其实有一些学科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同时又与自然科学交叉，比如宗教地理学，现代信息技术、遥感技术被大量应用于宗教地理的研究中并取得显著的成绩。
40年来我国的宗教学取得显著的成绩，无论在“正确认识宗教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宗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方面，还是在“了解世界各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为增进国际交往、加强国际团结”，培养宗教研究人才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也应看到，我们过去强调对国外宗教的研究，强调宗教研究对世界史、哲学史、文学史编写的不可或缺，现在情况有了巨大的变化，宗教问题既是国际问题，又是国内问题，经常是国际与国内相互交织；宗教问题既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某种意义上宗教现实问题研究更为急迫，更为重要。
40年来我们在宗教社会科学领域则相对薄弱，其中大多数分支学科还处于萌芽状态，稍有基础、小有规模的当属宗教社会学与宗教人类学。这一方面亟需开拓。对诸多严重、急迫、复杂宗教现实问题的解答会倒逼宗教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19]
在中国宗教学未来发展中，一方面一如既往地重视宗教人文科学，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宗教社会科学的开拓与发展，把这一方面的短板补足。宗教人文科学与宗教社会科学对于中国宗教学来说，如车之两翼、鸟之双翅，缺一不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前所未有地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其中将宗教学与其他10个学科并列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学科，为我们发展新时代的宗教学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和坚定的信心。我们相信新时代的我国宗教学由此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
[1] 卓新平、曹中建：《20世纪的中国宗教学发展（代前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 《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上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 转引自申玉辉、李玮：《中东研究所建所记述》，载黄民兴主编《艰苦创业五十载 而今迈步从头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3] 申玉辉、李玮：《中东研究所建所记述》，第112页。
[4] 金宜久：《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后的片断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1964-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58-459页。
[5] 金宜久：《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后的片断回忆》，第459页。
[6] 金宜久：《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后的片断回忆》，第461页。
[7] 卓新平、曹中建：《20世纪的中国宗教学发展（代前言）》，载《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上册），第12页。
[8] 《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下册）“后记”，第1450页。
[9] 《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下册）“后记”，第12页。
[10] 牟钟鉴：《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往事片断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1964-2014》，第499-500页。
[11] 牟钟鉴：《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往事片断回忆》，第503页。
[12] 牟钟鉴：《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往事片断回忆》，第500页。
[13] 杜继文：《我与世界宗教研究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1964-2014》，第489页。
[14] 吴云贵：《我国宗教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曹中建主编：《1996年中国宗教年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页。
[15] 曹中建主编：《1996年中国宗教年鉴》，第163页。
[16] 乐峰：《沉痛悼念恩师任继愈先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编《纪念任继愈所长图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17]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2、373、375、377页。
[18]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第383页。
[19] 《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 ：《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上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黄民兴主编：《艰苦创业五十载 而今迈步从头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曹中建主编：《1996年中国宗教年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1964-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Reviews and Pro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eligious Study
LI Jianxin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dopts the seven-dimensional framework proposed by the famous American scholar of religious studies Ninian Smart to reveal that religion, the object of religious studies, is a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socio-historical phenomenon. The second par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til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1)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1920s and 1930s; (2) the beginn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1949-1966; (3) the waning perio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1966-1978. The third part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in the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wo parts: (1)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1978-1990s; and (2) 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in the new era. Finally, it presents a preliminary vi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 Contemporary 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Outl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