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歌珊：新教第二代中文译经研究回顾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7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143

周歌珊（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摘要：自1830年代后期，以修订马礼逊译本为名，麦都思、郭实猎、裨治文及马儒翰及他们的中外助手，展开了新教第二代译经活动。是次译经分为协作与分化两大阶段；前一阶段，四人先后在澳门与广州展开协作，并形成了第二代《新约》译本；后一阶段，因协作译本遭英国圣经公会否决，而分化为麦都思与郭实猎两路。本文将对“二代译经”的历史与文本研究做一回顾，并尝试略解“二代译经”研究不显之缘由。

关键词：二代译经、麦都思、郭实猎、裨治文、马儒翰

DOI: 10.29635/JRCC.202112_(17).0010

新教第二代中文译经概述

论及中国新教早期译经历程，学界多视“二马本”（Morrison-Milne's; Marshman-Lassar's）为开山之作，而 “委办本”（Deligates' Version）、“北京官话本”（Peking Committee Version）及 “和合本”（Union Version）为重要里程碑。相比之下，介于“二马本”与“委办本”之间的新教第二代译经活动，就多少有些面目模糊。

在18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除马礼逊自己的修订、以及围绕委办小组而展开的译经之外，其他传教士也进行了各类尝试；此间最富成果的活动，来自麦都思、郭实猎^[[1]]、裨治文、马儒翰四人及他们的中西同工^[[2]]，或称来华新教的“第二代译经者”（简称“二代译者”）^[[3]]。

在前一阶段，即1834年至1836年初，以修订马礼逊译本为名，“二代译者”从个人译经走向协作译经，并形成了《新约》及部分《旧约》译稿；今人多称前者为“麦都思译本”或“四人小组译本”（简称“协作译本”）。1836年，“协作译本”遭英国圣经公会否决，译经进入分化的后一阶段：一方面，郭实猎继续翻译《旧约》并不断修订整体译文，形成了今之所谓“郭实猎译本”；另一方面，麦都思在组织“委办”译经之外，又以摘录和重述等形式，修订出版“协作译本”相关内容。为行文之便，本文将上述19世纪30~50年代、“二代译者”在“委办本”之外的译经活动，统称为 “二代译经”，相关各版译本则概称“二代译本”。

正如“白徐本”为“二马本”《新约》之基础，“二代译本”亦是“高德本”、“委办本”、太平天国《圣经》等诸多早期译本的重要底本。该译本不仅奠定了中文《圣经》的专有名词译法，更大胆引入了中国化表达，如“道”译ho logos^[[4]]、“上帝”译ho theos、“慈悲”译eleos等。然而，作为《圣经》中译由“忠于原文”走向“中国化”译经的关键一环，关于“二代译经”的专门研究却并不多见，相关论述大多散布在通史性研究与交叉课题中。故此，本文将从历史与文本两方面对以往研究做一回顾，既是总结先学成果，澄清历史、明确基础，亦尝试略解“二代译经”研究不显之缘由。

“二代译经”（历史）研究回顾

（一） “二代译者”与否决风波

尤思德（Jost O. Zetzsche）在其二十世纪末的研究中，最早以“二代译者”称呼麦都思、郭实猎、裨治文及马儒翰，并综合论述了他们的生平、协作与独立翻译、及后续影响^[[5]]。

在此之前，学界对“二代译经”的两个阶段，即协作与分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兴趣。如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其单辟章节论述了“郭实猎译本”与太平天国《圣经》，却仅在长篇论述委办本前将“四人组协作”一笔带过：

“马礼逊博士本希望其子（译注：即马儒翰）能仔细修订（译注：马礼逊译本），但后者因公务繁忙而未能如愿。不过麦都思、郭实猎以及来自美部会的裨治文接下了任务，而马儒翰则保证给予协助。《新约》于1835年修订完成，在新加坡、塞兰坡及巴达维亚刊印多版。《旧约》本来主要是麦都思与郭实猎的任务，直到多年后才完成。”^[[6]]。

这种区别对待与1835年的否决风波有一定关联。1836年底至1837年初，英国圣经公会与伦敦会先后否决了“四人组协作”《新约》译本；此事正是“《旧约》……直到多年后才完成”的直接原因，也是“二代译经”从协作走向分化的转折点。此后，尽管英方差会文件与史书极少提起此段，但那句“意以人言替代上帝单纯话语^[[7]]”的评价影响无法简单度量^[[8]]。

而尤思德则首次正面详述了否决风波，亦由此为协作译经正了名。他指出，协作版《新约》被否决的原因是多方面。而除了协作译本的翻译理念等问题^[[9]]，首要的是，马礼逊本人以及其译本在当时仍享有极高声誉；而为了论述新译本的必要性，麦都思对“马礼逊译本”多有批判，由此冒犯了其追随者^[[10]]。这一观点基本为后续研究所接受^[[11]]。也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翻译原则的分歧才是协作译本被否决的根本原因^[[12]]。无论如何，现有研究基本认为，协作译本遭否决，并非因译文本身质量堪忧。

（二） “二代译经”的协作阶段

“二代译经”历史叙述的另一个分水岭是韩南（Patrick Hanan）^[[13]]。在韩南之前，学界对“二代译经”人物和事件已有笼统认知，但缺乏具体铺展的时间节点；故而只能将它们堆积在一起，如前文的海恩波；或进行颇为主观的组合，如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伟烈亚力强调《新约》“主要归功于麦都思（chiefly the work of Medhurst）”，而《旧约》则是“麦都思与郭实猎的合作成果（joint effort）”^[[14]]。颇具误导性的是，他宣称马礼逊一早便邀请麦都思重译《圣经》；当前者去逝后，“身在广州（Canton）”的麦都思便担起了翻译重任^[[15]]。而尤思德则进一步发挥了上述主观解读：在其关于“二代译者”的介绍中，麦都思被视为马礼逊亲定“后继译者”、郭实猎则为忠实同工；而裨治文与马儒翰则被彻底边缘化，仅仅是“懂中文的传教士”和“次要人手”^[[16]]。

直到韩南对差会档案进行扒梳，“二代译经”早期协作过程的各个关节才获得各自的时间次序。藉其研究可知，二代译经“四人组”实际上是（2+1）+1的发展模式。一方是在广州/澳门的裨治文、马儒翰及（稍后加入的）郭实猎，受美部会及美国圣经公会支持，且一开始就得马礼逊首肯。这一早期团队进度较慢，从1834年春开始修订，至同年秋天方完成《路加福音》。另一方则是驻守在巴达维亚的麦都思，他的译经尝试一直未能获马礼逊认同。当广州/澳门的工作已经展开之际，其仍在巴达维亚，一面印刷《福音调和》、翻译福音书，一面继续向差会申请北上^[[17]]。而直至1835年春，当麦都思完成了四福音翻译后，双方才在澳门碰面，间歇性合作至1836年初。

同样引入差会档案的还有苏精之研究^[[18]]。其历史重构与韩南基本一致，但叙述更为详尽；又特别反驳了尤思德将裨治文与马儒翰边缘化的论述。他认为，协作译经前一阶段主译者为马儒翰，后一阶段的主译者才是麦都思与郭实猎；并且他对郭实猎的翻译水平及团队协作能力提出了质疑，强调了马儒翰与裨治文在编辑和修订中不可或缺的地位^[[19]]。

（三） “二代译经”的分化阶段

相比于协作阶段与否决风波，“二代译经”的分化阶段目前缺乏深入研究。就郭实猎一路而言，尽管学界对其与汉会及太平天国之关联早有关注，然关于后续译经的具体经过并无详论^[[20]]。这一状况部分是由于研究关注点不同，部分是受一手资料限制之影响：郭实猎并不隶属于特定差会，导致相关档案缺乏且分散^[[21]]；而相关档案及郭实猎研究大多为德语，如《爱汉者的中国报告》^[[22]]，又设置了进一步的研究门槛。而在近来“二代译经”研究中，韩南与苏精主要依据英美差会档案，对此亦着墨不多。目前可参考的仅尤思德的论述，及德语学者，如史莱特（Herman Schlyter）与鲁珍晞（Jessie G. Lutz），对郭实猎之研究。

据上述研究可知，郭实猎自述在舟山（Schusan）期间才完成了全本《圣经》的翻译，到香港后收尾并开始印刷。1844年，大版面的《圣经》开印以供贩售；但由于资金紧缺，《旧约》印刷中途搁置。1845年5月，在荷兰圣经公会及其友人巴特（Christian G. Barth）总计1500荷兰盾的资助下^[[23]]，“第四版”《新约》及余下的《旧约》才得以刊印。其中，《旧约》在当年秋天印完；而《新约》则陆续多版面世。除香港之外，郭实猎称，《新約》自1847年还陆续在江西、雲南等内陆地区印刷^[[24]]。并且，郭实猎在整个1840年代都与欧洲各差会，如英国圣经公会、荷兰传道会、荷兰圣经及小册会等，保持联络以寻求资助。如英国圣经公会便先后在1840年代末及1850年代初同意并追加资助；尤思德与鲁珍晞均认为，这一决定与当时“委办本”因“圣号之争”不断延期有密切关联^[[25]]。此外，1849~1850年间，郭实猎还前往英伦及欧陆旅行演讲，为其在华宣教及《圣经》出版募集资金及人员^[[26]]。不过，郭实猎在1851年返回香港后不久逝世，后续的“郭实猎译本”实为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修。

至于其他二代译者，主要是麦都思，在1837~1850年之间的译经及相关出版情况，则尚未被纳入“二代译经”研究。四人组协作至1836年初，除多次修订《新约》之外，《旧约》亦已校对至《出麦西国记》（《出埃及记》）^[[27]]；否决风波后，麦都思遵从差会决议，除上海话《约翰传福音书》（1847），在“委办本”面世前再未出版过其他译本；不过，他仍以经文摘录及复述的形式，出版了若干《旧约》作品，包括《创世历代传》、《创世历代书》及《圣经史记》等^[[28]]。前两者涵盖了《创世记》前十三章经文；末者整体为《创世记》与《出埃及记》复述，惟洪水故事之前的五章是准确的经文翻译。通过文本对堪可以发现，上海话《约翰传福音》更贴近“二代译本”，尤其是美部会1839年新加坡刊本（SG 1839）；《旧约》作品亦然。

就此而言，本文认为，关于麦都思的个人译经活动与其所组织并参与的“委办译经”， 一方面，二者在时间及人员上有所交叠，由此形成一种“二代译经”汇入“委办译经”的印象；这导致许多学者，如前文的海恩波与韩南，往往在论述完“协作译经”之后，便直接跳入“委办译经”，而略去此段。另一方面，我们在研究中有必要对二者进行一种纯粹技术上的区分，即将前者视为“协作译经”的直接延续，是“二代译经”对“委办译经”施加影响的具体方式之一。只有在做出这一区分，并对这一分支的历史进行一定探讨之后，“二代译经”与其后译经活动的脉络谱系才会更加清晰。

（四） 小结

本文所谓新教“二代译经”由“二代译者”之称衍生而来，后者出自尤思德对“麦都思译本”、“郭实猎译本”及太平天国《圣经》的综合研究。“二代译经”最初以修订“马礼逊译本”为名而展开，早期“协作”之历史经韩南与苏精之梳理而明晰。在《新约》译本未得资助方认可后，“二代译经”的协作中止，相关人员分流两路。其中，因为相关1840年代修订本成了太平天国《圣经》的底本，郭实猎一方虽多受关注，但缺乏连贯的历史梳理。而麦都思一路，因与委办译经交叠，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附录1. 上海话《约翰传福音书》与早期译本比较（繁体字、异体字及标点从原本））

附录2. 麦都思《旧约》作品与早期译本比较（创1:1；繁体字、异体字及标点从原本）

“二代译本”（文本）研究回顾

（一）“二代译本”刊本及版本

在“二代译本”研究中，暂未见对现存刊本的系统梳理，对版本的辨析亦较为笼统。作为该主题最早的关注者，尤思德参考了五个《新约》存本；这已是至今所涉存本最多的研究，特别是1840后的刊本^[[39]]。他比较了各存本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认为或许受否决风波影响，早期修订（1839本与1840本）改动较少且更趋近古代原文^[[40]]；相比之下，后期修订（1851本、1854本及一出版信息不明的刊本）则变得大刀阔斧。后续研究者虽也提及不同出版时间的存本，但文本参考基本限于早期刊本，主要是美部会1839新加坡刊本（SG 1839）及伦敦会1837年巴达维亚刊本（BTV 1837），具体经文则仅涉及《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开篇；关于早期版本的看法亦与尤思德相似，即不过个别字句改动^[[41]]。

上述状况之形成，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受对“二代译经”历史研究的影响，学界对“二代译本”实际刊行状况之认识亦相对有限，因而较难自上而下地、全面地把握刊本信息。以往，学者多参考伟烈亚力之书目；惟其仅列出1837年巴达维亚《新遗诏书》^[[42]]、郭实猎修订后的《求世主耶稣新遗诏书》^[[43]]及《旧遗诏圣书》^[[44]]，对后续的再版与修订情形则一带而过。不过，藉着苏精对英美差会印刷事业之研究，“二代译本”在伦敦会、美部会及长老会印刷所之刊行状况逐渐明晰。1840年前，“四人组”《新约》分两路刊行：一路经麦都思负责的巴达维亚印刷所（伦敦会），在1836年2月后以石印法（lithography）刊行，至1838年已印至第三版；另一路经帝礼士（Ira Tracy）负责的新加坡坚夏书院（美部会）刊行，经过陆续修订，至1840年已刊印大小版式、单行或全本上万部^[[45]]。而1840年后，澳门华英校书房及宁波华花圣经书房（长老会）多次主动出版《新约》及《旧约》“二代译本”^[[46]]。

而关于郭实猎在香港的修订及出版状况，目前所述较详尽的乃郭实猎传记作者史莱特（Herman Schlyter）之论述^[[47]]；然依不同史料，具体版数却又出入。若据郭实猎自述，《新约》在1845年出到第六版，而1846年则至少出到第七版，1947年则至第9版；《旧约》一度因资金紧缺而搁置，至1845年秋才印完第一版。若据韩山文（Theodor Hamberg）1847年十一月的报告，其时已印至十五版^[[48]]。

另一方面，“二代译本”存本多见藏于海外，相关汉籍目录分散，藏本公开化及电子化程度较低，又为研究者自下而上的整理增加了难度。目前，仅哈佛燕京及澳洲国立图书馆的相关馆藏已公开，主要涵盖1836年与1839年的美部会《新约》刊本^[[49]]；就哈佛藏本，赵晓阳曾列举若干，不过其中尚存疏漏及错误^[[50]]。至于其他刊本，特别是美部会之外的刊本，多见存于英国圣经公会图书馆（剑桥）、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及莱顿大学图书馆等，香港圣公会档案馆等处亦有个别1850后刊本；所幸多数馆藏已有文字或综合电子目录^[[51]]。对于实体中文《圣经》藏本的梳理，目前以蔡锦图的《圣经在中国》最为全面。该书以剑桥圣经公会图书馆藏本为基础、兼及其他海外馆藏；其中关于“麦都思、郭实猎、裨治文及马儒翰”的章节，仍是目前最具参考价值的“二代译本”目录及提要^[[52]]。

目前，我们已可大致确定，现存“二代译本”至少包括四类刊本^[[53]]：1）伦敦会印刷所刊本（巴达维亚及马六甲：1835–37；上海：1846）；2）美部会印刷所刊本（新加坡：1836–1840）；3）长老会印刷所刊本（澳门：1845；宁波：1846–47）；4）郭实猎及汉会（Chinese Union）刊本（香港：1844~1855）。至于上述刊本的版本及差异，则需进一步的文本对堪才能揭晓。

（二） “二代译本”与其他早期译本之关系

“二代译本”与太平天国《圣经》之关联一直颇受关注。海外学者虽较早注意到二者关联，但未见深入的文本比较^[[54]]。国内之探讨最早可追溯至夏鼐。夏先生对大英图书馆相关藏本所做之对堪，无论在太平天国研究还是“二代译本”研究中都是少有的^[[55]]。不过，他误将大英一“郭实猎译本”藏本（15116.c.5）归作“马利逊译本”，而得出了太平天国《圣经》底本为“马利逊译本”的结论，并由此形成与海外学界对立之观点^[[56]]。直至赵晓阳对此进行重考，才从历史与术语两方面再次确认，太平天国《圣经》之底本乃“郭实猎译本”，而非马礼逊译本或马殊曼译本^[[57]]。尽管如此，太平天国宗教相关讨论中，仍少见以郭本或“二代译本”为参照的讨论^[[58]]。

附录3. “二代译本”刊本与太平天国《圣经》（路1:1–4，繁体字、异体字及标点从原文）

此外，关于太平天国《圣经》具体所参考的郭本版次尚不明确。有学者认为SG 1839与太平天国《圣经》一脉相承^[[60]]，也有学者推测底本为1847年郭氏刊本^[[61]]。试比较以下例文：从编修来看，若以“宣道者”/“道之吏”^[[62]]的译法为分界线，则太平天国之文本（TP [1853]）应早于HK 1847；同时，相较于SG 1839，TP [1853]与HK 1847在词序上皆更贴近SG 1836。故此，本文以为，太平天国《圣经》之底本应早于1847年第九版。

而关于二代译本与马礼逊译本及委办本关系也有零星讨论。就与马礼逊译本而言，无论是裨治文一方还是麦都思的译经活动，最初都是以“修订马礼逊译本”为名展开的^[[63]]。刘立壹曾尝试阐明其中关联，不过仅论及翻译理念及个别译词之变化；又列《路加传福音书》部分译文并置，但未见具体分析^[[64]]。至于“委办本”，在发起上部分可追溯至英国圣经公会关于“尽快修订马礼逊译本”的决议^[[65]]，在人员上则有麦都思主持、裨治文亦参与其中^[[66]]，在文本上亦以“四人组”《新约》为重要底本^[[67]]。而传统上虽多将四人组协作视为委办本之前奏，却未见对二者文本关系的对比探讨。如韩南将麦都思及四人组的译经实践及理念，视为本土中文译者出现之预备，惟其关于王韬的贡献，仅单以“委办”译文来论特色，而未有前后译本比照；其实若以“协作译本”或“郭实猎译本”为参照，或可更客观地展现本土译者之角色与作用。

（三） “二代译本”的翻译特色与理念

传统上多承认“二代译本”于“专门用语”等方面有贡献，但只是二马本与委办本之间“过渡的联缀”^[[68]]。就前一判断而言，“二代译本”对专有名词译法之影响的确深远。今日已惯用的诸多人名，如“以色列”、“亚伯拉罕”、“以撒”、“提阿非罗” 、“约翰”、“约伯”、“哈巴谷”、“西番雅”、“约拿”等，均源于此^[[69]]。还有一些译法成了中西宗教对话的媒介，如“上帝” 译ὁ θεός（“神”）、“道”译ὁ λόγος（“逻各斯”）。而或许是受“委办”译经时期的“圣号之争”影响，以往讨论在提及个别术语，只对“上帝”译法略有展开^[[70]]。近来国内学界亦注意到“道”译ὁ λόγος源出于“二代译本”的现象；然个别研究一方面似受“郭实猎译本”之名误导，将此译法归功于郭实猎个人；另一方面，其所运用的理论视角，尚不足以解释ὁ λόγος由“言”变“道”的过程，而有待深入^[[71]]。

至于后一判断，若说“二代译本”是小小联缀，不如视其为“马礼逊译本”与“委办本”之间那道划时代的沟壑。相比于参考白徐本、并严循字义的“马礼逊译本”，“二代译本”可算是早期新教译本向着中文语境的“信心一跃”；若照现代说法，或可称之为一“实验性”译本。除了前文提到的那些为后世所接受、而显得寻常之译法，还有诸多昙花一现、却值得回味的本土化尝试。如依从中文印书自右往左之版式，将提示后文的“如此”译为“如左”^[[72]]；又如将ὁ προφήτης（“先知”）译作“古圣人”、ἔλεος（“怜悯”）作“慈悲”；更甚者，将“祈祷”（δεήσεις ποιοῦνται, 路5.33）及“阅读（摩西律法）”（ἀναγινώσκεις, 路10.26）直接译作了“念经” ^[[73]]。

而在以往被忽略的分化阶段，也有值得关注的中国化译经尝试。如麦都思的《圣经史记》第二章，以食用分别善恶树之果实为界，将人类始祖名字区分开来；之前称为“亚丹”，之后则称为“亚坍”。这并不是排版错误，而是借汉字构造而带入神学意涵^[[74]]：土字偏旁不仅代表“亚坍”出于尘土（创2:7），更象征其堕落后的属性。

整体上，学者们一般认为，如此“过度”向中文表达倾斜的本地化译法及理念，正是协作译本在1836年遭激烈反对的根本内因^[[75]]。尤思德指出，认为在原文与目标语言特点及读者文化处境之间，译者应该优先考虑后者，这是一种“现代”翻译理念，与当时英文译经中严格字义、忠于原文的原则相抵触^[[76]]。而通过韩南的研究，我们亦可以发现，上述译经理念也并非超然于时代；当论述译文需考虑中文之独特性（the geniu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等问题时，麦都思便援引了其同时代英文圣经译者坎贝尔（George Campbell）相关理论，为自己背书^[[77]]。整体上，相关讨论主要依据麦都思本人关于新旧译本的报告展开^[[78]]，不过也有个别研究尝试扩展到郭实猎及裨治文^[[79]]。

（四） 小结

受相关历史研究进展、实体藏本公开程度等因素影响，以往“二代译本”研究所运用之刊本较为有限。一手文献的不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二代译本”谱系与译论的深入探讨。特别是关于翻译特色与理念；自尤思德以来，学界已认识到“二代译本”在本地化翻译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但相关讨论多基于译者的理论性著作，未及深入文本层面。因此，与历史研究档案扒梳相并行的，“二代译本”研究亦亟需对存本与版本进行系统梳理，才能为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结语

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对“二代译经”及其研究状况有大致把握。“二代译经”起于修订马礼逊译本；其偏向中国化表述的翻译理念，对马礼逊译本权威地位的挑战，以及当时传教士内部的竞争关系等因素，导致早期协作成果未能得到英国圣经公会认可及资助。这一风波不仅令“二代译经”由协作走向分化，也长久影响了人们看待次译经历史的方式。目前，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协作历程已较为明晰，但分化阶段则仍待探究。对于文本研究而言，一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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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Zetzsche, Jost Oliver,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t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9.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rotestant Effort in Translating the Chinese Bible

ZHOU Geshan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Opium War, a new Chinese Bible was going to come out, later known as the "Medhurst's version", "Gützlaff's version", or "quartet's version". It is the very first cross-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who are the so-called "second generation of Bible translators", to render the Holy Scriptures in favor of the local Chinese language rather than the original text. Certain revised editions of this version would thereafter become the sources of the Delegates' and Taiping Bible respectively whereby its influences in Chinese biblical translation extend. Despite such watershed role, thematic discussions have only occasionally been done, almost all of which scatter in intersections. Therefore, through an in-dept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article intends not only to outline the history and the extant tex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protestant Chinese Bible that might shed light on further inquiry but also to offer some explanation for why it is usually out of focus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Bible.

Key word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biblical translation, Medhurst, Gützlaff, quartet, Bridgman, Morrison

[[1]] 普鲁士传教士Karl F. A. Gützlaff在汉语学界有多个中文名，本文暂以“郭实猎”称，从李骛哲：《郭实猎姓名考》，《近代史研究》，01(2018): 138–148；至于文中所引研究，原本均使用其他中文名，如“郭士立”、“郭实腊”等，不再另行说明。

[[2]] 如梁发、朱德郎等华人助手，以及曾短期协助旧约翻译的英国圣经协会干事雷士（Lays）。

[[3]] 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t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9), p.59.

[[4]] 亦有研究误将“道”译logos（《约翰福音》序言）归给“委办本”甚至理雅各（James Legge）的，如Huilin, Yang, "James Legg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o. 1 (2011): 85–92；杨慧林：《怎一个“道”字了得——〈道德经〉之“道”的翻译个案》，《中国文化研究》, 03(2009): 194；任东升：《道、言、话之分野与融合——“经文辩读”视域下的当代圣经汉译考察》，《圣经文学研究》，10(2015): 272–273。

[[5]]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Bible Translators”, 见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59–75.

[[6]]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Lon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Melbourne and Shanghai: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34, p.62；关于“郭实猎译本”与太平天国《圣经》，同上, pp.71–75.

[[7]] "as tending to substitute human paraphrase for the simple statements of the word of God", Resolutions, & c.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the preceding papers 1836.11.25；此处所参1836年否决风波相关文为伦敦会在1836年底所印发给理事参考的版本，出自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Western Books on China up to 1850 Online (Leiden: Brill) accessed Oct 14, 2020, https://brill.com/view/db/wbco，后文所引麦都思与台约尔的争论信件，均出自此汇编，不再另注。

[[8]] 如William Canton,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vol. 2 (J. Murray, 1904), pp.390, 40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圣经公会的表述，American Bible Society, Annual Reports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with an Account of Its Organization: 1816–1838 (Society, 1838), 968；亦参W.P. Stricklan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from Its Organiz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New York; London: Happer and Collins, 1849, p.224。目前，“古中文圣经数字化项目”已收集并整理了二代译本的若干刊本，包括大英、徐家汇等地馆藏，可参Simon Wong, "Digitization of Old Chinese Bibles (pre-1950s)," The Bible Translator 68, no. 1 (2017)；相关译本影像及文字，至2021年6月均已见于公网（https://bible.fhl.net/annouce/annouce472.html）。

[[9]] 关于“二代译本”之翻译特色及理念，参本文第三章第二节。

[[10]]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65–66.

[[11]] 特别是苏精，更倾向将否决风波视为客观时局所致，参《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36–45、151–52页。而韩南则更着重于论述新旧翻译理念之冲突，参Patrick Hanan,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Medhurst, Wang Tao, and the delegates' vers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3, no. 1 (2003): p.209. 此外，韩南与苏精还分别就吉德（Samuel Kidd）与台约尔（Samuel Dyer）二人之批判及背景立场有所展开，展现了传教士内部在译经上的分歧与竞争状况。

[[12]] 另参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3年，第118页。

[[13]] Hanan,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pp.197–222.

[[14]]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31, no.25; pp.62–63, no.58, 59；上述说法贯被各馆藏目录援引。

[[15]] "The Bible in China," in Wason Pamphlet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1868;1897), pp.101–102。该文为1867年在上海发表的演讲。实际上，马礼逊逝于1834年8月1日；彼时，麦都思尚驻扎在巴达维亚，直到1835年6月才抵达澳门。并且，二者的译经理念殊异，麦都思曾多次将自己的译文寄给马礼逊，都未得认可。

[[16]]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p.59, 62。尤思德之作较早出版并译成中文，在韩南作品中译前对国内学界的影响最广，如刘念业：《简论〈圣经〉“四人小组”译本》，《宗教学研究》，04(2011): 261–265.

[[17]] Medhurst to LMS(27/10/1834, 01/04/1835)，转引自Hanan,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p.203。

[[18]] 苏精:《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此文首刊于《编译论丛》第五卷，第一期（2012年3月）：1–40，2018版在此基础上略有改动；整体上，苏精所参档案较韩南更广，故对时序及事件之梳理极其详尽；再加上其研究融入了传教士个人活动、差会部署（特别是印刷出版事业）及时代背景，可算是目前对“四人组协作”历史最为丰满的叙述。

[[19]] 苏精:《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第132–133页；另参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p.60–61, fn.11。苏精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虽受到英美传教士档案的影响，而有贬抑郭实猎之嫌，却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尤思德对后两者贡献的忽略。

[[20]]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pp.71–77.;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p.72–74.; 赵晓阳：《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清史研究》03(2010): 79–80；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第126–135页。

[[21]] 此为蔡锦图博士观点。另，郭实猎与宣教机构及个人的通信基本都是为了寻求人员和资金资助，往往报喜不报忧。更有学者认为其言论数据多有夸大，而需存疑，参本文第二章第三节，郭实猎关于《圣经》在内陆地区印刷的报告。

[[22]] 为郭实猎与好友巴特的书信汇编，Karl Gützlaff, Gaihan's(Karl Gützlaff's) Chinesische Berichte: von der Mitte des Jahres 1841 bis zum Schluss des Jahres 1846, Cassel: Vorstande der Chinesischen Stiftung。其中多有涉及1840年代早期郭实猎的译经、出版进度及经费状况（如pp. 6, 16, 24, 29, 40, 42-43, 52, 57, 68, 89, 99, 101, 104, 125, 146, 223, 230, 253），史莱特及鲁珍晞亦多引此作。

[[23]] 巴特是郭实猎的最忠实且持久的支持者，其所主编的《塞尔维宣教报（Calwer Missionsblatt）》刊登了一系列郭实猎的文章，并引起普鲁士社会對中国宣教的关注；而其关于圣经历史的作品亦经郭实猎翻译、以《圣经之史》为名出版（牛津Sinica 4000）；参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chigan; Cambridge, UK: Eerdmans, 2008, pp.226, 40。

[[24]] 史莱特认为，郭实猎此说仅凭汉会成员报告，可信度不高，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C.W.K. Gleerup, 1946, p.211.

[[25]]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p.68–71; Lutz, Opening China, pp.159–160.

[[26]] 关于此段历史详参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p.225–244。

[[27]] Hanan,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206；苏精，《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第131页；二者依据的是麦都思赴英前的最后一份报告（09/01/1836）。而尤思德关于《旧约》已译至《约书亚记》的说法，则同麦都思抵英后提交给英国圣经公会的报告（28/10/1836，此信译文可参苏精，《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第131页），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68.；故此，这多出来四卷，很可能是麦都思及其助手朱德郎在这大半年旅途中的成果，未经四人组修订。

[[28]] 《创世历代传》（中文与马来语）：剑桥BSS 690.E.39.1；《创世历代书》（经文与注释）：牛津Sinica 1699，大英15118.d.17；《圣经史记》：牛津Sinica 1530等（墨海书馆），Sinica 1307（华花圣经书房）。亦參Alexander Wylie,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Shanghai: 1876, Appendix, p.3, no.52；蔡锦图：《圣经在中国: 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香港沙田: 道风书社，2018: 第153页。另，有一部作者不明的《耶稣之来历：由福音择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LMS 411）。此书为中英马三语，封面注明1839年“在巴地印刷”（“巴地”即巴达维亚），但未标作者。其内容包括了耶稣出生到召集门徒之间的故事，为对“四福音”英文的摘录，形式与麦都思早年出版的《福音调和》类似，或可对堪。

[[29]] 上海墨海书馆刊本，所参剑桥藏本；BSS.623.E47.1(DM2930; Spillet 858)。

[[30]] 巴达维亚刊本，所参剑桥藏本；BSS.609.E37.1 (DM 2480; Spillet 37)。

[[31]] 新加坡刊本，所参哈佛藏本：1836, TA1977.5 C1836; 1839, TA1977.095 35。

[[32]] 香港刊本， 所参剑桥藏本：1847, BSS.609.E47.1 (DM 2487; Spillet 48); 1854, BSS.609.E54.4a,b (DM 2510)。

[[33]] HK 1847尚混用“圣人”（约1:21）与“先知之师”（1:23）；而HK 1854则经罗存德修订，有许多与此前版本不连贯的改动。

[[34]] 新加坡刊本，所参剑桥藏本：BSS.609.E38.1(DM 2481; Spillett 38)

[[35]] 新加坡刊本，所参牛津藏本：Sinica 1699。

[[36]] 上海墨海书馆刊本，所参牛津藏本：Sinica 1530。

[[37]] 《旧遗诏圣书》，南京刊本，所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LMS588-2。

[[38]] 香港刊本，所参剑桥藏本：BSS.609.E55.5a-b(DM 2519; Spillett 82)。

[[39]] 据尤思德所述，其参考了1839年、1840年、1851年、1854年、及一个出版信息不明的刊本；不过，尤思德并未列明具体的出版信息及馆藏归属。基于现有海外馆藏情况，本文推测，1839本应为美部会1839新加坡刊本，而1851本与1854本则应为汉会香港刊本。而1840本，虽剑桥、牛津及大英均有被标注为1840年新加坡出版的《新约》全本与“福音书”合辑，但封面未有出版信息，故实际出版时间或需存疑。至于出版信息不明的那个刊本则无法确定，因现有存本中此类甚多。关于现有刊本类别参本节后文。

[[40]] 尤思德曾言，1839版“与初版一致（identical to the very first edition）”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69；通过存本对堪可以发现，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很可能正是受此误导，一些后续研究在引用美部会新加坡刊本时，往往直接略过1836本（SG 1836）；如赵晓阳，《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78, 82；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第125、129页。

[[41]] 参前注。

[[42]] Wylie, Memorials, p.31, no.25;除《来华传教士列传及书目》之外，伟烈亚力在费城世博会中国展品目录中，也曾罗列个别“二代译本”刊本，但均无提要，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Appendix, p.1, 3。费城展品中的相关译本后流转至英国，现存于剑桥与牛津，参赖永祥，《教会史话(629)：伟烈亚力的两书志》，《台湾教会公报》2664期: 13（http://www.laijohn.com/book7/629.htm）。伟烈亚力言此本在塞兰坡亦有出版，但暂无发现相应存本。

[[43]] Wylie, Memorials, pp.62–63, no.59；“求”字为伟烈亚力原文；“二代译本”的书名并不统一，不过已知藏本中未见以“求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名的。

[[44]] 同上, p.68, no.58.

[[45]] 参苏精：《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第133–35页

[[46]] 参苏精：《澳门华英校书房（1844–1845）》，《铸以代刻》，第314-319页；亦参Lutz, Opening China, p.160；国内学界以往亦有关于华发圣经书房之研究，如田力：《华花圣经书房考》，《历史教学(下半月刊)》，08(2012): 13–18；然该研究仅将“高德本”、“委办本”之外的《圣经》出版笼统归为“其他”，而未有详述。

[[47]] 亦参本文第二章第三节相关内容。

[[48]] 关于版数出入，史莱特指或需参考卡塞尔差会月报（1847年第6期，p.61），本文未考；参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211。

[[49]] 哈佛目录可参张美兰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澳国立目录可参孙庆萼、黃韫瑜：《澳洲国立图书馆特藏“伦敦会藏书”目录》，澳洲国家图书馆，2001年。另，澳洲国立一《新约》藏本（CHRB 225.4 B582 1839）不属于馆藏的伦敦会藏品，虽年代标注为1839年，但其文本同SG 1836，而有别于SG1839。

[[50]] 赵晓阳在“深文理郭士利译本”下列七个藏本，见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  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第292页。不过，燕京实收的“二代译本”并不止此数；且其中所列《圣马耳可传福音书》（TA 1977 63 C1837）虽在目录中与麦都思译本关联，却实为马礼逊译本。此误或受张美兰注释影响，参张美兰,《中文译著目录提要》，第183页。馆员马小鹤等人重考后认为，该藏本接近于1815年之仿宋体"马礼逊译本”第二本，哈佛网页目录已更改。蔡锦图亦注意到此书目问题，见《圣经在中国》，第134页，脚注17。

[[51]] 大英书目可参Robert Kennaway Douglas ed., 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1877; Douglas ed.,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03，如需索书号则可参书卡影印档（https://doi.org/10.21250/AASCC5）。剑桥圣经公会图书馆书目可参H.F. Moule, T.H. Darlow, and A.G. Jayne ed.,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Polyglots and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2 vols., vol. II, London: The Bible House, 1911;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English, 2 vols., vol. 1 (London: The Bible House, 1903); Hubert W.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75)；道格拉斯或苏佩礼目录编号均可于iDiscovery直接检索。牛津则可参在线汉籍目录Serica。莱顿目录可参Koos Kuiper, List of Chinese Works by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until 1867): Introduction and Catalogue, Leiden: East Asian Library;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2009(http://hdl.handle.net/1887.1/item:1918677)。

[[52]] 蔡锦图：《圣经在中国》，第139–153页。

[[53]] 实际应多于正文之四类。例如，除前文的塞兰坡出版外，伟烈亚力还提及罗孝全（Issachar Roberts）曾在澳门刊印一《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以“麦都思版《马可福音》”为文，自加注释，并附犹太、耶路撒冷及亚洲地图，署名“孝”（Heaou），Wylie, Memorials, pp.96–97 no.4。

[[54]] 如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73，并未具体对比太平天国《圣经》与郭实猎修订本。

[[55]] 参罗尔纲：《读夏鼐〈道光十六年刊本马太传福音书跋〉后记》，《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58–60页；《读夏鼐〈新旧遗诏圣书及钦定前遗诏圣书校勘记〉》后记，《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61–80页。

[[56]] 赵晓阳后文虽清晰论证了太平天国《圣经》底本与郭实猎译本的关系，却并未解释夏鼐有此误解之缘由。而据本文考察，大英藏本15116.c.5在书卡中标注为“郭实猎等人”翻译（https://doi.org/10.21250/AASCC5），而非归给马礼逊；不过，早期大英汉籍目录中有一1836年新加坡出版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错归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名下，据称由“郭实猎、麦都思、裨治文及马礼逊（R. Morrison）”翻译，Douglas, Catalogue, pp.2, 158。据此推测，早期目录在此应是混淆了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与其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若夏鼐曾参考上述书目，则难免受之误导而将“小马”当“大马”，最终错以“马利逊译本”来称马儒翰参与的“郭实猎译本”。

[[57]] 赵晓阳：《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75–82；亦参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第126–35页。

[[58]] 较近的，如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98页，文中需对比之处实引“和合本”（此书主体为20世纪90年代的博士论文，彼时的确难觅一手稿本）；又如周伟驰：《太平天国与启示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修订版，虽提及洪秀全《原道觉世训》受郭本影响（第125页），但后文引用亦为“和合本”。

[[59]]《钦定前遗诏圣书》，南京刊本，所参大英藏本：15117.e.19。

[[60]] 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第129–130页。

[[61]] 鲁珍晞及蔡锦图主要依历史时序有此推断，Lutz, Opening China, p.160；蔡锦图：《圣经在中国》, 第152页。

[[62]] 全分句为καθὼς παρέδοσαν ἡμῖν οἱ ἀπ᾽ ἀρχῆς αὐτόπται καὶ ὑπηρέται γενόμενοι τοῦ λόγου，直译即“正如起初就成了道的见证者及役从的人传递给我们”；因主语过长，中译一般将之转化为动词性表述。而HK 1854整体结构仍循早前版本，但为了更贴近原文，将以往不译的γενόμενοι（成）重新添加上去，反而破坏了原本句式。

[[63]] 不过，裨治文在翻译期间的报告多混用“修订”与“新译本”，而麦都思初次向英国圣经公会提交报告时，则称“四人组”《新约》为“新版”（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参苏精：《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第137–138页。

[[64]] 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第123–126、134页。刘先后列出“马礼逊本”、“麦都思本”、“郭实猎本”、“太平天国本”即“委办本”《路加传福音书》经文。

[[65]] Resolutions, December 5, 1836，决议第二条。

[[66]] 在大会最初的计划中（25/08/1843），马儒翰本将协助麦都思和美魏茶，确定《圣经》专有名词（Scripture names）译法；然会议尚未结束，他便因疟疾病逝（29/08/1843），参"New and Revised edition of the Bible in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0(Oct 1843): p.552。

[[67]] 1843年，“委办本”初次会议（1843.08.22~09.04）在香港召开，做出如下安排：“关于《新约》，大会已认识到新近译本（the latest）优于以往诸译本（every former versions），不过他们仍建议将已完成之译文提交给一个委员会，以做仔细修订。而该委员会也被要求准备一《旧约》译本（a version），与前述之《新约》修订本（above revised version）相应。此处的“新近译本”便是指“四人组”《新约》，"New and Revised edition of the Bible in Chinese", p.551。另，尤思德虽提及此段，但他认为所谓“修订”新近译本仅是大会的礼貌举动，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78, fn.9。本文认为此言过于武断。例如，《中国丛报》1845年1月第五篇文，举出六种《约翰福音》首节译文请读者评析，以作“委办”译经参考；前三种为白徐本及二马本，而据本文考察，后三种分别出自“四人组”《新约》三个早期版本（BTV 1837、SG 1836、SG 1839）。是以，四人组《新约》应为“委办”《新约》所参考的重要底本之一。

[[68]] 贾立言：《汉文圣经译本小史》，上海: 广学会, 1934，第29页。又如文显理，其关于中文《圣经》的英文报告包括了“麦都思译本”及“郭实猎译本”，但其中文报告则索性略去二者；George Henry Bondfield, "The Bible in Chin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no. 6 (1916): pp.469–70；文显理，马君甫：《中华圣书译本及发行考》，《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上海：中华续行委办会，1914年：108–116；亦参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67, fn.44。

[[69]] 其中，巴达维亚版作“以斯列”、“亚伯喇罕”、“以撒克”，新加坡首版方改为正文译法，此后沿用。

[[70]]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p.64–65; Hanan,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p.212;

[[71]] 如颜方明与秦倩，《传教士〈圣经〉汉译的殖民语境顺应研究——以Logos从“言”向“道”转化的历时性诠释为例》，《中国翻译》, 36(2015): 45–49；陈艳敏：《译者主体性差异在圣经翻译中的体现——以马礼逊和郭实猎圣经翻译为例》，《语言教育》, 5(2017): 92–96。其中，颜与秦将天主教白徐本划入“前殖民语境”，而自马礼逊以下的新教译本则归入“殖民语境”；若照此框架，前殖民语境下的译本理当顺应“强势的中国传统文化话语”，而殖民语境下的译本则反之。然而，ὁ λόγος的译词选择完全是逆此而来：白徐本与二马本为“言”，“道”之译法则出现在1840年前后。换言之，殖民语境的框架并不足以解释“道”入《圣经》的历程。关于道与logos，学界历来不乏哲理层面的讨论，而关于“道”入《圣经》之历史却鲜有基于文本与处境的梳理，此主题有待另文讨论。

[[72]] 此译法最早可见于麦都思的《福音合参》；1836年否决风波中台约尔亦批评此点，见John Evans and Samuel Dyer, Copy of a Letter from the Rev. Messrs. Evans and Dyer to the Rev. Joseph Jewett(27/04/1836,朱维特收信于15/11/1836), p.47；麦都思的回应见W. H. Medhurst, Remarks of Mr. Medhurst on the Letters of Messrs. Evans and Dyer, contained in the a Letter to the Rev. J. Jowett(09/11/1836), p.53。新加坡的《新约》刊本（SG 1837, 1839）保留了“如左”，但郭实猎主译的《旧约》（SG 1838）则用返“如此”。

[[73]] “念经”之译法，最早可见于《福音调和》。台约尔认为此举是“滥用异教词汇（the crowding of heathenish phrases）”，而麦都思则辩称，“念经”之“经”未必是指佛教经文，亦可指儒家经典。参Evans and Dyer, Letter, p.46；Medhurst, Remarks, 52。

[[74]] 《圣经》译本对始祖之名的区分历来有之。“亚当”一词希伯来原文中为אָדָ֖ם。第一个创世故事（创1:1–2:3）中作集体名词指人类（创1:26：无冠词，接第三人称复数动词），而在第二个创世故事（创2:4以后）则多用作个别名词（ הָֽאָדָ֖ם,创2:7等，带阳性单数冠词）。后世译本，如七十士译本及各拉丁译本，均译作“那人”或“亚当”。在现代语言译本中有一种诠释性趋势，即称堕落前为“the man”，而堕落后为“Adam”（如NRV, NAS, NIV等）；现代汉语译本也基本循此处理。不过，麦都思显然更多参考了KJV，即将第二章绝大多数הָֽאָדָ֖ם译作Adam（除2:7, 8, 15, 16, 18），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中国化”阐发。不过，这一用法未见于郭实猎主译之《旧约》（SG 1838）及后续修订本（“亚坦”），亦未见于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再版的《圣经史记》（NP 1847，“亚坍”）。

[[75]] 其他历史处境参第二章第三节。

[[76]]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p. 64–66, 74.

[[77]] Hanan,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p. 208。另，刘立壹还进一步将麦都思翻译理念与奈达（Eugene Nida）的“功能对等说”先提并论，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第119–120页。另参，刘念业：《简论〈圣经〉“四人小组”译本》：261–265。

[[78]] W. H. Medhurst,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28/10/1836);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Directors of Missionary Society on the Projected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18/12/1836)等。

[[79]] 李东：《译经“四人小组”译论研究》，《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0(2018): 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