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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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灵（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首先探讨了五月花号公约给美国所带来的三个方面的“国家基因”，即基于基督教信仰之上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肯定个人奋斗、冒险精神、发财致富等价值观，以及公平和法治带来的宪政民主。其次探讨美国历史上的曾经发生的偏左危机。最后分析美国政治偏左的原因，指出“去基督教化”加速了保守主义的溃败，回转过来又会进一步助长左派激进势力更加高涨。
关键词：五月花号公约、偏左危机、保守主义、宪政民主
转眼又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了，这是最有美国特色的节日，因为这个节日关系到美国的历史起点。1620年11月11日，载着102名乘客的“五月花”3桅盖伦大帆船从英国出发经过在海上66天的漂泊之后终于抵达现在的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按照欧洲的航海传统，五月花号上的人们首先登上了一块大礁石，欢呼新生活的开始。几乎公认，这一刻标志着美国历史的开始，距今年恰好整整400年。
其实，英国人早在1607年就在今天的弗杰尼亚州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那时大批英国移民漂洋过海纯碎是为了淘金而甘愿冒险。这些人无才无德，且暴躁不安，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杀人越货也是屡见不鲜。把当时的殖民地搞得一片乌烟瘴气，只是以近乎野蛮的方式在这片荒蛮的土地上谋求人类原始的生存和欲望，所以美国的历史并没有从他们开始。
而这批乘着“五月花号”轮船而来的英国人，“他们与其他居民最大的不同在于目的。他们不是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所放弃的社会地位也令人遗憾，也拥有稳定的谋生方式。他们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既不是改善境遇也非发财致富，把他们从温馨家园召唤而来的纯碎是对知识的追求，他们甘愿受流离之苦，使理想得以实现。”[1]显然，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更多的物资（淘金）满足自己的生存和欲望，而是希望能按照自己信仰的崇高精神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现在，他们已经踏上了这片“自由”的土地。新教改革后就再不需要教皇，现在又摆脱了国王的统治，那么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来治理？于是，船上41名成年男子上岸前的第一件事便是签订了一份共同遵守的契约，这份契约称为《“五月花号”公约》，签署人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依法而治。 他们一同宣誓立约：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下面的签名人，我们敬畏的主耶和华詹姆斯国王，等等等等，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信仰和祖国的荣誉，航行至此在这里建立第一个殖民点。谨在上帝面前，面对在场的众位，彼此庄严地表示同意，约定共同组成政治社会，以管理我们自己并致力与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会根据这个契约颁布法律、法令和命令，并根据需要任命需要的官员。我们承诺遵守服从这个契约”。[2]
这份“公约”显然凝聚了整个欧洲历史积淀的“文明”，可又超出了当时的欧洲文明。因为当时的欧洲自宗教改革后，因为宗教和政治的缘故从1618年开始了一场“三十年战争”--它既是神圣罗马帝国内天主教与新教诸侯争端引起的一场德国内战，也是渴望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皇帝与奋力维护地方独立的各邦国之间的内战；此外，它还是法国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国际战争，把丹麦、瑞典和匈牙利境内的特兰尼西亚亲王等势力卷入了其中，这些外来者都想在德国境内寻找盟友，都力图在这个皇权衰微的国家内建立自己的邦国。而信奉新教的荷兰人、英国人和信奉天主教的法王亨利四世又暗通款曲、试图结盟。
简而言之，欧洲正在从传统的政教二元结构向绝对的民族主权国家转型，也是国家形态和政教权力结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所以一些脱离了教廷的新教国家的君主（国王）就获得绝对的权利。十七世纪伊丽莎白女王虽然把英国从天主教改成新教国家，曾经遭受玛丽女王迫害的新教徒也纷纷回到英国。但是伊丽莎白却强制推行一个国家只能是一个教会，即圣公会。而且从教会崇拜的仪式到神职人员的服饰也必须完全统一。这就激起了广大清教徒的强烈反对。结果反对失败，伊丽莎白又禁止清教徒在教会外聚会，还责令國會在1593年通過法令，信徒不得私自聚集，一經查出，立即驅除出境。
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他依然拒绝清教徒提出的改革教会要求。宗教改革倡导的“信仰自由”在绝对的王权统治之下也是徒有其名。百般无奈之下只能再度离家出走，这批清教徒实际上也就是遭到英国王权的迫害而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大陆的。当然，更多的清教徒再度流亡歐洲大陸。这就是1620年，乘著“五月花号”载着一批清教徒横跨大西洋駛向美洲的历史背景。
摆脱了教皇，也不需要国王，如何建国？前所未有。只有这些满怀信心完全仰赖上帝的清教徒们才能创建这样的国家，才能依法组建这样的政府来治理这国。“五月花号公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献，同时这份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的公约所凝聚的精神也成了美国的“国家基因”，这个基因从一开始就生长出一个非常惊人的成果，那就是把自己对自由的追求牢牢地扎在信仰的根基上，那就是“自由即自律”。
1831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了为时9个月的考察，让他感到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批追求“自由”的清教徒好不容易摆脱了母国的种种压制、甚至逼迫，漂洋过海几个月来到了这片无人管辖的土地竟然不是去思想如何“自由”地生活，而是思想如何更加敬畏上帝、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按上帝的旨意来管辖自己、使这地成为神的国度。
他后来在自己所著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是这样来表述自己对此的震惊：“在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民主国家甚至还未出过将军、哲学家和作家，但是却有人能够站在一群自由人的面前，给自由做出如下精妙的定义：我们不应该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自由的错误想法。有一种自由是为所欲为，人如同动物一样随心所欲，其本质是堕落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服从权威，无法容忍一切约束。实行这种自由，我们就会自行堕落。它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该反对它。然而，还有一种公民的、道德的和神圣的自由，是政权的使命终极目标。这种自由支持的是公正和良善。这样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用生命为代价来捍卫它。”
这对刚刚从法国大革命劫后余生的托克维尔来说，确实是有点不可思议，“我所陈述的足以说明英裔美国人文明的真正特点。这种文明是两种不同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人们应该牢记），而在其他地方这两种因素总是相互敌对，但是在美国它们完全融合。我这里提到的两个因素分别指的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3]
托克维尔发自内心的感慨应该有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法国大革命有关。历时整整十年，砍掉了四十万贵族的头颅，抛弃了深植于法国人心的基督教信仰，彻底摧毁了国家的权威体制，就是为了追求“自由”。就连托克维尔的父母也差点葬身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可是到头来“自由”竟为何物依然不甚了了，又如何实现“自由”更无从谈起。虽然“自由”的大旗被高举了、“自由”的价值被肯定了，因为落不到实处、也不知道如何落实，反而导致社会长时期的动荡不安，这就为“热月政变”、“帝制复辟”提供了口实。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又回到了革命前的原点。
1831年托克维尔实际上就是想知道这个新兴的美国在没有国王，没有贵族的情况下，国家是怎么治理的？他走遍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详细地考察了美国的乡镇自治、文化特点、社会价值、民主制度、等等，做了大量的笔记。回到法国后进行了整理并于1835年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托克维尔在书中写道：“我们决不要忘记，正是宗教，才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由此奠定了美国社会浓厚的宗教氛围。他发现：“在美国，宗教是通往知识之路，而对神圣的法律的仰视则将人们引向自由”[4]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还特地转引了研究新英格兰早期历史的纳撒尼尔-莫尔顿曾经说过的话来强化自己对此的认识：
“敬爱的读者，一直以来，我认为把祖辈在建立殖民地时所享受的上帝多方面仁慈的关怀用文字记录下来，并让后代永远记住上帝的仁慈，使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凡是我们所见，我们父辈所言，均应告知我们的子女，让他们懂得赞美上帝，特别是让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上帝的选民雅各布的子孙永远记住上帝的杰作（《诗篇》第105篇第5-6节）”。要让他们知道上帝如何把葡萄带到荒野，如何栽上葡萄赶走异教徒，如何准备出种葡萄的用地，把秧苗的根深深插入土地，以及后来如何让葡萄蔓不满大地（《诗篇》第80篇第13、15节）。不仅如此，还要他们知道上帝如何引导他的子民走向他的圣所，而定居在他遗赐的山间（《出埃及记》第15章第13节）。这些事实一定要使他们知道，以使上帝得到他应得的荣耀，让上帝的荣光也能被及作为工具为他服务的圣徒们的可敬名字。”[5]
“五月花号”给美洲这片荒蛮的土地带来的是以清教徒信仰和价值观，它借以“五月花号公约”而成的“国家基因”贯穿在整个美国的历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基于基督教信仰之上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保守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就是承认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所以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认知基础上对现存社会的不合理的现象做点滴改良。如果说在自然领域里还可以通过反复证明来确认某种认识的真理性。可是在社会领域，即便是“明天”也都充满了未知的因素，如果为未来涉及一个“新世界”，那结果就更是不可知了。所以，传统的保守主义绝对不会随意设计“新的社会模式”，更反对采用“革命”来强制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与法国恰恰相反。法国启蒙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思想家，他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批判宗教、否定上帝、追求“自由”、倡导“平等”，在当时确实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引领了世界潮流。可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之余又制造了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诸如“自由”、“平等”等，积极鼓动民众向国家索取。“要自由”“要平等”也就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场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的“大革命”滥杀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也就不多说了，许多乡村小镇的贵族连审判的顺序都没有过一下就直接推到河里淹死了。
更高重要的是法国的国力从此一蹶不振。要知道，法国在十七、十八世纪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是欧洲当之无愧的第一强国，路易十四太阳王统治时期GDP也是欧洲第一。而且人口也达到了2000万之众，是当时英国人口的两倍。那时欧州各国的上层人物都以法国文化为时尚，俄国的贵族如果在彼此交往中不讲上几句法语会感到羞耻的。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路易十六时期。这场大革命把法国从欧洲的波峰跌倒了波谷，这也让当时的欧洲各国惊掉了下颚。大革命后的法国除了拿破仑打了几次胜仗，再也没有别的辉煌战绩。就连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他都对付不了，“中法战争”一败涂地，这是近代西方列强唯一输给中国的一场战争，结果导致法国内阁倒台。大革命后的经济也是落千丈，直到1965年GDP才超过英国，真是衰弱百年才中止。
所以，大革命结束后的法国精英阶层自然也会有人提出皇朝复辟的主张，因为革命失败了嘛。但是托克维尔作为一个自由派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中与复辟派针锋相对，他提出的理由非常有洞见，他认为大革命没有达到目的，而且还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但是要回到过去也是不可能了。如果强行复辟极有可能使“大革命”悲剧会再次重演。现在要思想的是，贵族已经彻底铲除了，旧的国家权威也荡然无存了，前面的路怎么走？托克维尔也正是带着这么一个问题于1831年去美国寻求答案的。他非常震惊地发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考察美国的全部成果就在他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做了详尽的阐述。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对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国的清教徒们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赞赏有加，也认为这份“公约”完全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基础上，并成为后来美国的立国根基。托克维尔也非常清楚地阐述了新兴的美国从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与英国的渊源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充分关注美国如何传承英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想的。美国的历史与英法两国都有渊源：早期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固然带着英国的“基因”来到这片土地。但是独立战争却得到法国的帮助，当时有许多法国自愿者度过大西洋加入美国的军队一起抗击英国军队。其中最著名的当算拉法叶特（Marquis de Lafayette）他还是个侯爵。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拉法耶特认为"美国的独立，将是全世界热爱自由人士的福祉"。1777年拉法耶特自备战舰，募集人员，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同美洲殖民地人民共同抗击英军。1780年任华盛顿前卫部队司令，授予少将军衔。1779年离开美国，回到法国，一年后，拉法叶说服法国王室让他带六千名法军前往美国参战。五个月后，英军总司令投降。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见，美国在争取独立的过程得到了法国非常大帮助。
所以，美国在独立以后政治上究竟效仿法国，还走英国的道路也曾在国父们之间有过争论：以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竭力主张要像英国一样注重传统和法治秩序，并弘扬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由联邦政府主导对国家的不断完善；而由杰佛逊和麦迪逊等则力推法国式的大民主，倾向于以“革命”的方式一揽子解决社会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决定美国命运的选择。
可以想象当时华盛顿和汉米尔顿坚持借鉴英国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理念来建设一个强大的美国，说明他们不受感情影响，完全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理性思考。事实也证明他们的选择既是正确的也是勇敢的。华盛顿做了两届八年总统，第三届总统亚当斯也是重要的保守派。这12年基本确立了美国亲英的保守主义体制。
其次，是肯定个人奋斗、冒险精神、发财致富等价值观。清教徒认为：作为上帝的选民，贫穷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工作的意义不是为了挥霍，享乐，创造财富是荣耀上帝的方式。这实际上是肯定人的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也真是受到“五月花号公约”的启发才在他的《政府论》中提出了人的三大基本权利。洛克的这一思想为现代民主政治坚定了基础。后来杰斐逊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起草美国《独立宣言》。
这批清教徒当时“五月花号”随船携带的不仅有《圣经》，还有凯撒的《高卢战记》（The Gallic Wars）等书籍。《圣经》对他们的意义自不必说，但是凯撒的《高卢战记》则代表着他们已经做好了要像战争那样征服北美的不毛荒野的思想准备。新教徒们不是纯精神主义，而是同时信奉和追求个人自我奋斗、发财致富。船上运来的不仅有床、桌椅，还有狗、山羊、绵羊、家禽，香料、燕麦、干鱼、干肉、萝卜等等。有个教徒带了126双鞋和113双靴子。乘客中有木匠、细工匠、铁匠等等；情景很像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美国人的冒险精神、乐观主义、发财致富意识等，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清教徒的信仰并不是脱离生活，而是将信仰仅仅扎根在实际生活中，以信仰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不仅不拒绝金钱，而是以赚钱为荣。他们认为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务本身就是荣耀神。所以，牧师传道人也不是只是传教和用圣经教导人，他们往往身先士卒带领教会的会友开疆辟土。
美国历史学家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其《纽约时报》畅销榜新书《开拓者：把美国理想带入西部的拓荒英雄的故事》（The Pioneers）中描述，当初从美国东部去俄亥俄开拓的第一批48个美国人，领头的就是牧师，他们去那里开发，也要发财致富，因每个拓荒者可获最少8英亩土地。组织开拓公司的这位领头牧师投资的股份可分到土地4,692英亩。有这种可以“淘金”的吸引力，才有大量移民的涌入。最早抵达俄亥俄时不到50人，短短28年后，那里就有了50万人口，那是几百年前的广袤荒芜的美国！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后来那些源源不断涌入的移民，几乎都带着梦想和激情来跑马占荒、发财致富。可是并没有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占山为王、弱肉强食的争夺之战啊！也没有因为人性的贪婪、自私、占有欲等，导致一片凶残无比的血肉搏杀。为什么？德国学者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评论说，是“五月花号”新移民带来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竞争相融合的精神，才建立了一个有强大道德感的强盛美国。所有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开拓、去创造财富，但是也都非常有节制地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都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边界横贯在自己的自由行为面前。“自由”和“节制”，韦伯认为，这两者缺一不可。这就是“五月花号”的信仰标尺的制约，没有精神层面的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在美国发展。
最后，是公平和法治带来的宪政民主。清教徒的信仰教义中非常清楚地突出人人都是罪人，而且坏到一个地步靠自己完全不可能得救。所以，除了要靠耶稣基督所赐的圣灵管住自己的心灵，还要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住自己的行为。所以，“五月花号公约”的初衷就是“谨在上帝面前，面对在场的众位，彼此庄严地表示同意，约定共同组成政治社会，以管理我们自己并致力与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会根据这个契约颁布法律、法令和命令，并根据需要任命需要的官员。我们承诺遵守服从这个契约。”这个“契约”就是法，而“法”的源头是上帝，根据实际需要订立相关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任命官员，而管理的对象就是这个共同组成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其中，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这个“契约”之上而不受管辖，这就是“宪政”精神，而所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包括任命官员都是这个政治社会每一个成员参与共同制定的，这就是“民主”。民主离不开“选举”，因为政府需要通过选举增强与人民的联系，民众通过政府所赋予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选举，建立起政府的合法地位。
公民如何参与选举确实个大问题。历史上曾经的“民主”政治并没有今日之“花环”。公元前431年－421年以希腊为首的提洛联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展开了一场战争。战争开始希腊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明显优于斯巴达，但是战争的结果是斯巴达战胜了希腊。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希腊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数万人的公民人人都手握一票在大会上随时可以投票罢免执政官、主张或否定任何重大决策、甚至可以随时投票处死任何人，等等。因为如此，这些公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就用手上的一票数次更换最高执政官、以至于战争无法按照既定的战略决策进行，结果导致战争失败，而且还因为不满当时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批评言论而将他也处死。这件事一直成为整个西方历史上被当做惨痛教训而流传。从那时起，西方人几乎把“民主”当做洪水猛兽一般。苏格拉底学生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设想的理想国家就是由“王”掌权，而且最好是哲学家来当担这个“王”，而不是民主制国家，其原因就是汲取了希腊民主政治的教训。一直到近代，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思想家主张共和取代帝制的大有其人，却1无一人主张民主制。尤其是历时十年的“法国大革命”，让欧洲再次领略了“暴民”带来的恐怖--国家瘫痪、社会失控。英国实行的就是典型的保守主义政治制度。譬如，英国在推行国民普选时也是采取逐步推进：先是只有那些拥有5000英镑的男性公民才能拥有选举权，然后将财产标准降低使更多的男性公民拥有选举权，当全部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了，再逐步使女性公民拥有选举权。
所以1878年的制宪会议中，当时“国父们”在设计未来的美国体制最主要的就是两个目标：一是杜绝“暴君”，二是防范“暴民”。为前者，他们制定了“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为后者，他们避免公民直接选举“总统”等行政长官，而是先让公民投票选出“选举人”，然后在由“选举人”投票选出“总统”等行政官员。“选举人”也是从选民中间被选出来的，选民极可能被煽动起来轻率地用自己的选票作情绪性的宣泄，而“选举人”就会比较理智慎重地投出自己的一票。这样就会使国家的政治不至于出现过于频繁的波动，四年一次即可。
这样的制度设计绝对称不上完美，事实上绝对完美无缺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我在美国生活将近三十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学会了权衡利弊得失，凡事不是一定要做到完美，而是尽量使利益最大化。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样的选举法确实要比欧洲有些“民主国家”的政治要稳定些。
“五月花号”航向曾经左右摇摆
1620年的“五月花号”载着一批追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来到了美洲大陆，一纸“五月花号公约”奠定了创建新国家的根基，一百多年后发动了脱离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世界上出现了美利坚合众国。清教徒们期盼的“山巅之城”也开始有了雏形。当时的国父们在制宪会议上为保守主义传统贯穿在个人价值、社会道德、政治运作、等。但是，这个传统不断地受到挑战，尽管也一再被矫正，但是难以回到最初的航线了。
在美国的历史上，“五月花号”航向曾经有过几次重大的“偏左”危机：
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北方和南方围绕着究竟走工业化的自由经济的强国之路，还是走南方种植园小农经济为主要模式的强国之路？南北之间也经历了数年之争。当时的南方由于“轧棉机”的广泛使用大大加降低了劳动强度，同时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皮棉的产量和利润也数十倍地增长，其中60%以上送到，成了英国棉纺织业原料的主要供应商。原来由于种植业的经济效益不高，而奴隶劳动力以家庭为单位，庄园主要承担这样的家庭生存的费用就显得的成本入不敷出了。所以，当时南方许多蓄奴者也准备用“自然淘汰”的方式来“废奴”。但是，“轧棉机”将劳动强度降低到妇女都能胜任的工作，产量和利润都是蓄奴的庄园主再次看到了奴隶制的重要性。同时，作为奴隶一方由于劳动强度大幅度降低和生活水准明显的改善，他们也对庄园经济产生了依赖感，况且离开庄园也别无去处，加上除了种植也一无所知。南方的蓄奴者庄园主也以此为由拒绝北方的工业化道路。林肯提出以工业化发展经济的强国之路的背后，还有他自由经济思想。也就是清教徒们所强调的，人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致富是荣耀神的见证，而贫穷就是“罪”。
所以林肯指出：“你无法通过削弱强者来强化弱者。你无法通过摧毁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你无法通过榨干富人来致富穷人。你无法通过搞垮雇主来帮助雇员。你无法通过透支来摆脱困境。你无法通过借钱得到安稳。你无法通过剥夺人的动力和独立来塑造人格和勇气。你无法通过替别人做他们自己能够并应该做的事而真正帮助他们。”
这就是“五月花号”所倡导的精神。林肯所做的一切就是实现他的自由经济理念，他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带来个人的经济独立、富有和尊严。
南北战争统一了美国，不仅“废奴”，而且把他们融入到自由经济的行列中，使他们有机会在工业化潮流中自由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职业，甚至成为专业人士。恰好美国赶上了工业“电气化”的浪潮，使美国的经济发展迅速进入快车道。1894年美国的GDP就超过了英国，一跃而雄踞世界第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他的《美国人民史》一书中感叹，在《五月花号》抵达美洲310年后（1930年）在经济上达到的成就：“美国仅占世界人口和土地面积的6%，却在出产着全世界70%的石油、将近50%的铜、38%的石墨、各占42%的锌和煤、46%的铁，此外还有54%的棉花和62%的玉米。”
紧接着的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在如何尽快使经济复苏成了当时美国几届总统的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面对数以万计的企业破产倒闭、1300多万的失业工人，当时的胡佛政府依然坚持自由主义的传统经济政策，期待经济形势尽快好转。到1933年初，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越演越烈，美国已有半数银行倒闭。人民的不满情绪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采取有力的政策，迅速改善经济状况。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以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竞选宣言，赢得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击败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
罗斯福上台后就立即着手强推“新政”，主要方法就是对富人征收高达90%的税收，几乎是以掠夺办法将富人的财富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二次再分配，几乎让美国走了社会主义道路。罗斯福后期，美国经济略有复苏，继任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等没有对“新政”作出明显的改变。六十年左派民主党总统约翰逊则进一步强化罗斯福的新政，提出政府要更多地干涉经济活动、主导个人的经济命脉。其实，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这场大萧条究竟是不是因为罗斯福的“新政”才最终结束的，直到今天经济学界依然争论不休没有定论。
这种情况直到里根总统执政八年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才中止了“新政”，再度恢复自由经济发展模式，重新将最高税率降到28%。同时废除限制经济发展的陈规陋习，给企业松绑，并强调道德、基督信仰等。美国保守派大回潮，同时带来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正是里根总统的这些强劲的举措，才有克林顿时代顺风顺水的经济发展，才有了长达110个月经济扩张（增长）期。
“社会主义只能救急、资本主义才能救穷”。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再度急速左转，全面走向社会主义，不仅增税、国有化、均贫富、高福利（使得享受福利的人数从两千多万猛增到七千万之众）。大幅消减军备开支，外交上大搞绥靖妥协。不断地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自由主义“法案”促使美国社会主体价值快速“去基督教化”。社会上族群矛盾、特别是黑白族群的对立更加严重。今天美国的黑命贵、安替法等打砸抢烧，都与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不无关系。因为如此，才有商人出身的川普在政界的异军突起，他力换狂澜，其目的就是要使美国重新回到由华盛顿和汉米尔顿开创的、林肯进一步推行的、里根再度扭转的保守主义的传统上。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所以如此两党竞争空前激烈，其实就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左”“右”之争。民主党为了要把川普赶出白宫不惜与社会上极左势力联合，利用席卷全国、全球的“COVID-19”和种族事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社会抗争活动、甚至不惜制造大规模社会动乱，还出现了在西雅图城市中心划分出“自治区”严重事件。民主党人就是要继续将奥巴马的左转势头走向极端。从今年五月地开始的“黑名贵”运动来看大有一举彻底摧毁美国传统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而谋求连任的川普总统则力图通过连任将已经扭转回归的局面再次坐实加以巩固。坚决抵制左派要把美国带向社会主义的举措。事实上也是关乎到国家前途的一场竞选。到现在为止，竞选的结果还没有最终揭晓。全世界都在瞩目未来美国究竟是左转还是继续向右？这一不确定问题就留待历史来回答，现在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五月花号”开创的航向会逐渐“偏左”？
探究这个问题文章也是汗牛充栋。我罗列归纳以下几个共识：
第一、大量移民的不断涌入构成的文化多元性对由清教徒信仰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导致美国人的“民族认同”危机。早期的移民，十九世纪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不断融入美国，“清教徒信仰”对“欧裔”移民的同化比较成功。但是对黑人的同化基本失败。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上世纪六十年的平权运动使得“美国人”的身份认同第一次遭到重大挑战，此后，随着全球化和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清教徒信仰”对墨西哥裔、拉丁裔、穆斯林、亚裔等外来族裔的同化也都失败了。现在无论是在纽约街头，还是在洛杉矶篮球场上，手上拿着美国护照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及时美国人，还往往以自己的母国作为国家认同。
1988年，美墨之间有一场球赛，放眼望去，赛场几乎清一色的墨西哥国旗。当美国队出场时，全场观众朝他们扔石头。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不是墨西哥，而是美国的洛杉矶。一个挨打的球迷气愤地说：“在美国比赛，我竟然因为举一面美国国旗挨揍了，岂有此理！”这一荒诞事件，成为了美国国家认同遭到严重挑战的生动注脚。难怪哈佛大学教授杭廷顿在临终前与2005年出版了《WHO ARE WE》一书中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美国就好比一锅番茄汤，最初的这锅汤，就是300万“白人清教徒”熬的，后来的欧洲移民就好比是各种蔬菜和作料，尽管他们让这锅番茄汤变了些味儿，但是基本底色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对黑人等族裔同化的失败，相当于直接把汤倒掉，变成了层次分明的沙拉酱。杭廷顿用这样的实例描述向人们述说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这一“认同”的解构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国力，甚至统一。
第二、激进的左派自由主义的全面兴起。我们从“五月花号”开创的历史看到事实，诚如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说：“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基督教信仰就是美国的‘国家基因’。而随着非洲裔、拉丁裔、亚裔等族裔开始在人口结构的比重日益增多，清教徒信仰开始不断地受到不同宗教和文化价值的冲击，从单一的清教徒对上帝的无条件信仰，到对多元文化的承认、宽容和尊重，再到追求无限制的多元化，直到最近几年，将一些少数特殊群体、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文化，罩上道德的光环，并设置为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确”，赋予其特权。
民主党在“政治正确”的旗号下，策动各大高校取消美国史教程，结果导致——早在1990年，常春藤盟校中，只有25％的学生知道“民有、民治和民享”这句话是谁说的，1/3的学生竟然不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的。亨廷顿在《WHO ARE WE》一书中，对民主党的种种作为评论道：“民主党的领导人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措施来解构本国人民，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前例的！”
与此同时，他们淡化、甚至消除美国国父们以保守主义精神，以及国父们对民主的态度是警惕和以谨慎防范的思想来设计美国的民主制度；而民主党则不断地以激进的民粹主义的立场把“民主”推向“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出于利益的追求，一些民主党人伙同“知识精英”把“平等”原本主要体现在人格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基本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转变成结果平等、待遇平等、享受平等。
美国的民主由公民权利的平等走向政治影响力的平等、经济结果的平等、权力分享的平等，特别是不同身份群体按其人数比例平等分享权力。人们在这样的“平等”观念中丧失了进取心，“平等”实际上演化成“平等之恶”，大学就是“平等之恶”的重灾区。
“五月花号公约”为“自由”确立的涵义是“自律即自由”。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须防范和警惕人性之恶，以“自由”名义行魔鬼之恶。然而，在自由激进主义的主导下，个人主义不断突破各种限制，个人权利不断被泛化，突破边界，演变成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从而走向放纵的个体主义。——穷人与富人，都在“以自由为名”疯狂地放纵：“吸毒”“滥交”不仅普遍而且还“合法”。
原本新教伦理视贫穷为“罪”。人人应当尽力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工作，竭尽全力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来荣耀上帝。可是，在极端的自由主义错误引导下他们不以贫穷为“耻”，更不以贫穷为“罪”。而那些鼓吹社会主义思想的左派还趁机要求国家不断地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福利。而高福利反而害了他们。
1960年代末，黑人社会学家乔伊斯·拉德纳到圣路易斯的黑人贫民窟访问了一批十几岁的母亲。她后来的成名作《明天的明天》就是基于这些访问写成的。在书里，她描述了这些已经为人之母的少女为子女设计的梦想：她们希望孩子长大之后能够好好读书，找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经商从政。从而得出结论说，黑人与白人的梦想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二十年之后，她再次回到同一个社区，重访少女母亲们。拉德纳发现，在种族平权运动过去了一代人之后，少女母亲们的梦想变了——她们中许多人觉得，孩子不必那么辛苦，长大以后和自己一样不工作、吃社会福利并没有什么不好。拉德纳哀叹道，平权运动与国家福利看来还是有许多负面效果的。
可是那些这在政客和“知识精英”看来正是他们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与在这样的经济政策主张下越来越多的以来国家福利的族群相得益彰。
“去基督教化”加速了保守主义的溃败，回转过来又会进一步助长左派激进势力更加高涨。从今年6 月 25 日，"黑命贵"运动领袖之一霍克-纽瑟姆在受访时表示，“如果这个国家不给我们想要的，那么我们就要烧掉这个系统，并取代他。”而国会四位民主党议员扬言要追查所有支持川普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支持川普竞选经费超过500元以上者，等等。大有“秋后算账”的意味。这股非常极端的政治势力已经开始要强行登上美国的政治舞台控制美国的政治。以福山为代表的政治学者认为，美国的分裂首先是由于政客的极化。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曾经所过：“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它完全不适用于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的治理。”就连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都说：在民主社会，凡以打砸抢烧暴乱行为作为抗议方式的，是选择了⼀种不被听到的语言，甚至是⼀种负面语言。“黑暗无法驱走河岸，只有光可以；仇恨无法消除仇恨，只有爱能做到。”从克林顿当政起，尤其是奥巴马这八年在文化、法律、种族等方面不断地“去基督教化”，使得美国的“民主”快速滑向民粹主义，导致政府的决策过程越来越长，不断纠缠于反对意见，最后达到的妥协效果很差，政府也就越来越虚弱，这被福山称为“否决制”政府。
早在1970年代，罗素·柯克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就已经预见到了这股趋势，他悲观地认为，保守主义的溃败，由来已久，只不过今日尤甚而已。柯克当年就是想写一部“保守主义的溃败史”，但由于出版方的坚持，才不得不改为现在的书名——《保守主义的精神》。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文化学者英格尔哈特认为，所谓激进自由主义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普遍价值被扭曲后的产物，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对待任何议题，他们都采取了脱离现实的激进态度，最终导致，问题越解决越多，越解决越糟。
“五月花号”的航向逐渐“偏左”，而且越来越“左”。曾经给世界带来曙光的“山巅之城”现在日益暗淡，美国为之焦虑，世界也为之焦虑。
历史不会停止，新兴的国家会继续不断地崛起，但是引领世界、给人类带来新希望的新文明的曙光何时才会在遥远的地平线再次升起？
2020年11月24日星期二于美国洛杉矶
[1] （法）托克维尔著，吴睿译《论美国民主》群言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第19页。
[2] （法）托克维尔著，吴睿译，《论美国民主》群言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第21页。
[3] （法）托克维尔著，吴睿译，《论美国民主》群言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第24页。
[4] （法）托克维尔著，吴睿译，《论美国民主》群言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第24页。
[5] 转引自（法）托克维尔著，吴睿译，《论美国民主》群言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第19-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