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清和 || 明末清初东西方对“朝闻夕死”的诠释及其意义

《论语》中的“朝闻夕死”及后世诠释

我们首先梳理注疏家的解释。古今注解《论语》的书籍多达三千多种，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注疏家主要有三国曹魏的何晏、南朝的皇侃、北宋的邢昺、南宋的朱熹、清代的刘宝楠。

邢昺《论语注疏》的解释与邢昺较为一致：“注：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疏：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此章疾世无道也。设若早朝闻世有道，暮夕而死，无可恨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可以发现，从何晏到皇侃，注疏家对“朝闻夕死”的解释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从陈述孔子将死不闻世之有道，变成了孔子希望迫切推广“道”。因此，所谓的“可死”并不是陈述一种事实，而是通过假设来形容时间之紧迫。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注疏家对于“朝闻夕死”的理解有所不同。除了注疏家的解释之外，文史作品在援引“朝闻夕死”时赋予了另外的含义。下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文史作品对“朝闻夕死”的理解。

《汉书》载有夏侯胜与黄霸之间的故事。二人均被汉宣帝囚于狱中，黄霸想要从夏侯胜“受经”，但夏侯胜推辞。此时，黄霸援引了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夏侯胜为之感动，“遂授之。”这里黄霸援引“朝闻夕死”的意思是自己一旦闻道，就可以死而无憾。

《后汉书》载李熊劝说公孙述自立为帝。公孙述梦见有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公孙述就对他的妻子说：“虽贵而祚短，若何？”公孙述的妻子回答：“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这里可以看出东汉初年人们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朝闻夕死”。公孙述妻子援引孔子这句话，与孔孟之道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指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即使死了也无遗憾。当然，这里的解释也是从孔子原义中引申出来的。无论孔子所讲的是自己闻道，还是百姓闻道，都有急切、迫切、紧迫，并有得之虽死无憾之意。因此，公孙述妻子的引申并非过度诠释。

《晋书》载皇甫谧不出仕，沉溺于典籍，废寝忘食，被人称为“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皇甫谧回答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有人劝说皇甫谧要保重身体，可是皇甫谧引用孔子的这句话以明其志，表示为了闻道，而不在乎生与死。可以发现，皇甫谧对孔子的“朝闻夕死”做了新的解释，以此作为自己沉溺于典籍而不在乎生死的理由。

《晋书》又载任调与司马蔡兴、侍中李艳、张烈劝说李寿自立为帝。李寿命人占筮，结果是：“可数年天子。”任调喜曰：“一日尚为足，而况数年乎！”李寿也回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于是在咸康四年称帝，改元汉兴。这里李寿援引孔子的“朝闻夕死”，表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使很快死去也无遗憾。此处的含义同于公孙述妻子之意。

《全三国文》载有应璩写给韩文宪的书信。应璩告知韩文宪，“昔公孙宏皓首入学，颜涿聚十五始涉师门。朝闻道夕殒，圣人所贵。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如以学艺，何晚之有？”这里对孔子的“朝闻夕死”进行了另外一种解释，即学道不在乎年龄，即使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都为时不晚。应璩为什么能从“朝闻夕死”进行如此解释呢？主要基于“夕死可矣”这后半句话，意思是只要闻道了，那么死去也可以。同样，即使年龄大了，但是一旦闻道，即使因为年龄的原因而死去，也是圣人所赞赏的。

《北史》载刘延明被凉武昭王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后迁抚夷将军，虽然有政务在身，但仍手不释卷。昭王说：“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即提醒刘延明要注意身体。而刘延明回答：“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此处刘延明援引孔子的“朝闻夕死”，其含义与皇甫谧相同，即为了闻道而不在乎生死。

《南齐书》载有荀伯玉事迹。其中提及有善相墓者见伯玉家墓，对伯玉的父亲说：“当出暴贵而不久也。”伯玉听闻之后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荀伯玉援引孔子的“朝闻夕死”之意，等同于公孙述之妻。后荀伯玉的权力达到顶峰后于永明元年被齐武帝所杀，死时仅五十岁。

《文选》载曹植所撰《王仲宣诔》，其中提及：“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闻夕没，先民所思。何用诔德？表之素旗。”曹植在这篇诔文使用了孔子“朝闻夕死”的典故，表示王仲宣死得其所。

《唐会要》载张昌宗欲谋作乱，诬陷魏元忠，让张说作为证明，但张说一开始不同意，张昌宗许以高官，张说“伪许之”。宋璟、张挺圭、刘知己就纷纷劝说张说。宋璟曰：“大丈夫当守死善道。”张廷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张廷圭是接着宋璟之后说的。宋璟的意思是大丈夫应该坚守“善道”，意即不要被张昌宗利用。张廷圭进而援引孔子的“朝闻夕死”，进一步强化宋璟的劝说力度，意即圣人孔子都说过要为道所死，“以身殉道”，那么张说也应该这样。这里援引孔子，主要目的是强调为了“道”应该义无反顾，甚至付出生命。显然，此处的引用业已远远超出了孔子原文的意旨。

《太平广记》载：“长孙籍与张公旧交。公兄呼籍。公尝讽其改图。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意思是张公劝说长孙籍不要再科考了去做别的事情，但长孙籍援引了孔子的“朝闻夕死”。长孙籍的意思是只要早上中了举，晚上死了也值得。长孙籍是借用了孔子的这句话，使得其继续科考显得非常合理。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文史作品中的“朝闻夕死”的含义主要是为了实现了某个目标，即使很快死去也在所不惜，以表示时间的紧迫性。这种解释是建立在何晏注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在文史作品中，“朝闻夕死”还带有一定的贬义，是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使很快就失败甚至死去也在所不惜。

综合以上，可以发现历史上对孔子的“朝闻夕死”基本上有三种解释。其一、孔子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表示孔子自己对道之渴求；其二、人们朝闻道，孔子夕死可矣，表示孔子希望自己所主张的道能够被世人尤其是国君闻知，并予以推行，那么孔子认为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可以死而无憾；其三、他人朝闻道，他人夕死可矣，主要强调闻道之迫切性。当然，这里的他人也可以包括孔子自己。无论是哪一种解释，主要强调的内容有二。首先是闻道的重要性，可以为了闻道而不在乎生死，也可以说只要闻道就可以死而无憾；其次是闻道的紧迫性，因朝夕并举，表示时间短暂而紧迫。第一个内容可以引申出为了实现某种重要的目标，可以死而无憾之意。但据上文所引资料来看，大部分是为了实现个人私欲，而后骤逝，带有一定的负面意义。同时，又可以引申出要闻正道之意，即不可以在不是正道的地方花费时间与精力，因为只有闻得正道才可以死，否则不可以死。第二个内容可以引申出随时都可以闻道，即学不为迟。后世有关“朝闻夕死”的解释，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两个方面进行的。

比较经典注疏家与文史作品中对“朝闻夕死”的理解，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经典注疏代表着权威与正统，但是文史作品中所传达出的普通人的理解却与经典注疏有所不同。在部分文史作品中，甚至对“朝闻夕死”的理解出现了贬义，实际上业已偏离了孔子提出“朝闻夕死”这句话的原初含义。同时，上述梳理也提醒我们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除了关注一般注疏之外，可能还要关注同时代的文史作品。

宋明时期儒家士大夫对“朝闻夕死”的理解

《鹤林玉露》载有涪陵樵夫与程颐之间的一个故事，即程颐到涪陵，渡江时风浪大作，而程颐正襟危坐、神色泰然。到岸后，樵夫问程颐：“公是达后如此，是舍后如此？”及登岸，程颐再找樵夫，已不可见。作者在讲完故事后，对此进行了评价。作者认为，“惟达故舍，惟舍故达，达是智，舍是勇。”又指出：“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使未闻道，必有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顺而无贪怖之心也。朝闻道是达，夕死可矣是舍，达须是平时做工夫，舍则临事自然如此。”此处对孔子的“朝闻夕死”进行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孔子的“朝闻夕死”指的是可死、不可死的标准问题，闻道可死，不闻道则不可死，即其所谓：“死生亦大矣，非诚知道，则岂以习死为可乎？”换言之，此处将孔子所讨论的闻道必要性问题，转换成了生死观之讨论。此处还将朝闻道等于达，夕死等于舍，是用宋明理学的修养工夫对此句话进行了解读，即平时多做工夫，临事自然如此。这里的解释就把朝与夕的时间关系去掉了，只强调闻道与可死之间的逻辑关系。

前文业已提及朱熹对“朝闻夕死”的解释。朱熹以“理”解释“道”，认为“道”即指“事物当然之理”。很明显，朱熹对“朝闻夕死”的解释与程颐一脉相承，强调学理求道之重要性。程颐、朱熹的解释侧重于闻道与生死之间的关系，即以闻道与否来阐述可死、不可死。此即宋儒有关“朝闻夕死”解释的生死观转向。正如程颐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也。”

《朱子语类》记载，有弟子问朱熹，“朝闻道而可夕死，莫须是知得此理之全体，便可以了足一生之事乎？”朱熹则指出，闻道不止“知得一理”，需要知得多有个“透彻处”。只有这样，“虽便死也不妨。”换言之，“闻道”不仅仅是知道“一理”，而且还需要“透彻”，否则就不算“闻道”。因此，这里的“闻”不只是“听闻”之意。

同时，朱熹指出孔子“朝闻夕死”并非是“圣人欲人闻道而必死”，即所谓的“圣人诱死说”，而是指“道之不可不闻”。因此，朱熹认为，“若人一生不闻道，虽长生亦何为！”具体而言，即为“若人而闻道，则生也不虚，死也不虚。若不闻道，则生也枉了！死也枉了！”朱熹反复强调“朝闻夕死”是指“若是闻道，则生也得个好生，死也得个好死”；“即随生随死，皆有所处。生固所欲，死亦无害。”毫无疑问，朱熹从生死观角度去解读“朝闻夕死”是非常明显的。

《永乐大典》载有《朝闻夕死说》，对孔子的“朝闻夕死”进行了诠释。该文认为传统注疏的理解有误，即孔子原意不是认为道重于死，因为“死乃道也”。该文对道与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离道而论死者，非惟不知死，真不知道。”该文又提出：“生者道而死亦道，则生死何与我？而我何私为之好恶哉？生固所可好也，若必恶死，是恶道也，而可乎？故生于道，而朝有闻焉。即亦死于道，而夕即可焉。生亦犹朝也，死亦犹夕也。一日之运，有朝必有夕；百年之运，有生必有死，道如是故也。”换言之，此文是将孔子的“朝闻夕死”解释为是生死问题，即认为闻道者生顺死安，已经将生死放下，因为生死乃“此道之公耳”，非为“一身之私”。

明儒湛若水复沈汝渊的信提到：“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必长年？”据上下文可知，湛若水此处的意思提醒对方不应谈仙以及烧炼，以坏名教。湛若水用这句话的意思是闻道者不在意长寿。湛若水又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必为引年之说？纵使引年至千岁，不闻道，犹未生也。”湛若水还强调闻道可以透彻生死，即其所谓：“知至即是闻道，闻道自贯彻人我古今幽明，便能知死而不亡，易所谓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湛若水又认为道家所讲生死问题不可信，惟有孔子的“朝闻夕死”可信，即认为孔子此语是讲“死而不亡”之说。除了对道教批评之外，湛若水对佛教也有所批评，“不闻道，则虽长年如武帝何益？素俭如武帝何益？气清神完何益？古今僧佛持戒入定者多矣，其不知道一也，岂但武帝哉！”由此可见，湛若水依然从生死观的角度阐发孔子的“朝闻夕死”。

王阳明也将孔子的“朝闻夕死”与生死观联系起来。王阳明提及：“朝闻道，夕死可矣。视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换言之，王阳明援引此语表明君子最重要的目的是闻道，而不在乎生死。

王艮认为道是亘古不变的，“道在天地间，实无古今之异”，最重要的是有志者才能闻之。王艮又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其余何足言哉？”王艮这里援引“朝闻夕死”，主要是强调求道之志向。是故，王艮接着讲：“嗟夫！有志之士，何代无之，若非明师良友鼓舞于前，诱掖奖劝，抑其过引其不及，以至于中，其不至于半途而废、行不著习不察、流于异端枝叶者鲜矣。

王塘南问章潢，禅宗欲超生死何如？章潢回答：孔子朝闻夕死，周子原始反终，大意终始皆无，便是儒者超生死处。很显然，章潢也是从生死观的角度来理解“朝闻夕死”。

李贽《焚书》引用孔子的“朝闻夕死”，用以说明圣人怕死。李贽的观点与其他士大夫有所不同。李贽认为世人没有穷究生死之因，所以不怕死而“贪此血肉之身”；但佛与圣人则万分怕死，故穷究死生之因。李贽认为怕死之大者，必朝闻而后可免于夕死之怕也，所以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李贽认为，所谓可者，即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复死，亦再不复怕也。李贽的解释依然与生死观有关，但李贽的解释强调怕死与不怕死，与之前的解释强调可死、不可死有所不同。

方以智对“朝闻夕死”的理解，与王阳明类似。方以智认为：闻道之日，“方算得初生之日。”而“夕可之日，即是不死之日。”方以智认为孔子此处所讲的正是生死之道，但孔子又讲“未知生，焉知死？”方以智则认为此“未知”二字最亲切，“正是知生处”。但方以智杂以佛学，认为知即无知，所谓般若无知，而无所不知。方以智将孔子的“朝闻夕死”与佛教一心三昧结合起来，认为《论语》的知命、知礼、知言就是三昧。

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亦将“朝闻夕死”与生死观联系起来。王夫之认为释氏说生死有分段，“其语固陋”，但王夫之也认为宋儒以气之散聚说生死“与圣人之言相背”。王夫之认为人之生死并非完全由造化所操弄，人在其中也有作用。因此，王夫之引孟子“直养无害，塞乎天地之闲”予以论证，即其所谓：“既不使造化无权，而在人固有其当自尽者。”然后，王夫之又言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亦是此意”。换言之，王夫之认为孔子此语也是谈生死问题，而且是指人在生死关节当有所作为。

张居正的解释与宋明理学家有所不同。在《四书直解》中，张居正对“朝闻夕死”的解释如下：“闻，是闻知。道，是事物当然之理。孔子说：道原于天而赋于人。人生下来，便有日用常行的道理。如为子便要孝，为臣便要忠，一毫亏欠不得。若不曾知得这道理明白，便是枉过了一生，虽死犹有所憾。若是平日间，着意去讲求，竭力去体认，一旦豁然贯通，无所疑惑，则凡性分之所固有，与夫职分之所当为，事事完全，无少亏欠，就是晚上没了，其心亦安，而可以无遗恨矣。孔子此言盖甚言道之不可不闻，欲人知所以用力也。然人不学不知道，欲闻道者，可不以务学为急哉。”由于此书最初是写给少年万历皇帝的讲稿，所以张居正在解释“朝闻夕死”的时候强调学道要急。

由此可见，宋明儒家士大夫对“朝闻夕死”的解释主要基于生死观，认为闻道是可死、不可死之关键。无论是程朱，还是阳明，均是从生死观的角度去阐释“朝闻夕死”，业已与孔子所讲的原义相距甚远。“朝闻夕死”的解释为何在宋明时期发生了诠释学转向？主要原因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士大夫都在讨论生死问题，理学家们也在所难免。

明末清初天主教对“朝闻夕死”的再诠释

事实亦是如此。利玛窦在《畸人十篇》中与晚明士大夫深入地讨论了生死问题。利玛窦所传达的核心观点是天主教的备死说，即常念死候。天主教是一种出世宗教，认为生寄死归，正如利玛窦所言人生在世，如俳优在场，终归要谢幕。因此，现世不是最终目的地，而来世才最真、最实，来世之利同样也最大。利玛窦指出人生忙忙碌碌，最终不过如梦一场，因为死后有审判，而生前所做作为将成为审判的依据。因此，利玛窦所谓的“备死说”即是指人的一生要为死后审判做好预备。

雹电浮生，功罪未暇相偿。设不天堂，不地狱，也无造物之主，岂不便益于小人，而难乎其为善类也哉？且朝闻夕死，恶知其可也，死则贤愚同尽。设贤者身后一无所得，安见闻道者之益，而曰可矣。特未信此理之必有，未察其事之实据。

艾儒略对“朝闻夕死”的解释，反映出耶稣会传教士的诠释策略，即引用儒家经典、在士大夫认可的解释限度内，对其进行天主教式的再诠释。艾儒略认为，人的一生非常短暂，人在现世中的善恶无法在现世中得以赏罚。如果没有天堂地狱，那么这些善恶就得不到最终的处理。如果得不到处理，那么既不符合公平正义，也会让现世中的道德说教全部无效，即其所谓：“不几塞行善之门，长小人之无忌惮”。艾儒略认为，如果没有天堂地狱，那么孔子所谓的“朝闻夕死”就不成立，因为闻道者（贤者）与不闻道者（愚者）死后都一样归于无，那么，闻道与不闻道没有什么区别，闻道没有什么益处，而不闻道也没有什么坏处，是故孔子所谓的“夕死可矣”就不对。因此，艾儒略认为必定有天堂地狱，所以孔子才说“朝闻夕死”。

艾儒略的解释与儒家传统的解释不同。二程、朱熹对“朝闻夕死”的解释，是从生死观角度进行的。朱熹认为人闻道之后，可以生顺死安，但所谓的生顺死安是指人的精神状态。未闻道之人，只能是虚度此生。因此，闻道与否只会影响到人的精神境界，而与死后没有关系。因此，二程、朱熹的解释实际上与儒家的居易俟命一脉相承。

马若瑟（Joseph-Henri-Marie de Prémare，1666‒1735）在《儒教实义》中用天主教对儒教进行了改造。马若瑟认为先秦儒家经过秦火之后，原义丧失殆尽，后儒已经偏离了正轨，而天主教接续了儒家道统，与古儒相一致，因此不应该受到质疑。马若瑟的索隐思想是在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并得到了刘凝、张星曜等儒家信徒的认可。马若瑟在《儒教实义》中也援引了孔子的“朝闻夕死”。马若瑟在论述儒家之宗即孔子之德时，有如下引用：“一曰好学。盖平生不居圣，惟自称好学而已。是故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马若瑟引用“朝闻夕死”，是论证孔子好学。因此，这里的解释与何晏、朱熹的解释有所不同，而是指孔子自己闻道、夕死可矣。

马若瑟在章回体天主教小说《儒交信》中，通过司马慎的口引出孔子的“朝闻夕死”。司马慎说对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思索良久，“自忖司马慎闻道久矣，只闻道而不行，与不闻更凶。今日明朝谁保我不死，未行道而死，却往那里去。”司马慎这里对“朝闻夕死”的理解，仍然是从生死观的角度进行的，意即闻道与否，关涉到死后的去向。后续的内容是司马慎去了天主堂，接受洗礼入教，从而解决了悬疑已久的生死问题，“这一日我满心欢喜，就是死而复生还不如哩。”在同一本书中，出场的传教士告知李光有关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其中第六点就是告诫李光“惟天主之道为极急”，并援引孔子的“朝闻夕死”予以辅证，即其所谓：“盖世间最定者人之死，最莫定之者时，在旦未能必暮，在暮未能必旦，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闻道而死，可乎哉？”这里的“朝闻夕死”与一般人的理解相同，即表示“闻道”之迫切。

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1602‒1669）的《天儒印》是用天主教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对《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均做了新的诠释，赋予其基督教的含义。《天儒印》也对孔子的“朝闻夕死”进行了新的解释：

《论语》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道”者，即生死之正道，非轮回之妄说也。盖不闻道之人，无论生不可，即死亦未可。生则贸贸，死入永苦。若闻道之人，生虽受艰苦，死后必受永福矣。其云“朝夕”者，人寿纵百年，不过一朝夕事耳。露电浮生，转瞬危迫，如何亟亟闻道以无负兹朝夕，可不猛思痛醒也哉？

利安当在这里有三个层面的解释。首先，利安当将孔子所谓的“道”解释成“生死之正道”，结合上下文背景来看，即指天主教。其次，如同利玛窦等传教士，利安当也是从生死观的角度对“朝闻夕死”进行解释，即认为不闻道之人，生不可，死亦不可，因为没有闻道，生则贸贸，死则入永苦；而闻道之人，生虽然受苦，但死受永福。因此，此处的“闻道”实际上是指入教，入教之人死后升入天堂，而不入教之人死后会堕入地狱。再次，利安当对“朝夕”的解释与之前的注疏家相同，即认为时间短暂，人生转瞬即逝，要及时闻道、猛思痛醒。

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在《盛世刍荛》中援引孔子的“朝闻夕死”，证明人的灵魂不灭。冯秉正提出：“有形之体，有始必有终。《系辞》云：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于息矣。天地且然，而况于人乎？古来书传中，言之甚明。如大禹王所说：生寄死归；孔子所云：朝闻夕可；《洪范》所开五福内的考终命皆明示人肉身必死。惟有灵魂与身俱来，不与身俱殁。”冯秉正指出有形之体，有始必有终，天地、人物都一样；但人之灵魂是无形之体，因此有始而无终。冯秉正除了援引孔子的“朝闻夕死”之外还援引《尚书·洪范》证明人的肉身必死，而灵魂虽然与肉身同来，但不与身俱殁。因此，冯秉正在这里是将孔子的“朝闻夕死”解释为孔子认为人的灵魂不灭。

杨廷筠是晚明著名的儒家基督徒，在受洗入教之前，其曾佞佛。入教之后，杨廷筠撰有《代疑篇》《代疑续篇》对佛教进行批判。在《代疑续篇》中，杨廷筠强调信是天学之基，因为信、望、爱是天主教之三德。杨廷筠论证天主教不可不信时，援引了孔子的“朝闻夕死”：

今人于些须之欲，纤芥之娱，若有物焉。凭之，恋不能祛，汨不能出，此为何故？失其正念，魔力相持，己不能敌故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如何便死得？不闻道如何便死不得？此等处，反之自心，能信得及否？噫！夫人之为道，孰有大于生死者哉！故曰不可不信也。

杨廷筠认为世人为物欲所困，对于有关生死正道之事却没有认真思考。杨廷筠认为此是因为“失其正念”，以及魔鬼所致。杨廷筠进而援引孔子的“朝闻夕死”。杨廷筠在这里对孔子的这句话的理解仍是从生死观角度出发的。杨廷筠提醒读者要认真对待闻道，因为闻道便死得，而不闻道则死不得。杨廷筠认为此道事关生死，应当谨慎。当然，杨廷筠此处的“道”仍指天主教。

信徒朱宗元在其著作《答客问》中对孔子的“朝闻夕死”进行了解释。其观点与艾儒略近似，即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否则孔子所讲的这句话就没有道理，更重要的是如果人死后，没有灵魂以及天堂、地狱，那么就会有失公平，更会阻碍迁善改过之心。朱宗元认为：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使死而魂即消亡，则圣贤庸愚同归一尽，亦何见其可也。且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所在都有。则奸雄愈可纵恣，忠良罔所控诉。君子忧勤惕励，徒自苦厥生；而小人狎侮放逸，诚为得计。岂造物主至公、至平之义？

此段引文前两句与艾儒略的《三山论学纪》雷同，应该是朱宗元抄录自前者，而后半部分则是对其论断的进一步引申。朱宗元认为，孔子所谓的“朝闻夕死”就是指人之灵魂不灭，因为如果没有灵魂，就不能说可死。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灵魂，盗跖、颜渊之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那么就势必会让“君子忧勤惕励，徒自苦厥生；而小人狎侮放逸，诚为得计”。

清初信徒刘凝撰有《抚松和尚三教正论辨》。刘凝与抚松和尚就三教之间的关系展开辨论。刘凝强调正教惟一，即儒家才是正教，而佛老将一教变为三，“弥近理而大乱真矣。”刘凝认为天主教进入中国接续了儒家道统，“幸天福中华，西士还至，孔孟之学绝而复续。”因此，天主教也是正教。刘凝将天主教与佛教进行对比：

西士轻世福而重天福，忍虚祸而远真祸，正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岂孔子亦诱人乐死邪？西士未尝有断臂、然指、刺血、立关、活焚、行绕火坑，七日七夜，不坐不瞑，名为炼魔等，惟佛氏有之。所云亡命之徒益众，互相蛊惑逞凶起衅，殆自道其实乎？

天主教认为来世之利甚真、来世之祸也甚大，而现世之福非真福、现世之祸非真祸。因此，刘凝认为天主教轻世而重视天福、忍虚祸而远真祸，此正是孔子所谓的“朝闻夕死”。换言之，刘凝认为孔子的“朝闻夕死”是指孔子认为死后利益比现世利益更重要。刘凝认为天主教所讲的与孔子如出一辙。因此，如果有人批评天主教以天堂诱人“乐死”，难道孔子也是诱人“乐死”？刘凝认为只有佛教才诱人“乐死”，所以佛教有各种各样的自残行为，如断臂、然指、刺血、立关、活焚等等。刘凝使用孔子的“朝闻夕死”为天主教主张后世利益论进行证明，实际上与艾儒略、朱宗元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即用“朝闻夕死”论证灵魂不灭、天堂地狱之存在。

张星曜为清初杭州天主教徒，曾撰有《天儒同异考》《天教明辨》等著作讨论天主教与儒家、佛教之间的关系。如同杨廷筠，张星曜在入教之前曾经佞佛，受洗之后对佛教展开批评。在《辟妄辟条驳》中，针对佛教对天主教的批评，张星曜进行了回应。在此书中，张星曜援引孔子的“朝闻夕死”，批评禅宗十祖普仁截流没有真正闻道：

天主所赋之灵性，享天主所生之衣食，安朝廷所奠之室庐，行父母所遗之躯礼，而不事天主，不知君亲，日肆妄言，日行妄事。嘻！误矣，可哀也已。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汝亦知生死事大，而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其得谓之闻道矣乎？

张星曜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由天主所赐，包括人之灵性（灵魂）以及衣食。张星曜认为普仁截流不事天主、不知君亲，而妄言妄事。张星曜认为普仁截流亦知生死事大，但张星曜认为普仁截流既然“如此而生，如此而死”，不能说其已“闻道”。张星曜对孔子“朝闻夕死”的援引与使用，依然是从生死观的角度进行的。张星曜认为孔子的“朝闻夕死”是指闻道之后，可以生顺死安，明白实理。此种解释与朱熹的解释基本一致。虽然张星曜对宋儒多有批评，认为天主教不仅合儒、补儒，而且超儒，但此处张星曜为了辟佛之需要，仍援用宋儒之解释。可以发现，张星曜在面对佛教之时，仍然采取儒家之资源。此即表明，随着天主教之进入，三教关系有所松动，而天主教、佛教都在争取儒家的认可，但保守的儒家实际上对佛教、天主教都不接受。

同样，张星曜在《天儒同异考》中也援引了孔子的“朝闻夕死”，并进行了解释。张星曜的解释如下：

道原于天而赋于人，人生下来便有日用常行的道理，如子孝、臣忠当行之理，皆是也。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

可以发现，张星曜在这里的解释的前一部分来自张居正的《四书直解》，而后面的部分解释则来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解》。除此之外，张星曜还加上了一句作为结尾：“不然，岂可死哉？闻道宜务学也。”“闻道宜务学”在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中已有，但“不然，岂可死哉”则是张星曜新增。张星曜为何要将两种来源不同的注解合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张居正的解释与天主教相近，因为天主教认为张居正所谓的“天”即指天主。而张星曜加入“不然，岂可死哉”，则更强调了闻道之必要性，而所谓的“闻道宜务学”，是指学道，即学习天主教之道。

在同一本著作中，张星曜再次援引了孔子的“朝闻夕死”。张星曜认为孔子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表明“孔子知生死之道也”。但在后文，张星曜认为孔子所谓的“朝闻夕死”之说，前人解释不太明确，只有天主教才能让孔子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得以“大白”。张星曜认为天主教讲鬼神、灵魂不灭、天主审判，那么才可以真正理解孔子的“朝闻夕死”。

清初天主教徒罗广平在《醒迷篇》中对佛教、道教、民间宗教进行了批评，为天主教进行辩护。罗广平认为天主教才是正道，而其他宗教都不是。因此，只有入天主教才可谓是“闻道”。罗广平谓：“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儒书亦未载佛老之教，其理之正伪，诸凡君子自当考证。何不遵天主有理之教正道，而迷信佛老无理之教？”罗广平此处引用孔子的“朝闻夕死”，是为了论述闻正道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发现明末清初天主教对孔子的“朝闻夕死”的解释主要基于生死观角度进行的。其含义主要有二：首先，天主教认为孔子的“朝闻夕死”，表明孔子知灵魂不灭，死后必有审判以及天堂地狱必然存在；其次，天主教将孔子所谓的“道”理解为天主教，而闻道则指入教。因此，晚明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晚明士大夫有关生死观的讨论语境中，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将孔子的“朝闻夕死”变成了论证天主教教义与思想的论据，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朝闻夕死”的原先之义。

余　论

蕅益智旭对“朝闻夕死”的解释强调“可死”，即闻道才可死，而不闻道则不可死；但同时，智旭又强调人之业报轮回，不是因为死就可以断灭，“若知‘朝闻’可以‘夕死’，便知道是竖穷横遍，不是死了便断灭的。”因此，佛教用六道轮回、灵魂不灭来理解孔子的“朝闻夕死”。智旭认为孔子的“朝闻夕死”，即是死而不已。智旭认为孔子所讲的是就是“出世心法”。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天主教、佛教在使用“朝闻夕死”之时，二者的解释存在着共通之处，如用以证明灵魂不灭、天堂地狱之存在等等。天主教的备死说，与佛教的生死观也很相似。二者援用孔子之言，都是在借用儒家权威为宣扬自己的教义与思想服务。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较为明显。天主教主张唯一神天主，是故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主题展开。

反天主教者、佛教居士钟始声在《辟邪集》中对天主教展开批评。钟始声先引天主教：“人之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此是天主教让人思考人从何而来、死将何去，其实是指人由天主所造，死后当有审判。钟始声则认为生死无二理、人鬼无二致，即强调不应把生死割裂开来，而无论生死、人鬼均是气之变化。此观点与智旭一致，即所谓的“死生一致”。钟始声又谓：“朝闻道而夕死可者，谓其死而有不死者存也。既死而不死，则生必不生，而谓天主赋之始生可乎？”换言之，钟始声反对天主教认为天主生人，而主张死而不死、生不必生，即“生死一致”。

耶稣会传教士是如何翻译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呢？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译作：Manè qui audiverit legem,  vesperi mori potest, Nec erit quod vixisse paeniteat aut taedeat mori. 柏应理这里将闻译成 audiverit，即听闻、认识；道译成 legem，即法则。全句意即：早上认识到了法则的人，晚上死去了。他将不会后悔曾经活过，即使死去也不会伤心。柏应理的翻译与朱熹的注疏比较接近，如将“道”翻译成“法则”，即同朱熹将“道”理解为“事物当然之理”“不会后悔”，即朱熹所谓的“不复遗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