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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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厚锋（贵州民族大学）
摘要：基督教传入贵州后，就开始与近代贵州社会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活动范围涉及多个领域。文章主要系统考察了基督教在近代贵州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基督教会在贵州创办了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特殊学校等各类学校。基督教会在贵州创办以上这些学校，其目的是借教育之名传播基督福音之实，吸引更多的人入教，以扩大教会势力。但教会学校在传播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进西方的学校制度和教育方法，客观上培养了一大批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并对贵州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等方面均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近代贵州、教育事业
一、基督教传入贵州的社会历史背景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贵州，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其与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许多。当时贵州的大多数地方耕作粗放，尤其是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生产发展水平更是低下，一些地方甚至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落后的生产致使商品交换仍处于以物易物阶段。当地百姓受官府压迫和地主残酷剥削，生活极端贫苦，少数民族受苦更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下层少数民族群众除了遭受汉族地主的压迫之外，还受到土司、土目等的阶级压迫。此外，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普遍缺医少药，教育也十分落后。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为以“救世主”面目出现的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社会的和思想的基础。譬如，黔西北苗族力求在宗教领域里寻求解脱，本来在当地流行的佛教中可以为其实现这种愿望的。但由于苗族在历史上受压迫太深，历代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苗族在感情上一般难以接受汉化了的佛教思想。当他们在政治、经济上都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时，转而寻求精神上的出路。然而，其本民族简单的原始宗教无法解释生活悲苦的原因和指明解脱的出路，他们迫切需要寻求精神上的依托，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宣传“天下的人都是弟兄姊妹”的平等思想，行善戒恶的教义，符合苗族群众的精神需求，于是基督教很快就在苗族中传开了。在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类似情况。这些都为基督教进入贵州奠定了社会历史基础，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基督教在贵州近代的教育事业
基督教兴办教育事业，通常都被认为是间接传教的策略。这一点可以从近代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的著述中得到证实。譬如裨治文（Elijah Coieman Bredgnian）就曾指出：“只要给我们机会和充足的经费来教育整个一代人，正如支配思想之律世世代代都肯定是相同的那样，教育也肯定地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荣的商业刺激，比任何或者一切其他手段联合行动，要产生更为巨大的影响。”[1]美国籍传教士博尔敦在《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宗旨》中说：“基督教教育，如同其他基督教事业一样，其根本目的在表现基督精神。表现基督精神，是传布福音最有效的方法。我们若要使一个民族得沾基督化，莫如在他们当中，表现基督化的生活；我们若能将我们的基督化的生活，在他们中间充充分分的表扬出来，就是没有其他传道的方法也足收相当的效果。否则，虽有其他传道方法亦难收效。所以表现基督的精神乃是基督教教育的基本目的。”[2]
《基督教教育事业》一文说的更为明了：
基督教会所办之教育事业，始于—八三九年。特基督教会之学校，初非专门之教育家所设立，其志亦并不在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顾一经设立，此等学校乃立要求其存在之权利，不特能助创办之人达其当初设校之目的，并能力助教会事业，以赏其建设之愿望……教会学校之重要，并不关乎已设校数及学生之多寡，实可以其毕业学员在国内及宗教上所占地位，及学校本身所做事业证明之。[3]
外国教会办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但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应该看到，由于学校的开办，使当时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传入贵州一些边远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如威宁石门坎），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许多办学经验至今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基督教会在贵州近代创办了种类繁多的学校，主要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及补习学校、大学、特殊学校、神学院校等。限于篇幅，以下简要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各级各类学校。
（一）幼稚园
贵阳市敬一幼稚园成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位于贵阳市双槐树7号（今护国路北端）中华基督教会原址内（后随该会迁至黔灵西路）。由中华基督教会女传教士宋晋恩（加拿大合一会）、郑兆华创办（2人兼任教师）。次年聘用信徒汤韵文、夏月华为专职教师，由宋晋恩指导教学。教内外儿童兼收，第一年入园儿童30余人。教学内容以宗教为主，采取主日学校形式教学，教唱赞美诗歌，讲圣经故事，早晚礼拜，开饭、吃茶点前，须先祷告，或唱谢饭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为纪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会长成静怡（敬一）牧师，改名为“敬一幼稚园”。同年，因宋晋恩回国度假，幼稚园由汤韵文负责，增聘教师黄健。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成立董事会，由乐景武、梅岭先、吴怀廉、史上达等组成，向贵阳市政府申请备案。次年春获准立案，名为“贵阳市敬一幼稚园”。汤韵文任主任。入园儿童逐年增加（最多时达80余人），又增聘余庆德、许尚书等多名教师。幼稚园课程有常识、故事、唱游、画图等课程，每周礼拜六上午放学前，全园教师、学生要参加举行礼拜仪式，由教会牧师、教士主持。1952年，由政府接管，现为贵阳市第五幼儿园。
德慧幼稚园创办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位于中山西路贵阳圣公会教堂后院。初名中华圣公会幼稚园，园长由首创者、圣公会主任会长黄奎元兼任，另聘邱美香为主任。有两个班，为半日制，不办儿童伙食。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黄奎元赴美访问，园长一职由汤山英会长担任，邱美香因与汤不合而辞职，幼稚园规模缩减为一个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汤山英调走，朱明斋（贵阳圣公会会长）兼任园长，重聘邱美香主持园务工作，扩大招生（100人左右），改名德慧幼稚园，改为全日制，加办儿童午餐，上午有课间茶点，每人每期收学杂费2元大洋。教职员工有岳华章、钱宏钧、林家元、钱梅芳等（均为信徒），该园开支统一由中华圣公会云贵教区支付。1952年，由政府接管，现为贵阳市第四幼儿园。
（二）小学
安顺敬一学校、广智小学堂和乐育高等小学校这三所学校均由英国籍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创办。党居仁一向重视教育，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在水洞街(今文化路)基督教堂开办苗民义务学校，招收苗民子弟入学读书。[4]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党居仁在水洞街（今文化路）办“义学”，聘请饶渔九、赵诚斋（2人后来成为信徒）任教，招收男女学生各一班（每班60～80人），学制4～5年。另先后在安顺附近的柴家苑、罗家园、石板寨等地开办附属“义学”。后安顺义学规模扩大，更名为敬一学校，民国十六年（ 1927年）停办。义学主要招收穷苦青年信徒，毕业以后回到原籍从事传教，学生杨锡光、杨庆安、戴岳中、杨友轩等人，后成为黔西北一带有名的传教士。杨庆安和杨锡光二人，曾代替外国传教士巡视各地教会，享有内地会给予的特权，出入有官府派兵护送，每遇民教纠纷，便由2人出面调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西医孙鉴清自燕台教会医学堂毕业归来，与郡绅黄元操、柳惠希、梅品清等筹商设立学堂，与黄醵金宴请地方绅商于水洞街福音堂，请来宾书捐作开办费。借福音堂房屋为讲堂，延柳惠希、梅品清任国文、地理、修身等科目，孙鉴清任英文、算学，党居仁每周任英文一二小时。孙与黄并任学董。分高等、初等两班教授，学生60余人。酌收学费以充经费，不足则由黄、孙两人负责筹充。开办一年后，以学生多非信徒，在教会多有不便，因改租许衙街白衣庵庙房为校舍。延柳惠希、黄志澄、梅元卿分任经学、历史、国文、修身各科，刘树藩任法文、算学，孙鉴清任英文、算学。甫及一月、孙鉴清应邀赴省设立医院，筹款之责，由黄元操独负。满一年后经费困难，适值公立两等小学堂因事涉讼，学生星散，遂以广智学堂之学生并入，广智遂告结束。[5]
民国三年（1914年），党居仁创办乐育高等小学校。该校广招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读书，其中包括杨文周、杨泽生、王贤昌、吴国彬、杨丙先等。聘请饶渔九任校长，其子饶伯承任科学课教员，另聘请柳惠熙、吴连城、张跃先等为教职员。党居仁自任英文、《圣经》课教学。该校学生甚多，有远自威宁等地来者。共招生两个班。学生毕业之后，被分赴到安顺苗族较多的村寨办学传教。由于党居仁采取先培养苗族青年骨干人员，再由这些人员去传教，因此基督教在安顺的苗族群众中发展很快。1915年，党居仁不幸触电去世。乐育高等小学校不久停办。民国6年（1917年），乐育高等学校的部分毕业生，先后分别在城郊少数民族聚居的柴家苑、大山脚、核桃寨(三地今属东关办事处)，罗家园、北门石板寨、西门石板寨、洞口流(四地今属开发区)，邓家水井、平桥(两地今属轿子山镇)，刀鞘(今属蔡官镇)等村寨开办苗民义务学校，广招少数民族子女入学读书。但因经费后陆续停办。[6]
普定等堆敬一学校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位于普定县补郎乡等堆。因为在基督教传播并聚会崇拜时对书本知识非常的需要，所以在内地会总会没有完全资助办校的景况下，党居仁只能借助等堆礼拜堂作学习场所之用，后来虽然几个班挤在同一教室，但在当时的处境也只能克服了。学生寄宿在农家。学校经费由基督教内地会不定期给资助一部分。敬一学校首先聘请敖光前、孙士俊执教。民国元年（1912年），聘请杨锡光（苗族）执教。杨锡光为秀才，安顺“义工学员”，传道人。在杨锡光执教期间，周一至周六教学生读书识字，星期天也由他主持礼拜带领信徒过宗教生活。杨锡光在等堆“敬一学校”执教40余年，共毕业20多班，2000多人（其中300余名考入初中）。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普定县毛县长视察了等堆“敬一学校”，认为该校是普定办得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应该享受国家公费办学待遇。后经普定县教育局批准，“敬一学校”改为普定县坪上乡第二中心小学。[7]
石门坎光华小学位于威宁石门坎，始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904年冬，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在威宁县石门坎传教，他依据该会“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宗旨，开始筹建学校，并以“读书识字不会被别族欺侮”等道理动员苗族信众参与办学。次年，建成教学楼和两幢厢房，首批学生20余人（由早期入教者中挑选，所以均为苗族青壮年）。教师为云南昭通王玉洁。教材选择的是《绘图蒙学》一类启蒙教材。课程有看图识字、连词成句、算术、音乐、图画等。宣统元年（1909年），在募集到捐款并得到循道公会的津贴后，学校增建了教学楼、宿舍、礼堂、游泳池和运动场等。同时在咪咡沟、长海子、大坪、拖姑媒等地建立乡村小学。次年，由各教会选拔出一批骨干到石门坎参加师资训练班，由这批人担任各分校的教师。是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部教育委员会成立于石门坎小学内。宣统三年（1911年），石门坎教会学校取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其他乡村小学也分别编为“光华小学第×分校”（初小）。另在彝族地区建立四方井崇德小学及分校。光华小学分校有天生桥、陆家营、简角寨、罗布甲、爱华山、木槽、大寨、马街、枧角寨、长海子、碐子河、切冲、龙井、上海枯、瓜拉、牛街等分校；四方井崇实小学分校有海戛、三道河、色木戛、朱戛、卯大路、沙厂、脚落块、白岩脚、哲觉、四十五户、哈拉河、揪摸戛、果河凹、大桥、得姑鲁、色居乐、坝口等分校及狗街真光小学、灼乐多明德小学、锅底小学、大街翠英小学。石门坎光华小学在校学生。300～400人，加上各分校，总数约2000人民国元年（1912年），光华小学办成有高小部的完小，分男女二部，成为西南地区最早男女合校之一。民国十五年（1926年）该校改行新学制，初级小学4学年，高级小学3学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以后完全废除宗教课，采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国文课本，但教会仍编写一些辅助性教材。所开设课程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生理卫生、音乐、体育、公民、三民主义等，该校坚持苗语、汉语双语教学。苗文课，每周二节，采用柏格理等人所编《苗族原始读本》；每周二节说话课，教苗族学生学习国音字母，以习汉语。早期由汉、苗族教师任教。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苗族教师队伍壮大，他们成为主要教学骨干。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也有参加教学者，柏格理教过英语，其妻海孝贞教过音乐和卫生。
学校经费主要来源有：1、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补助。2、收取学生学费，初小学生，信徒子弟每学期交包谷5升（每升约3.5公斤），非信徒子弟为7升；高小学生，信徒子弟为7升，非信徒子弟为1斗。学生课本、纸张、笔墨、文具自备。3、国内外的捐资。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国人阿提多即捐款2000英镑，以作改善学校条件的经费（这项来源不固定）。
石门坎光华小学有校董会，负责人刘映三、杨苒惠。后设高小部主任和初小部主任二职。民国六年（1917年）后实行校长制。教师有王玉洁、马才富（回族）、夏士元、钟焕然等10多人；苗族教师和校长有杨苒惠（第一任校长）、张洪猷（高小部主任）、张志诚（初小部主任）、王霄汉（第二任校长）、吴性纯（第三任校长）、朱焕章（第四任校长）、杨汉先（第五任校长，杨雅各之子）、李正邦（第六任校长）、王德椿（第七任校长）、韩绍纲（第八任校长）。教师的工资分两部分，一是现金，即教会每月发给的20～35元法币（按当时市价，仅够买食盐）；二是口粮，由为学生交纳的包谷（代学费）中分配给教师（学生少的分校，教师口粮还须家庭补贴）。学生伙食是个人自带包谷到校，由校工代其煮熟；蔬菜是学生利用学校所购土地自己种植。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学校的一种优良传统。
光华小学教育成果显著。民国七～十四年（1918年～1925年），该校考试由基督教华西教育联合会出题。民国十五年（1926年）后，改由光华小学自办考试，初小部升入光华小学高小部，高小毕业者则升入云南省昭通循道公会所办之明诚中学或昭通中学。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后可升入石门坎边疆民族中学。到1950年高小毕业生数百人，初小生数千人，入中学、中专者有200余名，升入大专院校者30余人（包括神学院7人）。时人称石门坎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光华小学及分校重视体育教学，而且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运动会。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径、团体操、足球、拔河等；还举行歌咏比赛、同乐会（举行妇女穿针、齐麻、穿裙、文化测验等竞赛）。其中，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第23届运动会规模最大，除光华小学及其分校外，还邀请威宁四方井崇德小学、云南省彝良县城关小学等学校参加，有1万多人观看比赛。除保留往届比赛项目外，增设了篮球、射箭、骑马、爬山等新项目。体育项目有团体操、跳高、跳远、撑杆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标枪、国术十二路弹腿、板凳拳等。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光华小学学生朱旭辉参加云南省昭通地区运动会，获一万米长跑第一名。次年在昭通地区11县运动会上，光华小学学生李学高获万米长跑第2名。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李学高升入成都中央政治大学边疆蒙藏学校读书时，曾获四川大学生运动会1万米长跑第一名。光华小学的足球队，实力雄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光华小学足球队踢败了素称“未有对手”的杨森所部足球队。1952年8月由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石门民族小学”。
葛布志华小学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位于赫章葛布，初名迪良小学，由在安顺的英国传教士党居仁资助，他派安平(今平坝)人娄云波具体负责。办学经费和教师薪金由英国“差会”驻上海办事处拨付。宣统元年（1909年），娄云波因故被解除教师职务，由黄志之接替。1910年，因一户村民失火，殃及教堂及学校。党居仁闻迅后呈报总会得到捐助，修复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黄志之离任，由潘正元接替。翌年，党居仁聘请安顺人孙桂丹、鲁士杰到葛布任教，开设高小班（学生20名）和初小女子班（教师陈桂英）。民国三年（1914年），又增加高小乙班，增聘教师鲁绍忠，至此，学生增加到200人左右。民国四年（1915年），党居仁去世，学校经费困难，高小班停办。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杨志诚、安天福等为首，成立校董会，恢复高小班，改名为“志华小学”，杨志诚任校长，教师薪金由学生缴纳学费解决。民国十九年（1930年）学生增至415人，多数是苗族、彝族学生。杨志诚卸任后陶德恩继任校长。
学校的初小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音乐、美术、手工、习字等科目；高小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语、自然、修身等。另开设工课有剪贴、刺绣、编织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开设公民课，高小开设三民主义课。学校体育课有篮球、跳高、跳远等项目。1951年，由赫章县人民政府接管命名为“赫章县葛布民族小学”。[8]
大定宽爱二小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在大定县（今大方县）城，是在安顺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党居仁资助下开办的。党居仁派苗族杨锡光负责学校事务。此后，先后有胡雅各、胡约瑟、胡约书雅、郭绍安(这四位均为汉族，是安顺内地会培养出来的传教人员)等驻会任传道兼教师。学生学习书目有《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还安排圣经问答等基督教知识课。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办成一到四年级的复式班，课本改成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文》、《算术》、《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美术》，另加上教会的《圣经》。民国元年（1912年），安顺内地会派德国女执事会鲍宽爱等到大定（今大方）县城设立教会总堂，小学归女执事教会管理。鲍宽爱去世后，阿叽咪小学更名为“宽爱二小”，教会派传教人员李摩西驻会办学。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执会从大定派杨约瑟、龙绍周(彝族)等人担任教师，办学经费由女执事会负责。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后，教会实行自立，女执事会派马应祥到阿叽咪传教办学。学生初小毕业后，升入宽爱小学读高小。后又有威宁杨忠志及何德明到宽爱二小任教。师资待遇，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前，由外国差会负责。以后，由教会“乐捐”、出租教会土地收入、学生学费（每年银元一元五角到二元、一斤半肉、半斤油和少量煤炭）解决。在校生维持在30-120人之间。1950年初由政府接管。[9]
大定宽爱小学及分校位于大定县城，民国七年（1918年）由德女执事会创办，初名“华西联两级小学”（设1～4年级）。学校分男女两校，男校校长鲍宽爱；女校校长程绍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鲍宽爱去世，学校更名“大定宽爱小学”，以示纪念鲍宽爱。任课教师除王约翰外，还聘了杨次青(万选)、吴浦青、王穗六等任教。教师待遇无统一规定，教会人员在校兼课者不领薪；外聘教师，由教会付给2～5元(银元)的月薪。有的教师家住教会，如李道每月仅领包谷1斗(约35公斤)作生活费。学校按国家规定开设课程，同时每周增开《圣经》和《四书》课程各一节。
学生多来自大定农村，也有来自纳雍县、水城、郎岱(今六枝)的信徒子弟。因他们家处边远地区，有的甚至不会说汉话。外地学生都安排在学校住宿。因家贫没有被子的学生很多，教会买来秧被(用稻秧搓制成，当时贫苦人家普遍使用)和芦席，供给学生使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时任校长的杨景尧发动教会人士、学生家长及历届校友为学校乐捐钱粮作奖学基金，多者捐包谷一斗，少的三升五升不等。杨校长将乐捐款购地6亩，出租给佃农耕种，将此收益作奖学金。对成绩优良的学生予以奖励。
学生伙食，大的学生每人每月交包谷5～8升(每升约3.5公斤)，一般的交3～4升，煤炭、盐巴、蔬菜等，由教会补贴。吃包谷饭、酸菜汤，每月两次荤菜。对家庭极为贫困的学生，由教会供给膳食。经过几年，学生人数由初办时的20余人，增加到五六十人，还招收了部份城区的少年儿童入学。学校按国家统编教材进行教学，另加授宗教课。星期天做“礼拜”，由学生自行参加。学制为7年。
民国十二年（1923年）冬，首批高小生5人毕业（彝族4名、苗族1名），由教会保送入四川泸州“华西中学”就读。学习和生活费全部由教会供给（后因水土不服，3名退学）。民国十五年（1926年），“华西小学”更名为“大定基督教会私立崇实小学”。教师有杨景尧(彝族)、杨显光、王鑫甫等。学生约150人。同时附设女子识字班。其中,杨景尧自1925年春起主持大定基督教会崇实小学(即宽爱小学)，杨景尧自感文化基础薄弱，拜当地文化名人赵鉴(晚清拔贡)、杨次青（北师大毕业生）为师，在赵鉴的指教下，杨景尧的古典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其又融汇新知，终于成为当时在大定以善教著称的教师。由于学校教学认真，要求严格，县城的许多孩子都送到该校就读。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杨景尧开办补习班，对高小毕业未考取初中又想继续学习者，组织补习1年，开设国语、英语、数学课。他亲自上课，教学认真负责。学生经过补习，一些人考上了初中，有的回到农村参与办学。
民国二十七——三十八年（1938～1949年）冬，宽爱小学共办7所分校。第一分校，位于向水区海马乡的箐脚。原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开办的保国民学校。不久定名为箐脚边疆小学。后来由李进申主持该校，改为宽爱小学第一分校(初级小学)。宽爱小学第二分校校址在响水区海马乡的显母，原是箐脚边疆小学分校，后由王懋林接办，改为宽爱小学第二分校。宽爱小学第三分校校址在六龙区安乐乡，当地彝族占全乡人口的90％以上，学校负责人是万黎(彝族)。宽爱小学第四分校校址在纳雍县乐治区老凹坝铧口寨，该寨全是苗族，学校负责人是朱德学(苗族)。宽爱小学第五分校校址在长石区大山乡小寨，此地多为苗族，由杨鸣皋负责学校事务。宽爱小学第六分校校址在毕节县普宜区田坎寨，当地多为彝、苗族，龙道谦由遵义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往普宜传教，当地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办学，留龙道谦在该地创办了宽爱小学第六分校(1939～1942年)，招收男、女学生30多人，办初小一至四年级复式—个班。宽爱小学第七分校校址在瓢井区八堡乡新寨，此地是苗族寨子，信基督教，从未办过学校。民国27年（1938年），李尽忠(苗族)在此地创办了宽爱小学第七分校。大定教会派廖琴(女，独山人)接办（1939～1942年），设一个初小复式班，招收苗族青年学生30多人入校。廖琴思想进步，她教学生唱《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还组织苗族青年在早晨进行军事操练，向他们经常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廖琴于1942年末，突然离开苗寨去重庆（1957年廖琴由重庆来信问学生们的情况，并叫同学和同学的家长合照一张相片寄给她作纪念）。
宽爱小学创办36年，就读该校学生2000余人，高小毕业生12期，约300人。1952年11月，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大定县城南小学”。[10]
铜仁福音会明德男子小学及达德女子小学位于铜仁市北门福音堂，创办于民国七年（1918年），分男、女二校。男校称明德男子小学，女校称达德女子小学。学校学生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两校均由美籍传教士卫理主持，聘请张淑承、颜介甫任教。学生须入教，免缴学杂书费，供给食宿衣着及零用。两所小学增开设的课程除增设宗教课外，其余与普通学校相同。主要内容分知识课和劳动课两类。知识课有圣经、英文、国文、数学等；劳动课有种菜、挑花、刺绣、织布等。民国十三年（1924年），达德女子小学扩大。
民国九年（1920年），结构成立总堂，珠市教会划属结构总堂。结构总堂成立教会小学，取名为“私立明德小学”。约一年后，在珠市教会成立了小学，取名为“私立明德第二小学”，归结构总堂领导。教师人选由教会委派，先后在校任教的教师有安定光(可乐人)、岳德成(木冲沟人)、罗嘉荣(甘河人)、赵文太(大坡人)等。教师工资最初由外籍牧师用差会津贴支付，每年约100元大洋。另由学生筹集部分粮、油、肉作教师伙食。后来差会津贴逐年削减，由学生出—部分学费。
学校课程最初采用《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后在上海订购《共和国文》、《算术》。20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改用《新学制教科书》。当时由于师资关系，只设初小班，开国文、算术、常识、习字、音乐等科。到了三十年代初，国文改为国语，由文言改为白话文。初小毕业后到结构读高小。由于教师信基督教，每天放早饭学时，都要做礼拜仪式。每星期天要点名参加做礼拜，无故缺席者，要责罚10大板。这个时期差会不再拨给津贴，学校由本地教会自办，教师人选由教会长老商议聘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罗文科、高登文从昭通明诚中学毕业回乡任教，珠市教会小学增设高小班，改名为“私立明德高、初两级小学”。在当时的边远山区设立高级小学，算是最高学府，威宁、水城等毗邻地区的彝族都送子弟到珠市读书，珠市小学名盛一时。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培养出第一批高小毕业生。毕业生有的考入威宁、昭通等地中学或师范。以后逐年有毕业生外出升学。[11]
威宁大街子翠英小学创办于民国十年（1921年），历任校长为王正纲(又称王百长)、余世清、王天星、王士泉、王世荣、余世尧等。教师为安朝清、王顺安、王顺德、安美珍(女)、王洪忠、王绍纲、王国英、余梦臣、王天祥、余永德、王家庆、安美媛(女)、王天爵、王爱聪(苗族)、杨永明(苗族)、王世光等。1931年前后停办。
威宁四方井崇德男女两级小学校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年）。由比较有文化的彝族信徒和英国传教士主办，学校建设比较完备，教室、师生宿舍、礼堂、厨房、厕所、马厩俱全。男女生分别教室上课。首届女教师为聂光秀、安竹美(彝族)。女生校舍后来遭火灾被毁而停办。四方井小学编有一支校歌，词为：“井部崇德堂，异寻常，中西伟人辈同赞襄，四方空气来馨香，莘莘学子同欢唱，光祖国，光祖国，在人各努力”。民国初年使用“共和国教科书”。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地理初阶)、历史(西国英雄志略)，修身、卫生(卫生初阶)均系文言文，另外还有书法、图画、音乐、《圣经》等。民国十三年（1924年）后，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改读新学制教科书，均系白话文，《修身》改为《公民》课。历任校长为王天铨、余世清、王士泉、聂文光(均系牧师)。老师先后有安启云(牧师)、王正邦、安永昌、余万泰、王珍祥、苏仕和、王绍纲、王天星、禄国章等人。由于该校教学质量较好，设备齐全，周围几十公里的学生均来此就读（主要是彝族，汉族学生极少），走读生占全校学生的l／3以上，住校生伙食自理。每逢星期日，原则上全校师生均须参加做礼拜(唱诗、读经、祷告)，由英国牧师和中国牧师轮流主持“开圣餐”，只有牧师或少数教师参加。老师薪金由教会发给。[12]
威宁灼乐多小学创办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校名“明德小学”。校址为原灼乐多土目的遗址。老师有两名，一个是教新学的老师禄发春，一个是教旧学的老师姓蔡(人称蔡八先生，汉族)。设备比较简陋，在教会和地方的支持下，逐步完善。教学质量逐步好转，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与四方井小学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历任校长为陆永吕、陆朝典、禄大禧等。老师有禄发春、蔡八先生、聂文光、陆锦华(女)、王天爵、姬德珍(女)、安兆铭、王天禧等。[13]
威宁还有海戛小学和木槽梁子小学(苗族小学)，由于受经费和校舍的限制，教师缺乏，学生很少，约于1931年前后相继停办；织金县熊家场白马洞村内地会附属小学和盘县内地会明恩小学，办学情况不详；龙里明德小学，1949年2月建立，有牧师颜廷棋兼任校长。安顺办的教会小学还有：武林乡的石板寨、邓家水井，金华乡的大山脚、核桃寨，云华乡的洞口流、罗家园，青白乡的石板寨，千峰乡的平寨，五权乡的刀鞘等苗族村寨等，入学儿童中苗族较多。
纳雍羊场再块小学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毕节基督教德女执事会苏宽仁派张廷光创办。民国34年（1945年）停办。继续办了四年级复式班三届。威宁张承兵、杨忠智，赫章杨仕华等人先后在该校任教。每届学生15到40人。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中华圣公会杨廷璋到遵义建教堂，同时开办初级小学，定名“遵道小学”。聘请了祝巨卿、罗冠军、王兰馨为教师。另有浙江大学（当时迁到遵义）的两位同学兼任美工和音乐课教师（每周两个学时）。杨廷璋擅长中医，因医道之便，结识了当时军政部军粮局驻遵义办事处处长姜辑五，姜受聘出任遵道小学董事长，浙江大学丰子恺教授任董事。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杨相华由成都华西协和神学院毕业到遵义教堂，亦兼任教导主任和教学。抗战胜利后，杨廷璋离开遵义，小学和教会的工作移交杨相华代理。此时，遵道小学已成为完全小学，学生增到180余人。先后在遵道小学任过教的老师有李德宣、赵懋功等18人。浙江大学迁返杭州时，竺可桢校长将浙大教授俱乐部的家俱和俱乐部墙壁所挂的8幅山水、人物画及书法条幅赠送给遵道小学。学校聘请当地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贵州银行经理及大兴面粉厂经理等任董事长及董事。董事会发起为学校筹募基金，并商请大兴厂姜经理向厂方联系，把学校改为厂方子弟小学，厂方每月向学校提供予一石米等价的经费补助，待入学儿童增多之时，再作相应调整。学校为募集资金还举办过一次音乐晚会。
贵阳安息日会三育小学于民国18年（1929年）创办，位于贵阳市普定街（今黔灵西路）安息日会后院。初名安息日会贵州区会教育部，李义生任教师，最先以“儿童生活团”为名活动，约为初小程度（两个复式班），只收教职员和信徒子女。民国十八～二十八年（1929～1939年）由方文华、王立正任教师。民国二十八～三十五年（1939～1946年）加开五、六个年级。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改名贵阳私立三育小学，对外招生。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学生增至百人，加开初中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程再忠任校长。
征属子弟学校校址在新市场青年会内（今贵阳市市场路小学地址)，为贵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所办，是为抗日战争军人服务的全日制学校，专门救济抗日军属失学儿童。1943年2月20日正式开学，招收学生100余人免费入学，按考核程度分为低、中、高年级，三个复式教学班。史上达任校长，智育部、小学部干事龙廷恩、刘宏烈、林选文主持校务，担任教学。1944年冬黔南事变，贵阳大疏散，停止招生。1945年7月15日恢复，在征小基础上复校，获政府批准备案，改名“贵阳市私立青光小学”，扩大招生，自一年级至六年级，采单轨制。每班招生三十名，课程从中年级起，加授英语。[14]
（三）中学及补习学校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朱焕章从华西大学毕业，回石门坎任光华小学校长。他多次呼吁教会拨钱在石门坎办中学，但都未得应允。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朱焕章去昭通明诚中学任教，他看到没有几个苗族学生能到昭通读书，更增加了他在石门坎办中学的决心。后得到杨砥中等人帮助，决定设立“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1946年，改名石门坎初级中学），并组成由杨砥中任董事长的董事会。由朱焕章任校长。办学经费由教会负责三分之一，校董事负责三分之一，学费收入和苗族捐助为三分之一，确定1943年秋季招生。第一班学生共86名。但后续经费成了大问题。全体教职工都过着较艰难的生活，校设备亦非常简陋，但除1948年因地震停课一个多月外，都是正常上课。
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制定了作息时间，规定月终考试和学期考试，早晚自习，中午习大字，每周作文一次，起床、息灯、集合、升降旗和上下课，统按号音活动。当时，学生都能够自觉读书，早晚自习和上课，除病者外，是不会旷课的，即使是在星期天和课后，学校周围坎脚林中，随时都可见到手捧书本的学生。而晚自习的照明则由学校购置汽灯备用。学生毕业后，成绩较好的，尽可能介绍去外地深造，如王德光、韩绍清、潘光明等去南京蒙藏学校，朱佳仁、朱爱光去昆明天南中学。学校的课外活动丰富，体育课除正常的体操课外，还有足球、篮球和登山等。学校师生爱踢足球，课后和星期天，师生都常举行足球赛。每年端午节都要在石门坎参加端午运动会（内容有足球、篮球赛，田径，赛马，射箭，登山等）。文艺节目多唱抗日歌曲和演练抗日话剧，有时举行营火晚会进行歌咏比赛。
学生伙食都是由家里带来，为了不影响学习，学校给学生买了炭，请工人给他们煮饭，但不是大锅饭，而是以家庭能力差不多的学生自由组合（一般2至6人）。每天上下午的上课前便把苞谷面、自备的小锅甑送到伙房，由校工给他们做。汤菜由学生自己做。学校周围空地，分给各小组种菜，以解决他们吃菜的问题。
历任校长朱焕章、杨忠德；教导主任杨忠德、毛建光、张斐然、张友伦；总务主任杨荣先；教师陶开群、吴善祥、杨耀先、张恩德、钱烈、安锦惠、陶仕伦、钟焕然、朱佳仁；职员王学章；教工黄太明、杨锦福、吴正光。至1950年初，共毕业学生5期120人。1952年8月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贵州威宁石门民族中学。[15]
基督教铜仁福音会美籍传教士卫理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创办私立铜仁明德中学，其校址在北郊两板矫(现今铜仁学院)，为初级中学，校长由卫理担任，校董会董事长朱耀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卫理在长沙病故，秦愈禄继任校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美籍女传教士邬乐尔接任。其后，谭安祺、彭义棵、张剑桥、李学炳先后担任校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戴一真主持教会，聘请贵州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谢贯一为名誉校长，张国勋为副校长，主持校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后，校长更迭频繁。聘请的教员一般是大中专毕业生，其中多数是信徒，必备《圣经》1册。该校教员工薪优于铜仁其他公立、私立中学。办校初期，设3个班，学生每班10人左右，校长、教员共6人。后随着校舍和经费改善，学生、教员亦随之增多。前期不收学费。抗日战争时期，每生每学期交5元，经费缺额由教会补贴。学制3年，课程按教育部颁标准设置，另开设《圣经》课。学校有图书2000册，其中，文学及科技书籍为200册，其余都是宗教书籍杂志。理化仪器有中小瓶子50个，化学药品20种、天平和显微镜各一架。学校董事会成立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约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才获得批准立案。其成员几经变动，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成员有秦模(美国籍)、德太似(美国籍)、冯菊云、陈素贞、郑嘉伦、孙达德、谢立生。因学校申办立案一直未获批准，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后，曾一度与湖南雅礼中学合并，易名为“雅礼中学铜仁分校”。[16]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中国儿童福利会（会长宋庆龄)从湖北护送一批难童经重庆到贵州，在毕节设立战时儿童保育院，委托基督教福音堂代办，由儿童福利会募集基金，先设立伯特利小学，学生全是难童，以后逐步升为初中。抗战胜利后，多数难童被送回原籍，少数难童继续留校，并向社会招收学生，正式改称伯特利中学，设有附小学。新中国成立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毕节德生中学由德女执事会创办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秋，地址在今毕节市城内。德女执事会长老曾志素任校长，经总会许可教会资助部分资金。第一年招生80人（两个班）；第二年80人（两个班）；第三年120人（三个班）。1952年由政府接收。
威宁循道公会崇实中学位于威宁县城北毛家山。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创办。1950年为政府接收。
湘鄂教区联合中学由湖北、湖南几所基督教会主办的中学联合而成，后迁贵阳、清镇、安顺。抗战胜利后各迁回原址。[17]
贵州的教会学校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石门坎中学和程万中学。程万中学虽然名义上是教会学校，但在征得教会同意后，秉承“为国育才”的办学理念不开设宗教课程，不开展宗教活动，不配置神职人员。学校从办学目的、学生培养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独树一职，得到了社会的支持与家长的好评。而石门坎中学主要面向少数民族招生，学生以苗族子弟为主，也有不少彝族子弟。学校注重自然科学课程的设置，开设了诸如数学、地理、历史、自然、生理卫生、音乐等课程。学校最初采用汉、苗双语教学。除此而外，学校还设有游泳池、运动场等，这些对于闭塞的石门坎地区来说，尚属新奇的先进设施。石门坎中学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带给了边远的贵州少数民族学生，这些课程内容的设置即便是在当时较发达的地区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更不用说是对于偏僻的山区。
贵阳市青年补习学校位于贵阳市市西路青年会内。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由贵阳市市西路青年会创办。该校根据抗战时期大多数青年男女读书与就业难的特殊情况，采取多形式、多科目的单科补习教学。有日班、夜班、长期、短期、业余、专修等不同形式，便于青年自己选择入学。科目包括簿记、会计、高初中英语、数学、公文程式、无线电讯等18个班。新中国成立后，与市青联合办一个初中毕业生文化补习班，设语文、数学、俄语等6门课程，学生可自由选修，以便于升学或就业。1958年初，以青年会补习班为基础，与市青联台创办贵阳第一所民办中学，名为“群联中学”，是工读结合的职中。学制两年半，半工半读。1958年，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停办。
贵阳函授学校由上海基督教安息日会“时兆圣经函授学校”主办。招生对象是大学生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开办的科目较多，主要针对不同对象而开设。目的是使有更多的人受教育。有的学员在函授学校学习时受教会影响而成为信徒。
贵阳中国西南布道团英文学校位于贵阳市中华南路。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创办。此外，一些学校为了提高学生英语水平，请外国传教士教授英语。例如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遵义城成中学校长李仲明，为了提高学生英语水平，请了内地会牧师计报慈（新西兰籍）到学校教英语口语（每周一节）。后来计报慈邀了柏尔(（新西兰籍）来学校上课。时间约1年。[18]
（四）大学
湘雅医学院于民国五年（1916 年）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胡美(E．H．Hume)在湖南长沙创办（初名雅礼学堂，后又称护病学校，1924年定名私立湘雅医科大学）。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迁至贵阳次南门外石洞坡（后改称湘雅村）, 1940年8月起更名为国立湘雅医学院，抗战时期内迁至贵阳长达六年，1944年12月迁往重庆。湘雅医学院是近代贵州唯一一所教会大学。1941年5月1日创办《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学院有教授14人、副教授5人、讲师15人、助教6人，另有兼职教师10人、在校生120 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在校生256人。该校的学生人数占当时贵州大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课程设置也较当时贵州的其他高校严密、新颖，对贵州的近代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为国内外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专家。湘雅医学院迁入贵阳后仍继续保留着教会大学的传统, 湘雅医学院学生约一半以上为基督信徒。湘雅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拥有90名成员, 它与贵阳市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女青年会密切联系, 主办查经班和星期日礼拜。[19]
（五）特殊学校
安顺中华圣公会黔光盲哑学校位于安顺（今西秀区）大同路。是贵州创办最早的一所特殊学校。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傅雅各（基督教牧师）和芮若兰夫妇到安顺筹办瞽目学校，得到地方人士的支持，安顺县商会也捐款法币5000元相助。初招盲生3人。当年3月1日正式开学，取名黔光瞽目学校，芮若兰任校长。起初只有盲生3人，校址在同知巷(今大同路)。次年学校迁至德林路61号(今新黔路51号)。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学校成立董事会，戴子儒任董事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盲生增至16名。学生年龄参差不齐，采取混合班上课。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兼收哑生，改名为安顺黔光盲哑学校。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聘用一位马姓盲人女教师（半年后离校赴昆明）。同年8月聘用盲人女教师张忠明和张××（次年6月离校赴昆明）。到1949年有32人。学校经费主要依靠中国盲民福利协会捐助、中华圣公会津贴，以及教友捐助。但经济仍窘迫，教师月薪微薄。学校为此组织师生进行少量力所能及的劳动，如舂米、织土布、织毛衣、纺综麻绳等，以补充经费的不足。1950年，由政府接管，更名为安顺盲哑学校。[20]
赫章葛布内地会瞽目学校创办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朱美德(苗族，女)到安顺参加“圣经学校短期学习班”，结识了一位从昆明来的盲人，名张信忠(女)，她识盲文。两人交情较深，相约来葛布倡办盲校。葛布教会由于条件限制，不敢承担，适逢罗伟德（澳大利亚籍）由遵义调葛布，表示支持，在法都安家院借用民房，招收部分盲童试办盲人学习班，经费由教会量力资助。试办结果，初有成效，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遂由罗伟德报清上海福利会拨款，于次年迁到葛布正式开办瞽目学校。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到数十名，教师除张信忠外，还有朱美德、王明文(苗族)。学生学习盲文，同时还学习编织毛线衣等手工技艺。不久，张返回昆明，另从大定聘来杨老师(女)负责教学。后杨转回大定。由朱美德继续负责。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l954年合并入安顺盲哑学校。
三、总结
（一）据《贵州省志教育志》统计，贵州近代的教会学校共有84所，其中高小8所，学生总人数1798人；中学20所，学生近2000人。与全国相比，贵州的教会学校在数量上和学生人数上有一定的差距；与省内非教会学校相比，规模也较小。但这些教会学校无论是在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上直到今天都仍有许多可取之处。
（二）基督教循道公会在滇黔川边的传教方略之一就是“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这是基督教本土化过程的体现。石门坎的“教堂学堂化”是指教堂和学堂相伴而生，教堂承担了学堂的功能，兼具信仰和教育的双重功能，教堂就是学校，学生就是信徒，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四周扩展，迅速构建起一个区域性教育体系，并融入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教士迅速深入到整个石门坎区域，在传教和教育上打造石门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石门坎从“蛮荒之地”变成了“锡安圣地”，石门坎被称为“西南边疆苗族最高文化区”。教育是铸造石门坎辉煌的真正力量，也是基督教在石门坎迅速传播的主要推动力。以识字为基础，以读经扫盲为目标，石门坎的二十年完成了二千年没有实现的目标：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并构建了有四十多所分校的教育体系；创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教会学校最早提倡体育运动，并列入正式课程，学校设有足球场、蓝球场并定期举行运动会；创建乌蒙山区第一所西医医院；从病不延医到培养出苗族第一个医学博士；开创近代男女同校之先河；创办中国西部最早的麻风病院；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教学；第一次把特殊教育观念引入贵州，开启了贵州特殊教育的先河，奠定了贵州特殊教育的基础。
（三）针对教学方法，教会学校也对以教师输入为主、忽视学生思维训练的传统中国教育方法进行了改良。教会学校不再过分强调背诵的基本方法，注重启发、理解和学生分析能力的提高。程万中学重视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经常开展各种课外比赛，如俱乐部、辩论会、合唱队、英语、法语培训班等，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培养了学生的生活工作能力；而石门坎的具有民族特色“双语教学”，至今对于我们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实施民族特色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四）贵州近代教会所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成为当时西学传播的主要场所。通过这一传播西学的手段和途径，近代贵州的传教士把传教和宣传西学结合起来。教会学校因此成为西学东渐中贵州人了解西方的重要媒介。而宗教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学校课程设置中不仅包括中国的传统科目，也增加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对学生进行西方文明中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地理知识的启蒙教育。除此而外很多教会学校还同时开设有陶冶学生情操的西洋音乐教育，教会引进小号、风琴、口琴等西洋乐器，普及五线谱知识，教唱《赞美歌》。不仅提高了苗族的音乐素养，迎合了苗族喜爱歌舞的本性，也达到了改革民俗民风的目的。这样的课程设置，更具有科学性与系统性，作为一个独特的教育体系，近代贵州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丰富了近代贵州教育学制体系，从客观上促进了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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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丛报》1836年12月，第371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72页。
[2] [美]博尔敦《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宗旨》载《教育季刊》第2卷第1期，1926年3月。
[3]《基督教教育事业》，载《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一18～20页，1922年。
[4]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志编纂组编《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1月第1版，第8页。
[5] [民国]《续修安顺府志》第十五卷《教育志》，拾、“学堂”。
[6] 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志编纂组编.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1.安顺市苗学会编.安顺苗族[M].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88.
[7] 安顺市苗学会编.安顺苗族[M].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88.
[8] 贵州省赫章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赫章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4月第1版，第591～592页。
[9] 杨松《解放前纳雍的教会办学》，载政协纳雍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纳雍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5 月印，第164页。
[10] 李道《大定基督教会私立宽爱小学历史沿革简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大方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方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8年5 月印，第72～79页；李进中、李道、李卿《杨景尧献身宽爱小学》，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大方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方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9年10月印，第41页；赵发光《诗文横溢淡泊一生—晚清拔贡赵鉴生平略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大方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方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91年7月印，第14页。
[11] 龙宪良《珠市乡地名沿革及教育事业的发展》，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赫章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赫章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5年1月印，第93～95页。
[12] 安永松《二十世纪前期的威宁教育》，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96年12 月印，第33～34页。
[13] 安永松《二十世纪前期的威宁教育》，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96年12 月印，第34页。
[14]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宗教志[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295.
[15] 杨忠德《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及其教学活动》，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第二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威宁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12月印，第129～137页。
[16] 徐涛斋、马济群、黄铸群、余嘉桢整理《民国时期铜仁中小学概况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铜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铜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93年12 月印，第6～7页。
[17] 何幼兰《新学入黔 贵州近代教育的源流及发展》，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253页。
[18] 周建初《遵义内地会牧师计报慈先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遵义文史资料》（第18辑），1991年3 月印，第130页。
[19] 张孝骞《国立湘雅医学院》，载惠世如主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1731～78页; 肖金香《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会在贵州的办学活动及其影响》，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马敏《抗战期间教会大学的西迁—以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为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年第2 期。
[20] 廖民星《安顺市盲哑学校之创办与发展》，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安顺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顺文史资料》（ 第11辑），1990 年11月印，第93页；邓清秀《安顺市盲聋哑学校》，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安顺市文史社会联谊委员会 编《安顺文史资料·教育专辑》（第17辑），1997年5 月印，第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