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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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辉立 https://orcid.org/0009-0002-6011-7166
保山学院人文学院
摘要：自新政权成立以来，燕大的命运与国际形势变化及国内政治变革密切相关。燕大在经历了“思想改造”、“三反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后，其学术与政治方向经历了剧烈的调整。这些运动不仅在行政上废除美式教育体系，转而走向苏联式的专门性与实用性，同时通过反复的集体学习、自我批评、思想交代与控诉大会，深刻影响了师生的思想，为燕大的最终行政调整与撤销铺平了道路。本文通过分析燕大如何经历政治规训的过程，探讨了教会大学在高等教育与文化政策中的独特角色与命运。燕京大学的政治变迁不仅反映了冷战语境下中西关系的断裂，也折射出国家治理逻辑向教育文化领域深度渗透的过程，对理解新中国早期高校政治控制机制及文化政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關鍵詞：燕京大学、朝鲜战争、纽约托事部、政治规训、冷战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506_(24).0007
20世纪中叶，冷战的铁幕不仅在军事与地缘政治领域划分了东西方阵营，更深入渗透至文化与教育领域，成为塑造全球权力格局的重要维度。作为冷战时代文化政治的缩影，燕京大学的兴衰不仅是高等教育机构的个案研究，也是折射出意识形态斗争、跨国权力博弈与国家治理逻辑的棱镜。成立于1919年的燕京大学，作为美国基督教在华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曾以“中西合璧”的办学理念和自由主义教育传统，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然而，随着1949年政权鼎革以及冷战格局的固化，这所曾被视为“中美友谊的典范”的学府逐渐变为“美帝文化侵略”的象征，在历经通过一系列政治规训（political disciplining）手段——包括思想改造、三反运动与忠诚老实运动后，燕大最终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被撤销，其机构实体与学术传统随之消散。
学界对于1949年后燕京大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相关研究主要从两种角度切入：一是从执政党的角度，探讨新政权对燕大的接管与改造；[1]二是从校方的角度，讨论燕大对新形势的调适。[2]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主要从执政党和校方的角度看待燕大的历史，缺乏以外籍教师和纽约托事部的视角重构这段历史。从史料上来看，大多研究通常运用较多中文档案与口述资料，对于外文档案文献的利用比较有限，尤其未能充分利用外籍教师的信函、日记与回忆录，以及校董会与托事部之间诸多会议记录，令人遗憾。本文利用耶鲁大学特藏部馆藏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rchives）[3]之燕京大学档案，包括托事部会议记录，燕大外籍教师的电报、信函、日记、回忆录等外文文献，以及中文档案，对这一课题做进一步的补充与扩展。
一、燕京大学的思想改造与治理调整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提出，“规训”（discipline/disciplining）是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核心技术，通过纪律、监视、训练和标准化程序对个体进行“驯顺”，使其行为符合特定的社会规范和权力结构。政治规训对个体思想与行动具有强制性，要求个体必须通过学习、审查和自我检讨将个人意志融入组织的意识形态。这种规训往往将个体置于特定空间中，通过强化流程、目标和等级塑造其行为模式，以及日常化的检查、评估和反馈强化对个体的控制，使其内化社会规范。[4]
高校不仅是知识生产的场所，更是政治意识形态塑造的关键阵地。在新政权建设初期，这种以“规训”为核心的治理逻辑逐步渗透进社会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教育系统最为显著。因而，对高等教育结构与内容的调整，不仅具有组织管理上的考量，更是政权借助空间整合与制度变革，对知识分子实施思想规训的重要起点。1949年3月，华北解放后，北平市委就开始考虑对高等教育进行调整，计划将北京各高校整合为四所大学和两所专门学院。[5]这一调整方案倾向苏联模式，强调专业化与实用性，虽因高校反对而未能推行，但反映出国家意图通过结构调整介入高等教育体系。[6]在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亟需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1949年9月29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第41条明确提出“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文化教育的核心任务。[7]但在教育改革的方式上，主张“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避免因群众准备不足而引发反弹。[8]中央考虑到整体局势尚未稳定，强行改革可能会引起某种反抗或误会，认为教育需要改革，但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急于求成。新政权成立后，尽管全国各大高校陆续强化了政治学习并着手进行课程改革，但仍未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工作。
在1949年后的两年内，中西关系迅速恶化，呈现出对抗格局的初步成型。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普遍不予承认。其中，美国援助台湾并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进一步加深中西对立。1950年2月，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向苏联“一边倒”。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中美在战场上直接交锋。国内抗美援朝运动与镇反运动应运而起，气氛高涨，中央认为教育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机已经成熟。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10月初，北京各大高校校长带头参加学习并在校内进行动员，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带头作自我检讨。[9]11月，中央对思想改造运动和组织清理工作做出指示，认为“教育界长期受到‘反动教育’的影响，党的领导还很弱。许多学校的教职员中存在着反革命分子或曾被反革命威胁利用的人员，这些学校的思想政治情况，…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而有些则是很严重的复杂不纯的情况”。[10]因此要求高校必须立即启动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思想改造工作，在一至两年内普遍开展对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的初步思想改造，并对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专科学校以上的学生开展忠诚老实交代历史的运动，清理反革命分子。[11]
这场被称为思想改造的运动，并非仅是为了促进师生的思想转变，更是为教育体制的全面革新做准备，以废除美国教育体系，建立苏联式的教育体系。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着重批判当时知识分子中“崇美、亲美、恐美”思想，针锋相对地开展“仇美、鄙美、蔑美”的思想教育运动。10—12月，京、津、唐山各高等学校3800余名教师参加学习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检讨教育改革中的思想问题，拟定教育改革的具体方法。[12]自思想改造运动发起后，燕大教师每人每周至少要用12个小时学习书籍和文章，并进行小组讨论。[13]很多教师表面上参与学习、开会、交代思想，但内心对这种持续不断的政治学习感到不适。有的担忧过多政治学习会影响教学科研，但又害怕不积极参与学习会被怀疑，往往感到内外压力交织。在两个月的集体学习，最初反对院校合并计划的燕大教师，已基本转而支持这一计划。
控诉大会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另一重要形式。燕大作为曾经受到“美帝”文化严重腐蚀的教会大学，更是成为控诉的重地。1951年4月16—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全国基督教团体会议，强调要“肃清帝国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有151位来自全国的基督教领袖参加。[14]大会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在基督徒中推进爱国行动和爱国主义教育，肃清帝国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15]令参会者意外的是，这场以“处理接受美国津贴”为名的会议，后三天的小组会首次组织了控诉大会。在19—20日的大会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天风周刊》总编辑沈德溶、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北教区会督江长川、华北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王梓仲、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等18位代表相继登台发言，激愤地控诉了美国传教士毕范宇（Francis Wilson Price）、骆爱华（(Edward Harrison Lockwood）、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陈文渊、梁小初、顾仁恩、朱友渔等中国信徒为“基督教的败类”、“走狗特务”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毕范宇、陈文渊、顾仁恩已被捕，梁小初已逃往香港，朱友渔已逃往美国。[16]部分控诉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与《天风》上。[17]
在北京会议结束后，控诉大会成为了全国基督教工作的中心任务。5月2日，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发出通告，指出全国教会五月份的中心任务是“搞好传达，搞好控诉”，号召全国各地教会在五月份组织教徒学习北京会议文件，传达会议精神，在教内发动控诉运动。该通告称：“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当前的任务，是要坚决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关系，彻底肃清教会里面一切美帝国主义的影响…（我们）要控诉潜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爪牙，如美帝国主义分子毕范宇、骆爱华、李提摩太、梅立德等，以及甘心做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教会败类陈文渊、顾仁恩、朱友渔、梁小初等。”[18]
为了控诉运动有序普遍地展开，1951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文指示开好控诉会的具体做法：“先组织一个控诉委员会，预先确定控诉对象与控诉者。然后举办控诉动员会，使控诉者了解控诉流程与控诉重点。之后再举行控诉小组会，让大家踊跃发言，从中选出控诉积极分子，请他们在正式控诉大会上发言。”[19]之所以要进行细致的安排，一大原因是为了避免有人在控诉时絮絮叨叨，抓不到重点。有的控诉内容难以引起听众共鸣。为了控诉会能达到效果，通常要经过多次排练，确定控诉人员和内容，最后才正式登台控诉。[20]6月21日，《天风》发表社论，指出控诉的内容应包括：“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大量的传教士，控制教会，破坏三自运动, 从事间谍情报工作来侵略中国；控诉美帝国主义…以民主自由的开明面貌来散布改良主义、亲美崇美恐美毒素进行文化侵略。”[21]
为了配合控诉大会，燕大宗教学院自6月起进行长达5个多月的学习与准备。控诉运动在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宗教事务处与北京市基督教联合会的指导下，要求学院全体师生收集并分析美帝文化侵略的相关史料、主张联系实际揭发、分组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其他地区控诉经验、交代个人历史以及筹备大组控诉与批判工作。学院专门停课两周，以便大家进行筹备与排练。[22]
11月24日，燕大宗教学院全体师生举行控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大会。除该院全体师生外，出席控诉会的还有有政府官员、教会代表、燕大工会、学生会、妇女会代表等。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带头控诉前校务长司徒雷登：“我今天站在这里控诉司徒雷登，因为我认清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司徒雷登是美帝国主义的高等特务，是反苏反共反我中国人民的反动分子，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是糖面的毒药，是棉花里的刺刀。他在中国代表美国对于中国所谓之‘传统的友谊’拢络中国人，诱惑中国人，通过宗教与教育来散布亲美崇美的毒素。”[23]他从宗教思想、道德观念与政治主张三方面进行控诉，指责司徒雷登利用宗教作为文化侵略的工具，奴化中国知识分子，麻痹中国青年的思想。除了司徒雷登外，已经回国的外籍教师纷纷受到燕大师生的控诉。方贶予控诉前宗教学院瑞士籍教授王克私（Philip De Vargas），杨儒怀控诉新路团契前美国顾问权雅各（James Crothers），程紫明控诉毕范宇（Frank Wilson Price），冯明禁控诉前燕大总务长范天祥（Bliss Wiant）。蔡咏春[24]、黄秀英、张秀等留美教师相继控诉美国对他们的思想毒害、崇美教育和宗教毒害。[25]在历时数月的学习和控诉后，绝大多数师生认识并批判“美帝的文化侵略”，全体师生已初步地“由个人主义思想转变到集体主义思想，由享乐主义转变到愿刻苦工作，由往上爬的思想转变到低下头来向群众学习，由超政治转变到热爱祖国，由空想转变到愿参加生活实践，由保留顾虑情面转变到大家决心一致控诉美帝国主义分子”，广大师生“决心改造自己，全心全意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26]许多控诉不仅指向他人，也是一种“自我揭发”与“思想交代”。教师控诉自己曾经接受的美式教育、留学背景带来的思想影响，是将自己“划清界限”的表现。控诉不仅是一种政治表态，也是一场深度思想整合运动，它强化了国家意识形态对高校的主导权，是对“旧教育”、“旧思想”系统清理的象征性实践。
二、 三反运动与高校权力结构的重组
1951年12月，思想改造运动尚未结束，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又逐渐兴起。12月8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12月18日、20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分别在党内高级干部会和北京市干部大会上报告动员。仅在一周内，自动坦白者有2674人，检举者149人。[27]
1951年12月，北京市委要求各机构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燕大随后在1952年元旦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28]不过，燕大的三反运动在初期显得不温不火，不少教师抱着旁观者的心态看待三反运动，认为教师和经济很少沾边，甚至讨论这个运动是否与他们有关。[29]从1月1日到2月8日，燕大仅有29名教师进行了自我批评，平均一天不到一个。[30] 运动的开展不仅缓慢，检讨的内容也多少有些不痛不痒。理学院教师的检讨包括“浪费系里的用品”、“粗心对待图书馆书籍”、“没有购买自行车牌照”、“损坏公共财物”等等。[31]许多教师消极观望，对三反运动有种种顾虑。有的有历史包袱，担心被别人批评。有的不想和同事撕破脸皮。[32]1月22—23日，燕大各部门检查并揭发严重浪费现象。24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陆志韦校长、蒋荫恩总务长等在会上进行检讨。[33]
燕大的三反运动引发上级的不满。2月初，在彭真的指示下，工作组重新调整工作，明确提出“坚决把燕京的三反斗争搞彻底”，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在燕京的影响”。除了发动学生来推动教师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外，全校师生按院系编组，每个教师都在师生联合的中型小组会上进行自我检讨。工作组通过群众大会和校内的《三反快报》，向全体师生公开政策，驳斥谣言，解除大家顾虑。工作组一面派员协助督促工作，一面由工作组和燕大党团支部负责人，组成临时党组，统一领导三反斗争。[34]
2月8日，以蒋南翔[35]为组长、张大中[36]为副组长的工作组受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委派，进驻燕大，迅速推进运动。在工作组的安排下，燕大的具体作法是按系划分，由青年助教开始，逐渐上升到老教授，人人讲自己的基本经历和思想历程，并进行自我批判。批判时有学生参加，帮助分析，直到听众没有意见，算是“过关”。2月8日到2月25日，全校有82名教师在各系进行自我批评并接受群众批评，批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37]
在理学院的批评大会上，物理系主任留美博士褚圣麟带头作了长篇的自我批评，批判自己的“纯学术态度”，总是“希望能以物理学家的身份出人头地”，“渴望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科研上”，“缺乏政治觉悟”，“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为人民服务”。[38]不过他的检讨没有“过关”，几天后，褚圣麟根据学生意见再次做了检讨：“我从你们的批评意见中认识到，我还不够深入，还没有真正痛恨我所承认的错误。我去美国学习，并非因人民需要这些知识，而是因它能提高我个人的能力或地位。我在美国注意到教授们普遍把研究放在首位，高级课程其次，基础课程放在最后。我将这种态度带回中国，但现在我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竞争性个人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从现在开始，我希望我的教学和研究计划能够最大限度地为老百姓服务。…我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了个人野心的可恨和以往对美国资本主义方式的盲目崇拜。我要打倒那个自私的我和那个外国偶像。我要把可耻的旧方式连根拔起，重新做人。我曾经渴望自己扬名立万，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成为人民的一份子，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以劳动者的尊严参与建设和平世界和新中国，与他们融为一体，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 [39]褚圣麟第二次发言终于“过关”，他感到如释重负。
工作组通过动员学生、助教、职工向教授提出意见，揭发行政领导和教授中的黑暗现象，促使教授们批评他人并自我检讨。这种自下而上展开的激烈思想斗争，给被批判者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绝大多数教授和领导都不得不放下身段，进行自我批评。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尤其是担任行政职务的资深教授而言，在院系师生甚至是全校师生面前公开自我批评往往感到“有失身份”、“颜面扫地”，总希望能一次性“过关”。若是屡次检讨仍不能“过关”，更是如此。如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进行了五次自我批评仍未通过，最终情绪崩溃，哭了起来。[40]在此过程中，组织对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批判力度和处理方式进行了预先规划和决定，显示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系统规训的意图。从某种程度而言，三反运动并非单纯打击贪污浪费现象，而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延续和加强。
除了批判那些思想或行为严重不符合要求的人外，大部分教师将通过参与运动、承认错误并接受批评后“过关”。在三反运动期间，北京各大学共有595名教授做自我检讨，在政治上、思想上没有突出问题的共416人，其中401人迅速“过关”。政治上表现“进步”或中间态度，思想作风上有较大毛病但愿意改正的共78人，已有64人在工作组的帮助下“过关”，尚有14人未“过关”。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共88人，经过群众的揭发和严厉的批评，有18人多次反复检讨后已“过关”，有70人多次检讨尚未“过关”。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极严重问题的，作风恶劣，不肯坦承错误的有13人。[4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个人思想的规范化和行为改造的预期，强调集体改造与“政治表现”作为合格的标准。
在三反运动后，燕大随即进行清理中层的工作。运动的核心目的是通过自我揭发与审查，进一步规范师生的思想和行为。3月28日，燕大正式发动全校的忠诚老实运动，全校师生1723人参加。运动仍以节约检查委员会作为公开的领导，设有8个基层委员会。[42]在大会公开动员后，燕大师生职工纷纷进行了交代。经过委员会的审查研究，对每个人所交代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处理。首先是处理一般性问题，例如隐瞒学历、家庭社会关系等，这类问题以批评教育为主，占据了80%以上的比例。其次是处理政治性问题，如参加反动党派等，处理方式是由基层委员会和核心组提出意见，经过党组审查批准，然后做出结论。若有可疑之处但没有充分证据，一般予以通过，但在档案上会备注以便后续考察。燕大有100余人受到这种处理。第三级则处理较为严重的政治性问题，由该校工作组提出意见，并与市公安局商量后上报市委审查。燕大有30余人受到处理。对于少数问题复杂、弄不清楚的人，则暂时保留下来，长期追踪。[43]在检举运动中，燕大共有1529人交代问题，占全校总人数的89%。其中，一般性问题者占1071人，而涉及政治性问题者，包括参加反动党派社团的干部20人，参加特务组织者5人，从事帝国主义情报活动者3人，曾担任帝国主义国家军政机关官员者7人，圣母军职员2人，叛变自首者2人，有血债嫌疑者1人。交代问题者中，教授51人，讲师助教91人，职员151人，学生1077人，工警169人。[44]可以看出，组织通过审查与自我批评，实施对思想政治的深度管理，确保教育系统的纯洁性与忠诚度。
在燕大进行运动后，全国各地高等学校也陆续转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阶段。中共中央指示应参考北京和上海经验，并划定了具体过关比例。让60%—70%的教师在自我检讨后迅速“过关”；15%—25%的教师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过关”；13%的教师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后始予“过关”；2%左右的教师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45]对不能“过关”的教师，根据各人具体情况、社会地位、检讨程度、业务能力等条件，分别采取不同处理办法。这些人除一部分可以仍留校教书外，不准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对于不能过关的校长、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及全国著名教授的处理方法，应经中央批准。[46]
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与忠诚老实运动后，“崇美、亲美、恐美”思想受到了大力批判。与此同时，领导层提出“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各大高校兴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绝大多数教师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知识和教学经验，全市已有1000余位教师，包括60岁的老教授，学习了俄文。[47]清华和北大试验“俄文速成法”，准备研究成功后，普遍推广。懂俄文的教师甚至通宵翻译苏联资料。他们通过认真研读苏联的教学计划和大纲，比对英美大学和民国时期大学的教学计划，赞赏社会主义教育的优越性。许多教师表示：“不仅在政治上要向苏联学习，科学技术方面也要一边倒地学习苏联。”[48]
在冷战背景下，新政权加强了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旨在清除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这一过程显示了对教育系统的深度改造，思想上的“过关”成为衡量教师忠诚度的重要标准。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与忠诚老实运动，这种层级化、系统化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改造和政治规训，保证长期受到英美自由思想熏陶的学校管理层与教师群体对新政权的忠诚与思想统一，为之后的院系调整奠定了基础。这次院系调整不仅涉及专业、系科、院校的设置，还包括人事的调配，全过程均在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进行。许多教师调至外区或离开原工作岗位前往其他省市的学校或机关，他们一致表示服从组织的分配和调动。[49]这种通过纪律约束、思想改造和日常制度实施的政治规训，既包含对不同思想的清除，也包含对忠诚的塑造。这一过程与福柯的“规训”理论高度契合。
三反运动期间，赖朴吾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批判会，他认为，“按照以往的标准，这种批评方式是非常不留情面的”。在群众斗争大会上，群众慷慨激昂的进行控诉，涉嫌犯罪的人有时会被迫跪在台上。除了招供外，被控诉者“在公众的压力下几乎没有辩护的机会”，“即使批评有点不对劲，或者辩护的理由相当合理，会议主持者也会千方百计地鼓励批评和阻止自我辩护。” [50]赖朴吾坦言，“虽然在法律上规定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讨论的范围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公众舆论会对被认为是不爱国的言论做出激烈反应。”[51]
激烈的公开批判让外籍教师感到不安，尤其是陆志韦女儿陆瑶华[52]在全校的大会上公开批判父亲的做法，给了赖朴吾一定的思想冲击。陆瑶华公开批判陆志韦的消息传到了美国，令美籍教师感到不安。夏仁德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听说她攻击她父亲后，感到很难过，因为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他一定感到非常受伤。”他评价陆志韦是在危急关头捍卫中美关系的人，因此受到了攻击。[53]赖朴吾担心这种方式可能导致出于恶意、怨恨或嫉妒的诬陷，或将不爱国的帽子扣在无心之过的人身上。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罪行，被告就会被直接带到警局；如果罪行较轻，被告自愿认罪，就会继续留用并保证今后做得更好。[54]“有一定职权的人都在紧张不安的忧虑情绪之中，有些案件的打击和惩罚与罪行完全不相称”。[55]他认为陆志韦、赵紫宸和张东荪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成了“替罪羊”。[56]
据赖朴吾观察，三反运动是“重斗争，轻处罚”，“斗争和批判的时候，气氛极为紧张，言语攻击十分激烈，令人感到痛苦。大部分的指控都有事实依据，有的则是夸大其词，少数人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即便是没“过关”的教师，也没有被捕或被学校开除。每个人的工资都照发。赖朴吾不禁感慨“这是一个大刀阔斧的革命时代，尽管一个错误意味着很多苦难，但是胜利意味着更大的进步和彻底的变革。”[57]总体而言，尽管他不认同三反运动某些激进方式，但他仍然认为“三反运动产生的积极成果远远超过了所犯的严重错误”。[58]
三反运动期间，在燕大的外籍教师还剩下数学系英籍教师赖朴吾夫妇、外文系法语教师邵可侣（Jacques Reclus）、机械系美籍教师丁荫夫妇（Ruth and Samuel Dean）和音乐系美籍教师葛维廉（William Gilkey）。在陆志韦被控期间，葛维廉和丁荫被学生举报为间谍，随后被隔离审查。[59]
1951年7月25日，住在北京城里的美籍教师李克夫妇（the Ricketts）[60]以及与他们同住的北大留学生哈丽特（Harriet Cornelia Mills）[61]因涉嫌间谍罪被捕。同一天，燕大音乐系美籍教师葛维廉（William Gilkey）因为卷入李克夫妇的案子被限制离开北京。随后，警察进入葛维廉在燕大的住所，搜集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葛维廉受到惊吓，但也只能等待李克夫妇的审判结果。在陆志韦被批倒期间，葛维廉所在的音乐系和丁荫所在的机械系负责人公开发表声明，指控他们犯下间谍罪等罪行，他们随即被软禁在家。葛维廉被指控与李克夫妇勾结成为特务。[62]
丁荫是一位在燕大任教近30年的老教授，长期在燕大机械系任教，一直受人尊敬。他曾和王希芝[63]商量要不要走，后者建议他请示陆志韦校长。经请示后，周恩来指示：如果是我们需要的技术人员，可留下不走。[64]在教育部与许多师生的劝说下，丁荫夫妇最终留了下来，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训练人才。
2月18日，蒋南翔向彭真报告：“燕大现在还有2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在当教授， 一个是机械系教授丁荫，一个是音乐系教授葛维廉。”工作组拟公布他们的罪状，将他们驱逐出校，请求彭真指示。[65]18日晚，彭真致电毛泽东，转报蒋南翔的《关于燕京大学“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表示通过三反斗争，已经对“统治着燕京大学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崇美思想，进行了一次摧毁性打击”。彭真同时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这两位“美帝国主义分子”，是否可以公布罪状，将他们驱逐出校。19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请他考虑“与蒋南翔、钱俊瑞会谈一次。” 20日，周恩来批示彭真，约陆定一、蒋南翔、钱俊瑞、李乐光、徐冰、文教委副秘书长范长江等人谈话。25日，周恩来召集文教委、宣传部、统战部和京津主管高校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应注意和解决的问题。3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66]
在审讯期间，葛维廉最终签署了一份详尽的忏悔书，以便能尽快回国。他写公开信恳求政府原谅他的反人类罪行，但对间谍罪坚持否认。在写完忏悔书的三天后，葛维廉被释放，乘火车去天津，10天后启程前往香港。[67]丁荫先是被软禁在家里，最后以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罪名被驱逐出境。由于他精神受刺激，在丁路得和葛维廉的帮助下才返回美国。1959年，包贵思在回忆丁荫的遭遇时感叹“可怜的丁荫冒险留了下来，却得到了一个最坏的结局。”[68]在丁荫被控诉期间，丁荫女婿王希芝写了声明，表态支持政府“将丁荫夫妇驱逐出境”的革命行动。[69]
对于丁荫和葛维廉的罪名，赖朴吾并不相信。在他看来，丁荫是一位品格高尚的工程师，在华从事教育工作达30年之久，他是因为有技术专长而被留下，不可能是间谍。赖朴吾认为丁荫没有得到辩护机会。他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口号被滥用了。在这个标准下，意味着“只要大多数人都同意一个有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就一定是正确的”，而“在当时较为狂热的气氛下，不可能有人不‘自愿’进行自我批评。[70]当时有人试图让赖朴吾来宣布丁荫是间谍，但赖朴吾不肯接受这种做法。[71]
丁荫和葛维廉的遭遇不禁让赖朴吾开始担忧起自己。在运动期间，燕大校友张富培作为工作组成员被派到燕大。期间，赖朴吾作为外籍教师本不需要参加运动，但他主动要求参加，并向张富培请教如何做自我批评。张富培向上级请示后，表示欢迎赖朴吾作自我检查，但不提任何要求。后来，赖朴吾就平时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在理学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作了一次自我批评。他的态度诚恳，严肃认真，到会的师生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72]
在丁荫夫妇和葛维廉被驱逐出境后，法籍教师邵可侣（Jacques Reclus）也准备回国。1952年5月，邵可侣已经申请了出境签证，但尚未通过，仍留在燕大，直到秋天离开。燕大外籍教师已经所剩无几。[73]
1952年4月，华西协和大学的启真道[74]（Leslie Kilborn）从美部会华北传教士胡本德（Hugh Wells Hubbard）处获悉，“燕大的三个外籍教师中，有两个已经被软禁，而赖朴吾幸免于难”。他还得知，陆志韦和赵紫宸在三反运动中被软禁了。[75]这些消息辗转传到了托事部。
三反运动大约持续了三个月，之后是“清理中层”运动。赖朴吾和南希被告知不要参加这些会议，因为这些会议只限于中国人参加。[76]在这些运动之后，教育部开始全国范围的高等院系大调整。1951年11月，赖朴吾已经得知“由于北大、清华、燕大在教师与专业方面存在着大量的重叠和竞争”，“燕大所有的工程专业将会并入清华”，“文学院和理学院的具体调整计划尚未出台”。除了专业方面的调整，教师也会互换。[77]院系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着眼于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并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设立函授学校和夜校，并将工农速成中学有计划地纳入各高等学府。[78]具体调整中，北大工学院和燕大工科各系将并入清华，而清华的文、理、法三学院以及燕大的文、理、法各系将并入北大。燕京大学的校名将被撤销。[79]
1952年6月，赖朴吾获悉，燕大校园将成为新北大的所在地。[80]1952年暑假，燕大制定了院系调整的细节。[81] 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清理中层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之后，个人私利的观念已经受到严厉批判。大家普遍认识到，个人的得失应该服从整体的利益，个人利益应当顺从国家的利益。因此，绝大多数教师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和调动。[82]最终的调整方案将燕大划分为八个部分：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调入清华；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劳动系划归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入中央政法学院；经济系划归中央财政学院；音乐系划归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系划归中央民族学院；其余各系并入北大。[83]蔡镏生被任命为新创办的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赵萝蕤在院系调整后留在北大外文系任教，但不再担任系主任。侯仁之在北大担任助理教务长，并在新成立的北大地理系担任系主任，张玮瑛被调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84]这一调整标志着在中国教育史上存在了33年的燕京大学最终被撤销，其附属机构，如燕大附中和哈佛燕京学社也随之解散。
7月底，在得知燕大即将撤销后，赖朴吾夫妇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在10月返回英国。[85]赖朴吾夫妇在解释离开中国的原因时表示，这是在全面考虑了多个因素后做出的决定。从传教的角度看，中国基督教正在推行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努力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我们在中国的工作范围正在缩小”。中国教会因与外国的关系而备受怀疑，不太欢迎外国人，“这意味着我们在基督教传教领域中几乎找不到立足之地”。从中英关系的角度而言，无论传道会或个人基督徒对新中国抱有同情，但几乎不可能在中西友好关系中发挥作用。朝鲜战争加剧了中西之间的敌意，这种态度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同时，随着高等教育改革，“我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变得不那么必要”，课堂将全面采用中文授课，参考资料也将是中文或俄文，英语授课的教师越来越难找到用武之地。赖朴吾的朋友李约瑟（Joseph Needham）[86]和路易·艾黎（Rewi Alley） [87]也建议他们应该离开。[88]此外，赖氏夫妇的西方同事好友均已离开，而大部分中国同事出于各方面的考虑，避免同赖氏夫妇有太多来往，这使得他们的社交圈越来越小。基于这些原因，赖朴吾夫妇决定回国。10月12日，赖朴吾一家在天津港口启航前往英国。[89] 至此，燕大所有欧美籍外教均已全部离开。
结论
燕大作为一所典型的教会大学，长期处于中西文化、宗教与政治交锋的前沿，其命运折射出新中国知识体制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统一化进程中的诸多张力。从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到忠诚老实运动，燕大教职员工的思想政治生活逐渐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个体的知识身份、学术自由乃至文化自我认同，在政治运动中被不断重塑、规训与重构。
燕大所经历的政治规训过程，正是教育系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功能转型的体现。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国家不仅借助行政权力重组高校组织架构，更通过制度化的思想改造工程，将知识分子的言论、行为、情感乃至思维方式纳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确立“忠于党”“亲苏反美”“反资反帝”的政治价值观。这种规训并非单纯的外在压迫，更是通过教育、学习、检讨与组织生活等多重机制，使知识分子主动“内化”国家权威与政治价值，从而实现政治认同的再生产。冷战语境中的文化政治博弈，使燕大原有的学术制度、宗教属性与国际学术联系体系遭受系统性瓦解。国家权力如何通过教育机构规训知识阶层，如何将文化场域纳入政治建构，是理解国家—社会—知识关系的重要视角。
燕大消亡不仅是机构意义上的终结，更是现代中国大学制度“去殖民化”与“意识形态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语境下文化政治博弈的结果，反映了国家政权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意识形态重构。在冷战初期，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对立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与军事部署上，更延伸至教育体系的“规训”层面。作为美国在华文化影响力的象征，燕京大学的课程设置、师资构成与学生群体，长期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传播载体。在新政权成立后，如何通过教育系统清除“帝国主义文化残余”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建立与新社会意识形态相匹配的知识体系与价值标准，成为国家建构的关键任务。在此过程中，燕京大学的“去西方化”改造与最终撤销，不仅是对“美帝文化侵略”的回应，更是通过高等教育机构的重组，将知识分子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框架的系统性工程。燕大的撤销不仅是对这所大学的终结，更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西方教育模式与文化的彻底决裂，反映了在大国竞争与全球冷战格局的影响下，教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塑造与社会控制的重要阵地。
参考文献
Gilkey, William. Letter, May 14,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Lapwood, Nancy. Letter, November 30, 1951.
——February 6,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Lapwood, Ralph. Letter, May 5,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38-5179.
——Letter, October 27,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Lapwood, Ralph and Nancy.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the Garden City Press, 1954.
——December 29, 1951,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7.
Sailer, Randolph C. O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1980, UBCHEA Archives, RG148-004-0037.
West, Philip.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光明日报》，1951年5月15日第1版、1951年12月13日第3版。[Guangming Daily, May 15, 1951, p. 1; December 13, 1951, p. 3.]
《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第1版、1951年4月25日第5版、1951年5月14日第1版、1951年5月24日第1版。[People’s Daily, April 24, 1951, p. 1; April 25, 1951, p. 5; May 14, 1951, p. 1; May 24, 1951, p. 1.]
《天风》，第11卷第23期，1951年6月21日。[Tianfeng, vol. 11, no. 23, June 21, 1951.]
《天风》，第12卷第24—25期，1951年12月22日。[Tianfeng, vol. 12, nos. 24–25, December 22, 1951.]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and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eds.). Selected Important Documents of Beijing (1951) .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2001.]
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Chen Dabai (ed.). Selected Document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Beijing (1949–1976) .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陈远：《消逝的燕京》，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Chen Yuan. The Vanished Yenching.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11.]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3.]
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印：《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1958年。[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Office (comp.). Colle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1949–1952) ,1958.]
蒋南翔：《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清理中层工作的经验》，《党内通讯》第102期，1952年6月11日。[Jiang Nanxiang. “Experiences from the Rectification of Middle-Level Cadres at Yenching and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ies”. Party Internal Communications, no. 102 (June 11, 1952).]
赖朴吾教授纪念册编委会编：《赖朴吾——中国的好朋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Memorial Album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Professor Ralph Lapwood(ed.). Ralph Lapwood: A Good Friend of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49—1954）》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Peng Zhen Biography Editorial Group (ed.). Chronicle of Peng Zhen (1949–1954), vol. 2.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2012.]
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Yenching Studies Institute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Yenching University, vol. 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杨奎松：《燕大挽歌：1948-1952年一所美国教会大学的“新生”与幻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5期，2021年12月。[Yang Kuishong. “A Lament for Yenching: ‘Rebirth’ and Disillusionment of an American Christian University, 1948–1952”.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115 (December 2021).]
张德明：《鼎革前后的博弈与调适：1949年燕京大学的多重面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0期，2020年12月。[Zhang Deming. “Game and Adjust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Regime Change: Multiple Faces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1949”.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110 (December 2020).]
——《红旗下的新气象：1949年燕京大学的初步改造论析》，《晋阳学刊》2019年第3期。[Zhang Deming. “New Atmosphere under the Red Flag: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Yenching University’s Initial Reform in 1949”. Jinyang Academic Journal, no. 3 (2019).]
张玮瑛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Zhang Weiying et al. (eds.).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1919–1952) (《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 Beijing: People’s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0.]
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1—1952）》，1955年5月1日。[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Policy Research Office (ed.). Compila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1951–1952) . May 1, 1955.]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1—4册），内部出版，1958年。[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d.). Compilation of United Front Policy Documents, vols. 1–4. Internal publication, 19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Central Committee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ed.). Selected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vol. 1.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19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Central Committee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ed.). Selected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vol. 3.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1992.]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Cold War Context: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Institutional Demise at Yenching University
Huili ZHUO https://orcid.org/0009-0002-6011-7166
School of Humanities, Baosh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regime, the fate of Yenching University has been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domestic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Following the campaigns of “Thought Reform,” the “Three-Anti Campaign,” and the “Campaign for Loyalty and Honesty,” Yenching’s academic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underwent dramatic realignments. These movements not only dismantled the American-style educational system administratively and shifted toward a Soviet-influenced model emphasizing specialization and practicality, but also profoundly reshaped the ideology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through repeated collective study sessions, self-criticism, confessional meetings, and denunciation assemblies. This process ultimately paved the way for the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and closure of Yenching University. By examining the university's experience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tinctive role and fate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with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cultural policies.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Yenching University not only reflects the rupture in Sino-Western relations within the Cold War context but also reveals how the logic of state governance deeply permeated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ields, offering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control and cultural policy shift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Yenching University, Korean War, UBCCC, political discipline, Cold War
DOI: 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506_(24).0007
[1] 张建梅利用已有的政策文献，简要地梳理了新政权对燕京大学的接管与改造过程，认为新政权对燕大的改造是中美关系恶化、苏联模式影响、宗教政策变化、办学经费中断的综合结果。张德明讨论了燕大在解放后顺应形势的种种表现，包括政治学习与课程改革，提出教会大学的本土化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必由之路，指出中美双方在宗教和经费问题上的分歧为燕大的最后结局埋下伏笔。参阅张建梅：《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燕京大学的接管与改造》，《北京党史》2016年第2期[Zhang Jianmei. “The Takeover and Reform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 Beijing Party History, no. 2 (2016).]；张建梅：《中共改造燕京大学的多维分析》，《北京党史》2019年第1期[Zhang Jianmei.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CPC’s Transformation of Yenching University.” Beijing Party History, no. 1 (2019).]；张德明：《红旗下的新气象：1949年燕京大学的初步改造论析》，《晋阳学刊》2019年第3期[Zhang Deming. “New Atmosphere under the Red Flag: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Yenching University’s Initial Reform in 1949”. Jinyang Academic Journal, no. 3 (2019).]；张德明：《鼎革前后的博弈与调适：1949年燕京大学的多重面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0期，2020年12月。[Zhang Deming. “Game and Adjust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Regime Change: Multiple Faces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1949”.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110 (December 2020).]
[2] 杨奎松利用北京大学所藏燕大档案，揭示了以陆志韦校长为代表的燕大人有心顺应形势却无力改变命运的复杂原因与过程。陈远以口述史的方式，以燕大师生的视角介绍燕大的学生运动和院系调整等。不过陈远的著作主要基于口述史料，比较缺乏档案文献史料的佐证。韦斯特（Philip West）利用不少中外文献，讨论了燕大教师在新政权成立后的心理演变。参阅杨奎松：《燕大挽歌：1948-1952年一所美国教会大学的“新生”与幻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5期，2021年12月[Yang Kuishong. “A Lament for Yenching: ‘Rebirth’ and Disillusionment of an American Christian University, 1948–1952”.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115 (December 2021).]；陈远：《消逝的燕京》，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Chen Yuan. The Vanished Yenching.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11.]；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Chen Yuan. Yenching University (1919–1952).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 以下简称“亚联董档案”（UBCHEA Archives）。
[4]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06—207页。[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3, pp. 206-207.]
[5] 具体方案包括：北大合并华大及其他院校的文法科系，专注社会科学和文学；清华整合理工科系；师范大学合并各校教育系，专门培养师资；华北医科大学与其他医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医科大学；农学院由北大、清华及河北省立农学院联合组成；另设铁路学院。市委计划在1949年暑假前后逐步实施调整方案。《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向中央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1949年3月10日），载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The Request for Instructions from the North China Bureau and the General Front Committee Concerning the CPC Beiping Municipal Committee’s Proposal on the Handling of Universities” (March 10, 1949), in Chen Dabai (ed.), Selected Document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Beijing (1949–1976),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8.]
[6] Letter from Ralph and Nancy Lapwood, December 29, 1951,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7, pp. 610-611.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Comm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dopted at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PCC, September 29, 1949), in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d.), Selected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vol. 1,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1992, p. 11.]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9] 《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逐步深入，各校教师学习第一阶段大致结束，此次学习运动全部过程共分为五个阶段》，《人民日报》1951年12月5日，第1版。[“The Ideological Reform Movement among Teachers in Higher Institution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is Progressing Step by Step, and the First Stage Has Been Largely Completed. The Whole Movement I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People’s Daily, December 5, 1951, p. 1.]
[10] 《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1年11月），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1—4册），1958年，第908页。[“Directive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Conducting Ideological Reform and Organizational Rectification in Schools” (November 1951), in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d.), Compilation of United Front Policy Documents, vols. 1–4, 1958, p. 908.]
[11] 《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1年11月），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1—4册），1958年，第908—909页。
[12] 《关于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进行情况和初步经验的通报》（1951年12月15日），载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印：《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1958年2月，第94—96页。[“Notice on the Situation and Initial Experiences of the Ideological Reform Learning Campaign among Teachers in Beijing and Tianjin Institutions” (December 15, 1951), in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Office (ed.), Colle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1949–1952), February 1958, pp. 94–96.]
[13] Letter from Ralph and Nancy Lapwood, December 29, 1951,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7, pp. 610-611.
[14] 《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人民日报》1951年4月25日，第5版。[“Joint Declaration by Representatives of Christian Churches an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People’s Daily, April 25, 1951, p. 5.]
[15] 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新生——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感想》，《人民日报》1951年5月24日，第1版。[Wu Yaozong. “The Rebirth of Chinese Christianity—Reflections on the Meeting on Handling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Receiving U.S. Subsidies.” People’s Daily, May 24, 1951, p. 1.]
[16] 《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代表，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毕范宇和陈文渊等一向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动活动，代表们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惩这些中国人民的敌人》，《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第1版。[“Representatives Attending the Meeting on Handling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Receiving U.S. Subsidies Accuse Imperialist Infiltration through Religion, Frank Price, Chen Wenyuan, and Others Were Exposed for Reactionary Activities under the Cloak of Religion. Delegates Unanimously Called for Severe Punishment.” People’s Daily, April 24, 1951, p. 1.]
[17] 如邵镜三：《控诉罪恶的毕范宇》，《人民日报》1951年4月25日，第5版；施如璋：《我对于美帝国主义分子毕范宇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4月25日，第5版；王重生：《控诉美国特务顾仁恩的罪行》，《人民日报》1951年4月25日，第6版；陈见真:《控诉美帝国主义走狗朱友渔》，《人民日报》1951年4月25日，第6版；陈崇桂：《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天风》第11卷第19期，1951年5月19日，第1—3页。
[18] 《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号召各地基督教教会与团体，作好传达工作发动教徒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5月14日，第1版。[“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Committee for the Three-Self Reform Movement to Resist America and Aid Korea Calls on Churches and Organizations Nationwide to Disseminate the Message and Mobilize Believers for Accusations.” People’s Daily, May 14, 1951, p. 1.]
[19] 刘良模：《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光明日报》1951年5月15日，第1版。[Liu Liangmo. “How to Conduct a Church Accusation Meeting.” Guangming Daily, May 15, 1951, p. 1.]
[20] 刘良模：《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天风》第11卷第19期，1951年5月19日，第5页；刘良模：《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人民日报》1951年5月21日，第3版。[Liu Liangmo. “How to Conduct a Church Accusation Meeting.” Tianfeng, vol. 11, no. 19, May 19, 1951, p. 5; also in People’s Daily, May 21, 1951, p. 3.]
[21] 《我们要控诉！》，《天风》第11卷第23期，1951年6月21日，第1页。[“We Must Accuse!” Tianfeng, vol. 11, no. 23, June 21, 1951, p. 1.]
[22] 蒋翼振执笔：《燕京宗教学院的学习和控诉运动初步总结（摘要）》，《天风》1951年第12卷第24—25期，1951年12月22日，第9页。[Jiang Yizhen (ed.). “Preliminary Summary (Abstract) of the Study and Accusation Movement at Yenching School of Religion.” Tianfeng, vol. 12, nos. 24–25, December 22, 1951, p. 9.]
[23] 《私立燕京宗教学院全体师生，举行控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大会》，《光明日报》1951年12月13日，第3版。[“All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he Private Yenching School of Religion Hold a Rally to Accuse U.S. Imperialist Cultural Invasion.” Guangming Daily, December 13, 1951, p. 3.]
[24] 蔡咏春（1904—1983），福建泉州人，出生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商人家庭，1922 年被保送进入燕大社会系。抗战爆发后，他在闽南神学院工作，后转去广州协和神学院工作。1946年，他赴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1950年夏回国，在燕大宗教学院任教，开设“基督教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基督教与唯物辩证法”三门课程，同时担任宗教学院院务秘书、主持讲道及团契活动等。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曾失业四年，1956 年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教。
[25] 《私立燕京宗教学院全体师生，举行控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大会》，《光明日报》1951年12月13日，第3版。
[26] 蒋翼振执笔：《燕京宗教学院的学习和控诉运动初步总结（摘要）》，《天风》1951年第12卷第24—25期，1951年12月22日，第9—10页。
[27]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意见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51年12月26日），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564页。[“Report from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North China Bureau on the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Waste, and Bureaucratism” (December 26, 1951), in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and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eds.), Selected Important Documents of Beijing (1951),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2001, p. 564.]
[28] 张玮瑛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66页。[Zhang Weiying et al. (eds.). A Draft History of Yenching University (1919–1952), Beijing: People’s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0, p. 66.]
[29] Ralph and Nancy Lapwood,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the Garden City Press, 1954, p. 166.
[30] 张玮瑛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378页。
[31] Ralph and Nancy Lapwood,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the Garden City Press, 1954, p. 166.
[32] 《蒋南翔同志关于半个月来燕京大学三反斗争情况向彭真同志的报告》（1952年2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1—1952）》，1955年5月1日，第162页。[“Report from Comrade Jiang Nanxiang to Comrade Peng Zhen about the ‘Three-Anti’ Campaign at Yenching University in the Past Half Month” (February 18, 1952), in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ed.), Compila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1951–1952), May 1, 1955, p. 162.]
[33] 《燕京大学存在着严重浪费现象全校师生员工举行反浪费大会》，《光明日报》1952年1月31日，第3版。[“Serious Waste Found at Yenching University;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Hold Anti-Waste Rally.” Guangming Daily, January 31, 1952, p. 3.]
[34] 《蒋南翔同志关于半个月来燕京大学三反斗争情况向彭真同志的报告》（1952年2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1—1952）》，1955年5月1日，第162页。[“Report from the Municipal Committee to Chairman Mao,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North China Bureau on the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s of the ‘Three-Anti’ Campaign in Beijing’s Universities” (February 18, 1952), in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ed.), Compila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1951–1952), May 1, 1955, p. 160.]
[35]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1933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到中央青委工作，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1952年11月至1966 年6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长期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在此期间，他还担任北京市高校党委第一书记、教育部副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36] 张大中（1920—2007），原名张垿，河北景县人，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考入燕大新闻系。在校期间，他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与革命活动。1946年，受中共晋察冀城工部委派，张大中返回燕大，后担任燕大北系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第一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与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37] 张玮瑛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378页。
[38] Ralph and Nancy Lapwood,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the Garden City Press, 1954, pp. 167-168.
[39] Letter from Ralph and Nancy Lapwood, February 29, 1952.
[40] 《市委关于北京各大学三反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向主席并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52年2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1—1952）》，1955年5月1日，第160页。[“Report from the Municipal Committee to Chairman Mao,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North China Bureau on the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s of the ‘Three-Anti’ Campaign in Beijing Universities” (February 18, 1952), in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ed.), Compila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1951–1952), May 1, 1955, p. 160.]
[41] 《市委关于北京各大学教授“过关”情况向恩来同志并主席、中央的报告》（1952年3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1—1952）》，1955年5月1日，第164—165页。[“Report from the Municipal Committee to Premier Zhou Enlai, Chairman Mao,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about Professors ‘Passing Through the Gate’ in Beijing Universities” (March 22, 1952), in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ed.), Compila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1951–1952), May 1, 1955, pp. 164–165.]
[42] 蒋南翔：《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清理中层工作的经验》，《党内通讯》第102期，1952年6月11日，第18页。[Jiang Nanxiang. “Experience in Clearing Middle-Level Cadres a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Catholic University.” Party Internal Communication, no. 102, June 11, 1952, p. 18.]
[43] 蒋南翔：《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清理中层工作的经验》，《党内通讯》第102期，1952年6月11日，第19页。
[44] 蒋南翔：《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清理中层工作的经验》，《党内通讯》第102期，1952年6月11日，第19页。
[45]《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1—4册），1958年，第918页。[“Directive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Campaign to Criticize Bourgeois Thinking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Clearing of Middle-Level Cadr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May 2, 1952), in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d.), Compilation of United Front Policy Documents, vols. 1–4, 1958, p. 918.]
[46] 《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1—4册），1958年，第919页。
[47]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学校支部工作科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的一些问题和解决的意见》（1952年11月9日），载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Report from the School Branch Work Se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After the Adjustment of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in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ovember 9, 1952), in Chen Dabai (ed.), Selected Document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Beijing (1949–1976),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2.]
[48]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学校支部工作科关于目前北京市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1952年8月25日），载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7—109页。
[49] 《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47—348页。[“Do a Good Job with the Departmental Adjustment, and Effectively Train Cadres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 (editorial, People’s Daily, September 24, 1952), in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d.), Selected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vol. 3,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1992, pp. 347–348.]
[50]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May 5,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38-5179, pp. 1346-1349.
[51]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June 2,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pp. 627-629.
[52] 陆瑶华，燕大校长陆志韦最小的女儿，1947年入读燕京大学本科，1952年在燕大生物系就读研究生，师从林昌善。1951年12月被推选为北京市第四届人民代表。三反运动期间，她公开指责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爪牙，是忠心执行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她会“像志愿军和美帝国主义战斗一样，坚决地斗争陆志韦。”陆志韦的儿子陆卓明在批判会上保持沉默，1953年被开除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53] Randolph Sailer, O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1980, UBCHEA Archives, RG148-004-0037, p. 82.
[54] Letter from Nancy Lapwood, February 6,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pp. 615-616.
[55] Ralph and Nancy Lapwood,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the Garden City Press, 1954, pp. 165-171.
[56] Ralph and Nancy Lapwood,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the Garden City Press, 1954, pp. 171-172.
[57]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September 26,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38-5179, p. 1352.
[58]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September 26,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38-5179, p. 1352.
[59]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May 5,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38-5179, pp. 1346-1349.
[60] 李克（W. Allyn Rickett, 1921—2020）与妻子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 1920—1994）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48年11月中旬，二人在清华大学担任兼职英文教师。1948—1950年，两人在清华和燕大学习中文，1951年因涉嫌间谍罪被捕。1955年9月，经法院审理后，李克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李又安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在监狱期间，二人经过改造，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55年9月，法院考虑到两人认罪态度良好，决定当日释放两人，限期3天内离境。二人的遭遇参阅Allyn and Adele Rickett, Prisoners of Liberation：Four years in a Chinese Communist prison, New York : Cameron Associates, 1957.中译本参阅李克、李又安：《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北京：群众出版社，1958年。
[61] 哈丽特（Harriet Cornelia Mills, 1920—2016），出生于东京，在南京和上海成长，父母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941年，她在韦尔斯利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1947年受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来华，在北大就读，同时是美部会传教士。1951年7月25日，她与安东尼奥（Antonio Riva）、山口瑞一（Ruichi Yamaguchi）、李克夫妇同时被捕。同一天因涉嫌间谍罪被捕的有34人，其中外籍人士22人，中国人12人，其中包括辅仁大学教务长芮歌尼。参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政法卷·公安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在思想改造期间，哈丽特的思想经历很大的转变。1955年10月，她因为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从监狱获释，转道香港，回到美国。1959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教学生涯。1966—1990年，她在密歇根大学担任中国语言文学学者和教授。
[62] Extracts from Letter from William Gilkey, May 14,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p. 659.
[63] 时任燕大助理机械工程师，曾担任燕京大学附属职工学校校长，他是丁荫夫妇的女婿。
[64] 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Institute of Yenching Studies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Yenching University (Vol. 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0.]
[65] 《蒋南翔同志关于半个月来燕京大学三反斗争情况向彭真同志的报告》（1952年2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1—1952）》，1955年5月1日，第164页。
[66]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49—1954）》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8—259页。[Editorial Group of Chronology of Peng Zhen (1949–1954), vol. 2,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2012, pp. 258–259.]
[67] Extracts from Letter from William Gilkey, May 14,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p. 659.
[68] Note by Grace Boynton, 1959, in Grace Boynton’s Diary, January 26, 1949.
[69] 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70] Ralph and Nancy Lapwood,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the Garden City Press, 1954, pp. 171-172.
[71] Notes from Grace M. Boynton's Diary, January 22, 1950.
[72] 张富培：《竭尽己力服务于人——纪念赖朴吾先生》（1985年9月28日），赖朴吾教授纪念册编委会编：《赖朴吾——中国的好朋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页。[Zhang Fupei. “Serving Others Wholeheartedly—In Memory of Professor Ralph Lapwood” (September 28, 1985), in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the Commemorative Volume of Professor Ralph Lapwood (ed.), Ralph Lapwood—A Good Friend of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6.]
[73]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May 5,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38-5179, p. 1349.
[74] 启真道，1895年出生于四川乐山，是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启尔德（O. L. Kilborn, 1867—1920）的长子。1913年，启真道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就读，1918年获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硕士和文学学士学位，接着继续攻读医学和哲学博士。1921年，他与同学启静卿（Janet McClure）结婚，为继承父业重返成都，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和医学英语。启真道先后担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医学院院长、医牙学院总院长。1952年3月，启真道夫妇离开成都，到香港大学医学院任教。
[75] Withers Green’s Letter, April 18, 1952.
[76]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May 5,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38-5179, p. 1346.
[77] Letter from Nancy Lapwood, November 30, 1951.
[78]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人民日报》1952年9月24日，第1版。[“Departmental Adju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ationwide Basically Completed.” People’s Daily, September 24, 1952, p. 1.]
[79] 褚圣麟：《我们一定要做好院系调整工作》，《人民日报》1952年4月21日，第3版。[Zhu Shenglin. “We Must Do a Good Job with Departmental Adjustment.” People’s Daily, April 21, 1952, p. 3.]
[80]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June 29,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pp. 631-633.
[81]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September 26,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38-5179, p. 1351.
[82]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人民日报》1952年9月24日，第1版。
[83] 张玮瑛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84] Letter from Nancy Lapwood, February 11, 1953,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pp. 655-656.
[85]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July 31,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pp. 635-637.
[86]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和科学史教授，著名左翼人士。1943—1946年，他在中国各地访问考察，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中国援助。1964年，李约瑟夫妇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2009年，他与白求恩、斯诺等人一起被评为“中国十大国际友人”之一。
[87] 路易·艾黎（Rewi Alley, 1897—1987），新西兰人。1927年来华工作，在华期间，艾黎结识了斯诺、史沫特莱、宋庆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左翼人士，转而同情中国共产党。艾黎的住所成为不少地下党员的活动场所，在租界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艾黎将养子段士谋送到延安参加革命。国共内战期间，他协助解放军攻占西北。1982年，北京市授予艾黎“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1990年被称为“中国的十大国际友人”。赖朴吾对中国工农问题的看法与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态度深受艾黎的影响。
[88]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October 27,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pp. 643-644.
[89] Letter from Ralph Lapwood, October 27, 1952, UBCHEA Archives, Microfilm, RG011-377-5738, p. 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