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4年第23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61
孔娜 https://orcid.org/0009-0006-4696-3525
上海理工大学校史馆
摘要：晏玛太是浸信会到华东传教的第一人，为浸会宣道事业在华东地区打下了稳固的根基。为了纪念晏玛太，南浸会一度计划在上海创办一所“思晏大学堂”，上海浸会大学堂把第一幢大建筑命名为“思晏堂”。基于档案史料梳理晏玛太在华传教经历，总结“后晏玛太时代”浸信会在华传教政策的调整，分析“思晏堂”建筑背后的宗教意蕴，以期加深对晚清以来上海基督教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晏玛太、南浸会、思晏堂、沪江大学、北浸会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11
浸信会自1847年传入上海至1949年在华工作停止，期间建教堂、办教育、出刊物，经历了本土化运动，培养了一批爱国宗教人士，是新教在华传播的一个缩影。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1819-1888）是浸信会来华第一人，在上海四十余年致力于宣教布道，建立了华东第一所浸信会教堂，为浸信会宣道事业在华东地区打下了稳固的根基。因应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美国南北浸会调整在华教育政策，一度计划在上海创办一所“思晏大学堂”（Yates College），以示对晏玛太的纪念。虽然最终大学定名为“上海浸会大学堂”（Shanghai Baptist College）,[1]但却把大学堂第一幢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大建筑命名为“思晏堂”（Yates Hall）。
一、晏玛太在华开拓传教事业
晏玛太1819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威克镇。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当地南浸会的一所教会担任执事。受父亲影响，1836年晏玛太受浸归信耶稣基督，并立志当牧师。1840年，晏玛太考取弗雷斯特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他学习刻苦且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和校长赏识。1846年8月，美南浸会差传部正式批准晏玛太的申请，差派他到中国宣道。同年10月18日，他被当地教会按立为牧师。1847年9月13日，新婚不久的晏玛太夫妇抵达上海。[2]
（一）南浸会在上海的支柱
美国浸信会来华宣教的第一人叔未士（Jehu Lewis Shuck，1812-1863），他为浸信会在两广地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根基。晏玛太则是浸信会前往华东传教的第一人。晏玛太夫妇初登陆上海，人生地疏，语言不通，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两人以坚韧的决心和信心坚持了下来。
当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仅五年，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作出巨额赔偿。国人“误认欧美来华之人咸以侵略为目的者，故猜忌甚深”。“因上述关系，斯时传播福音之难，犹如登天。”[3]过了一年，他们才有了第一个对福音感兴趣的慕道者。1848年11月6日，晏玛太夫妇、叔未士夫妇、纪好弼（Rosewell Hobart Graves，1834-1912）夫妇在上海老北门建立了华东第一所浸信会教会，一般称为“老北门第一浸会堂”。叔未士为会长兼牧师，晏玛太为书记。
1849年4月，教会用募捐款项购得城隍庙老北门外地皮，着手建造哥特式教堂。教堂高80尺，讲堂40乘60方尺，外围设走廊，备有浸池及更衣室，可坐70人左右。同年，首次有三人加入教会，晏玛太为他们举行了浸礼。这次浸礼对华东浸信会意义不凡：[4]
“附近宣教士们的寓所有一个池塘。水面铺着旁边树林射过来的阴影。有一小群人儿站在池塘的上边动了行人的注意。许多人走到这里聚拢过来看看他们是做什么。这一小群人儿乃是个小教会及几个要受浸加入这个教会的。他们中间的牧师下到水里去给三个人施了浸。”
1853年，太平军起义蔓延到上海，老北门教堂损毁严重。起义被平息后，晏玛太向清政府索要5000元损失费，重新修葺了教堂和住宅。前来听道的人较之前数量增加很多，“每星期作十七次礼拜，得福音的人数照当时的报告约有一千五百之多。”[5]1857年，晏玛太立黄品三、叶俞氏为男女执事。同年，晏玛太全家返美休假；1860年12月返回中国。1869年，晏玛太突患喉管疾病，教堂交由黄品三主持，自此教会始有华人牧师。
晏玛太以上海为大本营逐渐把传教事业扩展到周边城市。早在1860年，他就到周围乡镇和城市调查，最终选择了昆山、苏州和镇江。1880年，他委派8名教友，连同昆山本地的8名教徒，正式成立昆山浸会“圣会堂”（后改称“浸会堂”）。[6]1883年，与徐退三在苏州组织教会。[7]1886年组织镇江教会。晏玛太还把目光投向北方的烟台。1859年，他先后派花雅各（James Landrum Homes，1836-1861）、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1835-1912）和高弟丕（Tarlton Perry Crawford，1821-1902）赴山东开辟华北浸会。在他的支持下，1861年，浸信会在烟台成立了第一个教会。[8]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南浸会差会部接济在华活动的经费日渐减少，1861年与在中国传教士的关系全部断绝。由于信徒甚少无法自养，为应付经济困境，晏玛太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部局担任翻译，又在会审公廨任陪审员，以支持家庭生活及传道所需费用。他曾一度出任美国驻沪助理领事和副领事。晏玛太逐渐变得阔绰起来，开始在上海经营地产，收获颇丰。1877年，晏玛太辞去工部局职务，重新专注于传教事业，但仍继续经营地产。
1888年3月，晏玛太到镇江接收新建的教师寓所时，突发麻痹症。3月17日，在上海辞世。[9]“遗骸从寓所移往坟墓的时候，他所翻译的上海话新约头一千部在老北门浸会堂门前卸车。当时已经有了四个教会，在上海、昆山、镇江、苏州这四个城里。”[10]从1847年第一次登陆上海到1888年在上海因病去世，晏玛太持续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布道和建立教会，“其他人来而复去，常常只够时间学习语言开始工作，晏玛太夫妇却总留在那里。”[11]晏玛太成为南浸会在上海的代表和华中差会的柱石。
（二）小刀会起义中解救道台
上海自五口通商后，迅速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商人、买办、运输工人和游民，其中最多的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各地来沪居民形成了以乡土关系为纽带的乡帮，以乡帮为依托逐渐发展起来会党。小刀会集中于闽帮，天地会则分布于广东帮。
1853年9月5日，农民起义军周立春、徐耀与上海小刀会的代表王国初率领数百农民攻占嘉定县城，拉开了小刀会起义的序幕。[12]9月7日，起义军在首领刘丽川率领下，一举攻占上海县城，处决知县袁祖德，活捉了道台吴健彰。“过了几天，即在1853年9月7日，为孔子诞辰，我与两友于上午二时同到上海城，盖欲到孔庙参观祭孔典礼也。”[13]晏玛太机缘巧合下目睹了当天起义经过。
晏玛太出县城后将情形报告给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y Marshall，1812-1872）。他又充当译员，从租界陪同马沙利入城查看。[14]吴健彰是美商旗昌洋行的股东，马沙利当天就致函刘丽川表示愿负保护之责，“当时美国方面又提议，如果将道台带出县城，美国领事馆愿负保护之责。”[15]晏玛太主动请缨，“自告奋勇，替公使致送公文”。[16]接到信后，刘丽川当晚会见马沙利，表示吴的安全没问题。9月9日，美洋行派人到关押吴健彰之处，让吴脱去官服，打扮成商店伙计模样，着便服，戴墨镜，持破伞，两名身强力壮的广东人充当侍从[17]。三人偷偷溜到离晏玛太家不远的北面城墙根，用事先准备好的长布条缒城逃脱。吴健彰逃出县城后，先躲藏到晏玛太家里，“他们先到我的宅中，复到旗昌洋行即美公使的寓所。”[18]
晏玛太在小刀会起义期间住在上海县城北门外，亲眼看到起义经过及交战双方的战况。他参与了解救道台吴健彰，根据当时见闻撰写了《太平军纪事》。《太平军纪事》为研究太平军及小刀会起义提供了难得的一手史料。他对小刀会起义持否定态度，认为是“一度无用的和破坏的地方事件”，[19]成为20世纪50-60年代歌颂小刀会文艺作品中阴险的美帝国主义代表。而小刀会起义及其被镇压，则给上海城市带来深远影响。此后上海城市重心逐渐转移到租界，租界由华洋分处变成华洋杂处，工部局等机构相继设立。
（三）出版《中西译语妙法》
为便于中外人士沟通，帮助传教士掌握上海方言，晏玛太撰写了《中西译语妙法》（First Lessons in Chinese），187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这是外国传教士编写的第一本上海话教科书。
1851年，晏玛太罹患眼疾，布道工作步履维艰，于是经常上茶馆跟人学习沪语并乘机布道。他日后回忆：“我学的第一句上海话说‘迭个叫啥？’，就这样有了一座房屋，一个厨子，买了一条火腿和一些蔬菜，学了一句上海话，开始了我们在上海的生活。”[20]凭“迭个叫啥”，一只铅笔和一个笔记本，晏玛太学会了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晏玛太重视语言的实用性和功能性，认为学习语言是为了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仅仅从词典中孤立地学习汉语，是一种费时费力的学习方式。《中西译语妙法》就以简单实用的上海话和英语口语双语对照编排，采用英语语句和上海话语句左右对应的排列方式，英语下方注以上海话发音的汉字，上海话上方以罗马字标注其发音。他还尽可能在每个词条后面予以举例说明，以供学习者反复练习。晏玛太还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主张让学习者从词类角度来认识和学习汉语。晏玛太也未忽略中国人学英语。他在序言中提到，这是一本提供给外籍汉语初学者学习汉语的工具书，但对中国人学习英语也有帮助，“以此书学西语易学易知易用，学成适用即可为洋商司事获益生财矣。”[21]
《中西译语妙法》一书出版后影响甚广。1886年，著名传教士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1850-1924）调往上海，担任中西书院院长，他首先推荐学习上海方言的书目就是此书。[22]1870年，花翎即补知州、恩施人赖国华致信上海《教会新报》，要求“代买照像药料及《化学初级》二卷、寒暑针一具”，同时建议“翻译各种书籍，如有奇巧机器及格物、医药业书，祈将书名、价值详细批明，并祈代买药性总考一部、中西译法妙语一部。”[23]该书又分别于1893年和1899年两次修订再版。
除了《中西译语妙法》，晏玛太还编撰了《汉语基础》，并在去世前夕将新约《圣经》部分翻译成上海方言。这些作品真实反映了19世纪中后期上海方言的特点，有助于传教士更便捷地了解和掌握上海方言，也在客观上保存了研究上海方言的宝贵资料。
二、浸信会开启“后晏玛太时代”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布道事业并不顺利，晏玛太夫妇亦遭遇了系列困难。两人苦心经营，成绩却颇为“惨淡”。1854年，晏玛太到上海的第七年，老北门浸会堂才有了第一位女教友。1859年，晏玛太到上海的第十二年，教友才增至24名。晏玛太去世时，老北门浸会堂的教友不足千人，“教友人数都不多，都是因为晏玛太收教友十分小心。他曾告诉一位朋友说，假若放松些就已经得千多教友了。”[24]面对布道不利的境况，南北浸会开始调整策略，改变在华教育政策，以更好适应上海这个快速工业化的城市。
（一）改变在华教育政策
毋庸讳言，传播福音和发展信徒是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但对如何传播福音及采取何种方式发展信徒，浸会传教士的态度和观点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大都呈现出鲜明的虔信派特征。“早期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大体上是一批严肃的非世界主义者，其特点是均在虔信主义影响最强大的农村地区出生和成长的……他们的观点缺少幽默或妥协的余地”。[25]晏玛太就是这种典型的虔信派人物。[26]他认为中国士人背诵经典的本领令人赞叹，商人精明能干，农民和工匠勤劳可爱，但“他们不会成为美国所赞赏的公民”，因为“他们有邪恶与不道德的内在本能，蔑视妇女，全然缺乏一种诚与真的道德意识……这一切使中国人不配成为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的公民。”[27]他哀叹中国的愚昧落后，却并不想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以促进中国富强，因为传教是他们的首要的唯一的使命。这种态度在南北浸会比较普遍。1850年，北浸会指示赴华传教士，他们的使命是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技术，不能让翻译西书和教育事工占去太多的宣教时间。[28]
受这种思想影响，浸会传教士在华办学积极性不高，办学层次低，大多局限于小学程度。他们主要在乡村开设走读日校，讲授《圣经》和中国的四书五经；在城市开设寄宿学校，招收基督徒子女，培养他们将来为教会服务；还开办圣经妇女训练班，派女信徒向乡村妇女宣讲圣经故事。到19世纪末，南浸会华中差会有9所小学，共171名学生。北浸会华东差会有3所寄宿学校，共75名学生；还有5所其他类型的学校，共86名学生。[29]可以说，整个19世纪，浸会在华未开办一所年级齐全的中学。与浸会的“迟钝”不同，其他教派纷纷开办高层次的教会学校且取得不小的成果。到十九世纪末，长老会、圣公会等陆续在中学基础上拓展大学部。长老会创办文会馆和育英书院，美以美会创办汇文书院，公理会创办潞河书院，圣公会创办圣约翰书院。[30]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迅速。1877年就读教会学校的学生有5917人，1890年就已增加到16836人。[31]
在浸会内部，越来越多的中国信徒要求提供圣公会所进行的专业训练。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促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在华教育政策。实际上，晏玛太晚年也支持办神学院，并且不再把教育和宣道对立起来，“相信学院和神学院的工作有紧密联系”。[32]1886年，万应远（Robert Thomas Bryan，1855-1936）应晏玛太之邀来华。他在晏玛太去世后成为接班人，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了南浸会神学院，由此开启了浸信会在上海传教的后“晏玛太时代”。
（二）华中差会和华东差会协议联合办学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南浸会华中差会和北浸会华东差会的传教士来到上海租界避难。避难期间，他们总结反思之前的传教工作，讨论在教育方面开展合作以面对将来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中国的领袖人才。
经过近6个月的商讨，两个差会初步形成联合办学意向。北浸会华东差会的柏高德（John Thomas Proctor,1869-1927）就双方同意的学校级别、管理、经费等事项制定了一份计划，1901年6月寄送给美国北浸会总部的干事。1902年，两个差会各派四人组成委员会，负责协商联合办学的具体事宜。10月29日，经过联席会议、广泛讨论、多次表决和征求中国布道师的意见后，通过了《关于美南浸信会华中差会与美国浸礼会华东差会联合办基督教学院的声明》及决议，决议明确要在上海办一所学院，“由于没有一所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我们华东两个差会的传教士感到应采取一些措施以满足我们中国基督徒子女的要求，以此将他们保留给我们的事业，培养他们成为有效率的教会成员和同工。”[33]还要求华中差会的万应远利用返美休假募款3万美元，以供学院购地和建设之用。
在华的两个差会达成了一致，但美国南北浸会总部却持不同意见。北浸会认为联合办一所大学的时机尚未成熟，应把精力集中在办较低标准的中学，而非大学。南浸会则不同意和北浸会联合办学，但授权万应远募款办一所属于南浸会的大学，为纪念晏玛太，大学命名为“思晏大学堂”。[34]
美国总部的分歧延缓了办学进程，但未打消两个差会的想法，因为他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形势已发生变化，提高办学层次刻不容缓。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下诏科举考试废除八股；1904年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推行新学制，传统科举制走到了尽头。1902年，中国教育会向所有传教差会发出呼吁，要求尽量多派遣专职的传教士来华充实教会学校，“通过强化和完善这一服务力量，我们便增加了未来的中国政府教育制度受这一更佳榜样的影响和使之为范本的可能性。”[35]1904年夏，华中差会和华东差会再次在莫干山举行会议，草拟了具体章程，送交美国总部希望获得批准。
1904年10月，两个差会得知他们的方案仍未获美国总部同意后，便决定派积极筹划办学的柏高德利用休假回国到总部进行游说。柏高德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受美国海外学生志愿运动的影响，使他最初在湖州传教时就反省传教政策并产生了办一所大学的想法。[36]经过柏高德的努力，1905年3月，两个浸会总部终于通过了联合办学方案，决定设立两个并列的学校，一所学院和一所神学院，在同一校园和在同一董事会管理之下，但各有校长和教员。[37]大学的英文名定为Shanghai Baptist College，中文名为“上海浸会大学堂”。神学院的英文定名为Shanghai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中文名为“上海浸会道学书院”。同年5月，南北浸会总部批准了学校章程，两个差会推选出了第一届董事会。
几经周折，南浸会想创立的“思晏大学堂”被“上海浸会大学堂”取代，但上海浸会大学堂把第一幢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大建筑命名为“思晏堂”，以示对晏玛太的感激和怀念。
三、上海浸会大学堂建造“思晏堂”
1905年11月2日，上海浸会大学堂的校董事会选定并购入上海东北部黄浦江边一块约21英亩的土地和5.5英亩的滩地，此处距市中心6英里、距公共租界边界1英里。[38]校董会接受万应远的提议，决定建一幢名为“思晏堂”（The Yates Hall）的楼。“思晏大学堂”止于设想，“思晏堂”成为现实。
（一）规划设计
校董会购得土地后，就开始规划校园，建造思晏堂。他们成立了地产和建筑委员会，聘请美国测量员对校园土地进行测绘和规划。因经费所限，委员会决定建一幢行政楼（思晏堂）、两幢宿舍、一间食堂和四幢教员住宅。图1为当时校园规划地图，中央黑色1号区域是思晏堂建设地块。[39]规划中的思晏堂有三层楼高，外部尺寸约50 x 110英尺,预算约30000墨元。
1906年4月，校董会批准了校园规划方案。上海建筑承包商邝玉驰竞标成功，与学校约定1908年1月31日前完成所有建筑的施工。建筑师查尔斯·摩尔（Chas. Moore）以合同价格的5%(每月250元)，承担建筑师和建筑监理工作。委员会雇佣了一名中国籍绘图员，负责绘制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等工作。柏高德全程跟进监督，保障校园规划和建筑方案的实施。[40]
（二）垫高地基
1907年5月，施工正式开始。虽然选择在黄浦江畔建校是“对黄浦江一览无余……他们看到了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广袤大地，这座伟大的城市是它的门户”，[41]但低洼的地势并不利于校园建设。
为了防止江潮，校董会决定把建楼所需的40亩滩地的地基垫高6英尺6英寸，即把图1中虚线标注的地块垫高约1.98米。学校最初雇佣许多劳工从校园西侧挖土，再用扁担挑到垫高处，直至西侧被挖出一个大池塘才完成一半。后来一户居民把自家地里的土挖出来卖给学校，数百工人推着独轮车昼夜运土，终于完成了地基垫高工作。地基垫高后的土质松软，又耗时8个月打地基：[42]
一根根桩子打进淤泥地里。桩上铺满4英尺宽、6英尺深的石灰、黄沙和碎砖坚硬混合物。12人爬上一个高台，和着东方号子的节奏，把挂着绳子的巨大木夯拉起再放下。打好思晏堂的地基用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
1908年1月21日，学校举行思晏堂奠基仪式。校董会主席高雪山（Josiah Ripley Goddard，1840-1913）主持，美南浸会主席、美国南北浸会第一届联席会议主席斯蒂芬斯（Edwin William Stephens，1849-1931），上海道台梁如浩，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1830-1904）和南北浸会多名传教士参加了奠基仪式。斯蒂芬斯首先发表演讲：“上海浸会大学堂之于上海，就如自由女神像之于纽约，都矗立在大城市的港口入口，都是友好的象征……这所学校是晏马太博士及众多教徒多年工作达到的一个辉煌高峰。”[43]嘉宾演讲结束后，斯蒂芬斯手持银铲为思晏堂奠基。这块奠基石的运输也颇费周折，最后由上海船舶公司派船专门运送到学校，奠基石上刻着“Yates Hall Corner Stone laid by E. W. Stephens, LLD. First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Convention of Baptists of North America.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 Shanghai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January 21, 1908”字样。[44]
思晏堂奠基仪式不仅是思晏堂地上工程的开端，还意味着“物理空间”的上海浸会大学堂的开端。正如魏馥兰所说：“这石头不仅是思晏堂的奠基石，也是整个学校的奠基石。”[45]思晏堂是自晏玛太以来浸信会传教士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也是南北浸会合作的成果。1月22日的《字林西报》和1月24日的《北华捷报和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对思晏堂奠基进行了长篇幅报道，记录了整个奠基仪式和三位嘉宾的演讲内容。
（三）竣工启用
思晏堂奠基仪式与原计划完成所有建筑施工日期只隔十天，竣工延期已成必然。1908年年底，思晏堂终于竣工。“为期两年的建筑工作在1908年最后的几天完结。”[46]
竣工后的思晏堂长110英尺、宽64英尺，长方形平面，砖木结构，由清水红砖、石头和美国松木建成。[47]南立面双联尖券、山墙玫瑰窗，双坡红瓦，南向入口采用组合柱式门廊，东向入口有拱形门洞，呈现出典型的美国学院哥特式建筑风格。
1909年2月10日，上海浸会大学堂正式开学，思晏堂正式启用。作为第一幢综合性大建筑，思晏堂功能多样：神学院和大学的办公室、教室在一楼；礼堂在二楼，高耸至三楼，足以容纳300人；二楼和三楼的其他房间用作学生宿舍。[48]随着学校发展，思晏堂陆续增加了其他功能，1911年在二楼设置一间阅览室。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学校又对思晏堂进行扩建，增加一层变成四层。
作为最早又是最重要的一幢大建筑，思晏堂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子初在《沪江大学记》中记叙1914年的思晏堂：[49]
思晏堂面南背北，高凡四层。其前有台，以思晏堂三字缀其上。堂之下层，中设会客厅。厅置玻柜六，凡动植之标本，各省之天产，以及钟鼎古画，悉罗而致之，不啻一小博物院。第二层有藏书楼，所藏中西文学格致等参考书，不下千余册……又有礼堂一，可容三百人。……一二层除礼堂、藏书楼、客厅外，余悉为教室。三四层为斋房。
1914年春，上海浸会大学堂和上海浸会道学书院合并，定名为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中文名“沪江大学暨道学书院”。1918年，学校简称Shanghai College，中文名“沪江大学”。1920年首次招收女生，女生宿舍最初就设在思晏堂四楼。后来陆续兴建了怀德堂、新图书馆、思魏堂和大礼堂，思晏堂的功能逐渐单一，主要用作行政办公楼和教学楼。
余论
曾长期在沪江任教的南浸会传教士海波士认为：“这所学院和神学院是建立在一个世纪的新教和近四分之三世纪的浸会在华历史的基础之上的。……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目的，就是使人们皈依基督和建立基督教会。”[50]创办沪江大学的最初目的是传播福音，这从思晏堂的命名和功能可窥见一斑。
思晏堂二楼礼堂是举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1909年学校成立基督教青年会，1913年成立沪东浸礼公会，基督教青年会和沪东浸礼公会的许多宗教活动，如礼拜日讲道、主日学、祈祷会等，都在二楼礼堂举行。“学生除了每周有两个课时的宗教必修课外，还必须参加礼拜。在平日，学生在上午十时的课间到礼堂去做15分钟的礼拜。到了星期天，学生必须参加一小时的讲经礼拜，还必须参加主日学”。[51]圣诞节时，思晏堂二楼礼堂会装饰圣诞树，全校师生、教徒及子女聚在一起举行庆祝活动。[52]
传教士们希望，无论是否皈依基督，所有学生都能在宗教氛围中培育基督教的灵性。但随着自由派神学的兴起、进步主义教育观念的传播，为了更好适应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沪江开始调整其教育模式。1916年推行“选科制”后，宗教科（神学院）的实际培养人数并不多，每届毕业生从未超过四人。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兴起，沪江在坚持“更基督化”的同时也强调要“更中国化”。1931年学校把英文名称改为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取消了原来连带着的Seminary。1935年正式停办神学院，只在大学内部设立“宗教学科”。无论传教士是否赞同，沪江在日益世俗化中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特色，确立了其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宗教色彩日益隐于大学背后，呈现越来越弱的态势。
任何一种建筑形态，“都会同时具有历史现象和现实现象的属性”。思晏堂与其说是建筑，不如说是历史，更是一种现实。作为历史现象，“彼时彼地人的行为活动已不会再重复”，而作为一种现实现象，“此时此地人的行为活动又促使对其所表现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再理解，在另一层次和时空中延续着这一过程，并从新的观念和角度重新认识彼时彼地的活动过程”[53]。1952年，沪江大学解散后在原址建立了一所新的学校，发展成为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晏玛太来沪传教、创办上海浸会大学堂、建造思晏堂、沪江大学的世俗化与被解散……这些事件在历史情境中相互交织，最后凝固成思晏堂这幢建筑。“思晏堂”三个字至今仍镌刻于建筑入口，不过大多数人已不知晏玛太及其背后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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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Tyson Yates and the First Building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Na KONG https://orcid.org/0009-0006-4696-3525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Dr. Matthew Tyson Yates was the first Baptist missionary to East China,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aptist missions in East China. In honor of him,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once planned to establish “Yates College” in Shanghai, and the Shanghai Baptist University named its first large building “Yates Hall”. Based on the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study comprehends the missionary experience of Dr. Matthew Tyson Yates in China, summarizes the adjustments of the Baptist missionary policy in China in the “post-Yates era”, and analyzes the religious meaning behind the building of the Yates Hall, with a view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Christianity in Shanghai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Matthew Tyson Yates,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Yates Hal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11
[1] 学校最初定名Shanghai Baptist College，中文名为“上海浸会大学堂”；1918年简称Shanghai College，中文名为“沪江大学”。
[2] 吴立乐：《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36年，第81页。
[3] 赵晋卿：《上海第一浸会堂百年史略》，上海：上海第一浸会堂，1947年，第2页。
[4] 吴立乐：《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36年，第82-83页。
[5] 吴立乐：《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36年，第85页。
[6] 昆山市政协文史征集委员会 昆山市文化馆：《昆山文史》（第十二辑），昆山市印刷厂印刷，1994年，第374页。
[7] 王国平 唐立行：《苏州通史 清代卷》，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9页。
[8]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第409页。
[9] 王圣佳：《美南浸信会在沪传教活动史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4页。
[10] 吴立乐：《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36年，第87页。
[11] W. Crawley. Partners across the Pacific, China and Southern Baptist: into the Second Century, Broadman Press. 1986, p.45-46.
[12] 周育民 邵雍：《中国帮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13] 晏玛太：《太平军纪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9页。
[14] 晏玛太：《太平军纪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20页。
[15]《北华捷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7页。
[16] 泰勒：《晏玛太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35页。
[17] 熊月之：《上海人解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04页。
[18] 晏玛太：《太平军纪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21页。
[19] 晏玛太：《太平军纪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32页。
[20] 李亚丁：《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刊于网站：https://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yan-matai，引用日期：2024年11月30日。
[21] 晏玛太：《中西译语妙法》，上海：美华书馆，1871年，自序。
[22] 邹王番：《美国来华传教士潘慎文汉语学习研究——以英文期刊<教务杂志>为中心》，引用网站：https://kansai-u.repo.nii.ac.jp/record/19366/files/KU-1100-20201130-03.pdf，引用日期：2024年11月28日。
[23] 林乐知：《教会新报》（第4册），上海：华文书局，1968年，总第1907-1908页。
[24] 吴立乐：《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36年，第87页。
[25] 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勇 林勇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26]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27] C. E. Taylor. Yates the Missionary: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Nashville: Sunday School Board,1898, p.228-229.
[28] Annual Report of A.B.F.M.S.,1850, p.294-295.转引自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17页。
[29] 海波士：《沪江大学》，王立诚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0] 芳卫廉：《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刘家锋译，珠海: 珠海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
[3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90，p.732.
[32] C. E. Taylor. Yates the Missionary: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Nashville: Sunday School Board, 1898, p.226.
[33] 海波士：《沪江大学》，王立诚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34] 南浸会办的《真光报》后来还把南北浸会合办的“浸会大学堂”称为“思晏大学堂”。参见：《上海佳音》，《真光报》第70册，1907年10月。
[35] An Appeal to Foreign Mission Boards for Trained Educators for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Dec., 1902.
[36] J. T. Proctor. In Remembra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Feb., 1928.
[37] 海波士：《沪江大学》，王立诚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38] F. C. MABEE.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Educational Review, 1916, 8(7), p.216.
[39] F.J.WHITE. A mission University in the Making.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1908, 78(4), p.160.
[40] F.J.WHITE. A mission University in the Making.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1908, 78(4), p.158-159.
[41] F. J.WHITE. The 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rom the Year 1906 to the Year 1934. 1935, p.4.
[42] F. J.WHITE. The 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rom the Year 1906 to the Year 1934. 1935, p.5-6.
[43] The Yates Hall.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08-01-22.
[44] Minute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 1908.
[45] F. J.WHITE. The 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rom the Year 1906 to the Year 1934. 1935, p.8.
[46] J. T. Proctor.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Opened for Work—Plans and Prospects.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1909, 79(5), p.161.
[47]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 Prospectus.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48] F.J.WHITE. A mission University in the Making.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1908, 78(4), p.3.
[49] 陈子初：《沪江大学记》，《天籁》，1914年第3卷第1期，第46-47页。
[50] 海波士：《沪江大学》，王立诚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51]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52] L. Shying. News Column. The Voice, 1913, 2(2), p.16.
[53] 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珠海: 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