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0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100
崔任中（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摘要：新冠疫情对世界人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宏观而言，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深刻的触动；微观层面上，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灵创伤。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其中的不同社会群体有着各自显著的思维、实践等差异特征，在疫情背景下，这些不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因此，本文欲借助疫情背景和基督徒群体因素的结合，以基督教神学中的教会论维度、圣礼维度以及末世论维度，简要分析疫情时期基督徒的心灵状态，为了解这一群体独特的思维特征，打开一个新的视角。
關鍵詞：疫情时期、基督徒、教会论、圣礼、末世论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06_(20).0014
新冠疫情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场重大的危机，它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严峻的负面影响，造成失业率飙升、社会矛盾激化、债务危机集聚、企业破产增加、银行风险累计等严重后果。一方面，这是对本身不景气的世界经济的又一沉重打击。它对社会良性运转的全方位阻碍使得社会矛盾激增，供需矛盾、就业压力等日常社会问题被异常地放大。此次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与历史上历次危机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主要是市场需求不足导致的，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主要是供给方面导致的，而此次危机则对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影响造成总收入和总产出的同时下降，造成的经济衰退只有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才能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由疫情对物质世界产生的消极影响，不断延伸至人们的精神世界。疫情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对人生活秩序的严重破坏。[1]疫情造成的待业者和失业者感到前途的渺茫，罹患疾病者察觉到生命的脆弱，失去亲友者体会到心灵的悲痛以及活动的不自由造成人内心的煎熬和烦乱等。疫情时期，种种心理问题凸显，或者齐聚一人之身或者成为群体性现象，这必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从人类学角度对我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换一个视角来看，中国还是一个由信仰宗教者和不信仰宗教者组成的国度，信仰宗教者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穆斯林以及佛教徒等。疫情对于群众心灵状态的影响，根据有无宗教信仰、信仰不同宗教甚至不同宗派等元素的划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本文主要选取基督徒群体，结合基督教神学中的教会论、圣礼、末世论，分析疫情时期这一群体的心灵状态。
一、教会论对基督徒心灵的调整
在基督教神学中，关于教会教义的神学通常被称为教会论。教会是什么样的群体、教会的本质以及教会的工作是什么等问题，始终是教会论的核心。初期教会并不十分关注教会论，东方教会甚至根本没有认识到教会论潜在的重要性。情况在君士坦丁大帝归信后发生改变，一些神学家开始将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相并列。特别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父间的竞争，加深了人们对教会论问题的深入讨论。历经多纳图争辩以及16世纪改教家对教会论的深入发展，如今教会论的内容已十分丰富，但仍然存在众多争论。[2]对于教会教义的复苏可能有许多原因，但是主要的促进因素似乎是现代普世运动的出现和发展，它已经塑造了基督教的思考和实践。同时，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路德宗、改革宗）以及新兴的五旬节派等对教会都有着具有显著特色的理解。此外，拉美神学，亚洲和非洲基督教的发展，也丰富了对教会的多样理解。[3]可以说，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
简言之，在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开始，基督徒就进入教会并且成为教会的组成部分，他们将在教会中度过自己从归信到死亡的一生，因此教会论是塑造基督徒的核心神学资源，其中就包括对基督徒心灵的塑造。
（一）基督同在的心灵保证
一种寓言式的表达是“耶稣肋旁流出的血和水产生了教会”，这说明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创造了教会，他在哪里，他的教会就在哪里，因此耶稣与教会同在，这是新教对教会本质的一个重要理解。不过，对基督与教会同在，同样也产生了许多有着不同侧重的神学观点。
梵二会议对教会论最独特的贡献就是肯定教会的圣礼性。《外邦人之光》提出“在基督里，教会像一种圣礼——一个标记和工具，表明与上帝的团契，以及所有人的合一。”还有一些神学家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例如卡尔·拉纳认为教会的存在是要让基督以历史的、可见的、具体的形式与世界同在。可见，这一类的神学观点强调基督通过圣礼与教会同在。[4] 这也就是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给门徒掰饼递杯设立圣餐的事迹，穿越时空，通过历史直至现在的圣餐等圣礼仪式，表现基督与教会的同在，作为组成教会每一部分的基督徒，即使未曾身处耶稣的时代，也在自己的时代领受基督与自己的同在。当他们领受圣餐、洗礼等圣礼时，将会从内心深处感到基督与自己的合一，因此即使面对肆虐的新冠疫情，他们也毫无畏惧，因为他们坚信基督与他的教会同在，也就是与自己同在。卡尔·巴特认为教会是回应上帝之道的宣讲而存在的团契，因此当上帝之道被正确地宣讲，并被人们心甘情愿地领受，教会旋即存在，教会被视为福音宣讲式的契约。布尔特曼也主张从福音宣讲的角度理解教会的本质，他提出上帝的道与教会不可分割，教会是上帝的道所设立的。[5]基督徒身处上帝之道所设立的教会之中，还要按照上帝之道行走人生的路程，就像《诗篇》所言“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上帝面前吗？”[6] 那么，基督徒既然行在上帝之道，生命之光中，对于疫情带来的疾病和死亡等阴霾，自然就少了许多畏惧。他们相信上帝之道的尽头，不会是幽暗死亡的威胁。巴西天主教神学家莱昂纳多·波夫对教会作出自己的圣灵式理解，他认为圣灵是基督的灵，具有构建教会的作用。因此，教会主要是基督的灵性身体，不局限于现存任何体制中。这种圣灵式理解的教会论，使得人们不再被禁锢于把教会视为组织机构的观念中，基督通过圣灵的同在是无所不在的，并不局限于某个宗教场所。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一些宗教场所暂时关闭，一些基督徒感到失望和悲伤，似乎自己与教会断了联系，而采纳这种圣灵式教会论理解的基督徒并不会产生很多负面情绪。因为，在他们看来，暂时关闭的不过是某个宗教场所，作为基督通过圣灵同在的教会，无处不在，自己也身处这一同在中。
可见，疫情对基督徒的心灵状态产生了一些与非基督徒不同的独特影响。同时，即使在基督徒内部，对教会的圣礼性、福音宣讲式、圣灵式的不同侧重理解，也对基督徒的心灵生发了不同倾向的效果。不过，教会本质的存在，从根本上为基督徒在疫情风暴中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避风港湾，在教会或者成为教会，就意味着与基督的庇护保守同在。总而言之，正如经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7]，选自圣经中的这两节经文为本节作了一个简单总结，上述对教会本质的不同侧重理论，都不能否认教会是耶稣向基督徒做出的庄严保证，即只要基督徒遵守耶稣的教导，他就会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样一种根本性的保证，极大强壮和安慰了疫情中基督徒恐惧忧愁的心。
（二）作为团契的心灵依存
梵二会议前，天主教神学家通常将教会理解为“完美的社会”，例如阿道夫·坦克莱将教会阐释为：（1）不会犯错的社会；（2）完美的社会；（3）有教制的社会；（4）君主制的教会。这种教会论强制体制性，自然而言地从可见层面——管理体制和行为准则——定义教会。这显示出教会是一种不平等的团契，神职人员接受来自上帝的权柄，平信徒则没有，他们的责任是尊重及顺服自己的上级。梵二会议对这一神学领域有重新的思考，正如拉纳认为过去特定历史时期适用的体制，现在未必合适，教会必须可以自由地以新的历史体制完成自己的圣礼使命。[8] 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改教家都承认教会的机构元素，显然他们认为福音元素是更为重要的，在新教改革的教导中，信徒皆祭司。[9]
实际上，团契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理解，在纵向方面指上帝与信徒的关系，横向方面指信徒间的关系。就前者而言，属于不平等的关系。基督教认为人受造于上帝但堕落得罪神，自此种下罪的恶果，上帝不得不藉着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成就他的救赎大业。因此，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需要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藉着耶稣牺牲的恩典，完成与上帝的和解。就后者而言，信徒间本质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没有高低之分。现实生活中教会的分工运行，不过是为了这种福音事工的延续，施洗的人和掰饼递杯的人并不高于受洗和服圣餐的人，他们之所以接受他们的指导，源自他们背后耶稣基督的权威，因此他们不是在顺服人，而是顺服神。
总的来说，不管是强调教会的机构因素，还是福音因素，基督徒都认识到教会是一个团契。从神人的纵向关系看，神与人订立了拯救的契约，这种契约的有效期直至世界的末了，显然在基督徒看来，新冠疫情的暴发不构成这种契约中断、中止、终止的条件。这一信念支撑他们经历疫情，面对一些不幸事件的发生，依然保持一颗平静的心。从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看，信徒与信徒间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服侍与被服侍的关系。基于这种理念，基督徒在这一团契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正如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一般，在这一定位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找到归属感并且实现人生价值。
（三）作为成圣的心灵洁净
戴克里先执掌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下令焚烧基督教书籍，拆毁基督教堂，一些基督教领袖被迫交出书籍，他们被称为Traditores——交出（自己书籍）的人。这些人被允许参与圣职按立，这引起迦太基基督徒的愤怒，他们脱离教会并得到当地非洲人的大力支持，多纳图派由此产生（得名于分裂的非洲教会领袖多纳图）。他们认为叛教的主教不能施行有效的圣礼，而大公教会认为通过悔改，叛教的主教可以继续施行有效的圣礼。[10]这一争辩不仅引发了对教会分裂的讨论，同时产生了另外一个神学问题——教会的圣洁。奥古斯丁对多纳图派挑战的回应是，教会不是基督徒的圣洁，而是基督的圣洁，教会是由圣徒和罪人共同构成的“混合的身体”。他用撒网比喻和麦子稗子比喻说明例证他的观点，撒网捕到不同的鱼，麦子稗子在生长时不分开，在收割时分开，才不会伤及麦子。[11]16世纪的再洗礼派，也是对教会圣洁问题的尝试解答，他们为了调和教会理论上的圣洁与经验中信徒的罪，不惜将违背圣洁标准的成员逐出教会。[12]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教会也不是圣洁的，它和它的成员都是有罪的，直到末日，它将最终被洁净。
如果想要正确理解圣洁，将圣洁与道德伦理、高尚、纯洁等术语相联系是不足的。这是用世俗标准审视基督教标准，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强行联系，就会产生多纳图派、再洗礼派、奥古斯丁甚至加尔文的错误。首先，教会是圣洁的，因为基督是圣洁的。其次，教会充满了罪人，这正是救赎的本义。“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13]最后，圣洁本义为分别，教会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成为堕落世界的见证并向世界传扬福音。一些基督徒将新冠疫情理解为上帝对这个堕落世界的惩罚的观念，一方面，使他们认识到当今世界对许多事件的处理偏离了正轨，人们将构建自身文明基础的道德、法治抛到脑后，对人类命运熟视无睹；另一方面，他们也看清自己的罪人身份，积极在教会中成为圣洁，立志成为合格的基督徒，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换句话说，给世界带来榜样的力量。在疫情期间的具体表现就是耐心遵守疫情管控、细心注意个人及家人卫生防护、通过捐献财物积极服务社会等。
二、圣礼对基督徒心灵的调和
基督教会最初几百年对圣礼并不十分感兴趣，从奥古斯丁开始，人们才开始对圣礼的有充分的讨论。一般认为，奥古斯丁认为圣礼是一种记号，这种记号与它们表示的事有些关系。12世纪上半叶圣维克托的于格修正了奥古斯丁对圣礼的定义，认为圣礼包含四个基本要素：自然或物质的元素、与所表示之物“相似”、有权表示所表示之物、功效。但于格的定义不能满足教会达成共识的七项圣礼中的告解，因为它没有物质元素。因此，彼得·伦巴德删除了“自然或物质的元素”这一项。这一定义被广泛应用，直至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路德只承认洗礼和圣餐这两项，他认为圣礼必不可少的两个特点是上帝的道和外在的圣礼记号。[14]
（一）功效性的祝福
在上述对奥古斯丁和多纳图派争辩的概述中，体现了施行圣礼的神职人员自身因素对圣礼功效影响的辩论，可以简要概括为“因圣礼施行者有效”和“因施行圣礼有效”，前者是多纳图派的立场，后者是奥古斯丁的观点。英诺森三世认为，神父是否具有功德对圣餐的功效没有任何影响，圣礼的最终基础是上帝的道，16世纪的主流新教神学家也秉持类似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承认圣礼的功效性，即施行圣礼确实能助益于基督徒的属灵生命。
天主教与新教对圣礼功效性的理解的主要差异可以概括为“圣礼赋予恩典”和“圣礼代表恩典”。前者认为上帝在圣礼中赐下恩典，因此恩典是“因”，但不是“最终因”，上帝才是。后者认为圣礼只是恩典的记号，以洗礼为例，不可能认为凭借受洗就可以获得重生。[15]接受前者的信徒，会重视圣礼的施行。而且圣礼的强调与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息息相关的，面对新冠疫情，这类基督徒会更加需要圣礼给自身带来的功效性祝福。在施行圣礼中，感受到上帝赐下的恩典，以圣餐为例，基督徒吃饼喝杯后，相信自己接受了来自上帝的祝福，祛除了身体的疾病，让自己变得更加刚强壮胆。接受后者的信徒，可能不会那么重视圣礼的施行，不过作为恩典记号的圣礼，也能在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下文将会详细阐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圣礼的特性不能孤立于它们的情境或使用，例如归信成为基督徒与受洗相联结共同构成洗礼的全部，这就不能说孤立地谈恩典或记号，它们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关系。
（二）符号性的安慰
正如上文所述，新教主要将圣礼视为恩典的记号，并且只承认洗礼和圣餐这两项圣礼。新教神学家都十分重视“信靠”的观念，他们强调人的软弱，很难真正做到信靠，圣礼的存在正是为了弥补人的软弱，让人在具体可见的恩典记号中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以及领受他的道，这样就可以保证、兼顾堕落人类的信仰。
疫情的蔓延势必带来生命和财产的丧失，压抑空气同样弥漫在基督徒中间，这种阴霾的经历是对基督徒信仰的严峻考验，他们可能会思考自己的信仰的真实性及意义等问题。可能会向自己发问，为什么印象中慈爱的耶稣基督会允许疫情夺走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还是赐恩典的那位吗？疫情环境正是新教所理解的圣礼对人类软弱的弥补作用的体现，当人们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时，圣礼作为可见可行的恩典符号出现，坚固基督徒的信仰。以圣餐为例，信徒通过掰饼喝杯的真实行动，感受到上帝对自我拯救的保证。服圣餐首先邀请基督徒回忆过去耶稣基督的拯救事工，然后让他们放眼未来，看到基督徒盼望发生的事——耶稣基督的再来，经过回忆—盼望，基督徒一扫疫情带来的阴霾心情，焕然一新并满怀热情和信心。同时，在圣礼的施行中，基督徒也感受到一种归属感。对于他们来说圣礼就像一种基督教团契的凭证，上帝的子民构成的团契就像一个大家庭，信徒在其中感受到来自上帝和他人的爱，自己归属于这个集体并在这个集体中找到定位。
（三）榜样性的力量
不管是功效性的祝福，还是符号性的安慰，圣礼施行的整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基督徒对过去先知、耶稣及众圣徒事迹的回顾，特别是对他们面对危难环境的处置策略的回想。这些人生道路上的榜样，穿越时空，在圣礼的施行中，基督徒真实地感受到他们带给自己的力量。
这些古圣先贤的事迹实际地带给疫情中基督徒一些具体的人生指导。当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出他最珍贵的儿子以撒时，他凭借他的信认为“上帝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羔羊”[16]，由此亚伯拉罕得名“信心之父”，从他身上，基督徒学习信心；当非利士人歌利亚叫骂以色列军队时，以色列众人都害怕逃跑时，牧羊人大卫用机弦战胜并取了他的首级[17]，从大卫身上，基督徒学习勇敢；当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用纳税的问题诘难耶稣时，他凭借智慧回答“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18]，从耶稣身上，基督徒学习智慧。简言之，施行圣礼中对古圣先贤实际的追忆，带给疫情中的基督徒以榜样性的力量。
三、末世论对基督徒心灵的影响
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时间，时间是线性的，而不是循环的，有开始，也有结束。塑造基督教末世论思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耶稣的讲道和保罗的著作。“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会悔改”[19]，这一宣言贯穿耶稣传道生涯的始终，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末世。保罗的末世论显示出“现在”和“还未”的矛盾，“新世代”已经开始，但当基督再来施行末世审判时，这一事件才算圆满。启蒙运动将末世论批判为迷信，例如卡尔·马克思认为基督教的盼望教义用未来的喜乐安慰现在正在受苦的人，使人们忽视改造现实世界，消灭苦难。20世纪又重新发现末世论，尽管英国新约学者查尔斯·多德认为“上帝的国度”已经实现，但主流观点还是“开始性”的。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自身就生活在“现在”和“还未”的矛盾之中[20]，一方面，世界在不断地堕落，另一方面，最终的审判还没有来临，这对他们心灵状态的影响是很微妙的。[21]
（一）预言式的适应性心态
基督徒相信圣经《启示录》的预言，认为世界有终结的那一天，并且有很多迹象显示了“主的日子”近了。“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22]，新冠疫情被认为正是这种末世预言的展开，换句话说，灾难的发生早在基督徒的预想之中。与无信仰者相比，这种适应性的心态是基督徒的优势，面对疫情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对生活习惯的扰乱、对收入水平的打击等负面问题，他们更能以一种适应性的心态来应对，不至于陷入无端的恐慌之中。
即使面对死亡，真正的基督徒也应当泰然处之，正如杰里米·泰勒在他的著作《圣洁生活的法则与操练》中将好好死亡视为一门伟大的艺术，他相信通过默想死后的盼望，基督徒可以克服死亡的恐惧。[23]他说道：
如果你的情况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你已经到了深坑的边缘，甚至是坟墓的边缘，你也不要绝望；至少要再拖延一会儿：记住，只要你再耽搁一会儿，任何最后的意外如何带走你所有的盼望，如果你稍微多待一会儿，同时甜蜜地承受它，它也会带走你所有的绝望；因为当你们进入死亡之境时，你们就从所有的劳碌和恐惧中得到了安息。[24]
很多中国人内心十分畏惧死亡，表现在行为上是尽量避免直接谈到“死”这样的字眼，人们会用很多美妙的词汇美化死亡，弱化死亡的阴暗和未知性，例如“驾鹤西去”、“仙逝”、“百年以后”等。而基督徒可以通过盼望末世公义审判为自己伸张正义、在天堂与耶稣基督及众圣徒团聚、获得幸福的永生等，战胜死亡恐惧。在预想到灾难来临的情境中，同时设想自己生命的逝去，反而得到了心灵的安慰，实现了面对疫情的恒常心。
（二）积极奋进的求圣心态
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因为他们信靠的耶稣基督已经藉着自己的牺牲，战胜了阴间死亡的势力，现已成为基督身体一部分的基督徒也可以靠着对基督的信仰，共享这一胜利。
已经归信的基督徒并不一劳永逸地获得将来的永生，“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25]、“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26]、“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27]等经文不断提醒基督徒要不断地完善、洁净自己。疫情敲响了基督徒的警钟，他们不能再继续陷溺于罪恶当中了，否则将与罪一起陷入死亡。这让他们不断用耶稣的教导反思自身，有没有遵循耶稣爱的诫命，即“你要尽心、尽行、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28]如果没有做到，就要更加努力奋进，朝着这一目标前进，不断追求自身的圣洁，以便于未来的恩典有份。他们普遍认为，经历像疫情这样的苦难实在是太难熬了，但比起未来永远的享福，这样的付出又是非常值得的。[29]
（三）错误解读的厌世思想
消极厌世教导的出现与极端的末世论存在着一定联系，在前千禧年主义盛行的教会中，普遍都存在激进的末日情结。前千禧年主义是一种十分悲观的世界观，相信世界上的事情正变得越来越糟，耶稣基督将要很快再来终结一切。而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不少人对于世俗的事情产生了消极心态，认为什么都会很快地消失，从而失去了兴趣。疫情为基督徒展现了末世的征兆，其中部分基督徒看到疫情对人类的摧残，以及人类面临疫情的无助和绝望，萌生出厌世的思想，因为圣经中记载着：“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30]、“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31] 他们可能会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终将被毁灭，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也会毁于一旦，又有何意义参与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在疫情吹响末世号角时，只会加速朽坏，而不能通过人的改造获得新生。
结合教会的本质，我们认为教会的使命并不是改造世界，从而在世界建立“上帝的国”，因此将基督徒与改造世界关联在一起思考，将基督徒的积极与消极与是否参与世界相挂钩是不合适的。教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作为教会组成部分的基督徒当然也与世界紧密相连，他们的使命在于为世界提供一种独特的见证，“教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成为十字架的群体”[32]，这显示教会及基督徒并没有从世界撤退。
认信者的教会……它追求的是通过成为教会来影响世界……追求有形的教会，一个在世清楚可见的住所；在其中人们忠于诺言、爱敌人、说真话、尊重穷人、为义受苦，并以此见证上帝令人惊异的成就群体的创造力。认信者的教会根本无意从世界撤退，但它的见证会唤起世界的敌意，这一点并不稀奇。[33]
结论
教会论、圣礼及末世论都处于基督教神学的核心位置，将它们置于疫情的环境中，分析中国基督徒在这样环境中的心灵状态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甚至无信仰者的心灵状态，在平常状态下的差异被疫情这个意外因素所放大，让我们得以窥探其中的奥秘。在基督徒内部，教会论、圣礼、末世论会对疫情环境中的基督徒心灵状态产生不同的影响，伴随着对教会论、圣礼、末世论的不同侧重甚至相反的阐释，这种影响的差异也变得更加复杂和神秘。在教会论方面，疫情中的基督徒感到基督同在的心灵保证、作为团契的心灵依存以及作为成圣的心灵洁净；在圣礼方面，疫情中的基督徒得到功效性的祝福、符号性的安慰以及榜样性的力量；在末世论方面，基督教信徒产生预言式的适应心态、积极奋进的求胜心态以及错误解读的厌世思想。简言之，基督徒在日常信仰生活中直接或间接接受或参与的教会论、圣礼、末世论思想，在疫情时期充分展示了它们的存在，这从它们对基督徒心灵状态的影响中就可以比较充分地观察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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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ristians Mental State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Ecclesiology, Sacrament, Eschatology
CUI Renzho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a severe test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it has deeply impacted various aspec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At the micro level, it has caused great emotional trauma to individuals. As a multi-ethnic and multi-religious country, different social communities have their 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inking and practice, and thes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amplifie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Therefore, with the help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factors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this paper intends to briefly analyze the mental state of Christian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with the Ecclesiastical dimension, Sacramental dimension and Eschatological dimension of Christian theology, so as to open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mmunity.
Keywords: Epidemic period, Christian, Ecclesiology, Sacraments, Eschatology
[1] 朱启贵：《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与中国对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第5期，第87-95页。
[2]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赵城艺，石衡潭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417-423页。
[3] Veli-Matti Kärkkäinen, An Introduction to Ecclesiopogy: Historical, Global, and Interreligious Perspectives,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21, pp.1-2.
[4]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第 428-429页。
[5]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第430-431页。
[6] 《诗篇》56:13。
[7] 《马太福音》29:19-20。
[8]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第432页。
[9] [美]米拉德·艾力克森：《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7页。
[10]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第420-421页。
[11] [美]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成，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9-281页。
[12]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第427页。
[13] 《路加福音》5:32。
[14]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第447-449页。
[15]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第452-453页。
[16] 《创世纪》22：8。
[17] 《撒母耳记上》17：41-51。
[18] 《马太福音》22:21。
[19] 《马太福音》3:2。
[20] 丘建峰、陈锦富：《末世论》，圣神修院神哲学院，2016年，第10页。
[21]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第495-497页。
[22] 《路加福音》21:11.
[23] Jeremy Taylor, The Rule and Exercise of Holy Living and Dying, Franklin: Seedbed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pp.63-70.
[24] Jeremy Taylor, 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 vol. Two (and) 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Dying, Wilton: Morehouse-Barlow Press,1982, pp.12-13.
[25] 《彼得前书》4:7。
[26] 《彼得前书》1:16。
[27] 《马太福音》5:20。
[28] 《路加福音》10:27。
[29] 崔任中：《疫情中的家庭教会及对末世观的思考》，《中国基督教研究》2020年第2期。
[30] 《约翰一书》2:16-17。
[31] 《希伯来书》1:11。
[32] [美]侯活士，威廉姆：《异乡客：基督徒的拓荒生活》，贺志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32页。
[33] [美]侯活士，威廉姆：《异乡客：基督徒的拓荒生活》，第3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