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荣：近代在华社会福音派医疗事工研究：以汾阳医院为例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4年第23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60

刘安荣  https://orcid.org/0009-0002-4270-6020

山西省委党校

摘要：开办医院是近代基督教在华的一项重要事工。本文认为社会福音派开办的医院兼有直接传教、间接传教的功能，学术界已有的一些说法与实际不太符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社会福音派医院的社会服务性增强，成为独立的机构，走向世俗化，宗教性减弱，但其一直是传教士掌管、外国资金资助的慈善性服务机构，其宗教性一直存在。

关键词：社会福音派、医疗事工、宏济施医院、汾阳医院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10

医疗事工是近代在华基督教会的一项重要事工。改革开放前，大多数成果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一部分进行考察，如王吉民的《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医史杂志》第三卷第三期）等文章。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有学者使用文化传播交流、现代化等理论研究之，探讨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如赵璞珊的《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何小莲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则从文化交流的视角解读基督教医疗事工在中国引起的文化、思想、制度变迁。李传斌的《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不仅研究了在华医疗事工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还总结了其合作化、世俗化、中国化、专业化等趋势，这说明有学者关注医疗事工与传教的关系及医疗事工的性质问题，但这不是这部著作的研究重点。邓杰的《医疗与布道：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医疗服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川康边地医疗事业对布道的作用，但没有论及这些医疗事业的性质。这说明鲜有成果详细探究在华基督教医院的宗教性、世俗性及其变迁。本文将以社会福音派代表美国公理会在山西汾阳开办的医院为例，论述近代在华社会福音派医疗事工的性质及其变迁，择其因美国公理会是近代社会福音派之典型、代表，美国公理会在汾阳开办的医院被称为“小协和”，是其在华医疗事工中的翘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选择社会福音派医院进行研究还有以下原因。有学者将近代来华传教士分为基要派、保守派、自由派和社会福音派4个派别，实际上这4个派别可以归为2类：保守派和自由派，因为社会福音派属于自由派，基要派属于保守派中最保守的分支。学术界普遍认为自由派传教士采取“间接传教方式”，通过办报纸、兴学堂、建立医院等工作来改造中国文化，以便创造传播基督教的有利环境。[1]即社会福音派开办医院是为了治病救人以创造有利的传教环境，社会服务性强。以下将从开办医院目的、医院的活动、经营与管理及其经费的来源与支出等方面考察社会福音派的医疗事工，以廓清自由派采取“间接传教方式”、其医院社会服务性强等说法、认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并说明近代教会医疗事工性质、功能之变迁。

美国海外宣教会（American Board Committee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美部会，又称美国公理会，属于社会福音派，成立于1810年，1830年派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到中国传教。1834年美国公理会派遣伯驾（Peter Parker）以医生身份到中国传教，他是近代来华第一个正式医疗传教士。1835年伯驾到达中国，开启了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此时尚处于“禁教时期”，传教士不能公开传教，于是通过行医接触人而传教，因此此时开办医院是间接传教手段。“欧柏林中华团”（Oberlin China Band）于1881年由欧柏林神学院学生组建，并派遣其毕业生到中国传教。欧柏林属公理会教藉，中华团成员前往中国时，接受了公理会的思想、理念，他们将山西定为“欧柏林传教区”，在太谷、汾州设立传教站。1914年华北公理会重组，太谷、汾阳公理会成为华北公理会的组成部分。汾阳医院是其设在汾阳的教会医院。

一、公理会开办医院的目的及其经营管理变迁

（一）开办医院目的变迁

传教士文阿德夫妇（Mr. and Mrs. Irrenius J. Atwood）1882年来到中国。在来中国之前，文阿德学习了医学知识与技能。他曾经在芝加哥的汉纳曼（Hanneman）医学院学习，也曾经在妻兄（一位医生）的帮助下学医。到太原后，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他与内地会的赐医生（H. A. Schofield）一起工作、学习。他掌握了治疗普通疾病的基本技能，在治疗白内障上尤其成功，因他学到了古代埃及人熟知的针拨白内障法。1888年因妻子患病返美休假，他利用这段时间在芝加哥的如斯医学院（Rush Medical College）学习，获得了医学学位。他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使他能解决山西境内传教士及中国人的医疗问题。[2]

首先，公理会传教士为了赢得当地人的好感，且能在当地立足而开展医疗工作。1885年因为冕路德（Martin L. Stimson）为汾阳某人治好疾病，开始定期到汾阳传教，1889年文阿德在汾阳开办诊所，一边为人看病，一边传教，逐渐在此立足。正如某传教士写给总部的信中说：“我和唐模圣（James B. Thompson）最近被人请去治疗鸦片中毒，我们挽救了所有鸦片中毒病人的生命。其中的2个病例使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两个村子向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们走进任何一家，都得到了热情接待。”^[3]

其次，传教士开展医疗事工是为了在诊所、医院直接传教。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在内地能公开传教，此时公理会开办医院不只是为了接触当地人，间接传教，更是为了在诊所、医院中直接布道，此时诊所、医院是传教人员直接布道的地方，他们如同在布道所一样直接布道。公理会传教士在门诊前有人为候诊者散发福音传单、讲道，病人听道后才开始看病。住院病人每天要和传教士一起参加礼拜，医院设传道部，有专职传教人员。医院的工作人员如医生、护士都是教徒，要分担传教任务，参加传教、宗教活动。传教士这样描述他们与病人的相处经历:“与他们在一起一个月打破了双方互相排斥的壁垒，我们与他们及他们亲友的关系变得非常好。我们每天举行两次宗教仪式，常常有外面的人来听讲道、看祈祷。我相信其中的几个珍视外国人的药，也珍视基督教的真理。”^[4]起初，为人戒除鸦片烟瘾是医疗工作的重要内容，公理会的许多教徒为戒除烟瘾、看好疾病而入教。文阿德所做1895年汾州府传教站医疗工作报告中说：最近医疗、戒烟工作使得20-30人改变了信仰，主要是戒除烟瘾的人。大多数病人每天参加早祷、礼拜，除此外10月1日起晚上给病人举行礼拜仪式，所有戒烟者及其他所有能够参加的病人，礼拜中要阅读圣经、唱赞美诗。除了改变信仰的，更多的人对基督教感兴趣，对传教士友好。艾渥德（Earnest Atwater）1896年度汾州府工作报告中说：戒烟所的工作最有效果，这年29人接受考验，其中的大多数来自医疗、戒烟工作。^[5]可见，医疗事工为公理会在当地立足、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不只是创造了有利环境，直接传教的作用更大。

再次，公理会医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转变为以社会服务为主、传播福音为辅。1889年文阿德来到汾州，开了一个小诊所，雇佣中国人王兴（汾阳医院院长王清贵的父亲）为勤杂工人，开始行医治病。之后扩展为医院，但来就诊者不多。1901年后文阿德利用庚子赔款将诊所扩建为“宏济施医院”，地址仍在南水井。除基本的门诊室外，还添置了病床。但实际规模不大，仅由两间房组成，一间为诊室，一间为手术室。1906年文阿德正式定居汾州府，业务扩大。万德生（Dr. Percy T. Watson）1909年来到汾阳后，积极筹划医院建设。1916年万德生在提倡“医务独办”的原则下，动工兴建现代化医院，从这时起汾阳医院开始转向以社会服务为主，传教的目的逐渐弱化，尤其是建成以后。

经过几年努力汾阳新医院竣工，于1924年4月10日正式开门营业。当时医院设男病床80张，女病床80张。医院有四层楼楼房、结核病阳光浴房、工作人员住宿楼、男护士宿舍、女护士宿舍。医院实行分科治疗，逐渐发展成为一所现代化大型医院，被称为“小协和”，服务的范围大、人员多。1927年10月5日万德生写给美国总部的信中说：1926年3月1日以来，汾阳医院的住院病人比以往增加了70%。我们并没有极力要增加病人，尽管病人的增加减轻了常用费的压力，降低了病人的护理成本。^[6]尽管当时有排外、非基运动，医院工作稳步增加。病人来源很广，来自16个县，入院治疗者中地位高的人越来越多。^[7]以下是其1924年到1936年治疗情况统计表，从中可知汾阳医院具有当时较先进的设备，治疗手段、方法也比较先进，1931-1937年间服务的人数有时上万，这样的服务人数在当时算多的。

1924-1936年汾阳医院治疗工作统计表

本表根据历年年度报告及杂志Fenchow中的数据列出。

1930-1940年汾阳医院工作情况统计表

本表来自The Taiku Hospital Annual Report 1940.Taiku, Shanxi 1940.以及华北公理会1930-1936统计表。

（二）医院经营管理之变迁

1906年文阿德正式定居汾州府，业务扩大，开始雇佣华人，受雇者多半是戒除烟瘾的人，如康宁堡的张明瑞等。1924年4月10日，汾阳医院正式迁至新医院，医院不再冠以教会的名称“宏济施医院”，正式改名汾阳医院，表达了汾阳百姓和公理会建设一座正真为全社会服务的综合医院的理念。这时医院有38名工作人员（数目相同的仆人、工人除外），其中只有4名外国人，其他医生、护士、药剂师、会计和秘书全部是中国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例如闫大夫。闫大夫的父亲是山西教会第一个受过培训的行医者，他要把儿子培养成医生。在汾阳医院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闫大夫被送去济南学医，1923年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实习，回到汾阳医院工作，1924年已做了100多台手术，从多方面表现出很有才能。^[8]中国工作人员承担了汾阳医院的大多数工作，但是主要负责人一直是美国人。

1934年万德生奉调返回美国，当年周以德（Walter H. Judd ）来到汾阳担任院长，1935年在齐鲁大学毕业的王清贵、路增辉回到汾阳医院任医师。1938年2月日军占领汾阳，夏天周以德返回美国，罗瑞英（Emma B. Noreen）兼任院长，王清贵主持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被日军控制，王清贵、成守赛、段开基、常子长、梁世恩、赵硕安等医护人员被日军宪兵队抓捕。从1942年1月开始遣散病人、职工，2月底遣散完毕，被日军野战医院占领。1945年抗战胜利，又被阎锡山驻汾军医院占领。1946年1月北京教会派人来接管医院，王清贵等人进驻医院进行整顿，1947年罗瑞英返回汾阳主持医院、护校工作，1948年汾阳解放，1951年罗瑞英返回美国，医院被政府接收，改名为山西省立汾阳医院，此时起才由中国人王清贵担任院长。

二、公理会医疗工作的经费来源、支出及其宗教活动变迁

（一）经费来源与支出变迁

最初欧柏林中华团的医疗费用来自美国本部。如欧柏林中华团1883年预算中有200美元医疗工作费用，1885年预算中有教师费用700银元，医疗工作400银元。[9]汾州府的医疗工作一直是免费、低价进行，患者自愿捐款。1893年在公告栏里公布捐助者名单，声明这样的捐助完全是自愿。1893年捐款为35块银元，1894年9个月捐款70块，其中20块来自传教士。^[10]因此1900年前的公理会在汾阳的医疗工作是差会支持下的慈善性服务，其目的是为了接触当地人，开展传教工作。

1906年文阿德正式定居汾州府，将汾州诊所改为汾阳宏济施医院，从医院的名称可知这时的汾阳公理会医院为教会慈善机构，免费、低价为人看病。目前还没有找到1906到1918年医院的收入与支出数据，据汾阳医院1919年报告中说：收费使医院减少了一半以上的病人。[11]1919年前医院应该很少收病人的费用，医院应该主要靠美国资金支撑，来自本地的捐款、收费在医院经营费用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根据医院1919年的报告，1919年医院有住院病人238人，平均住院时间为1个月。238人中，18人免费，19人付一半费用，剩余的分为两个等级：住单间、有好食物的；吃普通食物的。医院厨房账户有138.30元的余额，但有97.71元没有收上来，无疑其中的许多将用于慈善。医院的规定是一年免费看病的占10%，出半价的占10%，1919年一件最难的事是在没有支付能力的病人中推行这个规则。在富裕的病人中有人除付费外捐赠大大超出费用的钱款，^[12]但是这样的捐赠很少发生。

1920年汾阳医院的地方收入是6360元，这些钱用于医院的运行，比1919年来自中国的资金多1300元，是1918或1917年中国资金的2倍。^[13]这表明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来自地方的收入逐渐增加。1923年医院40%的运转费用来自中国人，这是公理会、妇女中部会（W.B.M.I.）总数（占13%）的3倍。^[14]但是剩余的47%是靠美国人的捐款支付的。万德生报告中说1923年花了9000美元支付医院中国员工的工资和医院的日常费用。这些钱中，美国总会给了650美元，妇女中部会（W.B.M.I.）给了450美元，中国人给了7000元（中国钱），是教会给的3倍多。即使如此，仍有47%的花费未能支付。^[15]即汾阳医院是欠账经营，所欠费用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支付。1919年汾阳医院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签订协议，在医院困难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疗董事会资助医院维持运转以及工作人员薪水，使得医院正常运行，并发展起来。[16]

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来自中国的收入有所增加，但美国资助仍占多数。汾阳医院1925年的预算费用为20000元（大洋），其中病人医药费5500元，中国医学董事会捐款2500元，^[17]占40%，60%的经费来自美国。根据以下汾阳医院1928-1935年的经营状况统计表，1928到1933年6年中，汾阳医院只有在1929年收入超过支出，其它年份支出均超过收入，其中1932年欠账最多。1929年总支出52469元，来自地方的资金24160元，占46%，其余64%的来自外国资金。这年来自美国的个人捐款最多，为22759元，这些资金是这年医院有结余的主要原因。1932年总计支出78163元，来自中国的资金21213元，约占27%；这年美国的资金只有总部拨款8573元，约占11%。这年来自中国的捐款比1929年少2947元，但来自美国的资金少21420元。来自美国的捐款大量减少是汾阳医院欠款增多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个时期汾阳医院的运营资金主要靠美国。据1937年7月15日周以德写给美国的信中说：1936年病人支付了手术费的66.4%，1935年支付了手术费的54%，1934年为37%。其余费用由美国承担。^[18]

汾阳医院1928-1935年的经营状况统计表（元）

本表来自Harvard Divinity School Archive, ch62, Z 9.

据以下汾阳医院1936-1939年经营状况统计表，汾阳医院1936到1939年收入超过支出。1936年来自病人的收费占总支出的66.4%，1938年的占42.9%，1939年的占38.7%。但是1936年结余1961元，1938年结余13484元，大大超出1936年，其原因是1938年医院的其它收入大大增加。据汾阳医院1936-1939年其它收入来源统计表，在其它收入中，来自中国的捐款分别为29、35元，微乎其微，而来自西人的捐款分别为7446、11798元，从此可知来自美国的资金占据医院资金的大部分。尽管来自医院的收费在总支出中占的比例有时增加，但纵观汾阳医院的收入与支出，凡是西方的拨款、捐助多，医院的欠账就少，结余就多，反之则欠账多，结余少。抗战时期汾阳医院被日军占领，1946年再开门诊，勉强维持，直到被人民政府接管。

汾阳医院1936-1939年经营状况统计表（元）

本表来自Harvard Houghton Library ABC16.3.12, volumn 78.

汾阳医院1936-1939年其它收入来源统计表（元）

本表来自Harvard Houghton Library ABC16.3.12, volumn 78.

医院的建筑也主要靠美国资金。医院土地、建筑花费总计10万美元，土地与建筑、设备各用一半。最昂贵的是管道费用，花费1万美元，供暖设备1万美元，电路费用6000美元，蒸汽设备6000美元。^[19]这些费用基本靠从美国募集的钱款支付。1929年汾阳新医院设备安装完成举行庆祝活动，地方筹集了8000两银子捐给医院，用于修盖医院客栈、太阳房（用于治疗结核病人）和佣工宿舍。^[20]地方也为医院添置设施提供了一些资金。

（二）医院宗教活动状况变迁

汾阳医院中一直有宗教活动，这也是医院低价、免费为人看病和差会资助的关键所在。在前期病人在诊病前要听道，住院病人要参加医院的宗教活动。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病人看病前不再听道，住院病人也不是非得参加宗教活动。但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教徒，医院始终设传道部、社会服务部，始终有专职布道人员定期、定时举行宗教活动，一直具有直接传教的功能，其宗教性一直都存在。

总之，汾阳医院是主要靠美国资金建立的医院，其运营的前期主要靠美国资金支持，1924年之后医院的社会服务性增强，来自地方的资金逐渐增加，但是新中国政府接管前来自美国的资助占比较大。医院不以盈利为目的，每年都有免费、半价、低价治疗的病人，因此是在差会资金资助下的慈善性的医疗服务机构，传教始终被囊括在其开办目的之中。

三、社会福音派医疗事工性质及其变迁分析

公理会开展医疗事工之初，或传教士兼行医，或有专职的医疗传教士，此时行医是为传教服务，传教是目的，行医是医院的日常工作，是传教的手段，这样的医疗事工是宗教性的。但随着医疗工作的展开，公理会医院传教与行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行医受到更多的重视，将专职布道制度化，医院设立专门的传道部、社会服务部，有专职传道人员。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非基运动的兴起和医院设备、医疗水平、专业水平的提高，医疗传教士只是参与传教事务，具体的传教工作由专职布道者、牧师进行，公理会医院的行医与传教逐渐分离，医院走向世俗化、科学化，宗教性减弱。

公理会医院世俗化的另一个体现是医院与地方政府合作举行医疗事业，医院为地方政府提供帮助，在地方防疫工作、卫生事业开办上做出了贡献。如前所述，汾阳医院是公理会与地方政府合办的。山西省及汾阳县政府与万德生1914年达成协议，允许将二府街道北的一块公地，作为医院新址（公理会购买了这块地附近的房、院，医院面积因此扩大）。万德生与官方商定，新医院不再冠以“公理会”、“施”一类的名称，命名为“汾阳医院”，由省政府、地方士绅、教会三方筹钱，进行兴建。^[21]

公理会医院、传教士还与地方政府合作，为地方的防疫事业做出了贡献。1917-1918年山西爆发鼠疫。“内务部介绍美籍医生杨怀德（Charles W. Young）莅晋，被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根据其统计，参加防疫工作的中外医生及看护员67名，其中有36个医士，分别来自美、英、法、意大利和瑞典，他们被分别派往代县、宁武、偏关、五寨等各防线所经之县，构成防疫的技术力量。[22]这其中就有公理会的医生万德生、韩明卫等人。此后晋西、陕北等地多次爆发鼠疫，汾阳医院的工作人员多次响应地方政府要求，扑灭鼠疫。万德生带领医护人员第五次扑灭鼠疫之后，汾阳医院名声大振，当地群众给万德生送了“万人伞”，汾阳医院获得了“华北第二协和”、“小协和”的美称。^[23]最关键的是万德生等人找到了鼠疫传播的规律、途径和源头，为彻底消灭鼠疫做出了贡献。此外，汾阳医院为医治猩红热、白喉等地方传染病、流行病做出了贡献，万德生为此获得北京内务部颁发的一等二级奖章，同行的马大夫获得三等二级奖章。^[24]

公理会医疗事业世俗化的再一个表现是医疗人才的培养。1923年汾阳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成立，教务长为孔美玉。[25]第一班12名男学生入学，其中的7人完成了学业。到1936年护士学校培养了59名护士，在中国各地的岗位上尽责，其中5名毕业生在汾阳医院任职。[26]1947年8月1日再次举行入学考试，约30人报名，录取了8人，以后逐年招生，到1951年政府接收，共招4班学生，约80多人。^[27]这些毕业的护士大多为中国公立医院服务，促进了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

公理会医疗事工经历了一个以传播基督教为主转向行医为主的过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它在宗教传播中作用的弱化、间接化，治病功能加强。其医疗事工虽为传教而设，却没有成为传教的附庸；医学传教士虽为传教而来华，却不是神学的“婢女”。公理会医院成长为独立的医疗机构，医院改名是其标志，其工作人员成长为专业的医疗工作者。公理会医院走向世俗化，其原因与社会福音派的特征密切相关。十九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给西方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新教神学家从神学角度探讨这些社会问题，讨论基督教福音的社会意义，社会福音派因此产生。社会福音神学的核心是在现实世界建立“上帝国”，注重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使“上帝之国”变成现实。社会福音的主张、特征反映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宗教世俗化趋势，其目的是使宗教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以基督教创建理想的人类社会。[28]社会福音派因此被称为现代派、自由派，公理会医院为适应中国的社会需要走向世俗化符合其教派特征。

结论

本文以汾阳医院为例论述了在华社会福音派医疗事工的性质及其变迁。有学者认为，传教和行医，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要分道扬镳。[29]本文通过论述公理会医院传教和行医的关系，说明即使是社会服务性很强的教会医院传教和行医也没有绝对分开。史实说明，只有极少数教会医院、医学院校在发展过程中所属关系变更，转变为非教会性质，如协和医院、协和医学校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协和医院1915年之前是由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差会联合创办的教会医院，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购买了协和医学校的财产，协和医学校变成“私人慈善机构”，协和医院不再是教会医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起初是雅礼会与湖南地方政府合办的医学院校，1925年改由湖南育群学会管理，成为一所私立医学院校，而湘雅医院仍由雅礼会管理，依然是教会医院。^[30]其他绝大多数传教士、教会开办的医院，即便像汾阳医院这样社会服务性强的医院，到后期行医与传教分离，走向世俗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医院与差会的关系完全中断。公理会医院内一直设有传教部，具备直接传教功能，故依然是教会医院。这也体现在其经营管理与经费来源一直依靠外国差会。从前文可知，汾阳医院在后期有相当一部分经费由本地提供，差会承担的部分减少。医院曾经有中国医生担负重要责任，中国管理人员、治疗人员甚至占多数。然而，医院的主要负责人一直是传教士，差会一直提供相当一部分资金。因此，汾阳医院一直是公理会附属医院，是其慈善性服务机构。

再则，社会福音派的医疗事工不仅仅只有间接传教的作用，其开始也是为传教而设，具有直接传教作用。只是到后期它的社会服务性、世俗性增强，宗教性减弱，学术界关于社会福音派只注重间接传教、其医疗事工只具有间接传教作用和其医院主要为社会服务、宗教性一直弱的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合。

参考文献

Ellsworth Carlson. The Oberlin Band: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Shanxi 1882-1900, 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Oberlin, Ohio,2001,

Ellsworth Carlson. The Oberlin Band: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Shanxi 1882-1900. 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Oberlin, Ohio, 2001.

Houghton Library Papers, ABC16.3.12

Nat Brandt. Massacre in Shansi.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Unit 3.

The Missionary Herald.

白林海主编：《山西省汾阳医院志》，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邓学和：《汾阳医院70年变迁》, 《汾阳文史资料》第四辑，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8年出版。

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王富珍、郭任维主编：《医魂璀璨：汾阳医院故事选（1914-2014）》，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15年出版。

赵荣达：《太谷仁术医院简史》，《太谷地方史志资料选》第一辑，1983年。

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Research on Evangelical Medical Work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aking Fenyang Hospital as an example

Anrong LIU  https://orcid.org/0009-0002-4270-6020

 Shanx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Abstract: Establishing hospitals was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modern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hospitals run by social evangelicals had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missionary functions, and some existing academic theories are not in line with reality. After the 1920s, the social service of social evangelical hospitals increased and became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moving towards secularization and weakening their religious nature. However, they had always been charitable service institutions managed by missionaries and funded by foreign funds, and their religious nature had always existed.

Keywords: Social Evangelicalism; Medical services; Hongji Shi Hospital; Fenyang Hospital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10

[1] 柯文（Paul Cohen）著、苏文锋译：《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教方式之比较》，载于林治平编：《基督教入华170周年纪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83-107页。

[2] Ellsworth Carlson. The Oberlin Band: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Shanxi 1882-1900, 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Oberlin, Ohio, 2001,P19, 20.

[3] 1887年6月21日贾腓力在太谷写给总部贾德森·史密斯的信，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Unit 3, Reel 318.

[4] The Missionary Herald, January 1886, P25-26.

[5]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Unit 3, Reel 319.

[6] Houghton Library 16.3.12, Volumn 48.

[7] The Missionary Herald, November 1928, p.437.

[8] Winfield A. McLean, Second Impressions. Fenchow, February 1924, P7-8.

[9]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Unit 3, Reel 316.

[10] The Missionary Herald, February 1895，P55-57.

[11] Medical Notes, February 1920，Fenchow，P15.

[12] Medical Notes, Fenchow. February 1920，P15.

[13] February 1921, Fenchow，P15.

[14] Percy T. Watson, Hospital Value, Fenchow, February 1924,P4-5.

[15] 白林海主编：《山西省汾阳医院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634页。

[16] 汾阳医院1930年度报告，Houghton Library 16.3.12,Volumn 51-54.

[17] Fenchow, March 1925.P11-13.

[18] Houghton Library ABC77.1 Box 38.Judd Mr. and Mrs. Walter H.

[19] W. A. McLean, Hospital Construction Notes. Fenchow, Hospital Dedication Number, P21-23.

[20] The 120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B.C.F.M.(1929-1930), P73.

[21] 王富珍、郭任维主编：《医魂璀璨：汾阳医院故事选（1914-2014）》，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20页。

[22] 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80页。

[23] 白林海主编:《山西省汾阳医院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9页。

[24] The Missionary Herald, January 1918, P31-35.

[25] 白林海主编：《山西省汾阳医院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5页。

[26] Mary McClure. Then and Now in Fenchow, Fenchow November 1936, P3-5.

[27] 邓学和：《汾阳医院70年变迁》, 《汾阳文史资料》第四辑，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1988年出版，第10页。

[28] 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29] 高晞：《传教和西医：不同道不相为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第39-46页。

[30] 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