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4年第23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71
王学晟 https://orcid.org/0000-0003-0725-9149
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
亚洲圣经学会第八届学术会议，2024年7月11–13日，台湾花莲。Society of Asian Biblical Studies 8th Conference, 11–13 July, 2024, Hualien, Taiwan.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21
亚洲圣经研究学会（The Society of Asian Biblical Studies，简称SABS）成立于2016年，是一个致力于从亚洲视角促进圣经研究和解释的专业的学术团体。学会的宗旨是为成员创造机会，分享和交流圣经研究成果，促进相互支持、智力成长以及作为教师、诠释者和学者的专业发展。学会特别重视广泛和公开的讨论，尤其是亚洲少数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观点。学会也鼓励在不同的亚洲文化和语言背景下，使用多样化的方法理解、诠释圣经经文和相关文献。为此，亚洲圣经研究学会与教育机构及其他组织合作，支持以处境的方法、本土的方法进行圣经学术、解释和教学。
继2006年和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举办第一届、第三届会议；2008年和2016年在韩国卫理公会神学院举办第二届、第六届会议；2012年在马来西沙巴神学院举办第四届会议；2014 年在泰国清迈举办第五届会议；2018 年在印尼玛琅（Malang） 市天主教高等神哲学院第七届学术会议，今年第八届大会在台湾玉山神学院（Yu Sha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Seminary）召开，来自亚洲、欧洲、大洋洲和南、北美的13个国家总计84位学者参与大会、共襄盛举。
7月11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后，台湾玉山神学院院长张秋雄（Ukan Walis）发表了题为〈培养下一代原住民部落长老：部落圣经诠释学〉（Nurtu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ribal Elder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ribal Biblical Hermeneutics）的全会演讲。他指出台湾原住民面临的危机在于年轻一代主要接受主流文化教育，逐渐失去母语能力，这影响了原住民教会中圣经语言的使用以及整体语言能力的下降。以赛德克（Seediq）族为例，虽然部落研究员能在阅读圣经时感知祖先的声音，但未能宣传社区的文化习俗和祖训。随着部落长老的逐渐凋零，传统文化和语言的传承面临重大危机。张院长主张“部落圣经诠释学”可以应对这一危机，通过用部落语言阅读圣经，保护原住民文化和传统，并增强部落长老的教育能力。他提出的“部落圣经诠释五步曲”旨在将原住民教会转变为教育机构，维护民族文化传承和信仰实践，从而实现圣经诠释、信仰实践与原住民族生存之间的关系。
7月11日下午，第一次会议的主题是“圣经与土地”，分两个场地进行。在1a场次中，有三位学者发表论文。英国利兹大学的张原民（Risaw Walis）发表了题为〈这块土地没有人耕种/定居吗？：从台湾原住民的空地经验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Dxral ini qbruxi hug? [Is That Land Not Being Cultivated/ Settled?]: A Brief Exploration on Book of Ezra and Nehemiah from the Empty Land Experience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的论文。他指出，圣经学者通常将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视为“回归”和重建的典范，但这些回归者在重建过程中颁布的土地政策将当地原住民他者化，视其土地为“无主地”。张原民认为这与台湾原住民的土地殖民经验相似，赛德克族人也面临类似的排他性土地意识形态。他从后殖民空地经验的角度重新检视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回归”过程，并以后殖民主义圣经批判的方法审视台湾原住民的土地问题。
美国德鲁大学神学院的林咨佑（Tzu Yu Lin）发表了题为〈摆脱马太福音中天国的乌托邦幻象〉（Delinking from the Utopian Illusion of the Heavenly Empire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的论文。他指出，人子像外来殖民者，带着天军来到原住民土地（太25:31），强迫所有民族被“聚集”（25:32）。人子将当地人描述为非人的绵羊/山羊，并将山羊视为邪恶的罪人（25:41，46）。殖民者要求土著人服侍“我最小的弟兄”（太25:40），而不是“你的邻舍”（路10:27），这表明被殖民者在殖民者的最低阶层之下。非殖民化理论家米瑙洛（Walter D. Mignolo）认为，殖民差异世界意味着“非人化世界的所有层面”。林咨佑从非殖民化理论和台湾原住民家庭苦难故事的角度解读马太福音25:31–46，认为天国的到来不是乌托邦式的希望，而是为殖民者提供占领和屠杀的提案。
澳大利亚神学大学沃拉斯顿神学院的迈尔斯（Robert Myles）发表了〈在未割让的土地上进行历史耶稣研究〉（Undertaking Historical Jesus Research on Unceded Land）一文。他指出，历史耶稣研究在欧洲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并且受到其所属国家社会、文化和政治议程的影响。迈尔斯借助定居者殖民研究，反思在澳大利亚未割让土地上进行历史耶稣研究的意义。他通过对耶稣早期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与澳大利亚城市郊区扩张导致土著努加人被迫迁移和抵抗的故事进行对比。他的研究展示了历史耶稣研究如何有助于思考殖民主义、阶级冲突和历史变迁问题，而非将耶稣理想化为文化辩论的“代理人”。去殖民化的历史耶稣研究应打破对耶稣“所有权”的假设，这一假设源自定居者对圣经文本的占有视角。
1b场次在另一间教室内与1a同时进行，主题是“亚洲的圣经翻译”。发表论文的有悉尼大学的洪晴霞（Crystal Cheng-Ha Hong）、菲律宾宣教学院的艾方济（Francis M. Egenias）和印尼圣经公会的苏道得（Daud Soesilo）。
洪晴霞的论文题目是〈作为本土圣经阅读的圣经翻译：希伯来圣经中文翻译案例研究〉（Bible Translation as Indigenous Reading of the Bible: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她认为，圣经翻译者通过自身文化和神学视角来解读文本，根据翻译目标表达信息，展示本土化的圣经阅读。她分析了创世记37–50章，探讨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翻译者的差异，并展示翻译如何影响本土化阅读。
艾方济的论文题目是〈混合语言在圣经翻译中的应用：菲律宾皮诺伊版圣经〉（Use of a Mixed Language in Bible Translation: The “Ang Bible Pinoy Version” of the Philippines）。菲律宾被西班牙和美国殖民，发展出混合语言Taglish。皮诺伊版圣经使用Taglish翻译，满足现代社会对当代语言圣经的需求。
苏道得的论文题目是〈团队完成印尼巴布亚地区首个全本正典圣经翻译〉（From the Background to the Foreground: How the Indigenous Southern Yali Translation）。他介绍了南亚利语圣经的翻译历程，早期由外籍传教士主导，后来在本土翻译者帮助下完成新约圣经，并在2000年出版了首个完整的正典圣经。
第二场次的主题是“圣经在亚洲的接受史”。跟随前面发表程序，2a和2b场次也是同时进行，各三位学者。在2a场次中，澳大利亚墨尔本神学院的林子淳（Jason Tsz Shun Lam）发表的论文题目是〈耶稣世尊？探讨《一神论》中景教的本土化努力〉（Jesus Bhgavat? Exploring the Indigenous Effort in the Jingjiao Document Yishenlun）。他分析7世纪中国景教文献《一神论》中使用佛教称号“世尊”指称耶稣的现象。林认为这反映了当时基督教为向中文群体传达圣经概念而采取的本土化策略。文献可能写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汇处，显示了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利用现有资源向陌生群体传递信仰的努力。
马来西亚圣经公会的傅裕民（Yik Ming Poh）的论文题目是〈旧的更好：砂拉越马来西亚东部本南族群对《当代本南语版新约圣经》（2011）的接受度研究〉（The Old Is Better: A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Eastern Penan Community’s Reception of the Today's Penan Version - New Testament [2011] in Sarawak, Malaysia）。他的研究源于马来西亚东部本南族群领袖对1974年版《本南语新约圣经》的偏好。研究将介绍本南族群、其基督教社群及两个版本圣经的历史。运用抗拒变革和创新扩散理论，设计访谈问题和选取测试段落。研究将组建东部本南基督徒焦点小组，通过结构化和开放性问题进行质性研究，探讨抗拒新版圣经的因素及如何实现变革。最后整理数据，讨论抗拒因素和变革途径，提出结论和建议，并探讨对其他群体接受新圣经翻译的影响。
日本立教大学的川濑麻衣（Magdalena-Mai Kawase）则发表〈日本战时圣歌文本中的本土元素〉（Indigenous Elements of Hymn texts in Wartime）一文。她分析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版了一些包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内容的圣歌集。在这些圣歌集中，圣经的词句被以扭曲的形式引用。在这种扭曲中，常见到一些本土化的倾向。例如，Kami（神）这个词在日语中表示上帝，但在这些文本中，不仅指基督教中的上帝，还被用来表示日本神道教中的神祇。此外，这些圣歌中还融入了其他宗教或本土思想的概念。在本研究中，她从以下几个观点讨论这一课题：战时圣歌中的神道教概念、佛教元素、老庄思想以及其他思想来源，也涉及圣经文本的引用。她的研究将为利用亚洲思想在战时圣歌中的误用及圣经背景研究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
在2b场次中，澳大利亚神学大学朝圣神学学院的莫妮卡·梅兰希顿（Monica Jyotsna Melanchthon）的论文题目是〈约书亚记5:2–12中的割礼和逾越节：到达的仪式〉（Circumcision and Passover in Joshua 5:2–12: “Ceremonies of Arrival”）。她分析认为，历史上有大量证据证明，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占领，征服与占有土地及征服者的统治权都是通过修辞和仪式确立的。约书亚记的关键主题是征服和占有土地。与土地的关系是以色列信仰及其与上帝关系的重要方面。在进入迦南地后，约书亚为所有的男性行割礼并庆祝逾越节晚餐。她的文章旨在分析约书亚记5:2–12，以辨识这些仪式的意义、它们在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意识形态背景中的表演性意涵以及它们对以色列人的影响和相关性，并探讨这些仪式对土地及其居民的政治和伦理影响。
菲律宾雅典耀大学的维拉纽瓦（Federico G. Villanueva）所宣读的论文题目是〈哀歌与革命〉（Lament and Revolution）。他分析认为，受难叙事中耶稣的哀歌具有颠覆性。通过对马可福音与受难的文本互涉的接受导向阅读，这篇论文展示了受难中耶稣的哀歌如何提供了一种“宣泄对压迫者不满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时期的菲律宾人如何能够利用殖民者用来征服他们的同一件武器——圣经——作为反抗的手段。
耶鲁大学神学院林以瞻（Yii-Jan Lin）的论文题目是〈移民与启示录〉（Immigration and Apocalypse）。她分析认为，美洲在欧洲人的视野中出现时，正值启示录般的期望和雄心之际。探险家和殖民者将这片土地想象成天堂，即启示录中的新耶路撒冷。此文探讨了从哥伦布时代到清教徒殖民者，经由美国扩张时期，以及从里根时代到川普时代，美洲被概念化为新耶路撒冷的历程。
7月12日上午，玉山神学院副院长丘淑嫔（Shu-pin Chiu）发表全会演讲，题目是〈台湾本土女性主义诠释学存在吗？以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家谱为案例研究〉（Is there a Taiwanese Indigenous Feminist Hermeneutics? Jesus’ Genealogy in Matthew as A Test Case）。她指出，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和性别知识的形成受殖民主义影响，面临困境。自与殖民者接触以来，原住民难以用自己的知识体系解释其文化中的性别关系。在台湾社会中，构建原住民性别文化知识有两种主要途径：一是依赖汉人书写的文献和历史资料；二是依赖源自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外来者使用武力驱逐原住民，侵犯其土地，摧毁其身份认同，并引入男尊女卑的文化价值观。这两种途径都有局限性。丘院长试图提出第三种方法，通过解读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家谱，赋权和转变台湾原住民基督徒女性，并以此作为案例研究。
紧接着是第三场次，主题是“藉圣经之鉴，寻本土之源”，在三个场地同时进行。在3a场次中，英国卫理公会的贾思敏·德瓦达森（Jasmine Devadason）发表论文，题目是〈离散诠释学：阅读圣经的多维度方法〉（Diasporic Hermeneutics: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Reading the Bible）。她在会议上探讨了离散诠释学的重要性。她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在英国生活24年的亚洲女性，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诠释圣经。她指出，离散社群的文化和传统智慧对圣经诠释具有重要意义，并强调这些故事的永恒性和现代相关性。通过应用本土圣经诠释学，她展示了这种方法如何将古老文本与现代离散社群的现实联系起来，促进对圣经在多元文化中的更深理解。
印度联合神学院的库马（Ravela Jeeva Kumar）发表了题为〈知识的文化与文化中的知识：对约伯记的本土解读〉（Culture of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in Cultures: An Indigenous Reading of Job）的论文。他指出，约伯记中不同声音的竞争揭示了古代文化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并提出了约伯的观点可能代表边缘人和受苦者的集体智慧。库马将约伯记的对立话语与当代后现代及印度达利特（贱民）文化世界进行比较，通过本土解读探讨痛苦、不公和上帝公正，挑战主流文化对达利特社群的压迫。
同样来自印度联合神学院的托马斯库蒂（Johnson Thomaskutty）发表了题为〈在印度语境中对新约的本土解读〉（An Indigenous Read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Indian Context）的论文。他强调，圣经诠释应整合印度边缘化社群的本土声音，以对抗西方霸权和专制的阅读方式，这些方式往往忽视底层声音。他提出，应考虑殖民策略如权力展示、白人至上和阶层排序，并优先关注贫困和边缘化声音。托马斯库蒂呼吁发展新诠释理论，去殖民化新约，并批判殖民语言和翻译方法，以突显印度本土风味。文章的任务是发展新诠释框架，去殖民化新约，并考虑本土声音来解释新约。
3b场次的主题是“圣经的策略性解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黄庭缘（Tingyuan Huang）发表〈磨豆腐：在契友语境下对创世记19:30–38的酷儿解读〉（Tofu Rubbing: A Queer Reading of Genesis 19:30–38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esbianism）。她从酷儿与女同性恋的视角出发，探讨将罗得的两个女儿想象成一对酷儿伴侣的可能性，并借用“磨豆腐”和中国古代女同性恋中的“宫女”历史背景，通过酷儿视角检视亲属关系和姐妹情谊。该论文提出了酷儿圣经解读的方法，强调情境的交叉性隐形，并鼓励对希伯来圣经进行酷儿化和情境化的性别解读。
香港明华神学院的林金明（Chin Ming Stephen Lim）发表〈在妥拉和当今世界中涉足机器人未来：亚洲视角下的虚构未来与圣经过去的对话〉（Dabbling in Robotic Futurities within the Torah and Today’s World: An Asian reading of Fictive Futures with Biblical Pasts）。他探讨了妥拉和当今世界中的机器人未来，从亚洲视角重新思考现代奴隶制。文章对比古埃及和现代亚洲经济，展示两者如何将人类转变为理想的生产主体/奴隶。林金明还分析了妥拉对奴隶机器人话语的改革，以及何颖思的小说和刘敬贤的漫画作品，借此提供了重新构思奴隶/机器人与物/商品关系的替代途径，提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理解方式。
印尼巴塔克新教神学院（Huria Kristen Batak Protestan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西曼朱塔克（Pahala Jannen Simanjuntak）发表论文，题目是〈亲族三脚鼎立制度：印尼巴塔克族本土智慧的圣经与神学研究〉（Dalihan Natolu: 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of the Local Wisdom of Batak Ethnicity in Indonesia）。他探讨了印尼巴塔克族的本土智慧——亲族三脚鼎立制度，并将其与圣经和神学进行对比研究。他指出，“亲族三脚鼎立制度”是一种三方亲属系统，规范了巴塔克人的亲属关系，强调爱、尊重和宽恕等价值观。这种哲学有助于理解圣经中的教义，并在巴塔克人的社会和文化中维持和谐与和平。西曼朱塔克认为，亲族三脚鼎立制度在巴塔克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应予以保存和传承。
在3c场次中，萨摩亚马卢亚神学院的莫莱力（Samasoni Moleli）发表了题为〈撒母耳记下21:1–14中利斯巴的ifoga：无言的恳求宽恕〉的论文。他指出，利斯巴的无言行动不仅是对儿子死亡的哀悼，还对父权社会秩序进行了无声抗议，并向上帝恳求宽恕和正义。莫莱力从萨摩亚的ifoga仪式角度重新解读了利斯巴的行动，认为她通过公开无言的自我羞辱和道歉，成功地影响了上帝和大卫王的回应，达到了超越扫罗血腥行为赎罪的效果。
来自印度圣多马神学院的马太（V. M. Mathew）发表了题为〈灾后圣经批评〉（Postdisaster Biblical Criticism）的论文。他指出，当今世界灾难频发，无论自然还是人为灾害，对全宇宙生物造成巨大影响。虽然灾难通常被视为负面事件，但也能带来积极变革和揭示不公。马太认为圣经作为危机文学，记载了灾难及其应对方式，并提出了许多神学问题，如上帝在灾难中的角色及公义。马太尝试以灾后圣经批评的方法学来解读圣经，探讨希伯来圣经是否能在当今灾难中提供韧性、抵抗和安慰。他特别分析了约拿书4:1–11，以此为生活在灾难中的信徒提供神学和灵性上的启迪。
印尼松巴基督教会的翁佳（Ester Damaris Wolla Wunga）发表了题为〈大地的哀嚎，人民的哭声：从饥饿的背景中进行神学反思〉（Cries of the Land, Cries of the People: Doing Theology from Context of Hunger: Theology of Disaster and tolak bala Ritual）的论文。她指出，气候变迁和不确定的季节导致贫困、饥饿和疾病，并且现代农业和消费模式加剧了这些问题。翁佳强调，古代松巴农民使用有机方法保护自然，而现代化学农业破坏了生态。她呼吁教会以灾难神学的视角来进行神学反思，并引用《马太福音》13:1–9，探讨教会在不同环境中的角色。此外，她介绍了松巴土著驱灾仪式（Marapu），展示了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自然和预防危机。
7月12日下午举行第四场会议，在三个场地同时进行，各个场地都有自己的主题。4a场次的主题是“性别与新约”。澳大利亚神学大学朝圣者神学院的莎拉·卡莉丝塔（Sarah Callista）发表了题为〈我是一只狗吗？从印尼峇峇娘惹的视角解读马可福音7:24–30〉（Am I a Dog (Anjing)? Reading Mark 7:24–30 from an Indonesian Peranakan Perspective）的论文。她指出，耶稣称女子为“狗”的话语在印尼峇峇娘惹的文化背景下极具争议，因为这不仅涉及去人性化，还涉及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对狗的负面看法。卡莉丝塔批评传统西方解读淡化了这一侮辱，无视其对女性和混合身份者的伤害。她呼吁以去殖民化的视角重新解读经文，强调应优先考虑被殖民者的经历。
日本西南学院大学研究所的乐满大树（Daiki Rakuman）发表了题为〈能剧与圣经之间的“共鸣”〉（The “Resonance” between Noh and the Bible）的论文。他介绍了汤浅裕子（Yuko Yuasa）在《能剧与圣经：共鸣的女性故事》（Noh Drama and the Bible: Women's Stories that Resonate）一书中的研究，并重点探讨了“尊主颂”与《海女》（The Ama）以及“复活清晨的抹大拉玛利亚”与《井筒》（Izutsu）的相似性。乐满大树从圣经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案例，展示了不同地区和环境下女性形象的理想化反映。他还介绍了融合基督教元素的基督教能剧，并探讨了这种融合的优势。
美国圣十字学院的刘达祥（Tat-siong Benny Liew）发表了题为〈谁放狗出来的？通过马太福音的迦南妇人来主张空间〉（“Who Let the Dogs Out”? Claiming Space with and through Mathew’s Canaanite Canine Women）的论文。他探讨了马太福音中耶稣与迦南妇人对话的种族和性别张力，并指出这段对话依赖于对外国妇女和“狗”的混淆。刘达祥运用德里达的“幽灵学”理论，论证了迦南的犬女不仅成功获得所需，还作为幽灵般的身影，超越并掩盖了马太福音和其大使命，展示了那些被视为劣等者如何创造空间并摆脱被支配的命运。
4b场次的主题是“圣经的社会诠释”，也有三位学者发表论文。韩国平泽大学皮尔森神学院的刘润钟（Yoon Jong Yoo）发表题为〈旧约中的赫人遗产与耶路撒冷〉（Hittite Heritage of Jerusalem in the Old Testament）的论文，探讨了撒母耳记下5:6–10和24:18–25中大卫如何从耶布斯人手中征服耶路撒冷并选择圣殿地点的背景。他指出，这些背景与当前耶路撒冷的情况相似，并论证耶路撒冷可以通过以色列人和耶布斯人之间的妥协来恢复其名声。
马来西亚圣保罗神学院的简泽民（Simon Kang Czak-Min）发表了题为〈被掳归回后的以色列之正义、荣誉与社群凝聚：尼希米记第五章的社会批判解读〉（Justice, Honour, and Communal Cohesion in Post-Exilic Israel: A Social-Critical Reading of Nehemiah 5）的论文，探讨了尼希米记第五章中被掳归回社群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特别关注亲属关系和社群凝聚的重要性。他从荣与辱的角度分析了“大会”的功能，揭示了社会经济不平等与违背圣约承诺之间的关联。该文阐述了尼希米如何通过经济补偿和恢复边缘群体的荣誉来解决问题，并强调尼希米作为省长在重视荣誉与耻辱的文化背景下的象征性角色，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以及和解过程。简泽民认为，尼希米的行动对恢复正义和荣誉、促进社会凝聚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见解不仅适用于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背景，也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有借鉴意义，为马来西亚华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推动关键社会价值的圣经范例。
印尼巴塔克新教神学院的夏菡（Rospita Deliana Siahaan）发表了题为〈基督徒的苦难是一种荣誉：彼得前书4:12–19的社会修辞学解读〉（Suffering as a Christian is an Honor: A Socio-Rhetorical Approach to 1 Peter 4:12–19）的论文。她主张彼得前书4:12–19作为该卷书的修辞高潮，旨在说服读者基督徒的苦难是一种荣誉而非耻辱。通过社会修辞学的方法，夏菡分析了彼得前书4:12–19，指出苦难与荣耀、喜乐、神的旨意和善行密切相关。她介绍了第一世纪地中海社会的“荣与辱”文化，并指出这种文化与亚洲乃至印尼，特别是巴塔克族的文化相似。最后，她探讨了彼前4:12–19中的“荣与辱”文化，展示了文化价值与神学价值的交织，鼓励读者为基督徒社群的荣誉向外界施行善行。尽管已有学者研究彼前4:12–19中的“荣与辱”文化，但夏菡通过巴塔克视角结合修辞分析，提供了一个丰富且全新的本土化解读。
4c场次的主题是“贱民与抵抗的圣经解读”。印度安得拉神学院的戈萨拉（Varaprasad Gosala）发表了题为〈哭泣的先知与达利特：哀叹、韧性与寻求正义〉（The Weeping Prophet and the Dalit: Lament, Resilience, and the Quest for Justice）的论文。他研究了耶利米书20:1–18，指出这段经文反映了耶利米的哀叹、韧性与对正义的追求，与达利特青年面对种姓歧视和压迫的情感相似。许多达利特青年因挑战和创伤而陷入心理问题甚至自杀。戈萨拉认为耶利米的哀叹显示，宣泄情感和深刻感受是更好的选择。该研究探讨了达利特青年的心理社会影响，并从耶利米书20:1–18中汲取启示，寻求表达情感的空间和渠道。
印度联合神学院的孔达辛古（Jesurathnam Kondasingu）发表了题为〈马加比起义与达利特抵抗：它们能相交吗？〉（Maccabean Revolt-Dalit Resistance: Can They Intersect?）的论文。他指出，反抗不公正的体制是人类的天性，历史上有许多此类抗议运动。马加比起义起初是为了宗教自由，后来演变为政治斗争，并成功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对犹太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孔达辛古将马加比起义与达利特的抗争进行比较，探讨马加比起义如何作为达利特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圣经资源，并检视这两者在历史和当代印度情况下是否有交集。他认为，这样的比较可以提供重要的见解，促进圣经世界与当代世界的互动和互相丰富。
印度古鲁库路德会神学院的莫尼拉吉（Arvind Jeyakumar Moniraj）发表了题为〈达利特解放诠释学与巴勒斯坦解放诠释学：希伯来圣经选文的并列阅读〉（Dalit Liberative Hermeneutics and Palestinian Liberative Hermeneutics: A Juxtaposed Reading with Select Texts from the Hebrew Bible）的论文。他探讨了解放神学如何让圣经的阅读与全球各地的现实情况相联系，特别是在印度背景下的达利特神学，如何利用圣经文本支持达利特抗争与解放。类似地，巴勒斯坦解放神学也利用经文来为被压迫的巴勒斯坦社群争取自由和土地。莫尼拉吉的论文对这两种解放诠释学进行了并列分析，评估其成就并去殖民化这些阅读方式，以使其更能适用于边缘化群体的斗争。他的研究不仅涉及希伯来圣经的经文，还包括被压迫群体的故事和经历，特别是来自印度和巴勒斯坦的案例。
当天傍晚的第五场会议，也是在三个场地同时进行，各个场地都有自己的主题。5a场次的主题是“亚洲圣经接受史”。印尼诺门森基督教大学的西拉拉希（Jojor Silalahi）发表了题为〈牧人会怎样对待肥壮的羊？他会毁灭还是看顾？以西结书34:16的翻译与解释问题〉（What will the Shepherd do to the Fat and the Strong Sheep? Will He Destroy or Will He Watch Over? Issu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Ezekiel 34:16）的论文。他分析了以西结书34:16在不同圣经版本中的翻译差异：部分翻译认为牧人会毁灭肥壮的羊，而另一部分则认为会看顾这些羊。这些差异源自《马所拉文本》和《七十士译本》。在巴塔克新教中，印尼语《新译本圣经》从《七十士译本》翻译，而巴塔克语圣经则从《马所拉文本》翻译，导致会众困惑。该论文探讨了这些翻译差异的背景及其对经文理解的影响。
马来西亚神学院的吴惠芬（Elaine Goh Wei-Fun）发表了题为〈在亚洲阅读雅歌：言外之意（雅歌4:16–5:1）〉（Reading the Song of Songs in Asia: Nuances Beyond Words [Songs 4:16–5:1]）的论文。她探讨了雅歌中爱与性意象的解读，并将西亚的圣经背景与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的背景相结合。亚洲人对谈论爱与性较为保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避而不谈。雅歌大胆地谈论爱与性，其语言间接但美丽，充满了花园意象，吸引五种感官。类似地，马来西亚的食物在其多样性、排序、颜色和制备上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吴惠芬具体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来自东马土著文化，另一个来自西马马六甲的娘惹文化。
来自中国复旦大学的李思琪（Lydia Lee）发表论文，题为〈亚洲对《列王纪》的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 on Kings in Asia）。她提供了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列王纪研究的历史概述，总结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圣经内容的简单转述和总结，第二阶段是结合考古资料来丰富对圣经文本的研究，第三阶段则以多样化的方法探讨文化影响。李思琪的研究旨在促进中国与国际研究社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进一步交流。
5b场次的主题是“亚洲视角的路加福音”，有两位学者发表论文。萨摩亚马卢亚神学院的法提鲁亚（Fatilua Fatilua）发表论文，题为〈共享贫困：萨摩亚原住民对路加福音11:5–8的解读〉（Sharing Poverty: A Samoan Indigenous Reading of Luke 11:5–8）。他重新解读了路加福音11:5–8，利用萨摩亚原住民的概念“共享贫困”。该论文旨在展示使用原住民概念和方言如何使圣经诠释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作者主张原住民的圣经诠释应该根植于当代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中。本文特别强调了太平洋岛国和地区，特别是萨摩亚的政治经济背景。萨摩亚人口不到20万，面临经济规模挑战，同时还有全球变暖和气候变迁的威胁。从这个经济社会位置出发，作者提出了一些问题，利用“共享贫困”的视角重新解读路加福音11:5–8，并探讨这对理解萨摩亚及太平洋岛国和地区的贫困有何启示。
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的吴孟翰（Menghun Goh）发表了题为〈你的信救了你：从台湾的背景解读路加福音17:11–19〉（“Your Pistis Has Made You Well”: Interpreting Luke 17:11–19 from A Taiwan’s Context）的论文。他主张，耶稣洁净十个痲疯病人的故事并非关于“感恩”，而是关于自我认识和承认他人。吴孟翰透过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世俗文本观点、台湾神学家黄彰辉、宋泉盛及黄伯和等人的观点，以及台湾原住民学者布兴·大立（Pusing Tali）和秦明盛（Kapi Ching）的诠释，认为这段经文不仅涉及跨越边界的问题，更涉及边缘人群和被视为“外国人”的赋权问题。当撒玛利亚人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时，耶稣告诉他：“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表明撒马利亚人并不欠耶稣什么。同样，台湾的圣经诠释虽受西方神学影响，但不受其束缚，也可以为全球圣经理解做出贡献。吴孟翰的研究不仅对圣经学术有贡献，也为理解当代社会中的身份、文化和权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体现了圣经研究的现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5c场次的主题是“阅读身份、阅读圣经”。来自印度联合神学院的维贾扬（Laila Vijayan）发表了题为〈雅歌中的身份危机：印度女性主义解读〉（Identity Crisis in the Song of Songs: An Indian Feminist Reading）的论文。她探讨了雅歌中女性形象的描绘如何限制其在基督教传统中的使用，并提出这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位勇敢女性的声音，或对压迫元素的颠覆性解读。她进一步分析印度女性如何将这段文本与本土传统联系起来，揭示身份危机的多层次概念。例如，“母亲的儿子”在现代印度可能指单亲母亲的孩子，而在古代则可能是私生子。这女性代表了被边缘化的身份，须用印度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维贾扬的研究不仅丰富了雅歌的解读，也为理解当代印度社会中的性别和身份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加坡门徒训练中心的陈益慧（Yak-hwee Tan）发表了题为〈身为岛民的阅读：我是谁？〉（Reading as an Islander: Who am I?）的报告。她探讨了台湾作为一个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屿，历经殖民到20世纪民主化的历史，殖民统治对其人民身份的影响。陈益慧从后殖民岛民的角度出发，着重于“岛屿性”和“混合性”的概念，并以使徒行传13:4–12和21–22章来阐述她的观点。
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洪仲志（Ayah Demaladas）发表了题为〈从客体到主体：阿美族女性的生活及她们对圣经的回应〉（From Object to Subject: Pangcah Women’s Liv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the Bible）的论文。阿美族是台湾最大的原住民族之一，传统上尊重女性，她们在文化和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殖民主义和基督教的传入，女性的政治和社会参与受到了挑战，宗教教义也强化了男性的主导地位。洪仲志的研究重新审视了用来强调女性服从地位的经文（弗5:23），分享了阿美族女性对基督教影响的观点，并展示她们反对被物化的坚定态度。
7月13日上午的全会，由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宗教伦理与社会中心的哈维亚（Jione Havea）作主题报告，题为〈荒野中的野性存在：用大洋洲的火环重述旷野故事〉（Wild(erness) Beings: ReStorying the Wilderness Narrative with Oceania’s Sea of Fire）。他重新讲述了民数记22–24章的旷野故事，借鉴大洋洲火环的叙事，强调关注陆地、海洋、天空和地下世界的交会及其野生生物，挑战以人为中心的视角。此外，火环延伸从纽西兰到巴布亚，再到夏威夷和南美，邀请我们重新审视亚洲与太平洋岛国的区域划分，探讨荒野内外的野生生物及南北大洋洲原住民之间的联系。
紧接着是第六场会议，也是在三个场地同时进行。6a场次的主题是“性别与希伯来圣经”，有三位学者发表论文。台湾长荣大学的朴惠卿（Hye Kyung Park）发表论文，题为〈女性主义与后殖民遭遇：约书亚记第2章的喇合与韩国圣经女性〉（Feminist Postcolonial Encounters: Rahab in Joshua 2 and Korean Bible Women）。她指出，喇合被约书亚视为支持以色列探子的忠实信徒，但在耶利哥王眼中却是叛徒，这引发了本土文化与新来者信仰冲突的思考。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常因不了解当地文化而破坏本土习俗。在韩国，圣经女性在19–20世纪基督教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的坚定信仰成为韩国女性史的焦点。本文通过后殖民视角重新评估韩国圣经女性的身份和传教实践，并以喇合的故事为例，展示如何从亚洲女性的观点进行跨文化圣经解读。
马来西亚圣保罗神学院的黄佳乐（Charlotte Ng Jia Lerd）发表了题为〈底波拉的接受史与跨世纪文化对女性的期望及马来西亚基督徒女性的对比〉（Reception History of Deborah Analysed Against the Prevailing Cultural Expectations on Women Across Centuries and on Christian Women in the Malaysian Context）的论文。她探讨了上帝为何在古代父权制的以色列中赋予底波拉领导角色。她进一步研究了文本的接受史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相关性，特别是21世纪马来西亚基督徒女性如何解读底波拉，并其对女性领导观点和实践的影响。她通过接受史的视角，分析犹太和基督教社群在教父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以及现代对底波拉的解读，并与马来西亚基督徒女性的观点进行比较。这项研究旨在提高对马来西亚基督徒女性在事工中挑战和机遇的认识，并为教会未来的女性领导提供宝贵见解。
台湾长荣大学的刘雪琴（Yuri Kingcyang）发表了题为〈从她玛事件反思太鲁阁女性的遭受家暴的经历〉（Reflecting on Truku Women’s Experiences of Domestic Violence from the Tamar Incident）的论文。她指出，当前台湾社会对家暴问题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但对原住民女性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影响仍需探讨。通过撒母耳记下13章，她试图将她玛遭遇的家暴与太鲁阁女性面临的家暴进行对话，探讨女性在不同情境下的经历。她希望这种解读方式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中的她玛故事，也能为遭受家暴的太鲁阁女性构建一个表达与抗争的空间。
6b场次的主题是“阅读冲突”。印度三一神学院的隆查尔（Imsu Longchar）发表了题为〈创世记33章中兄弟恐惧的叙事解读：东北部部落的评估〉 （Narrative Reading of Brothers’ Fear in Genesis 33: A North East Tribal Appraisal）的论文。他探讨了曼尼普尔地区库基族与梅泰族的冲突，并将其与创世记33章中以扫和雅各的领土分离进行比较。隆查尔指出，这些冲突背后有身份、族群、土地争端、经济因素和政治不满等原因。他认为，“向东行动政策”忽视了基层需求，东北部仅被视为走廊。通过叙事批评，他希望展示雅各与以扫故事中的和解，提出一种更深刻的和解理解，对个人或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印尼东南亚圣道神学院的郝安觉（Andreas Hauw）发表了题为〈感受的在地智慧与诠释学：数位化时代下的印尼宗教中庸观〉（Local Wisdom of Rasa and Hermeneutics: An Indonesia Religious Moderation Perspective in the Age of Digitalization）的论文，探讨了印尼宗教生活中的中庸态度，旨在减少宗教暴力。他指出，互联网和交通便利导致宗教激进主义和跨信仰暴力的增加。郝安觉提倡基于爪哇在地智慧的宽容态度，特别是“感受”和“自我克制”的理念。他结合新教的宽容观、三位一体包容性和健康的非字面诠释学，展示如何在宗教生活中相互尊重，减少冲突，创造多元社会。
刘达祥的第二篇论文题为〈巴勒斯坦问题：冒险多重连结〉（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Risking Multiple Connections）。他引用萨义德的观点，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美国的“最后禁忌”。自2023年10月7日起，这一问题成为最具争议和困难的议题之一。刘达祥主张，亚裔美国圣经批评应与圣经中的以色列人和迦南人建立多重认同；同时，在白人基督教至上主义的背景下，犹太人和穆斯林应该互相认同。
6c的主题是“新约诠释”。台湾中原大学的王学晟（Nathanael Xuesheng Wang）发表了题为〈卓越的门徒：约翰福音中的隐性进程〉（An Outstanding Disciple: The Overtones in the Fourth Gospel）的论文。他应用申丹提出的隐性进程理论研究约翰福音，发现故事情节发展背后有一隐性进程，两者互补。约翰福音的情节描述了耶稣的生活和活动，而隐性进程则展示了“所爱的门徒”在灵性和表现上优于其他门徒。这种新方法希望能带来对约翰福音的新理解，让隐含读者从新角度理解叙事，更充分欣赏其美学价值。
缅甸神学院的盖伊（Eh Tar Gay）发表了题为〈重读加拉太书5:1–12：自由与枷锁的政治含义〉（Re-Reading Galatians 5:1–12: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Freedom and Yoke）的论文。她探讨了保罗与耶路撒冷使徒之间的冲突，后者试图向外邦的加拉太人强加犹太律法，而保罗则强调唯有对基督的信仰才重要。盖伊指出，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等新教改革者受保罗“因信称义”教义的启发，视加拉太书中的自由为脱离教皇体制的自由。重读加拉太书5:1–12，从后殖民视角理解枷锁与自由的意义，有助于理解第一世纪教会和当代缅甸社会中人们在不同意识形态选择上的后果。
菲律宾亚洲神学研究院的凯伶（Rolex Macatdon Cailing）发表了题为〈在菲律宾阅读新约：牧函中的善工作为身份、灵性与职业〉（Reading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Philippines: ergon agathos as Identity, Spirituality, and Voc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astoral Epistles）的论文。他探讨了牧函对现代牧养工作的启示，指出牧函虽写给以弗所和克里特的早期教会领袖及其社群，但同样适用于当代亚洲的贫困和不公的现实。凯伶强调，牧函中的善工涉及领导力、身份、灵性和社会影响力，并提出诚信这一概念在贫困、不公、暴力和腐败等问题中的重要性。牧函中的诚信话语对塑造当代社会领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场会议在两个场地进行。7a场次的主题“亚洲处境下的圣经诠释”，有三位学者发表论文。印尼沙迪巴克提神学院的萨莫西尔（Agustina Raplina Samosir）发表了题为〈婴儿与希律王：一种反讽〉（The Babies Versus Herodes: An Irony）的论文。她探讨了因耶稣诞生而被希律王杀害的伯利恒婴儿，指出这反映了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排斥。在后殖民视角下，耶稣和伯利恒婴儿都是次等群体，而希律王是优等的。他利用身份政治，借口被移民欺骗来杀害原住民婴儿，让责任归咎于外来者。这些婴儿的哭声未被听见，直到他们的母亲拉结等为他们要求正义。从后殖民视角看，他们的死亡成为次等群体向上帝传达的抗议讯息。
缅甸神学院的塞娃（Lily Say Wah）发表了题为〈从当代缅甸脉络看主祷文的后殖民解读〉（Postcolonial Reading of the Lord’s Prayer from the Current Myanmar Context）的论文。她指出，主祷文不仅具有灵性意涵，还与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在缅甸的政治危机中，仅从灵性角度理解主祷文无法解答受害者的疑问，例如，神的旨意是否是让人们在反军事政变的残酷镇压中绝望？她透过后殖民解读，揭示文本中的殖民力量和无力者的抵抗，并为在此权力下的人们提供合适的答案，鼓励他们以文本的讯息克服困境。
马来西亚神学院的林家扬（Kar Yong Lim）发表了题为〈家庭中的非信徒该如何处理？重新检视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对家庭关系中的ἄπιστοι的使用〉（What To Do with Unbelievers in the Family? Re-examining Paul’s Use of ἄπιστοι in the Corinthians Letters in Relation to Familial Relationships within Multi-Religious Contexts）的论文。他从马来西亚华裔背景出发，探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处理家庭冲突的方法，特别是在多宗教背景下。林家扬指出，保罗对于与不信配偶的混合婚姻提出了实际建议（哥林多前书7:12–16），并对涉及偶像祭品的公共饮食问题提供了指导（林前8–10章）。他还提醒哥林多教会在公共崇拜中注意可能在场的不信家人（哥林多前书14:23–25）。这些问题对于处在类似情况下的马来西亚华裔基督徒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7b场次的主题是“希伯来圣经的对位阅读”，有两位学者发表论文。日本东京大学跨学科资讯研究所的吕雅琼（Lyu Yaqiong）发表了题为〈重新解读《天地始之事》：通过分析创世记1–3章的堕落故事〉（Reinterpreting Tenchi hajimari no koto: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Man story from Genesis 1–3）的论文。她通过分析创世记中人的堕落故事，重新解读了日本隐匿基督徒持有的圣书《天地始之事》。尽管这本结合圣经故事与日本民间传说的奇妙文本已经启发了超过40篇研究和多种语言的翻译，但对16–18世纪日本基督教相关文本的手稿和比较研究仍然不足。吕雅琼通过检查不同手稿中相同故事的各种叙述，探讨这些叙述如何偏离或契合早期江户时代传教士和日本人的解读，最终旨在揭示这一独特文本的意义。
林金明本次发表的第二篇论文，题为〈在乌托邦主义与未来主义之间：通过原住民未来主义重新解读历代志中的乌托邦愿景〉（Between Utopianism and Futurism: Re-reading Utopic Aspirations in Chronicles with Nor’s ‘End’ through Indigenous Futurism）的论文。他将历代志中的未来愿景与马来西亚作家Nor的短篇小说进行对话。林金明利用原住民未来主义这一新兴研究领域，探讨历代志中的政治乌托邦及其在外来势力下的圣殿崇拜，并检视这些乌托邦思想中的“生存”主题，对圣经研究中的亚洲原住民未来主义与乌托邦诠释学进行反思。
第八场会议在两个场地进行。8a场次的主题是“重构与重读”，有两位学者发表论文。中国广东协和神学院的唐洪林（Paul Honglin Tang）发表了题为〈爱人如己与爱邻如己在中国语境中的比较探讨〉（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Loving People as Yourself” vs “Loving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in the Chinese Context）的论文。他指出，圣经中的“爱邻如己”在翻译成中文时变为“爱人如己”，受到中国文化背景的影响，扭曲了原意，并对中国基督教信仰产生负面影响。唐洪林分析了导致这种翻译的中国语境因素，并探讨了其负面影响。他主张应将翻译改回“爱邻如己”，以忠实于原文，并有助于更新中国文化，实践基督的爱。他还建议，即使不改回“爱邻如己”，也应将“爱人如己”改为“爱民如己”，以更准确地反映“民”这一概念，特别是指那些弱势群体或有需要的人。如此修正不仅忠于原文，还能丰富中国人对“人”的理解。
加拿大安博罗斯大学的卢允晞（Jonathan W. Lo）发表了题为〈从中国传统和社会中的互惠观点看约翰·巴克莱的《保罗与恩典》〉（John Barclay’s Paul & the Gift in light of Reciprocity in Chinese Traditions and Society）的论文。卢允晞指出，约翰·巴克莱的研究强调古代礼物期望回报的观念，这在中国文化中也很常见，由关系和人情定义的互惠义务支配着礼物和恩惠的交换。他探讨了巴克莱的观点，并从中国视角强调了“本土解读”对理解保罗信息及其社会背景的贡献。
8b场次的主题是“仪式与圣经”，有三位学者发表论文。澳大利亚阿尔法克鲁西斯大学学院的苏沃夫（Wolfgang Sue）发表了题为〈今日与旧约中的祖先祭祀：基于泰国东北部的研究〉（Ancestral Practices today and in the Old Testament; a Study based in Northeast Thailand）的论文。他指出，亚洲教会面临祖先祭祀的挑战，因为泛灵信仰深深影响当地宗教。苏沃夫认为，祖先并非神灵，而是已故的祖父母，接受的是礼物而非供品。他探讨了如何在保持圣经教义的前提下，将祖先祭祀融入当地文化，使其对原住民有意义。他还分析了泛灵信仰中的祖先祭祀，并探讨了如何从圣经角度呈现这些习俗。
印度联合神学院的乔治（Rency Thomas George）发表了题为〈参与科东格鲁尔巴拉尼赞歌和诅咒诗篇：重新想象印度贱民的颠覆性解放社会行动〉（Engaging Kodungallur Bhranippattu and Psalms of Imprecations: Re-imagining Subversive-Liberative Social Agency of Dalits in India）的论文。他探讨了科东格鲁尔的巴拉尼赞歌节和诅咒诗篇，并将其与印度贱民经历相结合。乔治指出，这些仪式和诗篇让被压迫阶层表达压抑的情感，重申达利特身份，并想象更平等的世界。他运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性政治概念，强调语言可以成为认同和抵抗的形式，并探索这些诗篇和巴拉尼赞歌的潜力，为达利特人的赋权和解放提供贡献。
印尼托拉查基督教国立学院的兰丹（Karnia Melda Batu Randan）发表了题为“基于希伯来书9:11–10:10的玛苏鲁仪式中的基督教神学价值”（Christian Theological Values in the Massuru Ritual Based on Hebrews 9:11–10:10）的论文。她探讨了托拉查地区传统祖先信仰中的玛苏鲁仪式，这是一种通过祭祀来恢复生活秩序的仪式。兰丹指出，玛苏鲁仪式中包含了基督教神学价值，如祈祷、认罪、赎罪和救赎，但在耶稣基督的自我牺牲这一原则上存在差异。她认为，理解玛苏鲁仪式中的神学价值可以促进教会与文化之间的辩证互动，并在当地进行神学探讨。
这次亚洲圣经会议的主题涵盖了圣经与土地、亚洲的圣经翻译、圣经在亚洲的接受史等多个领域。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圣经研究与亚洲文化的交融，特别关注原住民视角、后殖民主义批评、本土化诠释等议题。会议中的报告涉及台湾原住民、菲律宾、印尼、日本等地区的圣经研究与翻译实践，展现了亚洲圣经学术研究的多元性和创新性。这次会议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也为亚洲视角的圣经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助于推动圣经学术在亚洲语境下的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