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7日，《中国基督教研究》年度会议通过在线会议的方式进行，15位编辑部团队成员就美国基督教与政治、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等议题进行分享与讨论。具体报告内容如下（按发言时间先后为序）：
李 灵（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回来了“，还是”基督教回来了“？谈谈川普2025年第二次当选后基督教能否重新主导美国社会》
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在此次选举中，共和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获得了所有七个摇摆州，在选举团中获得了312张选票，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2700个县。此次选举似乎标志着美国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即北美基督教传统。2025年3月25日，特朗普发表史上最长总统国会演讲：“美国回来了”。实际上，所谓的“美国回来了”就是“基督教回来了”。基督教在特朗普政治理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在每一场的公开演讲中都提到“上帝”、“圣经”、“宗教自由”等；在第一个任期中采取了“使基督教在美国再复兴”诸多举措。新上任的特朗普，再次采取复兴基督教的措施，如2025年5月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成立“宗教自由委员会”，旨在调查并推动保护美国宗教自由的政策；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成立“消除反基督教偏见工作组”，旨在调查并应对联邦政府内部对基督徒的偏见。那么，基督教还会在美国复兴吗？实际上，美国基督徒人数在持续下降，基督教的影响力也在式微。特朗普推行的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可能因为政治的过分干预，而给基督教带来伤害。若以“恢复基督教主流地位”为“强国”唯一前提，可能引发排他性、激化社会分裂，在国际上极有可能引发“文明的冲突”。
冯成伟（富勒神学院）：《成神论(theosis)在中国》
本文以比较宗教学与系统神学的方法，探讨中国“追求长生”思想与基督教“永生”及“成神论”的异同。文章首先梳理中国长生思想的历史脉络：从商周祖先崇拜与巫术的“象征性永生”，到汉代方术与早期道教炼丹术的制度化，再到唐宋内丹修炼的理论化与身心同构观，最终延伸至近现代“科技道教”与生命延续技术的发展。相较之下，基督教“永生”强调与神同在，基于基督道成肉身与复活，通过恩典与圣灵参与神性，尤其在东正教传统中形成“成神论”教义，主张人在生命与性情上参与神，但保持神人本体差异。本文进一步从本体论、人性理解、实践路径与死亡观四维度展开比较，指出中国传统倾向于身体修炼与宇宙顺应，而基督教则强调恩典介入与救赎史转化。作者独特贡献在于将中国长生观重新解读为“东方型神化构想”，并提出跨文化神学的可能路径，为全球神学语境下的“人之超越”提供新的诠释框架。本文的贡献在于，它超越了对两种宗教传统表象的简单类比，运用历史神学、宗教学和系统神学的跨学科框架，进行了深层结构性对比 。通过将道教的“体内得道”模式与基督教“恩典参与”模式并置分析，本文不仅深刻揭示了两种文化在回应“人的终极可能性”问题上的不同方案，也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神学对话，尤其是在“身体神学”与“信仰具身性”等议题上，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学术切入点 。
周萍萍（同济大学）：《基督徒与近代中国实业》
“实业救国”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之一。其主旨是主张通过发展本土工业、增强经济实力来抵御外国侵略、改善民生、实现国家独立与强盛。这一思想的萌芽和兴起，主要源于19世纪列强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一大批满怀实业救国夙愿的民族实业家脱颖而出，投身于近代化工商业浪潮。这其中不乏与西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基督徒实业家。这些基督徒实业家多出生于洋务运动时期，基本分布在上海、天津、武汉等通商口岸。他们亲身体会到清政府的无能与懦弱，主张积极引进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兴办现代企业，对于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为他们信奉“洋教”，很多又是做过为洋人服务的买办，即使今天，学界对其的评价依旧褒贬不一。固然这些基督徒实业家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但绝不能因此忽视其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通过梳理这些基督徒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希望为中国近代化的多元化动因提供新的视角。
彭 睿（南昌大学）：《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视角看古希伯来人社会的构建》
在原始社会，人类主要依托血缘关系来构建和维系其社会共同体，图腾信仰正是这种社会构建的基本宗教形态。在此意义上，人类的血缘关系并非纯生物性的，而是一种社会构建和宗教构建。但随着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上升，人类面临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之间的张力。在古代新月地带，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展出以地方神庙为中心的地缘社会（城邦），埃及地区则发展出以法老神庙为中心的扩大地缘神庙社会。这两种古代文明社会都以地缘神庙信仰彻底取代了血缘图腾信仰。但是，夹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古希伯来人，则是试图保持其血缘关系构建，为此他们采用了流动神庙（筑坛、立柱）和不断迁徙的宗教社会形态，由此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流动神庙神学。经过摩西宗教改革，古希伯来人的流动神庙转为以约柜为中心的会幕和圣殿，流动神庙神学开始走向抽象的形而上神庙神学，古希伯来人的家族（宗族）共同体社会则走向为希伯来民族宗教共同体社会。不言而喻，古希伯来人致力于构建和维系其血缘关系社会的做法，必然导致其与周边社会在地缘关系上的紧张。
王 皓（上海大学）：《陈垣与非基督教运动》
1927年5月，陈垣在《文社月刊》上发表《关于基督教文字事业一封书》。这篇文章不见于《陈垣全集》，可以称为陈垣的佚文。结合相关材料，通过解读这篇文章，可以观察到以下重要方面：一、这篇文章证明陈垣对颇有声势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有一种默默地关注。如果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引发陈垣撰写这篇文章，我们对这种关系的存在会缺乏文本的证据。二、陈垣的文章表面上批评的是汪兆翔，实际上指向的是汪兆翔文章的参考来源的作者徐宗泽。这说明陈垣对徐宗泽论著的错误早就知道，只是原本不打算指出。当他看到徐宗泽的错误流传开来才撰文回应，这说明他对徐宗泽和汪兆翔两人的文章，以及文章的发表载体都有相当程度的熟悉，否则难以迅速并且信手拈来地撰文回应。三、从这些隐微的事件延展开来，可以看出陈垣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一种“若即若离性”。四、通过进一步的解析，可以深化对近代中国基督宗教界的两个重要人物陈垣和马相伯之间关系的认识。陈垣在学术上常常批判马相伯的说法，马相伯在信仰方面也不见得以陈垣为“同道”。然而，这种“不同”不仅不说明两人之间有什么嫌隙，反而难得地诠释了何为“君子和而不同”。
刘 平（复旦大学）：《一部经典的炼成：“上海土白联合译本（文字版）”研究》
2024年，1920年版“上海土白联合译本（汉字版）”让这部被遗忘和埋没的伟大经典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今日中外文明互鉴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见证。该译本由上海方言联合译经委办会历经二十年（1893-1913年）炼成。从整个上海土白译经过程来看，这项伟业要上溯至1847年麦都思的开创之举。1847-1879年，前后32年，在沪的英美新教传教士至少完成12种上海土白译本汉字版。上海方言联合译经委办会在上海土白会的支持下，至少先期完成6种上海土白译本。由此来看，这部经典先后耗时66年（1847-1913）。
杨卫华（上海大学）：《民国基督徒的个人主义想象与身份重塑》
受一战、社会主义运动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外基督徒开始检讨西方个人主义，倡导人类和社会公益，以避免中国重蹈覆辙。而从九一八到抗战结束，随着国难的升级及世界的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在西方的声誉进一步恶化，而中国基督徒也发现个人主义并非仅是一个西方现象，而将中国和世界的危机归咎于它，这导致基督徒走向矮化个人张扬国家等大我的行列。抗战胜利后，个人主义在西方有了回嘴的空间，但中国因国际国内纷争的格局使基督徒将个人主义视为背后的原因，导致其负面化一如既往。不过，整体而言，不同时期基督徒批判个人主义异化、走向集体主义的同时始终谨慎地守护个体价值，借此防范集体主义恶化并导引其健康发展。这成为基督教参与个人主义叙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当然，这只是主流，部分人走向更为激进或保守，为建构不同的政治认同和宗教认同铺路。
聂 利（中南民族大学）：《游走于两党之间：吴德施与国民党和共产党》
吴德施（Logan Herbert Roots, 1870—1945，又称鲁兹、鲁茨）作为1904—1937年间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教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一生的事业几乎都在中国，在中国服务长达四十二年（1896—1938），不仅为教会在鄂湘教区的奠基与拓展尽心竭力，更亲历了近代中国变动最剧烈的时候，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与当时变动的中国联系密切。他参与和见证了20世纪头30年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和适应，除担任鄂湘教区主教外，他还曾在中国基督教核心组织机构中担任要职且非常活跃，如中华圣公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等。任职主教期间，吴氏交游广泛，人称“红色主教”。本文主要梳理吴德施与国共两党高层重要人士的交往，分析其被称“红色主教”的可能原因，同时发现其实吴氏与蒋介石等亦来往密切，作为一名重要的宗教人物，其在当时，游走于两党之间，活跃地成为国共两党高层重要人士的座上宾。
郭建斌（西南民族大学）：《明末清初天主教文献在晚清时期的再版情况：以李问渔为中心》
1773年耶稣会被教宗解散后，遣使会接管江南教务，中国本土神父逐渐成为教务的主导力量。1814年耶稣会重建，江南教徒迫切期待其回归。1842年，法国耶稣会士抵达上海，试图重整教务并延续明清时期耶稣会的传教传统，但很快发现本土教士、贞女及信教家庭中存在诸多不良风气。面对这一局面，新耶稣会决定优先重整教务，暂缓科学事业（计划待传教士数量充足后再推进）。他们在江南教区开设公学、修道院等机构，通过教育培养青年以推动传教。李问渔（1840-1911）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作为徐汇公学早期学生及耶稣会成员，他一生完成78种著译作品：约三分之二聚焦天主教教义、礼仪及圣人传记；其余多为中西文化对话或西学传播中宣扬天主教的作品。部分作品再版了明清耶稣会士的著作（如《道原精萃》中收录的文献）。可见，新耶稣会虽继承了旧耶稣会的传教传统（如知识、科技传教等），但其传播的知识内容已随时代更新，体现出适应性与延续性的结合。
肖清和（北京大学）：《钱谦益与西学西教关系详考》
钱谦益在晚明时期位列东林，易代之际投降满清，成为贰臣之一，又通过抗清来掩盖其失节行为。钱谦益家族信仰佛教的氛围以及其所受到的政治处境，使得其终身奉佛，成为虔诚的佛教居士。除了信仰佛教之外，钱谦益还杂糅了各种民间信仰。尽管钱谦益公开或私下批评天主教，但是钱谦益仍然与西学西教人士有交往，而且还收藏有西学西教著作。如同其多变的性格，钱谦益与西学西教之间的关系亦较为复杂。通过考察钱谦益与西学西教的复杂关系，可以分析东林、贰臣群体与西学西教之间的关系，亦可检视“合儒易佛”策略之得失。
奚 望（福耀科技大学）：《瓦格纳论宗教真相与宗教象征》
瓦格纳晚期将叔本华哲学与印度宗教思想熔铸为独特的救赎美学。他认为，大千世界背后的真相是万物内在的统一性，真正宗教应穿透表象，引导个体通过“共情”承认他者与自我的同一性，从而瓦解自我主义藩篱，与众生共同承受生命的痛苦。由此，他肯定了基督教以耶稣受难形象为核心的道德与共情力量。但他批判教会制度化与教条化对这一力量的掩蔽，认为教会将“象征”（如神迹、教条）异化为僵化的事实崇拜，导致基督教沦为人为化的空壳。瓦格纳进一步主张，艺术应当重新带来宗教的共情力量：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象征形式，艺术借由感性直观唤醒的共情，能够使象征背后的宗教真相得到直接体悟。艺术由此成为宗教真相的载体，也升华至宗教的高度。通过艺术激发的生命共情，神圣性显现为内在于万物联结的伦理觉醒。但瓦格纳把宗教真相寄托于审美共情，可能导致道德义务依赖于主观体验，并使基督教教义与权威沦为可有可无的叙事，最终致使作为实体的上帝遭到消解。
贺 腾（复旦大学）：《一的形而上学：重思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
本报告聚焦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思想，揭示其核心在于“一”的形而上学，深植于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尽管因强调上帝与受造者的无差别性而被指为异端，埃克哈特并非反理性，而是以否定神学建构出严整的形而上学体系：上帝在本质上超越存在，是万物之源的“理智”；同时，他区分“神性”（Gottheit）与“上帝”（Gott）——前者为不可言说的绝对本原，后者则是其流溢的显现。在实践维度，他以“灵魂小火花”象征人与神合一的可能，强调通过“去形象化”舍弃执著，使神性于日常行动中得以临在。
谢伊霖（暨南大学）：《斐洛论摩西灵魂的飞升》
斐洛沿袭柏拉图哲学中的灵魂飞升理论框架，类比论证犹太教的摩西既实现了灵魂飞升，又达致了与神同行的人生目的。由此，在柏拉图哲学语境中，斐洛不但将摩西构建成为典型的哲学家-王角色，而且还塑造出了摩西独特的人神形象。在本文看来，斐洛对摩西这种新型形象的建构与塑造，不但表明了斐洛对犹太信仰之路的遵循与变革，而且还在当时地中海希腊化的文化众声喧哗世界中，为犹太教打破国族樊篱而走向世界赢得了一席之地，这无疑体现了斐洛对希腊哲学与希伯来信仰的会通与转化之功。
王学晟（中原大学）：《从身份理论视角看腓利门书:腓利门的多重身份与行为抉择之探讨》
本研究運用身份理論（Identity Theory）分析腓利門書，探究腓利門所具有的多重身份及這些身份如何影響他的行為抉擇。研究指出，腓利門同時身為基督徒、教會領袖、奴隸主與社會菁英，面臨著錯綜複雜的身份衝突。保羅的修辭策略旨在提高腓利門基督徒與教會領袖身份的突顯性（salience），同時挑戰他作為奴隸主的身份。根據身份理論推測，腓利門可能採取超越保羅所提要求的行動，徹底解放阿尼西謀，並建立一種基於基督教價值觀的新型人際關係模式。這反映了早期基督教對當時社會關係的革命性影響。此外，本研究也考察羅馬帝國的奴隸制度及早期教會組織結構對腓利門身份建構的影響，提供理解早期基督教社群身份動態的新視角，並展示如何將現代社會學理論有效地應用於古代文本分析。
徐颂赞（剑桥大学）：《冷战与福音移民：1950-70年代地方教会的跨太平洋流动》
中国基督教在20世纪的快速发展，被普遍视为世界基督教在全球南方兴起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中，多数研究集中在基督教如何通过本土化、地方化、处境化等方式融入中国社会文化肌理。然而，这缺乏探讨中国本土基督教的跨国传播与全球发展，即如何通过“逆向宣教”(Reverse Mission) 的方式，触达、融入乃至影响西方基督教。本研究主要通过检视地方教会运动来填补这个空白。作为中国本土起源且最具全球化特征的地方教会，在1920年代由倪柝声发起，在1950年代后，中国大陆境外的地方教会通过倪柝声的多位同工、合作者、欧美读者和追随者，介绍和传播到西方国家，并进一步传播到150多个国家，最终演变成多种族、多语种、跨文化的全球教会运动现象。本文主要探究在1950至70年代，地方教会如何在冷战背景中，通过“福音移民”(Gospel Migration) 的策略，针对美国白人公民进行福音宣教、圣经培训与灵命栽培？另外，本文也探究是什么样的地缘政治与宗教处境，塑造了这些“逆向宣教”的流动？其中产生了哪些文化冲突、适应与神学争议？通过追溯和绘制地方教会在冷战背景里的流动路径与方式，我们可以更深入理解中国本土基督教乃至全球南方基督教的全球化传播特点及其与西方社会宗教处境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