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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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当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之后，全球基督教的版图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神学家胡斯托·冈萨雷斯(Justo L. González)用“宏观改教”(macroreformation)来描绘基督教的中心从全球北方（欧洲和北美）转到全球南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1]在《下一个基督王国：基督宗教全球化的到来》（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一书中，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形象地描绘这一改变，说在新千年的头几十年，一个典型的基督徒是非白人、非富裕、非北方，而且是女性。[2]这种转变的结果之一，正如韩裔循道宗神学家Jung Yong Lee所说，“基督教不再被独家视为西方宗教。事实上，基督教早已不仅是一种世界宗教，更是一种世界性的基督教。这意味着基督教无法仅从西方视角来理解。”[3]
从神学的角度，对芬兰裔路德宗神学家卡维里(Veli-Matti Kärkkänen)而言，基督教所经历的“宏观改教”意味着“神学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处境化的”，无论神学家或神学思潮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说只有主题上由白人神学家的神学才是“中立”的，而非洲神学家基于非洲敬祖传统的文化架构而构建的三一论就是“处境化”的。这两种神学都“都具有情境依赖性，只是情境依赖的方式不同。后一种方法更主动地寻求与特定情境的关联。”[4]在意识到神学的“泛处境化”的同时，神学家也不应轻视两千年教会历史所遗留给全球基督徒的产业。[5]因此，天主教宣教学家贝万斯(Stephen B. Bevans)和施罗德(Roger P. Schroeder)在《演变中的永恒》(Constants in Context)一书中，准确地阐明了基督教神学在不断变化、多元且常常令人困惑的背景下，需要如何处理基督教信仰与教义的恒常特征。基督教神学曾尝试过多种方式来“适应”文化挑战，其中一些方法并未取得理想效果。
本期的《中国基督教研究》收录了一般论文13篇，译文、书评、通讯各一篇。一般性文章涵盖了“全球南方”（亚、非）和“全球北方”（英国），从全球基督教不同的处境，同时体现了基督教神学的“恒常性”和“处境性”。
首先，从“处境性”的角度，瑞尔登(Michael M. C. Reardon)研究倪柝声的解经原则，挑战了圣经诠释里的历史批判法(historical criticism)的主导地位，应被视为数十年来异军突起的“圣经神学诠释”（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TIS）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全球性代表。卢亚楠的文章则建立在圣公会首位女牧师李添嫒（Florence Li Tim-Oi）的传记上，聚焦占中国教会大多数的女性基督徒的生命经验 ，有力地挑战了传统教会论中抽象、疏离且常具父权色彩的论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具包容性、道成肉身的教会图景。冯成伟的文章则将圣经汉译至于“基督教中国化”和“去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语境中，提出“译经即释经”的原则，并以《圣经恢复本》为例，指出该圣经翻译是受植根于本土的华人神学思想（即倪柝声神学）所指导。这套神学本身就对西方基督教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及二元论人观持批判立场。楼瑞珍的文章将读者带到非洲，研究埃塞俄比亚的东方正统教会，将其定位为非洲基督教主体性的一个强有力象征。它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在欧洲殖民时代之前就已高度发达，并成功抵御了外来文化和政治侵蚀的非洲本土教会。刘兰馨和任东升合著的文章则聚焦狄考文作为翻译家和科学传播者的身份，在圣经汉译翻译模式、近代中国科学话语体系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卓辉立则着眼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燕京大学，阐释了国家意识形态和教育文化领域的互动张力。杨建龙的文章则从跨文化宣教的角度，研究了美南长老会宣教士林亨理（Henry McKee Woods）在近代中国的事工。倪步晓的文章梳理縢近辉的灵性思想，并为当代教会的牧养关怀提供了极富现实意义的宝贵资源。董玉知的文章研究了晚明重要天主教文献《口铎日抄》，为我们理解跨文化语境下宗教的“意义建构”活动，提供了极富洞见的理论与史料支持。岳丽则为研究西方视角下的中国西北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文本个案，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化初遇时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超越“文化冲突”或“帝国主义凝视”等单一模式的宝贵视角。杨世海的文章聚焦于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刊物《思想与时代》，为我们理解20世纪40年代中国顶尖知识分子的宗教观提供了一幅精微的思想地图。李阳对中世纪著名唯名论哲学家奥卡姆的思想进行了精辟的剖析，阐释了整个中世纪哲学家在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逻辑与启示之间张力时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其次，从“恒常”的角度而言，瑞尔登的文章研究倪柝声的解经原则，认为倪氏的释经是一种对前批判时期解经(pre-critical exegesis)实践的有力回归，强调新旧约的统一性、预表与表征解经，并把释经者自身的属灵生命置于解经方法之上 。朱东华的文章则将唐朝的景教神学，追根溯源到其东方教会的传统，如叙利亚教父遏拂林(Saint Ephrem)。而景教文献也体现了教会“大公性”（Catholic）的普世救赎观念。冯成伟则研究圣经汉译里的“恒常”因素，即基于圣经原文的翻译底本（而非英文版本），并以此来衡量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翻译的中文圣经全译本。楼瑞珍的文章则将读者的目光带回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的千年传统，并强调了该传统惊人的历史连续性与生命韧性。
总结而言，无论是广义的基督教学术，或者是中国基督教研究，都可以从本期的一系列文章中获取营养的“乳汁”，使得中国基督教能立足于中华/中国的大处境，正视目前所面临的全球化与“小院高墙”两种潮流的张力所带来的挑战，竭力为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提供前瞻性的神学构建。同时，中国基督教的学术研究也应追根溯源，与全球南方的基督徒彼此“灯光对照”，且携手努力，为全球北方基督教的复兴贡献心力。
以下为各一般性论文的简要剖析。瑞尔登撰写的题为《“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倪柝声、神学释经与古典释经法的复兴》(“The Spiritual Man Discerns All Things”: Watchman Nee,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etrieval of a Classical Hermeneutic)，认为倪柝声的解经（非灵性或神学观点）虽长期被西方学界忽视，但他所提出的释经方法体现出一种由圣灵主导的神学诠释路径，不仅与前批判时代的释经(pre-critical exegesis)传统相一致，也与当代神学释经（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TIS）运动密切相关。文章通过对倪柝声生平、神学资源、释经原则（如预表和寓意解经、圣经的约整体性、释经者的属灵生命条件）与其代表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分析，论证其诠释学是一种具全球视野、神学取向明确的诠释传统，值得纳入西方学界对圣经诠释范式的重构之中。本文将倪柝声置于与后自由主义神学及神学释经运动的关键人物（如汉斯·弗莱、乔治·林贝克等）的直接对话中 。瑞尔登有力地证明，倪氏的诠释学不仅挑战了历史批判法的主导地位 ，更提供了一种将严谨的解经与信徒生命建造、教会论紧密结合的建设性模式 。因此，本文不仅是为倪柝声研究补白，更是呼吁当代神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正视并吸纳来自全球基督教的宝贵神学资源，以丰富和修正当前圣经诠释学的发展路径 。
卢亚楠(Yanan LU)的《从中国女性基督徒视角重思教会论：以李添嫒为案例研究》(Reimagining Ecclesiology from Chinese Christian Women’s Perspectives: A Case Study of Florence Li Tim Oi)独辟蹊径，以圣公会首位女牧师李添嫒（Florence Li Tim-Oi）的生命故事为核心，提出了一种深具启发性的“具身教会论”（embodied ecclesiology）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若我们将李添嫒的自传《生命的雨点》视为一份神学文本，而非仅仅是历史资料 ，便能构建一种植根于女性生命经验的教会观。卢指出，过往研究多将焦点局限于李添嫒被按立的争议性事件上 ，但她本人对此着墨甚少 。相反，其自传通篇见证了她如何忠实地回应上帝的呼召 。对李添嫒而言，力量与主体性并非源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话语，而是直接来自于她与神之间那份深刻而亲密的关系 。这种生命体验催生了一种新的教会认知：教会并非一套僵化的教义或制度，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共同体，一个能让边缘群体在其中“得以生存甚至得以繁荣”的家园 。本文将中国基督徒女性的经验纳入具身教会论的核心建构中，是对女性神学和去殖民神学的一项重要推进。文章也提供了一个灵性导向的教会论模型，结合身体政治、圣灵的动态活动与非西方语境。不仅如此，本文为全球神学提供一种具有边缘批判性、经验基础与灵性深度的教会论反思路径。
朱东华的《三重景义探微》一文，对唐代景教之“景”字的意涵进行了精深考掘，其论证周密，极富创见。文章的核心论点是，“景”字包含三重相互关联的神学义理，这对于全面理解景教在中国的自我认知至关重要。第一重意义为“光” 。此义不仅与《约翰福音》中“世界之光”的神学思想共鸣，更与遏拂林(Ephrem)的“景尊”（the Luminous One）称谓所代表的神圣光照思想一脉相承 。第二重意义为“大” 。此义源自中国古籍，并与教会“大公性”（Catholic）的普世救赎观念相契合，同样在景教汉文文献和叙利亚神学中得到印证 。至于第三重意义，“仰”，作者通过严谨的语源学追踪，将景教碑中的“达娑”等汉语音译词，追溯至中古波斯语的 tarsāk（敬畏者），并最终还原至叙利亚语中“敬畏上帝的人”这一信徒身份的核心概念 。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不仅为“景”字的内涵补充了关键一环，更揭示了景教名号背后深刻的神学辩证关系：如果说“光”与“大”是立足于信仰“对象”（上帝）的维度，那么“景仰”则是立足于信仰“行为”（信徒）的维度 。此番论证打通了汉语、波斯语和叙利亚语的思想脉络，清晰地表明“景教”之定名，乃是一次极具神学深度和自觉性的文化选择，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这个古老东方教会本土化智慧的认识。
冯成伟的文章《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圣经新译与去殖民化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当代圣经汉译的全新且极具批判性的理论框架。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尽管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华人翻译了多部圣经全译本，但其中多数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依赖西方基金会资助，或以英文译本而非原文作为翻译底本。在此背景下，冯成伟认为《圣经恢复本》与《环球圣经译本》是体现“基督教中国化”与“去/后殖民化”理念的杰出范例。他特别以《圣经恢复本》为例，指出该译本不仅在资金和翻译底本上坚持了独立自主，更重要的是，它是由一套系统性的、植根于本土的华人神学思想（即倪柝声神学）所指导。这套神学本身就对西方基督教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及二元论人观持批判立场，因此，《圣经恢复本》的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去殖民主义在中国神学界的具体实践。本文将“基督教中国化”这一政治与文化议题，同全球学界的“去/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性对接，并应用于当代圣经翻译研究，为两者找到了坚实的交集。其次，文章深刻地论证了“译经即释经”的原则，强调任何翻译都无法脱离其背后的神学立场。据此，本文颠覆了以往“神学色彩最浓”的负面评价，将《圣经恢复本》等译本重塑为由成熟的本土神学引导的去殖民化成果。这不仅为圣经汉译研究开辟了新路径，也为如何在实践层面构建真正“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范本。
楼瑞珍的文章《合性论与非洲基督教典范——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的千年传承与本土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壮丽的非洲本土基督教历史长卷。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EOTC）所持守的合性论（Miaphysitism）不仅是基督论上的古老传统，更构成该教会神学、礼仪、艺术与社会结构本土化的神学核心。文章主张，应以“合性论”作为理解非洲基督教本体论的神学入口，而非视其为拜占庭神学的边缘遗绪。作者从基督论历史争议（尤其与加尔文主义、西方二性论的对比）出发，重申合性论并非否定基督的两性，而是强调在“统一的性”（mia physis）中不混乱、不分离地结合。接着，作者论述EOTC如何将此神学核心在地化，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圣像与礼仪：以视觉象征和身体实践延展“合性”的神圣经验；（2）语言与文学：吉兹语的神圣地位强化“原真性”与历史延续；（3）宗教社会结构：祭司、僧侣与信众间的共同体性实践体现出“合一中的多样”。本文突破西方神学框架，提出“合性论—本土化”轴线作为理解非洲基督教传统的新范式，并强调埃塞俄比亚教会在地文化与基督教核心信仰之间的高度融合，拓展全球基督教研究视野。不仅如此，本文在基督论与文化人类学之间架设桥梁，展现“神学—艺术—社会”三者融合的本体论深度。该论文以跨文化神学视野重估非洲古老基督教的当代意义，是对“全球教会多样性”与“非西方神学主体性”的有力回应。
刘兰馨与任东升合著的《狄考文：以数学翻译点燃中国近代科技之光》一文，旨在为尽管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这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描绘一幅更为全面和立体的画像。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尽管狄考文因其在《圣经》翻译和创办教育方面的贡献而闻名，但其学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方面——科技翻译，尤其是数学翻译——更应得到重视。作者认为，狄考文不仅是一位传教士，更是一位中国科技近代化的关键推动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急先锋” 。文章通过深入剖析他编译的《笔算数学》、《形学备旨》等著作，论证了狄考文如何通过引入阿拉伯数字、通用运算符号以及西方的演绎推理体系，从根本上革新了中国的数学教育 。本文研究焦点从狄考文广为人知的宗教身份，转移并深化至其作为一位翻译家和科学传播者的具体实践上。首先，文章详细梳理了狄考文在数学教科书编译中的方法论，如采用白话文、注重读者接受能力、建立中西合作的翻译模式等，从而揭示了其先进的“译学思想” 。其次，文章凸显了狄考文在推动科技术语统一方面的卓越成就，他通过创设“益智书会”等机构，为近代中国科学话语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通过呈现一个在科技翻译领域深耕细作的狄考文，本文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理解，也为研究晚清西学东渐的复杂进程提供了一个具体而生动的范例。
卓辉立的文章《冷战语境下的文化政治：燕京大学的政治规训与机构消亡》深入剖析了这所著名教会大学在1949年至1952年间走向终结的复杂过程。本文认为，燕京大学的“撤销”并非仅因教育体制改革，更是国家通过系统性的政治规训手段，将西方自由主义教育根基彻底清除，借此构建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的高教体系。这一过程是国家治理逻辑深度渗透教育文化领域的体现。本文引入福柯“规训”理论分析教会大学政治整合过程，丰富了关于教会大学命运的研究维度，不仅关注党政视角，也涵盖了外籍教师与国际机构如纽约托事部的角色。文章大量引用耶鲁大学档案中的一手外文资料，弥补了过去研究中文档案偏重的局限。本文揭示了冷战语境下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断裂与意识形态博弈。本研究不仅是对燕京大学命运的历史重构，更提供了理解国家如何以教育为工具推动政治整合的重要范式。
杨建龙的论文《林亨理在华宣教研究》，重现了美南长老会宣教士林亨理（Henry McKee Woods）在近代中国的多维事工。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林亨理以其长达四十余年的实践，成功地构建并示范了一种“医疗+布道+教育”的立体宣教模式 ，其事工融合了福音传播、社会服务与文化对话，为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范式。文章详细阐述了林亨理在多个领域的卓越贡献：他不仅是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更通过撰写《四书解义适今》等著作 ，开创性地尝试以基督教视角诠释儒家经典；同时，他积极投身于医疗宣教、赈灾 及禁烟运动 ，以实际行动回应社会需要。本文将林亨理这位宣教士的多元身份——圣经翻译家、文化对话者、社会改革者与教会合一推动者——整合于一个连贯的分析框架之下。通过梳理林亨理的生平与事工，该研究为一个相对被研究较少的历史人物提供了扎实的传记性研究。而且本文深入探讨了林亨理“多样中的合一”（unity in diversity）的教会观 。他主张尊重宗派差异、追求属灵合一的理念，不仅推动了影响深远的“环球复兴祷告运动” ，更为今日探讨基督教中国化及跨宗派合作等议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通过对林亨理的全面研究，本文较为生动地呈现了一位既忠于信仰、又深度融入并尊重在地文化的跨文化宣教士典范。
倪步晓的文章《个体与关系：滕近辉思想中“深化”的灵性观》系统性地梳理了现代华人教会属灵典范滕近辉牧师的灵性思想。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滕近辉的灵性观以“深化”为关键概念，将灵性定义为一种动态的、关系性的实践，而非传统华人教会中某种静态的特质或固定的行为模式 。这种“深化”的灵程，整合了个体的内在更新与外在的关系见证，其理论基础建立在几个核心支柱之上：一是以“关系实在论”为本体，强调灵性在信徒与神、与人的真实互动中得以彰显；二是以“体验式知识论”为路径，认为灵命成长是通过在“灵性学院”中经历失败、悔改与“补考”来获得深刻认知 ；三是以“否定神学”为核心，主张借由“与基督同钉”的自我否定，让基督的生命成为信徒生活的主导 。
董玉知的文章《意义与秩序：《口铎日抄》中的神正论类型与回应》，以晚明重要天主教文献《口铎日抄》为文本，对其中呈现的神正论（即“苦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考察。本文的核心论点是，面对中国士人教徒群体在个人不幸（如丧子、无后）与社会不公（如贫富悬殊）方面的困惑，艾儒略等耶稣会传教士主要采用了“来世补偿”和“绝对顺从”这两种神正论模式来提供意义解释。然而，士人教徒对此的回应并非被动全盘接受，而是深受其自身社会阶层及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的影响。这一互动过程揭示了天主教义在传入中国后，在信徒的理解与接纳中所经历的一种深刻的“儒化”过程，从而展现了晚明士人教徒独特的灵性生活面貌。本文创造性地运用韦伯和贝格尔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对《口铎日抄》中的神正论问题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和量化统计，为这一历史文本的研究提供了严谨的社会学分析框架。而且，该研究的焦点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巧妙地转向了信徒的“接受心理”，深入探讨了中国本土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看似有理结构”，是如何过滤、质询并重塑外来宗教观念的。通过对严思参等士人教徒反复追问的分析，文章再现了早期中国天主教徒在两种价值体系间的挣扎与调和。这不仅是对晚明中西思想交锋的一次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更为我们理解跨文化语境下宗教的“意义建构”活动，提供了理论与史料支持。
岳丽的文章《清末民初来甘传教士著述中的甘肃形象》，通过细致梳理以赫治文（H. H. Hayden）、贾察理（C. J. Jackson）等人为代表的传教士文献，为我们重构了一幅特定历史时期下甘肃在西方的“形象”。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尽管甘肃地处偏远，但在晚清至民国的传教士笔下，其形象远非贫瘠与落后，而是一个“基本上是正面的”、充满活力与潜力的多元地域。作者指出，传教士们将甘肃描绘成一个地理位置重要、物产丰饶、历史文化深厚、民族宗教多元的省份 。从省会兰州作为国际商贸枢纽的繁华，到河西走廊的历史厚重与物产丰饶，再到对回、藏等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的细致观察，这些记述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而立体的甘肃图景。文章通过对描述性词汇的分析，有力地论证了传教士对甘肃的评价以“褒”为主，这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化初遇时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超越“文化冲突”或“帝国主义凝视”等单一模式的视角。
杨世海的文章《<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基督宗教观》聚焦于抗战时期一份重要的知识分子刊物，对其中呈现的基督宗教观进行了深入的梳理与分析。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作为“学衡派”精神的延续，《思想与时代》的作者群体对基督宗教展现出一种比“五四”时期更为成熟和理性的态度，他们超越了激进的反教或简单的功利主义评判，开始从文化价值的深层结构来探讨基督宗教。然而，这种探讨虽有深化，却仍受其时代背景与“儒家本位”思想的局限。文章通过对冯友兰、钱穆、张荫麟、贺麟等大家的逐一分析，呈现了一个复杂的思想光谱：从冯友兰、钱穆等人以基督宗教为儒家文化的“他者”来彰显后者优越性，到张荫麟、郭斌龢开始认识到基督宗教对西方现代性生成的塑造作用，最终到贺麟提出“吸收基督宗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的深刻洞见。本文打破了早期中国现代知识界“全盘反宗教”之简化论述，展示其较为细腻的宗教理解，为研究中国现代性与宗教再诠释提供了材料与理论参照。
李阳的文章《实存与偶性：奥卡姆哲学与神学中的形象、痕迹与关系》对中世纪著名唯名论哲学家奥卡姆的思想进行了精辟的剖析。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奥卡姆在其哲学与神学著述中，对“形象”、“痕迹”与“关系”等关键概念的处理上，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内在张力与矛盾。具体而言，虽然奥卡姆的唯名论哲学严格地将“关系”与“形象”等视为依附于实体的、非实在的“偶性”，以贯彻其“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简约原则；然而，当面对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核心神学教义时，为了维护教义的无误性，他不得不做出“神学例外”，承认在神圣领域内，这些概念具有“实在性”。例如，三一上帝中的“关系”必须是实在的，否则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的区分便会瓦解。本文清晰地揭示了奥卡姆思想体系中“哲学”与“神学”两个维度之间的碰撞与妥协。首先，文章通过对“形象”与“痕迹”的区分，以及对“关系”范畴的深入讨论，精准地捕捉到了奥卡姆思想中逻辑一致性让步于信仰前提的关键节点。其次，这一分析超越了对唯名论的一般性介绍，将其置于中世纪“信仰与理性”互动的宏大背景之下。奥卡姆的“矛盾”在此被呈现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实践：即便是最具逻辑锋芒的哲学家，其思想体系的边界最终仍由不可动摇的神学信条所划定。因此，本文不仅是对奥卡姆个人的深刻解读，更是对整个中世纪哲学家在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逻辑与启示之间张力时所面临共同困境的一次有益阐释。
执行主编冯成伟
2025年6月于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 Justo L. González, Mañana: Christian Theology from a Hispanic Perspective (Nashville: Abingdon, 1990), p. 49.
[2]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
[3] Jung Young Lee, The Trinity in Asian Perspective (Nashville: Abingdon, 1996), p. 11.
[4] Veli-Matti Kärkkäinen,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Theology For the Pluralistic World, 5 vol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3–2017), 1:19.
[5] Kärkkäinen,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Theology For the Pluralistic World,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