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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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泽（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全方位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它在表面上是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凭藉“神拳”和民间宗教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而实际上乃是以儒教与基督教为核心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次总对决、总较量，也可谓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总爆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无可辩驳地证明中西之争乃是古今之争的事实。义和团运动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从中古向现代转折的关节点。它引发人们对文明冲突与对话课题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字：义和团运动、基督教、儒教、文明冲突、文明互鉴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12_(21).0008
义和团运动可谓近代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总爆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义和团运动中，一群挥舞刀矛棍棒的华北农民，奋起与全副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八国联军殊死搏击。在这一悲壮的历史场景的背后，是儒教中国与西方列强全方位的抗争。中华帝国的臣民欲凭藉儒教正统文化以至民间宗教，勠力同心，协力抵御西方近代文明的入侵，其结局却是悲剧性的。义和团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关节点。中国历史从此开启了从中古向现代转型的进程。
义和团运动是在东方封建主义日趋腐朽没落、行将就木，而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扩张，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总体上，它是代表东方落后的农业文明在遭遇西方近代文明全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不甘心被主宰、被奴役的命运而奋起反抗的一次悲壮然而注定失败的斗争。随着中英鸦片战争和中外历次战争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日渐深入中华帝国的腹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逐步加深，达至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可以说，义和团运动乃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义和团运动中交织着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以及侵略与反侵略的复杂斗争的历史画面。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具有其现代性的先进性，而东方封建主义则具有其中古的、前现代的落后性；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具有其寻求全球扩张的侵略性和对“异教”文明咄咄逼人的征服性，而东方封建主义则具有因循守旧的保守性和在无望的绝境中被迫反抗的悲剧性。在这场中西文明的对抗中，东方文明悲惨地失败了。但它反而成为华夏文明变革、图强的转折点。
西方帝国主义日见紧逼、步步深入的侵略，造成中华民族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激化，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一个大的历史运动的过程来看，近代以来中西之间这种对抗性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文明冲突的性质。确实，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遭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空前挑战。然而与以往历次来自异族的挑战不同，中华民族这一回遇到的敌人不再是马背上粗蛮无文的民族和文明，而是一个文明程度甚至超过自己的敌手。[1]在这场文明斗争的两造，一方是构筑在近代工业化经济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体系，另一方是构筑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东方文明的体系。二者的相遇和斗争，具有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文明与近代化的工业文明对峙、对抗的性质。在当时，这场具有东西方文明对抗、冲突性质的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来看，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长期闭关锁国和愚民教化的后果，不仅使一般的百姓知识浅陋，而且使一大部分的封建统治者也同样的颟顸无知，缺少对近代世界起码的认知。随着帝国中少数具有近代知识的地主阶级开明派或洋务派受到排挤，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短暂的“百日维新”失败，那些满怀天朝上国的傲慢和攘夷排外迷梦的王公大臣和顽固派官僚， 在权力斗争的博弈中掌握了朝廷的权力中枢，他们对西方的仇恨和下层民众对洋人、洋教的敌视，便奇诡地结合、汇合起来，终于酿成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一场弥天大祸。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西文明冲突、对抗的一个典型案例和事件，其实是不难理解的。随着中西方冲突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展开和不断升级，中西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对峙也达到了全面的、整体的规模和高度。而且，由于儒教和基督教在东西方文明中据有核心的价值观的地位，一场以基督教和儒教为标帜的中西方之间的冲突势在难免。迄至晚清时代，儒教中国仍然是中华帝国蜕不去的底色。且不说士绅阶级乃是义和团运动实际的领导者，即便是长期以来缘于多重的意识形态遮蔽或被刻意强化的作为民间文化形态代表的“义和团”，其自身仍然明显地打上了儒教主流文化的印记。这一点从其自身称谓的“义”、“和”二字来看，就是确定无疑的。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正统儒教的观念乃是统率义和团运动的灵魂，它是处于末日光景的中华帝国赖以上下同心、团结御侮的精神支柱。而对西方列强来说，他们发动历次对华战争，最显著的目的无非有二，即通商与传教。通商是为了猎取利权。而传教则是为了取得思想文化上的整体优势，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同样受到西方列强极大的重视。因为西方列强对华战争乃是包括经济战、政治和军事战以及宗教和文化战的全方位的战争，而基督教则在其中起到了核心的精神枢纽的作用，为整个西方殖民主义事业提供了某种思想和文化价值的动源。事实上，欧美在19世纪中期就提出了“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用基督教占领中国”乃至“中华归主”的口号，便是这一意识形态赤裸裸的表白和集中体现。[2]上帝成了此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最大的中保和保护神，而传教士则充当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有些西方学者着意指出，在同时期来华从事冒险事业的诸如军人、商人、外交官等各色人等的西方人中，只有传教士不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他们进而提出：为什么是传教士首当其冲地成为晚清时代中国人攻击的目标？[3]其实，如果不是故意混淆视听或掩盖事实真相，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毫无悬疑的。作为东西方文明之间一次整体性的剧烈碰撞和斗争，儒教和基督教从来都是不容缺席的主角。传教士和中国士绅，也从来不是陌生的对手。
随着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步步紧逼，病入膏肓的中华帝国陷入了被宰割、被瓜分的境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严重，急遽上升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普遍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苦难最深重的就是处身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和劳苦大众。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导致传统的小农经济加速破产。靠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谋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日蹙。沉重的战争赔款和各种苛捐杂税，都转嫁到他们头上。加上连绵不断的各种天灾人祸，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4]他们承受了本土封建主义和外来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中华帝国的子民要生存，就要奋起斗争。具有反抗精神的中国民众在近代史上曾发起多次反抗封建王朝的起义。这一次，他们再一次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外国帝国主义。一场以华北农民为主体的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在中华帝国的腹地京津鲁冀等地酝酿，最终以野火燎原之势爆发了。
华北农民仇洋、仇教，乃是由多重的历史和现实的机缘促成。山东西部边远地区素有民间社会结义、造反的传统。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水浒传》，就是以发生在这一带的农民造反故事为素材的。在晚清时代，这一传统依然鲜活地在现实中延续着。据称，“义和团”曾有“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乃至其它名目繁多的名称。[5]其实，它们都不过是处在民间社会的农民利用秘密或半公开结社方式的一种存在形式。而晚清帝国统治力量显著衰落，则为民间社会的崛起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毗邻的孔孟故里的鲁中和工商业发达的鲁东相比，鲁西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显为落后。扩大范围来看，中国北方的商品经济不够发达，民众的观念也更趋传统和保守。当中华帝国的子民目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深入到帝国的心腹地区，直观地意识到传教士无疑充当了“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先锋队的角色。华北农民在一批守旧派官绅的鼓动下，他们心中的怒火不可遏制地爆发了，并很快汇合起来而燃遍了华北大地。他们发誓要以他们认为正义的方式将其憎恨的洋人、洋教赶出中国。
义和团之所以对下层民众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很大程度上跟他们宣称自己具有一套刀枪不入的神奇法术有关。“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他们以“义”、“和”相尚，表明这些拳民仍然承认儒家正统的观念。在此之外，他们还要公开习练拳术和一套特殊的请神、念咒、画符的仪式和法术。这显然是典型的中国民间宗教的久远传留。义和拳据说源于白莲教或八卦教，甚至可以追溯到历史更为长远的罗教。各个坛场不仅有其各自供奉的祖师，他们还信奉众多的神灵，很多甚至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中各路神仙和民间崇奉的英雄豪杰，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6]拳民相信，通过一套仪式就可以请来他们所崇拜的神灵，从而使他们自身获得特殊的神通和法力，乃至使洋枪洋炮的威力失灵。义和团就是凭藉这般老旧的知识观念和手中简陋的冷兵器，乞灵于中古的宗教仪式和神灵的法力，企图抵挡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列强的进攻，这当然是异想天开的幻想。
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其实，义和团运动是中国19世纪中期以来层出不穷的民、教相仇的教案的升级和扩大化。也可以说，它是一起最大的教案。[7]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也暴露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表现出对所有洋人和外国事物的仇视、敌视。他们出于对近代世界的暗昧无知而排斥、反对所有的近代文明。义和团由仇教而闹教、打教，势必引起中外交往上的纠纷。况且，义和团不问青红皂白，对所有洋人包括传教士一律采取赶杀、驱逐的极端做法，很容易造成外交上的被动和祸端。事情正是照着一般教案的方式来了结的。那就是民众闹事在前，官府赔偿在后。这种意气用事的作为，最后的结果是让大清王朝赔掉了老底。更严重的是，义和团在不明底里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向他们憎恶、痛恨的西方列强开战。这当然是一种鲁莽的、非理性的行为方式。[8]义和团运动事实上是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轻开战端，其义气之诚、血气之勇固然足资嘉勉，却实在不足为训。
义和团运动从地方性的教案发展到全国性的排外运动，经历了一个从初起、勃兴到被扑灭的过程，其声势之浩大和结局之悲惨，都是令人震惊的。从其起源来说，晚清政府对于民教相仇的事件，一般是采取袒护洋人、弹压民众的政策。但随着德国强租胶州湾和构筑胶济铁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腹地，民众的反教、仇洋情绪高涨，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发生了由“剿”到“抚”的改变，义和团遂正式地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这说明，在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问题上，义和团与统治阶级达成了某种共识和默契。地主阶级顽固派认为民心可用，企图利用义和团将帝国主义列强彻底赶出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团运动得以迅速地在整个华北地区蔓延开来。他们一度进占京津枢要之地。在此过程中，义和团捣毁教堂，杀害了一些西方传教士，而大多数被杀的则是中国教民。这在西方传教史上被称为“教难”。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被杀害的传教士一部分是官府直接下令捕杀的。[9]义和团运动真实的情形是，下层民众冲锋陷阵于前，而地主官绅策划、运筹于后。可见，义和团运动的勃兴与统治阶级在背后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当义和团顺利地进占北京后，他们猛力地攻打使馆和教堂，表现出与所有帝国主义开战的冲天气概。而事实上，这为西方帝国主义发动报复性的战争提供了口实。当八国联军耀武扬威地攻占北京城，义和团和广大的中国民众遭到西方帝国主义疯狂的屠杀和剿灭，北京城被洗劫一空。[10]义和团运动以异常惨烈的方式收场，带给中国人民莫大的耻辱感和空前的震撼。
儒教与基督教作为中西交通、交往过程中两个主要的角色，它们各自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存在着融合、会通和冲突、对抗这两种相反却几乎同样强大的取向。就儒家传统来说，孔子在对待外来文化时提出，“礼失，则求诸野” [11], “夷进于夏，则中国之”[12]。他以文明的精神和成就作为文化交往的准则，表现出一种相当开放的胸襟和气度。而孟子则提出“夷夏之辩”，强调“严夷夏之防”。[13]后世儒家据此发展为宋明儒学的“道统说”，成为传统儒教抵御外来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在明末，儒家学者既有方以智、徐光启倡言“会通说”；也有沈确上“参远夷疏”，力主驱逐西教士。[14]逮至清季，遭逢末世光景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对内施行高压、内敛政策的同时，对外更趋保守和僵化。晚清中国的士绅阶级据其对西方的态度，可以划分为洋务派、维新派和顽固派。洋务派出于富国强兵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目的，认为有必要学习和汲取一些西方的知识和技能。其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提出了“中体西用论”，以此来认识和对待西学以及相关的西方事物。维新派将学习和汲取西学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的层面，并提出了一系列“变政”、“变法”的主张和措施。[15]其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洋务派和维新派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会通派在晚清时代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改革派。顽固派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派，他们以封建时代奉为正统的程朱理学为凭藉，顽固地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道统不可侵犯。他们认为，中国的圣传祖训、典章文物，已发展至完美无缺的境地，根本不需要改革。他们由此反对所有的改革，也拒斥西学、西教在内的所有西方事物。顽固派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明末的沈确、清初的杨光先，在晚清的代表人物有倭仁。
顽固派藉助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论，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对抗。道统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孟子“祖述仲尼，宪章文武”；在中唐时代，韩愈盛张“道统说”，声称儒家的仁义道德和纲常名教是亘古不变的“圣人之道”。[16]韩愈的论说经后世儒家发挥，成为宋明儒学中“道统论”的核心内容。道统论的实质是传统文化的正统论。传统儒生在构筑道统说时，本来就是为了排斥佛、老，以确立儒家学说和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和正统地位。近代封建士大夫从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库中找来“道统说”，并运用和发挥其思想内涵以排击入侵的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是很自然的。他们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强调“夷夏之辩”，可以说是“道统论”的衍申。夷夏论者将中国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和典范，其实是一种“华夏中心论”。 夷夏论者用一种自居为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西方文化和宗教，中西方之间不可能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关系，“西学”、“西教”只能是受到排斥的对象。费正清敏锐地指出，前现代的中国人在处理与外邦的关系时，“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17]顽固派在晚清的代表人物倭仁，就是一个恪守道统论、夷夏论的典型。 [18]在倭仁之后，顽固派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在清朝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旧如此。这是因为，程朱理学和儒家道统论、夷夏论的思想，乃是清王朝乃至历代封建王朝的主流思想，它已深入帝国臣民的头脑深处，根深蒂固，不易撼动。这才是晚清教案频发，也是发生义和团运动最深刻的思想根源。
地主阶级顽固派企图用儒教的道统论来统一全国臣民的思想，并设法将民众组织起来，将所有洋人的势力赶出中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这些极端守旧派提出了一系列对抗西方的办法和措施。首先，他们打起“护教”、“卫道”的旗帜，发挥儒教道统论在思想舆论上的动员、引导作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官绅阶级往往科第出身，他们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自居，而将入侵的洋人、洋教目为夷狄、邪教，表现出对基督教的敌视，对民间社会排拒基督教的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是“练团”，即组织地主阶级领导的民团，将广大的民众和民间社会组织起来，采取捣毁教堂、阻挠传教、坚壁清野以及游击困扰等种种方式与洋人展开斗争。[19]最后，他们的目标是“灭洋”，也就是把洋人、洋教和所有他们憎恶的西方学术和思想文化以及与西洋有关的事物，统统驱逐出境，恢复“儒教中国”的既有秩序。大学士倭仁竭力反对开设同文馆，聘请西洋教师，也反对西学、西教流传中国。[20]只是在当时，洋务派是朝廷中的实权派。而当甲午战败后，洋务派受到沉重打击。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被排挤出京。维新派也迅速地失败了。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顽固派掌握了晚清朝廷的权力中枢。顽固派的政策、举措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义和团运动乃以迅猛之势在华北兴起。但残酷的历史事实无情地宣告了顽固派的理想国的破灭。
在晚清，以封建士大夫为主体和代表的儒教文明，与以传教士为先锋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势不两立的斗争。这确实是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整体的冲突和较量，但它首先是一场中古的、前现代的华夏文明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作为中华帝国最后的忠臣，生逢末世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不可能挽救封建王朝“呼喇喇如大厦将倾”的命运。在中国近代史上，顽固派以排拒和反对所有进步的事物著称。他们秉承传统儒教“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路线，在中西交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1]下，顽固地坚持中古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他们不仅反对改革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变政”、“变法”；连有限度的器物层面改革的“洋务运动”，他们也是百般阻挠和反对；更不必说在更深层面的思想文化上的更新和变革了。他们是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的渊薮和大本营，对内反对任何改革和进步。在对外关系上，他们从传统儒教陈腐的库存中祭起“夷夏论”的法宝，妄图阻止所有洋人的势力和事物于中国境外。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他们居然相信和乞灵于下层民众的“神拳”、“神术”，导演了一幕无比惨烈的以民众的血肉之躯搏击洋枪洋炮的野蛮而愚蠢的历史剧。他们心目中的“灭洋”、“排外”大计，就这样悲惨地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时代处于封建社会晚景的中华帝国在面临西方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全面入侵，而掀起的一轮大规模的反抗西方侵略的群众性运动。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以华北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冲在反帝斗争的最前线，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和血气之勇与西方列强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这已经是为中外周知和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但义和团运动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中华帝国中据有特殊地位的士绅、官绅阶级，也参与了义和团运动，并在其中扮演了动员者、筹划者和组织者乃至决策者的重要角色。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是传统社会中士大夫的核心部分。他们其实也是义和团运动重要的参与者。综合各方面的史实，义和团运动并不是只有一个社会阶层或阶级参加的运动，如时人或后人将义和团运动归结为以“拳民”为主体的“野蛮排外”[22]或 “自发的农民运动”[23]，都不一定是完全客观和全面的观点。考虑到士绅、官绅阶级在义和团运动中发挥的真实作用，义和团运动其实乃是由士绅、官绅阶级发起和领导，并始终在其中起到组织、筹划和决策作用，而广大的下层民众则更多地以实际的行动者参与到义和团运动中来。由此可见，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士绅阶级和下层民众会合，协力“排外”、“灭洋”的运动。
义和团运动乃是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个民族的乃至文明的共同体，统治者和民众上下同心，协力“反洋”、“灭洋”的排外运动，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湮没了。为什么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会联手、合作以对抗西方？仅从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构成封建社会两极对立的矛盾统一体。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就是构筑在这个由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结合而成的矛盾统一体之上的。在这个统一体内，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具有对立的统一性。过去，我们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矛盾时，有时只看到二者之间对立性的一面，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统一性的一面。其实，在中国封建社会大部分历史时期，它们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即使在晚清时期，农民阶级发动过太平天国这样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起义，但也发动了与地主阶级合作、协力排外的义和团运动。这种现象的发生，乃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晚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24]救亡图存成为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面前压倒性的首要课题。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合作，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阵线”，便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和选择。义和团运动也可谓是地主阶级顽固派长期煽动起来的全国性仇教、排外思潮的一次总爆发。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这种对立的统一性，还体现在他们的观念型态和思想文化上。其实，不仅二者之间的社会组织方式，他们的思想方式和观念形态也具有这种对立的统一性。就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型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配套的、一体化的结构。在当时，地主阶级守旧派宣扬“纲常名教”和“夷夏之辩”一套正统的思想文化的观念，与下层民众所信奉的“忠君报国”、“扶清灭洋”的观念，往往是契合无间的。地主阶级顽固派死抱儒教“道统”论的教条，不顾现实，认为“民心、民气可恃”，一味地鼓吹、推行其仇洋、灭洋的大计，这与华北农民 、“拳民” 普遍迷信，以为民间宗教宣扬的天地神祇可靠，“神拳”、“神术”可资凭藉以抵抗洋人的枪炮，二者之间确实是两极相通，一拍即合。也难怪他们可以上下同心，同仇敌忾，合作上演一幕以排洋、灭洋为主题的历史大剧来。由于小农经济和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限制，“天朝”臣民对外部世界的知识闭塞，思想观念落后保守，缺乏对近代西方文明的了解，拒斥任何改革，也拒绝吸收、学习一切西方的知识和事物，却盲目自信自大，完全不顾现实条件地与列强“宣战”，轻启祸端，必然招致一次耻辱的失败。
晚清时期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史，就是一部接连失败的屈辱史。其中，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带给中华民族创深痛巨和无穷灾难，尤其引人瞩目，也最具有典型的意义。由于“天朝”的臣民打起“卫道”、“保国”的旗号，以“排教”、“灭洋”相号召，让这场中西之间爆发的斗争带有文明冲突的浓重色彩。它清楚地表明，一个农业文明的老大帝国在面临一个现代性的西方工商业文明的侵略和进攻时，不堪一击，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彻底的失败和崩溃几乎是注定的宿命。[25]可见，义和团运动乃是由西方入侵而导致的中西之间对抗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总对决。义和团的失败，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证明，中古的华夏文明已病入膏肓，根本无力与近代西方文明抗争。也可以说，它是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的联合打击下的一次总崩溃、总失败。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最黑暗的深渊。总之，义和团的失败，乃是中西之间的时代性落差的一个不可逆转的结果和最直观的体现。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晚清的中华帝国犹如沉沉暗夜中行驶在风急浪高的大洋上的一艘老朽的、行将沉没的破船。它既没有可靠的航海图，也没有训练有素的船长、大副和海员以及合格的设备，即便所有的乘客对其航向也是茫然无知的。它本来是按照其固有的航道行进着，却被一股异常强大的潮流和力量，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一个全然陌生的航线和境地。显然，古老的东方文明是被外来的西方列强的强势力量，强行纳入世界性的近代化潮流的。中西文明在经过“百年禁教”的相互隔绝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西方再次相遇、会面了。而由于中国仍然原地踏步地停留在中古的农业文明型态，西方列强却早已风驰电掣般地驶入现代性的工业文明型态。因此，中西文明的冲突、对垒，呈现出一边倒的、不对等的态势。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明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较量和对抗，但晚清中国根本无力应对西方的巨大挑战，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最后失败的结局是必然降临的。[26]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西方交往中的一个大事件和重要的关节点，它记载着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在面对西方现代性文明的霸权和侵略时绝望中抗争的惨况和耻辱的失败，同时将一个中古文明腐朽落后的本质呈露无遗。它也记载了西方殖民主义在向全世界扩张过程中对东方“异教”文明野蛮征服和疯狂掠夺的真实场景，同时将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冷酷无情的本性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吊诡的是，东西方在此际的会遇，是人类既有的文明型态即中古的封建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会遇，可谓是人类文明的中古之“贼”与现代之“盗”的会遇。义和团运动无疑是此一历史时期中西文明冲突的缩影和一个具有标志性和典型性的事件。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中西之争乃是古今之争的事实。中西之间在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存在着全方位的、时代性的落差。在这一轮中西文明的角逐、竞争中，西方是胜利者，中国是失败者。
义和团运动还清楚地向全世界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诩为“文明”的西方列强，仍然是沿用历史上“火与剑”的方式，来开辟通商和传教的道路。从人类文明历史进程来看，以“火与剑”为特征的文明批判，可能只是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危机和终结，却并不代表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希望。西方文明的冲击，带给东方无尽的灾难和伤痛，导致东方文明中古型态的终结，同时它迫使东方文明走上了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可以肯定，近代化、现代化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但很难保证，现代性一定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音和文明的福祉。即此而论，义和团运动作为思想史的课题，亦有其历久弥新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它深刻地揭示了导致东西方文明对抗、冲突的思想根源，乃在于东西方文明深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或“我族中心主义”。“华夏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犹如一个对子，将人类文明由自我中心凝结而成的成见、偏见，进而导致文明内部的故步自封和文明之间的自残、自毁的趋向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27]纵观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东方中心论”还是“西方中心论”，其实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病态，是由于对自身文明局限性的无知和缺少自觉造成的。因此，它对内拒绝改革和创新，对外拒绝学习和接纳外国的事物，这是中国人在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思想痼疾。同样，西方在经过近500年对世界文明的主导和支配之后，对内不能继续深化改革，对外无法突破殖民主义的霸权心态和既有体系，这是当代世界性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和主因。
当代世界文明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重建的契机。究其思想根源，乃在于西方现代性的深处，潜藏着一种深刻的二元对立、神人对立的思想和文化基因。由西方现代性主导的世界文明的发展模式，在取得超迈千古的文明成就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空前的危机，在经过近代殖民主义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乃至当代激烈的文明冲突，其弊端已暴露无遗，日趋显示出难以为继的迹象。就此而言，亨廷顿和西方主流思想界鼓吹和炒作的“文明冲突论”，不过是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的余绪和苟延残喘；而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提早宣布“历史的终结”和西方道路或模式的胜利，看来只是一厢情愿的武断和谰言[28]。[29]在当代，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一股世界性的文明对话的思潮方兴未艾。文明的对话与融合乃是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和方向，而文明的冲突和对抗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歧途和陷阱。人类亟需藉助跨宗教、跨文化的对话，检讨和反省造成今日世界性危机的思想根源和多重原因，根除和摒弃人类文明中根深蒂固的“我族中心主义”的痼疾和弊病。人类必须在一种大智慧、大觉醒的心灵和开放精神引领下，一面致力于所有文明传统的现代化转折和创新，一面致力于当代世界文明的整合与重建；既要清理和抵制人类文明中长期主导性的冲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模式，又要注意克服和扬弃各个文明传统中封闭保守的倾向。可以说，当前人类文明处在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冲突与融合并进的历史转型期，也是一个大转折、大转型的关头。[30]克服当前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和挑战，进而创建新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乃是摆在当下人类文明前进途中的一个首须面对的课题。
参考文献
赵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王树人：《中西哲学、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融合》，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一卷）下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吕实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西比较500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成中英：《新觉醒时代——论中国哲学之再创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美]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周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等译，香港：道风书社，2009年。
福山：《历史的终结》，黄胜强、许铭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赛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The Boxer Movement and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Medieval China and the Modern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LI Anz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oxer Movement is the result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Late-Qing China and the Western powers since the modern time. Apparently, it is the common people represented by the Boxers who wanted to resist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colonialism with "divine fist" and the folk culture. In essence, it i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Confuc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Western Christian civilization. Also, it could be taken as a landmark of the outbreak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 fact that the Boxer Movement failed irrefutably proves that th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s a dispute between the Medieval and the Modern. As a result, the Boxer Movement became 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Medieval to the Modern, inspiring those who want to constantly think over the topic of civilization conflict and dialogue.
Keywords: Boxer Movement, Christianity, Confucianism, civilization conflict, civilization mutual learning
* 本文系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西方上帝与中国思想——中国近现代知识界对基督教的诠释模式研究”（项目号：18FZX063）阶段性成果。
[1] 参见刘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参见赵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第18页，第11页。
[3] 参见科恩：《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美]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28页。
[4]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2页。
[5]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周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150页。
[6] 参见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23页。
[7] 参见赵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第25页。
[8] 参见赵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第一章。
[9] 参见赖德烈：《改革与反应》，《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二十二章，雷立柏等译，香港：道风书社，2009年。
[10]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等译，第441页。
[11]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载：“仲尼有言：礼失则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观万方之略矣。”
[12] （唐）韩愈《原道》载：“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13] 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以夷变夏者。”（《孟子·滕文公上》）
[14] 王树人：《中西哲学、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融合》，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一卷）下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3页，第345页。
[15] 参见胡绳：《维新运动及其失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十七章。
[16] （唐）韩愈《原道》。
[17]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导言，第30页。
[1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333页。
[19] 吕实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自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0]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335页。
[21] 清末李鸿章语。
[22] 赵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第40页。
[23]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570页。
[24] 参见胡绳：《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失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十九章。
[25] 参见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西比较５００年》引论，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26] 参见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西５００年比较》引论。
[27] 参见王树人：《中西哲学、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融合》，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一卷）下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28] 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黄胜强、许铭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9] 参见赛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30] 参见成中英：《新觉醒时代——论中国哲学之再创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