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1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40
刘志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摘要：艾萨克·牛顿因其在数学和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而闻名于世，而其在宗教学领域的建树却鲜为人知。随着“牛顿手稿”项目的推进，学界开始关注其宗教思想。本文选取牛顿宗教思想中的圣经研究部分，聚焦于牛顿对《启示录》的诠释，着力介绍其“规则—定义—命题—证明—应用”的几何学释经方法，力图还原出牛顿追求用理性和几何学的方法去理解自然和圣经，以求恢复真宗教，回归古代智慧。
关键词：牛顿手稿、圣经诠释、几何学方法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12_(21).0014
引言
牛顿在写《原理》之前，有一篇多达600页的对开本手稿，主要内容是对《启示录》的预言进行分析，揭示了上帝之言和上帝的创造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牛顿相信默示圣经的上帝也是创造世界的上帝，他相信《圣经》和《自然》之书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联系，人们应该珍视上帝的两本书《自然》和《圣经》。[1]
世界能够包容所有的物体，如果用哲学的理解来考察时，它的内部结构显得非常简单，而只要理解越清楚，世界就越简单。上帝的工作是完美的，都是极其简单的。他是有秩序的上帝，而不是有混乱的上帝。因此，当他们要理解世界的框架，必须把他们的知识减少到最简单的知识，必须寻求理解这些异象。[2]
人们不仅应该期望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简单性，即每一本书都是由同一作者——上帝写的，人们应该能够对两者的研究中使用类似的方法。牛顿在这里指的就是他诠释圣经的方法——几何学的方法, 即依循“规则—定义—命题—证明—应用”的范式。[3]牛顿认为：来自古埃及人、希伯来人以及毕达哥斯拉学派的人的古代智慧传统，就是几何学的方法，包括定义、公理、证明和定理等，其中蕴含着逻辑论证和说明，它们就是理性的化身。牛顿指出，“物质和几何学是相互配合、齐头并进的”，[4]其内在结构具有高度一致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前苏格拉底派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字神秘主义的信奉。牛顿在《原理》的前言中说道：“欧几里得著作中的几何，这门强大的关于数字的科学在基督之前就成熟了。”[5]
牛顿认为几何学是古代智慧的一部分，最原始的基督教拥有古代智慧。他解释道，最原始的基督教具有和几何学一样的最简原理，它是最简单的，人们可以用理性去理解它。但由于受到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以及形而上学的影响，人们把感性直观和事物相分离，转而去探讨所谓的本质，用抽象的语言腐蚀真实的现象。另外，古埃及人崇拜太阳等天体、相信法老不死轮回等，这些行为都违背了真基督教的信念和偶像崇拜的戒律，也腐蚀了真宗教。公元3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内部腐败，真宗教的几何学本性已经被复杂抽象的教会教义系统腐蚀，所谓的基督教信仰根本不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真理已经被败坏。因此，牛顿发掘出一套几何学的方法，不仅将数学原理应用到自然哲学，还将这套范式应用到圣经诠释，以求恢复真宗教，回归古代智慧。[6]
在《启示录》手稿中，牛顿首先便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做圣经诠释的方法和原因：“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指导，那么不仅是对于他们(普通信徒)，甚至那些尝试着去正确理解圣经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有诠释摆在他们手上，情况就会变得大为不同。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得到教会教导的帮助，因为他们无法通过阅读那些可被理解的东西，或者是通过好的教育去取舍判断。我希望这一本诠释类的书能够证明，读者能够通过规律（方法）去明了哪一个诠释是天才的，或是两者之中哪个更好。”[7]牛顿认为，要理解圣经中的话，或者说诠释圣经，首先要建立一套方法准则，以此才能在理智上理解圣经。“世人都是非常爱欺骗的，他们也无法理解自身的非公正思考。他们是带着人的偏见、情绪和骄傲，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教会权威来的。因为所有的文章都是他们先入为主地将宗教带入其中，然而就算所有的文章是智慧的，但学习它们的人也有愚蠢和看错的。”[8]没有正确的方法，只会带着人性的无知偏见去解读，而传统的教会解经又带着其背后的权力斗争和政治目的。[9]因此，牛顿将“科学”的方法重新融入圣经诠释中。“只有小部分人会去探求他们信仰的宗教，他们会学习着理解它们，持续的求索而非世人眼中的完结，他们还会定义它们，用方法检验它们是否是事实，依据是否贴近真理而去信仰他们的宗教，并且将之视为实践的信念。”[10]
于此，牛顿花大量篇幅具体阐述他的诠释方法。一、重视用观察的方法审视最基本的文本内容，即文字部分。二、关注文本的语言部分，再去探求其字外意。三、用定义（Definition）的方式将其规则（Rule）阐述，进而再根据线索，用实证的方法——命题（Proposition）进行证明（Proof）。四、证明后采取应用（Position）[11]的方式进行检验，用实践去验证诠释方法的正确性和准确性。牛顿的圣经诠释方法就像他写《原理》中的方法一样，[12]我们可以通过平行对照《原理》的写作风格和行文论证方式，发现牛顿是将其科学实验的方法和归纳推理论证的逻辑推演形式贯彻到了对圣经诠释的工作中，他十分严格地遵守“规则—定义—命题—证明—应用”的几何学范式。这种范式与同时代的传统圣经诠释方法有着巨大的不同，这是将几何数学和物理学的跨学科方法运用到了圣经诠释，预示着现代圣经诠释中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意义的核心已经从上帝、教会和宗教转移到人本身，所采用的是人文学理论和方法，譬如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社会人类学、考古学、文化批评和心理学。”[13]
行文的整体部分，牛顿把每几个段落视作一个整体“单元”。每一个“单元”可以划分为定义类、证明类、命题类等，用特定符号表示。如定义（3）（Def（3））,它由一个英文单词缩写加上括号及罗马数字组成，其解释为“在所有情况下的第三条定义”。在其手稿中每个大的步骤他都用一个独立的单元片段分离，用符号r（x）标记。比如当他在应用定义（3）的时候，如果后文要查阅和参照这条定义，他就会用r（3）表示“此处参照第三个论证片段”。每个单元都是整个论证过程的一个个环节，缺一不可、环环相扣、步步推导。其严谨的推导过程如几何学，故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曾评论道：“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从一组定义和规则开始。这些定义和规则是这样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它们构成了人们可称为闭合系统的一组东西。每一个概念能用一个数学符号标识，而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可用数学方程表示，从而形成系统的数学映象，这就保证了系统不出现矛盾。”[14]
当牛顿把整个诠释内容做了“单元”的处理后，便又着重阐述圣经的语言文字问题。他写道：“选择一个恰当的诠释最好应该从文本的字面上直译，除非是在某些特定的基调和特殊情形下才需要用暗喻。”[15]能字面直译便字面直译，但面对《启示录》和《但以理书》时，需要做特别的处理。牛顿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将圣经中的语言做象征式的理解。“比喻性的预言语言的本意，总是将圣经世界中的自然界和世俗世界中的政治相对应。比如说，太阳用来象征国王和国王的权力，月亮用来象征高贵的祭司和祭司的权力，星星用来象征一般的王子和公主。天空象征王权、荣耀和尊贵，是地面上的权威。大地象征低级别的人，水也是一样的象征，海洋就象征一大群人组成的政治机构，一个大国。”（启5:21、25）[16]牛顿认为，“我已经将这个文本的整体和自然界做了比较，并做出建构。我选择这样做是因为，这才是独特的预言的本意。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寓言式表达形式，当成一种诠释规则来理解文本中的自然事物。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当我们越发紧密地将自然界和文本世界相联系起来，我们就越能在表达它们相互的联系、行为之间找到便利，还能更好地理解在整个自然界中想要表达的内容”[17]。在他的视野下，秉承传统自然神学，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所造之物中认识上帝之道：“依靠人的内在自然或天生的特性即理性，从外部自然或整个世界即宇宙，在相当的程度上推知上帝。”[18]牛顿把自然这本书和圣经对照起来平行阅读，认为《启示录》中的所有自然物都不是单纯地具有自然物品属性，而是具有政治属性。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启示录》中自然物的背后政治属性，批判早期基督教。在公元3世纪伴随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督教国教化运动过程中，教会阶层逐渐腐败；罗马帝国内发生大量偶像崇拜；罗马教会教义背离真正的上帝之言（这里的上帝之言指罗马教会的神学对上帝之言的概念理解为永远坚立、稳固可靠，而牛顿认为罗马教会的教义并非如此）；信徒叛离“真正的宗教”。
牛顿把诠释圣经的语言文字方法做了阐释之后，便开始全面系统地进行他的论证和应用。其主要内容在于诠释《启示录》《但以理书》中的预言。通过其诠释的几何学范式“规则—定义—命题—证明—应用”，对预言中的某些重要“单元”进行符合逻辑和理性的分析，并将之对应于公元3-5世纪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但这些历史事件，并非全都是完整的和完全真实的事件，而是圣经作者们有目的性地编排和选择。[19]它们的目的在于揭露早期教会的腐败以及三位一体教义的讹误。圣经并非一个人的著述或者直接是上帝之言，而是不同时代的人编修的文学作品。他认为圣经中的确定性和准确性，也受到人类的不完满和有限性影响，要运用人类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去重新解读圣经。后文将重点放在牛顿如何将其诠释方法具体应用于《启示录》的诠释。
对于几何学方法“规则—定义—命题—证明—应用”，牛顿将此方法聚焦于《启示录》的诠释工作。他将《启示录》中的70处自然物都做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化理解。他重新定义每一处自然物，山就用来象征首都，比如耶路撒冷、巴比伦。岛屿象征寺庙，有时也表示海洋。水的干枯象征军队的腐败。水的源泉象征城市和城镇。鱼象征敌人或百姓......这样将《启示录》中的自然物重新定义，是为了在后面论证其命题和应用的时候，能够利用《启示录》的文本证据，并且使之在逻辑上符合理性的推理，更大范围地使普通读者理解晦涩难懂的《启示录》，当然也是为了批判罗马教会的腐败和教徒的背离信仰。
牛顿在不同平行文本的对照阅读中找到他这样诠释的理由，并制定规则。“选择文本结构时不应该局限于同时代的视角，而去削弱减少各个部分和谐统一。我的意思是，不仅在文本章节的比例上尊重先前设定的规则，在质量、原理上也应如此使其统一，因为平行文本是理解所有文本的钥匙。因此，我们不应该放弃对它们的探索。开放的圣经才是真的圣经。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应该将龙的历史、支持者的宣誓、小瓶中的喇叭花等做平行的对比。”[20]比如牛顿通过分析圣经中“野兽”一词在不同文本中的含义，证明其命题（3）：“痛苦中的妇女是基督教会，恶龙是巨大的异教徒国度。两者都是七印中的对象。”[21]
（1）“这个妇女是基督教会”的命题通过她的行为展现而被证明。她冠以12星称其为12使徒，并且遮蔽太阳表示教会的权力。被月亮所支持也就是被她自己的权力所支持，正如她从太阳的权力中所获得的华丽，好像是太阳所反射的一般。这个妇女成为信仰者的母亲（启12:17），基督的配偶（启19:8-9）。
（2）恶龙有两层象征意义：它是对魔鬼的崇拜（创3）或者为了异教徒王国而敬拜（Rul（32））[22]，在这种情况中两者相互之间都有了敬拜。对于异教徒们来说他们就在那个国中，因为这个国就是异教徒。第一次出现是她被称为古老的蛇，也就是魔鬼撒但，她欺骗了整个世界（启12）。第二次是她说她头上有七个皇冠，天空中的三分之一的星星就是她的尾巴（指世上的三分之一的王和她的军队）[Rul（2）、（39）]。那条龙把权能、座位、大权柄给野兽（启13:2）。
（3）妇女和恶龙都是印记中两个物象，可以通过两个预言的对比发现：痛苦中的妇女是基督教会，恶龙是巨大的异教徒国度。一是米迦勒战胜恶龙，二是上帝的国的到来。这样通过上面的文本说明，将妇女和恶龙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塑造，由此进一步就把命题（3）进行了论证。[23]
如同上文所展示的文本一般，牛顿对通篇《启示录》的诠释都是依据其一开始的定义和规则而展开推论。他在不同文本中融入了大量的文本批判。这些文本不仅有《新约》，还有《旧约》中一些未被纳入英国国教会正典的经卷，以及一些教父时代的著作。他还探究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将其对应于《启示录》的描述。如上文命题（3）中，妇女是罗马教会的象征。牛顿不仅从《启示录》的第12章和第17章文本，平行对照两者中的妇女形象，还从《但以理书》《创世记》中找到其共同相似之处。这不是单一的解释，而是可以贯穿其整个诠释的新定义下的《启示录》，如果妇女不能理解为罗马教会，那么后面出现的第16章中的妇女在地上行淫、逃亡荒野的事件，也是无法用理性的逻辑进行解释。这即是说，牛顿在象征方式下诠释的《启示录》是一个被筛选过的系统，比如说恶龙的象征意义是多重的，但为了使读者以理性的逻辑阅读理解，牛顿在某些地方选其一种含义，使文本语义通畅，逻辑自洽。这恰恰又展示出牛顿的宗教观，即他认为的圣经并不是直接来自上帝之言，不然他怎能做如此的诠释，还能筛选上帝之言吗？还能编排上帝之语吗？并且牛顿认为圣经是寓言式的文学作品，里面说到的妇女行淫、米迦勒的战争、吹号时的打雷、山中石块的坠落等事件，都不是真实的自然事件，而是通过这些事件反映当时公元3-5世纪罗马帝国内的战争和王权衰弱，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这才是圣经所要记录的真相和真理。[24]
在用定义和规则式的几何学方法分析完地上行淫的妇女后，牛顿又针对妇女乘坐的野兽事件，用定理和应用剖析其背后的象征意义。但这次他是将众多文本中的野兽相关事件全都串联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写道：“因为他们同样有七头十角。十角当中的每一个角都有冠冕，也都象征一个王（启13:1；17：12）。每个头上都写着亵渎的名号（启13:1）。其他的也都充满了亵渎的名号（启17:3）。其中有一个野兽带有剑所导致的伤口，但又恢复了，它的死亡的伤口也治愈了（启13:3、12、14）。还有的也被叫做野兽，却没能够从无底井中飞升出来（启17:8）。有一个野兽继承龙的王座，并且将妇女送到荒野，它们也到荒野去了（启17:3）。有人说道，赐给它权柄可以制服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和各邦国（启13:17）。对于其他的野兽来说，就是十个王给了野兽权力和力量，那女人坐的众水就是许多民族、百姓、邦国和语言（启17:13、15）。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它（启13:8）。他们看到它都会诧异（启17:8）。凡在地上的王都和它在一起，他们的军队将要联合起来发动一场对抗骑着白马的骑士和他的军队的战争（启19:11-13）。它和它的假先知被擒拿了、还有那些接受兽的印记和崇拜它的人也被擒拿了（启19:19-20）。那些将自己力量给这野兽的王将要和羔羊展开一场战争，羔羊将会打败它们（启17:13）。最后在同一时间，在听到第七次吹号的时候，那些野兽都被摧毁了”。[25]牛顿指出，这个故事背后的历史事件是，“现在已经说明了那些钟情于天主教的人是腐败的人，因为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末世时期，他们当中有人潜入别人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被罪恶压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虽然常常学习，终究达不到明白真理的地步（提后3:6）。就像第一代异教徒，他们已经背弃了信仰却徒有信仰天主教的虚名。正如约翰所言，他们从我们中间分走出去，但却不是我们的一份子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应该和我们一起继续前行。现在是那些腐败的天主教徒中只有小部分人才是真正的信徒，这也应了保罗对使徒时期乃至后面时代的天主教的评价。对于这些不虔诚的天主教徒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背离了异教徒的教条”。[26]
牛顿认为：“至此我们已只考虑了圣经中的《启示录》的预言，但是当你将《启示录》中的各个片段对比起来你将发现，特别是妇女飞到荒野、统治淫乱的巴比伦，它们会指出另外一个问题，真教会已经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偶像崇拜的教会统治了世界。在异教徒用脚丈量圣城、在麻袋布内预言到见证、野兽从无底井中飞升、伪君子们的名未被写入生命书中但却被崇拜等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本质。”[27]这就是他通过文本批判后得出的结论与“应用”。他又从大量描述历史真实事件的文本、发生的战争史诗和当时抄经者的著述，找出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去佐证他的各种定理和定义。如“野兽的十角”象征着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并分裂成十个强大的国度。牛顿在这里便援引大量史实，指出这些预言背后著述的时间和时代背景。[28]
17世纪80年代末，牛顿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大纲，包括五本末日书，第一卷是关于先知的语言；第二卷涵盖了《但以理书》的预言；第三卷则考察了犹太人律法和历史中启示的方法和预言的类型预示；第四卷是《启示录》中主要人物的一本传记和名单；最后一卷分析了这个预言在历史上被实现的方式。[29]牛顿严格地遵循了他的前辈们的理性诠释方法，他和他们一样提出了一系列“一般解释规则”，以减少主观判断的机会。那些对教会最有用的解释，那些涉及最“重要的事情”的解释，以及那些最有利于预言的内部连贯性和简单性的解释等，他都把它们列入了“一般解释规则”里面。他的第一条规则更多地遵循了“先知风格的类比”的诠释方法，也就是说，严格遵守已知的各种术语的类型学或神秘学表示，而不是用寓言（即“精神上的”）或字面上理解它们。[30]牛顿认为，在圣经中有字面意思的地方，它总是要隐藏“更高贵的神秘感，作为你的内核的外壳，以免被不值得的人品尝，或者直到上帝认为合适的时候才向你揭示。”[31]在规则4中[32]，他将“字面”意义与一个词或短语可能具有的寓言意义进行了对比，尽管他警告说，应极其谨慎地援引后者。至关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能力理解先知的语言。牛顿指出，任何预言术语的“通常意义”——他称之为“比喻”意义——是“尊重你们所认同的正确和直接的意义，就好像它是你们普通的意义一样。”[33]
学者以利夫认为，牛顿对《启示录》的预言诠释是有时代特色的。牛顿强烈地认同了一个特定的新教传统——先知训诫。同时期的许多作家，包括基督学院的学者约瑟夫·梅德[34]和亨利·莫尔（Henry More）[35]，他们把《启示录》中的预言解释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神圣历史。牛顿在他们诠释圣经的基础上，继续探究，紧跟梅德对《启示录》的诠释路径。“牛顿同意梅德的绝大部分对预言的解释”。[36]只有少数与牛顿同时代的人认为，圣经中“精神”的意义不应该用超自然的术语来理解，事实上，这种观点经常被谴责为无神论的一个关键元素。最著名的是，在《利维坦》第34章第3部分中，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否认谈论非物质精神是有意义的，并将超自然实体的说法归因于庸俗的妄想和语言的滥用。很少有人愿意追随霍布斯对非物质精神存在的全面否认。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普遍认为，许多疾病，特别是精神疾病，被错误地归因于恶魔的精神。牛顿认为，人们普遍认为疯子身上实际上居住着邪恶的灵魂，这是对比喻语言的误解，这是一种迷信和错误的信念，在历史上一直被错误的牧师滥用。这种信念也不符合圣经中的记载，当基督说到消灭魔鬼时，人们应该假设这指的是疾病。
牛顿在诠释《启示录》中做的大部分工作，还是在同时代的圣经研究框架上完成的，他并没有脱离那个时代的背景。正如前文提到，同时代的学者们关注的也是《启示录》中各个异象的解释，主张不应仅从字面去理解预言。他们各种对预言的解释五花八门。虽然寓意解经的传统在学者们的视角逐渐淡去，但用神秘的方法去解释预言还是充斥当时的各种解经书。它们将大量超自然的事件加入其中，以期待对未来事件做出精准的预测。[37]牛顿遵从先辈们对预言的语言的看法，即必须要用比喻性的语言去理解预言，不能用寓意或者字面。与他们不同的是，牛顿将几何学的方法加入诠释之中，严格按照与物理科学方法论类似的规则去分析不同的文本。他将每一个物质世界的自然现象对应于政治事件的历史，当然这是同时代的学者都做过的事，但牛顿的预言内容和他们也有很大的区别。
牛顿所处的新教启示录传统注释，是在十六世纪由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约翰·贝尔（John Bale）和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创造的。这一早期努力的高潮是1563年福克斯的《使徒行传和纪念碑》（通常被称为《殉道者之书》）的出版，该书包含了从最早的基督教时代到亨利八世统治结束的殉难故事，详细地叙述了各种预言性的形象是如何通过特定的历史事件来实现的。大多数当时的新教徒认为，《启示录》中所阐述的预言观首先是指在十五、十六世纪罗马天主教对对新教基督徒的迫害。[38]然而，牛顿对预言的来源和原因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他把三位一体学说的兴起置于四世纪基督教叛教的中心。缔造三位一体的亚塔那修是在大叛教的中心人物。牛顿不仅提出了大叛教的起源早于梅德他们的预测时间，而且他还强调，这些事件，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也是神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再者，我们还应该从今天《启示录》的研究看待牛顿的《启示录》圣经研究。“在神学上关于《启示录》的解释大致分为以下五种进路：成就的解释（The preterist interpretatio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历史的解释（The continuou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理想的解释（The idealist interpretation）、未来的解释（The futurist interpretation）、天启的解释（The dispensational interpretation）”。[39]牛顿把《启示录》中各种意象进行编排和整理，将其对应到从约翰到末世的全部教会史。他认为，《启示录》所预言的乃是从第一世纪末到世界末了之时，在人类历史中所要发生的所有事情。由此，牛顿对《启示录》的理解路径就应属于历史的解释。
学者斯蒂芬·斯诺贝伦认为，“牛顿不仅在字面意义上肯定了圣经预言的实现，而且他还在预言的实现中发现了上帝存在的最好论据，即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40]牛顿沿袭的是自约瑟夫·梅德和亨利·莫尔的传统的新教研究径路，他们“相信《启示录》和其他预言性的文本段落，都确定了四世纪末降临在基督教身上的大叛教的特征。他们一致认为，这种对真正宗教的可怕贬低是现代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背叛和迫害行为的核心所在。”[41]这也就意味着，牛顿持有的是历史的解释，他将《启示录》中的各种异象对应到公元初至世界末日（牛顿推测为公元2060年）期间发生的各种世界政治历史事件，并认为，“《启示录》中所阐述的预言观首先是指，在异教罗马皇帝统治下对基督徒的迫害，罗马天主教对新教圣徒和殉道者的审判。启示录不仅描绘了撒旦势力和敬虔之间过去的战斗历史，而且也为祝福的人们带来了希望。这些敬虔的基督徒将在未来的千年和以后与基督一起统治新世界。”[42]
但是，这种把罗马天主教判的叛教史对应于《启示录》中预言的应验存在内在逻辑问题，“以当代背景来理解《启示录》的主张，其优点在于它们都将《启示录》和其第一代读者紧紧绑在一起，并且也让我们必须正视这卷书写作时的时代背景。但这种见解的最大困难是，当圣殿于公元 70年被毁，或是罗马帝国在第五世纪败亡之后，人子并没有再临，而上帝所应许的新天新地也未出现。因此对某些持此见解的学者来说，本书之预言，有某些部分就只能是错误的了。”[43]这种解释并非将《启示录》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去理解，失去了文本内在的结构和逻辑。“它们都依循着相同的释经原则来解释《启示录》，即，以连连看的方式让启示录和历史彼此对应；但由于释经者的神学立场和其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有很多的差异，因此他们对启示录的解释，就有了很大的差距。不单如此，这类的解释，都因释经者本身的限制，而只将《启示录》和西方教会和西方世界的历史并排，并以此来解释《启示录》，因此在他们的手中，《启示录》也只能是西方历史的解码器。从《启示录》多次论及救恩要普及万民（启5:9；7:9；10:11），上帝的审判也要临到全世界的经文来看（启6:12-17；16:1-21 等等），显然这个解释《启示录》的方法过于狭隘。再者，若《启示录》乃是“世界史”，而那从无底坑而出的“蝗虫”（启9:3），举例来说，乃是第六到第八世纪，攻击欧洲的伊斯兰教军旅，甚或是 20 世纪的“直升机”，那么如是信息，对第一世纪末叶在罗马手下受苦受难的信徒而言，又具有什么意义呢？[44]
最后，我们再从圣经诠释史的角度去审视牛顿的几何学释经。自16世纪以来，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气氛推动着圣经诠释学的发展，“伊拉斯谟下的蛋，马丁·路德孵小鸡”。基督教人文学者坚持“唯独圣经”的准则，他们认为圣经是最终的权威，人们应该按照写成圣经的语言去研究圣经，圣经应该拥有每个地方语言写成的圣经译本。他们怀疑传统的四重诠释理论，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只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们也能够辨明比喻以及其他的修辞方式，并解决预表问题。牛顿的圣经诠释无疑继承了宗教改革后的圣经学方法，他将《启示录》的预言做比喻性的修辞理解，并对照旧约和犹太传统中的典故，将新约中的预表做分类归纳。
在牛顿后半生以及之后的50年，在英国自然神论和德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许多神学家反抗主流教义，反对自然神论，支持理性主义（rationalism）。有些著作旨在从圣经中找出与理性一致的永恒真理，它们提倡用数理的方法，如归纳法来理解圣经。圣经神学之父——约翰·加布勒（Johann P. Gabler）作为其代表人物就曾呼吁，“人们首先应该要历史性的阅读圣经，必须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圣经。”[45]牛顿的几何学释经方法无疑和加布勒提倡的原则相一致，他们都追求使用数理逻辑的理性去诠释圣经，并且主张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新约。牛顿花了数十卷的手稿去研究新约各大福音书的成书时间，并探究部分经卷的作者信息，这一点似乎比加布勒走得还更远。
在加布勒后的150年，圣经的研究呈现出了“原子化的趋势”[46],学者们使用特定的诠释方法去研究某些特定的经卷，探究文本背后的时间、作者身份、历史背景、来源、真实性、文学修辞、预表、隐喻和读者回应，等等。如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和阿米蒂奇·罗宾逊（Armitage Robinson）认为对观福音有一个共同来源“Q”。[47]宗教历史学派的创始人赫尔曼·衮克尔（Hermann Gunkel）,他致力于解决旧约中的族长的传奇故事和原始传统，并发现这些传统形成前精神前提——生活场景。后来的其他两位奠基性的人物，马丁·狄贝利厄斯（Martin Dibelious）和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也沿袭着衮克尔的方法，但他们的目光已经不局限于旧约了，他们将形式批判运用在福音书的批判，特别是对耶稣基督生平的研究，以寻找历史上的耶稣。这些都是历史学派对待圣经的典范，但另一方面，反对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如范霍夫曼（J. C. K. von Hoffmann）、阿道夫·施拉特（Adolf Schlatter）就反对布尔特曼将超自然的神话形式排除在圣经之外的做法。[48]卡尔·巴特（Karl Bart）作为历史批判的敌人更是直言，“新约不仅仅是一推考古文献，它是一本男人和女人赖以生存的书，人们在这本书中找到了信仰的更新”，[49]“历史研究的目标最多只是历史上的基督，而这意味着作为上帝的启示者的基督只能是相对的基督，这难道不应该是这样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执行上帝的审判，挑战我们自己的决定吗？”[50]
在牛顿死后的150年里，圣经的研究进行了丰富的发展和更新，从一开始的经文鉴别学对文本的校勘工作，到后面来源批判去探究福音书的来源问题，形式批判所留心到的单元化处理的生活场景，还有编修批判法所关注到的每一位经卷作者都是有自己独特声音的神学家，他们要做的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寻找历史性的耶稣。[51]那么问题来了，牛顿有没有关注到这一问题呢？其实在分析福音书和《启示录》时，牛顿做的第一件他认为棘手且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各大福音书的成书时间。他发现《马可福音》的希腊文文法比较粗糙，和《马太福音》相比多了许多文法错误，字词使用也与其他福音书有较大差异，由此，他猜测《马可福音》是其他福音书的来源，并且是最早的福音书，遗憾的是他并未将这项工作继续深入，因为他要做的只是确定福音书的成书时间，并未过多涉及来源的具体问题。[52]但是，由此他也开始触及到《约翰福音》、《马可福音》及《启示录》中，关于历史上的耶稣生平问题，他的关注点已经不是17世纪那些零碎的抄本真伪问题，他要问的是，耶稣是谁？耶稣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新约中的预言如何理解？恩典与救赎如何通过耶稣实现？牛顿在一篇自己的手稿写道：“只有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耶稣基督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唯一中保，耶稣基督是一个人。”[53]“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接着第三天复活，《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的事迹，他作为一个人，用自己的死救赎我们的罪。”[54]当然牛顿对耶稣的看法肯定不是作为基督教正统的三位一体的立场，我们不去评判他这些结论是否符合正统教义，而从诠释方法的角度出发，看他是否关注到了类似形式批判所关注的耶稣生平的问题。牛顿把重心放在对预言的诠释上，他不仅关注到了《以赛亚书》和《启示录》中的预言，他也留意四大福音书中耶稣的预言，并且将它们分类，进行文学体裁和语法的分析，以探求早期基督教社群中耶稣的形象问题。通过对预言的文学分析，牛顿界定福音书中一些事件具体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年表学，并且指出各大福音书具体的成书时间以及作者的身份和生活年代。[55]这些工作其实已经超脱了17世纪圣经诠释学的界限，这难道不是来源批判该做的工作吗？牛顿走得更远，他已经触碰到了当代新约研究的三个层面“文本的批判分析，重建历史，神学诠释”。[56]他也在思考形式批判中，那些关于拿撒勒人耶稣在历史中的作为问题，以及到底该如何看待福音书中耶稣的比喻和预言的问题，牛顿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比喻相关的事件都是福音书作者对历史人物耶稣的真实记载，但作者采用了文学化的形式”。[57]
结语
牛顿的几何学释经，包含“单元处理”、“下定义”、“做论证”和“实际运用”等环节，将科学实验的方法和归纳推理论证的逻辑推演形式贯彻到了对圣经诠释的工作中。他十分严格地遵守“规则—定义—命题—证明—应用”的几何学范式，这种范式与同时代的传统圣经诠释方法有着巨大的不同，这是将几何数学和物理学的跨学科方法运用到了圣经诠释。
牛顿对《启示录》做的几何学诠释工作，虽然在方法论上是延续梅德和摩尔遗留下的新教释经传统，但他使用了突破性的几何学方法去重新诠释圣经，将数学的确定性注入其中，使得对每一处自然物的分析一一映射。他希求用理性去探求《启示录》中的内在结构和逻辑，用数学的最简原则去诠释圣经，从而恢复古代智慧的传统。在内容上，“牛顿深入研究了大量的资料来源，使梅德和其他人的研究工作相形见绌”。[58]“他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历史细节和预言图像进行了微调，使它们协调一致。在他的作品中的技术复杂性、分析中引证的图像范围，以及他使用历史证据得详细程度等方面，他都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诠释者。”[59]可以说，牛顿的几何学圣经诠释是独具创意而又具备时代精神的精华。
参考文献
Brooke John Hedley,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Newton Isaac, Iliffe R., Smith George E.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wt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Iliffe, R.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o New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Priest of Nature, The Religious Works of Isaac New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罗伟：《启示录注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牛顿：《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塞耶编，王福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菲利普·R. 戴维斯：《多学科圣经研究五十年》，张迎迎译，载于《圣经文学研究》，第18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
Isaac Newton’s Geometric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LIU Zhiqiang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blic usually focuses on Isaac Newton’s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but ignores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religion. With the discovery of Newton’s manuscripts, his religious ideas began to be gradually revealed. This paper discusses Newto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nd his geometric interpretation method of “rule - definition - proposition - proof – application”, trying to restore Newton’s pursuit of rational and geometric methods to understand nature and the Bible, and to return to true religion and Prisca Sapientia.
Keywords: Newton’s manuscrip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Geometric interpretation
[1] John Hedley Brooke,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1.
[2] Newton, Yahuda MS 1.1a. fol. 14r.
[3] 牛顿采用这套方法的缘由有学者论文Niccolo` Guicciardini, Reading the Principia: The Debate on Newton’s Mathematical Methods for Natural Philosophy from 1687 to 1736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John Brooke, Ian McLean, Heterodoxy in Early Modern Science and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36.
[5] Bernard Cohen, ‘Isaac Newton’s Principia, the Scriptures, and the Divine Providence’,
in Sidney Morgenbesser, Patrick Suppes, and Morton White (eds.), Philosophy, Science, and Method: Essays in Honor of Ernest Nagel, New York: St Martin’s, 1969, pp. 523–548.
[6] 参见 Isaac Newton, Rob Iliffe, George E.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w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494-507.
[7] 牛顿：《启示录释经》，2020年1月25日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5/4r，2020年1月26日引用。后文出现的网址皆为同一时间下载整理成文稿，故后文只列出网址，不再列出查阅时间。
[8]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5/2r.
[9]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contexts/CNTX00001. 罗布·艾利夫提供对牛顿的宗教观的说明，他认为牛顿诠释圣经的背后一大原因是，牛顿利用真实的圣经解读去批判教会的解经权，特别是三位一体教义的讹误，以及公元3世纪尼西亚大公会议教义被君士坦丁的政治诉求所篡改。
[10]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5/3r.
[11] Position一词本义为位置和地方。在牛顿的手稿中，特指在其几何学范式中将“应用”的环节对应于《启示录》具体的文本段落的地方，因此此处翻译为“应用”。
[12] 参见牛顿：《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塞耶编，王福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页。
[13] 菲利普·R. 戴维斯：《多学科圣经研究五十年》，张迎迎译，《圣经文学研究》，第18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14] 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2页。
[15]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5/5r.
[16]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5/20r.
[17]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5/21r.
[18] 麦奎利：《探索神性》，何光沪译，香港：道风书社，2015年，“序言”，第2页。
[19] 此处有学者指出《启示录》的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60年代或者90年代已经完成，可参见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4th ed.,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0, pp. 932-948. 在牛顿那个时代，当时的经文鉴别学并没有完全成熟，对于《启示录》的成书时间和作者身份还存在很大争议。牛顿本人倾向于认为，《启示录》是《新约》中最早的作品，它是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和犹太人被驱逐出该城之前写的，参见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94。
[20]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5/7r.
[21]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7/10r-21r.
[22] Rul指牛顿圣诠释几何学范式“规则—定义—命题—证明—应用”中的规则Rule。
[23] 此处在原有的手稿中的论证是有七点说明和阐释的，本文只选取了前三点说明，因为涉及到大量的经文对照和逻辑推理，篇幅过大，若有兴趣可阅读THEM00137手稿。
[24]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7/16r.
[25]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7/21r.
[26]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7/23r.
[27]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7/25r.
[28]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214. 笔者这里无法一一枚举，牛顿所引用的历史文本，到现在很多都是找不到的孤本，或者是被收藏者收录，或者是没有公开出版的文本，比如一些希腊手抄本，一些记录历史的王室档案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牛顿手稿中的脚注部分。
[29] Robert Iliffe, Priest of Nature, The Religious Works of Isaac New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35.
[30] Yahuda Ms. 1.1 fols. 15r, 18r; R. Delgado-Moreira, “Newton’s Treatise on Revelation: The Use of a Mathematical Discourse,” Historical Research 79 (2006), pp. 224–246.
[31] Yahuda Ms. 1.1 fol. 10r.
[32] Yahuda Ms. 1.1 fols. 12r-v, 13r, 16r.
[33] Yahuda Ms. 1.1 fols. 10r, 12r-v, 13r.
[34] Ibid., pp.224-243.以利夫在介绍牛顿诠释《启示录》时，指出他们两个对牛顿的影响。第一，他们比较了圣经的各个书卷的差异，显示了它们之间某些经文的联系，并观察了某些词语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原义。第二，他们掌握了某些古代国家的历史和习俗，特别是“犹太反制”。第三，他们注意到了符号、标志和象形文字的表现，这些东西对东方民族尤其重要。具体还可以参见 J. Mede, The Works of J. Mede: Corrected and Enlarge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Own Manuscripts, ed. J. Worthington, London, 1672, pp. 1–35, pp. 37–42。
[35] 参见W. Johnston, “The Anglican Apocalypse in Restoration England,”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55 (2004), pp. 467–501。摩尔也是跟随梅德的诠释路径，对预言的分析除了考察文本的语法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外，还注重对圣经作者（先知）的身份研究，尤其是对先知的写作意图的探究，并且创造性地制作了先知形象图，对后来的圣经研究者影响较深。
[36] Robert Iliffe, Priest of Nature, p. 228.
[37] Robert Iliffe, Priest of Nature, p. 252.
[38] James E. Fox, Richard H. Popkin, The Books of Nature and Scripture: Recent Essays on Natural Philosophy, Theology and Biblical Criticism in the Netherlands of Spinoza’s Time and the British Isles of Newton’s Time, Berlin: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1994, p. 41.
[39] 查常平：《启示录的象征语言与时间观》，《宗教学研究》4（2007)：167。
[40] Arri Eisen and Gary Laderman. ed. Science, Religion, and Society: An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Culture, and Controversy, New York: M.E. Sharpe, 2007, vol. 1, p. 361.
[41] Robert Iliffe, Priest of Nature, p. 219.
[42] Isaac Newto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wton, p. 426.
[43] 罗伟：《启示录注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146页。
[44] 罗伟：《启示录注疏》，第147页。
[45] J. Sandys Wunsch and L. Eldredge, “J. P. Gabler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iblical and Dogmatic Theology”, SJT 33(1980):133-158.
[46] D. A. Carson and Douglas J. Mo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5, p. 24.
[47] Stephen Neill and Tom Wrigh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1861-198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23.
[48] Carson and Dougl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26.
[49] Stephen and T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p. 221.
[50] Stephen and T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p. 224.
[51] Carson and Dougl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31.
[52] Iliffe, Priest of Nature, pp. 201-587.
[53]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contexts/THEM00008.
[54]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contexts/THEM00007.
[55] Newto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wton, pp. 224-458.
[56] Stephen and T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p. 136.
[57] http://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contexts/THEM00266.
[58] Isaac Newto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wton, p. 500.
[59] Robert Iliffe, Priest of Nature, p. 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