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4年第23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59
刘建平 https://orcid.org/0009-0009-4841-592X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基督教协调与联合机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教会要求得新时代下的生存空间，必须深刻检讨自己的过往事工，继而进行某种因应时代的变革之举。然而，协进会做出的种种调整，不管是对外要求英、美差会放权也好，对内筹办全国基督教会议与第十四届年会也罢，均是基于纯粹的宗教立场而动，所有这些与中共在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的期许相差甚远，以至于中共不得不“另起炉灶”，选择中国教会内部的新势力来主导这场变革。这便有了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人发起的影响中国教会日后走向的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
关键词：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三自革新、赵紫宸、吴耀宗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09
一、引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在中共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关系都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环境，使得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华的传教运动及藉此建立起来的教会事业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和挑战。对此，尽管多数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心存顾忌，感到前途未卜，但为了争取可能的生存空间，他们对前路的思索并未停止。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教会的领袖们开始自觉反思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积极要求革除教会那些存在已久却又难以适应中共全新政权的诸多“弱点”或“偏差”。在他们看来，中国教会只要痛下此番功夫，就有可能谋得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
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基督教协调与联合机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更是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教会要求得在新时代下的生存空间，首当其冲的是检讨自己的各项事工，继而必须做出某种因应时代的变革之举。然而，在中共最为关心的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协进会的认识及其变革举措都与中共的期许相差甚远，以至于中共不得不“另起炉灶”，选择中国教会内部的新势力来主导这场变革。这便有了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人发起的影响中国教会日后走向的中国基督教“三自”[1]革新运动。
有关这段历史的讨论，学界已有的研究或是聚焦于中国基督教史上颇具争议的吴耀宗[2]在1949年前后的教会改革思想，[3]或是关注于吴耀宗等人积极倡导下的三自革新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这场运动与中共的复杂关系。[4]然而，在1950年7月底以前吴耀宗等人倡导的革新显然还不是中国教会的主流，只是被称为“马列信徒的尾巴”[5]的一股潜流，而协进会的革新呐喊及其举措才是当时中国教会的真正主流。虽然吴耀宗等人的这股潜流因为最终“彻底改写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格局”，[6]理所当然地需要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讨论，但当时教会的主流动向——协进会的革新呼声及其种种努力，显然也不应该被忽视。遗憾的是，截止目前为止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对该问题有足够的重视，学者们普遍的作法只是将其作为探讨1950年后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背景而粗略带过。[7]
鉴于学术界对1949年前后协进会革新求变及其最终命运的讨论还较为薄弱，加之此段历史所涉人、事繁多，较为复杂，笔者不可能在一篇文章内详述问题的方方面面。职此之故，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掘相关资料，系统梳理1949年前后协进会为应对中共新政权而进行的革新努力，以及这种努力又如何被吴耀宗等人倡导的革新取而代之的大致历史过程。
二、“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协进会对时局的最初态度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于1922年，是由基督教的一些宗派性教会和非宗派性团体共同设立的一个协作机构，其主要目的是“培育和表达中国基督教会的团契，实现它与普世教会的一体化”，并试图努力推进和实现中国教会的“自养、自治和自传”。[8]自成立伊始，在实现中国教会本色化[9]的大旗下，协进会得到众多教会领袖和大多数宗派的响应与支持。至1949年前后，参加协进会的单位已达13个宗派性教会和6个非宗派性团体，[10]这些宗派和团体几乎囊括了中国基督教会的主要力量。因此，可以说此时的协进会显然是中国基督教会最主要的领导和协调机构。
抗战胜利后，为实现中国教会的迅速复兴，协进会从重庆迁回上海后就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三年奋进运动”，以期增加信徒人数，加强教会力量。然事与愿违，刚刚走出日本侵华战争硝烟的中国教会，尚未得到多少喘息，却又很快陷入国共内讧的战火之中。尤其是到1948年后半年，随着中共占领区域的迅速扩大，国民党的溃败几成定局。此番时局虽非协进会所愿，但亦无可挽回，悲观与绝望已无济于事，或许只有积极设法应对方能寻得若干出路。
鉴于迅速恶化的战后局势，1948年3月，协进会公开发表了意在慰问和劝勉全国教徒，且明确表达其立场的《致全国信徒书》。协进会呼吁，在目前“困苦颠连，危机遍伏的严重时期”，尽管中国教会遭遇到种种的困苦，广大教徒“或忍饥被迫，或困处战区，或进退维谷”，但“我们要增强信心”，一心望主，因为“基督从来没有叫我们避免试练或苦痛”。谈及广大教徒与中国教会的政治态度，协进会表示，接受广大基督徒“以个人的立场”参与政治的现实，但中国基督教会“却不能附和任何政党，我们必须服从唯一的上帝”，广大信徒应当珍惜和保护好无数殉道者用生命赢得的“崇拜与事奉上帝的自由”，绝不能“让任何人把这承认基督为救主的快乐从我们的手中夺去”。当然，协进会亦承认，中国教会应当切实检讨自己，发现问题。只不过，在此时的协进会看来，他们需要检讨与反思的仅仅是“生活的方式、亲友的关系、职务的处理、商业的经营、公务的执行”等问题上是否表现出了基督的爱。[11]这与几乎在同一时期大声疾呼中国教会已“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而必将“遭受历史的无情审判与清算”的吴耀宗等人相比，[12]显然存有实质性的区别。
1948年8月，继3月份致函全国信徒之后，协进会再次发出公开信，进一步阐释对时局的认识及所持之立场。协进会称，面对“社会激荡，人心浮动”的局势，念及中国教会的生命与事工，我们“对于当前的问题是否有一个自己的立场”？答案是肯定的，“基督教会无疑地有他自己的立场”，这种立场是“以基督徒的信仰为根据”，是纯粹宗教的而非政治的。正因为如此，协进会无比坚定地认为中国教会是超政治的，“不能与任何政治党派合流，也不能用政治的力量来实现它的理想”，更不愿“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与永不错误的”。协进会虽然也承认政治行动“能够改良人类的生活”，是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但更强调政治行动根本“不能解决人的基本问题，因为这种基本问题是精神的”，所以“上帝的国总不应与政治的乌托邦混为一谈”。与此同时，协进会强调人人享有“绝对的价值”，应有“人的待遇”，绝不能将人视为“政治的工具”，换言之，“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国家为人而存在，而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根据这种立场，协进会坚决反对剥夺人类自由、妨害人类生活的政治行动，“对任何牺牲个人以维护某一阶级或政党利益的残暴”亦必须起而抗之。[13]
然而，到1948年底国民党在关外完全失利之后，协进会对时局的态度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1948年11月1日至9日，协进会第十三届年会在上海举行。毋庸置疑，值此紧要关口，第十三届年会讨论最多的当然是中国教会因应时局以及外籍传教士去留等问题，所以大会专门以“基督教与现时代”为主题，遍邀全国各地教会领袖前来商讨。经过多日讨论，与会代表一致同意，临此危局，中国教会务必要坚定信心，恪守岗位，切莫“惊慌失措，迁移奔逃”。[14]在外籍传教士去与留的问题上，虽然代表们大多主张传教士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去留，[15]但实际上协进会还是希望更多的外籍传教士能留守岗位，与中国教会共进退。协进会总干事吴高梓牧师就认为，对中国教会而言，“未来几年将是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这几年将会决定基督教在未来中国的地位”，[16]此时虽有少数外籍传教士撤退，但“我们极望尚有多数决定留华工作之传教士，能与吾人共事圣工，苦乐同尝”。[17]然而，在确定未来之工作计划时，协进会还是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这从本届年会确定的未来目标上可见一斑。面对一个极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出现的无神论政权，协进会明确提出中国教会未来的目标有三，即“彻底实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改变少数教友的自私自利资本主义思想”、“知识阶级深入工农之间，在生活的分享上实证主的大道”以及“接受外来的批评与攻击，检讨自身的思想和行为”。[18]这无疑是在迎合声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且逐渐在国、共之争中胜出的中共。
尽管协进会的态度因时局的变化开始有些松动，但在维护中国教会根本利益方面却未见有多少让步。12月4日，包括协进会主席鲍哲庆牧师、总干事吴高梓牧师、执委崔宪详、缪秋笙、全绍文、应书贵等人在内的十九位中国基督教徒联名致信西方各差会和外籍传教士，详细说明基督教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并强调外籍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重要性以及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无法分割的紧密关系。吴高梓等人认为，此时“中国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无疑对教会的影响且深且远，虽然当下还不能清晰地预见未来，但大家相信中国教会能够经受住即将到来的考验。正因为中国教会需要经此考验，而且外籍传教士的领导能力、奉献精神会给中国教会以鼓舞和勇气，所以中国教会“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传教士”，“我们殷切地希望每一个差会的中坚力量能够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应对未来的问题和机遇”。在吴高梓等人看来，如果传教士快速地从中国撤离，势必将沉重地打击中国教会和信徒的士气，也说明世界基督教协会缺乏对身陷严重危机中的中国教会应有之同情。至于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吴高梓等人确信中国基督教应具有普世教会的特点，这对中国教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泛滥并纠合起来的当下，“加强中国教会的普世性就显得更为重要”。[19]
不难看出，协进会在1949年之前，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更多的只是立足于纯粹宗教的层面，不断申明中国教会超然于政治的态度与主张，慰问和劝勉全国信徒坚定信心，并希望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中国基督教与西方世界的密切关系，外籍传教士亦能像此前一样在中国工场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彰显中国教会的普世性。但此后的形势发展，协进会显然再无法以劝勉国内信徒、赞美西方母会等方式所能应付，采取因应之举措已不可避免。
三、“新时代”：协进会的积极应对
进入1949年，决定国、共命运的三大战役相继结束，时局走向基本明晰。尤其是中共顺利渡过长江、拿下南京和上海后，全国政权的新旧更替已只是时间问题。就基督教而言，中共考虑到问题的特殊性，加之对其了解、掌握甚少，故在进驻北平后不久即主动与老朋友“爱国民主人士”吴耀宗[20]联络，诚邀其亲赴北平“同他们商讨关于基督教的一般问题”。吴耀宗受命后未敢怠慢，于1949年2月16日以一种“半秘密的状态”乘船离开香港，经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在3月9日抵达北平。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专门会见了吴耀宗，并向其解释中共主张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对此吴表示完全赞同。[21]在此后近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吴耀宗先后多次与“中共当局交换关于基督教的意见”。[22]
除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外，6月15日至19日，吴耀宗还应邀以基督教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重要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吴参加的这次筹备会上，毛泽东无比兴奋地向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通报，人民解放军正以最快的速度在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之后将会立即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谨慎地提醒大家，“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必然会相互勾结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肯定会派遣特务“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所以决不可因目前的胜利而麻痹大意，放松警惕性，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23]毛泽东此番告诫未必是专门针对中国教会而发，但是与西方世界联系紧密的基督教确实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为担心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内部可资利用的“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的阵地之一，此点应毋庸置疑。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国基督教的前途计，协进会采取若干措施，迎合新时代已势在必行。上海解放后不久，“为了解并学习新时代思想”，协进会迅速组织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学习小组，专事研究、学习、讲演工作。在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星期里，该学习小组便多次邀请吴耀宗、沈体兰等人发表演讲，介绍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和要点。据说，协进会的诸位同工对“毛主席的文告和中共政策”尤感兴趣，都能够勤加学习。除组织各类演讲活动外，协进会图书馆亦迅速增购关于新民主主义内容的书籍，供同工参阅、研究。[24]这些在协进会的历史上或许从未有过。
更重要的是，自解放军进驻上海后，面对此番变局，协进会开始认真反思中国教会难以适应新时代之种种弱点与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协进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政治制度民主、经济制度平等以及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其实就是耶稣所持之真理，但因为“我们做主儿女的人没有完全听从上帝的旨意，没有真正脚踏耶稣十字架的血迹”，以致落在时代之后，才使得社会主义者成为这些真理的践行者。故协进会强调为了“能够跑到时代的前面”，必须进行严格的检讨，来发现中国教会的问题所在。在协进会看来，中国教会的孱弱之处无外乎以下几点：大多数教友未能对教会负起应有的责任，导致“教会的经济基础尚未巩固”；“真正献身教会为主牺牲的青年人太少”，即教牧人才过于缺乏；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遗毒使得广大教徒自私自利之心甚重；尽管“耶稣和他们的门徒是在社会主义史上实践共产主义生活的第一个团体”，但中国教会却并未能实践基督教社会主义；许多教徒存有腐化行为的劣迹；大部分教会只注重讲道，缺乏用行为证道，等等。[25]
据此，协进会提出，首先要努力生产，不但广大教徒需要积极劳作，牧师也应“用其一部分时间亲自耕种”，这样方能建立起教会的经济基础，进而才有实现自养的可能；设法展现中国教会运动的重大意义与价值，使那些有志有为的青年能够皈依基督，献身教会，如此便可解决教牧人才缺乏的问题；在发展教友的问题上，应严格遵循宁缺勿滥的原则，坚决“不以天堂为饵诱人入教”，这可以根除教友自私自利的劣根性；为协助政府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应先在中国教会内实现无贫富差别、“大家一主、一信、一心、一洗”的共同生活；对贪污、淫乱之事不能再行容忍，必须彻底铲除。[26]很显然，协进会此时对中国教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出路的反思已较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所有这些还只停留在基督教内常有的信仰反省的范畴内。
在对中国教会望闻问切、开具良方之余，此时的协进会却因“没有新的政治资本”难以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沟通而多少感到有些“苦闷”。[27]好在获悉吴耀宗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良好的关系，协进会便主动与吴联络，希望能藉此得知中国共产党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与要求。1949年6月28日，协进会临时召集会议，特意邀请刚刚回到上海的吴耀宗报告北平之行的情况。吴耀宗受邀后欣然前往，并向与会的协进会执委详细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人对宗教的态度以及今后可能的政策。他说，未来的新政权对基督教的态度是诚恳的，共产党不断重申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是长期的，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尽管共产党排斥宗教，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迫害和打击宗教是错误的，因为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宗教是社会失序的产物，只要随着社会秩序回归正常，宗教便会自然消亡，加之他们已经认识到教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所以，希望能够在统一战线内与教会合作，以发挥教会真正的社会影响。吴耀宗也承认教会目前存在着许多困难，但他更强调这绝非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意图，而只是地方政府在政策理解方面和执行方面的偏差。他认为中国教会不应再像昔日温室里的花朵一般，而应适应未来的全新环境，要用耶稣基督的爱和自我检讨的精神来回应挑战，更应沿着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迅速前行。最后，吴耀宗建议协进会应该积极考虑自身的组织重建问题，因为中共未来的新政权应该只承认那些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组织；协进会还应立即组织访问团，造访全国各地教会了解情况；除此之外，协进会应该积极主动发表一份郑重的声明，来向中共及其新政权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而且这样的宣言“不应只是肤浅地说说拥护之类的话，而应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28]
由于吴耀宗与中共之间的特殊关系，他所传递的信息对协进会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针对吴氏所言新政权将来只承认中国人自己掌控的各类组织的政治态度，协进会很快就开始着手修改旧有的宪章，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根据协进会之前的宪章，每二年一届的年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然而宪章对参加年会代表的国籍问题，并未有明确的规定，所以经常会看到年会内“尚有若干人为西国传教士和差会的行政人员”。正因为允许外籍传教士参加年会，由年会选举产生的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也就难免会有外籍传教士位列其中。在此时的协进会看来，这对“整个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政策问题，颇受相当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1949年9月协进会的常务委员会便“与干事部着手研究此一问题，谋加以合理的解决”，并决定将修改宪章一事提交给“十月中所举行的执委会议讨论”，加以解决。[29]
紧接着，协进会又于10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基督教在新中国的有关问题。到会的各委员以及特邀出席的教会领袖“均感在此人民解放革命就要完成全国解放事业的时候，教会应该面对现实，对于全盘基督教事业要加以重新的检讨”，否则，那些“不能结好果子的教会，恐怕就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因此，与会者认为：“现在上帝的旨意已在历史中宣示社会革命的意义，我们基督教应迎头赶上，配合新政府社会的政策，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27日，刚刚参加完全国政协会议的宗教界首席代表吴耀宗接受邀请，出席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并向与会的执委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将在内务部之下设立“宗教事务委员会”，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中也将设立“宗教事务组”。得此消息后，协进会乐观地认为，中央人民政府既然有宗教事务委员会之设，在基督教方面亦应成立一个“全国强而有力之行政总机构，以谋与人民政府宗教机构取得联系”，一则“配合政府社会建设政策，宣扬主道”，二则“努力背负十字架，实证耶稣救世真道，争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表现我们最大的贡献”。因此，执委会议决，由协进会牵头组织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包括全国各大小宗派的基督教代表会议，以商讨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行政总机构，“希望不久可在北京设立全国教会机关联合办事处，藉早与人民政府取得联系，而利基督教工作之进展”。[30]与此同时，为促进全国基督教代表会议的尽早召开，执委会还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将聘请领袖人物，组织访问团访问基督教重要工区”，以了解解放后各地教会的实际情况。[31]
就在基督教访问团着手组建的同时，协进会紧急致函各地方教会团体，请他们对教会事工、教会经济、教会与差会关系、地方教会团体的联合以及全国基督教会议等问题“先行分组研究，提出具体意见”，供协进会通盘参考。[32]
除上述举措外，协进会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动作是以公开信的方式致函英美教会宣教部，要求西方差会放权给中国教会。1949年11月的这封给国外宣教部的公开信虽然是十九位华人教会领袖[33]以“个人名义”而发，但仔细考察这十九人的背景会发现，协进会的执委占到十一人之多，如此以来便很难将这一举动与协进会撇清关系。至于吴高梓等人为何要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英美教会，其动机耐人寻味，但弄清公开信想要表达的想法与态度之后，问题似也不难理解。公开信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此中国人民的“政治观念、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都将有一个空前的大改变”，这就意味着中国基督徒必须要自觉检讨自己的事工以及“与国外先进教会的关系”。对此，吴高梓等人希望英美教会能够充分理解中国基督教工作在目前境况中所遭遇的困难，特别是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政策改变以及对外关系的调整。吴高梓等人坦承：“过去，在不平等条约的护符下，中国教会的确享受着某些特权。在事实上，中国教会在人员与经济两方面，也确曾与英美的教会有过密切的联系”；中国教会的生活与组织“也依据英美的方式而建立的，来自国外的宗派主义的传统也在中国生了根”，总之，“大部分的教会行政权还操在西国传教士的手里，在许多场合中，教会的政策仍被国外的差会所决定”，所有这些很容易遭人误解“而被人提出责难”，故可以说“我们现在已到了一个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政策早日实现而不再误入歧途的时候了”。按此逻辑，他们对英美差会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日后中国教会“政策的决定与经济的管理权，该交与中国的领袖”，并有计划的实现中国教会的自养；二、原则上外籍传教士的工作还是需要的，但他们的贡献已“不再是在行政管理方面了”，而在于“存留、分享、生活”；三、至于国外教会的经济援助，“原则上还是需要继续的”，但差会的经费绝不可附带任何条件，而且这种援助务必是暂时的，因为中国教会“一经环境许可，即当自立自养”。在提出明确要求的同时，吴高梓等人也郑重承诺，虽然中国教会需要检讨与英美差会的关系，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检讨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基本信仰是不能动摇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到，也可以肯定的来说，中国的宣教工作与政府的政策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宣教的经费也均由普通的国外基督徒与教会会友所乐意捐献。传教士到中国来，除了宣传爱的福音及为中国人民的需要而服务以外，并无其他目的”。[34]
应该说，吴高梓等人对英、美教会的态度是诚恳的，对外籍传教士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从中国教会本色化的角度所提的三点要求亦是合理的。正因为如此，北美差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表示，吴高梓等人的联名信“具有不可估计的价值”，“捧读之下，至为感激”，“我们很感激，你们能以必须有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分析中国教会和西方教会历史上的关系”，西方各差会在华的宣教工作“从来没有与政府的政策发生过任何直接关系，并且许多宣教士和差会董事部的董事，为鉴于过去不幸牵涉于政治的方面，曾经随时努力去纠正这类事情”；至于中国教会在人事及经费补助方面曾与英、美教会存有密切关系，而且中国教会的生活与组织也都仿照外国教会的模型，这是因为“中国教会的建立和它所慢慢发展的教育、医药及社会服务各种广泛的事工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但英、美差会来华宣教工作的目标“一向是要建立真正自立、自养的中国教会”；关于你们所提中国教会未来政策的三点要求，“我们衷心赞同”，“一切决定政策和管理财政的权都应交与华人主持”；经费补助一项，“凡有申请需要，我们都愿给予补助”，只要这些捐款“能帮助中国教会，而不至于有所贻害”；对未来外籍传教士在华的地位和工作，“你们已经给我们一个正直而又可以鼓励我们的表示”，传教士仍是需要的，只是将来的贡献在于各种新的任务而已。最后，北美差会联合会充分相信中国教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保持基督教的精神与原则，以任何可能方法负起重要任务，发扬基督教的道理”。[35]
公开信再清晰不过地表露出协进会在诸如中国教会与西方差会的关系、外籍传教士的作用、西方教会的经济补贴等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协进会的认识显然与吴耀宗等人此时的主张有着巨大的差异，[36]更与中共的要求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距离。当然，这也就决定了协进会改革之路的最终命运。
四、“老伶唱新戏”：全国基督教会议的匆匆筹备
自1949年10月底执委会议决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包括各大小宗派参加的基督教代表会议后，筹备并如期举办全国基督教会议，进而商讨出中国教会的具体改革方案便成为协进会之后一段时间内的头等大事。
对由协进会牵头组织的可能决定中国基督教在中共治下走向的全国性会议，吴耀宗等人以《天风》周刊为阵地，从一开始就不断提出异议。1949年10月，就在协进会刚刚有举办全国会议的想法后，《天风》就开始刊文责难，称：“这样会议的性质是全国性的，它要代表全国各方面的群众意见与他们的需要”，绝对不允许“闭门造车”，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所以“要充分表现高度民主的精神”，要重视“广大群众的热诚和他们的意见”，在代表名额的分配上亦要“注意平信徒的地位”。[37]之后，吴耀宗等人更是明确反对由协进会来负责办理此事。吴耀宗等人强调，尽管“有些人建议由全国协进会负责办理”，但如此重要的全国性会议，“并不是属于那一个机关，或那一个公会，或那一个人的事”，而应“属于大众”。[38]《天风》态度之明确，一目了然。
尽管协进会在筹备全国基督教会议伊始就遭到吴耀宗等人的抵制，但凭吴氏此时在中国基督教内的地位与影响要想阻止此事尚有困难，[39]因为除吴耀宗等少数人反对以外，协进会此举基本上得到了正处于徘徊、观望中的基督教界的普遍支持。基督教华中访问团[40]造访长沙时，于1949年11月30日下午借长沙中华基督教会永恒堂与湖南省各教会代表四十七人就专门商讨了召开全国会议的问题。湖南省基督教界一致建议如此重大之事应由协进会来负责召集，筹备会也应由协进会出面联合那些未加入协进会的各教会团体来进行。[41]鉴于各地教会的普遍响应，协进会总干事吴高梓在访问武汉时也就当仁不让，明确表态。他在欢迎会的致词中即提到，协进会“计划在最近之将来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很希望能听到各地同道的意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言谈间，吴高梓已将此重担挑在协进会的肩上。吴高梓还特意将此次全国基督教会议与1922年成立协进会时的全国大会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此次大会的意义“较一九二二年更为重大”。[42]
既然得到全国同道的大力支持，在结束对华中、华东地区的访问后，协进会便正式启动了全国基督教会议的筹备工作。1950年1月24日至27日，协进会第十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上海举行，重点商讨了全国会议筹备一事。1月26日执委会做出正式决定，“全国协进会对于全国大会的召开，是负发起的责任，同时与其他有关的教会与机关，来合作进行各种筹备的工作”。协进会何以能担此重任？众执委们认为原因有二，一者协进会本身就是由国内各宗派、各教会机关合作所组成，其系统内包括了全国大多数的教会；二者在协进会近三十年的历史中，素来以倡导教会事工的相互合作而著称，此点亦为教会内外人士所熟知。[43]在执委会讨论通过的《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中，协进会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诸如筹委会的设立、筹委会委员与常务委员的选聘等事关全国会议的各项重要工作均由协进会掌控。[44]与筹委会组织章程获准的同时，协进会初步酝酿的筹委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名单也随之确定。[45]尽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宗教界代表吴耀宗和邓裕志均位列其中，但各地的教会领袖显然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
考虑到全国信徒都在翘首期盼尽快明确中国教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加之前期的筹备工作又未有多少阻力，协进会自然对在近期举办全国会议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执委会甫一结束，全国基督教会议的筹委会立即于1月28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46]议决将于1950年8月19日至27日假燕京大学召开全国基督教会议，并确定总题为“基督教与新时代”，主要讨论和决定中国基督教在新时代下的“改革计划”和“事工纲领”。此次常委会同时议决建立起筹备工作的组织架构，筹委会主席由中华圣公会总干事朱友渔出任，副主席由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浙沪浸礼会总干事鲍哲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卫理公会华北教区会督江长川等四人担任，总干事则由协进会总干事吴高梓任之。为便于分头研究各项具体问题，筹委会下设四个小组，分别为赵紫宸、江长川负责的革新计划组；鲍哲庆、涂羽卿负责的事工纲领组；朱友渔、邵镜三负责的合作机构组；以及吴耀宗、崔宪详负责的宣言组。各组的具体任务是提前草拟研究大纲，并发各地详加讨论，之后汇总各地情况“向大会提供具体意见”。[47]从这样一个组织架构来看，协进会心思颇费，对上可“通天”的吴耀宗，虽明知其革新主张与自己完全相左，但还是在筹备工作中为其安排了合适的位置，只不过吴耀宗宣言组的位置显然不能影响，更不能左右整个筹备工作。协进会也许认为，如此以来，全国会议就能在自己的主导之下，沿着预期目标前行。
在筹委会下设的四个小组中，革新计划组和事工纲领组毫无疑问居于核心地位，尤其是革新计划组更是重中之重，因为该组肩负着草拟中国教会改革方案的重任，故筹委会非常慎重地推举了在中国基督教界享有较高威望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出任组长，江长川辅之。赵紫宸对协进会赋予的这一任务亦相当用心，不但积极推动各地讨论教会改革的相关问题，[48]更是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教会改革的长文。正是基于这一点，或许可以透过赵紫宸的著述，多少能够折射出协进会此时对中国教会革新路径的认识与设计。
1950年3月初，也就是筹委会成立仅月余之后，赵紫宸发表长文《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系统阐述了其对于中国基督教改革的基本构想。赵紫宸认为，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天新地，教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教会能改革即能生存，反之即亡，所以“改革是必要的，决不可以避免的”。那么，中国教会急需改革的地方何在？在赵紫宸看来，最迫切者当属“撇除与基督教一同传来的西洋文化遗传的附属品”。1949年之后基督教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无疑源于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赵紫宸以此切入，可谓正中要害。问题的关键是，他给出了完全不同于中共和吴耀宗等人的诠释。赵紫宸称，中国基督教之所以被人们怀疑“与帝国主义有什么勾结”，问题并非出在中国基督教身上，而是“他们看见西方的基督教有政治经济种族种种关系，又看见中国的基督教是西方传来的”，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中国的基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在政治经济等问题上一鼻孔出气”。果真如此？“其实呢，中国的基督教没有这样坏”，只不过是“教会里与美国教士接近的，多少受了美国教士的影响，有点偏向美国；与英国教士接近的，也多少受了英国教士的影响，有点偏向英国”而已，这完全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况且，这些外国传教士大都属于“真心爱人”之辈，“他们真感动人”。赵紫宸谈到自己就有许多来自英、美的老师，在他眼里，这些英、美籍传教士都是“正人君子，没有一个人教我为着英国美国去损害中国，也没有一个人不直接间接地教我爱祖国，而服务自己的同胞”。当然，赵紫宸并不否认“藉着兵舰条约而得传教的自由，是不合基督教的道理的，是免不了帝国主义的成分的”，问题是“西宣教师藉着帝国主义的势力作威作福的事情少；中国教徒仗势欺人，瞒着西教师去作恶的成分多。教会里的中国牧师教友都自动地仰承西宣教师的鼻息”，以致造成买办作风，“这一大半是中国人的不好”。所以赵紫宸在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要肃清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借来的帝国主义成分而已，而且当“西宣教师在教会里退居了客位，不再有任用人员的权柄”，问题其实就大体得到解决。[49]
在解决中国教会自养的问题上，赵紫宸同样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共和吴耀宗等人的想法。他承认中国教会实现自养异常重要，因为中国教会“一日不能自养，即一日不能自立；一日不能自立，即一日不能收改革的功效”。关键是教会自养该从何做起？赵紫宸强调自养并不等于“拒绝洋钱来办教会的事工”，也绝非要“杜绝洋钱与洋钱所表示的人民与人民之间、中国信徒与外国信徒之间的友谊”，而是要“从教友全体决心供养牧师开始”，是要“牧师有自养的尊严，教友有供养牧师的快愉”。只有这样，长此下去，教会各种事工就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到自给的程度”，更有甚者，教会亦会因之产生“自立的荣耀”。[50]
基于这样一种纯粹的宗教立场，赵紫宸认为中国教会改革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别无其他，只有“用爱心建立团契”一途，这也是“改革中国教会的重心与口号”。他指出，在路德改教时代，因信称义的根本原则无疑是“一个锋利无比的武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有“偏倚自由个人主义”的严重缺陷，这种个人主义的偏向显然无法适应中共建国后“看重大众，强调集体行为”的新时代，所以“我们应当注重深一层的，教会本质方面的建设。我们所提出的不是自由个人主义方面的，乃是社会大众方面的”，这不是放弃因信称义的原则，而是努力去“纠正自由个人主义的偏差”，是“转移改革的重心，而强调基督的身体的真正现实。”为什么要转移改革的重心至“用爱心建立团契”上呢？他说：因为“我们没有武器”，只能“凭着软弱的爱往前进”，只要“人心里有了上帝所浇灌的圣爱，他自然要与基督相通，与其他的信徒相通，自然会以首要的为首要，次要的为次要，自然要竭力去谋自养，尽心去求合一”。[51]
对于即将在8月份全国会议上成立的全国性机构，赵紫宸满怀希望，更不讳言。他明确指出：中国教会需要有“一个中国人所主持的全国性的机构”来推动目前的改革工作，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现有的全国协进会改组而成；这个机构不但是一个联络、建议、研究、提倡与指导的机构，更应该是一个“有执行全国大会决议案的权力的机构”；“它的中心是教会”，其目的在于促成中国教会实现自养、合一。[52]
此时的赵紫宸虽贵为新政协会议的宗教界代表，但对中国教会前路的思考却与协进会基本一致，与吴耀宗等人迥异。对自己精心设计的这条中国教会的改革之路，赵紫宸颇为得意，“自信是不错的”。协进会真的能在赵紫宸所期望的这条康庄大道上使中国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团契”，成为一个民主的、大众的、自立、自传、统一的教会吗？[53]
五、“假革新之名以保顽固之实”：全国基督教会议的遇阻与停办
事实上，就在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委会刚刚成立，并启动各项工作时，吴耀宗等人就比较明确地表示了不合作的态度。1950年2月11日，《天风》刊发短评，认为协进会主导下的全国会议极有可能成为应景之作，对其革新教会的想法提出质疑。吴耀宗等人指出，即将召开的全国会议虽有可能成为“中国教会新生的起点”，更有可能是一场闹剧，“一个例行公事应景儿的聚会”，关键取决于“怎样个开法”以及协进会有着“怎样态度和打算，并对客观的现实情况有多少正确认识”。吴氏等人甚至大胆质疑协进会的革新只是“装装样子”，当革到那些“感到括骨疗毒之痛的地步时”可能会难以“下手开刀”；如果只是“通过了这个决议那个决议，发出了这个宣言那个宣言”，其结果必然是“白花了钱、白花了工夫，决不会产生出任何样子幻想出来的什么‘效果’。”[54]
同为政协会议宗教界代表的张雪岩态度更为直接，认为全国基督教会议想要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掌握在真正民主革命者的手中”，不但要排斥外籍传教士参与其中，会议地点亦必须放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这样才便于与中央人民政府、统战部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有密切联系。在张雪岩看来，还有一件“顶不可忽略的事”，那就是必须事先与统战部和政协宗教事务组达成谅解，取得他们的同意。[55]以这些条件观之，协进会能满足者或许只有一条，仅能确保外籍传教士不参加会议，其他各项远非自己所能掌控。
当然，协进会想要顺利筹备并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还在于新政权的领导者中共的态度，但恰恰在这方面，协进会并无任何优势。早在1949年6月为筹备政协会议而酝酿与会人员名单时，中共其实就已经否定过协进会的地位。被钦定为政协会议宗教界首席代表的吴耀宗曾详细谈过基督教代表的产生过程，称政协会议代表共有五类，分别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和特邀代表，宗教界代表属于团体一类。仅就团体类而言，吴指出，大凡“被政协筹备会认为是具有民主性的团体”，他们的代表均可自行选出；那些“已有组织而筹备会还不能承认的团体”，其代表“由筹备会议协商拟定”，基督教界的五位代表就属此类。[56]作为全国性的基督教团体，协进会的地位之所以不被承认与接受，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给政协代表报告时有过明确解释。他说：邀请参加会议的代表是有政治标准的，他们必须是“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意见。[57]也就是说，协进会从中共建国伊始就没有进入其统战的范畴之内。相比之下，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人才是教会内中共真正团结、联合的力量。对此，吴耀宗等人有过交待。他们说：“筹备会议经过协议以后，所以选派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与未来新中国的趋向，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尽管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教会，但代表着基督教里面的一派力量，“他们主张民主；他们反日、反蒋、反美帝国主义；他们接受新民主主义，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主张与共产党合作；他们不满于基督教的保守、腐败和它与帝国主义、封建力量的联系；他们认为社会革命是耶稣的福音一个重要的成分，而这个成分，同共产主义的主张，是大致相同的。”[58]
如果说在建国之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尚难以从各项纷杂的内外事务中腾出手来专门应对基督教问题，但从1950年初这种局面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59]1950年3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即应通过其中的进步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积极争取团结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群众，孤立少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服务的分子，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60]周恩来亦几乎在同一时间强调，中国的基督教有帝国主义国际背景，其内部混有帝国主义间谍，“现在对宗教应强调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断绝关系”，“我们主张中国教应由中国人办”。[61]此时中共的态度非常之明确，将采取措施支持中国基督教界内诸如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一类的“进步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通过这一派力量来领导中国教会的“民族民主觉醒运动”，而非倚重协进会的力量来完成之。如此以来，协进会主导下的全国基督教会议的筹备工作出现波折、乃至夭折已不可避免。
果不其然，1950年3月28日，筹委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做出了全国基督教会议“改期召开”的决定。[62]随后，《天风》亦刊出了全国基督教会议延期举行的消息，并说明之所以改期，原因在于“筹备工作未能于匆促间就序”。[63]而协进会和赵紫宸给出的理由颇耐人寻味，协进会称：“今年八月全国基督教会议，因筹备工作及客观环境之发展，须改期举行”。[64]至于具体改至何时召开，估计尚难以确定，故未有交待。赵紫宸作为筹委会革新计划组的组长，理应清楚全国会议改期的原因，但他在当时公开发表的长文中只是隐晦地提到“因种种关系，大会不得不延期”。[65]通过这些只言片语不难看出，其一，大会筹备工作繁重，尤其是调和不同宗派、不同力量之间的分歧较为困难；其二，会议改期并非协进会主动进行的调整；其三，改期的真正原因在于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准确地说应是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调整后开始抑制协进会而积极扶植吴耀宗的结果，此点可从沈亚伦牧师给吴耀宗的信中看出端倪。在这封信中，沈亚伦称获悉全国基督教会议延期的消息后“心中非常不安”，但亦承认想要把全国各宗各派“谋划到同一路线”确实非常之困难，“真觉得是一件神迹”。所以他认为“政府答复暂缓召开确实有充分的理由”。[66]
与政府抑制协进会的同时，吴耀宗等人的态度亦更进一步，明显表现出积极上位的倾向。对全国会议的延期，吴耀宗等人认为，这是协进会的“一个毅然决定，确实是有气魄负责任的表现，是我们应与以拥护的”，但是“这个大会不是容易开的”，原因在于“我们是要求开团结大会，不是吵架大会”，而且这种团结“不能是没有原则的，在必争的原则上就必须争一争”。在吴耀宗等人眼中，这一必争的原则即是革新与如何革新的问题，对那些“不革新或假革新之名以保顽固之实的人”坚决不能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必须“加以合理地争论和批评”，像神学见解、宗派习惯就不应多争辩，但对“反对腐化、反对买办化、反对反动思想和行为等”必须争个到底，绝不能有所妥协。[67]甚至有人提出，应该由吴耀宗等人牵头组织成立“一个全国革新教会同志委员会，只要有认识时代有革新教会的同道，随意可加入”，并直接与政府联系；倘若有了这样一个中共认可的组织，“那么其余杂七八拉的基督教派，要在中国立脚，不得不投入这个新组织里面来合作生存，这样那新组织倒是为他们开了一条新路径”。[68]提此主张者或许未曾料想到，日后的中国基督教正是沿着他设计的这一路径高歌猛进。
全国基督教会议虽然延期，但为促进全国会议召开的基督教访问团的工作却并未停歇下来。1950年4月13日，由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涂羽卿、吴高梓、崔宪详、王梓仲等七人组成的基督教华北访问团离沪北上，开始对济南、北京、西安、太原等地进行正式访问。[69]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访问团北京之行，尤其是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三次谈话[70]，彻底改变了中国基督教内的权力格局，吴耀宗等人被正式推至前台，迅速成为中国教会的实际领导者。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周恩来的三次谈话重塑了中国教会在新时代的革新方向与目标，也就是说在中共建国之后的新天新地里，任何基于纯粹宗教立场的革新方案都是不被接受的，只有从政治运动或政治斗争的角度去着力解决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以防止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破坏新生政权的革新路径才能获得中共的青睐与支持。换言之，访问团北京之行其实也同时宣告了协进会从纯粹宗教立场倡导中国教会革新的方案又一次遭遇到严重挫折。
1950年5月中旬，协进会正式宣布，“鉴于目前客观环境的发展”，决定将原定于8月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基督教会议“改为筹备会扩大会议”，即全国基督教会议的预备会，时间、地点未有变化。尽管筹备工作多有变故，但协进会依然没有放弃，仍一再强调“筹备会的重要性，也就是全国会议的重要性”，各项筹备工作仍在积极进行，继赵紫宸、江长川负责的革新计划组之后，鲍哲庆、涂羽卿负责的事工纲领组亦准备将问题单发出以征求全国各地教会的意见。[71]只不过此时的协进会已很是尴尬，一方面仍在朝着自己的革新方向努力，另一方面对中共鼎力支持的吴耀宗等人风生水起的革新宣言起草活动又难以阻止，甚至还不得不表示出拥护的积极态度。因为吴耀宗就说过，他所拟的稿子是“经过上海宗教界慎重修改”后同意的。[72]协进会真的能接受吴耀宗等人的革新主张以及即将发表的革新宣言？当然不是。协进会“一些无实际领导权的教会上层分子”，如汪锡鹏、林永俣、林安基、欧阳旭明等人的态度是“极力反对”，而吴高梓、缪秋笙等“有实际领导权的教会领袖”虽“倾向支持”吴耀宗的宣言，但这只是他们“比较稳重，在考虑利害之后”的结果而已。[73]时任青年会副总干事的江文汉亦曾忆述，吴耀宗所拟定的革新宣言在上海讨论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尤其是其中有关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与内容，更是让协进会大为不满，坚决要求将“指责帝国主义那一条去掉”。[74]但不管怎样，吴耀宗等人借中共之强力支持，使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委会的几乎所有核心成员[75]担任了自己起草的革新宣言的发起人。在这种情况下，协进会再想继续筹备全国基督教会议几无可能。
1950年6月24日，《天风》刊出消息，称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委会的常务会议近日做出重要决议，将此前刚刚决定于8月在京举行的筹备会扩大会议推迟至秋天举行，会议地点亦由北京改到上海。[76]至于具体的会议时间，筹委会副总干事林永俣称尚“不能作一个很肯定的答复”，只能说“在原则上我们已经决定在今年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召开这一扩大筹备会议”。[77]然而，仅仅月余之后，副总干事林永俣所说的一定要召开的会议也不得不宣布停办。
几乎与吴耀宗7月28日发出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的同时，协进会正式宣布全国基督教会议停开，将方才确定在秋天召开的筹备会扩大会议并入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内，全国基督教会议及其筹备会议的相关机构“暂行停止工作，并将研究的资料及文件移交于全国协进会”。[78]其实，在全国基督教会议被叫停前，原定于1950年8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学校教育会议几乎同时宣布“暂不召开”。该会议的筹委会称：“本会议原拟召开全国基督教学校代表，商讨如何配合新民主主义教育而实施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但自政府召集高教会议后，有关各级学校的方针、任务、办法皆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只须遵守奉行，并无开会商讨之必要”。[79]以此观之，在吴耀宗等人已经拿出得到中共认可的中国基督教革新的方针、任务以及具体办法的情况下，协进会当然也不需要再去召开什么全国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只须遵守奉行”即可。至此，协进会试图通过召开全国基督教会议来主导基督教在新中国的革新之路，进而挽救中国教会命运的努力正式被划上句号。
全国基督教会议的被迫停开，毫无疑问是对协进会的一次重创，这从会议停办后筹委会革新计划组组长赵紫宸的言论中可略窥一二。对协进会主导下的全国基督教会议，赵紫宸满怀期待，欣然挑起了革新计划组组长的重担，“与组员及其他同道不时讨论”，可谓尽心用力，还信心满满地撰文阐述其改革中国教会的思想。然而，到1950年7月底，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委员会早已议决不举行全国大会，最近该会又自行解散，连扩大的筹备会议都不要举行了”，尽管赵紫宸深知这些变化“是我们对于时势的了解而发生的”，但他还是流露出强烈的悲愤与失望。当然，依赵氏之睿智，他或许多少已经察觉到基督教在新中国日后的命运，这无疑更令其五味杂陈。所以，他在1950年7月26日写就《审判之下教会的革新》之后又专门附记一段，称自己对中国教会改革的看法“大概话已说尽”，深感“心劳力拙，忧思忡忡”，从今往后将绝“不再写关于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理论文字”，只需要“束身随主，服从上帝的圣命”，以终余年即可。[80]尽管感到失望与无奈，但赵紫宸从纯粹宗教立场来察看中国教会革新之路的态度却未有丝毫变化。在中共最为关心的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赵紫宸依然强调教会所用之美金完全是“美国的信众所捐助的”，他们只是以此来“表示着他们对于基督的忠忱，对于中国教会的关怀”，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它有什么不良的动机与作用”；在“西国宣教师快要走完”以及“与普世教会的联络也快要减至最低限度”的情况下，“我们不必大讲教会的改革”，教会“不能再被怀疑是帝国主义可以利用的工具了”，我们也就“不必着急去消除从帝国而来的毒素”。[81]这样的态度与立场决定了赵紫宸接下来在新中国的命运，当然这也就是协进会的命运。
六、第十四届年会：协进会的最后努力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发出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号召全国教徒割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彻底肃清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破坏新中国的反动阴谋，以此来培养广大教徒的爱国、民主精神，进而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与自传。至此，在中共的大力支持下，吴耀宗等人所代表的这股革新中国教会的潜流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不容质疑的绝对主流。尤其是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发了吴耀宗的这篇宣言，并辅以旗帜鲜明的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之后，[82]是否赞成吴耀宗等人的革新主张便不再是纯粹教会内部的神学或宗派上分歧，而成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与否的政治标杆。尽管如此，协进会仍试图利用二年一届的年会再作些许努力。
协进会此前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拟于1950年8月19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会议上，对第十四届年会没有太多重视，按计划只是放在全国会议闭幕后顺便举行。[83]然而，随着1950年7月底全国基督教会议的被迫停办，协进会不得不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年会上来。8月10日，协进会常委会匆匆议决将于1950年10月18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第十四届年会，并确定年会总题为“基督的福音与今日的教会”。[84]一周之后，协进会正式向全国发出通告，称“面对着这个新时代的来临，亟应召开这第十四届年会，希望在大会里，能重行考虑本会今后的事工和组织，并讨论教会的革新等问题”。或许是想借年会之名而收全国基督教会议之效，协进会常委会还专门做出决定，除自己的会员代表外，特意邀请其他一些尚未入会的全国性宗派及各地基督教联合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85]被举为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缪秋笙对即将召开的年会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他认为宗教是超政治的，中国教会的三自革新应基于纯粹宗教立场之上，而不应该有任何政治立场，像吴耀宗等人发起的含有政治性的革新宣言签名运动应由教徒个人去推动，协进会不宜直接参与此事。基于这些想法，缪秋笙信心满满，决意要办好第十四届年会，以实现“搞好‘超政治’的宗教工作”的愿望。在当时，协进会中有此想法者为数不少。[86]
第十四届年会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后，协进会参照过往年会的办法，首先着手准备起草一篇公开宣言。鉴于吴耀宗等人的宣言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讨论中国教会的革新问题，协进会认为“亟宜在年会时发表一篇完全以宗教立场谈三自革新的宣言”，以抵消吴氏宣言带给中国教会的不良影响。所以，在拟定宣言起草委员会名单时，协进会特意将吴耀宗排除在外，“只请那些大家认为稳健分子做委员”。[87]
另一个亟待在筹备过程中决定下来的问题则是执委会中的外籍传教士能否像此前一样正常参加年会。虽然协进会在1949年6月受吴耀宗的影响，曾试图修改宪章，将外籍传教士从教会的重要岗位上撤换下来，[88]但此时他们的想法明显发生了变化。协进会为保持中国基督教会的普世性，仍希望外籍传教士能有资格参加本届年会。协进会便以原有的宪章为依据，提出年会代表的产生办法依旧，仍“由各合作团体自己推举”。根据这一代表产生原则，美籍传教士黄安素（Ralph A. Ward）报送的卫理公会参会名单中就有四位美籍传教士。[89]不仅如此，协进会还任命了原副总干事、英籍传教士海维德（Victor E. W. Hayward）出任年会程序委员会的执行干事，这甚至让海维德本人都感到非常吃惊。[90]
然而，在新政权已全面介入中国教会革新方案之争的情况下，协进会这种在既定体制内的抗争想要发生效力已无多少可能。先是负责起草对外宣言的委员们心存戒心，个个“不敢轻举妄动，每次开会都推脱有事不来”，致使此事“无形搁浅”。[91]之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在1950年10月9日专门召开座谈会，邀请吴耀宗、刘良模、江文汉、缪秋笙、江长川、吴高梓、涂羽卿、艾年三、陈见真、邵镜三、郑建业等人出席，事先于第十四届年会前进行统一思想的工作。政府方面出席的有华东军政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舒同、上海市副市长兼华东局统战部部长潘汉年、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统战干部梅达君、华东宗教事务处处长周力行等，此等阵容，足见政府之重视程度，当然其结果亦可想而知。座谈会最终对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做出两点规定，一是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中的外籍传教士不得出席年会，二是年会必须贯彻吴耀宗等人倡导的革新宣言的宗旨。[92]海维德对此次座谈会亦有所提及，他称在外籍传教士参加年会的问题尚未完全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政府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邀请各教会的领袖参加。这些人都相当清楚政府的想法，一部分人的确赞同政府的主张，其他人则认为对抗是不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即出席年会的代表应全部是中国人。这虽然不是政府的强迫命令所致，但确实又是一种微妙的控制手段。[93]对中共的政治运作有如此透彻的认识，海维德不愧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近二十年的传教士。
1950年10月18日至25日，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如期在上海举行，会议前三天专门讨论中国基督教在新时代的革新问题，之后讨论协进会自身的组织和事工。尽管会前华东军政委员会已作了统一思想的工作，但在讨论通过吴耀宗的革新宣言和酝酿年会主席团名单时，还是出现了若干小插曲。协进会接受了前副总干事海维德的主张，在年会程序里拟排除吴耀宗的“三自革新宣言”，代之以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委会预备的“教会革新问题”作为各小组的讨论材料。在年会主席团名单的酝酿过程中，协进会则主张以鲍哲庆牧师为主席、吴贻芳和涂羽卿为副主席，而将吴耀宗排除在外。[94]但所有这些努力均未能如愿，年会最终还是“一致通过‘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并号召全国基督徒踊跃参加签名，以示对宣言的拥护”，同时号召全国教会及团体以最大决心订立计划，力争在五年内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与自传。[95]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名单中，吴耀宗也顺利入围，而且进入核心领导层，与崔宪详、吴贻芳一起当选为协进会副会长。[96]
协进会的再度失利，主要还是外力使然。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1950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年会，通过拥护革新宣言的决议，是在华东局的积极领导下产生的”，这说明中国教会内“任何有效的革新运动，都不可能是教徒的自发运动，而只能在党和人民政府积极领导督促下发生和发展”。[97]此后，在中共全力支持与引导下，吴耀宗等人领导的革新运动发展迅猛，签名人数激增，成为中国教会的绝对主流。1951年4月，中共更是“另起炉灶”，成立了由吴耀宗担任主席的“基督教领导的新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紧随其后的控诉运动中，协进会无疑是中国教会的重灾区之一，在逼人的形势下，就连吴高梓、崔宪详、缪秋笙、陈见真、林永俣等协进会的领袖们都纷纷起而自污，揭批协进会如何成为美帝国主义用来散布反动思想毒素、搜集情报以及破坏三自革新运动的侵略工具。经此重创，协进会的形象轰然倒塌，尽管未遭明令取缔，但基本上形同虚设，已再难有任何作为。
结语
协进会自成立伊始，即以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立、合一以及推动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一体化为奋斗目标。面对中共建政后的全新环境，协进会亦深知需要做出若干调整，才可能有生存之空间。问题在于，协进会做出的种种调整，不管是对外要求英、美差会放权也好，对内筹办全国基督教会议与第十四届年会也罢，均是基于纯粹的宗教立场而动，故显得与新时代“格格不入”。因为对中共来说，建政之初最关心的议题不是中国教会实现三自与否，而是要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与英美差会的联系，以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之心头大患。相形之下，吴耀宗等人倡导的中国教会必须割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彻底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破坏新中国的反动阴谋等旗帜鲜明的主张，就显得更合时宜。正如江文汉在1950年10月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中指出：“今日的三自运动，和过去的三自运动，在本质上应该是不同的，因为中国整个的情况已经变了，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应该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国信徒自己的教会”。[98]也正因为这样，在中共的强力支持下，伴随着协进会的步履维艰与退却，吴耀宗等人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中国教会的新领袖，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格局就此发生彻底改变。
那么，1949年前后协进会所走的这样一条踏上征程就注定失败的革新之路意义何在？或许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委会革新计划组组长赵紫宸当时就有解答。赵紫宸指出：“在今日中国的社会里，我们好像不能发生什么作用，既不能在制度的改革上发生效率，复不能在流行的思想上引起变化。中国的社会好像再也用不着我们与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了”，甚至中国教会“若立刻倒塌了，国家在表面上也见不到什么亏缺”，但是，“我们知道时候要到，人人丰衣足食，诸欲俱达，人必要问人活着是为什么的，人的价值、意义、归宿是什么，人有没有真实性，世界有没有归宿，真理以什么为标准，道德以什么为根基”，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有机会揭开我们的瓦器，将宝贝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今日的责任是坚守，是保全，是潜伏着的发展”，“中国各地都有教会，都有我们与我们的瓦器。千千万万的小火焰，历史所看不起的，社会所不注意的，不信的人所以为到时必灭的，将来要为我中国人民心灵的荣光”。[99]在中国教会前行方向已不可逆的情况下，这又何尝不是协进会和诸多中国教会领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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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ed Change: The Tragedy of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Around 1949
Jianping LIU https://orcid.org/0009-0009-4841-592X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ctober 1949 opened a new p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s the most important Christian coordination and alliance organization in China,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is keenly aware that the Chinese church requires a living space in the new era, and must deeply reflect on its past work, and then make some changes in response to the times. However, the various adjustments made by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whether it was external demands for delegation of power from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missions, or internal preparations for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and the 14th Annual Conference, were all based on purely religious positions. All of these were far from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core iss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hurch and the Western world, to the extent that CCP had to "start anew" and choose new forces within the Chinese church to lead this change. This led to the Chinese Christian Three Self Reform Movement initiated by Y. T. Wu, Liu Liangmo, Cora Deng, and others, which influence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Keywords: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Three Self Reform Movement, T. C. Chao, Y. T. Wu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09
[1] “三自”意为自治、自养、自传。
[2] 曾庆豹：《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自我批判——以吴耀宗为例》，收入李灵、曾庆豹主编：《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与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9-171页。
[3] 参见梁家麟：《吴耀宗三论》，香港：建道学院，1996年。
[4] 参见Philip L. Wicderi,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Movement and China’s United Front, Maryknoll: Orbis, 1988;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年；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北：中国福音会出版部，1997年；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2008年；刘建平：《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基督教、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2年，等等。
[5] 编者：《解放前后的观感——〈天风〉是走人民的道路》，《天风》173（1949年7月30日）：2。
[6]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第21页。
[7] 就笔者目力所及，仅有的专门研究是华中师范大学2012届硕士研究生万娟娟的学位论文《信仰与政治的角逐——对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后期历史的审视（1945-1950）》。这篇硕士论文第四部分“从革新到消亡：信仰与政治的角逐”的最后一个小问题“协进会的革新与退幕”，专门讨论了“协进会的革新方案”及其“退幕”的大体过程。
[8] 参见姚西伊：《中国内地会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赵林、杨熙楠主编：《比较神学与对话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9] 借用现代重要的教会史学家王治心言，“本色教会者，就是改造西洋化的教会成功适合中华民族性的中国教会；这种改造，并不是动摇基督教的真理，不过使中国古文化与基督教真理融合为一，使中国基督教的宗教生活，适合乎中国民情，而不致发生什么隔阂。”参见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1925年1月）：79。
[10] 13个宗派性教会指崇真会、中华基督教浸礼协会、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基督会、中华圣公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华北基督教公理会、礼贤会、两广浸信会、苏申锡浸会、友爱会等；6个非宗派性全国基督教团体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麻疯救济会、广学会、中华圣经会、中华国内布道会等。参见《订正中国基督教团体调查录：第三组.全国基督教全作团体》（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187，第79-82页。
[11]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致全国信徒书》（1948年3月），《协进》第六卷第十二期（1948年3月16日）：2-3。
[12] 吴耀宗：《基督教时代的悲剧》，《天风》116（1948年4月10日）：1-4。
[13]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致全国信徒书》（1948年8月），《协进》第七卷第五期（1948年10月16日）：3-4。
[14] 《时局无论如何转变教会决不迁移》，《协进》第七卷第七期（1948年12月16日）：13。
[15] Religious News Service, China Bulletin, No. 37, November 17, 1948, p3.
[16] China Situation: Informal Conference, December 6, 1948, China Bulletin, No. 40, December 10, 1948, p3.
[17] 《时局混乱，传教士撤退》，《天风》149（1948年12月4日）：15。
[18] 《时局无论如何转变教会决不迁移》，《协进》第七卷第七期（1948年12月16日）：13。
[19] A Message to Missionary Societies and Missionaries (December 4, 1948), China Bulletin, No.41, December 13, 1948, pp1-2.
[20] 吴耀宗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主任。
[21] 李勇、张仲田编：《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大事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553页。
[22] 吴耀宗：《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基督教》，《天风》176（1949年8月20日）：3。1949年3月29日，吴耀宗因赴欧洲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特意请上海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作为其代表继续与中共高层接洽。5月25日，吴返回北平后，又与沈继续此项工作。
[23]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354页。
[24] 《成立新民主主义学习小组》，《协进》第七卷第十二期（1949年6月16日）：17；《全国协进会组织学习班》，《天风》173（1949年7月30日）：15。
[25] 《中国基督教会今后工作的方向》，《协进》第七卷第十二期（1949年6月16日）：2-4。
[26] 《中国基督教会今后工作的方向》，《协进》第七卷第十二期（1949年6月16日）：4-6。
[27] 《基督教访问团在北京的活动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100/1/1040。
[28]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AD Interim Committee of the N.C.C. (June 28, 1949), China Bulletin, No.62, August 24, 1949, pp1-2; Y. T. Wu: Religious Liberty and Related Questions, (June 28, 1949), China Bulletin, No.63, August 24, 1949, pp1-3.
[29] 《全国协进会将修改宪章》，《天风》181（1949年9月24日）：12。
[30] 《教会应改组全国机构实证耶稣福音》，《协进》第八卷第三期（1949年11月16日）：2。
[31] English Minutes, Meeting of Executive Committee N.C.C, (October 25-27, 1949), China Bulletin, NO. 71, December 8, 1949, p4.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督教访问团造访各地教会的具体情况，参见刘建平：《吴耀宗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督教访问团》，收入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吴耀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1年，第372-398页。
[32] 吴耀宗：《基督教访问团华中访问记》，《天风》204（1950年3月11日）：7。
[33] 这十九位教会领袖分别是上海私立裨文女子中学校长王佩贞、协进会执委全绍文、朱兰贞、卫理公会华北教区会督江长川、协进会总干事吴高梓、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南京中华基督会总干事邵镜三、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执行干事林天铎、中华圣公会中央办事处干事林步基、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广学会总干事胡祖荫、齐鲁大学教务长孙恩三、青年会全国协会书记陆梅僧、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长黎照寰、全国女青年会总干事蔡葵、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执行干事缪秋笙以及原工部局女子中学校长聂灵瑜。
[34] 顾政书译：《给国外宣教部一封公开信》，《天风》187（1949年11月5日）：4-5。
[35] 《北美差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复我国基督徒函》，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广东分会、广州市基督教联合会联合办事处编：《广东基督教通讯》第一期（1950年7月1日），第1-2版；《北美差会声明宣教立场》，《天风》219（1950年6月24日）：12。
[36] 1949年7月30日，吴耀宗公开发表《基督教的改造》一文。吴耀宗认为，“在过去和现在，帝国主义的确是利用宗教来做侵略、剥削、欺骗、愚化中国人民的工具”，而且中国基督教宣传的福音“大部分已经不是耶稣解放人类的革命福音，而只是带着麻醉性的个人得救的福音”。有鉴于此，他提出，中国基督教在此剧变的年代，唯有走“改造”一途才有出路。他认为，中国基督教首先“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却是一件必须的事”。紧接着，“中国的教会必须实行它早已提倡过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必须知道：现在的时代是人民解放的时代，是旧制度崩溃的时代，同时也应当是基督教除旧布新的时代”，“它自己已经重新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重新用送葬的衣服，把他紧紧地裹扎起来”。总之，中国基督教必须“大彻大悟，让旧的躯壳死去，让新的生命来临”。参见吴耀宗：《基督教的改造》，《天风》173（1949年7月30）：8-9。
[37] 编者：《中国基督教协商会议——向中国人民教会当局建议之二》，《天风》185（1949年10月22日）：2。
[38] 编者：《再论基督教协商会议》，《天风》192（1949年12月10日）：1。
[39] 用中共的话来说，1950年1月底张雪岩病世后，“基督教政协代表现存的四人，他们的群众基础，尤其是有组织的群众基础都是极薄弱的”，吴耀宗虽为教会之文化人，“所写的书对一般基督徒思想上是有影响的”，但“在教会中都没有一个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地位”。《基督教访问团在北京的活动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100/1/1040。
[40] 华中访问团的成员有宗教界代表吴耀宗和刘良模、协进会总干事吴高梓、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以及上海信义会牧师艾年三。
[41] 《全国基督教华中区访问团在长沙集会会议记录》（1949年12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36，第10页。
[42] 编者：《基督教访问团访问武汉教会笔记》，《鄂湘通讯》第三卷第十一期（1949年12月）：5。
[43] 《筹备全国会议机构是怎样产生的？》，《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情况报告》第一号（1950年6月1日）：5，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145。
[44] 《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情况报告》第一号（1950年6月1日）：6，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145；《本会第十三届年会后第三次执委会会议概况》，《协进》第八卷第六期（1950年2月16日）：16。
[45] 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分别为中华圣公会中央办事处总干事朱友渔、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南京中华基督会总干事邵镜三、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广学会总干事胡祖荫、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浸信会全国联会执行干事樊正康、浙沪浸礼会总干事鲍哲庆、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
[46] 《全国基督教会议》，《天风》200（1950年2月11日）：2。
[47] 《全国基督教会议的筹备》，《天风》199（1950年2月4日）：12；《历次筹委会常务会议重要决议》，《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情况报告》第一号（1950年6月1日）：7-8，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145。
[48] 《教会改革问题座谈会》，杨滌洲：《华北基督教联合会通讯》第二卷第二期（1950年4月），第3版。
[49] 赵紫宸：《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1950年3月10日），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3、144页。
[50] 赵紫宸：《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1950年3月10日），《赵紫宸文集》第4卷，第149-150页。
[51] 赵紫宸：《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1950年3月10日），《赵紫宸文集》第4卷，第140-143页。
[52] 赵紫宸：《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1950年3月10日），《赵紫宸文集》第4卷，第153页。
[53] 赵紫宸：《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1950年3月10日），《赵紫宸文集》第4卷，第153、151页。
[54] 短评：《全国基督教会议》，《天风》200（1950年2月11日）：2-3。
[55] 张雪岩：《我对基督教全国会议的意见》，《天风》200（1950年2月11日）：4。
[56] 《我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经过》，《天风》182（1949年10月1日）：3。
[57] 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1949年9月7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1页。
[58] 《我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经过》，《天风》182（1949年10月1日）：3。
[59] 参见刘建平：《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基督教、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第84-86页。
[60]《李维汉在1950年3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3月21日），《李维汉选集》编辑组：《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
[61] 《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次报告》（1950年4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8/1，第13页。
[62] 《历次筹委会常委会议重要决议》，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情况报告》第一号（1950年6月1日）：8，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145。
[63] 《全国基督教会议延开》，《天风》209（1950年4月15日）：12。
[64] 《本年四月常委会会议概况》，《协进》第八卷第十期（1950年6月16日）：20。
[65] 赵紫宸：《用爱心建立团契》（1950年4月5日），《赵紫宸文集》第4卷，第159页。
[66] 沈亚伦：《“天国好像面酵”》，《天风》210（1950年4月22日）：4。
[67] 《全国基督教会议延期召开》，《天风》210（1950年4月22日）：1。
[68] 沈亚伦：《“天国好像面酵”》，《天风》210（1950年4月22日）：4。
[69] 《基督教华北访问团返沪》，《天风》217（1950年6月10日）：12。
[70] 有关基督教华北访问团在北京的活动以及与周恩来的三次谈话，参见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第29-33页；刘建平：《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基督教、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第101-116页。
[71] 《国内基督教会议消息》，《协进》第八卷第九期（1950年5月16日）：13。
[72] 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233-234（1950年9月30日）：16。
[73] 《关于基督教民主派准备发表〈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的途径〉一文件的报告》（1950年7月30日），北京市档案馆藏，100/1/1032。
[74] 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收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上海：中华印刷厂，1982年，第53页。
[75] 在吴耀宗革新宣言的四十位发起人中，王梓仲、江长川、艾年三、吴耀宗、邵镜三、涂羽卿、韦卓民、陈芝美、陈崇桂、崔宪详、赵紫宸、邓裕志、熊真沛、鲍哲庆、林永俣、郑建业、缪秋笙、孙王国秀等十八人均参与了全国基督教会议的筹备工作。
[76] 《全国基督教会议的消息》，《天风》219（1950年6月24日）：12。
[77] 林永俣：《全会扩大筹备会议》，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情况报告》第二号（1950年7月1日）：5，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145。
[78] 《全国基督教会议决停开》，《天风》225（1950年8月5日）：12。
[79] 《全国基督教会议近讯》，《天风》220（1950年7月1日）：12。
[80] 赵紫宸：《审判之下教会的革新》（1950年7月26日），《赵紫宸文集》第4卷，第215页。
[81] 赵紫宸：《审判之下教会的革新》（1950年7月26日），《赵紫宸文集》第4卷，第207、214页。
[82] 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第1版。
[83] 《本会第十四届年会拟在八月间召开》，《协进》第八卷第七期（1950年3月16日）：17。
[84] 《年会讯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广东分会、广州市基督教联合会联合办事处编：《广东基督教通讯》第三期（1950年9月1日），第2版。
[85] 《通告（一）：召开第十四届年会通知》（1950年8月17日），《协进》第九卷第一期（1950年9月16日）：2。
[86] 缪秋笙：《美帝怎样通过基督教协进会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协进》新一卷第一号（1951年6月）：10。
[87] 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第54页；缪秋笙：《美帝怎样通过基督教协进会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协进》新一卷第一号（1951年6月）：10。
[88] 《全国协进会将修改宪章》，《天风》181（1949年9月24日）：12。
[89] 缪秋笙：《美帝怎样通过基督教协进会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协进》新一卷第一号（1951年6月）：10。
[90] Victor E. W. Hayward, Overseas Newsletter Ⅷ (May 3, 1951), China Bulletin, No.107, May 10, 1951, p2.
[91] 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第54页；缪秋笙：《美帝怎样通过基督教协进会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协进》新一卷第一号（1951年6月）：10。
[92] 《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下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265-267页。
[93] Victor E. W. Hayward, Overseas Newsletter Ⅷ (May 3, 1951), China Bulletin, No.107,May 10, 1951, p2.
[94] 缪秋笙：《美帝怎样通过基督教协进会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协进》新一卷第一号（1951年6月）：11。
[95] 《全国基督徒民主大团结，基督教协进会举行年会》，《文汇报》（1950年10月22日），第1版。
[96] 《协进会新执委产生》，《协进》第九卷第三期（1950年11月16日）：27。
[97] 《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5页。
[98] 江文汉：《中国基督教的新生》，《协进》第九卷第三期（1950年11月16日）：12。
[99] 赵紫宸：《宝贝放在瓦器里》（1950年7月21日），《赵紫宸文集》第4卷，第201-2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