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第24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391
岳丽 https://orcid.org/0009-0000-5561-5115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晚清至民国，西方宣教差会进入位于西北边陲的甘肃省传教。传教士在甘传教、游历的同时，对甘肃作了细致地观察和描述，形成了丰富的文字著述。以在甘传教或旅行的传教士对甘肃的著述为史料基础，将该群体对甘肃整体形象、民族宗教以及对省会兰州、河西走廊地区张掖武威嘉峪关的描述抽离出来，大致勾勒出来甘传教士著述中的甘肃形象。从词汇的使用及其评价可以看出，在甘传教士对甘肃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在该群体描述中，甘肃地理位置重要，物产丰富，对当今甘肃文化符号的提取及其文旅产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传教士、甘肃形象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506_(24).0011
引言
晚清至民国，数量众多的来甘[1]西方游历者遗留的游历文本，是西方世界了解甘肃风土人情的重要信息来源。其中，传教士是该群体的主体。因甘肃地处西北，拥有广阔的土地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作为进入西藏地区的重要通道得到了传教士的关注。然而，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从外省进入甘肃游历传教并非易事。因此，与同时期中国的其他沿海省份相比，传教士来甘的时间较晚，且数量较少。1877年1月，内地会英国传教士义士敦（Messers. G. Easton）、巴格道（Parker）进入甘肃省会兰州，被认为是最早进入甘肃的新教传教士。1877年至1900年，内地会在甘肃境内先后在天水、兰州、武威、临潭等地建立4个总堂，时间分别为1878年、1885年、1888年、1891年。截至1985年，协同公会传教士抵达甘肃，在静宁、平凉建立传教站，形成了内地会、宣道会、协同公会分居甘肃中部、东部、西南部建堂传教的格局。其中，内地会传教士主要在兰州、武威、天水等地开展传教活动，宣道会传教士在临潭、定西开展传教活动，协同公会传教士则主要在静宁、平凉、泾川以及庆阳镇原开展传教活动。
传教士在甘期间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着与自己所处社会截然不同的境遇风貌，并以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形式记录下来，是西方人了解甘肃的重要信息来源。
- 整体印象
甘肃是“山的海洋”[2] “坐落于中国遥远的西北边境。几乎不为人所知”[3]，是西方人对甘肃的初印象。1865年，内地会创建者戴德生(Hudson Taylor)著《中国的属灵需要》（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出版后立即成为欧美最畅销的书籍，仅二十年就刊印了七版，成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书中以“7+11”的形式对中国十八个省份的人文、自然环境等作了全局式的概述，对甘肃也做了描述：
再往西就是甘肃省。该省面积辽阔。比想象中的更加宽广辽阔。在人们的印象中法国的面积是英格兰的四倍；西班牙与法国面积差不多大。而甘肃的面积比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的面积总和都要大，其人口多达三百万——这与该省之前的人口总数相比并无差别，但相较于马达加斯加人口令人惊叹。[4]
因为甘肃与陕西同位于西北，加上两个省份相似性较多。因此在戴德生的记载中，偏向将甘肃与陕西进行比较。
义士敦（Messers. Easton）和巴格道（Parker）作为最早抵达甘肃的西方人，对甘肃的人口进行了统计为16万，“与英国和爱尔兰人口总数相同，面积则相当于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的面积总和。”[5]据卜存仁（W. M. Belcher）统计，甘肃面积与英格兰面积一般大小，人口总数大约四百万人。尽管在甘肃省面积及人口的统计上有出入，但在义士敦（Messers Easton）等内地会传教士等眼中，甘肃是内地会开辟的最遥远的省份。座落在中国的西北角，距离的遥远以及自然环境的恶劣，是甘肃传教士较少的主要原因。
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时间的推进，传教士群体对甘肃的认识更加的系统全面。成立于1913年3月全国基督教大会的中华续行委办会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涵盖各宗派的全国性机构。1920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对甘肃地理位置、语言、民族、交通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调查。
其一，在地理位置方面，中华续行委办会将中国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江流域。黄河流域是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地区，是汉族发祥之地。甘肃属于黄河流域，是全国的第三大省，处于黄河流域的最西边。
其二，语言方面。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指出“甘肃语言异常复杂，特别是西部和西北部，成为发展教育事业和布道工作的一大障碍。全省居民一半为汉人，通用官话，其中约有1/3居住于本省南部和东南部。除汉人外，巴燕戎格（巴戎）以南之萨拉耳回民通用的语言于土耳其语相似；河州（导河）以东的东乡回族的语言又近似蒙古语；还有一小部分回民讲阿拉伯语。此外，西藏、新疆及其他各省来的移民遍布本省各地。约有五万民土番人居住于西宁东北之山谷中，其语言又自成一调。”[6]
其三，交通地位方面。1898年时卜存仁（W. M. Belcher）就指出，“甘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通往土耳其的要道”。[7]1920年，当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时，甘肃被称为重要的转运省，但交通硬件建设却极不发达，既没有铁路、水运也不发达，只有主要的商道可通行车辆。如“自西安取道平凉经泾水流域而至兰州，约长350英里，乘骡桥或骑马需18天路程，过兰州再向西经西宁直达西藏。此路以南另有一路自西安经秦州（天水）而至兰州，但路程较难。”“自宁夏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至西北部之肃州（酒泉）。此重要商道直通新疆至中亚细亚。”“由兰州向南经巩昌（陇西）而入四川。1861-1870年回民大屠杀以后，本省即凭借主要商道与外界往来，才得以增加人口恢复元气。”[8]货物运输主要靠骆驼、骡、驴或者人力运输。铁路的兴建与发展是现代化重要的体现。1920年，距甘肃最近的铁路终点站在河南西部，离兰州有25天的路程。随着中国人观念的变化，“随着铁路事业的发展，陇海路将从徐州经洛阳而至西安，然后经兰州而入本省西北部，进而使我国中部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本省交通梗阻，内部旅行亦极艰苦，故虽有富饶之藏矿及农产品，而经济仍然落后。本省矿藏以金、铜、煤为主，农产品则以五谷、果类为大宗。”[9]
有了戴德生、义士敦以及中华续行委办会对甘肃相关情况的调查。1927年，当内地会金乐婷来甘游历时指出“甘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在向我们讲述着这个地方自己的故事”。[10]她表示甘肃不仅是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省份，也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场域，建筑、道路都刻上了历史更迭、文化交流的印记：
从兰州到凉州要穿过一片废墟，这条路线上有一个狭窄的带状肥沃地带，处在蒙古和西藏之间，是连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唯一通道，而它的开辟则源于人类的征战。汉人依靠这个路线收回了被残暴游牧民族首领占领的隔壁，这不仅扩大了他们的势力，同时也拓展了他们的贸易，因为这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所以防御工事很强，这其中最重要的工事就是长城，它的一部分就在这丝绸之路的范围内。除此之外，还有防御地带，如平番（今甘肃永登）......被城堡、塔楼和烽火台包围着。这里到处都是战争的气息，那随历史而开始的战争似乎从未结束过。那些现在已经成为废墟的城墙，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固。[11]
这里不仅是激烈的战场，而且也是外来人的家园。在这里因为匈奴人的远征，所以四世纪的雅典成了苦难的国度。同样在这里，汉人于吐蕃和蒙古人也征战了数年之久。现在这些死寂的废墟，就是那些惨烈战争的明证。[12]
气候条件及天气状况是西方人描述甘肃的又一重要内容。1899年时Rev. wm. Cooper表示甘肃“气候非常宜人”[13]。1920年，中华续行委办会的调查表明甘肃“气候适于人体健康，北部寒冷干燥，南部则多风多雨，较为温和”[14]。常年在甘肃传教的内地会传教士濮司满（C.E. S. Botham）表示“甘肃气候宜人”。[15]甘肃地处温带，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大陆性最大的特点是干湿分明，降水少且集中。8月是甘肃的雨季，巴格道（Mr. G. Parker）对甘肃的雨季作了描述：“启程前往甘肃的省会兰州，期间天气一直不稳定。将近一个月我一直在等好天气。一路上一直在下雨，河水很深，好多道路被破坏了。”[16]雨季时出行不便，会有烦恼，降水量少时则会出现干旱。也有传教士对处于旱季的甘肃作了描述：
兰州、靖远等地正经历着巨大的苦难。整个夏天开始这些地区就一直处于干旱状态，只是秋天下了少量的雨，但作用微乎其微，这种干旱将持续到1910年年底。[17]
农业发展方面，因甘肃“全境为多山高原，自海拔5000英尺之东界向西北，山脉盘结而上，渐成高峰，海拔达两万余英尺。山脉之间形成广阔肥沃之谷地。黄河及其支流构成本省唯一水道，商业作用不大，因为除黄河自中卫以下至进入蒙古西套一段外，其他水道均无通舟之可能。然而这些水稻却为东北部之淤积平原及各山脉之间的肥沃谷地提供了良好的灌溉条件。”[18]可见，尽管海拔较高，但黄河及其支流为甘肃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关于这一点，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 Huc, 1813-1860）途经甘肃时也作了描述：
我们经过的甘肃省这一部分地区，特别以其为方便灌溉而从事的大规模和天才的水利工程而引人注目。他们以从黄河两岸引黄河水的办法，而将水输入由许多人工开凿的大灌渠中。这些主灌渠又向其他宽度不同的灌渠供水，然后再流向普通的小渠沟中，所有耕田都环绕这些灌渠。那些以其简便而令人钦佩的大小闸门，用于提高水位和导流至所有高低不平的地势中。一种井然的秩序主宰着对水量的分配，每位地主都依次灌溉其耕田，任何人都不允许在确定的日子到来之前打开其小灌渠。
大家在那里只会遇到很少的村庄，但可以看到四面八方都有已建成的村庄，其大小规模不同，由几片耕田分割开来。视野中既看不到树丛，又看不到供消遣娱乐的花园。除了围绕着住宅的几棵大树之外，所有的天地都用于种植粮食作物。他们甚至不肯留下哪怕是一小片地，以在收获之后放庄稼捆。他们把收获的庄稼堆在屋顶上，那里的所有房屋最上部都是平顶。在全面灌溉的日子里，该地区完全会使人联想到著名的尼罗河的洪水泛滥，对这一切的描述已具有历史经典的特征了。居民们在其田野中来回走动，他们都登上小船或乘轻便的小车子。车子由巨大的车轮承负，一般均由水牛拉车。[19]
黄河确实为甘肃农业的灌溉提供了便利，提高了作物种植面积。但寸寸皆为田，田与田之间间隔较小，“路上往往遍是淌水和污泥，以致于很难进入路中。那样就必须取道呈驴背状并形成耕田之地界的小高埂”[20]，减缓了旅行者的速度。
除了对气候、农业概况作了描述，来甘的西方人还对旅途的自然风光、人文环境作了描述。1891年6月，在陕西汉中传教的艾礼门（Mr. Bland）在义士敦（Mr. Easton）的陪同下，经天水-平凉-固原-兰州游览甘肃。因为正值夏天，草木茂盛，从兰州至天水的自然风光使其折服：
过去的一段时间是最开心的。沿途看到了一年最美的风景。大部分山上树木繁茂，目之所及基本上都种上了罂粟、玉米、燕麦、小麦、土豆等作物。当然还有一些山谷并未收到铁锹和锄头的干扰。最常见的有紫丁香、野玫瑰以及其他种类的开花灌木。潺潺的小溪随处可见，有时候小溪的存在让旅行变得有点困难。有些山上草莓非常多，当地人和外国人似乎都很喜欢草莓。[21]
1905年初春，在山西平阳传教的许春江（Dr. Julius Hewett）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讲述了在甘旅途的所见所闻：
从汉口出发前往兰州。6月4日。星期六上午清晨就到了兰州。旅途花费了将近3个月（还差3天），绝大多数旅程是在天水布道的任守谦（Mr. E. J. Mann）的陪同下度过的，起初是乘坐轮船，后来换成骑马。旅程后半段的景色非常迷人。连绵不断的山上长满了绿色的植物。我们还经过了煤矿资源特别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灰尘比较大。[22]
不难看出，无论是初春还是盛夏，甘肃的自然风光给来甘旅行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地域广阔，外出行人较少，城市的喧闹与山区的静谧形成鲜明对比，旅途期间的安静让内地会来甘旅行的女传教士金乐婷（Mary Geraldine Guinness）感觉到窒息：
沿途所目睹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大为吃惊，那就是这里人们的生活太平静了，平静得几乎让人感觉窒息。这或许与大山的阻隔有关。一连几周的旅程中，我们都在山路上进行，连绵起伏的大山隔断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对这一点，我们感触颇深。然而，山外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的人们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感觉就像伦敦市中心的人们一般。[23]
当然，金乐婷在甘旅行期间并非只是感受到了山区的静谧，还看到了生长茂盛的左公柳以及来来往往忙碌的驼队：
在下一个周末来临之前，我们穿越边境进入甘肃省。那是一个十二月份有雾的早晨，周围什么都看不见，脚下的路一直延伸到一座高原上，渐渐地我们发现在另一边有很多奇怪而又宽阔的沟壑，没有几千英尺，也有几百英尺那么宽。在沟壑两旁，是延绵数英里的大树，它们整齐有序地排列着，那就是著名的左公柳。在进入中亚后的长达三个月的旅程中，这些树木一直延伸至迪化以外的地方。
这是一条穿越了几个世纪的大道，它是连接着富饶的中国与印度、波斯，以及西方世界贸易中心的主干道。这些天里，我们沿途遇见了许多大篷车、驼队，以及由许多牲口拉着的装满谷物的二轮车和堆满大包草药的专为城市药店送药的运药车。同时，我们还看到了许多的骡马托运着块状的煤炭，大包的羊毛、小麦及各种小商品。路上还有猪啊、绵羊啊和山羊等牲畜，被大批看似粗鲁的牧人和山区的居民驱赶着，到处乱窜。那些和我们一起行进的车夫们，更像是幽灵，而非文明人，他们嘴上都叼着美国公司产的香烟。尽管他们头发脏乱，衣衫不整，黄色的绑腿和土色的大檐帽都已破旧不堪，但他们的技术确实不容小觑，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随时发生的紧急情况。[24]
作为甘肃的省会兰州有山有水，是夏日炎炎避暑、消闲的最佳选择。来甘考察的英国女传教士就对此作了描述：
到了兰州，靠着黄河......我们住在那里几天，精神又恢复过来......从兰州起身，第四日到平番（永登），有一道河从山里留下来，那里的人用水冲磨，并有喇嘛的一个祷告轮也是藉着水力转动，代替人祷告。平番县有驻防城，现在房倒屋塌，居人也都四走逃亡了。旁边有土人的城，但是贫穷的很，街市上的货色非常缺乏，听说有从二三百里路外来卖菜的。[25]
总体而言，在在甘或者途经甘肃的传教士著述中，甘肃是重要的商业、交通交汇区。尽管地势高峻，但气温还算适宜。黄河及其支流为甘肃的农业发展、植物生长供给了水源。这些传教士对甘肃的描述成为在华西方人乃至欧洲世界了解甘肃的重要信息来源。地处中国西北角，有高峻延绵的山峰、广阔的农田以及复杂的语言结构，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构成了甘肃展现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初步印象。
二、传教士眼中甘肃的民族与宗教信仰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主要包括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来甘传教士对甘肃的民族及其宗教信仰表现出了浓厚兴趣。民族方面，对回族和藏族的关注较多，与之相应对以上民族的宗教信仰，即伊斯兰教、佛教关注也较多。除此之外，传教士还对甘肃的祈雨仪式与祭祀仪式作了记载。
1.回族及伊斯兰教
1880年6月17日，最早来甘传教的内地会传教士义士敦和巴格道，两人在甘旅行期间多次前往河州，留下了较多的文字叙述。义士敦指出，“河州（Ho-chau），距离洮州（Ti-tao Chau）190里。居民绝大多数是穆斯林。该城最繁华的地方在南边，居民基本上都是穆斯林。”[26]后者表示，“河州是中国最重要的穆斯林聚集地，共有13座清真寺”，[27]是传教士对甘肃回族最早的记录。另一位在甘传教士发现：“通过自然增长，人口数量非常巨大，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北部和西部的穆斯林温和且勤劳。其中，甘肃省的回民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多。”[28]
1920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对甘肃的回族作了最详尽的调查记录，调查表明：中国有数量较多的穆斯林，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边疆地区。甘肃穆斯林 “统计总数在150万-300万之间。本省回民散居全省各地，人数不等，而且没有纯粹的回民居住地.....”[29]不仅如此，中华续行委办会还对中国回族历史作了回顾，并追溯了源头，认为甘肃回民源自三个极不相同的民族：
（1）阿拉伯波斯族：其祖先在唐代（618-907）时穿越中亚细亚，经新疆而入中国。据历史记载，唐高祖时代曾有一两个外国使臣或商队到达长安，其中有几名阿拉伯人在中国定居下来。从此以后又有无数阿拉伯移民陆续一批一批地进入中国，有的当兵，有的经商，有的是俘虏，有的是难民，现在甘肃的回民较其他地方回民易于与普通汉人相区别，主要因为他们几个世纪以来能够保持其纯粹血统。直到现在仍然有些土耳其商人到兰州等地落户，娶汉族妇女为妻，不再返回故里。这些人的后裔称为“汉回”，其实与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不同，因为他们具有异族血统，生下来就是穆斯林。最重要的回民居住区，西部有西宁、河州（导河）、洮州（临洮老城），东部有宁夏（银川）、固原、海城及张家川等地。这些地方均通用汉语，只是在社交或宗教礼仪方面使用大量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词汇。多数清真寺都培训阿訇。回民儿童基本上都是入回民学校读书，入学后首先学习阿拉伯字母，然后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文选》，最后读《古兰经》。这种教学法像鹦鹉学画一样，不求甚解，等学习有了一定基础以后开始讲解教义，学习阿拉伯语语法，进而学习《古兰经》的训诂书籍。大多数阿訇都富有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知识，其信徒则多半只能诵读阿拉伯文而不懂其意义。过去甘肃回民没有汉语知识，近年来清真寺创办的小学也对回族学生教授汉语，按照政府规定的课程进行教学并附加阿拉伯文。各校教员都是汉人或汉人学校中毕业的回民。
（2）东乡族：据说东乡回原属Ugrian stock，很早就皈依了伊斯兰教。现居于河州以东及洮河以西之山区地带。关于他们进入甘肃的历史，有一种解释说，当维吾尔人自喀什噶尔移至吐鲁番及哈密时，即与当时极为兴盛的蒙古人联合。至第8世纪，阿拉伯宣教师被派来该族中宣传伊斯兰信仰。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使该族人全部信奉了伊斯兰教。另一种解释认为，“东乡”一词的原意并非获得“东边的地方”（即河州以东地区），而是“东匈”之误。他们认为该族原为匈奴的土著居民同属于一族，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尽管语调不同。东乡回民在容貌体格方面与蒙古人相同。该族全区分为30会。各村都有自己的清真寺，数量颇多。人民愚昧而又固执。本省沿大道一带的匪徒多数是东乡回民。该族男人多半能讲汉语，妇女儿童中能讲汉语的则不多。甘肃的东乡回民总数约在15-20万之间。
（3）撒拉族：关于撒拉回民来甘肃定居的历史，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被穆罕默德的一为继承人从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Samarkand）驱逐出来的，据说是因为他们抢劫成性。另一种友好的说法认为，几百年以前，撒拉族的祖先听信了一位先知的话离开老家中亚细亚而另觅新地，那位先知用土地和水的颜色指明寻找新地的方向并把一匹白骆驼标称石头作为凭证，于是撒拉族就来到了甘肃。第三种说法认为，撒拉族是蒙古族人从波斯请到甘肃来的，并指定循化作为他们的居留地，正像在云南安排Shenkan回民居留一样。撒拉族迁入我国的第一时间一般都认为是明代的1368-1399。不管他们是由于什么原因迁来的，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从中亚细亚经西藏西部旅行数月之久最后到达循化地区的甘子工。直到现在撒拉族人仍然认为撒马尔罕是他们的故乡，都能说中亚细亚土耳其语。在很多地区，他们的语言中夹杂着大量的汉语与藏语，只有东部的Menda工讲纯粹的土耳其语。该族大部分人通晓汉语，但本族人之间则男女老少只使用萨拉语。该族人的相貌很明显地不属于汉人血统。妇女的服装则与撒马尔罕人相似。撒拉族居住的山区现在分为13个“工”，黄河以南有八工，以北有五工，工内语言各异，种族亦较复杂。人口总数约在5万-10万之间。其人民素称凶野，青年人多投身行伍或沦为盗匪。这都是因为他们贫穷愚昧又缺乏宗教教养之故，不足为怪。[30]
除此之外，中华续行委办会还对甘肃回族派别作了分析，指出甘肃回族“有新旧两派，本省是新派的根据地，新派又分数支派。吉黑利亚派（Jeheriya）被称为新派，在本省东半部颇为昌盛。该族首领权力极大，很难感召其中任何人皈依基督。西部新派之中有一派称为门阛派，河州有四大门阛。河州和宁夏二区内有很多伊斯兰先圣之墓，教徒们定期道这里来烧香致祭。另外还有一个“新新派”， 其总部设立在洮州古城，改派创始人已死于白狼之乱。近年来他们在宗教势力和商业组织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31]不难看出，与之前传教士对甘肃穆斯林感性、主观的描述相比，中华续行委办会已经上升到科学调查、严谨的学术研究。
2.藏族
甘肃省藏族主要聚居在甘肃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少部分居住武威。晚清至民国在甘传教士经常前往甘南藏族聚集地旅游、布道。对甘南地区及河西走廊的藏族作了记载描述。据义士敦考察，“在甘肃西部和西南部还有很多的藏族部落，说的藏语，使用的藏文，就书写的形式而言（受过教育的很少）。这些人是藏传佛教徒。”[32]
要前往甘南地区，必须经过临洮。临洮城外山上有一个特别大的神像，约有130英尺高，是Miss Jones对临洮的初印象。临洮秀丽的景色给Miss Jones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多漂亮的景色。绿色的山峦——气势雄宏。部分路上有大树映衬的阴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种类的野花；有的花特别香，沁人心脾。
天气非常好。可以看到山上的雪。
这里一大盆牛奶和一小块馒头的价格一样。[33]
甘南地区约占甘肃藏族居民的90%。据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洮河以南有48个部族，其首领以极为重要的卓尼大喇嘛寺为常驻地。......本省边界藏民中有的佛教徒分为红、黄、黑三派，各主要喇嘛寺院都驻有活佛。”[34]地势方面，洮河渭两河流域至藏边一带，地势逐渐增高，“海拔竟高达9000英尺”[35]。洮州总堂之西、南、北三面时有藏民出现，实际上洮江以南全部地区都有藏民居住。河州（导河）、循化、贵德三城以南的居民就全都是藏民了。[36]语言方面，“藏语和汉语一样也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文言主要在僧侣中使用，白话则分为无数土音。在甘藏边界一带布道的宣教师发现Drokwa土语使用最广，甚至可以通用到拉萨。”[37]此外，依据交易需要，当时甘肃边境形成了不少商业点，如临潭，藏族居民经常前往商业点出售羊毛、家畜、奶油及食盐等，还会购买粮食、家具以及军火。
3.寺庙
甘肃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拥有悠久的佛教历史和丰富的佛教寺庙。如甘南的拉卜楞寺、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张掖的大佛寺和马蹄寺等，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旅游景点。
1923年，三位英国女传教士旅途过程中经过张掖，对河西走廊的寺庙做了描述：
离甘州五里路，有一道河，又宽又险，我们的车费了一点钟的功夫才渡过去。[38]
（安全度过，遇到了一个本地基督徒的招待）次日又起身，再走几天的路程，到了喇嘛庙，庙里有七个活佛，还有七十个喇嘛。他们招待我们。搭好了帐篷，来了许多西藏妇女，她们从前也曾见过西国妇女，她们一群一伙的跑来，摸摸我们的头发，看看我们的手，试试我们的帽子，我们的手表，叫她们非常诧异，甚至庙里的活佛听见了，也打发人将表借了去看看。所以不久的工夫，我们彼此很和气，好叫我们传道于他们。我们来到的消息，传的真快，山中的妇女们骑马来看我们，她们骑马的胆量，和本事不亚于男人。6月16日是喇嘛跳鬼的大节期，我们在一旁参观。就想到这是魔鬼大有权势的时候......看热闹的人到我们的帐篷里来听福音，我们弹琴唱诗，叫来宾们很快乐，后来表明他们感谢的意思.....
我们在喇嘛庙布完了道，就回到甘州去，那一带地方不识字的人很多，有八十多人愿意记名入教。所以教他们注音字母，二十天后，就曾念了。
我们在甘肃共住了三年，有五百廿三人学会了注音字母。甘州城内有许多庙宇，有一座庙里供着一尊卧佛，长一百二十尺，高四十尺，据甘州人说，天下的佛，以此为最大了。又一座庙里供着观世音菩萨，她的面貌很像意大利国天主教的玛丽亚。
我们刚到甘州的时候，听说有北京磐山的僧人要到西藏去见活佛，全城的人欢迎他们，悬灯结彩，非常热闹。他们坐着车来，有许多西藏的兵护送，看见他们的面貌，却未得机会和他们谈话。[39]
巴格道（Mr. Parker）受当地官员邀请前往卓尼寺旅行，拜访杨土司。1883年7月11日，巴格道夫妇（Mr. and Mrs. Parker）及其孩子与Miss Jones一同出发前往卓尼。卓尼的风土人情给巴格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去年一位拜访过我的官员邀请我一起去探望藏族的首领杨土司。他是第十八位继承者，管理三个氏族，共包含38个首领（standards）。“女士和男士会分开，我被带到了首领的会客室。他很快就跟我们熟络起来。”紧接着我被带到了他儿子的房间，近日土司的位置已经由他儿子接替。新的土司向我展示了一本藏语版的圣经，说那是义士敦送给他的。紧接着，他又从我这里购买了一本官话版的《圣经》。
土司委派了一位官员陪同我们参观寺庙。主庙有300名僧人；另一座寺庙有100名僧人。藏族家庭都会将一个儿子送到寺庙侍奉佛祖，并由他的家人供养。[40]
同样，旅程给同行的Miss Jones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11月4日她在《亿兆华民》（China’s Millions）上刊载了参观卓尼寺时的所见所闻：
我希望你不会厌烦我向你讲述我们参观卓尼寺（Chau-ni-si）的经历。我们（Mr.and Mrs.Parker巴格道夫妇，孩子还有我 ）7月11日出发，很快就抵达了一个叫Tsoh-shun的地方。去年我和巴格道夫人来过这里来。当时我们遇到了官员及其二十名随行者在打击鸦片种植。初春时，鸦片刚长上来就被破坏了。当时，秦州的道台命令官员在该地四处探看，但我们发现只有离道路最近的地方种植的罂粟被破坏了。我们希望今年的损失能起到警示作用。
18日，我们看到一些西藏人，次日将西藏和内地分开的高山映入眼帘；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可以看到远处山顶的白雪。我们走得越远，住宿花的费用就越少，牛奶和鸡蛋非常便宜，仅用了6分钱就收获了一大桶牛奶。这里的人脚都很大，穿着靴子。一路上我们见了很多藏族人，绝大多数留着像罗马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s）一样的胡子。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我们下榻的院子属于一个汉族人和他的藏族妻子——藏族女子要比汉族女子便宜。
卓尼寺人都穿着汉族人的服装。妇女穿着宽松的、一直到脚踝的裙子，腰上系着宽宽的红色腰带。靴子和袜子都是用蓝色或者红色的材料制作。头发分成三股长辫子，两股优雅地垂在肩上，另一股掉在后面——已婚妇女的侧辫子漂亮地盘在一起。最中间的辫子上系着又圆又大的银片，几乎接近脚面；越有钱的人挂得越多。妇女们都非常勤劳；晚上，她们成群结队地从城里出来挑水。
寺庙装饰华丽——我们看到的一座寺庙屋顶由80根柱子支撑，其中一些柱子外面裹着厚厚的土耳其地毯。寺庙里有许多草龛（brass shrines），里面是圆寂僧人的骨灰（舍利），部分龛前摆放着漂亮的野花。最吸引我的是一座用黄油制成的神庙。约有一码高，上面装饰着鲜花和画像，均是由黄油涂成的。看起来很像蜡像。每年都会制作一个新的。寺庙打扫的非常干净，但祭司们并不讲究，身上散发着黄油的味道。我们经常被藏族妇女们邀请一起吃饭。他们的食物和饮食方式和汉族人很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会在茶里放黄油和牛奶。[41]
旅行期间，巴格道夫人、Miss Jones与藏族妇女打成一片，还受邀前往当地有威望的人家里做客。可见，在巴格道夫妇等一行人描述中，在当地民风纯朴，居民热情好客。
4.祈雨仪式
水是生命之源，尽管黄河川流而过，为甘肃的部分地区农业发展、作物生长提供了水源。但对地处西北气候干旱的甘肃省而言，降雨的多少依旧是影响农业发展、植被生长的关键因素。旱灾时，物价飞涨、农民困窘，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899年降水较少，甘肃部分地区大旱，严重影响了农民对作物的耕种。义士顿对当时农民焦灼的心情作了生动的描述：
秋季播种之际，农民们希望雨可以一直下。然而结果令人非常失望，紧接着又是干旱，这种情况持续一周后，物价开始飞涨。今天早上这种情况达到了白热化。面粉用完了，街道上几乎没有卖的面粉，一个馒头店不得不关门。昨天一个粮仓发生了骚乱，原因是面粉供不应求。[42]
祈雨在干旱的季节扮演着重要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民众恐慌的情绪。在甘的传教士分别对1886年、1899年甘肃旱灾期间的祈雨仪式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3-4月甘肃部分地方几乎没有下雨滴雨未见，长期的干旱使人们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不堪。不同等级的官员，步行前往寺庙，向神灵祈求降雨。很快就下雨了，且持续了很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天是晴朗的。两周之前他们祈求神灵降雨，现在他们又祈求神灵停止降雨，很快鸦片就可以收割了，长时间降雨会影响鸦片的收割和运输。神灵许诺三天之内会停。奇怪的是，雨确实停了，晴天又持续了三天，如此戏剧性的事情之前也发生过。三天之后又开始下雨，截至目前天气好像也没有放晴的意思。雨到5月都 没有停，道路阻断，没有办法进行长距离的旅行。[43]
几乎所有人都在盼雨。街上挂满了写满祈祷词的坠子。已经连续十多天没有吃肉了。（已经买不到肉了）。每个商铺的门前都挂着柳树枝。现在，为了阻挡热气，助于降水，南门也关上了。因为干旱，巡回布道的工作也有所延缓，距离上次吃肉已经41天了。我刚从城门进来时，一个道士在祈雨，他要求所有妇女离开街道，因此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大概两周。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祈雨展开。最荒谬是一个从新疆运来的老虎头也被用来祈雨。有人用绳子把它从桥上拉到黄河里去了；除了省委主席，所有的官员都去祭拜了；但两天后，它就被拉了上来，用鞭子抽打，还遭到一顿严厉的斥责，指责它没有为百姓尽力。由这位道士率领的游行队伍整天在城里转悠；他表面上在斋戒，实际上却靠大量的鸦片维持生命。[44]
从传教士的描述中可知，降雨是影响甘肃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干旱时期，民众会依据官方要求做一些有利于降雨的事情，如商人关闭店门，妇女不上街。干旱持续时间较长的情况下，政府会举行特殊的祈雨仪式，如鞭打老虎头。不同时期传教士对甘肃干旱时期祈雨仪式的描述，是了解甘肃民间信仰仪式及其变迁的重要史料。
4.祭祀仪式
祭祀仪式主要用于向神明或祖先表达敬意和祈求祝福，是民间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金乐婷对1927年地震后，兰州市举行的祭祀仪式作了描述：
地震过去两周之后，即新年前夕我们离开了兰州。街道上显得异常萧条，空气中好像弥漫着火药的味道，整座城市就像被疯狂扫射过一般。尽管时间还早，但已有数千人走出家门，跟随都督张广建去广河参加一个祭祀神灵的仪式。由于余震还在继续，人们依旧显得很慌乱。河岸加宽的部分直达下游的医院所在处，在那里搭起了一个帐篷，一次作为祭祀中心。导师们嘴里念念有词，还有人打着鼓，敲着锣，河岸上到处站满了手拿香火的观望者。当都督跪下将大家的罪过公布于众，并带头做自我检讨时，仪式达到高潮。在人们看来，地震很可能就是众人触怒神灵所受到的惩罚。
我们到达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时，与归来的祭祀队伍相遇了。当时都督正坐在华丽的官轿上，穿戴整齐的官员与士兵紧随其后。军队、警察和那些富裕的市民后来又返回河岸，与拥挤的人们一起继续着这项活动。我们慢慢穿过了拥挤的人群，最重离开了这座城市，过了桥，我们就踏上了为期七天的通往亚洲腹地的旅途。[45]
晚清至民国来甘传教的传教士都受过教育，语言文字能力较强，以文学或科学研究的笔触对于甘肃民族、宗教的描述，丰满了西方人视野中的甘肃形象。该群体对甘肃民族、宗教信仰的著述经历了由感性的旅行考察到严谨的科学调查、学术研究的变迁。
三、省会兰州
兰州作为省会，是甘肃最重要的城市[46]，是重要的交通枢纽[47]，得到了传教士较多关注。
1885年8月，巴格道（Mr. Parker）由天水前往省会兰州时正值雨季，是年甘肃降雨充沛。尽管旅途经历了暴雨和风雪天气，丝毫未影响其游览兴致。8月30日抵达兰州后，他于当天下午参观了内地会在兰州新租赁的房屋：“下午参观了内地会新租的房子。在南街，在一座地处陡峭山坡的庙宇的旁边，离黄河大约5里路程。德国的工匠来兰州时，这些坚固的房屋是织尼厂所在地。房顶均是用砖砌的，可以看到兰州的全景、蜿蜒的黄河，以及方圆二十里的山峦。”[48]周边的风景让巴格道惊叹不已：
东边明朝的墓地，对孩子们而言是非常棒的游乐场。后面，在山脚下，非常静谧，树木繁茂，溪流，还有一条小河，无数的喷口将水从上层地球和红砂岩之间的砾岩中倾泻而出带动水车转动。[49]
1891年5月，艾礼门（Mr. Alfred Bland）在义士敦（Mr. Easton）的陪同下经“天水-平凉-固原-兰州”游览了甘肃。艾礼门对旅途中的景色作了细致地描绘：
从兰州到凉州黄河的河岸逐渐降低。远处巍峨的群山构成了壮阔的背景。城墙倚偎（环绕）着黄河的另一边，形成了良好的堤防使居民免受洪水的伤害。左边可以看到一台外国蒸汽机慢慢地从河里抽水，为其中一个衙门供水。一座精美的船桥横跨这条河。呈现在旅行者眼前的风景如画作一般美好而静谧。[50]
来甘旅行的卜存仁（W.M. Belche）表示，在兰州可以感受到不同地区的风情。他经抵兰州时正值夏天，兰州湛蓝的天空及客栈让他流连忘返：
甘肃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离不开黄河的滋润。甘肃非常干燥，夏天炎热冬季寒冷。在甘肃气温骤降至零下好几度很常见，然而，天空总是如盛夏一样湛蓝。冬季的绝大部分时间，这种天气会持续两三个月，冰层会有两三英尺厚。不过一切都可以忍受，因为这里有着优质的煤炭资源供人使用。甘肃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和水稻。中国的客栈主要有三种——马厩式客栈（mule-inns）、椅子式客栈（chair-inns）和车厢式客栈（cart-inns）——有区别也有相似。甘肃的车厢式客栈通常就是一个四周有围墙的院子，围墙大约有八到十英尺高，房间通常都朝向正门，也许还有几间在院子的两侧，当然都是在底层。但是大米并不是非常普遍。该省的庭院围墙都比较高，炕比较普遍。[51]
“巨大的城门，拥挤的街道，到处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商店、寺庙、清真寺，以及公共建筑，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了这就是兰州。”[52]同样，兰州的建筑及风土人情给来甘旅行的内地会女传教士金乐婷留下了深刻印象：
站在兰州传教所的门外，或是步入繁华的街道，你都会有种在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过的印象。流动的人群是那样让人着迷，大家都在忙着说东道西，感觉就像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我们在开罗和大马士革见到过的身影竟然也会出现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偏僻的角落地带，他们来此做什么呢？我们充满了好奇。这样一个偏远的省份，是如何与印度、波斯以及土耳其取得联系的呢？答案不容置疑，就是道路，是丝绸之路——那条穿越这座黄河上的城市，今儿与印度洋、里海以及地中海于中亚交汇的道路，它意味着什么，我们此刻似乎才真正明白了。
兰州，据多隆子爵所言，是几个世纪以来连接东西方贸易市场的东方终点站。在喀什两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仍是中国的领土范围，它所连接的贝、南、西三方的道路于此汇聚。生活和商业的潮汐因为早期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涌动，直到现在依旧如此。穿过中国的西大门，这些商人将他们的财富倾入了这样一个拥有百万人口且经济效益良好的省份。因为，在兰州的街道上看见贩卖丝绸和珍珠的印度商人，看到从卖家归来的穆斯林朝圣者，常胡子的中国商人或者俄国人、土耳其人以及来自中亚的裹着头巾的穆斯林，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他们通常都穿着高筒靴，配着腰带，绑着头巾，带着高帽，还赶着长长的驼队，面部轮廓很是分明。
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穿着红色藏袍的来自西藏寺院的喇嘛和生活在其黑暗统治下的身形强壮的山民。后者穿着羊皮，头发脏乱，看上去纯朴又羞涩，似乎与这座城市的奢华格格不入，但对我们而言，他们却比那些穿着体面的人更加具有吸引力。我们就这样热切地看着他们，跟着他们在市场上徘徊，听着他们兴奋地诉说着奇怪的语言。但这只能是个插曲，我们要观察的还有很多。
兰州这座城市竟然会如此风情万种，而且军事作用这样重要，这一切都让我们有些吃惊。当然，作为中心城市，这里必然是官僚阶层的汇聚处，但我们没想到这里居然会有新军，身穿外国制服的军官和士兵似乎控制了这座城市。军号一直响着，附近的总督府外有一列军队正在行进着，毫无疑问，这是为了警惕随时可能发生的穆斯林起义。尽管大的起义早已被镇压，但在我们到达这里的第五天时，起义又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业和休闲活动依旧如常，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没有丝毫的意识。拥挤的人群在总督衙门前围成了一个圈，观看着来往的官员们。里面是个宽阔的办公地带，官员们来来往往都在这里处理着重要事情。圈子之外依旧是拥挤的市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在那里无论是外国的香烟，还是西藏的酥油，什么都能买到。远处的主街道上是高级的商业店铺，里面拜访者漂亮的皮毛和用最好的驼毛制成的颜色亮丽的细布。适合新、旧不同品味人群的鞋店和帽子店混杂在一起，昔日那些高贵凝重的黑色缎子，现如今，大部分已被黄色皮靴和颜色亮丽、形状各异的针织帽所取代。那些拐角处的店铺旧没有这么现代化了。我们就这样一直走着，突然一抬头就看到了老字号书店“行云堂”。[53]
金乐婷指出，兰州的建筑风格是其他北方城市无法代替的。因为城市繁华，客流量较大，黄河沿边的道路交通比较拥挤，过河时需要等许久才能通过。兰州街面上奔跑的马车风格迥异，被皮毛、天鹅、白色虎皮等各种饰品装饰的马车和轿子，令人眼花缭乱。中山桥在上“迟迟不能前进的原因是桥面太窄，而且上面除了人之外，还有骡子和骆驼等牲畜。行人们争抢着通过这样的一些封锁线，进而到达桥的两边，这个过程足足要花费他们好几分钟的时间。”[54]金乐婷指出，桥梁的修建，在人流量较大时，有效缓减了交通拥挤。
除此之外，金乐婷还对中山桥附近的堤岸作了描述：
远处的郊区与这座既窄又长的桥梁连接着，河岸边都是山，仅有一条小道。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重要性，因为从这里过河，就能踏上通往中亚的漫漫长路。从上向下看，有很多寺庙。这些北方的高地真的是朝拜者的圣地，因为寺庙真的很多很多。这些寺庙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异常迷人，一座紧挨着一座，从水的这边一直到天的尽头。那些重要的寺庙一般都坐落在繁华的街道上，当然也有在山顶上的，那些小点儿则点缀在路周围其他的地方。[55]
在来甘传教士的笔下，兰州作为甘肃省省会充满了异域色彩，具有独特建筑风格，而作为兰州标志性建筑，中山桥连接了兰州各建筑形成了建筑群。
四、河西地区
河西地区位于甘肃的西部，因地处黄河的西边而得名。通常意义上的河西地区并非严格以黄河为线，而是主要指祁连山以北，包括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武威。晚清至民国来甘传教士对河西地区作了描述。
嘉峪关位于河西走廊的中部，因嘉峪关命名。嘉峪关被称为是中国的西大门，距肃州20公里，因此肃州的地理位置也变得至关重要。据来甘旅行的三位英国女传教士描述，过嘉峪关时，“有一种规矩，就是往长城上边扔一块石头，如果石头并进来，是吉祥的兆头，如若落下则为凶兆”[56]。嘉峪关外“只有一片旷野沙漠”“从嘉峪关离开中国的人，都是悲哀的，如革职的官吏，充军的罪犯，无家的游子，并漏网的强盗等”。[57]内地会女传教士金乐婷指出，嘉峪关的城门在特定的才会时间开放，行人需要先登记姓名，花200元现金买票，才有资格通过嘉峪关。因此出嘉峪关门时，经常有人题词“妻子母亲渐渐远，想他们想的泪涟涟。”“离开嘉峪泪纷纷”[58]表达难受与不舍。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据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
嘉峪关一向被称为入中原之门户。往中亚的旅客在此处穿过长城之臂进入隔壁沙漠。出关以后，旅客须亲自带食品及牲畜饲料。玉门关一带人口较为稠密。安西为行旅重镇，将来在通往中亚之路上设立一系列总堂以后，该城可辟为宣教师驻在地。安西城外尽为黄沙，甚至与安西城墙相平，把古城埋没在黄沙中了。通往中亚大道从这里向西北穿过沙漠；从这里往西南还有一条小道可达喀什噶尔（新疆之疏附），一般冬季使用。这条小道经过敦煌，敦煌地区既有灌溉之利，人口稠密，农产丰富，可供应安西及其他贫瘠地区之需要。[59]
酒泉位于张掖的西北面，距离约200公里。酒泉市古称“肃州”，是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酒泉郡设立，因“城下有泉，其水若酒”而得名。酒泉给途经甘肃的英国女传教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邻水，不就到了肃州，古名酒泉。在1862年回回造反，把旧城拆毁，后来新城造好，不准回回在内居住，但是关厢有许多回回。进了城门，看见人们的服装与内地不同，华人称他们为缠头，他们讲土耳其话。店铺里所卖的布，和中国布不同。城里的买卖很发达，许多铁匠忙着钉马掌，车行的生意也很忙，因为王西北的车辙宽，一切的车必须在这里换轴，比原来的轴长着一尺。我们先投了一座又脏又喧闹的点，次日赁了一个小院，房主是喀什噶尔的商人，此人从前常到汉口，北平去，所以他已经开了眼界，他很欢迎我们，虽然他是回回，却喜欢我们住他的房子，我们来到的消息，传遍全城，有许多人来看我们，其中有官，有学生，学生听说我们是英国人，请我们教他们英文，但是我们忙着传福音，没有闲暇，他们肯给很厚的束修我们仍不肯教，以致他们甚觉得稀奇。但我们住的地方太狭窄，所以又要找意见宽绰的屋子，过了几天，主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宽绰的地方，里面不但有我们可住的地方，并且也有余屋可以开两个查经班.....
紧靠房东的住宅有一座花园，内有许多果木树，房东请我们在那里随意消遣。所以我们住在甘肃的时候，并未搬到别处去住，实在是主所给我们预备的好中央地点，那地方僻静，远离街市的喧哗，并且四围的邻居都是安善良民。我们头一次出来散步，到了一座阎王庙，把门的是哼哈二将。庙上挂着一块匾，四个字是“你可来了！”我们把这句话放在自己身上也很合适，觉得耶稣的门徒可来了。并且是来与黑暗交战。恰巧有一个武官庆七十岁寿，不但城里，连那一带的官、绅、士、民都来庆贺。搭台演戏，设摆宴席......各家的妇女都可以迎接我们，所以福音并非枉然。我们初占房子的时候，房东因为怕土地爷见怪，不叫我们动土修理，但是到了冬天，开了禁令，我们就将屋子收拾好，以为很舒适，但是邻居等人对我们说，“等到大风刮起来的时候，你们再看罢！”不错，果然挂了一阵很厉害的风，挟裹着沙漠的土砂，打在房上好像枪弹一般。我们的衣、褥等物都被沙土埋上了，我们就晓得如果在半路上遇见这种风，连人带牲口一个也不用打算活，我们用纸将门窗上的缝子都糊上。但是冷风差不多天天刮，天气非常的冷。有一次一个农人给我们新鲜牛奶喝，可惜几个月后，牛因病而死，我们所吃的中国饭并不是很讲究的。[60]
可见，在传教士眼中，酒泉充满异域色彩，商业发达，本地的居民热情好客，主动为传教士们安排食宿。
金塔是酒泉的一个县，据来甘旅行的传教士描述，从肃州到金塔的路程，并不好走：
这城池是山西太原的人二百多年前来创立的。那座塔是仿照印度式样建筑的，听说塔顶是金子做的，故此叫金塔，后来回回给换了铜的，如今连铜的也没有了。我们正赶上城隍爷出巡，他们把偶像放好了后，都跑来听我们讲道。一天遇见一位朋友，他曾在肃州听过福音，买了一本《新约》，他请我们到他家去，马太太是一位老齐姑，很通属灵的事，我们告诉她救主如何受苦，她很受感。我们离开金塔，到了一座文殊菩萨庙，在那里有几百座小庙在山上，有许多中国西藏的香客接连不断，远方来的客也不少。[61]
可见，在传教士描述中，金塔一个历史悠久、民风纯朴。瓜州因盛产蜜瓜，瓜香味美而得名。位于河西走廊西端，隶属于酒泉，东临玉门关，西联敦煌市。来甘肃旅行的英国女传教士对瓜州的建筑、风土人情及其中秋节的气氛作了描述：
到了安西（酒泉瓜州），见沙土已经屯到城门口和墙头，不久将要淹没。安西是一个岔路口，如上哈密，和东伊犁的大道，并且是往敦煌的路。敦煌离安西四站，因为从早就听见敦煌有可观的庙和洞，已经有许多博士从英，美来搜查古迹，我们也会见美国的一组。故此定意也要去看看，可不是看古迹，乃是搜查救主的珍宝，就是人们的灵魂，路比平常更难走。敦煌周围的地土肥美。[62]
8月15日到了那里，街上摆着许多月饼，供月亮的，这乃是要紧的地方，曾在一个庙里找出好几国文字的文件，一些欧美的大博士还不能念哪。可惜居民们吸鸦片。有两个喀什噶尔的妇女来看我们，她们的体格很壮实，穿着五彩的衣裳，也会说中国话，相谈许久，请我们到她们家去，请我们吃羊肉，照他们的规矩用手拿着吃。[63]
布隆吉乡，位于瓜州县的东部，英国女传教士对该地人口、道路状况作了描述：
到了布隆吉，这地方从前很兴旺，居民有五万多。但如今破败的很，不过只有数百居民。这段路程里经过十几座破城，连一个人也没有，沙漠地在这几千年来，好像一只卧着的恶虎，渐渐将一切都吞噬了。没有亲眼见过这种光景的，不晓得这地方的情况是如何可叹......这一带地方有许多谣言，如说布隆吉就是埃及田乐园，土下边有洞，内有宝贝，并有邪鬼守护者。我们白天行路，常看见海市，用千里镜一看，看见一个大湖，周围有许多树木。及到了那里，不过只有一片黄沙而已。[64]
武威市，古称凉州，曾经是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大凉、西夏（神宗）的都城，因而有“六朝古都、西北首府”之称。来甘旅行的传教士描述到“从宁夏出发，穿过蒙古平原，经过十天的旅程就会抵达武威，这是一个比宁夏和西宁更重要的地方，客流量更多”[65]。
1891年4月8日，武威的物产丰富和繁华给在甘的内地会传教士艾礼门（Mr. Alfred Bland）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凉州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街道繁华，有很多大型的商铺，几乎没有空闲的地方，可以说凉州是甘肃最繁华的地区之一。我们了解到，很多商铺都都有巨大的仓库，出口商队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杏干、葡萄干等，在凉州交易数额巨大。[66]
在甘旅行的金乐婷在注意到武威物产丰富，商业贸易往来频繁，交易数额大，大型商铺琳琅满目的同时，还对武威的人文环境尤其是建筑作了细致的描述：
凉州整齐威严的建筑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很少见到这样漂亮的房屋。虽然房子不是很大，但敞开的炉壁，完美的室内陈设，都让我们满心欢喜。在这里，让我印象深刻并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宽敞的很有家的感觉的中式建筑。比如，早晨做礼拜的卧室就是如此，明亮的火焰燃烧着，屋子里暖烘烘的。[67]
武威、张掖，一金一银，是河西走廊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缩影，来甘的传教士对张掖作了描述：
到了一座小城名叫邞夷（却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而有城墙的城。那里的官很好，城周围的田地也很肥美。
从邞夷到高台，乃是要紧的地方，街上各种菜蔬都有，如西瓜、茄子、洋葱等。那里也有种棉花的，男人们纺线织布。也有上好的硬煤，差不多没有烟。从高台到肃州有两条路，分甚么时候可以选着走。这时候我们选择那条高路，紧靠着天山。这条路上的沙土很硬，车走的很好。第一站到了一座破城，叫骆驼城。在中亚西亚有许多城被沙土淹没。这就是其中的一座。城内还有一座小庙，并一间小房，里头住着老夫妻二人。[68]
在来甘传教士的眼中，张掖与武威一样充满生机，蔬菜、水果等物产因有尽有。张掖佛教资源丰富，来甘旅行的传教士对甘州附近的风景及马蹄寺作了描述：
甘州往南走一百二十里路，有一座喇嘛庙，名叫马蹄寺。前清乾隆皇帝作了一个梦，梦见有一座稀奇的庙，所以就打发人去找，到了此处，看见石中有马蹄的样子，就盖了一座庙，起名叫马蹄寺，在那里布了一回道，就回甘州去。在路两旁看见大烟苗，一名罂粟花，心中想到中国的大害就是鸦片，从外国运来还不够，自己还要栽种，到什么时候方能免这种毒害呀？[69]
来甘传教士对于甘肃河西地区的描述，重现了丝绸之路往日的繁华。在传教士的描述中，张掖、武威等地物产丰富，佛教文化资源丰富，客旅量大，民风纯朴，令人流连忘返。
结语
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跨国史”兴起，史学家逐渐将研究视野投向非国家行为个体。在华西方人学习语言，不断适应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与中国社会互动，是“跨国个体”的典型代表。其经历与记忆既是连接中西的纽带，亦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印记。晚清至民国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的观察和描写，是该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候选人培训阅读的重要文献资料，亦是该时期西方教会乃至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来源，对于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勾勒和建构扮演了重要作用。
来甘传教士对甘肃形象的描述是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形象描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来甘传教士的描述中，甘肃是重要的商业集散地和交通交汇区。尽管地势高峻，但气温还算适宜，黄河及其支流是甘肃的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地处中国西北角，有高峻延绵的山峰、广阔的农田及复杂的语言结构，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形成了西方人对甘肃的初印象。
从晚清至民国，传教士群体对甘肃民族、宗教信仰、气候、人口的著述经历了由感性的旅行考察到严谨的科学调查、学术研究的变迁。晚清至民国来甘传教的传教士均受过教育，语言文字能力强，以文学或科学研究的笔触对甘肃民族、宗教的描述，丰满了西方人视野中的甘肃形象。
除了文章中笔者对来甘传教士对甘肃整体形象、民族信仰、省会及其河西地区的描述。来甘传教士还对甘肃其他地区如平凉、天水以及定西的描述，也有对甘肃自然风光、人文风俗的描述。从词汇的使用及其评价可以看出，晚清至民国来甘传教士对于甘肃的评价有褒有贬。其中，褒的描述对于当今甘肃文化符号的提取及文旅产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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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age of Gansu in the Writings of Missionaries in Gansu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LI YUE https://orcid.org/0009-0000-5561-5115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an period, Missionaries entered Gansu Province, Which located in China's northwestern frontier, to propagate their faith. While engaged in preach and travel, missionaries in Gansu conducted detailed observa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region, producing a wealth of written accounts. Utilizing the writings of missionaries who either proselytized or traveled in Gansu as historical source material, this study extracts their descriptions of Gansu's overall image, its ethnic groups and religions, and specific accounts of Lanzhou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s well as the Hexi Corridor areas including Zhangye, Wuwei, and Jiayuguan. This process roughly outlines the image of Gansu as presented in the writings of these missionaries. Analysis of the vocabulary used and their evaluations reveals that the missionaries' assessment of Gansu was predominantly positive. In their collective portrayal, Gansu held significant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nd possessed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These writings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 points for the extraction of Gansu's contemporary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Missionaries; Image of Gansu
DOI: 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506_(24).0011
[1] 甘肃在1928年之前包括西宁道、宁夏道；1928年后相继划出建成青海、宁夏两个行省，脱离甘肃管辖。鉴于课题研究的初心即（文旅产业、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研究成果的转化，课题主要将研究的区域范围定为1928年以后的甘肃，管辖地区基本上与现今甘肃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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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英]金乐婷著，尚季芳、咸娟娟译：《大西北的呼唤：女传教士西北见闻录》，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68] 季理斐译：《西北边荒布道记》，上海：广学会，1929年，第23-24页。
[69] 季理斐译：《西北边荒布道记》，上海：广学会，1929年，第37-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