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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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君（福建师范大学）
摘要：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传教士形象，作为一个异国形象群体，每个作品中的传教士形象都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对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传教士形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笔者将其归纳为虔诚善良的人道主义者、阴险虚伪的侵略者、世俗性和宗教性相结合的基督徒这三类，并总结出传教士形象塑造的差异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及其精神信仰、“社会集体想象物”、时代环境大背景有关。
关键词：二十世纪、来华传教士、异国形象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206_(18).0006
因近代受列强侵略影响，中国开始以一种被动的姿态与世界进行交流，自此，大量的西方传教士以宗教传播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宣扬教义，据教会内部记载：“1889年有1296名新教传教士在华”[1]，“到1905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已经到达3445名，其中包括1432名男性、1038名传教士妻子、964名单身女性”[2]。清末民初时涌现了许多著名的传教士，如系统地翻译了中国经典的汉学家理雅各、最早在中国进行医学传教的合信、通过兴办教育进行传教的西方文化使者林乐知以及长期负责管理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丁韪良，这些传教士在传播神学知识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国的教育、医学、新闻业等现代领域，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技术，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贡献了力量。由此可见，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局限于单纯地宣扬宗教精神，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因此，作家们在创作时都无法忽略这样一个特殊的异国群体，纷纷将传教士写入他们文本，并成功地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传教士形象，既有在宗教活动的掩盖下残害中国百姓的殖民侵略者，还有为上帝传播福音、为中国带来西方文化的布道者等等。在过去学界的来华传教士形象研究中，学者习惯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传教士分为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现代文学中的传教士化为妖魔，而当代文学中的传教士则升为天使。事实上，文本中的传教士形象并不只是单一的好或者坏，还存在其他的因素有待于深深挖掘。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将以来华传教士形象为切入点，以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为一断面，以传教士的个人经历、行为、品性等为依据，将传教士形象进行分类研究，并探索其塑造差异的原因。
一、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来华传教士形象分析
各类形象鲜明的传教士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凸显，本文选取深度描摹来华传教士形象的文本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如《邵武四十年》《金陵十三钗》《二马》《冲积期化石》《丰乳肥臀》《一句话顶一万句》等文本，通过对作品中的传教士形象进行整理分析，将其分为虔诚善良的人道主义者、阴险虚伪的侵略者、世俗性和宗教性相结合的基督徒三大类。
（一）虔诚善良的人道主义者
此类传教士在作品中多以正面形象存在，他们内心怀揣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忠于上帝，忠于传教使命，深深热爱着为人类传播福音的事业，希望将福音和爱传给更多人民，让更多的人民受到上帝的庇佑。他们在中国传教的行为体现了基督教中平等的博爱精神、无私的救赎精神和伟大的宽恕精神。
刘震云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展现了一个为宗教而献身的传教士形象——老詹。老詹在26岁时就跟随叔叔来到了中国，为河南延津的传教事业奉献了四十多年的时光。他身上最可贵之处就是对宗教执着的信仰。虽然在老詹长达四十多年的传教生涯，仅仅只发展了八个信徒，可他从未放弃过神圣的事业，尽管已经七十多岁的高龄了，仍每天跑遍延津县劝说人民信教。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在落后闭塞的农村，人民都在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而拼命奋斗，没有多少人在意精神上的需求，真正愿意信教的人寥寥无几。延津人民总是对老詹说：“你要能让主来帮我贩茶，我就信他”[3]，“你要能让主来帮我破竹子，我就信他”[4]。因为在延津人民看来，“宗教要能解决现实的问题，才可以成为他守护的岗位”[5]。可正是因为在无人信主，无人信他的情况下，老詹依旧坚守着，这才体现了老詹的精神的可贵。后来，老詹坚持不懈地传教行为展现了传教士的虔诚和执着，是老詹的信念给予了吴摩西心灵皈依的家园。
严歌苓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塑造了一位英格曼神父，他心怀善意，对中国人民有着深深的怜悯之心，是“救赎”的象征。英格曼神父无法违背自己善良的内心，无法对人的生命置之不理，所以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中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他保护着四十四位女学生，他也在危及的关头，救下了中国伤兵。虽然英格曼神父说：“很抱歉。请不要逼迫本教堂违背中立立场。[6]”但他心里仍想着“不能置门外的中国士兵的生死于度外”[7]。他还收留了在战争中无处藏身，连安全区都嫌弃的妓女，他想着“让她们在仓库里先藏一两天，我和国际安全区交涉一下，再把她们送到那里去”[8]。英格曼神父作为救赎的象征，在严峻危急、自身难保的情况和形势下，依旧勇敢地为中国人民撑起保护伞，这样的行为震撼了原本贪生怕死的妓女的心灵。他不但在物质层面拯救了被人轻视且玩弄的妓女，而且也从精神层面救赎了这群妓女的灵魂。妓女原本“是被社会道德放逐的边缘人”[9]，“是危险的、具有社会破坏力量的群体”[10]，但是最后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完成了对女学生的救赎。
传教士福益华（Edward Bliss）是非虚构文本《邵武四十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善良博爱的传教士。他的内心有着充足的宗教信仰活力，并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掌握着现代社会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于十九世纪末从太平洋的彼岸漂洋过海到中国，再顺着闽江逆流而上，最后到达内陆的盗匪狂獗、民生艰辛的偏远小山城邵武，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利用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通过“医学”“教育”“出版”等方式在此进行“间接传教”，希望将福音的种子带给人民，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并在此坚守四十年。福益华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且来自有身份、有教养的家庭。“在福益华的时代，只有1%的男子是大学毕业。[11]”可见，福益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没有留在美国享受优越的生活，也没有在本土为他的同胞做贡献，而是带着他所掌握的现代化的新技术和虔诚的内心信仰来到了偏僻落后的邵武，为闭塞的乡村书写现代化的篇章。他凭借着自己个人的微弱的力量为闽北地区提供了现代化的医疗服务，解救了当地人民的痛苦。前三十年，福益华一边学习当地方言一边救治当地的病人，他抢救难产的孕妇，为新生婴儿提供新鲜的牛奶，建立现代化的医疗诊所，寻求控制牛瘟的方法……他克服了众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改善了邵武落后的医疗状况。后十年福益华与自然、精神灾难作斗争，这期间他经历了洪水、瘟疫、疟疾和军阀混战等多种劫难。洪水冲走了他的心爱的诊所，疟疾入侵了他的身体，军阀混战差点使他丢了性命，但是福益华依旧坚持着他的初心，履行着他的使命。
（二）阴险虚伪的侵略者
此类来华传教士的宗教信仰并不纯粹，他们虚伪且阴险，带着深深的殖民野心，怀揣着不良的目的，凭借着传教士的身份，做出了一系列违反教义的行为，谋取私利，蔑视并且迫害中国百姓。
张资平的小说《冲积期化石》中刻画了一个伪善又贪婪的申牧师。他有着十余年的传教历程，是一个资深的传教士，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基督精神。他心灵已麻木，“忍心作宣教士的爪牙，帮助他组织一个残酷无人道的教会政府”[12]，借着宗教的名义为自己谋私利，不惜伤害他人的性命，即使是自己的女儿也在所不惜。为了满足在金钱和权势方面的欲望，申牧师让自己的亲生女儿璋儿去照顾有着三妻四妾的官府大人的马公子，将亲生女儿当作摇钱树。在璋儿被马公子玩弄抛弃了以后，身为父亲的他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怜悯与同情，反而斥责璋儿“天下也有这么蠢的东西[13]”，以致璋儿最后在父亲尖锐的责骂声中走向了死亡。正是申牧师“一面教人认罪，一面背着人作恶”[14]的行为毁了少女璋儿，但他却从未有过愧疚之心，他还理直气壮地说“璋儿的死是天罚，是上帝叫她死的”[15]。亲生父亲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摧残自己亲生女儿的行为，已经完全与人性相背离。这种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观念，揭露了申牧师信仰上帝的虚假和热爱金钱的真实。
老舍作品《二马》中的伊牧师是一位在中国传教了二十多年的传教士，他的身上充满了帝国主义殖民色彩，鄙视中国百姓，是一个极其虚伪的英国传教士。伊牧师十分熟悉他眼中的中国，“对于中国事儿，上自伏羲画卦，下至袁世凯作皇上，（他最喜欢听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16]。但是“他的信仰极端褊狭，带着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色彩”[17]，在伊牧师的言语中弥散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时常在嘴边说着“到底是老英国呀”[18]。他的脑海中也深深根植着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思想，“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19]除了心怀殖民侵略的野心，伊牧师还是一个极其虚伪之人，他的宗旨就是“传教士是非有两副面孔办不了事的”[20]。伊牧师平时都是偷偷地喝酒，不敢让教友们看见，但却又要在酒桌上假惺惺地说“我平常不喝酒”[21]，“只是遇着朋友，爱来一杯半碗的喝着玩儿”[22]，以此来显现他的敬业和友善。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国人民，在背地里辱骂中国人民，就连他的教友老马也不例外。但是他却又极力地在中国人民面前表现出他友好善良的一面，为中国人民提供帮助。当伊牧师费尽心力为二马联系好住房以后，他内心并没有助人为乐的体悟，而是“跑到街上，找了个清静地方才低声地说：‘他妈的！为两个破中国人……’”[23]。这样如此矛盾的行为心理，将这位虚伪的传教士刻画得淋漓尽致。
《正红旗下》中有一个异国形象——传教士牛牧师，作品生动地展现了这位传教士的虚伪、贪婪、卑劣。牛牧师来华是因为他那位在中国卖鸦片而发了大财的舅舅告诉他：“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你可以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24]。为了摆脱在美国穷困潦倒的生活，牛牧师就假借着传教的名义来到了中国。他任何行动的宗旨都是利益至上、金钱至上，所以他对传教工作也不大认真，因为“传教毕竟与贩卖鸦片有所不同”[25]，在传教工作上全力以赴并不能像贩卖鸦片一样发大财。牛牧师与伊牧师一样，民族优越感强烈，瞧不起中国人，“他觉得只凭自己来自美国，就理当受到尊敬。他是天生的应受尊敬的人，连上帝都得怕他三分”[26]。牛牧师在中国过上了吃饱喝足的神仙日子，“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27]。可他并不满足，看着天主教的神父们“条件好，势力厚”，可以“买教徒，用势力庇护教徒，甚至修建堡垒，藏有枪炮”[28]，像个小皇帝，这让牛牧师非常羡慕，于是他开始渴望获得地位和权势。当多老大恭敬地向他请教关于《圣经》的问题时，他就开始膨胀自满，“觉得自己是一朵刚吐蕊的鲜花，没法儿不越开越大、越香”[29]。多老大对牛牧师的讨好与谄媚满足了牛牧师的虚荣心以及所谓的民族优越感，所以牛牧师非常喜欢多老大这类人，因为他们“穷，没有一点架子，见了他便牧师长，牧师短，叫得震心”[30]，这让牛牧师“觉得自己多少像个小皇帝了”[31]。也正是出于对权势地位的渴望，当有钱有势的定大爷邀请牛牧师赴宴时候，牛牧师非常兴奋，“拿着那张请帖，老大半天舍不得放下”[32]，完全忘记了定大爷也是他瞧不起的中国人，他此刻只知道定大爷是阔人财主，想着“他须抓住定禄，从而多认识些达官贵人，刺探些重要消息，报告给国内或使馆，提高自己的地位”[33]。牛牧师的所作所为，使他彻底与基督徒的身份背离，完完全全显现了他利用宗教谋取私利的卑劣行径。
（三）世俗性和宗教性相结合的基督徒
这类传教士有着传教士的身份，但同时也明显地展现出世俗性的一面，有着凡俗人的七情六欲。《丰乳肥臀》中的马洛亚牧师就是宗教性与世俗性相结合的典型。
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莫言从凡俗人性的角度，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既具有宗教性，又具有凡俗性的传教士形象——马洛亚牧师。马洛亚牧师怀着对上帝虔诚的信仰，独自一人从瑞典来到高密东北乡传教，他有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心系苦难的百姓，希望为中国人民带来福音，希望更多的人民受到上帝的保佑，他给战乱无数的高密东北乡带来了一丝温情的色彩，给受苦受难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慰藉。马洛亚牧师虔诚地信仰着耶稣基督，他总是不停地向主祷告，嘴里时常念叨着“万能的主啊”、“主啊”、“阿门”的字眼，以祈求获得上帝的保佑。文本中对马洛亚牧师的描写总是带着温度：他的“脸上是表示友好的、悲天悯人的微笑”[34]，说他的眼睛是“温柔的蓝眼睛”，是“闪烁着悲悯蓝光的眼睛”，是“湛蓝色的、迷途羔羊一般的永远是泪汪汪的”，马洛亚牧师的蓝眼睛里所传达的是一种博爱、怜悯的眼神。马洛亚牧师怜悯着高密东北乡的百姓，日本人血洗高密东北乡后，马洛亚牧师看着乡亲们破碎的尸首，他万分悲痛。在埋葬乡亲们尸体时，马洛亚牧师的表现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失魂落魄和痛苦，“马洛亚牧师脚步踉跄地对着我们走来，太阳已经偏西，他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35]，“马洛亚晃动着高大的身体走在最后边”[36]。同时马洛亚牧师也为这些逝去的百姓祷告，“主啊，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灵魂吧……”[37]在马洛亚牧师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善良、博爱、悲悯、虔诚的基督宗教精神。
于此同时，马洛亚牧师身上还彰显着凡俗的人性。在《丰乳肥臀》中，作家莫言详细记叙了马洛亚牧师与有妇之夫上官鲁氏凄美的爱情故事。正是从这个爱情故事中，马洛亚牧师凡俗性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马洛亚身为一名宗教徒，本应该遵守着基督的教义，但是他却与有妇之夫上官鲁氏之间产生了爱情，并且与上官鲁氏拥有了一双儿女。由此可见马洛亚牧师心中有着普通人的情欲和性欲，他向往着甜蜜美好的爱情生活，向往着平凡百姓的世俗人生。除此之外，马洛亚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性与高密东北乡的人民相同，他会用毛驴磨面粉，会做面，还会抽旱烟。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影响下，马洛亚牧师的思想也逐渐走向了中国化，在给儿女起名字时，上官鲁氏说：“俺婆婆曾说过，如果生下个男孩，就叫他上官狗儿，她说男孩起个贱名主着好养”[38]。可马洛亚牧师立马对上官鲁氏的提议表示不赞同：“不好不好。什么狗呀猫儿的，这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也同时违背孔夫子的教导，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39]。一个瑞典传教士却能随口说出孔子的名言，可见马洛亚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之深，他所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深。在中国传教的岁月里，马洛亚牧师的生命渐渐地与高密东北乡相结合、与中国相结合。代表着宗教性的马洛亚牧师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上帝的福音，也给被封建礼教所迫害的上官鲁氏带给带来了希望。上官鲁氏从宗教信仰中获得了精神的支柱，“马洛亚牧师传递的基督之爱成为他们心灵的避难所”[40]。这种基督精神使上官鲁氏能够勇敢乐观地面对苦难，战胜苦难，成为一名坚韧勇敢的女性。同时，代表着世俗性的马洛亚牧师，解救了无人关爱的上官鲁氏，给予了她真挚而又幸福的爱情。“在高密东北乡的一隅，他们相亲相爱，生儿育女，恰似生活在幸福的伊甸园。”[41]马洛亚牧师与上官鲁氏的恋情被裹上了一层“救赎”的光环，马洛亚牧师“以爱情拯救了上官鲁氏的肉身及灵魂”[42]，使得这份爱并不因为是偷情而被贬低。
二、二十世纪来华传教士形象塑造差异的原因
近代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来华传教士获得了进入中国的合法通行证。“军事入侵而带来的便利，却形成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畸形发展”[43]，传教士凭借着殖民侵略性质的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也说明基督教已被帝国主义侵略者当作成一种殖民统治的工具，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不能与殖民侵略完全割裂。他们的在华传教活动总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卷入在一起，传教活动既有纯宗教性质的一面，也有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面。他们通过在中国建立医院、教会学校、孤儿院，来为中国百姓传播福音，为中国带来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但传教士与教民在中国作威作福、残害百姓、滥用权力的事件，也使中国人民对基督教和它的传播使者产生极大的反感。“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并不是基督教，而是与殖民主义强权一起传进中国的方式及其被利用为文化侵略工具的性质。”[44]近代的来华传教士也“因为个体所犯下的罪恶而被定义为邪恶的群体”[45]。
叶兆言也曾在他的作品《花煞》中表明：“传教士是传播西方文明的先锋，同时也是殖民主义战车上一个卓有成效的兵种，最终的结果，是把中国从旧的文明中拯救出来，还是把它推向新的深渊，这将是一个永远让后人喋喋不休的热门话题”[46]。近代的来华传教士一直都是具有很大争议的群体，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艺术想象创造出各具特色的传教士形象，其与作家的个人经历与信仰、时代环境的大背景、以及社会中的刻板印象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作家个人经历的影响
“文学形象是作家头脑的创造性产物，它既具有模拟、描绘对象的客观性方面，也具有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主观性方面，它是造型性和表情性的统一，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47]文本中的传教士作为文学形象，正是近现代客观历史和作家主观情感结合的产物，作家在个人经历中对传教士形象的感知，决定了作家个人对传教士的情感态度。“一个文学形象的形成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形象本身和他者的透视。”[48]传教士形象是作家在艺术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作家的“他者透视”才使得文学作品的传教士形象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而作家创作传教士形象时的想法观点，与作家的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基督教对张资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张资平的小说中带有强烈反基督教的色彩，主要表现在它刻画了虚伪卑劣的传教士和揭露教会的黑暗，而小说中的这些内容都与张资平在教会学校的经历有紧密的联系。张资平十三岁时就进入了教会学校学习，后来在日本留学时受洗礼加入了教会。他在教会学校耳闻目睹了教会的阴险和黑暗，曾在自传中表明：“发觉教会内部的虚伪，就连宣教师们的言行，也不能一一和《圣经》里的教条相对应”[49]。在张资平看来：教会和牧师败坏了基督教，传教士大多都是以宗教为工具，从教徒身上获取利益的人。正因为张资平的个人经历和宗教观点，所以他在小说中无情地批判虚伪的传教士。
老舍虽然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他所塑造的传教士形象皆不光彩，是丑陋的象征，这显然与他个人的生平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老舍的父亲苏永寿在一九零零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保卫北京城而牺牲，所以老舍对洋鬼子有一种厌恶之情。老舍曾言：“在我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因此老舍从儿时起脑海中的洋人形象就代表着罪恶和黑暗。后来老舍到英国留学，他在英国的生活十分贫穷、清苦。当时英国社会十分傲慢，因为中国贫穷落后，所以凭借着主观臆断创作了很多丑化中国的电影、戏剧和小说，导致很多英国人根据电影、戏剧和小说中的内容蔑视中国人。老舍生活在这样傲慢的殖民主义氛围中，完全无法融入英国社会，贫穷和弱国子民的自卑、与英国社会的隔阂更加强了老舍的仇洋心理。老舍在谈及怎样创作《二马》时说：“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偏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50]。因为老舍所感知的外国人并不友好，所以伊牧师的形象也是丑陋的。
当代作家刘震云并不是基督徒，并且他认为“尽管西方的宗教精神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基础，但在根深蒂固的世俗心理和意识形态之下，宗教在当下的作用明显是有限的”[51]。但刘震云本人仍肯定基督教的积极作用。他曾在纪实文学《温故一九四二》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蚕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52]，以此表达对基督教中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赞扬。《温故一九四二》作为刘震云的一部调查体小说，记载了在1942年的河南大地上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人民的温饱问题无法解决，活活饿死了三百多万中国百姓的事件。刘震云创作《温故一九四二》时，回到了他的家乡河南，一一地走访了当年在大灾难中的幸存者们。通过这次调查，刘震云了解到：在大饥荒时期，传教士一直在默默地进行救灾活动。“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是从宗教教义出发。”[53]正是“传教士救命的恩情在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广为流传，传教士的正面形象也由此深入到作家的内心”[54]，所以刘震云把心中对救灾传教士的感激流入到文本中，将他心目中的正面传教士跃然纸上，塑造了为宗教而献身的老詹。
非虚构文学《邵武四十年》是福益华的儿子小爱德华·布里斯为他的父亲所撰写的家族传记。小爱德华·布里斯通过和父亲的交谈、父亲的日记，来往的信件和第一手资料写成非虚构文学《邵武四十年》。小爱德华·布里斯于1911年出生于福建，他亲身参与了父亲福益华的中国之旅，曾经在邵武小城生活过，亲眼见证了他父亲福益华对邵武的贡献，真切地感受到福益华的虔诚。正是因为他个人经历影响着他，所以他才会有一种记录这段中国之旅的想法，才能真实地刻画出为邵武人民默默奉献四十年的传教士——福益华。
（二）作家信仰变迁的影响
信仰，“顾名思义就是因为信奉而敬仰，并逐渐升华为一种坚守与克制”[55]。作家的个人信仰决定了作家的认知选择，而作家又通过作品创作的外在行为展现出了他个人的内在认知，反映出作家的精神信仰。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不同类型的传教士形象正是作家精神信仰状况的反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更迭、时代的变迁，作家们的精神信仰也随之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他们的艺术创作也呈现出了思想上、风格上的差异。
1、作家儒家信仰的影响
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信仰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陈思和曾经阐述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问题，他表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是由原来的士大夫阶级转化而来”[56]。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所信仰的是“学而优则仕”，坚定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思路，为国家尽忠竭力、为百姓效力是他们的使命。而到了二十世纪，科举制被废除，士大夫阶层的仕途之路被中断，于是这些士大夫变转型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依旧秉承着士大夫的传统，“治国平天下的这样一个读书人的愿望，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积淀”[57]。
现代知识分子要实现这种士大夫传统，就“很自觉地把自己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政治的力量结合起来”[58]，他们在完成“民间岗位”工作的同时，也关心着国家社会的大事和民生疾苦。一方面他们肩负起救世济民、振兴中华的使命，鲁迅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曾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59]。当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看到中国在列强侵略的铁蹄下丧尽尊严，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就爆发出来了，侵略者的形象成了西方人的缩影，所以全部西方人都被塑造成了阴险狡诈，虚伪贪婪的负面形象，而来华传教士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负面形象的其中一类。另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同时也承担着“立人”的责任。冯雪峰曾打过一个比方：“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门神。门神张贴在大门上，门开了则站在庙堂上为国君为朝廷尽忠竭智，门关上则面向大众引导大众的精神走向”[60]。这个比方反映了传统士大夫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君”的精神。现代知识分子失去了面向庙堂以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的机会，于是他们就选择面向民众，开始启蒙工作。现代知识分子成为了民众的导师，从事着“化大众”的启蒙工作。来华传教士所宣扬的基督教具有愚民的意味，马克思很早就说明了：“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61]。现代知识分子为了启蒙人民大众，让人民大众看到基督教“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62]，就开始了对基督教的批判，揭示基督教会的腐败和传教士的丑陋行径。正因为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再出现了《冲积期化石》中阴险的申牧师、《二马》中伪善的伊牧师和《正红旗下》贪婪的牛牧师等负面传教士形象。
2、作家信仰缺失的影响
进入当代社会，人民大众的信仰开始坍塌。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彻底摧毁了传统伦理文化的根基和‘离地三尺有神灵’的信仰”[63]，解构人们心中的神与上帝，使人民失去了对神灵的敬畏，使得人民的信仰走向了无所依的境界。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逐渐形成了商品经济社会，“在崇拜金钱和财富、崇拜自由市场、幻想经济的无限增长的社会环境中，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从社会共识慢慢演变成了世俗的公共信仰”[64]，“这直接导致了我们无法建立良善社会和良善生活的理想和信仰”[65]。人民大众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为了金钱、利益、权力而丧失道德情感底线，整个社会走向世俗化。但人民大众精神层次的需求则产生了空虚，导致了个体灵魂的漂泊。
这个时期的作家同样陷入信仰的危机当中，产生了灵魂无所皈依的痛苦，他们开始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有些作家则选择了向宗教寻求心灵的救赎。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代表，刘震云在作品中塑造了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老詹，老詹对基督执着而又忠诚的心最终感化了务实世俗的吴摩西，给予了他精神安慰。“刘震云在老詹身上寄寓了许多宗教性思考，希望通过老詹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秘密”。[66]《丰乳肥臀》的马洛亚牧师形象也表明了作家在向宗教寻求心灵的安慰。《丰乳肥臀》是莫言写给母亲的一本书，在创作这本书时，莫言因母亲的离去而十分的痛苦，莫言曾进入了高密东关教堂做礼拜，以寻求心灵的慰藉。“一方面，对亲人离世这样的人生巨痛，原先的精神资源没有基督教那么强烈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相信人死后可以上天堂，可以得到灵魂拯救是一种精神安慰。”[67]就这样，莫言创造出了带有救赎精神的马洛亚牧师。
（三）“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
来华传教士“是三重的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68]。作为一个异国形象，来华传教士群体的创作受到时代“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集体想象物“是一种形象汇编或辞典：这是一代或几代人，一个社会阶级或多个社会文化阶层共有的观念、情感的工具”[69]，作家生活在时代社会中，他们对于异国形象的创造与感知都是通过社会集体想象物获得的，社会集体想象物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巴柔认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具有“双极性（认同性和相异性）”，认同性体现在异国形象的创作是意识形态化的，“是指作家在依据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型表现异国，对异国文明持贬斥否定态度”[70]。而相异性（颠覆性）则体现在异国形象的创作是乌托邦，是指“当作家依据具有离心力的话语表现异国，向意识形态所竭力支持的本国社会秩序质疑并将其颠覆时，这样的异国形象叫乌托邦”[71]。
在文学作品中代表着负面意义的申牧师、伊牧师、牛牧师属于社会集体想象物意识形态的一类。作家在创作中将来华传教士妖魔化、邪恶化，这与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刻板印象——“洋鬼子”有关，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称这种刻板印象为“套话”。巴柔认为“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72]，说明“套话就是具有单一语义和单一形态的社会集体想象物”[73]。在近代中国，列强强势地入侵中国大地，中国人民一方面奇怪于西方人黄头发、蓝眼睛的长相，一方面反感与西方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残害百姓，导致近代的中国人民有着仇视西方人的心理，所以中国人民极尽地丑化西方人，将西方人妖魔化、邪恶化，“洋鬼子”成为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凝固看法。在套话“洋鬼子”的影响下，作家们带着一种厌恶感去塑造西方人，所以一些传教士就被塑造成负面形象，同时作家也通过这种方式贬斥异国文化。
除了存在阴险邪恶的传教士，还有上帝的使者、人性与神性相统一的传教士形象，这类传教士则属于社会集体想象物乌托邦一类。这些作家在创作时，自觉与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集体想象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随着时间的迁移，套话“洋鬼子”也不再具有强大影响力。作家可以理性地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想法创作出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相脱离、与传统观念相背离的西方传教士形象。例如：“莫言的家乡高密，曾是瑞典传教士长期活动过的地域”[74]，所以在文本《丰乳肥臀》中，莫言将高密东北乡一个养羊的瑞典传教士作为马洛亚牧师的原型，通过艺术想象加工创造出了马洛亚牧师，展现了传教士的人性人情。因此，作为“他者”的传教士形象创作受其产生背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是显著的。
（四）时代环境更迭的影响
“任何时代任何作家、艺术家在自由地从事创作的时候，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准则。绝对的、无条件的、抽象的创作自由，事实上是不存在的。”[75]作家是属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作家的创作也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陈思和将中国的时代文化状态分为“共名”与“无名”两种。二十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处于“共名”的文化状态，“共名多半是知识分子在是实践社会理想的过程中创造或自觉参与创造的”。此时，时代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现代知识分子认为共和政体比君主专制政体好，所以大力强调民主科学，鼓吹人性解放，重视民众启蒙。同时祖国大地正遭受着列强的侵略和凌辱，有着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主动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实践他们的社会理想，救亡图存。[76]在时代大主题的笼罩下，作家们的创造都纷纷呼应主题进行创作，鲁迅也曾表示他在这个时期的创作是“听将令”。来华传教士是凭借不平等条约才获得在中国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所以爱国的现代作家都带着否定的态度书写传教士形象，在文本中表现对西方人列强的厌恶。传教士就是一个符号，象征着野蛮、残暴、贪婪、阴险等一系列负面形象。同时作家通过揭露教会的黑暗来教化民众，使民众看清基督教“愚民”的真面目，以达到启蒙民众的效果。老舍笔下的伊牧师和张资平的申牧师都是“共名”主题下的产物。
而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走进了“无名”文化状态。此时，社会未形成一股主流的思想文化，大家都在各自进行着实践和探索。此时作家的个性从时代的主题中解放出来，作家通过展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开创他个人的主题，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作品也从宏观叙事、意识形态叙事的立场转向了个人叙事、平民叙事的立场。在失去时代大主题的笼罩下，作家对于传教士形象的书写脱离了单一化。90年代后，在作品中出现的传教士形象不再落入类型化的窠臼，走向了繁复的多元化。有些作家对基督教的思想采取了辩证的态度，吸收基督教中有益的思想，例如博爱、虔诚、宽恕等精神，所以这些作家创造了虔诚的、善良的基督徒；有些作家所感知的传教士形象就是带有着世俗的色彩，有着凡俗人的七情六欲，所以他们笔下的传教士则成为了情欲的象征；还有的作家根据一些一手资料，遵照资料记载，还原了在中国大地散播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传教士。刘震云笔下虔诚的老詹、严歌苓笔下善良的英格曼神父、叶兆言笔下忠诚的浦鲁修神父、《邵武四十年》中为邵武带来先进科学技术的福益华以及莫言笔下充满着世俗情欲和虔诚信仰的马洛亚牧师，这各具特色的传教士形象都展现了无名文化状态下，作家创作的时代特征。在任何时期，作家都无法摆脱与社会时代的联系，二十世纪来华传教士形象的变迁与时代社会文化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结语
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出了不同的色彩和光芒，无论是虔诚善良的传教士，阴险虚伪的传教士，还是世俗性和宗教性相统一的传教士，他们的塑造与作家的个人经历以及个人信仰、时代环境与社会集体想象物息息相关。
作家的个人经历影响着作家的视野与情感，作家的视野与情感则影响着作家笔下传教士形象的塑造。时代的文学主题也导致了文学形象创作的差异。而社会群体对事物的刻板印象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本中传教士形象是沦为妖魔，还是上升为天使。
A Study on the Image of Missionaries to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WANG Liju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Various missionary images have appeared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20th century. As a group of foreign images, the missionary images in each work have special significance. 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images of missionaries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classifies them into three categories: devout and kind-hearted humanitarians, insidious and hypocritical aggressors, and Christians with a combination of Secularity and religion, and conclude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age creation of missionaries are related to the writer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ir spiritual beliefs, "social collective imagin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Keywords: 20th Century, Missionaries to China, Images of Foreig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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