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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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凌峰（安徽大学）
摘要：本文以The China Press（《大陆报》）为中心，详细整理了《大陆报》中关于日本社会运动家、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的58篇报道，探讨了贺川在中国评价的历史变迁及其在中国的交友情况。本文主要分三个时期探讨《大陆报》中关于贺川的报道。其时间顺序分为：1)1925年首次报道到九一八事变；2)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 3)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重点探究了1930年贺川与上海美国同学会的交流，揭示了贺川构建中日美交流脉络的过程。同时，分析了1934年贺川就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对中国人道歉及《大陆报》的看法，以及1936年贺川在美国与中国基督教领袖的意见对立。通过分析贺川研究中未被使用的《大陆报》中关于贺川报道,探究贺川与中国基督教领袖的竞合关系，不仅填补了贺川研究的空白，而且有利于探究日本基督教领袖在近代中日交流史中所做出的努力，为探究东北亚基督教交流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字：贺川丰彦、《大陆报》、中日关系、民国时期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206_(18).0005
前言
贺川丰彦（KAGAWA, Toyohiko, 1888-1960）是日本大正昭和战前期世界著名的社会运动家、宗教运动家、小说家、诗人。他曾与甘地(Mahatma Gandhi)，阿尔伯特·史怀特(Albert Schweitzer)并称为“世界三大圣人”，[1]享誉海外。
在日本，贺川丰彦研究是一门庞大的专门史研究。日本学界有诸多学者对贺川的劳工运动思想、农民运动思想、合作社运动思想、和平运动思想、宗教思想等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探讨，也从贺川的社会活动出发，探讨其致力于社会运动的实践，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国内贺川的活动。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将视野转向日本以外，关注贺川与中国的关系[2]，但尚无人以The China Press（《大陆报》）的报道为基础探讨贺川在中国的评价。[3]本文以民国时期中国发行的《大陆报》为中心，对在贺川研究中迄今为止未被使用的《大陆报》版面上的关于贺川的报道进行整理,探讨贺川在中国的交流活动及其在中国的评价。首先，本文按时间顺序整理《大陆报》中关于贺川的报道，从数量上分析关于贺川的报道数量和头衔。然后，将报道分为:①最初的报道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1925—1931）,②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爆发（1931—1937）,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37—）三大时期，考察《大陆报》的贺川观。最后，通过追踪贺川访问中国的足迹，分析当时中国人对贺川的评价。本文尤其将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揭示贺川研究中尚未被提及的贺川与中国人的交流史：①1930年7月至8月贺川在上海与美国大学同学会成员之间的交流活动；②《大陆报》对1934年贺川向中国人道歉态度的评价；③1936年贺川在美国与中国人意见对立的史实，以及1936年以后中国人对贺川评价变化的经纬。
通过分析《大陆报》中关于贺川的报道以及探究贺川与中国基督教领袖的交流活动，不仅可以填补贺川研究的空白，而且能够揭示基督教领袖致力于中日两国和平运动所做的努力，从而为探究东北亚基督教交流史提供新的视角。
《大陆报》是1911年8月29日在上海创刊的英文日报，至1949年截止，共出版38年，由著名的美国记者Thomas F. Millard（1868-1942）创立，据说由孙中山投资，是在上海发行的首次使用美式编辑方式的报纸。其最早的主笔是Thomas F.Millard，后来由董显光（1887-1971，著名的新闻人、作家、外交官）担任主笔。[4]Thomas F.Millard是著名的中国事务专家，对中国政治和中国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于1917年创办了Millard’s Review（《密勒氏评论报》），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驻华盛顿顾问。《大陆报》早期采取亲华立场，是Millard表达其政治立场和对华态度的重要途径。[5]后来，《大陆报》遭到竞争对手《字林西报》编辑的攻击，也遭到英国广告商人的抵制，于1918年被卖给了英国商人。1930年，《大陆报》由张竹平（1886-1994）继承，与《大晚报》《时事新报》申时电讯社并称为“四社”，进行联合经营。[6]前文提到的董显光，1929年担任《大陆报》的总经理和总编辑，1934年经蒋介石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开始其政治生涯。此外，沈剑虹（1908-2007）于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担任《大陆报》记者。[7]就这样，《大陆报》由最初的美国人经营，到1929年以后由国民党系统的知识分子经营。而从《大陆报》的主编阵容、内容和特征来看，其亲美倾向比较明显。
《大陆报》中关于贺川的报道，集中在中国人经营时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如图1所示，报道篇数为58篇，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后半期。具体来说，从1925年最初的报道到九一八事变（1925-1931），共有21篇。其中，1930年最多，有11篇。后文将详细追踪贺川1930年访问中国的日程等。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1932-1937）最多，有34篇，占总数的58%。其中1932年有4篇，1933年有5篇，1934年有10篇，1936年最多，有14篇。1936年可以说是中国对贺川报道的高潮。而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报道数逐渐减少，1938年只有3篇，1941年只有1篇，以后便不再报道。
从数量的推移来看，《大陆报》对贺川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其由中国人经营的30年代。特别是在1930年、1934年、1936年，国人对贺川的关注度很高。
笔者根据《大陆报》所作
按上述时间顺序整理《大陆报》中贺川的头衔，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从首次报道到九一八事变爆发（1925-1931）的头衔如下：现代日本的理想主义者，贫民窟的基督教传教士，诗人，小说家，社会改造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日本的圣弗朗西斯科，日本社会党，农民劳动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日本著名的民众领导人和社会改革家。著名的基督教社会运动家。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作家。著名的日本改革者。最杰出的日本基督教徒。著名的日本社会改革家，工人运动领导人，著名的诗人和散文作家。日本最重要的劳动运动领导人。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日本诗人，社会改造家。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日本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自由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日本传教士等。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贺川作为社会活动家、社会改革家、劳动运动领导人等社会运动方面的头衔广受关注。此外，从诗人、小说家以及散文作家等头衔来看，贺川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也受到关注。也就是说，从1925年到1931年，国人对贺川的社会活动很感兴趣，比起宗教活动，其社会活动更受中国人关注。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1931-1937）的头衔如下：日本工会运动领袖。运动家，劳动指导者，教育家，牧师，传道者。国际著名的日本基督教宣传家。日本著名的基督教社会活动家。作家，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日本基督教领袖，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日本基督徒和社会活动家。世界著名的日本社会活动家和基督教领导人。日本著名的基督教徒，社会活动家。最重要的日本基督教徒。著名的日本基督教徒。日本社会改革家，宗教领袖。日本的“圣人”。日本基督教领袖。日本基督教领袖。日本实践基督教的先驱者。日本基督教领袖。日本哲学家，作家。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基督教领袖。著名的日本基督教领导人和合作社运动领导人。日本基督教领袖。合作社运动领导人。日本基督教徒。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作家。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融合社会思想与宗教思想的贺川作为社会活动家和基督教领袖两方面的头衔较多，而较之社会运动，贺川作为基督教领袖的一面更为受关注。可见，国人对贺川的关注度从社会运动方面逐渐向宗教方面转变。其原因主要是1930年以后，贺川主导的“神之国运动”不仅在日本本土开展，还随着贺川访中活动的开展，“神之国运动”领导人贺川与中国“五年运动”领导人诚静怡进行密切交流。贺川所提倡的合作社思想，建设农民福音学校的尝试，开展农村识字运动等对社会事业的实践运动，不仅对诚静怡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成为“五年运动”的理论依据。[8]因此，贺川在中国受到广泛的关注。
最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的头衔：世界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作家。著名的基督教社会活动家。日本基督教传教士。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大陆报》的运营受到影响，对贺川的报道锐减，1941年以后完全消失了。
1925年初，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等事件而先后举行罢工。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很快便席卷全国。但当时中国社会局势并未影响《大陆报》对贺川的报道。
《大陆报》最初报道贺川是1925年4月26日一篇题为《现代日本的理想主义者——具有独特性格的贫民窟基督教传教士，小说家以及诗人》的文章，由一位名叫Gardner L.Harding的人从《纽约时报》转载刊登在《大陆报》上。文章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社会，贺川将西洋式的道德观念与东方式的精神体验相结合，引领着日本的潮流朝着新的方向前进。Gardner L.Harding的关注点聚焦在贺川在贫民窟的奉献，贺川的自传小说《越过生死线》的畅销，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贺川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末弘严太郎（1888-1951）合作开展的复兴活动，最终认为美国是贺川的“第二故乡”。可以说，《大陆报》对贺川的这些报道构建了贺川关注底层、致力于劳动运动的形象，为此后《大陆报》对贺川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基础。[9]1925年8月23日，贺川访问上海，随之，其小说《越过生死线》（Before the Dawn）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据《大陆报》报道：《伦敦时报》认为，贺川的《越过生死线》（Before the Dawn）可能会遭受猛烈批评，但却意外成为上海书店的畅销书。[10]可以看出，贺川的《越过生死线》很早就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在日本之外的国家出版，引起广泛关注。1926年6月20日，贺川担任日本新潟县木崎村一所无产阶级农民学校的校长被《大陆报》提及。[11]1928年5月13日，《大陆报》称贺川为“日本的圣弗朗西斯科”，记录并介绍了贺川对日本合作社运动的看法：“有了真正的合作社，劳动骚乱就少了。合作社运动不是暴力运动，而是合作运动。”[12]
除上述劳工运动外，贺川所从事的禁酒运动也引起了关注。《大陆报》1928年12月9日号报道了当时在日本成为话题的“禁酒运动”，报道了6000人呼吁制定全国禁酒法并举行游行的消息，贺川“与十几位劳动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领导人一起站在了游行的前列”。[13]
1928年12月，来自美国24个州和36所大学的美国大学生准备访问中国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苏州。他们花了两周时间访问了日本京都、奈良、东京、日光、镰仓和大阪等地。《大陆报》1929年1月9日号介绍了这些美国学生们的日程并写道：“这些学生幸运地受到了著名国际联盟日本代表新渡户稻造博士，著名民众领袖和社会改革家贺川丰彦博士的欢迎。”[14]贺川和新渡户在国际交流活动中的合作引起了关注。1930年2月22日,《大陆报》关注了日本1930年第17届众议院议员总选举的结果，报道了犬养健（1896-1960），大山郁夫当选，安部矶雄、铃木文治以及贺川落选的情况。该报道称贺川为“著名的基督教社会运动家”。关于贺川落选的原因，《大陆报》观察到“贺川讨厌作为国会的候选人，其关心主要集中在社会事业上”。[15]事实上，当时贺川原本就没有成为国会议员的意愿。
贺川应中国基督教界的邀请，于1930年7月26至8月4日参加在杭州之江大学举办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全国干事夏令会。[16]《大陆报》报道并详细介绍了这一系列活动。《大陆报》1930年7月11日号介绍贺川是“日本历史上最优秀的社会改革家”，“著作等身的作家”，“他由于其著作《贫民心理研究》在国际上博得了名声”。据该号报道，贺川将于7月22日（星期二）正午12点15分在上海北京路3号出席上海美国大学同学会（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Shanghai）主办的午餐会，并作题为“日本的劳动问题和社会运动”的演讲。[17]上海美国大学学会成立于1905年，从1908年开始招募中国会员。[18]这项活动面向美国大学的在校生或毕业生。[19] 1930年7月19日至8月4日贺川在上海的演讲会由上海美国大学同学会主办。贺川抵达上海后，于7月21日下午5点15分在上海的Mission Building参加说教祈祷会并进行演讲，《大陆报》1930年7月21日号介绍贺川为“最杰出的日本基督教徒”，并对贺川进行了报道。[20]7月22日正午12点15分，上海美国大学同学会主办的午餐会如期召开，包括贺川在内，至少有8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出席了午餐会。其成员有当时的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1896-1938，Herman C.E.Liu,中国著名教育家，沪江大学首位中国校长），美国大学同学会前会长Julean Arnold（1875-1946）等，会议由巴顿牧师（Rev.C.E.Patton）担任主持。根据《大陆报》1930年7月23日号的报道，贺川概述了日本的劳动条件，详细介绍了以改革为目标的各种组织和机构等。他还谈到了女性人口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日本不消除白色奴隶（White Slavery）[21]，将陷入悲惨的境地。在该报道中，贺川被报道为“日本有名的诗人及散文作家”，被高度评价为“贺川博士演讲的显著特征显示了日本人在文学世界中品位的提高”。关于劳动问题，《大陆报》说：“他现在担负着研究中国工人劳动条件的使命，正在进行有关这个主题的一系列讲座。”[22]这样，为了改善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国人对贺川寄予期待。
《大陆报》1930年7月23日号称贺川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小说家”，“日本最重要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的自传小说《越过生死线》以“Across the Death Line”和“Before the Dawn”两个英文标题出版，报道称“这部小说可能在日本以外的国家比在自己的国家更有名”。[23]可以看出，《大陆报》执笔者对《越过生死线》的关注度很高。
当时沪江大学英语系主任郝齐佳（密歇根大学博士）以《关于贺川丰彦这个人物》（Kagawa，The Man）为题，附照片（图2），在《大陆报》1930年7月24日号上投稿介绍贺川。郝齐佳称贺川为“日本的新先知”，“国际知名的小说家和诗人”，“简·亚当斯式的社会活动家”。郝说：“在亚洲，诞生了许多先知。孔子、释迦牟尼、基督、穆罕默德和其他许多人。现在，印度的甘地和日本的贺川都在这个名单中”，他对贺川赞不绝口，并将其介绍为“具有创造性的人”。[24]
图2贺川丰彦（Huizinga，Henry，“Kagawa，The Man”.The China Press, (24 July,1930）, 3.
《大陆报》1930年7月25日号报道，贺川计划晚上9点15分在基督教青年会上讲述他一生中代表日本工人从事的改革运动。[25]
而1930年7月26日号则将贺川介绍为“很受欢迎的日本人、社会改造家”，认为贺川“在上海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越来越多”，称“其演说确实非常成功”。此外，在7月25号晚上的集会上，由高伯兰（A. R. Kepler）作主持并介绍贺川。贺川谈到了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的情况，他说日本迎来了一个相当微妙的时期，尽管整个日本都处于贫困和经济衰退的状态，但他对战胜强大的俄国感到自豪，并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救助贫民的行动。[26]
1930年7月26日号将贺川介绍为“日本著名的社会运动家”，并总结了贺川的发言。贺川从日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普选运动、废除娼妓运动、普及教育等方面介绍了日本的社会改革，并发表了演讲。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影响力的增大，宣称共产主义的活动使农民变得保守等问题，呼吁如果不在全日本普及“基督教原理”，工人运动就很难进行。[27]可见，主张社会运动与基督精神相结合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也被介绍到了中国。
如上所述，在1930年7月至8月的短暂停留期间，贺川应美国大学同学会的邀请与在上海的美国大学毕业生和学生进行了交流。此外，他还围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普选运动、废娼运动、教育的普及等相关主题进行演讲。会后，贺川不仅赢得了中国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还赢得了来自美国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贺川在上海逐渐声名鹊起。
另外，贺川为了开展“神之国运动”，于1931年1月至2月访问了中国的上海、苏州、南京和山东部分地区。《大陆报》追踪报道了贺川在上海的活动。1931年1月18日号称贺川为“日本杰出的社会运动家，自由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并预告贺川将于1月19日正午12时15分，在宁波路Ladow’s Tavern酒店参加上海协和礼拜堂（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现称国际礼拜堂）的年会。[28]《大陆报》1月24日号记录了这一集会的情况。贺川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集会，另有100多人出席。在这一集会上，讨论主要围绕中国的问题、上海的国际问题以及从更广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三个主题。[29]
1931年7月底至8月初，贺川出席了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大陆报》1931年8月1日号记录了贺川的参会。据其报道，贺川被介绍为“大会的主要人物”并做了演讲，他对现代文明的经济动机进行批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此外，在讲座中，贺川宣布世界大萧条只能通过自我牺牲来解决。[30]
以上是从1925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大陆报》中贺川报道的大体情况。《大陆报》传达了在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中活跃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禁酒运动等社会运动的贺川形象。在1930年7月至8月访问上海期间，贺川应美国大学同学会的邀请与中国人进行友好交流，并就日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普选运动、废娼运动和普及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数次演讲。在数次访中后，贺川作为国际著名的社会运动家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贺川在《大陆报》中的名声达到巅峰的时期。
（二）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报道（1931-1937）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贺川因其著作等身，活跃于和平活动及宗教运动，更被《大陆报》大力报道。
《大陆报》1932年3月13日号预报了Elam Anderson在1932年3月14日中午12点15分开展一场关于贺川著作《爱的生命法则》的书评会，[31]对贺川的宗教书籍予以关注。
1932年7月9日号称贺川为“日本合作社运动的领袖”，并将其视为“对日本年轻军官们的扩张主义最有力的反对者”。[32]所谓的年轻军官们，是指1932年策划日本“五一五事件”的主谋势力。中国方面介绍了贺川关于“只有合作社运动才能抑制军国主义的思想”，传达了贺川的和平主义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1932年12月25日号将贺川称为融合了社会运动家、劳动领袖、教育家、牧师、传道者、神秘主义者等多种称号的人物，并介绍了贺川所著宗教书籍《爱的生命法则》（Love the Law of Life），《神的新生》（New Life through God）的出版。[33]此外，贺川的小说《一粒麦子》也受到了《大陆报》的关注。《大陆报》1933年10月22日号评价贺川是为“远东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贺川对贫困问题有着无与伦比的洞察力”。据介绍，《一粒麦子》已经出版了150版，并被搬上舞台剧和电影。[34]
除了介绍贺川的作品之外，《大陆报》也报道了以“贺川（Kagawa）”为主题的讲座。在日本生活多年的Fred Taylor女史（生卒不详）于1933年11月13日12点15分在上海的协和礼拜堂以“贺川（Kagawa）”为主题，介绍了William Axling写的关于贺川的传记。[35]这是William Axling在1932年由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Press出版发行的名为《贺川丰彦》的传记。[36]可以想象，随着演讲者介绍贺川的事业，更多的人了解了贺川的事迹。
而在九一八事变后，《大陆报》最关注贺川的年份则是1934年和1936年。
首先，考察1934年的报道。1934年1月至3月，贺川应菲律宾国家基督教联合会的邀请在菲律宾马尼拉停留了几周。在他回家的途中，贺川计划在1934年3月9日，10日和11日访问上海，并发表数次演讲。《大陆报》1934年1月26日[37]，1934年1月28日[38]和1934年3月8日[39]连续三次报道了贺川将途径上海的消息。可以看出，《大陆报》对贺川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在1934年3月8日，贺川被称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作家”，并且其在上海停留三天的日程表也被详细报道，如下所示：1934年3月9日晚7时，在上海日本人YMCA主办的位于Boone街的日本人俱乐部参加欢迎会，吃寿喜烧，并发表演说。韩国京城英和女子音乐学校的Ahn Ketti-Young教授为集会独奏。主持人是K.S.Inui博士。3月10日中午，贺川将被邀请到上海日本青年学生会所。下午5点半，会见中国YMCA领导人。晚上8点，在中央日本人小学发表演讲。3月11日上午9点至10点，向沪江大学的教授们和学生作演讲。中午在上海日本人俱乐部会见日本领导人。下午在协和礼拜堂演讲。晚上8点，在中央日本小学发表演讲。3月12日上午9点返回日本。[40]
事实上，贺川在上海的日程是按照《大陆报》1934年3月8日号公布的预告进行的。《大陆报》1934年3月10日号报道了3月9日举行的欢迎会，称贺川为“著名的基督教领袖，社会活动家”，报道了来自多个国家共100多人参加集会。当时，日本公使馆的坂本义孝（Dr.Sakamoto，the Japanese Legation）等人也出席了会议。[41]坂本义孝（原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坂本义和是其次子）是原上海日本人YMCA的理事，担任上海同文书院教授约10年，指导了很多中日两国的学生。坂本被末包敏夫称为“彻底的和平主义者”。[42]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34年3月11日下午5点在协和礼拜堂举行的以“东方的和平”（Peace in the Orient）为题的贺川的演讲会。《大陆报》1934年3月12日号详细介绍了演讲会的具体内容。贺川说，日本在东方的过错是继承了英国和法国。为了世界和平，国家应该被分割得更小，合作社组织应该在消除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方面发挥很大作用。另外，贺川追溯了“白人入侵”东洋的历史，他说欧洲和美国作为“侵略者”，来到了中国、日本、菲律宾以及东洋各国。关于满洲，贺川声称，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从俄国手中拯救了中国和朝鲜。此外，贺川赞扬罗斯福总统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的态度，并主张，如果菲律宾独立得以实现，美军应该撤出菲律宾。[43]可见，此时的贺川也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另外，同一期《大陆报》3月12日号以法语的“BON VOYAGE, Dr.Kagawa”（“祝你旅途愉快！贺川博士”）为题，将贺川评价为“世界著名的日本社会活动家和基督教领袖”，并转载了1934年3月3日刊于《南华早报》上贺川对中国人的道歉文。《大陆报》报道如下:[44]
从西方人和中国人双方的观点来看，现代日本的领导人具有缺乏罪恶感(sin)的微妙特征。但是，不应该认为这是所有日本人的普遍特征。为了探讨《南华早报》报道的内容，应该先阅读贺川博士的特定声明。《香港日报》3月3日号上刊登了贺川的话：
“我心里很痛。我对我国对中国人民的政策感到惭愧（guilt）。我必须向他们道歉。我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亚洲应该是兄弟，应该是好朋友。我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作为贺川丰彦博士，我什么也做不了。在日本，我身边有很多人这样想，但不幸的是，他们不是当权者。”
确实，像贺川博士这样的人在日本没有掌握权力，这是非常遗憾的。这对中国、苏维埃俄国、美国来说是不幸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对日本人自身来说也是不幸的事情。斋藤内阁在执政期间，不断有关于腐败的报道，就连与学校相关的丑闻也相继被报道。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因为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一个优秀的人能够被信任，进行更好的政治。
但当贺川博士宣称无力改善他国家可悲的状况时，他低估了自己的力量。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他被称为“现代东方三大圣人”之一并非没有道理。另外两人是孙中山和印度圣雄甘地。我们希望贺川领导的“神之国运动”取得成功，同时祝愿他在日本从事的所有事业都能取得成功。很容易预测，他的影响力倍增会带来好的结果。
（笔者译）
《大陆报》将贺川与当时的日本当局区别开来，积极地接受了贺川的道歉。《大陆报》认为，从当时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日本领导人缺乏罪恶感(sin)，与之相比，贺川则对日本在中国人的政策上感到深深的罪恶感。另外，《大陆报》虽然对贺川在日本缺乏影响力感到遗憾，但评价贺川是与甘地、孙文并列的“现代东洋三大圣人”之一，对贺川影响力的增长寄予期待。金丸在2017年曾经批判说“贺川将来自信仰的‘原罪’中的救助思想和从世俗出发的‘罪行’中的谅解思想联系在一起，不断向众人讲述。”[45]将属于公的国家罪恶与属于私的个人救赎结合在一起进行讲述和传教，这是很容易受到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的批判的。但是，据1934年《大陆报》的报道，中国人看到的是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贺川对日本的政策抱有强烈的罪恶感(sin)。这样，在对贺川思想的研究领域，当代研究者的看法和过去当事人的看法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此后，贺川依然受到《大陆报》的关注。《大陆报》1934年9月9日号报道了贺川出版的《日本和基督》（Christ and Japan）一书。关于《日本和基督》，《大陆报》说：“他关于基督和日本关系的论述满足了我们的期待”。“贺川博士就日本和日本人展开了讨论，分析了日本人性格的强弱。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日本‘展现价值的神秘力量’”。[46]
1936年以后，贺川语录经常在《大陆报》“今日引用”栏目中被介绍。例如，1936年2月12日号说：“美国有天堂和地狱。两方面我都想看”，[47]“99%的日本知识分子反对战争”。[48]而被引用的贺川语录大部分是从《日本与基督》(Christ and Japan)一书中摘录的。可以看出，《大陆报》的记者们阅读了《日本和基督》，对其中的贺川语录产生共鸣并分享在《大陆报》上。可以说，《大陆报》是国人了解贺川思想的一个窗口。《大陆报》1936年4月27日号以“日本有三个人参加世界宗教大会。贺川丰彦、铃木大拙、姊崎正治参加7月的伦敦会议”为题，评价贺川为“日本实践基督教的先驱者”。另外，贺川与铃木大拙，姊崎正治并列，被介绍为著名的日本神学家。[49]
以上是《大陆报》对贺川的肯定性报道。1936年以后，逐渐出现对贺川的批判性报道。《大陆报》记录了1936年3月25日晚上在密歇根大学发生的事件。据《大陆报》1936年5月29日号报道，3月25日晚，贺川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举行讲座，在问答环节上，贺川使用了“满洲国”一词，激怒了中国人。结果，密歇根大学的35名中国留学生集体退场表示愤慨。贺川对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之一解释道：“因为美国的报纸也使用了这个词”。同时，贺川也说明了使用这个词的理由。对此，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协会后来发表了寄给贺川的公开信：
对贺川的措辞严正声明
我们认为，你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始终保持的是公正心，具有世界视野。我们把你当作我们的朋友，并不怀疑你的诚意。如果你收回“满洲国”这个由日本政府自己创造的极其不诚实的词语，我们还是想和你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防止美国朋友的误解。
如果你对世界和平的信息是诚实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就会努力理解它的深刻含义。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要求你放弃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不愉快的词语，称其为“满洲”。如果使用“国”这个政治术语，意思是维持征服者的现状，那么进行这样的和平说教是毫无意义的。[50]
（笔者译）
这样，中国留学生们要求贺川撤回“满洲国”一词，他们认为，如果使用“满洲国”这个词，完全不能期待和平说教。中国留学生从民族主义的观点出发，严厉地批判了当时大多数日本人承认的“满洲国是既定事实”的贺川言论。后来，该声明被转载到许多在中国发行的报纸上。例如The China Weekly Review等。[51]以此为契机，《大陆报》对贺川的评价迎来了分水岭，从高度赞扬贺川的和平主义到批判贺川的言论。
另外，贺川与中国人的意见对立还在继续。据《大陆报》1936年7月11日号报道，在对世界局势的关心度高涨的情况下，讨论国际关系的研究会在美国教友会（1917年成立，美国宗教组织）的赞助下，于1936年6月至7月在美国数个大学召开。其中，被介绍为“著名的日本基督教领袖及合作社运动指导者，国际问题专家”的贺川也参加了会议。中国方面，著名的YMCA领导人顾子仁（1887-1971）参加了会议。[52]贺川声称，经济问题是民族主义的根源，并呼吁鼓励建立合作社，这样就可以摧毁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对此，顾子仁强烈反对贺川的意见。顾主张，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可以把分散在各省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中央政府，这样才能拯救中国。最终，欧洲诸国代表和美国的政府相关人士拥护顾子仁的意见，认为民族主义和由此产生的激烈的人种对立是现在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53]顾子仁于1931年7月至8月与诚静怡、徐宝谦等人一起在美国与贺川会面，实践了基督教领袖所主张的国际和平活动。[54]但是，在1936年，面临国家危机的顾认为，为了拯救中国，民族主义是必要的，期待着中国民族主义的扩大，也就与贺川之间产生意见对立。可以看出，贺川此时并没有正确认识到当时中国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与之相对，当时呼吁小日本主义的石桥湛山（1884-1973）则积极承认了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主张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是“直接认识支那建设统一国家的要求”，坚持满洲放弃论。[55]不得不承认，贺川对满洲问题的看法与石桥湛山大相径庭，贺川并未认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这也体现了贺川思想具有局限性。
此后，对贺川的报道逐渐消失。只有少量报道提及贺川，如《大陆报》1937年7月3日号称贺川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作家”，记录了他出席在东京帝国大学召开的世界教育联盟主办的第7届世界大会的情况。[56]这样，重视国家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者顾子仁与主张只有合作社才能实现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者贺川之间发生了意见对立，贺川失去了中国方面的信任。从此，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对贺川的报道也逐渐消失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陆报》对贺川的报道只有3篇。一篇是关于1938年印度马德拉斯世界宗教大会的报道。《大陆报》1938年11月8日号介绍贺川说：“世界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作家。”并将其视为“与甘地、胡适并列，在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三大人物之一。”并预报贺川将参加马德拉斯大会。另外，该号转载了《上海日报》（Shanghai Nippon）的报道，称贺川为“著名的基督教社会活动家”，并记录了贺川的以下发言：“大会结束后，我将在印度各地进行为期7周的演讲。我不想谈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计划在爪哇停留，明年4月返回日本”。[57]《大陆报》1941年10月3日号则介绍了贺川所说的，“我们现代的机械化文明，像巨大的恐龙一样，头脑非常小，但其巨大的身体已经麻痹了”。[58]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大陆报》停刊。1947年9月一度复刊，1949年上海解放，《大陆报》停止发行。
三、结语
本文按时间顺序整理了从1925到1941年《大陆报》中有关贺川的报道，对58篇报道进行了详细地分析。本文追迹了1930年贺川在上海进行的交流活动，1934年贺川对中国人道歉后《大陆报》的看法以及1936年贺川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意见对立。本文重点考察了民国时期《大陆报》对贺川评价的嬗变过程。
作为具有卡里斯马权威的宗教领袖，贺川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曾多次到访中国，20年代积极参与吉野作造关于“中日亲善”的构想，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30年代初，提倡将福音与社会运动相融合，并主张积极进行社会改造的贺川的社会福音思想被诚静怡等人所接受，成为“五年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贺川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其劳动思想、农民运动思想、合作社运动思想、神之国运动思想更是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吸收西洋文化的重要媒介。融合社会思想与宗教思想的贺川社会福音思想经过民国知识分子的介绍传入中国，其以福音来改造社会的理念也引起了中国宗教界自由主义者们的关注。但是，由于贺川无法认清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在满洲真正的侵略意图，也无法清晰地认识30年代中期中国崛起的民族主义。因此，不得不承认贺川的思想和行动有其时代局限性，贺川也无法摆脱日本对外侵略国策的影响。但是，正如金丸裕一所主张的，“将这归咎于贺川丰彦个人的资质或问题是不恰当的评价，这是他所属的日本新教教界全体的问题，只有把贺川放在那个时代潮流中，才能对贺川有一个公正的认识”。[59]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Image of Toyohiko Kagawa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25-1941): Centered on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Press
YU Lingfeng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iled 58 reports of The China Press about the Japanese social activist and Christian leader Who is called Toyohiko Kgawa in The China Press in detail,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evaluation of Kagawa and his friendship situation in China. The article mainly discussed the report about Kagawa in the China Press in three periods as follow: 1) The first reported time to the Mukden Incident(1925-1931); 2) the Mukden Incident to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1931-1937); 3) After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1937-1941). First of all, this papaer focused on the exchanges between Kagawa and the Shanghai American Alumni Association in 1930, revealing the process of Kagawa’ effort to build the context of Sino-Japanese-American communication. Secondly, The paper analyzed Kagawa’s apology to the Chinese for Japan's actions in China and expoled views of The China Press on him. In addition, This papaer investigated the op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gawa and Chinese Christian lea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6. By analyzing the reports of The China Press on Kagawa, not only filled the gaps in Kagawa’s study, but also help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Japanese Christian leaders’ efforts to peace in modern times. The efforts made i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exchanges have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exchanges in Northeast Asia.
Keywords: Toyohiko Kagawa, The China Press, Sino-Japanese Rel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 基金项目：2020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世纪贺川丰彦思想在两岸三地的接受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SK2020A00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主要观点源自本人的日语博士论文《戦前·戦中 (1920―1945) の中国 (台湾、香港を含む) における賀川豊彦の交流活動とその受容に関する研究》第四章。
[1] Allan A. Hunter, Three Trumpets Sound: Kagawa-Gandhi-Schweitzer,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1939,p.2.
[2] 关于贺川与中国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出色的论文，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论文如下：刘家峰于2009年在日本发表了论文《賀川豊彦と中国》（中日双语），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传道思想三个方面论述了贺川与中国的关系，认为贺川对中国基督教界的影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刘家峰:《賀川豊彦と中国》，《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别册》6（2010）：45-60。另外，刘家峰在《贺川丰彦与中国基督教》中，论述了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贺川与中国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李金强主编：《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年初版）。刘莉的在其硕士论文中论及了贺川与20世纪中国的基督教思潮的关系。（刘莉：《贺川丰彦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陶波论及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贺川的行动。（陶波：《追求互済与和平——试论太平洋战争前后的贺川豊彦》，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1年）。日文论文或著作：浜田直也曾以大量详实的史料论述了贺川与孙文、蒋介石等人的关系。（浜田直也：《贺川豊彦と孙文》，神户：神戸新闻総合出版センター，2012年）。金丸裕一以中文报刊杂志为资料实证研究了贺川与中国的关系。（金丸裕一：《中国における贺川豊彦评価をめぐって——1920年から1949年の事例研究》，《立命馆経済学》65（6）（2017）：189-208。庾凌峰围绕贺川的1931年访华、1934年访华以及贺川为日本侵略中国而对中国谢罪的史实展开了论述，分析了从1931到1936年贺川形象在中国的变迁。庾凌峰:《戦前の中国における賀川豊彦の受容に関する一考察——1931年から1936年までの雑誌や新闻を中心に》,《賀川豊彦学会論叢》25（2017）：1-37。
[3] 金丸裕一使用了关于贺川丰彦的157篇中文文献，对中国的贺川评价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但忽视了《大陆报》这一大型报纸。唯一提及的史料是“Chinese Walk Out On Speech By Kagawa, Japanese Talker’s Use Of Word‘Manchukuo’Provokes Incident”, The China Press, (29 May 1936), 14.参见金丸裕一：《中国における賀川豊彦评価をめぐって——1920年から1949年の事例研究》，《立命馆経済学》65（6）（2017）：189-208。
[4] 袁伊：《近代在华美式报刊之翘楚——《大陆报》》，《新闻研究同导刊》6（11），（2015）：265。
[5] 王韦 张培：《1917-1941:《密勒氏评论报》“涉华报道”理念探索》《历史教学》6，（2012）：52。
[6] 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2012年，第14、126页。
[7] 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2012年，第158-160页。
[8] 庾凌峰阐述了贺川丰彦在日本开展的“神之国运动”与30年代初在中国基督教界展开的“五年运动”互为表里，诚静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照：庾凌峰：《神の国運動と五カ年運動——賀川豊彦と誠静怡の関係を中心に》，《法政論叢》56（1）,2020：25-47。
[9] Gardner L.Harding, “Social Idealism In Modern Japan--Slum Christian Preacher, Novelist, Poet Is Unique Character”, The China Press, (26 April 1925), B1 (The New York Times).
[10] The China Press, (23 August 1925), C5.
[11] “Mr.Toyohiko Kagawa noted social worker”, The China Press, (20 June 1926), 17.
[12] “Miss Kyong Bae Tsimg and The Thousand Character Movement”, The China Press, (13 May 1928), 8.
[13] “Prohibition Movement is Launched in Japan--6000 Dry Crusaders Stage Demonstration In Tokio”, The China Press, (9 December 1928), D29.
[14] “Floating College From America Arrives Here In Cruise Around World--President Van Buren Brings Co-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f 95 Students; Sails At Noon Today For Hongkong”, The China Press, (9 January 1929)，1.
[15] “Victors In Election Are Ken Inukai Of Seiyukai；Ikuo Oyarna，Proletarian--Main Feature Thus Far Is Unexpected Defeat Of Three Of Eight Radicals Who Were Returned To Diet In 1928”, The China Press, (22 Febuary 1930), 1.
[16] 《全国干部夏令会消息-贺川丰彦应约到会》，《总会公报》2（7），1930：563.
[17] “Noted Japanese Social Reformer Will Talk At A.U.C.Tiffin”, The China Press, (11 July 1930), 2.
[18] 张志伟：《基督教与世俗化的挣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研究，1900-1922》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166页。
[19] Paul French, Carl Crow-A Tough Old China Hand:The Lif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an American in Shangha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53.
[20] “Dr.Kagawa to Speak”, The China Press, (21 July 1930), 2.
[21] White Slavery:指在19世纪的美国被强制从事卖淫或受到性虐待的女性,在日本指娼妓。
[22] “Japanese Leader Addresses Local Tiffin Party--Dr.T.Kagawa Tells A.U.C.Hosts Of Labor State, Literary Tastes”, The China Press, (23 July 1930), 1.
[23] “BREVITIES: LOCAL AMD GENERAL, Dr.Kagawa At‘Y’”, The China Press, (23 July 1930), 16.
[24] Huizinga. Henry, “Kagawa，The Man”, The China Press, (24 July 1930), 3.
[25] “Dr.Kagawa At‘Y’”, The China Press，(25 July 1930), 16.
[26] “Kagawa Gives Interesting Talk On His Social Work”, The China Press, (26 July 1930), 3.
[27] “Eminent Social Worker Describers Japanese Fight For Manhood Suffrage--Dr.Toyohiko Kagawa’s Address On Labor Problems, Communist Activities, Purity Question Delivered At Club”, The China Press, (26 July 1930), 14.
[28] “Friendship Body to Meet at Old Carlton”, The China Press, (18 January 1931), 8.
[29] “COMMUNITY CHURCH”, The China Press, (24 January 1931), 17.
[30] “Governor Judd Hopes to Pacify Warring Houses--Hawaiian Students Vote For Twenty Greatest In History”, The China Press, (13 July 1931), 6.
[31] The China Press, (13 March 1932), 11.
[32] “WORLD PRESS OPINION- Transition Now Taking Place In Japanese Political Scene Explained”, The China Press, (9 July 1932), 16.
[33] The China Press, (25 December 1932), F16.
[34] “A Grain of What-by Toyohiko Kagawa”, The China Press，(22 October 1933), 11.
[35] “Address Will Follow Tiffin”, The China Press, (11 November 1933), 11 and “Talk On Kagawa Will Follow Tiffin-Meeting”, The China Press, Shanghai, (12 November 1933), 12,“Auxiliary’s Meeting Held Monday”, The China Press, (14 November 1933), 11.
[36] William Axling, “Kagawa”, London: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Press, 1932.
[37] “Local News Brevities”, The China Press, (26 January 1934), 14.
[38] “Mr.Toyohiko Kagawa, a well-known Japan Christian social worker”, The China Press, (28 January 1934), 5.
[39] “Shanghai Japanese to Welcome Dr.Kagawa--Well-Known Writer, Social Worker Here Tomorrow”, The China Press, (8 March 1934), 16.
[40] “Shanghai Japanese to Welcome Dr.Kagawa-Well-Known Writer, Social Worker Here Tomorrow”, The China Press, (8 March 1934), 16.
[41] “Kagawa, Noted Japan Christian Leader, Arrives- Many Attend Dinner At Japanese Club For Religious, Social Worker- Chinese‘Y’Will Be Host At Tiffin Tay”, The China Press, (10 March 1934), 9.
[42] 池田鲜：《曇り日の虹——上海日本人YMCA40年史》，东京：教文馆，1995年，第238页。
[43] “French, British Mistakes In Orient Scored--Dr.Kagawa Says Nippon Policy In Far East Followed Other Powers- Noted Christian Worker Hits Ideals Of League”, The China Press, (12 March 1934), 2.
[44] “BON VOYAGE, DR.KAGAWA”, The China Press, (12 March 1934), 4.
[45] 金丸裕一：《中国における贺川豊彦评価をめぐってー1920年から1949年の事例研究》，《立命馆経済学》65（6），（2017）：189-208。
[46] Penniston. John B., “JAPANESE LIBERAL HITS MANCHURIAN INVASION-Kagawa Says Intellectuals United In Stand Against Action, Blames Professional Patriots In Latest Publication”, The China Press, (9 September 1934), 20.
[47] Today Quotations, The China Press, (12 Febuary 1936), 10.
[48] Today Quotations, The China Press, (28 March 1936), 10.
[49] “Japan, To Have 3 Men At World Religious Meet Kagawa, Suzuki, Anezaki Will Go To London For July Conference”, The China Press, (27 April 1936), 2.
[50] “Chinese Walk On Speech By Kagawa Japan Talker’s Use Of Word ‘Manchukuo’Provokes Incident”, The China Press, (29 May 1936), 14.
[51] “Student Demonstrate in Shanghai on May-30--Go on Strike in North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6 June 1936), 16.
[52] “World Affairs Institutes Grow to 10 This Year--Chain Of Colleges to Hold Meetings This Year”, The China Press, (11 July 1936), 5.
[53] “Koo, Is Speaker at U.S.Midwest Meet Says Nationalism in China Uniting Country”, The China Press, （9 August 1936), 3.
[54] 庾凌峰:《神の国運動と五カ年運動ー賀川豊彦と誠静怡の関係を中心に》,《法政論叢》56（1），pp. 29-30，2020年。
[55] 增田弘:《石橋湛山——思想は人類活動の根本·動力なり》，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7，第131-135页。
[56] “Many Notables to Take Part in Tokyo Meet--7th World Educational Conference To Begin On August 2-- NOTED EDUCA TORS TO BE PRESENT--Talks On Promotion Of Education Scheduled”, The China Press, (3 July 1937), 13.
[57] “Nazi War On Christians Hit By Reich Pries--Attacks Idea Serving Nation Fulfils Duty to God--China To Send 45 to Mission Meet Conference to Be Held In Madras，India，Next December”, The China Press, (8 November 1938), 7.
[58] The China Press, (3 October 1941), 10.
[59] 金丸裕一：《賀川豊彦による「中国」言説の一考察》，《賀川豊彦論叢》26，（201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