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4年第23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65
陈金羽 https://orcid.org/0009-0008-7202-1157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社会工作产生自基督教助人实践之中。随工业化发展，社会工作逐渐与基督教相分立，但二者仍有极强的亲缘性，可以相互采借。本文以Q教会为例，剖析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服务融合现状与融合困境。研究认为，教会事工在助人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了灵性社会工作理论范式与个案、小组的工作方法，二者在理论、技术、伦理层面都有共同之处。但是，教会事工也具有去理论化倾向，且社会工作助人技巧在教会事工中运用率较低，教会事工在伦理方面存在双重关系困境。基于此，为促进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融合发展，本文主张从“资产为本”理论出发，并借鉴教牧学等相关理论范式，提高灵性社会工作理论技术在教会事工中的应用水平。
关键词：社会工作、教会事工、融合、基督教社会工作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15
引言
英国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标志着社会工作的诞生。《伊丽莎白济贫法》以基督教教区为单位开展济贫工作，将教区内的贫民分为“值得救济”和“不值得救济”的两类群体，实行有差别的救济。此后蓬勃发展的“睦邻组织运动”仍然可以见到基督教教会的身影，它所开展的助人服务成为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前身。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教会为主体的慈善服务不能解决贫富分化、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基督教也逐渐撤出了国家救济领域。[1] 可以说，基督教是现代社会工作专业的滥觞，它影响了社会工作的理论范式、专业方法以及服务伦理。[2]
近些年来，社会工作为实现自身专业化发展，力图脱离基督教的制约，将自己标榜为“科学”。但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以“科学”自居的社会工作难以应对后现代社会（post-modernism）种种突发问题。Besthorn指出：“西方基督教的自然观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对自然的漠视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既然问题的根源是宗教性的，那么补救措施的本质必然是宗教性的”。[3] 因此，当下社会工作便有一种“回潮”趋势，即重新回归基督教以求实现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形成了灵性社会工作（spiritual social work）的分支，并开发了宽恕疗法（forgiveness）、有意识的呼吸（intentional-breathing）、聚焦放松（focused-relaxing）等灵性社会工作介入技术[4]。那么，在基督教中得到发展的社会工作理论对教会事工有何影响？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中，教会事工与社会工作理论技术有何关系？本文基于对Q教会服务队的调查研究，力图剖析社会工作理论技术对教会事工的影响，试图探索二者融合的可能性。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1、文献回顾
国外社会工作的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与世俗化（Secularization）发展使自身对基督教的认可度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宗教意识形态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参与到社会工作世界，部分社会工作者对基督教取向的人或机构是完全敌对的。[5] 有学者剖析了“教会事工与社会工作相敌对”的原因，即基督教信仰与学术的理性思维常常背道而驰，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基督教难以对学术实践产生显著影响。[6] 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使基督教的灵性概念再次被关注，[7] 许多社会工作者也逐渐承认基督教在老年人服务、社区照护、灵性关怀中的重要作用，[8] 并将个人的灵性（spiritual）体验视为治疗后现代社会问题的良药，即人们可以在宗教市场中任意挑选，以此满足自身的灵性需求（spiritual-need）。[9] 此外，宗教组织与宗教领袖越来越积极地参与社区服务，教会事工成为填补公共服务空白、提升社区福利水平的重要方式。[10] 简言之，近年来国外学者不再强调教会事工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巨大分歧，教会事工再次进入到社会领域之中，被视为填补公共服务不足的服务型工具。
中国基督教处于“政治上被怀疑，社会上被边缘，文化上被忽视”的困境当中。[11] 受此影响，国内的教会事工多关注“内群体”，意图发挥教会事工在临终关怀、信徒养老、日常探访等领域中的作用。[12] 基督教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使教会事工逐步进入社会领域，致力于促进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13] 鉴于基督教在慈善事业与社会服务中的作用越发显著，有学者试图引入社会工作的理论范式与方法技术，意在提升教会事工的专业化水平，重构基督教与社会工作的相互关系。基于此，现有研究已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不同方面剖析社会工作与基督教慈善事业间的多维联系。从历史层面看，教会事工与社会工作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自民国以来教会事工便进入了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社会改良、社会重建、抗日救亡等社会工作领域，提升了我国的社会福祉水平。[14] 聚焦当下，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方法技术、工作理念都在慈善事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社会工作的过度专业化导致了慈善事业的“异化”。[15] 从理论的层面看，基督教慈善与社会工作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但也存在社会性不足、公共性不足的困境。[16] 从实践的层面看，有学者力图将慈善事业应用于社会服务之中，并归纳出成功经验。[17]
上述研究使我们能够一窥社会工作与基督教慈善事业的融合路径，还可以看到教会事工正不断走向社会领域。但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研究存在一种“工具化”的倾向，即将基督教慈善事业仅仅视为一种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用之以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增进社会福祉，却忽视了基督教慈善事业自身的成长。也就是说，以往研究只探索了“融合基督教慈善事业的社会工作”，而忽视了“融合社会工作的教会事工”。前者以社会工作为主导，以改善服务对象窘境为己任；后者以教会为主导，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信徒的灵性生命。事实上，教会事工在参与外部的社会服务之余，还可以针对内部群体开展了多样化的事工服务，二者都需要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基于此，本文以教会事工为主要切入点，探索教会事工在服务过程中如何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实现信徒发展与教会的良性运行，以此弥合以往研究对教会事工关注不足的鸿沟。
2、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呈现教会事工与社会工作的服务融合图景，探析教会事工运用了哪些社会工作理论技术，以及运用这些理论技术时存在哪些困境。基于此，本文以Q教会的服务队为例，在报道人秦女士的帮助下得以对Q教会的牧师、信徒及服务队成员展开访谈，意在了解Q教会的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希冀Q教会的服务模式能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启示。田野调查自2023年4月开始，持续到2023年6月，在2024年3月期间，笔者对Q教会进行了回访，补充了相关访谈内容。总体来说，笔者共访谈了13人，绝大多数访谈对象经过了2次以上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限定在一个小时以内。为避免给研究对象带来不必要生活困境，本文出现的人名均进行了技术化处理。
二、Q教会简介与事工类型
Q教会系家庭教会，总人数约为70人。由于每次参加礼拜活动的人数并不固定，且受工作调动、学生寒暑假流动的影响，Q教会信徒数有一定的波动情况。从性别构成来看，Q教会的信徒多是夫妻关系，性别比例较为均等，女性稍多于男性。从年龄构成来看，Q教会人口结构较为年轻化，20-59岁的信徒占据90%以上。从文化程度层面看，Q教会学历普遍偏高，95%以上具有本科学历，60%以上具有研究生学历。从工作类型来看，在国际学校从事教师工作的信徒占多数，也有部分信徒在高校任职。从经济收入层面看，教会资金主要来自信徒捐赠，且资金较为充裕，扣除场地租金、教牧工资、活动费用外，教会每月约有2万元的盈余。[18]
得益于丰富资金的支持，Q教会得以开展种类丰富的教会事工。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其一是与信仰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工，如主日学、学生团契、夏令营、查经班等。此外，Q教会还和神学院联系开设了神学硕士的相关课程。这类事工每年有固定的开始日期，信徒可自愿参加。相关课程的主讲人多为本教会牧师，也有部分课程聘请了外地牧师。其二，与信徒日常生活有关的事工，如化解信徒间矛盾冲突、职业或学习规划、家庭纠纷解决、心理辅导、大病时的慈善募捐等。较轻的纠纷多由各小组组长与师母一起调解，当纠纷激烈程度较高时牧师才会介入。此外，为方便上述活动的开展，Q教会租用的房屋可免费提供给信徒暂住，并积极为信徒安排工作。
总的来说，Q教会之所以能开展类型丰富的教会事工，一是因为该教会知识分子较多，拥有学习社会工作理论技术、开展教会事工的能力。二是未婚或结婚不久的年轻人较多，在经营婚姻、养育子女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被服务需求。三是该教会资本充足，能较好地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运用于教会发展的事工中。
三、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融合状况
教会是由具有相同信仰的人所构成的共同体，但信徒在职业、技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教会事工往往以信徒拥有的技能为基础，鼓励其参与到所擅长的活动中。在Q教会当中，有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多样化的专业群体，这些专业群体主动参与到教会事工之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融合。在理论层面，“全人”理论在事工中被极大地认可，尤其强调“灵性健康”这一维度。在方法技术层面，个案工作法、小组工作法也得到了较多的运用。在伦理层面，以“助人”为根本目的的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伦理有了密切地结合。
1、灵性社会工作导向下的教会事工
工业革命时期，教会事工与社会工作相分立。一方面，教会事工天然具有一种“重实践，轻理论”倾向，未能将社会工作原理应用于改善服务对象境况。另一方面，基督教的助人活动是基于利他主义价值观，旨在实现自我的灵魂救赎，这导致教会事工具有个别性、零散性以及非正式性的特征。[19] 因此，在面对工业社会所引发的失业、贫困、暴力等社会问题时，教会事工显得尤为力不从心。但后现代理论的发展显示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工作理论可以相互对话，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灵性社会工作理论与全人健康视角。刘红旭指出：“社会工作者深谙宗教信仰对信徒的宗教价值，也就自然会关注服务对象在处理困顿之时借助的宗教力量”。[20] 也就是说，服务对象的宗教性需求以及宗教性资本也被纳入社会工作的介入环节之中，由此衍生灵性健康、灵性需求、灵性资本、灵性护理等概念。在这种灵性体验中，“个人得以进行精神自我修复并在苦难中寻找意义的源泉……他与人，他与世界，他与上帝，都是一体”。[21] 可以说，“全人”——人的完整性不仅只包括生理、心理两个维度，还涵盖了灵性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指涉灵性世界的教会事工深切后现代主义社会工作理论，使人与人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具有更深层次的联系和开放性，世界没有被分成主体和客体，通过与一种更大的宇宙相结合构成人们的自我意识，实现人自我的成长。[22]
具体地看Q教会的事工可以发现，它为教会信徒构建了生理-心理-灵性这一三重的服务体系。首先，大病时发起的慈善募捐成为信徒生理健康的守护防线。以老李为例，他突发脑出血后急需用钱。教会了解情况后便发起了一场慈善募捐，及时凑够了老李的手术费。但需要指出的是，Q教会制定了开展慈善募捐的相关标准，包括受捐人必须为本教会、收捐理由必须正当且符合教义、捐赠行为需在教会中进行，不提倡信徒私下发生金钱关系。此外，纠纷调解以及牧师为信徒提供的心理疏导成为守护信徒心理健康的防线。而大病时祈祷等宗教仪式沟通了信徒的灵性世界，提升了信徒的灵性健康水平。老李说：“虽然术后的休养过程无比的枯燥乏味，但每每看到弟兄姊妹为自己代祷心里就无比火热，再想到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我身体上的苦便不算什么了。”
可以看到，虽然教会事工欠缺社会工作理论支持，但指涉灵性的服务实践一定程度上暗合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范式，它将服务对象生理、心理、灵性三个维度相勾连，在改善信徒生活境况、促进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同时，也使教会事工有了质的提升。
2、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的广泛运用
慈善组织对济贫服务的个别化推动了个案工作的形成，基督教青年会针对失业青年、道德堕化等问题展开的团体工作方法成为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的先驱。[23] 可以说，在社会工作方法层面，教会事工与社会工作仍存在一定的融合特质。
个案工作的技巧可被分为支持性技巧、引领性技巧、影响性技巧。支持性技巧包括专注、倾听、同理、鼓励等；引领性技巧包括澄清、摘要等；影响性技巧包括自我披露、建议、忠告等。[24] 在Q教会中，上述个案工作技巧被应用于调解信徒之间的纠纷，或为信徒提供心理开导。Q教会的周老师向笔者分享了事工过程中的一些心得：
教会里经常会有姊妹向我分享工作中遭遇的一些不顺。刚开始我只会借用《圣经》的话，告诉她要爱、要原谅，但姊妹却并没有得安慰。所以后来我不一上来就讲道理，而是把我代入她的处境，最重要的是倾听，知道她遭遇了什么，看看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慢慢地，等她过段时间平复下来，我们再和她分享神的话，再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可以发现，周老师所使用的事工技巧与个案工作技巧具有高度的同调性，既使用了支持性技巧同理信徒的困难遭遇，也使用了影响性技巧力图将信徒拉回宗教生活的秩序化当中。但需要指出的是，教会事工在开展个案工作时未必能将自身所使用的方法清晰地界定为“社会工作技巧”，这些技巧也未必习得自社会工作培训中。相反，对服务对象的同理、倾听、建议产生自以爱为核心教义的基督教伦理之中。从这个层面上看，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在助人方法上的融合根植于具有利他精神的人类本性之中。
小组工作的工作过程依次包括招募组员、制定活动方案、实施、评估与结案。[25] 在活动开始时，需要通过破冰游戏使组员彼此熟悉，在小组结束时还需评估小组目标是否达成。笔者在Q教会开展调查时发现，Q教会的学生团契、夏令营等事工融合了小组工作程序。2023年6月末，笔者参加了Q教会举办的关于恋爱课程的夏令营活动，该活动参与成员还包括Q教会之外其他教会的成员。为使信徒之间快速熟络，主持人便采用了破冰游戏的方法，借助“交换名字”与“名牌归队”等游戏使参与者快速相识，打破了彼此陌生的僵局。在活动中，主持者采用了绘画疗法等较为专业的技术帮助参与者对自己的潜能有较为充分地认识。活动尾声，主持人又要求参与者填一份问卷，以自我评估是否达成了本次夏令营的活动目标。可以发现，Q教会所举办的夏令营活动完全是社会工作小组工作法的翻版，只不过将其内核更换为基督教伦理，其核心目的在于促进教会与信徒的发展。
总而言之，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工作最常用的专业方法，被广泛地用于儿童、青少年、老人、妇女等不同人群，以及社区矫正、反贫困、医疗等不同领域。进而言之，上述社会工作实践可以被分为“发展型”与“补缺型”两种。前者强调社会工作的发展性功能，注重利用服务对象的自身优势；后者则强调社会工作的治疗性功能，注重回应困境人群的需求并解决相应问题。[26] 借助发展型社会工作与补救型社会工作的划分，本文进一步将教会事工归纳为“发展型教会事工”与“补缺型教会事工”两种，前者以夏令营、团契活动为代表，核心目的是提升信徒宗教素质水平；后者则见于下文的纠纷调解，主要关注解决教会内部纠纷，维系教会内部的和谐关系。二者共同呈现了教会事工的全貌。
3、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伦理相结合
杨柳回到了韦伯提出的“天职观”这一概念，重新审视基督伦理与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关系。他指出，天职观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一种专业化的伦理和职业精神，“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正是社会工作伦理所需要的”。[27] 事实上，社会工作伦理本身就是在内化基督教伦理内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者本身就具有极高的亲和性。在Q教会的事工中，借助一场纠纷调解，我们可以发现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伦理的耦合情况。
事件的起因是王哥总开杨姐和她男朋友的玩笑，这些玩笑不经意间贬低了杨姐，抬高了杨姐男朋友在感情中的位置。为此，杨姐很受伤，向青年团契的负责人倾诉。杨姐说：“那时我很难受，我都被他说哭了，一想到去小组见到他就难受，真的伤害到了我。”青年团契负责人在知晓事情的严重程度后与师母一起约谈王哥。青年团契负责人说：“我知道王他没有恶意，就是喜欢这么说话，为了两个人都好，我不能很严肃地找他谈话，这也是怕伤害到他。”事实上，团契负责人与王哥之间的谈话并不是严肃的，而是以“漫不经心”的方式提出杨姐正遭受的困扰。在谈话之后，王哥有了极大地改变。杨姐说：“那次谈话之后我压力小了很多……当然我们的关系还像以前那样亲密。”
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时刻奉行着保密、案主自决、价值中立、最小伤害、知情同意等伦理原则，力图在维护服务对象基本利益的同时改善服务对象的困难处境。通过Q教会这一纠纷调解的案例，可以发现团契负责人全程秉持着最小伤害原则，既要减轻杨姐的心理压力，又要避免在与王哥的谈话中对其造成伤害。此外，保密原则也得到了体现，团契负责人明确表示不会向第三人诉说与杨姐、王哥的谈话内容。
总的来说，以爱为信仰核心的基督教伦理内在地融入了社会工作价值观，并从根本上决定社会工作的内容和方向，[28] 这催生出慈善救济和社会服务。但需要注意的是，从事教会事工的服务者并没有经过后天专业的社会工作培训，他们所使用的介入技巧以及所遵循的服务伦理大多是在助人实践的过程中被总结出来的。简言之，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契合多源自助人者的利他本性之中。因此，当服务对象的需求溢出教会事工的服务供给能力时，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
四、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服务局限
有关社会工作与基督教慈善关系的研究大多承认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概而言之，这种冲突包括社会性不足与公共性不足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将服务对象限定在信徒内部，后者指的是传播福音的目的导向代替了社会服务的公共性特征。[29] 这种看法的本质仍然是一种“社会工作中心主义”的视角，即将宗教慈善视为社会工作专业性服务的补充。但在教会事工中，面向信徒的就业、住房、灵性关怀等服务并不具备功利主义特征；教会开展的家庭婚姻学习、恋爱学习同样将非信徒纳入其中。服务领域的差异不能概括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冲突，二者冲突的根源产生自“以何者为主体”的分歧。也就是说，教会事工服务对象是教会的信徒，其本质目的是实现教会发展。因此，对于教会事工来说，社会工作不过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但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社会工作是一门职业，这就要求介入的程序化、服务的专业化。二者对“以谁为主体”的不同意见投射到服务过程中，产生了种种问题。
1、教会事工欠缺社会工作理论指导
社会工作实务往往是在理论指导下展开的，理论贯彻于整个助人过程中。不仅如此，社会工作强调理论的适切性，以服务对象实际问题为基础选用适合的理论范式。因此，社会工作往往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介入模式，如家庭治疗理论常用于家庭暴力、问题儿童；认知行为疗法常用于行为矫治、社区矫正；叙事疗法用于老年人生命意义重构、创伤等领域。但教会事工却是“去理论化”的，往往以《圣经》教导的权威性取代社会工作理论的专业性，换言之，在介入之前，教会事工的服务者已然依据基督教伦理对服务对象行为做了价值判断，社会工作理论只不过是教会事工的“婢女”，其目的在于重新将服务对象纳入基督教伦理秩序当中。
刘阿姨原是一名语文老师，对社会工作理论的接受力较强，也曾主动学习社会工作理论技术。但在助人实践过程中，刘阿姨便将社会工作理论抛之脑后，并未根据服务对象现实情况作出适切的理论选择，她说：
我们只是了解一点理论，但实际调解的时候理论全忘到脑后了。不能说理论不好用，但在实际上确实用不上。我们靠的是《圣经》的真理，这个是唯一不变的，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必须承认。
可以说，社会工作是沿着“理论-技术”的路线开展工作，而教会事工则以共同体的文化为原则进行诊断。对于教会服务队的成员来说，解决纠纷并不依赖理论范式，他们所依赖的是基督教伦理对成员行为的调适功能。这便造成了教会事工与社会工作之间的融合困境。
2、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技术的水平较低
通过前面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事工在服务中运用了会谈、倾听、同理、自我披露、建议等专业技巧。但需要承认的是，这些社会工作技巧是嵌入在人类本性之中的，换言之，即使没经过专业训练，服务者也能掌握。但是，在社会工作专业助人实践中，仍有部分技巧需求经过一定的专业化训练，并与宏观的社会工作理论相结合。遗憾的是，教会事工仍存在掌握技能的数量少、运用程度低的问题。
以Q教会的小王为例，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她自觉地加入教会的服务队之中，她在服务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虽然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常常用一些社会工作的小技巧，像破冰游戏、自我披露之类的，但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我们的小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去达成什么任务。说实话，虽然有些介入技术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过，但毕业这么长时间也都忘光了，只记得个大概，没有什么实操性。
可以说，社会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功利主义导向，其目的在于解决服务对象困境，或提升服务对象能力。但对于教会事工来说，他的工作目的是“弥散型”的，全方位渗透在礼拜、祷告、唱诗等宗教活动中，只有在较少情况下，目标才会清晰地表述为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等问题。可以说，教会事工目标的模糊化使社会工作方法难以全方位地运用到教会事工之中。
另一方面，教会事工中缺乏专业的督导，无法针对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出相应反馈，更无法针对服务者技巧运用的不足提出改进意见。换言之，对服务效果的评估是以是否有爱心、是否符合《圣经》教导为基础，而非基于介入的专业化水平。小王在访谈时说到，自己虽然想将书本上的实操技巧运用到教会事工中，但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判，是以无法将书本上的社会工作技术运用到实践中去。可以说，教会事工社会工作技巧运用水平较低，源自社会工作支持体系的缺乏，在缺乏专业督导、培训、评估的情境下，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只能让位于去专业化与去技术化的教会事工。
3、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伦理的冲突
作为基督教伦理核心的“爱”、“施”、“救赎”等都已内在融入了社会工作价值观当中，[30] 以“兄弟姊妹”的拟亲属关系取代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相比之下，社会工作伦理高度重视双重关系问题，以防对服务对象造成不利影响。社会工作的这一伦理在教会事工中造到了极大挑战，助人者同时扮演了“家人”和“助人者”的角色，与服务对象在日常生活，甚至学业、工作中有多方交集，这极易建构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造成伦理冲突。Q教会的小王表达了她在处理纠纷时受双重关系影响而产生的苦恼：
像家暴、酗酒这种问题其实是很隐私的，社会工作伦理让我应该保护他的隐私。但是在教会里很多事情是没有隐私的，而且介入往往也是公开或半公开的。所以有时候我也很难把握这个度。
可见，小王的苦恼来自多种社会角色的叠加，且不同的角色赋予了行动者不同的行为准则。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他需要在教会事工中运用专业的助人技术，并恪守工作伦理。但是，他同时也是教会的一分子，他的助人行为受教会文化的制约。进而言之，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伦理冲突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二者目的论的区别。对社会工作者来说，其根本目的在于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改善服务对象处境，因此社会工作伦理在保护服务对象隐私之余还要维系专业关系。而对于教会事工来说，其根本目的是教会秩序的存续，以及个体宗教生命的至臻，因此在基督教所构建的“家”的氛围中，服务对象的部分隐私往往是半公开的秘密，甚至成为其他信徒的行为警示。
还需要指出的是，实践场域中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伦理的冲突还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社会变迁之中。[31] 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传统伦理道德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分别代表两种文化思想体系。针对二者间的显著差异，中国向来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展策略，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长期脱节、隔膜甚至人为对立的困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改变。[32] 改革开放后，中西方间的经济博弈进一步投射到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对西方文化与宗教伦理的拒斥。有些基督徒否认西方科学在中国文化中的适切性，认为“国外的那些理论未必适应我们基督徒”，甚至有信徒说：“心理学是不属灵的，违反了我们的信仰”。[33] 可见，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之间并未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教会事工的“去专业化”倾向；在社会领域之中，这也使基督教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慈善力量”，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五、教会事工与社会工作融合的路径探析
如何促进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融合？基于上述讨论，我们不免得出要从理论、技术、伦理三个层面推进二者互嵌的结论。但事实上，上述举措在教会事工中的应用存在巨大的可行性问题。在家庭教会中，教会资金不足、人力资本匮乏，使其无力承担社会工作培训的成本；而在三自教会中，关爱信徒的服务队成员多以中老年人群为主，要求这类群体掌握社会工作理论技术的难度可想而知。此外，掌握专业的社会工作技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本与时间资本，这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教会的负担。从社会工作伦理上看，忽视了服务对象道德属性的社会工作伦理[34] 一定程度上与关注个人责任感的基督教伦理有悖。因此，仅强调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在理论、技术、伦理层面的融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且与二者融合的现实困境相矛盾。
那么，该如何促进教会事工的专业化发展？借助Q教会的事工，我们可以发现其与社会工作融合的一种特殊形式——基督徒社会工作者。Q教会有一位信徒是中级社会工作师，他在毕业后主动加入教会事工服务：
因为我学的是社会工作的嘛，所以我有个意象，就是用我所学去服务教会。我参加小组发现咱们和社会工作有很多一样的地方，我很容易就能将社会工作的方法用进来。而且咱们教会的很多活动其实都是沿着社会工作的小组方法进行的，所以我想让我们的活动更专业点，更能造就人，让大家都得益处。
从资产为本的社会工作视角来看，教会作为一个“社区”，拥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人力资本。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融合正是得益于教会内部资本的挖掘与运用。但是，这种融合方式仍存在重要的缺陷：不是每一个教会都以年轻人为主，也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能恰好拥有社会工作人才。那么，对于人口结构老龄化、社会资本匮乏的教会来说，如何实现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融合？换言之，二者的融合只能依靠信徒的自觉吗？是否存在一种制度性举措？
纵观当今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发展趋势，其专业性因素与制度性因素正不断增长。当今家庭教会较之以往更为注重牧师的神学素养；三自教会中，牧师必须在神学院中经过神学培训已经成为政府部门的制度性设计。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从教会牧者的神学训练中找到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内生动力。20世纪以来，教牧学（也称应用神学）再次受到重视，旨在为受到社会及经济压迫的人提供神学的了解和指引，主张糅合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为信徒提供牧养。[35] 可以说，近现代以后神学与社会工作的相似之处在于共同关注社会不平等以及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因此，欲推进二者的融合，在鼓吹教会事工的“社会工作化”之余，还可借鉴教牧学相关遗产。
还需要指出的是，必须将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融合加一个限制性的“框”。因为“融合”不等于“同化”，二者在互鉴各自优势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各自的独立。可以说，二者的融合不需要教会事工完全复制社会工作的所有理论进路，而是根据己身需求有选择地采用。因此，与其要求教会事工掌握现代性框架下的助人理论，不如进一步发展灵性社会工作，将宽恕疗法、临终关怀、苦难疏导等契合基督教伦理的理论范式用于教会事工中。
总结与讨论
社会工作应时代而生，其使命是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由此，社会工作逐渐与教会事工分立。但在后现代社会中，社会工作有限的解决问题能力使自身发展再次陷入困境，为此，许多社会工作学家试图重回宗教的怀抱，开发出“灵性社会工作”这一理论范式。遗憾的是，以往研究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教会事工”这一支路，对教会事工反向汲取社会工作理论技术的关注不够。本文基于Q教会服务队伍的调查，对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的融合研究得出下述几点结论：
第一，教会事工广泛地采借了社会工作理论技术。教会事工之所以能看到社会工作方法的影子，是因为社会工作本身起源于基督教，二者在工作程序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此外，个案、小组的工作方法早已经被教会事工采纳，被应用于信徒间关系的建立。而且，随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新兴破冰游戏在教会事工中也被广泛运用，成为许多团契活动必不可少的流程之一。第二，教会事工在运用社会工作理论、技术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且与社会工作伦理存在一定冲突。需要承认的是，社会工作经数十年的专业化发展后，许多工作理论、操作方法日趋复杂化，教会事工往往难以具体掌握之，导致部分干预活动流于表面。此外，社会工作与教会事工目的的不同产生了伦理困境，教会中的社会工作者往往以基督教伦理为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身的伦理责任。第三，对教会事工与社会工作融合可能性的挖掘不能简单地回到“理论-技术-伦理”的思路中，而是应从社区资本的框架出发，剖析基督教会本身丰富的资本储备，以此促进二者的融合。
当然，也有学者批评教会事工“社会性不足”的问题，[36] 在此，笔者试图进一步讨论教会事工发展“公共性”的可能。在Q教会服务实践中，可以看到社会工作本身具有的“弥散性”特征，即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扩散到了社会工作以外的场域之中。“弥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最早由杨庆堃先生提出，意在区别西方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张凤池进一步指出基督教信仰的弥散性特征，认为基督教信仰的行为实践扩散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37] 借此，本文这里所说“社会工作的弥散性”是指社会工作并非一个封闭的实践场域，而是可以应用于其他非专业性团体当中。这样来看，社会工作融合进教会事工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38] 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社会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问题在于，如何将具有较高专业性和助人性特征的社会工作安插在社会场域之中呢？教会事工便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我们看到，在Q教会中，与社会工作融合的教会事工起到了心理服务体系的功能，虽然服务对象主要以内群体为主，但切实起到了维系教会稳定、促进信徒发展的功能。基于此，关于“如何发挥社会工作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作用”的议题可参考教会事工的服务实践，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教会事工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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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Church Service—— An Example of Q Church Service Team
Jinyu CHEN https://orcid.org/0009-0008-7202-1157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Yanbian University
Abstract: Social work originated from the practice of helping others in Christian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social work gradually separated from Christianity, and the two still have a strong affinity. This article takes Q Church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integr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social work and Christian ministry service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hurch ministry unconsciously applies spiritual social work theory and case and group work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helping others, and the two share similarities in theory, technology, and ethics. However, church ministry also has a tendency towards De theoriz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social work assistance skills in church ministry is relatively low. There are also ethical dilemmas in church ministry, such as a du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church ministry, we can start from the "asset based" theory, draw on relevant theoretical paradigms such as pastoralism, and vigorously develop social work paradigm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 of church ministry.
Keywords: Social work, Church ministry, Integration, Church social work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15
[1] 卢成仁：《社会工作的源起与基督教公益慈善——以方法和视角的形成为中心》，《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第1期，第44-52页。
[2] 吴限红,杨克,李芹：《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历史、流变与关系互嵌》，《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2期，第20-27页。
[3] Fred H. Besthorn, ‘Expanding Spiritual Diversity in Social Work: Perspectives on the Greening of Spirituality’ in Currents: New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 services, 1 (1)2002, pp. 1-12.
[4] 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5] Diana R. Garland, ‘Church social work’ in Social Work and Christianity, 24(22)1997, pp. 94-113.
[6] Marsden反驳了宗教与学术相分离的观点，认为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学术研究，反对将宗教信仰排除在学院之外，主张加强宗教信仰在当今学术中的作用。相关内容可参见George M. Marsden, The 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Fred H. Besthorn, ‘Expanding Spiritual Diversity in Social Work: Perspectives on the Greening of Spirituality’ in Currents: New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 services, 1 (1)2002, pp. 1-12.
[8] Ann M. Whitlatch, Dorothy I. Meddaugh & Kristen J. Langhout. ‘Religiosity among Alzheimer's disease caregiver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Alzheimer's Care and Related Disorders & Research, 7(6)1992, pp. 11-20.
[9] N J. Demerath, III. ‘The varieties of sacred experience: Finding the sacred in a secular grove’ i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9(1)2000, pp, 1-11.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拓展了灵性的内涵与外延，印度教、佛教思想同样被纳入灵性范畴之中，进而提出了冥想疗法、正念疗法等治疗方式，通过“冥想”或“禅修”的方法结束苦难即涅槃，以此加深社会工作者的能力或帮助服务对象面对苦难。相关研究还可以参见Mark J.Brenner & Emeline Homonoff. ‘Zen and clinical social work: A spiritual approach to practice’ in Families in Society, 85 (2)2004, pp. 261-269.
[10] Terry. Tirrito, ‘The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Social work/the church/older adults’ in Social Thought, 19 (3)2000, pp. 59-76.
[11] 黄剑波：《地方文化与信仰共同体的生成》，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12] 有关教会事工的论述可参见林超群：《教会开展临终关怀事工刍议》，《天风》，2016第6期，第22-23页；徐信坚：《探索教会老年事工中国化举措》，《天风》, 2023第5期，第31-32。
[13] 张克运：《中国教会的社会服务事工》，《中国宗教》，2011第10期，第24-26页。
[14] 相关研究可参见左芙蓉：《基督宗教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工作》，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蓝希峰：《民国时期基督教社会服务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
[15] 陈涛,武琪：《慈善与社会工作: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学习与实践》，2007第2期，第106-112页。
[16] 吴限红,高鉴国：《基督教与西方社会服务的契合、冲突与重构》，《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第1期，第109-118页。
[17] 卢崴诩：《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建立与运行——台湾地区慈济垃圾分类回收志业的成功经验与启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第2期，第1-8页。
[18] 上述相关数据均由Q教会的报道人回忆所得，和实际情况略有出入。
[19] 陈涛,武琪：《慈善与社会工作: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学习与实践》，2007第2期，第106-112页。
[20] 刘红旭：《灵性、文化与本土化：国内外民族社会工作研究概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第4期，第18-24页。
[21] William James.The Variet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2] Fred H. Besthorn.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and deep ecological philosophy: Exploring linkages and ap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in Social Thought, 20(1-2)2001, pp. 23-44.
[23] 吴限红,杨克,李芹：《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历史、流变与关系互嵌》，《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2期，第20-27页。
[24] 隋玉杰：《个案工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4-102页。
[25] 吕新萍：《小组工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20页。
[26] 朱明霞：《农村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第5期，第58-63页。
[27] 杨柳：《韦伯的“天职观”与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社会科学战线》，2013第12期，第197-203页。
[28] 赵芳：《社会工作伦理：理论与实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29] 吴限红,高鉴国：《基督教与西方社会服务的契合、冲突与重构》，《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第1期，第109-118页。
[30] 左鹏：《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价值观——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现实困境谈起》，《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5页。
[31]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阻碍了基督教的进入；而“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结构限制了民间慈善的活动空间。直至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系建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才为民间慈善发展提供了些许生存空间，但民间慈善仍受政府较强的束缚。相关论述可参见陈为智：《社会视角下的慈善群体结构及其参与行为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47-49页。
[32] 刘继同：《会通与更新:基督宗教伦理道德观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关系》，《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85-90页。
[33] 在一次访谈中，受访者指出心理学与《圣经》相违背，他认为基督徒应该依靠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帮助解决问题，心理学不能替代《圣经》指导教会与信徒间的关系。
[34] Frederic G. Reamer,‘The Evolution of Social Work Ethics’ in Social Work,43 (6)2014, pp.488-500.
[35] 吕飞跃：《教牧神学》，《中国大百科全书》，2023年7月13日，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504985，2024年3月10日引用。
[36] 吴限红,高鉴国：《基督教与西方社会服务的契合、冲突与重构》，《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第1期，第109-118页。
[37] 张凤池：《论中国基督教信仰的弥散性》，《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1期，第145-152页。
[3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