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臻雨:基督教中国化现当代实践路径探析——以泸州教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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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4年第23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66

吕臻雨  https://orcid.org/0009-0007-4890-4673

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是遵循世界宗教发展规律,推动基督教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和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增强广大教职人员和信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选取泸州基督教会为例,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方面探讨新时代背景下教会如何推进中国化,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化、社会服务、泸州市、教会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16

任何一种宗教在融入中国社会的漫长过程中,都呈现出在保有自身核心教义及思想之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与倾向。基督教亦是如此。自传入中国以来,基督教在各历史时期均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中国化”问题,如何本色化、本体化或者处境化等问题,是关乎基督教能否在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问题之核心。2016年4月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进入新时代,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团结一致,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截至2018年,我国已有信徒及神职人员约3800万人[1],且该数字持续增长。这一群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正确引导基督教消除与中国社会中政治、文化、身份等多方面的隔阂,实现二者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相互认同与融合,从而引导信众群体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当下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本文选取泸州基督教会的基督教中国化实践活动个案进行研究,旨将教会活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下,通过描绘教会生存图景和对基督教中国化实践的推进情况,分析梳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取得良好成效的原因。

一、泸州基督教会基本情况

泸州市位于四川省东南部,云、贵、川三省交接处,下辖江阳、龙马潭、纳溪三区和古蔺、叙永、合江、泸县四县,户籍总人口近504万。自1890年内地会传入,泸州基督教会至今已有130余年历史。解放前共有内地会、自立会、安息日会和中华基督教四川大会四个教派在泸州。目前全市(含四县三区)登记在册教徒共1.8万人。泸州教会继承了爱国爱教、注重参与社会服务的优良传统,近年来更是积极响应号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身体力行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二、泸州基督教会中国化的具体实践

笔者主要通过对泸州基督教会的实地调查,并辅以深度访谈法和文献分析法等方式对泸州基督教会开展中国化的具体实践进行了调研分析。笔者邀约了牧师和教会骨干进行访谈,并广泛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如理论研究相关资料、“基督教两会”资料、《泸州宗教志》、教会社会服务部《工作报告》等,旨在通过细致、全面的第一手资料的支撑,深度分析泸州基督教会中国化实践的开展情况。

(一)神学思想建设实践

实现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前提与核心在于神学思想上的适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要求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文明健康的内容,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时代进步需要的解释。泸州基督教会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1.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确立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各自的价值追求与目标。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才能实现“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2]。笔者了解到,L牧师和W牧师积极编写讲义,深入挖掘《圣经》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通过讲经布道,深入浅出地向信众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引导信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会的《征文辑》中,也有牧师宣传“爱国”“文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专文,如L牧师于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之际撰写的《基督徒的爱国情》一文。礼拜堂内还挂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标语,并附以基督教《圣经》中的选段与之相呼应,如“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路的,必致败露”(箴言10:9)对应“公正”;“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10)对应“敬业”。该举旨在讲经布道之余,在潜移默化中巩固信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

2.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

张志刚教授指出基督教要想真正实现中国化,必须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3],即实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其中“文化认同”又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最高的认同”或“根本的认同”。世界上所有宗教传统在各自存在的国家中,延续着同一“血缘”,却又拥有各自的“亚传统”,比如德国的路德宗有别于美国的路德宗,希腊的东正教不同于俄罗斯的东正教……不同的文化背景为当地的宗教传统增添了特色,由此可见,宗教与文化相互浸润、相互影响。[4]而面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时代要求,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若想结出中国特色的果实,必须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

中华文化悠久灿烂,博大精深,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智慧。泸州教会自觉学习、吸收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了多种实践活动,如“唐装旗袍庆中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动;以剪纸、京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媒介和载体,用中国特色的方式表达信仰,推动基督教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互通。

建筑被誉为“凝固的艺术”,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与文化元素。泸州教会已投入建设的新教堂的设计也体现出基督教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织融合。教堂主殿设计呈现新罗马风格样式,庄穆典雅。两侧教牧综合楼和社会综合服务楼并不采取传统教堂建筑中高墙围绕的封闭尖塔设计,而是代之以“小青瓦”屋顶,彰显川南传统民居特色。室外空间设计则参考川派园林,翠竹掩映,亭台错落,别有意境。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体现了探索教堂建筑中国化的新实践。

(二)服务社会,彰显价值

社会服务是外界认识教会的窗口,也是教会融入社会的窗口。服务社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体现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价值,这也是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生动体现。[5]通过开展社会服务,泸州基督教会探索并确立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参与构建和谐社会,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自1982年恢复礼拜以来,泸州基督教会重拾解放前基督教四川大会注重办教育、医疗、扶贫赈灾的传统,重视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和赞誉。

2000年,泸州教会创办了福音诊所;2002年,福音诊所扩大为社区服务站(全称“泸州市江阳区北城濂溪路社区卫生服务站”)。2011年,泸州教会在政府主管部门和香港医疗公司的合力支持下重建福音医院,延续起百年前教会仁济医院重视发展医疗和公益事业的传统。教会福音医院每月为贫困群众实施阶梯式医疗救助,开展将医院正常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减免贫困患者治疗费用的“爱心欠条”活动,真正为患者带来实惠。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也见证了福音医院的奉献。2007年,四川省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和省民政厅为社区服务站授牌“四川省社区医疗标准化建设达标机构”“优秀社区医疗服务中心”;2014年泸州基督教会福音医院和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联合打造的济困病区荣获“健康行业公益创新奇璞奖”。

此外,为配合国家加快城市老龄事业发展、推动社会福利事业进程,促进社区建设,2003年,泸州教会拿出800平方米房屋,同所在街道、社区联合开办“星光老年活动中心”(又名“北城街道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教会同年在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泸州市基督教社会综合服务部”,使社会服务工作与福传工作相对独立,促进社会服务专门化、规范化。2007年,教会开办脑瘫儿康复训练中心。2014年,教会组织建立“恒爱义工”志愿服务团队,长期致力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福音医院开展如慰问探访病人、提供心灵干预、宣传医疗相关政策、提供医疗救助指导等住院关怀服务,2019年1月至今已服务3.07万人,共计3560余人获得医疗政策扶助。长期的住院关怀服务使志愿团队关注到癌症晚期病人及家属的实际需求。为此,志愿团队开展了“乐活”安宁服务,安抚与慰问病人家属、对病人进行心灵辅导,提供医疗民政政策扶助,2019年1月至今已服务6720余人,并为31人提供临终关怀“全心全程全人”服务。针对贫困患者及家属异地就医住宿难题,教会社会服务部实施“方舟之家”项目,为贫困患者及家属提供免费住宿和心理咨询服务。此外,教会社会服务部还开展了“方舟安全空间”项目,采购了4台AED体外除颤仪,分别放置在泸州云龙机场、一所学校、一个人流密集区和市政服务中心,并定期对仪器进行维护。

面对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化进程加快的现存问题,泸州教会社会服务部在2023年新实施“予恩生命关怀”项目,主要为居家的高龄重症老人、长期卧床老人提供关怀,同时还为因疾病导致支付性困难的逝者及家属提供从骨灰盒、治丧停灵、殡仪馆火化到最后的墓地选购服务。该项目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并多次被泸州广播电视台、视听泸州、川江都市报等媒体报道。此外,教会还积极开展其他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如兴办幼儿园,帮助古蔺、叙永贫困地区发展养殖业实现脱贫致富等。

三、泸州教会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实践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表达。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必然要求,是遵循宗教本身传播、发展规律的体现,有助于强化教职人员与广大信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通过上述对泸州教会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方面的实践考察,在此我们对其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要路径作一简要分析,期望能为更好开展基督教中国化提供借鉴参考。

(一)遵循宗教自身发展规律

基督教中国化是对世界宗教发展规律的必要实践,是对宗教发展“变”与“不变”进行的有机结合。汉斯·昆在晚年力作《世界宗教寻踪》中不同章节反省了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在不同地区的本土化问题,为我们思考当下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提供了诸多理论启示。

汉斯·昆认为,基督教从“犹太基督教”转变为“希腊基督教”,有赖于宗徒保罗用希腊文写作《四福音书》、《宗徒大事录》的尝试,和在希腊开展本土化的传教活动。这一历史实践使基督教从“一种与希腊文化和解的基督教”有望演变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一种可移植于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的宗教”。[6]

回顾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汉斯·昆亦不吝笔墨。其犀利论点,对当代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要求有所启发。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将传教内容与孔子教导相关联,成功赢得一批士大夫皈依,却在洗礼问题上固执守旧,要求皈依的士大夫放弃儒释道信仰、烧毁佛像和祖宗牌位。与此同时,进入民间的传教团体并不像利玛窦一般将教义与儒家思想相统一,而只传播教条和奇幻故事,一些外国非法传教团体甚至秘密组织百姓形成“天主教”,私下开展活动。中国官方发觉后,于1617年首次将传教士驱逐出境。本次传教失败,主要原因归咎于罗马教廷的错误决令——要求中国信众与中国传统割席,否则彻底开除教籍,相当于强制要求一切想要保持基督徒身份的中国人首先要彻底放弃“做中国人的权利”。鸦片战争前后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则是作为欧洲列强之帝国主义扩张计划的一部分,“殖民化等于基督教化,反之亦然”[7]

基于基督教于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传播的经验,汉斯·昆得出结论:“只有真正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国的基督教才有前途”[8],并且为使基督教价值观“融合于民族文化而有益于人类幸福——所有这一切都应在一个独立教会的范围内实现,适应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条件。这个独立教会能够‘自养、自治、自传’”。[9] 回顾泸州教会的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其正是在“三自”基础上推进基督教和中华民族、文化、社会的融合。

(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发扬爱国爱教传统

爱国与爱教相结合是我国宗教发展一个优良传统。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列强殖民地,饱受凌辱;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我国宗教界许多爱国人士积极投身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例如佛教提出“利乐有情,庄严国土”的教义;道教陈撄宁提倡“信仰道教,即所以保身;弘扬道教,即所以救国”;伊斯兰教界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著名经学家虎嵩山高呼“国家兴亡,穆民有责”,可见在中国,爱教必须和爱国相结合,不爱国的教徒无法立足[10]

对于中国基督徒而言,爱国和爱教本就是紧密连结的。一方面,中国基督徒不仅是上帝的子民,更是一个公民;爱国不仅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另一方面,《圣经》中记载“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路加福音19:41),耶稣关心祖国命运、为祖国而哀哭,说明热爱祖国本就是基督教的优良传统。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泸州基督教会爱国主义传统由来已久。护国战争期间,教会组建的仁济医院成为当地红十字中心,医治大量伤兵。抗日战争时期,泸州遭受日军飞机轰炸,泸州教堂秦石香牧师向重庆方面求救,为泸州争取医疗资源,教堂收留大量受难民众;秦牧师和受委来泸的宋美龄秘书文幼章各捐款一千美金,每日在教堂施粥,购买并向伤员发放棉衣棉被御寒。解放前夕,泸州基督教礼拜堂为地下党员提供会师场所,助力泸县政府的成立。解放初期,泸州教会为川南医院和医士校建设提供了办公场所和教室,教会福音医院(仁济医院)也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泸州市人民医院。

1950年,为使中国基督教摆脱外国势力干预,成为中国基督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吴耀宗先生发起“三自”革新宣言,泸州教会率先响应号召,秦石香牧师前往北京签字,标志泸州教会从此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践行“三自”原则。[11]

改革开放后,随宗教政策落实,泸州教会于1982年恢复礼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并开展了许多爱国活动,如香港回归游行、澳门回归歌咏会,在青海玉树、云南鲁甸、四川泸县地震中开展应急救援,参加新冠疫情抗击工作等。这些活动都彰显了泸州教会一直以来赓续爱国爱教传统的实践决心。

(三)发挥主动性,推进落实基督教中国化“三重认同”

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教职人员和广大信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应当自觉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按照我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方式实践宗教信仰[12],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就是要做到“政治上认同、文化上融合、社会上适应”[13]

政治认同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前提。泸州教会通过教会百年爱国史陈列、参与抗震救灾、抗击疫情等形式,积极引导信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拥护,使得教会从领导班子、教职人员到广大信众都具备了较高的政治自觉与爱国爱教的诚挚情感,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参与国家建设的一支积极力量。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要求基督教结合教义教规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认同中华文化体系,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自身,实现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活动、借由传统艺术形式表达信仰、教堂建筑设计中国化,泸州教会在许多方面都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以中国文化为底色的基督教文化。

宗教是社会的子系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开展社会服务,泸州教会教职人员和广大信众秉持“施比受更有福”的伦理思想,发扬基督耶稣的博爱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作盐作光,荣神益人”,融入社会。与此同时,教会也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承担起应当的社会责任,在社会上为基督教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成为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广泛开展公益事业,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如前文所言,基督宗教的中国化,不只是适应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体制建构,融入中国文化的血脉,更是要主动承担起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与其他信众、非信众携手共进,建设美好生活。

丁光训主教曾提出过“上帝是爱”的神学观,认为人类作为“宇宙的爱者”的上帝的子女,应当追随上帝,去爱这个世界、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基督徒应当关心全人类的福祉,这对我们中国基督徒来说,首先意味着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14],可见对于基督徒而言,关爱他人、参与社会建设本就是对《圣经》“爱”的教导的实践。此外,通过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教会“以行证道”,也在社会中树立起良好形象,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

泸州基督教会以广泛开展公益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工作为抓手服务社会,无论是福音医院开展的扶危济困和医疗关怀服务,还是社会服务部“恒爱义工”“方舟之家”“乐活生命关怀”“予恩生命关怀”四大品牌提供的社区关怀、应急救援等服务,都在帮助社会各界需要帮助的人,既是对信仰的表达,也是教会响应政府号召,发挥的为推动和促进我国社会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

四、关于泸州基督教会中国化实践的两点思考

(一)深化文化融合程度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吸收中国文化土壤的滋养,业已形成大别于印度的成果,且被群众自发认同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基督教目前仍在一定程度上程度保留着西式风俗、文化、思想对自身的培壅和灌溉,体现出一定的西式特色。诚然,中西文化异质性较强,在交往融合中张力较大,因而实现“水乳交融”的难度更大。例如泸州教会,虽已开展系列尝试,但利用剪纸、京剧等传统艺术表达上帝信仰仍有流于表面之嫌。

其实基督教中国化包含的诸多方面,如组织结构、布道方式等,均是帮助深化文化融合程度的有效途径,国内多地都有过成功的实践。以云南景颇族的特色仪式为例,当地教会将基督教的感恩节与景颇族的新米节相结合,信众在节日当天身着民族服装,带上丰收的谷物瓜菜,背着礼节背、跳象角舞,庆祝节日,随后聆听完牧师和神职人员的祷告,进入教堂参加礼拜活动。[15]整个流程既遵循了基督教文化传统,又充分尊重了特色民俗文化,该案例为各个教会深化文化交融程度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

(二)提供专业化、特色化服务

基督教会社会服务的确体现出“爱心”“耐心”的优势,但在社会服务团体多元化的现状下,专业化、特色化的社会服务提供也可成为基督教会社会服务的关键优势。社会服务专业化要求教会加强人才建设,重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吸纳,一方面可通过开设社会服务相关课程,或鼓励现有工作人员报考相关考试、获取社工资格证书,提升工作能力;另一方面要发现人才、善用人才,例如招聘社会工作专业工作人员,或加强与高校社工专业的沟通交流,完善机制留住人才。此外教会应重视与外部交流,借鉴、汲取先进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可开展的“灵性服务”在临终关怀等服务领域具有特色优势。通过灵性关怀,教会可借助诸如艺术、音乐、自然的力量,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同时向患者传递科学的生死观,帮助患者克服死亡恐惧。这种宗教社会服务的创新模式既凸显教会优势,又顺应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之上的精神追求,不失为一种教会日后开展社会服务的新探索思路。

结语

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对宗教自身发展规律的顺应,是其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赓续爱国爱教传统,主动从神学思想上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推进基督教文化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开展社会服务积极参与构建和谐社会,泸州基督教会的探索为我国其他地区基督教中国化实践提供了可行借鉴;与此同时,泸州教会在促进文化交融和社会服务方面也可做出更深层次、更创新的尝试。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与支持下,教会的基督教中国化实践尚需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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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ath of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Sino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aking Luzhou Church as an Example

Zhenyu LYU  https://orcid.org/0009-0007-4890-4673

School of Philosoph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Adhering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sino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follow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world religions an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ristianity into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which helps to enhance the identity of the majority of clergy and believer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o forge a firm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Luzhou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es how the Church can promote the sinoc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in terms of politic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so as to continuously adapt to the socialist society.

Keywords: sino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social service, Luzhou, church

DOI: 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12_(23).0016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8n/202207/t20220704_130573.html,2018.4.3。

[2] 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中国民族报》,2015年3月15日。

[3] 张志刚:《 “宗教中国化”义理沉思》,《世界宗教研究》2016 (03):21-29。

[4] 参引尼尼安·斯马特:《世界宗教》,高师宁、金泽、朱明忠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4页。

[5] 卢锦平:《基督教中国化实践路径的思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讨文集》,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讨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1月,第688页。

[6] 参引汉斯·昆:《世界宗教寻踪》,杨煦生、李雪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第289-287页。

[7] 参引汉斯·昆:《世界宗教寻踪》,杨煦生、李雪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166-172页。

[8] 参引汉斯·昆:《世界宗教寻踪》,杨煦生、李雪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175页。

[9] 参引汉斯·昆:《世界宗教寻踪》,杨煦生、李雪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175页。

[10] 参引牟钟鉴:《继承和发扬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探索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11] 参引陈建明、申晓虎:《泸州基督教会史》,教会内部资料,2013年,第31页。

[12] 参引张训谋:《不断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取得新成就》,《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讨文集》,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1月,第144页。

[13] 张训谋:《不断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取得新成就》,《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讨文集》,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1月,第145页。

[14] 丁光训:《三自为何必要?》,《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15] 参引李叶,徐祖祥:《基督教对景颇族群体认同的影响》,《昭通学院学报》,2016,38(01):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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