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1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43
聂利（中南民族大学）
会议时间：2023年12月9-10日
会议地点：华中师范大学
会议主题：新史料、新方法、新理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再出发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12_（21）.0017
2023年12月9-10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与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举办了“新史料、新方法、新理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再出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近代史学刊》编辑部协办，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华中师范大学桂苑宾馆举行。会议开幕式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魏文享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所长、资深教授马敏和澳门理工大学《澳门理工学报》执行总编陈志雄，分别致欢迎辞。来自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美国波士顿学院、瑞典哥德堡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湖北大学及华中师范大学等的四十余位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出席。
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由章开沅先生于1994年创建，是国内致力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重镇。在致辞环节，彭南生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期待此次会议进一步推动近代文化交流史研究。马敏系统介绍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的各项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也介绍了中国近代史所老中青三代学术研究团队及其主要研究方向，表示2019年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关键词是“回顾与展望”，2023年此次会议的关键词是“再出发”，意义重大。陈志雄总编推介了《澳门理工学报》自2012年创建的“中西文化”特别栏目，该栏目致力于以历史为主线，推动中西文化相关研究，他表示此次会议是期刊出版界、学者和学术会议的一次合作尝试和联动。
会议主旨演讲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校资深教授朱英主持，波士顿学院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学术总监吴小新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熊月之分别做主旨演讲。吴小新以《从湘西到延安（1921-1944）：通过历史档案探索现代中国“关联的历史”》为题，以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收藏的美国天主教苦难会在华活动三十余年的档案为中心，关注苦难会在湖南西部的活动。他强调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某个地区的历史，并不只是宗教、慈善、或其他事业发展的孤立历史，而是与其圈外的人物、地域、年代、社会、政治、国家甚至国际事件有着密切交叉的“关联的历史”。他认为对档案资料的“关联的历史”的研究（即地方-地域-国家-世界），将拓宽我们研究东西方历史文化交流的视野。熊月之研究员的主旨报告题目是《清末哲学译介再论》，主要关注清末新学传播大潮中的哲学译介热现象，并剖析其背后原因。熊月之指出清末哲学译介热是整体新学传播热的一部分，而清末对西方哲学的译介，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哲学一般知识、主要哲学流派、重要哲学家、哲学史的叙述框架，都被介绍了进来，对中国日后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次会议共有四场讨论会，每场讨论会又分A、B组。第一场讨论会A组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付海宴主持。复旦大学章清教授报告《日本近代汉文文献的搜集与利用》，关注近代日本人用汉文翻译的西学书籍、用汉文传播的近代知识，他认为所谓“西学东渐”中来自日本的“东学”所具有的意义，理应受到重视。四川大学陈建明教授以《西方汉学视域下的中国道教研究》为题，系统梳理了自元代至今西方汉学家对中国道教的考察和研究成果，认为这些研究不仅促进了道教在海外的传播，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的中国观，同时也以道教为纽带，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发展。
第一场讨论会B组由《澳门理工学报》陈志雄总编主持。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以《世界宗教大变局与中国基督宗教研究》为题，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当前的世界宗教格局的“百年变迁”，并言这大变迁越来越具有国际政治的含义，指出我们的宗教政策、宗教团体和宗教研究均应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共同应对世界宗教格局“百年大变局”的挑战。厦门大学张先清教授以《“满洲正道”与“西洋异教”——清代前期旗人族群与天主教的互动》为题，从族群史视角分析旗人与天主教的关系，也重视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传教士向欧洲社会宣扬旗人奉教故事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从而呈现清代前期天主教本土化过程，如何遭遇帝国内部的族群问题。
第二场讨论会两组报告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人物和中国基督宗教的本土化问题有关。A组由河南大学教授、《史学月刊》编辑部副主编赵广军主持。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报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适应：麦都思的中西文化观》，认为正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的“文化适应”的中西文化观，奠定了其在“译名之争”中的观点和立场，指出走向“本土化”或“中国化”是基督教在华事业的必然归宿。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在《求真喻俗：科普译家伍周甫及其<兰氏科学常谈>》一文中，关注上海译史上鲜为人知的出色的科普译家伍周甫其人其事，并指其所译的《兰氏科学常谈》体现了中国著名佛经译师玄奘所讲的“求真喻俗”传统。山东大学胡卫清教授报告《公义与私谊：晚清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及族人与传教士交往述论》，以方耀及族人与英国长老会的交往为个案探讨多种形式的中西交往，认为其中的公义与私谊显示出精英阶层价值和利益取向，并为中西之间的深入了解提供可能。《澳门理工学报》执行总编陈志雄以《陆征祥的中西文化观》为题，指出本笃会士陆征祥实际上是持“从孔子到基督”的中西文化观，基督宗教信仰和儒家传统意识在他身上有双重作用，使他在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立足东方。上海社科院徐涛研究员以《<会议通则>三序考》为题，关注孙中山编译的《会议通则》一书邓家彦、杨庶堪、朱执信三序的问题，切入孙中山党人的交际网络，分析其言说文本，分析1917年前后孙中山执意翻译、写作的历史景象。
第二场讨论会B组由华中师范大学徐炳三教授主持。吉首大学讲师林旭鑫和福建师范大学林金水教授报告《主权与话权：两岸关系中的台湾基督教史》，以主权和话权视角再思台湾基督教史，厘清及阐释新教入华的确切时间、殖民化时期的台湾基督教以及1945年后的台湾基督教。中国社科院段琦研究员以《清末民初天基两教本土化（本色化）状况比较——以<中华归主><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为蓝本》为题，围绕两本书，从三大方面来比较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本土化（本色化）状况，进而思考基督宗教本地化（本色化）与国际基督宗教环境的关系，基督宗教本地化首要的标志是什么以及本地化与传教士的关系等问题。安阳师范学院刘志庆教授报告《近代天主教教区管理体制与中国社会适应之研究》，梳理了天主教教区管理体制自元代至今与中国社会的适应过程，指出中国传教区建设受到罗马教廷与西方国家双重影响。湖北大学康志杰教授报告《“花户天主堂”解析：以晚清“钱粮税单”为蓝本，兼说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新史料、新方法、新理论”》，从“纳税人”视角，利用税单凭证，尤其是“钱粮税单”（即土地税）类别，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背景下探讨天主教的经济活动，揭示隐藏在天主教纳税史中的政教关系以及天主教与地方社会互动等诸多问题，是新史料、新视角下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贵州凯里学院柯卉副教授以《明清耶稣会士对“poverty”誓愿的诠释与实践》为题，关注在华耶稣会士两类群体——宫廷耶稣会士和基层传教士——在不同传教时期的收支情况及所受的信德考验，呈现在华耶稣会士的复杂图像。
第三场讨论会主要关注医疗社会史和中外学术交流等议题。A组由四川大学赵艾东教授主持。复旦大学高晞教授报告《史料与叙事：<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的藏本、版本、文本与著译者再思考》，在新史料和新发现的史实基础上，对诸多历史问题提出新解释，并从全球史的视野下对之前围绕着该书所形成的历史叙事提出新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讲师刘菲雯以《清末民初的国人译编书籍与西药知识的大众化传播》为题，指出西药书籍的案例，反映近代西学知识是如何被商业化、大众化，如何影响日常生活。且认为西方医药知识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专业化路径与大众化路径之间的紧张关系。浙江师范大学崔军锋副教授报告《歧路彷徨：近代有关中医脉诊法出路的论争》，对中医界对脉诊的看法经历的扬弃、自发改革、科学发展等阶段进行详细梳理，认为认识中医脉诊法的近代变迁过程，有助于人们了解近代中医的艰难转型，对探寻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近代变化、近代中西文明权势，都有重要作用。四川大学苏德华副教授以《旧史料、新用途：<华西教会新闻>整理、研究与利用》为题，指出应充分挖掘《华西教会新闻》在研究近代西南地区特别是近代华西边疆社会中的史料新价值。华中师范大学讲师李明慧报告《宗教、社会性别与医疗：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在云南的护理助产实践及其启示（1933-1939）》，是基于新发现Mildred Button的丰富个人史料，以个案来反思近代时期医学传教、女性护理和助产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第三组讨论会B组由山东大学刘家峰教授主持。瑞典哥德堡大学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副教授报告《历史主流外的相遇——以北欧人为例讨论“接触区域”的多面中外交流》，利用“接触区域”（contact zone）概念来探讨北欧传教士在华的发展，讨论其跟中国文化和百姓的相遇以及个别值得关注的人物在“接触区域”的复杂情况和交流。剑桥大学白玛丽（Mary Augusta Brazelton）副教授报告“Exchanges in Medical Education at the Lyon Sino-French Institute, 1921-1951”，关注里昂中法大学1921-1951年的医学教育活动，认为该校医学课程的多样性使中国学生可根据祖国现实需要选择性学习，并在回国后影响中国科学的发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劳曼（Lars Peter Laamann）副教授报告“Medical Drugs Introduced by Western Doctors to 19th-20th-century China: Cause or Cure of the Opium Problem?”关注清末民初西方医生常用药品，尤其是鸦片引发的问题及危害，揭示了从重视鸦片的药用功能，到吸食鸦片有危害，再到为禁止鸦片和治愈鸦片烟瘾而导致更让人成瘾的诸多药物出现的复杂历史图画。华中师范大学刘清华副教授和宁波大学讲师张怡雯均探讨的是中西文化交往史上被遗忘的历史。刘文关注十八世纪欧洲的官僚、学者与在华耶稣会士的互动以及中国修士的赴欧之旅，揭示北京传教团、法国经济思想史家、早期英法经济思想互动对《国富论》的影响。张文关注中国学者黄伯禄的中文护教作品《集说诠真》因著作权、话语权纠纷引起的公案，揭示了19世纪末中国学者、侨居地汉学家与欧陆学者在欧洲汉学多元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及影响。
第四组讨论会与近代西人在华教育事业、基督教经文的翻译与传播相关。A组由华中师范大学讲师李明慧主持。山东大学博士生张凡和山东大学刘家峰教授报告《从语言学习到汉学研究：北京华语学校的转型与发展（1916-1929）》，梳理了北京华语学校自裴德士接管该校（即1916-1929年）的历史，认为裴氏接管之后，学校大规模发展，一跃成为当时海内外汉学研究重镇，也为美国汉学二战后迅速崛起奠定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徐炳三教授以《20年来大陆学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热点透视——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为中心》为题，指出20年来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学科边界不清晰、时间断限不统一、理论体系不完备、基础史实不充分等问题，认为有必要积极探索相关研究路径和方法，重构中外文化交流史史实和理论。四川大学赵艾东教授以《1924-1929年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四川巴安华西小学办学的中国化和世俗化》为题，补上了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四川巴安基督教会巴安华西小学有关登记立案历史的一页。华中师范大学讲师周萌以《墨西哥的“中国风”——论中国瓷器对普埃布拉锡釉陶器的影响》为题，以中国瓷器对墨西哥普埃布拉锡釉陶器的发展和演变为例，强调16-19世纪时期“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带来的瓷器、丝绸等东方商品，对拉美地区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四场讨论会B组由上海社科院徐涛研究员主持。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古伟瀛报告《天主教传华日常经文的形成——以<圣号经>、<天主经>、<圣母经>为例》，关注天主教明末传华时最早译成的三种信众日常使用的经文背后的翻译历史，从中可见东西宗教思想的差异、耶稣会及道明会传教策略的不同，地域因素对译文特色的影响等。法国汉学家、中山大学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教授报告“The Struggle towards a Chinese Church in Republican era: Antoine Fourquet, Apostolic Vicar of Canton”，关注民国时期天主教广州代牧区主教巍畅茂1923至1947任内对广州涌现的革命、国家政权建设、反殖民主义等现代性要素的观察和理解，及其致力于教会本土化的尝试。澳门科技大学汤开建教授和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田一言《西班牙文手稿<阿戈特广州商馆日记>中所反映的广州十三行史料》一文，关注西班牙商人阿戈特《日记》史料，对《日记》中反映的清中期贸易和广州十三行史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并肯定其在清代中西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复旦大学博士生应焕强以《上帝说方言：近代苏沪土白方言圣经的传布》为题，关注晚清时期英美两国圣经公会资助组织编印《圣经》土白译本及其传行实践，认为苏沪方言《圣经》是吴语叙写历史的见证，经历了方言背后的地方文化和《圣经》翻译原则的磨合，而方言圣经在普传福音方面取得效果的同时，也受到来自时局和其他宗教团体的阻力。
最后的圆桌会议环节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教授马敏主持并总结，与会的专家学者、期刊编辑就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如何“再出发”，新史料的发掘和使用，旧材料如何提出新问题，新方法、新理论的建构和引入，研究领域去边缘化、什么是好的学术论文、如何开展多领域的交叉研究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讨和交流。
* 此会议综述部分参考温心悦：《会议纪要：“新史料、新方法、新理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再出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微信公众号桂子山史学，2023年1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