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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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新篇章。清初禁教之前，中西思想交融呈“显流”之势，禁教之后随即进入“潜流”状态，直至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交流以新的发展态势呈现出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经民国时期的古籍校勘、史实梳理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从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探讨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虽以基督宗教或中国基督宗教这一主题为对象，但具体学科不同，研究视角、方法论等均带有学科自身的特点，看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会各有侧重。如果以自身学科所长衡量其他学科，固然存在诸多的缺点与不足。如以己之长，结合与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视角，虽对研究者学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却是一个学者应追求的理想目标。就像宗教社会学家与基督教徒关于“教堂彩色玻璃”的争论，“如何才能看清教堂内的彩色玻璃窗？”他们分别从教堂内和教堂外两个视角对教堂的彩色玻璃进行观察和讨论。由于观察视角不同，结论自然也就不尽相同。但二者的结论没有对错，也没有高下之分。如果我们把对研究对象本质的探究，视为对“真理”的追求。那么我们每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论，都无法垄断“真理”。只有整体把握之后，我们才可能渐渐趋近“真理”。同一个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视角为学科交叉互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宗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宗教研究的热门主题，学界、政界、教界均在积极推行宗教中国化研究。它是历史实践与现实实践的有机结合体，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对此主题进行探讨时，不应仅重视宗教中国化在当今中国的实践举措，更应重视宗教中国化的历史实践。我们重视宗教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不仅仅是在历史中寻求经验，也不单是面对当下困境，历史告诉我们可能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实践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当下，解决“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以明清时期（包括清末民初）的基督宗教为例，不仅有大量的中外文献资料留存，更有丰富的中国化历史实践，为我们当下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
在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我们开始可能更多的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是历史中的个体，为了凸显我们的研究意义或更好的理解这些个体，我们总是把它们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洪流中，以凸显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意义。基督宗教作为一种世界型宗教，明清传教士亦是来自欧洲不同的国家，如果把中国基督教仅置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潮流中，还不足以体现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意义。这需要我们具有全球史的历史视野，把中国基督教史置于全球史的书写中，同时此种研究视角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推进作用。以徐龙飞教授的文章《教宗首席权与无误论的中世纪历史背景及其相关政治哲学问题论要》为例，他在文章中以法学、法哲学、法律史等全新视角探讨了教宗首席权的确立与俗世政治权能之间此消彼长，且教宗总是处于劣势地位的权力纠葛。通过此文章，我们了解了中世纪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能的关系，当以此视角重新思考和审视明清天主教、礼仪之争中的政教关系、皇权与教权关系、晚清天主教等历史，不仅可以丰富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或者可以消解一些传统研究中的刻板印象，同时也体现了全球史的研究视角。这对以后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
本期《中国基督教研究》主要涉及与基督宗教研究相关的文献、历史、文学等主题，共收录论文17篇，其中特稿3篇，一般论文12篇，译稿2篇。
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李灵博士的文章《圣灵和幽灵：从“真理”到“独裁”》，从基督宗教的历史发展脉络出发，探讨基督宗教的“真理”观与权力、权威、独裁等之间的关系。李灵博士在文章中指出，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圣经》从文本、教义、神学等方面均受希腊真理观的影响，并逐渐把“真理”与耶稣基督以及与其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同时在新约中多次出现“真理”一词表明福音、基督徒的生活和教会的管理具有普遍意义和最高权威。“真理”也逐渐变为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主要的语境和绝对正确的标志性词语。在基督教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真理”逐渐与权力融合，导致“权力”神圣化和“真理”权力化。对于信仰团体的维持和存在而言，教义、正典及其解释的唯一性即代表一种“正确性”，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真理性”。团体（组织、教会）内谁掌握了“真理”谁就具有“权威”，“真理”与权威之间就有了一种因果联系。而团体（组织、教会）的真正权威是建立在稳定健全的制度和对制度公正的执行力上。但在这一团体中，个体会逐步丧失独立性，个体的认知见解也会被置于团体的“真理”之下，一旦与之相悖，即面临打压驱逐等困境。当某种神学思想成为“真理”，且被权力赋予“正当性”，维护此种“真理”的人，圣灵与幽灵将同时伴其左右。一念之间，圣徒变为歹徒。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建欣研究员的文章《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回顾与展望》，追溯了中国宗教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并通过分析当前宗教学的发展现状，展望新时代宗教学的发展前景。李建欣研究员在文章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国宗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和坚定的信心。他梳理了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20-30年代的奠基时期，1949-1966年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初创时期，到1966-1978年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凋零时期，1978年-20世纪90年代的恢复和重建时期，再到当今新时代的发展时期。
北京大学徐龙飞教授的文章《教宗首席权与无误论的中世纪历史背景及其相关政治哲学问题论要》，是节选自其正在书写著作的部分章节，故在文章中会出现“本书”等字眼，为便于读者的整体阅读，文章保留作者原稿内容，使读者享先睹为快之乐，故在此说明。徐龙飞教授以教宗首席权之政治哲学意义为主导论题，把这一论题置于从晚期教父时代为始，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到19世纪这一段历史时间脉络中，探讨这个主导论题与俗世史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阐述了研究方法、问题的品性、问题的历史渊源、问题的关联性以及问题的时代表征等；其次文章围绕教宗与教会改革、教会改革时期的教宗与主教职权任免之争、多种张力关系中的教宗职能以及教宗选举规则的制定、阿维尼昂的流亡与教宗分裂、文艺复兴开端时期的教宗、教宗首席权作为牧灵的责任与传教的使命--早期传信部文献中所见等主题，以期梳理出历史整体之概貌，讨论中世纪教会精神权能与俗世政治权能的关系史；最终，文章从教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教会内在诉求及其与现代国家政治思想以及法律的关系等方面，提点出首席权与无误论的政治哲学之意义。如中世纪教宗普世性权能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或一蹴而就，而是在遭受内部与外部危机，且在经历反复的过程中形成；教宗的职务与职权的设想虽不断的理论化、纲领化，但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此种设想在强势的俗世政治权力面前几乎没有贯彻的可能性；在法典及法典思维下，大公教会内部关于大公会议主义理论的思考激发了后世思想家在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层面对人民主权问题的设问与思考；教宗由枢机主教团的自由选举，选举的多数规则及选举章程的制定与颁布，成为近现代国家选举国家领袖的典范；教宗选举与贵族家族意图之间的相互影响，教会法典制定的教宗选举制不影响家族的继承制等，使近现代国家的议院、议员体制或党派政治初见端倪。
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JIANG Tian博士的文章《从圣约的角度来看希伯来书6:4-8的警告经文》（A Covenant reading of the warning passage in Hebrews 6:4-8 ）主要探讨了希伯来书的警告经文中所展现出的救恩的两面性——拯救与审判。JIANG Tian博士指出学者间对警告经文最大的争论在于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他以希伯来书6:4-8警告经文为核心内容，结合阿民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对此警告经文的解读，以旧约圣约的模式来证明希伯来书的警告经文与新约圣经中其他地方的警告经文相一致。他认为新约中的警告经文，其目的不是带来审判，而是呼召悔改。
三一国际大学（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Donald WANG博士的文章《诗篇95和马太福音11:25-30》（Psalm 95 and Matthew 11:25-30）主要探讨圣经神学中的安息主题。他指出诗篇95与马太福音11:25-30之间经文联系性强，且文学特色和神学主题类似，显明马太福音暗指诗篇95。
四川大学查常平教授的文章《论上帝的圣爱与公义》，从上帝的超越性和内在性出发，探讨上帝三位一体的一体性与位格性，二者绝对差别，又绝对相关。查常平教授指出上帝的一体性指上帝在公义中的圣爱，上帝作为圣父、圣子、圣灵有内在的绝对相关性。位格性指上帝在圣爱中的公义，上帝作为圣父、圣子、圣灵又有内在的绝对差别性。三位一体的上帝，表述出了上帝与世界在公义与圣爱中的逻辑关系。上帝在世界之中，即其内在性，上帝的圣爱在世界中显明，与世界相关联。上帝又在世界之上，即超越性，以其公义与世界绝对差别。而人只能在与上帝的关联中，与上帝的内在联系中，在内在的三一论中理解上帝。
北京大学钱怡婷博士的文章《浅析“圣母始胎无染原罪”信理之意义》，主要探讨了“圣母始胎无染原罪”这一信理认信的历史过程。钱怡婷博士在文章中指出《圣经》中没有明确和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信理的正确性，但有人提出这一信理隐含在教父的教导之中，在12-13世纪这一问题曾引发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在内的诸多神学家的热议。钱怡婷博士在梳理这一信理认信的发展历程之后，着重探讨了托马斯·阿奎那关于这一信理的态度与观点。
北京大学宣平安博士的文章《托马斯·阿奎那的希望观》，主要以托马斯·阿奎那的希望观为研究对象。宣平安博士从宗教学和哲学史的角度对希望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宗教学角度而言，希望涉及对终极实在和自我的不同理解；从哲学史的角度而言，希望是否与理性相符，希望是否会妨碍人们对现实的认识？作者通过论述希望与望德，探讨阿奎那希望观中的特色部分，即与希望密切相关的“怕”。作者认为对于阿奎那而言，畏惧与希望互补，孝爱畏惧则能将望德提升至爱德。阿奎那的希望观具有理性与信仰兼容的特色，并且对现实具有别具一格的指示。
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倪步晓助理研究员的文章《基督教在西南地区本地化传播与承续的探析——以宣道会川黔教区为例（1934-1949）》，主要探讨1934年-1949年基督教宣道会在川黔教区的传教发展历程，及如何促进川黔东陲基督教的本土化发展。作者在论文中指出，教会的本土化包含推动本地基督徒对拯救灵魂的信仰认同及实践机制。川黔基督教会的本土化，离不来宣道会的本土化定义与实践。宣道会的本地化原则是优先关注自传，旨在建立当地教会，通过本地福音布道团、家庭教会的模式、短期圣经学校来推动本地化教会，同时培养当地神职人员，并赋予本地教会自立权，但未必涉及神学理论、圣经翻译上的本色化。本文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时代主题提供了历史依据。
阿根廷国家科学研究院侯安娜（Ana Carolina Hosne）研究员和四川大学任乐副研究员合作的文章《“野蛮”或“文明”? 十六世纪西班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和拉丁美洲》，主要通过梳理15-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对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历史记录，探讨他们如何通过“野蛮”和“文明”这一组两极概念对拉丁美洲殖民地和中国进行对比和评价。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西班牙传教士通过殖民者话语体系对印第安文明中宗教、习俗、文化等方面进行“野蛮”定性，以及借助“野蛮”概念的等级划分来支撑他们用武力、宗教、道德等差异化方式来“驯服”印第安人。当他们把拉丁美洲经验用于中国，在对中国有关政治、律法、经济、社会、文学进行赞美之时，对中国的语言、和宗教持消极态度，并在对比中积极肯定他们在殖民压迫中给拉丁美洲留下的“文明”成果。
湖南大学陈伟华教授和湖南大学硕士孙怡同学合作的文章《论“铁西三剑客”小说与基督教文化》，主要探讨沈阳铁西区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的文学作品中所隐含的基督宗教文化元素。作者通过小说中“水”“火”“圣诞”的隐喻及情节功能、模式化的叙事中蕴含信仰与救赎思想、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互动互补等主题，探讨小说家如何把基督教元素融入到作品叙事中。作者在文章中指出，铁西三剑客”小说的基督教文化书写并非基督教徒的虔诚叙事，也并非单纯的意象拼贴，而是在述说时代困境和历史记忆中，重新审视“人”之“存在”的工具，并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审视“人”的本质与价值，突出世俗的力量。
湖南大学陈伟华教授和湖南大学硕士屈子正同学合作的文章《论中国当代罪案剧与基督教文化》，主要探讨中国现代“罪案剧”的发展与基督教文化符号、意象以及“罪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基督教文化符号的渗入及成因、基督教文化意象承担多种叙事功能、结构模式和主题中可见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痕迹等主题，探讨基督教文化如何影响中国的现代“罪案剧”。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基督教文化符号丰富了剧作的画面以及内容，也为剧作主题思想增添了文化内涵，而且使剧作审美变得更加多样和多元化。基督教文化中的“罪感文化”隐藏在中国罪案剧的深层，它也成了中国罪案剧中不可或缺的思想、道德以及情感的支撑。中国的“罪案剧”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对基督教文化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这不仅超越了剧作本身，而且提升了剧本深层精神内涵和形而上层面的思想艺术价值。
福建省民族与宗教研究所高静的文章《基督教素食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图景：基于沙县、厦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访问与观察》，主要梳理了安息日会素食主义的历史起源，并论述了现当代沙县、厦门等地的部分基督徒如何理解和践行素食主义这一理念。在追溯安息日会素食主义的历史时，作者着重阐述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杰出人物怀爱伦的健康理论。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安息日会的素食主义健康理念虽源自于西方，但与中国传统的养生文化相结合，为当下人们追求极简生活、健康饮食等提供了一种新的养生之道。
中央民族大学崔任中博士的文章《疫情时期基督徒的心灵状态分析——基于教会论、圣礼、末世论》，主要基于基督教神学中的教会论维度、圣礼维度、末世论维度分析疫情时期基督徒的心灵状态。崔任中博士在论文中提出，圣灵式理解的教会论，使人们不再被禁锢于把教会视为组织机构的观念中，基督通过圣灵的同在是无所不在的，并不局限于某个宗教场所。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一些宗教场所暂时关闭，这样的一种教会论会让基督徒消解因无法参与教会活动而感到失望悲伤的负面情绪；在圣礼方面，疫情中的基督徒得到功效性的祝福、符号性的安慰以及榜样性的力量；在末世论方面，基督教信徒产生预言式的适应心态、积极奋进的求胜心态以及错误解读的厌世思想。
上海师范大学包瑜婕同学的文章《信仰与理性之圆融及其张力——基督教“信仰”观探微》，从广义的基督教发展史（犹太教、早期基督教〔天主教〕到基督新教）出发，考察教徒对上帝内在信仰方式的转变过程。作者以信仰与理性的内在关系为主线，在文章中指自基督教建立伊始，犹太教对上帝全心全意的“未经审查的信仰”的强大力量就自动地在对上帝的信奉中削弱了。在希腊哲学的影响下，基督教信仰观念中充满了一股信仰与理性的张力，这张力不仅在于理性对“信仰”的证明，也在于理性对信仰的潜在质问。基督教新教似乎在伦理实践上返回到了犹太教，将上帝与世俗事务紧密连接起来，但新教教徒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以世俗实践为信仰正名”，在信仰与世俗之间，此刻世俗才是那个先行者。
在译稿部分，收录了两篇译文：北京大学奚望博士翻译的理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的《论国家与宗教》（Über Staat und Religion），文章译自Richard Wagner: Über Staat und Religion / Religion und Kunst, Berlin: Herausgegeben von Karl-Maria Guth, 2017. 上海大学陶小路博士翻译的赫伯·斯旺森（Herb Swanson）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与基督教差会研究》，以传教学的角度思考老问题“东方主义”，为传教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考维度。
执行主编郭建斌，2023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