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1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39
施诚刚（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摘要：人文批评，作为当代艺术批评理论中的特例，强调超越性的人文精神并化用了基督教思想。本文回顾该理论的创生过程与文本线索将其主题归纳为“艺术与新生”并依据基督教思想阐释了内涵：艺术的“真实”来源于同“最终实在”的接轨，表达为对“存在样态”的反思；灵性艺术的内容多是“以马内利”观念，其可传递神圣的消息，也会显明世俗的内容；“新生”代表“实然到应然的生命更新”。文章指出，人文批评不仅通过艺术批评清理出人的生活境域与存在根源，还依据基督教文化展开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批评。它在艺术批评理论创新和基督教思想中国化探索两方面都彰显出思想价值。
关键词：人文批评、基督教思想、艺术与新生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12_(21).0013
艺术批评是知识人理性思考后的感性言说。不同的批评者依据其人文思想和精神追求创造出不同的批评方式。然而，当下之艺术批评似乎离人文精神越来越远。大部分写作者倾向用绚烂辞藻描述图式、以精密理论剖析美感、借多种视角阐发意义来完成自己的批评，少有批评家谈论艺术中的“人”之形象与精神、艺术与文化之关联等人文议题，更鲜有研究者关注艺术与生命的互动逻辑及其对人之存在的根本影响。[1]在这种背景下，查常平倡导的“人文批评”显得特立独行。“人文批评强调利用当代人文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神学、艺术史、美学）的丰富的知识、思想对当代艺术中的作品、展览、艺术家之类现象展开深度的个案研究，以在中国当代艺术评论界逐渐形成一种孜孜追思的、研究性写作风气。”[2]
不过，在查常平多年的坚持下，艺术批评界已经开始重视这种明显区别于政治批评、商业批评、学院批评的批评类型。因为，探索人文批评理论既有利于推进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的人文性研究，也有助于发掘基督教思想在当代艺术批评领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近年来，有宗教学研究者指出，人文批评建立在基督教思想的应然图景与当代文明的实然图景的张力结构中，且基督教思想奠基于“神人关系”的特点在人文批评的理论溯源、批评实践、价值指向中得到了具体彰显。还有文章认为，该理论是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的当代转化尝试，延续了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3]笔者延续此种思考，发现了人文批评主题的基督教内涵。
一、人文批评的主题
人文批评理论是查常平苦思多年的思想结晶。
多数批评家认为，艺术是认知世界和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与此不同，查常平关注到人类生活的纵深维度——灵性，借此重新诠释了“艺术”概念，提出了“启迪艺术”[4]。启迪艺术认为，艺术是人的彼岸化的生命情感的象征性形式，是人的灵性生命与终极生命相遇的产物，最终企图从人的角度确立人神关系之轴心，与形上、宗教一起赋予人类文化以根基。[5]而且，艺术的本源来源于人的存在本源，真正的艺术“不以现实生活情感为本源，艺术的本源必然就在人的存在本源中，在创造者的生命情感中。”[6]于是，艺术是人的开放性的精神活动，它不受任何人为的、族群的、地域的障碍的制约；艺术是人的个体性的意识活动，它以独立的批判精神拒绝任何随波逐流的附庸；艺术是人的人类性的文化活动，它在批判中建立以满足人的自由创造为目的的人类共同体。[7]在此基础上，艺术具有揭示社会问题、促进时代变革的文化性批判功用。[8]所以，当代艺术不仅带给人审美的安慰，而且更多地把人的难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各种自然的、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时间的、语言的、神圣的问题摆在人的面前。[9]
查常平基于这种艺术观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批评实践。早期，他关注艺术作品中的原初图式，从西南地区的艺术现场出发，深度探讨了大量个案，着力挖掘艺术事件背后的文化思想性内容，衍生出“原初图式”的根据论和感性文化批评的方法论。同时，他明确反对现代艺术虚无论、艺术肉身论，并以驱逐亚人类价值观的巫魅统治为己任，特别关注当代艺术中的拯救意识。[10]在此阶段，他还站在人文立场、坚持“艺术为了人类整体”的底线，吁请当代艺术在边缘位置发挥主流精神的功用。中期，查常平进一步发掘艺术事件的关系美学背景，把视野扩展到中国当代艺术整体，展开艺术思想指向的类型学探讨，试图建立新的艺术史言说模式；复从世界图景逻辑中发展出世界关系美学理论，以之作为人文批评的基础论。[11]同时，其由以往对艺术现象的美学观照更多地延伸至对艺术界乱象的现实反思，倡导建立当代艺术界的正义秩序。他还指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灵性艺术作品相对较少，汉语思想的文化传统中始终缺乏对于本真的超越者的追求，灵性艺术的人文解析遂成为其批评特色。[12]近年来，查常平树立艺术作品意涵—艺术学理的概念阐释—艺术现实的现象透析—社会弊病究理—汉语思想局限的文化批判—实然与应然之思为批评线索，以人文关切为价值指向，强调对当代艺术展开跨学科知识解析，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混现代本质，确立了人文批评的本体论地位。[13]并且，他还创造性转化了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作为理论前提，以弥补汉语传统思想缺乏终极关怀、倾向以人天关系、人道关系、人理关系代替人神关系的不足。[14]
人文批评理论不仅是思想演进的成果，也是文本应用的成效。
在《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上下卷）中，已有一些关于人文批评的理论思考雏形。而且，该书透露出的对艺术现象的学理反思意识、对当代艺术发展合理性的问题意识、对区域文化的生存观照意识、对人类实然景观的忧患意识，都在之后的写作中得到了延续与发展，为理论成型打下了基础。该文本确立了人文批评的目的“就是要从俗世化的艺术现象中开掘当代中国艺术相对于神圣而言的世俗的、精神的、超越性的向度，展开对当代艺术中盛行的俗世价值观的批判性反思。”[15]人文批评的最终形成应是在《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两卷）中。第一卷《世界关系美学》按照世界关系美学理论的七组关系把1993-2016年的优秀中国先锋艺术作品归类、整合，进行分层解析、互动审视。它通过以人为焦点延伸出的语言、时间、自然、自我、社会、文化六个向度的批评证明当代文明的实然之在是世俗世界、肉身之人与无神艺术；通过对第七个向度（灵性向度）的艺术分析，暗示基督教思想的应然之在包括神圣世界、灵性之人与启迪艺术。该文本证明“它（人文批评）是借助分析艺术现象确立世界关系图景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进而使人反思人的生活，以便最终更新人的生命。”[16]第二卷《混现代》将“前现代之幽灵”、“现代性之塑造”、“后现代之本源”、“另现代之来临”、“混现代之难题”五个章节的专题艺术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递进解读，从而剖析、呈现中国当代社会的混现代本质。该文本认为当代艺术揭露的思想文化病症是人在现代性建设中自我存在图景迷失的直接后果。[17]《当代艺术的人文批评》则通过挑选、整理有关人文批评的主题文章集合成书的方式回顾了理论创生过程中的学理思考、批评实践与多元对话。该文本呈现了该理论在这些年的艰辛探索历程并证明人文批评的责任是在当代艺术中为人类寻找更新生命的可能。
我们综合思想与文本确认：人文批评以混现代批判为核心，借由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全面揭示一种被当代文明繁盛表象所掩盖的病态的实然之在；以艺术启迪说为基础，从灵性艺术中建立人与神圣的解释学关联，让人洞见那被实然之在所忽略的应然之在；以世界关系美学理论为框架，凭借七重关系的定位梳理出实然与应然的具体差异。人文批评的最终追求是“透过当代艺术的作品去展开世界图景的应然之在，在对艺术家的原初图式的分析中企图以此打开从实然之在走向应然之在的通道。”[18]所以，该理论人文精神的超越性是从二元张力的预设中更新人的生命，即从世俗艺术的实然批评中获取人之神圣性的应然反思。只有在这种指向下，中国当代艺术才成为人类的救赎之道：人们借由当代艺术揭示的病症反思人类存在的根基，从实然走向应然，实现人的生命理智、生命意志、生命情感的更新。简言之，人文批评的主题即“艺术与新生”。
二、从基督教思想的角度解读主题
人文批评的主题在基督教思想背景里展现出独特的内涵。
“艺术”作为“启迪”，启迪出“真实”。艺术最珍贵的馈赠不是情感（诚然，它会带来感动）、不是利益（诚然，它会带来财富、名声、地位），而是“真实”。“艺术作品中的线条和形式可能向我们传达了艺术家所能感受到的某种东西。”[19]艺术家通过把特定的感受物化来表达他所体认的真实，作品的可感可触使艺术爱好者有可能体认同样的真实。所以，“艺术创作的关键就是抓住相对的、暂时的瞬间，并从中挖掘出它的永恒的和不变的一面，否则艺术美将因为无所依傍而两头落空，其结果只能是跌入抽象的、不可确定的虚无之中。”[20]这关键一面除了艺术史上一直追索的“真实”，别无它物。而艺术的“真实”来源于同“最终实在”的接轨，表达为对“存在样态”的反思。
艺术的“真实”来源于同“最终实在”的接轨，是指“最终实在”赋予艺术以“有意味的形式”为本质，“有意味的形式便是我们在其背后可以获得某种终极现实感的形式”[21]。克莱夫·贝尔对此有过详尽的论述：“艺术家这样告诉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通过对物质对象的形式意味的理解来获得他们所表达的那种情感的，而任何物质对象的形式意味就是那种材料本身被视作目的时所具有的意味。但是，如果一个对象在本身被视作目的的时候，比起它被视作达到实用目的的一种手段，或是与人类利害相关的某种东西的时候，要能更深刻地打动我们——事实无疑就是如此——那么，我们只能认为，当我们将任何东西本身视作目的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其意义更为重大的属性，它要比这种东西与人类利害相关联的任何性质的意义都要重大。我们不是在认识它的偶然的、有限的价值，而是在认识其本质性的现实，认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神性，认识个体中的一般性，认识无所不在的韵律。不管你怎么称呼它，我所谈论的东西是存在于一切事物表象之后的东西——那种赋予一切事物以个体意味、物自体和终极现实的东西。”[22]保罗·蒂里希也声称“没有一种艺术表现能够逃避在其所展示的形式中表现终极实在之性质的事实。”[23]
艺术的“真实”表达为对“存在样态”的反思，是指艺术唤醒被当代人遗忘已久的“超越性”。在查教授看来，艺术、形上、宗教三者是同一范畴中的并列关系。它们作为人的存在的精神样式，发生在人的自我意识与超我意识之间，是人作为个体生命企图从自己的自我意识中超越出来、趋向更高的超我意识的存在状态努力之见证。其结果，形成了以艺术形式、形上观念，宗教信仰为表达内容的作品、文本与经典。[24]由此可见，形上、艺术、宗教是人类意图脱离实然朝向应然的见证，是人之“超越性”的体现。然而，在当代文明里，大多数人驻留在此岸沉沦，不论是向内还是向外都不再寻求神圣，拒绝超越此世的可能。更可怕的是，“中国现代社会呈现出的世俗化转向，正在直接演变为俗世化的物质主义与庸俗化的肉身主义。”[25]人越发地沦落为一个单向度的浅薄的肉体生命。幸运的是，艺术作品、形上文本、宗教经典的记录则保留了唤醒“超越性”的可能。
因为艺术的“真实”来源于同“最终实在”的接轨，表达为对“存在样态”的反思。而“当人们进行艺术批评时，一切都能够用语言表达。把一切转换成语言就是艺术批评的所作所为。”[26]所以，查常平把艺术批评看成是形而中的写作，符合三个基本原则，即本源性、深度性、逻辑性。[27]
“与”暗示“连接”，艺术连接神圣与世俗。西方艺术史证明，人类往往在艺术中发现神圣的消息。马克·罗思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艺术进程，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怀旧的吁求，渴望重新获取神话，并能够让艺术再次象征真实的最终完整的新符号。”[28]艺术何以成为神圣与世俗的连接？神学家保罗·蒂里希对艺术的观点可以回答这一问题。蒂里希认为艺术的创造性因素中有一点是期待，人们可以在艺术中期待一种超越我们在中生存的不完美状态的一种完美状态。[29]甚至，在艺术中被救赎也是人们所期待的。[30]人文批评继续指出，灵性艺术的内容多半是“以马内利”观念。这同样是《圣经》的核心理念之一。[31]在《圣经》中，上帝多次现身以证明该理念。在别是巴，上帝曾对以撒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创世记》26:24）在哈兰，上帝也对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创世记》28:15）在旷野中，上帝又对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申命记》2:7）耶稣本身也代表着“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们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马太福音》1:23）上述语句算是特殊启示，基督教中也有着普遍启示。[32]“在普遍启示中，上帝使用自然现象与历史事件；在特殊启示中，他常常使用特殊的方法，例如用显现、预言、神迹等来彰显自己，叫人认识他。”[33]可见，神圣一直与世俗同在。艺术作为启迪，便是神圣与世俗同在的证明。
人文批评的视域下，艺术连接的神圣与世俗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艺术可以传递神圣，但艺术本身不是神圣。所以，灵性艺术家王鲁有如此的感悟“艺术并不是一个方舟，可以为大家带来庇护，它只是含带神性的消息，潮水过后它仍能存在，只是一块干燥的栖息地；人们不会把精力用于营造它，而只愿在其上做短暂的停留。”[34]另一方面，艺术除了包含神圣的内容，更显明世俗的人的内容。如高尔泰先生所言“无论古典艺术的美还是现代艺术的美，都无非是不同的‘人的存在方式’的投影。艺术通过探索不同创造的可能性，从而开拓出多种多样的‘人的存在方式’，包括感觉、思维的方式和社会交往的方式。”[35]此外，人文批评也是从连接的角度去审析艺术家以及艺术批评家真正的贡献。艺术家唤起人的个人性、呼吁人的人类性：“艺术家是以自己个人的图式创造去唤起人心中的个性存在的人，并在这种召唤中使国人认识到我们都是人类中的一员。”[36]艺术批评家启蒙大众并鞭策艺术家：“批评家在中国有两种功用，一个就是向民众和知识界开启如何看艺术的方式，另一个就是批评的见证性和批判性，不然艺术家的创作很可能被名利异化。”[37]
“新生”代表“实然到应然的生命更新”。人文批评认为，实然之在是应然之在的异化，人的异化体现在灵性腐化成为“精神性”，世界的异化体现在对神圣的信仰堕落为对偶像的崇拜，关系的异化体现在“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平等关系退化为以权力、金钱、肉身为偶像的主奴关系。因此，应然与实然间有着沉重的张力，甚至矛盾。如《圣经》上写到“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路加福音》12:51）所以，新生命的觉醒意味着从实然到应然的更新。在此过程中，实然之在的最大问题是虚伪的生活。蒂里希认为现代人凭借智慧塑造了文化的不同领域，将自身和世界分成各部分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下理解得更为清晰透彻，但他自身却消失不见了，人成为了没有精神也没有灵魂的存在物。“人能清晰地分析他智力和美学功能的运作，而对终极意义与世界的关系却不甚了了。”[38]唯有当人真正意识到“他已在他的世界中迷失了自己，也在对世界的利用中失去了世界”[39]这一点时，他在精神上重返自身的艰苦跋涉就开始了。所以，人文批评一再强调真实的存在。应然之在的视域下，人类的真实存在域包括语言、时间、自我、自然、社会、文化、灵性七个向度；人言关系、人时关系、人我关系、人物关系、人人关系、人史关系都建立在由人神关系颠倒而来的神人关系的启示性根基上。它复通过世界关系美学理论中灵性向度的确立，将人的生活视野立基于人的存在格局。该理论进一步引入包含基督教超越精神的“圣爱”，更新艺术爱好者的艺术之爱、普通民众的情感之爱，使分隔的个体重新统合为人类生命共同体。自此，实然的生活与应然的存在得以紧密相关，人类在应然图景中思考生命的意义，在“圣爱”中完善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和永恒不衰的精神，这才是生命独立的真正宣言。而“新生”作为一种救赎，正是人类的未来走向。同时，“艺术与新生”的真正含义如粟宪庭先生所言，“艺术对于我，是一种宗教，即艺术是一种自我灵魂拯救的方式和途径”[40]。
三、结语
艺术批评是有视角的。按沈语冰教授的观点，现代主义、（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为现代艺术研究与批评的三大范畴。[41]这三者的视角皆为“人类观看艺术”，都遵循描述、解释、评价的批评阶段，强调“艺术中的此岸”。人文批评化用基督教思想颠覆了艺术批评的传统，其视角为“艺术启迪人类”，它按照图式、思想、指向的批评阶段，强调“艺术中的彼岸”。在它看来，艺术感性的面相下仍然不失背后的神性意识。所以，该理论才能借道“中国当代艺术”对混现代的现实加以批判，提出本真生存说，意图带领人们重塑生存样式。其主题“艺术与新生”指向的是当代人的生存样式问题。故而，我们不能只将该理论对艺术的思考归入现代“艺术科学”“艺术哲学”“文艺学”和“美学”的范畴。它实际是一种特定的“生存论”。其通过艺术批评清理出人的生活境域与存在根源。这一独特长处是其他艺术理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特点。
基督教中国化是有要求的。卓新平教授指出了文化要求，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绝不能仅是介绍、解释西方的神学作品，而是结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理论思想体系，采用中国的思想文化表达自身、体现出中国的文化色彩。[42]李平晔则强调处境化要求，就是要把握和回应时代的问题，与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相适应。[43]表面上，人文批评引申了当代艺术的文化批判功用，证明了灵性艺术的圣爱特征，显明了人的生活图景依于人的存在根基。实际上，它从基督教视角新诠艺术真谛，以基督教精神治愈时代痛症，用基督教思想奠定存在根源。它骨子里是一种从基督教文化出发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批评。其艺术批评针对中国社会特有的“混现代性”与中国人最崇尚的实用心态和儒教道德。这一旧径新拓为基督教思想中国化提供了探索思路。
参考文献
查常平：《人文学的文化逻辑 ——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
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上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查常平：《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两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
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批评》，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
克莱夫·贝尔：《艺术》，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马克·罗思科：《艺术家的真实》，岛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Art and Rebirth: the Theme of Humanistic Criticism
SHI Chenggang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Humanistic criticism, as a special case in the contemporary art criticism theory, emphasizes the transcendent humanistic spirit and uses the Christian though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reative process and text clues of the theory, summarizes its theme as "art and rebirth", and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ristian thought: The "reality" of art comes from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ultimate reality", which is expressed as the reflection on the "existence pattern"; the content of spiritual art is mostly "Immanuel" concept, which can convey sacred news and show the secular content; "rebirth" represents "the real renewal of lif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humanistic criticism not only cleans out people's living area and the root cause of existence through artistic criticism, but also carries out modern critic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Christian culture. It shows the ideological value in both the innovation of art criticism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hristian thought.
Keywords: Humanistic criticism, Christian thought, Art and rebirth
[1] 例如，《批评的时代：20世纪末中国美术批评文萃》（三卷）和《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文选》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批评文集，两者的文章总数约在300余篇，唯有寥寥几篇在内容中谈及了艺术中的“人”之形象与精神、艺术与文化之关联。参看彭德的《人格批评不能废黜——致朱青生》，邓平祥的《艺术思考进入“人”的层次》，栗宪庭的《自有未泯灭的人文感觉——“对伤害的迷恋”策展手记》，贾方舟主编：《批评的时代：20世纪末中国美术批评文萃》（卷一），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313-315、338-349、390-397页；王林的《艺术是当代文化的批判力量》，黄专的《什么人算是批评家》，贾方舟主编：《批评的时代：20世纪末中国美术批评文萃》（卷二），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42-48、279-280页；岛子的《知识分子性与艺术意义》，贾方舟主编：《批评的时代 ：20世纪末中国美术批评文萃》（卷三），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54-61页。黄笃：《艺术存在方式与文化身份——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处境和变化》，殷双喜主编：《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文选》，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532-539页。另外，在殷双喜主编的《高山流水：<美术研究>创刊60年优秀学术论文选集》三大卷约1860页中，没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提到“人文”或“人文精神”，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年。
[2] 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上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编序。
[3] 参看施诚刚：《人文批评理论中的基督教思想》，《思道学刊》2021年第4辑，http://www.ccsana.org/library/christianity/9_4_44.html；《“人文批评”：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的当代转化尝试》，《国学与西学》2022年第23辑，第66-73页。
[4] “启迪艺术”的内容除了紧跟本句的表层说明，在本文第二部分还有基督教背景的深层含义，在本文结语处强调了“艺术启迪人类”的核心特征。
[5] 参看查常平：《人文学的文化逻辑 ——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9-42页。
[6] 查常平：《人文学的文化逻辑——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50页。
[7] 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上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编序。
[8] “作为文化现象的艺术，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它并非是任何时代的政治、经济之问题的反应或记录。它是对人类从权力时代、资本时代最终走向文化时代的召唤，其先锋性意味着对前两者的先知式批判。”参看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批评》，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92页。
[9] 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批评》，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279-280页。
[10] “作为实践文化现代性的一种方式，人文批评对于驱除这种亚人类价值观的巫魅统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参看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上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编序。
[11] 在查常平的学术生涯中，2007年构成了前期与后期的分水岭。前期“逻辑历史学”的提出为标志，后期以“世界图景逻辑理论”的问世为标志。笔者以此作为区别其批评实践“前期”与“中期”的依据。
[12] 参看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批评》，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2019年，第62-94页。
[13] “今天的中国社会，整体上还处于一个‘混现代’的时期。它在普遍的社会史意义上意味着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在特定的短时段意义上意味着华夏族群正在经历着‘混现代 （mixed-modernity）’即遭遇将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另现代性混合起来的一个历史时代。不过其时代主题，依然是如何实现从前现代进入现代的难题，依然是如何从西方的后现代、另现代文化中回溯其现代性的难题。”参看查常平：《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第二卷 混现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419页。
[14] 参看施诚刚：《西南地区的人文批评》，《艺术广角》2023年第5期，第109页。
[15] 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上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编序。
[16] 查常平：《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第一卷 世界关系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54页。
[17] 参看查常平：《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第二卷 混现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
[18] 查常平：《新约的世界图景逻辑（第一卷）引论 新约的历史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前言第9页。
[19] 克莱夫·贝尔：《艺术》，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20] 沈语冰：《20世纪艺术批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21] 克莱夫·贝尔：《艺术》，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22] 克莱夫·贝尔：《艺术》，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23] 蒂里希：《艺术与社会》，成瓅译，《人文艺术》2009年第9辑，第384页。
[24] 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批评》，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51-52页。
[25] 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批评》，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267页。
[26] 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 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王春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27] 参看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4页、第637页。
[28] 马克·罗思科：《艺术家的真实》，岛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29] 参看蒂里希：《艺术与社会》，成瓅译，《人文艺术》2009年第9辑，第371页。
[30] 参看蒂里希：《艺术与社会》，成瓅译，《人文艺术》2009年第9辑，第371页。
[31] “以马内利”即“上帝与我们同在”。
[32] 因为启示有着特殊的基督教背景含义，所以笔者将人文批评中的艺术作为“启迪”，而非“启示”。
[33] 赫尔曼·巴文克：《我们合理的信仰》，赵中辉译，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34] 王鲁：《艺术行为》，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35] 高尔泰：《高尔泰文选之二 美的觉醒》，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51页。
[36] 《当代艺术的使命——查常平与王林的对话》，《星星诗刊：上层》月末版，2010年第1、2期，第134页。转引自赵巍：《精神之塔的守望——评＜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人文艺术》2011年第10辑，第177-178页。
[37] 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8-639页。
[38] 蒂里希：《艺术与社会》，成瓅译，《人文艺术》2009年第9辑，第363页。
[39] 蒂里希：《艺术与社会》，成瓅译，《人文艺术》2009年第9辑，第363-364页。
[40] 栗宪庭：《以陈旧的絮叨作为对展览的祝贺》，载《从西南出发——西南当代艺术批评文集1985-2007》，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
[41] 参看沈语冰：《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导论第7页。
[42] 参看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三要素》，《中国民族报》，2015年3月17日。转引自李灵：《“基督教中国化 ”引发的几点思考》，《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第6期，第6页。
[43] 参看李平晔：《基督教中国化之浅见》，中国民族宗教网，2013年12月13日。转引自李灵：《“基督教中国化 ”引发的几点思考》，《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第6期，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