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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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苏精：《西医来华十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配黑白插图及表格，290千字，定价：68元。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12_(21).0016
现代医学[1]何以进入中国？在这片遥远的异域文化土壤，它以何种方式实现植根？如何改变了千万民众的生命健康状况？又带来了怎样细水长流却地覆天翻的社会影响？要想对上述系列问题给出客观全面的回答，在滚滚来去的时光洪流中，史家应首先将目光投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来华，并在此展开医事活动的外籍医务人员，及以前者之学徒、助手为主体的华人习医、行医者。
在上述外籍医务人员当中，基督教传道医师[2]人数最众，贡献最卓著。事实上，作为促进现代医学知识全球流布、助推“非正式帝国”医疗卫生事业转型的关键性力量，传道医师一早便吸引了诸多具备跨国、跨文化视野的学者关注。在《西医来华十记》（下文简称“《十记》”）面世前，作者苏精教授于2010年出版的《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3]一书中，已有专章论及其人之著名代表伯驾（Peter Parker）在新的医务传道活动及后续影响。[4]至于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事业的开展，爱德华·古立克（Edward V. Gulick）、赵璞珊、梁碧莹、胡成、高晞、李尚仁等学者皆贡献了极其精彩的论述。[5]然而，通过爬梳可以看出，相关学术成果多以某一具体人物为微观研究对象，以单篇论文为表现形式，专著数目稀少；而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同时关涉多位传道医师历史活动的课题当中，群体身份标签下的个体形象刻画往往以服务于中心论题的“片段式”出现，缺乏对人物言行细节及内心活动的具体描摹——行文中历史的临场感、现实感有所缺失，复杂的人物面相亦难获全方位呈现。《十记》一书则不同。在过往的研究生涯当中，苏精教授对以基督教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长期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丰富的文献搜集与整理工作。从详实的史料出发，《十记》对来华传道医师及其学徒、助手展开了忠实而鲜活的群像描摹，亦兼顾了尚存巨大研究空间的海关医官、东印度公司医生等其他重要的外籍医务人员，其学术价值不言自喻。
单就各个章节的标题来看，《十记》一书谋篇布局的逻辑线索并不特别明显，但在通篇阅读之下可以得出：除却专注于华人习医、行医者的3个独立章节，其余7个独立章节的书写基本以时间为纵轴依序展开——这里的时间，指的是作为独立章节研究对象的外籍医务人员正式开始在华执业（如开办诊所、就任海关医官或加入教会医院）的时间节点，前后横跨百廿。在这本著作当中，苏精教授择取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具代表性的在华医务从业者：有澳门眼科医院创办者、在华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倡立者兼会长——东印度公司商馆医生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ge）；有近代对华医务传道第一人伯驾，上海仁济医院及北京施医院创立者雒颉（William Lockhart）及《全体新论》《西医略论》作者合信（Benjamin Hobson）等第一代来华传道医师；有从前辈手中执过接力棒，继承他们精神与志愿的笪达文（Cecil John Davenport）与赖马西（Mary West Niles）——他们一位是上海仁济建院以来任职最久的院长，一位是广州明心书院的创始人；有台湾最早的西医学教育发起者、海关医官梅威令（William Wykeham Myers）及其同事黄宽——西方医学教育制度下取得专业医师资格的首位中国人；还有黄春甫、关韬、陈亚本（Chan Apoon）、李绍祖等学徒出身的优秀华人西医……沿相关人物职业生涯的开展进行横向铺陈，《十记》为读者细致刻画了现代医学进入并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多元路径，如提供医疗救助、创设医疗机构、开展医学教育、编印医学书籍等等。
本书以大批作者亲自抄录的海外藏未刊档案为基础，史料翔实丰富，所耗心血令人感佩。事实上，对于中国学人而言，由于史料的获取及运用“门槛”颇高（特别是存在大量外文手稿需要识读），目前，西医入华史及西医学传华史等相关研究领域仍存大量空白。而许是图书馆系的教育背景与多年汉学资料整理的工作经验[6]培养了他敏锐的学术神经，苏精教授长于文献搜集，善自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发掘掩藏在字里行间的学术线索，并将只字片语交织成历史人物厚重且精彩的一生。作为一本医疗史著述，《十记》中作者对各类数据的搜集、整理与呈现令人分外印象深刻。书中对研究对象活动开展、组织机构人事变迁的具体年份及各项资金来去等大量精细数据的考证严谨清晰，极大丰富了相关历史细节，为其他学者提供了日常研究中常易忽略或有所不知的历史讯息，能够起到为后人提示新课题或新研究方向的作用。另就笔法而论，作者在撰写《十记》时“但求近于实记”，并未沿用医疗史域内诸多看似“热门”的研究取径，如对文本、符号与仪式的文化分析等等，甚至没有太多的理论与范式。人是历史活动的中心，“人物研究始终是史家关注的要项”[7]。相应的，《十记》一书尝试回归人物本身，回归清晰的叙事本身，语言平实直白，自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原生态之美，在一定程度上更易吸引对相关主题存在兴趣的非专业读者群。
通览全书，《十记》为“现代医学入华”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的多个重要问题提示了作答思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当属作者对中国何以被纳入现代医学全球网络及第一、二代在华西医间“亦师亦敌”之张力的描摹。借助作者精妙的史料发掘及文本组织能力，读者可以从书中探知：以组织、机构、技术为核心的人员、知识乃至资金流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得以被纳入现代医学全球网络的关键所在。
就组织层面而言，在本书中多次出现的“在华医药传教会”[8]便是一个极佳例证。其由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医生郭雷枢于1838年首倡成立，在现代医学入华的早期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枢纽性角色。作为串连起书中多位研究对象生涯履历的关键一环，它不但衔接了教会与世俗两方面的能量，更将基督教会内部不同宗派的人马团结起来——作为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美部会传道医师伯驾最早向该会提出派遣中国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这一建议虽因资金不足、语言难通等现实性困难在当时搁浅，但此构想的诞生本就昭示着其人为现代医学跨国传播所付出的积极努力。伦敦会传道医师雒颉于1839年成为该会麾下第二名医生，后因其在华的杰出成就，被推为伦敦“传道医师协会”（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会长，以一己之身推动了中外医学组织间的接触与互动。他的同事合信亦曾在1847年前负责在华医药传教会香港医院的各项事务。海关医官黄宽虽非正式会员，却同样与该会关系匪浅——为其青年时代留下深刻影响的爱丁堡医科大学同专业校友安德鲁（Andrew H. Balfour）是该会的活跃分子，更曾当选为副会长之一；而在完成本职工作外，黄宽亦时时协助该会下属之广州博济医院的手术和教学工作，更曾于1867年代替在华医药传教会成员、长老会传道医师嘉约翰（John G. Kerr）主持广州博济长达9个月之久。
在机构层面，作者亦在书中给出了恰当的案例佐证。如被反复提及的上海仁济医院（《十记》中至少有3个独立章节的研究对象都与之存在业务层面的关联）——作为近代上海第一处专业的西式医疗空间，该院由雒颉在1844年创立。而由雒颉发掘并培养的沪上首位华人西医黄春甫，则在仁济奉献了长达43年的青春岁月。1857年雒颉离华后，黄春甫继续担当其继任者合信的助手，直至后者离职。而1905年就任的伦敦会传道医师笪达文则是仁济建院以来任期最久的院长。其在任期间积极进行医事改革，增加中、外医护人员，更是建立起了完备的现代护士教育体系，大大促进了中国本土医护力量的崛起。自1912年始，由他向英国伦敦会总部申请来华的柯雅丽（Alice Clark）以外国人的身份担任起“中华护士会”（Nurses’ Association of China）秘书长一职，主持仁济护校，广受中国师生赞誉。
至于医疗技术传播所带来的人员与知识流通，书中所举最典型的个案当属牛痘疫苗入华及前者在华的规模化运用。1789年，英国医师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牛痘术。随后，东印度公司在各地的职员成为了推动这项技术跨国传播的第一梯队——他们于1802年自伦敦出发，采取沿途换人接种的方式存续疫苗活性，辗转将其输送至当时的英属印度孟买省；经由继续接力，终于当年11月将其传抵印度大总督驻地——孟加拉省首府加尔各答。半年后，大总督宣布要将此项“造福人类的新发明”传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至此，全球框架下，牛痘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首次联结产生。第一个在华施行此术的西方医者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助理医师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亦写作跛臣）。他救助贫苦百姓无数，另著《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概述天花发病机理及表征、牛痘疫苗研制过程与效果及具体接种方法等现代医学知识，更教导数名华人掌握这项技术——其人学成后皆以此为业，进一步促进了牛痘术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地与扩散。除皮氏外，苏精教授更在书中肯定了传道医师雒颉对牛痘术传播的贡献。除在京、沪等地施种牛痘外，雒颉还义务传授其他愿意掌握此门技术的中国医生如何种痘，其中更有一名“为人接种人痘[9]二十年的户部官员”[10]。1868年，在其华人学徒黄春甫的建议下，上海道台应宝时成立牛痘局。这一由中国政府官员倡建的、华人西医主持的常设性防疫机构标志着来自重洋之外的牛痘术在近代中国社会彻底实现植根。
总而言之，作者通过一则则精当的案例昭示：在中国被纳入现代医学全球网络的宏大历史进程之中，来华并在此开展事业的外籍医务人员，及以前者之学徒、助手为主体的华人习医、行医者贡献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现代医学的全球大型网络是由无数“小网”叠合而成的。这些“小网”以跨国组织、机构、技术等全球网络中的节点为核心，向外放射并相互交织；而在这些小型网络上，人员、知识乃至资金的流动恰如燎原星火四溢，同样值得学者关注。《十记》一书表明：在全球框架下思考现代医学入华并在华植根的路径与机制时，“大网”“小网”和各个节点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十记》中另一处极富启发性的地方在于：作者以大量笔墨勾勒了近代中国第一、二代西医医者间的传承、合作乃至离异等各种交往形式。在围绕“西医东渐”这一历史进程开展的诸多课题之中，如此的书写方式本身便提示了一种别致的跨文化研究角度。考察彼时在华活动的西医医者可知：他们的身份标签大多是复杂且流动的，伴随其人生际遇的峰回路转不断发生更迭。如上文提及的，以东印度公司商馆助理医生身份受邀前来的郭雷枢，却在9年后（1835年）成为提倡各国派遣传道医师赴华的第一人；以来华传道医师元老著称的伯驾，却在接受任命为美国驻华使节团秘书兼中文翻译后被美部会撤销了传教士头衔；再如1850年前往苏格兰深造，被当做预备传道医师培养成才的黄宽，却由于各种因素在回国后离开伦敦会，并于20年后被赫德（Robert Hart）延揽为粤海关医官……经由对历史人物成长轨迹的缜密爬梳，《十记》一书向读者展示：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并试图站稳脚跟的起始阶段，对自我价值定位与职业任务、目标的思考与追寻伴随于这些筚路蓝缕的“创业者”生涯始终；其人对自身医务工作的认知，对中国、中国民众及华人西医的情感态度亦因其在华事务的具体开展而不断变迁。
一则引人讶异且发人深思的例子是：一向致力于在华传播医学知识，培养中国学徒，甚至募款以期为中国人建立西医学校的著名传道医师合信，却在得知教会任命黄宽以华人身份出任其正式同事（传道医师）的消息后展开了看似毫无凭据的激烈反对，称这是一项“危险的实验”，黄宽本人则是“焦虑的来源”[11]；甚至不惜放弃自己在广州经营多年的事业，以离职返英相挟。然而，与上述行径产生鲜明对照的是，书中同样提到：合信对自己的华人学徒不可谓不重视、不呵护——为协助爱徒陈亚本自立门户，除直接赠予一批医疗物资外，合信“特地将一些模型、骨架、图表和图书借给他陈列在诊所中，以招徕病人，尤其是一座栩栩如生的巴黎制作人体解剖模型最吸引观众，人数多到必须限定每星期只陈列一天的地步”[12]，更协助陈氏直接向伦敦方面订购医药，以提高医疗水准。
对此，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在合信内心深处，黄宽与其他中国学徒不同——他不曾受惠于己，甚至不曾在职业生涯中受到自己的影响。无论是知识、技术还是在教会系统中的位置，黄宽的出现皆构成了合信切实存在的挑战。黄宽中国人的身份在其自身与前来求医问诊的普通民众间搭建起了天然的桥梁。可以轻易想见，这种同种族间与生俱来的亲切感正是黄宽的外籍同事们可望不可及的、可以感化患者并以此为依傍进行传教的“春风”。更令后者感到“危险”的是，黄宽正式医师身份的确认标志着一种权力与社会地位优势的转移，一种由“西方人”引进并构成垄断的社会资源正面临着被打破的局面——在中国民众眼中，能够熟练掌握新奇有效的现代医学知识、技术并拯救病患于水火的，已不再单单是那些“洋大夫”；他们黑眼睛、黄皮肤的同胞一样可以做到。而对合信而言，因此所致的心理失衡也就不足为奇了。诚如作者所说：“如此合信的‘独特性’即使未消失，也会被稀释或分享了。”[13]
“双面”合信可谓典型，但绝非特定群体中受到上述思维模式影响的唯一案例。在《十记》中，苏精教授向读者展示：在近代中国这一独特的场域之中，远渡重洋前来的外籍医务人员与在地的第一代华人西医这两大群体间看似密不可分，实则涌动着某种“相吸相斥”的张力。一方面，虽然面临资金、语言、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困难，前者仍坚定地充当着输送现代医学进入中国社会的先锋军，他们积极培养华人学徒、助手并致力于将其发展为日常工作中的合作人，使其在客观层面上成长为后一群体的核心储备力量乃至“前身”；而另一方面，他们亦希望在华人学徒、助手面前一以贯之地维持自己在文化与心理层面上的“优越体验”。事实上，作者在书中亦曾多次提及，在早期近代中国[14]的时空背景下，抛却帮扶经商、促进传教、协助拓殖等外部行为动因，“来华西人”是绝大多数外籍医务人员共通的身份认同与灵魂色彩。因此，在与中国社会及民众的交往过程中，一旦自身之“优越体验”遭遇挑战，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会感到难以适应。这种“优越体验”宛若一把双面开刃的利剑：一面带来了其人在“弱势群体”面前慷慨牺牲、提供帮助的行动内驱力；另一面却又最终成为了限制他们奉献性行为现实高度的桎梏。经由缜密的史料分析与立体的人物描摹，苏精教授充分地将这种历史与人性的复杂魅力呈现到了读者面前。
然而，任何一本已出版的著述都绝难称得上完美无缺。实事求是地说，在行文过程中，作者并未赋予《十记》一书较为清晰的问题导向。诚如他本人所言，本书更多地只是“同时从施与受双方的视角，观照西医来华过程中人与事交织的各种现象与意涵”[15]。由于没能提出一个统摄全局的核心问题以待解决，《十记》的整体框架粘合度与凝聚力稍微不足，各章节间略显涣散。此外，本书在开头部分并无一般学术著作惯见的研究语境介绍，如“引论”或“导言”等等。在没有铺垫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地展开正文，无意间提高了此作的阅读门槛，或为对相关领域不甚娴熟的读者造成困扰。而除却每一章节文末篇幅简略的内容总结，在本书最后一章“学习西医的中国学徒”结束后，《十记》的正文部分便戛然而止，令人意犹未尽——欠缺一种类似“尾声”或“余论”这样对全篇进行总结性思考的环节。
正如上文所言，书中的10个章节看似是彼此独立的微观个案，但其研究对象间着实存在着成长经历与社会活动轨迹的交叉。因此，如能在分述之后，从单一人物事迹的“个性”中提炼出近代早期在华传行西医之人的“共性”，在回顾其人荣耀与黯然、成就与缺失的基础上，将他们的群体命运走向与全球框架下现代医学入华及在此植根的历史总体进程相交织，并尝试提示读者上述群体之作为对20世纪后中国本土医疗力量营建、知识体系更新及卫生行政建制带来的持续性影响，或许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研究对象——近代早期来华并在此展开事业的外籍医务人员，及以前者之学徒、助手为主体的华人习医、行医者形成更加细腻的历史定位与延伸理解。
此外，本书使用的主要史料为各式各样的一手英文文献，如档案、期刊及医疗机构工作报告等等，相较之下，对中文文献的发掘与运用略显不平衡。本书在“序言”部分亦提到，除刻画传教、公司、海关等三种外国医生的活动外，作者对彼时“中国人的反应如何”深感兴趣，亦期待能从相关文字记载中展现“中国人对西医的观感”。因此，如能加强对时人日记、评论及其他大众媒介读物等世俗性中文文本的发掘与运用，或能收获更加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效果。事实上，在对中西文化交流相关问题展开具体研探时，如在史料运用过程中过于倚重外籍人士一方的观点与言辞——特别是那些来自教会档案、商业报告及公开通信等“对外”文献的部分，难免会令研究者不由自主地放大文献生产者或传播者本人的“抑扬”，疏漏其有意甚至无意间试图隐匿的历史面相。当然，对《十记》一书而言，在作者苏精教授扎实缜密的史料收集、爬梳工作与流畅的笔力映衬下，上述不足之处亦仅仅是白璧微瑕。
在述评的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现代医学何以进入中国？在《十记》一书中，苏精教授给出的精彩回答是：借助“全球之网”与“在地之医”——换言之，现代医学全球网络的存在是根本性前提；而身居网络之中的、来华并在此开展活动的外籍医者群体，及以其学徒、助手为主体的华人习医、行医者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主观能动作用，二者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当然，《十记》一书的珍贵之处远不止于此。正如史学巨擘章开沅先生一直倡导的那样：要加强对“历史原生态”的研究——一要重视史料的原生态，“读原文、读原本”；另一方面，也要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尽可能地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16]“只有用原生态的史料去还原原生态的历史，自觉走进原生态的‘史境’（historical contexts）,切实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历史信息，才能产生与众不同的历史感悟，获得历史的灵感，从而写出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历史。”[17]虽然苏精教授目前在医疗史方向的面世成果数目不多，但他在此领域耕耘不辍，累积已有多年。自他2009年写就《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西医来华》一文（已被收入《十记》中作为专章）到《十记》一书先后在两岸出版，十年光阴如流水。这十年，正是国内医疗史研究日渐火热、成果频出的十年。“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大抵若斯。相信在若干年后，《西医来华十记》定是有志于相关研究的学者不可不读的域内经典。以这样的佳作为基础，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还能看到苏精教授在近代西医入华、西医学传华等领域继续开疆拓土，有更多令人惊喜的作品问世。
[1] 现代医学起源于17世纪科学革命后的欧洲，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本质是以科学的过程及办法来进行医学治疗、研究与验证。现代医学的发展得益于工业文明，研究领域大方向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检验医学、预防医学、保健医学与康复医学等等。
[2] 也称传教医生、医疗传教士、医药传教士。
[3]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台北：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此章也被收录到《西医来华十记》当中。
[5] 详参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赵璞珊：《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1年5月，第67-83+100页；梁碧莹：《嘉约翰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125-131页；胡成：《西洋医生与华人医药——以在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为中心（1825-1916）》，《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2年9月，第571-606页以及《何以心在中国——早期医疗传教士与地方草根社会》，《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6-33页；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中国医学现代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以及《德贞：东西方医学文化的交流使者》，《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年第4期，第101-110页；李尚仁：《展示、说服与谣言：十九世纪传教医疗在中国》，《科技、医疗与社会》2009年4月，第9-75页等等。
[6] 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历任南华大学出版系研究所、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教授，退休后兼任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辅仁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教授及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校外研究员。
[7] 桑兵：《治史的门径与取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20页。
[8] 亦称“中华医药传教会”“中华医学传教会”“中华医务传道会”。
[9] 在牛痘术传入并大规模运用前，中国古代一直使用“鼻种法”“痘衣法”等人痘接种法防御天花。
[10] 苏精：《西医来华十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23页。
[11] LMS/CH/SC, 5.3.D., B. Hobson to A. Tidman, Canton, 25 November 1854.
[12] 苏精：《西医来华十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52页。
[13] 苏精：《西医来华十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72页。
[14] 特指本书所讨论的20世纪初年以前。
[15] 苏精：《西医来华十记》，“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页。
[16] 章开沅：《商会档案的原生态与商会史研究的发展》，《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第134页。
[17] 马敏：《论章开沅史学思想的特质》，《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