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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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灵（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对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文章首先梳理共产主义的起源，然后梳理早期基督教的“共产主义”特征，最后指出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定义。作者认为基督教共产主义是人们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不公导致社会各阶级之间矛盾越来越烈的情况下，人们从早期教会“共有共享”的经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理想社会形态。本文对于思考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多有裨益。
关键词：圣灵、幽灵、基督教共产主义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206_(18).0001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1-4）”。这是《圣经-新约》中耶稣离世回天后第一次降下圣灵在门徒中间的记载，自那以后，“圣灵”主导着地上所有教会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信徒的重生和成圣。正如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对门徒所做的应许：“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1]这表明，基督教的历史也就是“圣灵”在教会和信徒中运行的历史。“圣灵”不仅是教会的根基或柱石，还引导信徒的重生至成圣之路。
人们追求一种信仰就是追求一中新的生命价值观，并在所认同的新的生命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信仰-生命价值观-生活方式，三者之间彼此印证、彼此巩固。基督教信仰对于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彼得带领聚会、见证基督复活、领人皈依基督，开始了教会生活。他们聚在一起也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方式：“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2]显然，这是种生活方式所隐含的就是“凡物公用共享”的经济实践。究竟如何称谓这样一种团体生活方式、或经济实践？把它称之为“共产主义”是后来的事，诚如专门从事早期基督教资料的收集和研究的独立学者Roman Montero于2019年7月30日在“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资料”[3]一文中提到他在撰写《共同的事物：早期基督徒的经济实践》[4]一书时提到：
“当我写《共同的事物，早期基督徒的经济实践》这本书时，有人建议我不要在正文中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他们的推理是合理的：共产主义这个词有很多负面含义。当大多数人听到世界‘共产主义’时，他们会想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或毛主义的中国等极权主义政权，或者一些遥远的乌托邦，那里整个世界都生活在没有任何财产或任何国家的情况下。这个词的实际古典意义，实际代表现实事物的意义，基本上无非是一种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首要道德原则的社会关系或结构的框架。我没有用其他东西代替这个术语，而是打破了共产主义的实际含义，并将其与其他社会关系原则（如等级制度或交换）进行对比。我坚持使用‘共产主义’一词的原因很简单：这个词只是早期基督徒的经济实践最合适的词，使他们与更大的罗马世界区分开来；我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越多，我就越相信这一点。”Roman Montero进而指出：“如果有人觉得这个词令人反感，也许我们可以用Koine这个词。希腊语中使用Koinonia这个词。这个词在新约和早期基督教著作中经常使用。然而，如果它被正确翻译，那么Koinonia字面意思是类似共产主义的东西，当在其历史背景下理解时，它最终意味着类似于‘小’共产主义的东西。”[5]
“共产主义”这个词语源于拉丁文communis，原意为“公有”。英文communism一词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才被广泛用来描述一种“各取所需、共有共享的理想社会”。Romance Montero在书中以充分的事实证明：作为这样一种“经济实践”却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广泛而又持久的实践。可以肯定的是，此后一切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遐想和蓝图均由此萌芽、受其启发。
恩格斯在1894年6月19日至7月16日完稿的《论早期基督教历史》是其临终前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他在此文中用了大量篇幅将当时的工人运动与基督教初代教会的状况进行比较，开头就指出：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6]。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史上”最成熟、最系统、甚至最“科学”的理论，可也同样至始至终都将基督教初代教会的生存状态作为他们的思想来源。甚至当安东-门格尔教授惊叹“社会主义竟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时，恩格斯还反驳了这样的观点，斩钉截铁地地说：“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7]在恩格斯的眼里，基督教当时的存在方式就是就是他想象中的“社会主义”。
所以，当1848年整个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爆发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为了一个相同阶级的共同目标而爆发了“大革命”的时候，他和马克思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最后斗争”，其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他们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如先知一般地发出了时代的预言：一个幽灵（怪影），共产主义的幽灵（怪影），在欧洲游荡……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8]
“圣灵”降临有了教会，信徒也聚在一起“分别为圣”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谁知，美好的记忆构成了向往的愿景：这样“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恰如“幽灵”一般不仅尾随着人类两千年历史，而且还从十九世纪的欧洲漂浮到了今天的美国。我在此先不讨论这些话题。这篇文章先要厘清“基督教共产主义”的确切涵义。
“基督教共产主义”
《使徒行传》描述当时彼得与众门徒聚在一起，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感动了众人，“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这样的聚会若是仅此一次，既不能就被称之为“教会”，也不能以此证明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然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9]这样的聚会方式不仅广泛，而且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足以证明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
无产者“共享”他人之物当然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在于有产者又如何资源把自己的财物与人“共享”。我们从《旧约》中可以看到犹太人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些传统，譬如，《箴言》中说：“义人吃得饱足。恶人肚腹缺粮。”[10]显然，贫穷是上帝对恶人的惩罚。在《申命记》中强调耶和华“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11]帮助弱者、爱护邻舍的教导贯穿了整本《圣经》。而且，换立下这样的规矩：“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12]《诗篇》中也充斥了为弱者伸张正义、施行公义的教导“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13]又说：“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角必被高举，大有荣耀。”[14]
以上《旧约》所记载的经文相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其他的几本书中，这些“教导”在犹太民族漫长的历史中逐渐被内化为共有的基本道德价值了，维系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这样的道德价值所维系的关系一方面不断受到贫富差距的冲击，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通过信仰生活被一再确认和巩固。
到了《新约》时代，商业和战争使得人们交往的范围大大超出了以往的历史。如何对待“外邦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犹太民族。犹太人的信仰认同（从亚伯拉罕就被耶和华神拣选的民族）和种族认同（亚伯拉罕、摩西的后裔）完全重合的民族。所以，漫长的历史中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活习俗和规矩（律法），也因此而排斥外族人（外邦人）。虽然他们有同情、帮助弱者、甚至贫困的人这样道德认同，但是要把自己的援手施行在外邦人身上，让他们也“共享”自己的财物无论处于信仰的原因，还是种族的原因，这道坎不是每个人都垮的过去的。
耶稣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也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新约》中像《马太福音》第25章31-46节，《路加福音》第10章25-37节都谈到了如何帮助弱者、与贫穷的人分享自己所有的问题。我们从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中就可以看到：当时需要“吃饼得饱”的人有多少。所以这些教导都被一些学者看做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认为是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石。[15]所有这些教导能够被传承、而且能够被实行绝对不是“政府”的“法律”规定，要知道早期教会的生存环境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都是因为不同的血缘关系，或宗教信仰而在各个不同的地域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
耶稣来就是要把犹太人在历史中已经把信仰内化为道德的行为拓展到外邦人身上。尤其从彼得开始，在他家聚会的那些人“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16]可见，当时聚会时已经有相当多的外族人了。当聚会同时还一起过着“凡物公用”“共有共享”的生活方式，就必然会得到流浪汉、奴隶、无产的穷苦人的热烈响应、甚至是趋之如骛。
人类历史上私有财产观念随着财产私有化的历史发展而深根于我们的心灵深处。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财产看的比生命还重要。所以，若不是因为已经内化为道德理想的信仰的缘故，人们是不可能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的私有资产无偿地奉献给团体共享。我们说，这一切都是受“圣灵”的感动一点儿不为过，基督教早期教会“共产共享”的生活方式就这样被烙上了“圣灵”的印记。“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17]这样“凡物公用”的经济实践若不是成为每一个成员的“公识”是不可能形成群体氛围的。而这时候若有人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话就必然会破坏这样的氛围，进而引起彼此猜测，若不加以制止，这个团体很快就会分崩离析了。
由此，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关于亚纳尼亚夫妇因“欺哄圣灵”而相继扑倒在众人面前断气身亡这样惩罚，作为对众人的一个“教训”虽然严厉，却也是非常必要。若是“共享”经济生活的同时还允许有人继续保留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么这个团体很快就会因彼此不信任而解体。这件事似乎也让“凡物公用”的共享经济具有了基督教属灵正统的意味。早期教会这样共享经济的生活方式究竟延续了多久，根据Roman Montero在书中的阐述，至少有两个世纪的历史。
自从四世纪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后来几代大帝的庇护、推动下，基督教逐渐成为“国教”后，至少在基督教的正史中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样的聚会和生活方式了。也没有什么史料披露在国教这个主流之外是否还有一些零星的“教会”依然过着“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但是，早期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还是作为一部分信徒的“集体记忆”根植于心灵深处，尤其是当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现象严重、社会不公加剧情况就会自然而然刺激教会内一部分弟兄追忆早期教会的平等和公平的生活。所以，在基督教漫长的历史中，因为这样的追忆和向往而陆陆续续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或“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出现过数次与之有关的社会运动。我将在以后的几篇文章中继续展开。
当然，并非每一个人都认为早期教会“凡物公用”的共享经济生活就表明就可以用“共产主义”来表述、甚至认为耶稣基督是提倡“公有制”的、或者说耶稣基督就是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倾向比较突出的经济教育基金会名誉主席劳伦斯·里德就认为：耶稣不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提倡自愿捐赠和慈善事业，而不是政府强制征收（税收），这从“凯撒的归凯撒、基督的归基督（rendering unto caesar and unto christ）就可以看出耶稣基督完全不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剥夺有产者的财产进行共有共享”[18]。其实在那个时代，希伯来许多地区基本上都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各个大小不等社会群体或者是宗族性的（由族内长者带领）、或者是宗教性的（由教内的主导者带领），并不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所以，研究者一般也都会把那个时期基督徒相聚采用“共有共享”的经济实践的外部环境就是“无政府”社会，直到十六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家们往往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与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是否存在政府对居民财产进行强制性再分配来证明“共有共享”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性质。
另外一个反对把早期教会“共有共享”经济实践描绘成“共产主义”的是保守派福音派基督徒约翰尼摩尔，他是自由大学的宗教教授，这个大学也是美国政治中的“基督教右翼堡垒”。他在福克斯新闻电台的托德斯塔恩斯的主页上干脆声称耶稣是一个资本家。[19]美国家庭协会是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布赖恩·费舍尔也是个传统主义保守派，他也声称耶稣是一位倡导“自愿重新分配财富”的资本家[20]。 虽然语调相对温和了点，但是还是称耶稣为“资本家”。
查尔斯·哈登·司布真对社会主义教义持批评态度，并警告那些寻求社会主义的人“可能很快就会接受太多”。具体而言，他认为信奉集体主义基督教的个人实际上没有信仰。他说“我不会让你用基督教的黄金换取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贱金属”。[21]
人们尽可以对早期教会实行的“共有共享”经济实践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观点和立场，但是曾经的事实，以及对此后历史的影响是无法否认的。尽管有列宁主义的第三共产国际倡导的“暴力革命”对当时俄国进行“红色恐怖”及其继任者斯大林的党同伐异的残暴屠戮，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实行的“共产主义实践”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等等这些恶劣影响，但是欧洲的各国的左派政党，如基督教社会主义政党、秘鲁农业人民阵线、基督教民主（希腊）、公民左派（智利）、基督教社会党（荷兰）、基督教社会党（瑞士）、左翼基督徒（其）前身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英国），隶属于工党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民主复兴（希腊）、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联盟（荷兰）、社会基督徒（意大利），等等无一不是希望能实现圣经中记载的理想社会。
那么究竟如何定义“基督教共产主义”呢？
Jose Porfirio Miranda 2016年8月21日在Gospel Plow 2016发表了一篇文章“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22]就直接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画了等号。我虽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早期教会的生存状态对此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的影响也是无可否认的。
我认为：基督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人们面对贫富差别日益扩大、社会不公导致社会各阶级之间矛盾越来越烈的情况下，人们从早期教会“共有共享”的经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理想社会形态。这种思想及其发动的数次社会运动和社会实验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很不相同，但却在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刺激人性的贪婪等消极方面几乎相同，而且也都认为要创立一个像早期教会“凡物公用”的理想社会取代资本主义，并不断地将共同的基督教的信仰内化为人们仁慈、善良、正义、平等和同情等价值观。
Holy Spirit and Ghost：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LI Ling (The Center for Christiantity and China, LA., US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Firstly,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the origins of communism. Then, the article will revie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Christianity's "communism" and conclude with a definition of Christian communis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hristian communism is an ideal social form gradually formed from the early church's economic practice of "communal sharing" in the face of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the increasing conflicts between social classes due to social injustice. This paper is useful for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Keywords: Holy Spirit, Ghost, Communism
[1] 《约翰福音》地14章16-17，26。
[2] 《使徒行传》第二章44-47。
[3] Roman Montero, “The Sources of Early Christian Communism”, Church Life Journal,7/30/2019.
[4] Roman Montero, All Things in Common, The Economic Practices of the Early Christians, Resource Publications (April 25, 2017).
[5] Roman Montero, All Things in Common, The Economic Practices of the Early Christians, Resource Publications (April 25, 2017).
[6]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
[7] 同前。
[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5页、
[9] 《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41-46节。
[10] 《箴言》第13章帝25节。
[11] 《申命记》第10章第18-19节。
[12] 《申命记《第24章第19-21节。
[13] 《诗篇》第82篇，第3-4节。
[14] 《诗篇》第112篇，第5、9节
[15] "Labour revives faith in Christian Socialism", 21 May 1994, video online.
[16] 《使徒行传》第2章，第4节，参见第9—11节。
[17]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2节。
[18] 埃利科特，查尔斯·约翰；爱德华·海斯(1910)。
[19] 《历史术语词典》（1998 年），第二版，克里斯·库克编辑，第3页。
[20] “1971年，主教们发出了伸张正义的呼声”。全国天主教记者。2016年10月17日。检索于 2020 年7月10日。
[21] 阿尔维斯·鲁本(1988)。
[22] Gospel Plow, Jose Porfirio Miranda, 2016年8月21日“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