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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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炳三（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赵洋（武汉博物馆）
摘要：中国东北沦陷期间，日伪政权派遣警察特务和各级官员广泛参与各类天主教仪式，藉此对天主教徒实施政治教化。这些仪式被迫加入遥拜日伪“皇帝”“皇城”，唱日伪“国歌”，升日伪“国旗”等内容；天主教神职人员则配合官方，结合天主教教义，积极宣扬日伪殖民思想和侵略政策。日伪政权还强迫天主教徒参加伪满各类政治庆典，天主教学校参与此类活动尤为频繁。这些仪式对政治的强调远超过宗教本身，其中参拜神社带有明显的偶像崇拜色彩。上述现象既反映出日伪政权对宗教组织的强势渗透和利用，也印证了教廷为了传教利益而与日伪政权积极合作的史实。
关键词：伪满洲国、天主教会、天主教仪式、政教关系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12_(21).0002
中国东北沦陷期间，教廷与伪满政权的关系颇为敏感。虽然学界就教廷是否承认伪满洲国问题存在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确保传教利益，教廷至少在形式上与伪满有外交往来，天主教会在事实上对伪政权持合作态度。[1] 这种合作在天主教诸多仪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仪式除了弥撒、坚振等一系列宗教圣事外，还包括一些重大的节日庆典仪式，如耶稣圣诞瞻礼日、圣母升天日、耶稣复活瞻礼日等等。鉴于这些礼仪对于信众情感的巨大感染力，日伪政权强势地将其意识形态渗透其中，希望借此影响天主教徒的心理，加强他们对伪满洲国的认同感。同时，日伪强迫天主教徒参加伪满规定的某些典礼，使这些典礼与天主教仪式合为一体。这些仪式中充斥着日伪官方的政治训导，反映出政治势力对宗教的强势渗透。本文试以《满洲公教月刊》记载为例，就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满洲公教月刊》是伪满天主教期刊中涵盖面最广、辐射面最大、代表性最强、保存最完整的月刊。该刊创刊于1935年6月，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办的中文刊物，发行机构为奉天市小南关天主堂公教印书馆。该刊作者主要为天主教神父、信徒、学生等，读者群也基本为教内人士，最大发行量约1700份。现可查阅到1935—1941年共7卷77期，总量不少于3000页。《月刊》主要内容为天主教教义、历史与现状，栏目包括论坛、论著、圣教道理、历史、公教教育、国内教务新闻、国外公教新闻、译著、文艺、杂俎、杂记等等，是研究沦陷区天主教及其政教关系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一、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与伪满的关系
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会与日伪政权的关系，因过于密切而一度遭诟病。以陈方中、江国雄、乔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教廷承认伪满以及与伪满亲善均出自日本的宣传，以期变不利的国际舆论为有利；教廷出于传教利益，对这种宣传采取模棱两可的沉默态度。然而，亲善宣传并非全部来自于日本，伪满天主教会本身也在为这种舆论推波助澜。
伪满天主教期刊《满洲公教月刊》上刊载了大量相关报道。代表性的如1935年11月，伪满宗座代表高德惠遵教皇嘱托，将一尊教皇纯金圣像赠给溥仪。[2]1935年11月18日，高德惠从梵蒂冈返回长春，受到伪满外交部官员的欢迎。21日高德惠访问伪政府，次日伪外交部大臣回访。23日伪满外交部大臣张景惠偕政要宴请高德惠。[3]1935年12月2日，高德惠以教皇代表身份，偕沙司铎在伪皇宫勤民楼东便殿觐见溥仪。[4]1938年9月13日，伪满以韩云阶为团长的特别使节团觐见教皇，赠送溥仪书翰和玉香炉一座。[5]1938年10月12日，教皇致溥仪书函问候。[6]1938年德国纳粹18人访问伪满，专程拜访高德惠，伪满政府高官宴请。[7]1939年2月10日教皇必约十一世逝世，14日伪满政要前往高德惠处吊唁，并向教廷发电报慰问。[8]17日伪满安排在长春举行追悼大祭，伪满洲国各部、关东军、伪满团体、驻伪满外交使团均有代表参加。[9]
天主教会还在刊物上发表大量言论，号召信徒服从和服务于日伪政权。比如1935年6月，“满洲国全体主教布告”在《满洲公教月刊》创刊号上刊载。布告引用保罗的话：“汝当通知，虽为教民，亦属于皇帝官长权下”，要求东北信徒“凡无碍教规者，均宜惟命是从。一切言行，凡有碍满洲国者，一律远避，除竭力爱国以作表率外，尚宜虔祈天主，恩赐皇帝福寿无疆，国泰民安。”[10]再如1936年10月，天主教会号召信徒为统治者祈祷，希望统治者不为物质主义、权术主义、过激的爱国主义等言论所迷惑。[11]每逢伪满“建国”纪念日，天主教会都会要求东北信徒悬挂伪国旗庆祝，“并于各教堂内，皆行公同祈祷，恭诵经文，虔求天主，赏赐皇帝，福祚绵长，国泰民安，以贯彻精神之庆祝。”《月刊》还专门编制东北天主教统一的祷文《求为皇帝诵》及《求为官府诵》，极尽逢迎之能事。[12]
天主教会的态度获得了相应的回报，日伪政权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对天主教施以特惠。天主教刊物在伪满时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为表示对天主教的重视，一批伪满要人在《满洲公教月刊》创刊扉页上题词。日伪经常对教会事业进行奖励以示优渥。比如1935年11月，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偕同满铁要员，访问了仁慈堂。[13] 1936年3月，伪政府授予仁慈堂奖状一张，银盾一座。[14]再如位于长春西北75公里处的天主教村小八家，同样被伪政府树为模范。伪满协和会控制了该村的基层组织，伪满要人经常到该村视察游览。伪满中央社会事业联合会奖励该村教会奖章一枚、证书一件、补助金若干，该社总裁发文对法国神父进行表彰。[15]类似天主教神父个人因办教育、慈善等所受伪政府奖励者还有很多，并非小八家的特例。为了笼络天主教徒，日伪政权还不时组织信徒到日本留学，以期在天主教会中培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忠实追随者。比如1936年郝建德神父、孙良佐修士、任明清修士到日本东京学习日语；[16]1939年奉天圣母圣心会派遣祁志英和母志国两位修女赴日学医。[17]
当然，日伪政权对天主教底层中国信徒的监控和迫害从未停止，日本对天主教中日本敌国派别也十分警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拿大、比利时等国的天主教神父27人被关进集中营。不久，德国和法国籍神甫占据了被捕神甫的职位，东北天主教会内部发生的政治性重组。日本敌国天主教学校等社会事业部分关闭，部分改为公立。[18]但因梵蒂冈的关系，天主教在东北地区各宗教中依然处于较好的发展态势。
二、伪满天主教仪式中的“官方在场”
鉴于天主教会与日伪政权的密切关系，伪满时期大量天主教会仪式均有日伪官方的介入，这种介入带有明显的政治宣传目的。官方希望在这些场合宣扬伪满建国的合理性和正统性，并极力塑造有利于日本的“国民精神”。
一方面，伪满官方以政令的形式介入，要求天主教仪式在形式上必须体现出对日伪政权的臣服。一般来说，无论主教巡阅、天主教节日，还是神父晋铎祝圣、圣体游行等宗教色彩浓厚的仪式活动，都被注入了政治元素。信徒不仅要唱圣歌、诵歌，还须唱伪满“国歌”，伪满后期仪式现场还被要求唱日本国歌和“日满交欢歌”；不仅要升教皇国国旗，还要悬挂“日满国旗”；不仅要向教皇帝宫遥拜，还要向伪满“皇帝”和日本天皇遥拜，并向他们的“御影”敬拜。以1936年2月10日巴彦分教区为例，该教区召开奉迎罗马教皇驻满代表高德惠主教大会，大会设计了严格的程序：恭谨开会、全体肃立、奏乐、升教旗、升伪满“国旗”、鸣放鞭炮、祈祷、合唱伪满“国歌”、向教旗和“国旗”敬礼、奉读教皇通谕、遥拜梵蒂冈、遥拜伪满“皇城”、为教皇和伪满“皇帝”祈祷、默祷、宣读闭会词。[19]这是伪满洲前期教会仪式的情形，伪满后期的相关要求更加严苛，遥拜日本天皇、唱日本国歌成为必选项。
另一方面，日伪直接派遣各级官员参加天主教仪式，并在仪式上强行宣扬日伪意识形态。日伪经常直接派遣军警、伪满协和会等国家机器参与天主教仪式。比如1936年8月24日至26日，间岛举行天主教传入四十周年纪念庆祝大会，参加者包括教会学校学生、天主教徒、一般民众等，达数万人之多。[20]伪满协和会获悉后，立即赶往现场，通过发放传单、播放广播、放映电影等方式进行政治宣传。军警特务则穿梭于活动的各个角落，严密监视活动现场的可疑动向。
再如1935年6月，吉林教区举行桑司铎晋铎金庆和胡司铎晋铎银庆典礼，典礼结束后，协和会借信徒集中在天主堂的机会，派人员携电影映演机放映《皇帝访日》和《小八家子风景》两部影片。[21]类似题材的影片经常在教会典礼上放映。溥仪访日一事常被当局大书特书，以宣扬“日满一体”“一心一德”，促使民众理解“日满亲善”“民族协和”和“王道乐土”的意涵。告诫民众伪满洲国是靠日本的援助与提携才得以独立与繁荣，要时刻谨记日本的恩德，与日本亲善合作，这样才能建成美满的“道义世界”。而小八家子作为天主教的“模范村”，是当局为统一和规范天主教团体而树立的“典型”。目的是把小八家打造成一个全方位顺从日伪统制的模板，希望各教堂以它作为效仿的标准。日伪不时裹挟该村信徒参与政治纪念活动，比如1935年9月，小八家子举行庆祝“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纪念会，神父、修女、教友、学生等手持日本国旗，在天主堂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22]
日伪官员还不时以来宾身份参加天主教仪式，以营造一种政教相安的氛围。日伪官员参加瞻礼、节日庆典、司铎祝圣仪式、主教巡阅庆典等天主教仪式已成惯例。比如1936年，伪满洲国暂行宗座代表高德惠主教频繁巡阅海北镇、海星镇、巴彦教区、小八家子等地区。高主教所到之处，各教区天主堂均开展热烈的欢迎仪式，参加者除了教会人士外，还有当地官署代表和伪满各团体。1936年2月高主教巡阅巴彦分教区，县长张东壁、警察署长于泊清、各机关法团士绅首领均在郊外迎接，沿途戒备森严，并有警察列队高呼举枪致敬，教友持旗高呼万岁。[23]2月10日，巴彦举行奉迎罗马教皇驻满代表高主教大会，县长、参事官、内务局、教育局、伪满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等伪满官员和机关团体各界发来欢迎词，以示对高主教莅临巴彦的欢迎。奉迎仪式结束后，高主教又与地方军政长官和团体首领的会晤，表示这次巡游将对巴彦地区的政教前途影响积极，对民教相安和伪满国策前途也大有裨益。高主教作为伪满暂行宗座代表，其巡视活动具有某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在事实上直接或间接地宣传了日伪的意识形态。
伪满官员在天主教仪式上，通常会发表弘扬国家意志的训词或祝词。发表公共训诫是伪满政治控制的特色之一，频率和强度都很大。公共训诫的前提是要有群众聚会，天主教典礼仪式恰恰提供了这个平台。这种场合往往有大批信众聚集，教会一般借此向民众宣讲天主教教义，引人皈依或加强信徒信仰。神父经常会对全体信徒进行训导，训言的要旨一般是通过传达天主的训诫和教皇通谕，告诫信徒要谨守教规、虔诚爱主、善尽本分。官员的介入使得训诫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政府与教会共同经营的平台。
伪满官员的训词大都肯定天主教在慈善、教育、道德上的成绩，号召天主教与伪满洲国秉承“一德一心”的精神继续推进“新国家”的繁荣，以塑造“忠君爱国”的“良善国民”。比如1936年8月19日，洮南县私立光华两级小学校新校舍落成典礼上，参加庆祝仪式的来宾有县长、参事官、协和会官员及日满各界人士50余人，各界均有祝词及对联等赠呈。参事官发言称：“希贵校当局，本建国方针，锐意努力，以发扬王道国家之教育。对学生训导，以建国精神而力尽发展向上，实为期待者。”[24]1936年四平街天主堂私立英文初级中学举办第一级学生毕业典礼，县长、省师范校长、满日小学校长等前来参加并发表祝训词。梨树县视学刘鹏汉赞誉：“天主教是世界伟大第一宗教，有博爱的主义，天主教学校为教育满洲国子弟做出重大贡献”。[25]1936年2月，高主教巡阅巴彦分教区，伪军第24团团长代表赵副官在奉迎大会上称：“教皇倾力于人民道德恢复，天主教是黑暗时代救星。满洲国国势昌盛，社会发展不能不借助教皇。”[26]协和会办事处处员郝俊峰就伪满与天主教的关系加以阐释：“我满洲建国，以王道为本，而天主教又合国情，皆视共产为仇敌尔。”[27]
三、天主教仪式中教会领袖的“政治自觉”
与日伪官员的发言相呼应，东北天主教领袖在仪式上发表的言论，同样包含大量政治教化内容，且往往结合天主教教义进行阐发。
教会领袖在庆典场合往往以宣讲教义为主，但这种宣讲中夹杂了大量政治话语。宗教层面上的如1935年公主岭行坚振礼，石主教在训词称：“劝教友善尽本分，作耶稣的勇兵”。[28]1937年10月24日，在林西县大营子全体教民庆祝新设教区林东监牧区蓝主教的大会上，纪大司铎表示要“勤谕教众，遵国法而守教规，重修灵而安本分。”[29]这类仪式往往伴有祈祷公诵，其中经常有教会和伪满协同发展目标的言论，祈求“圣教广扬，异端消灭，满洲国国泰民安，五谷丰登。”[30]比如1937年1月9日，高主教来双阳巡视教务，在大祭典礼上祈求：“大皇帝康宁健在，人民乐业，国祚绵长。希望满洲国三千万民众早日皈依天主公教会。感念友邦共存共荣的精神，协和民族，本着群策群力的真谛，建设东亚永久之和平。”[31]
另一种情形是教会领袖直接对日伪政权的溢美和称颂。通常是极力赞美日本对伪满的援助和提携，盛赞“日满一体”“民族协和”“王道乐土”，号召信徒培养国家主义的国民道德素质，忠于日伪政权。其宣讲内容的基本特征是“本着一德一心的精神竭诚祝贺”[32]。伪满天主教会要始终保持与政府的亲善关系，并极力宣扬和渲染天主教会对伪满洲国王道乐土的赞扬与钦佩。天主教在伪满仪式中对信徒的训导，无不体现“爱国敬长”，心系伪满的内容，宣扬伪满“国运”与天主教的繁荣息息相关。教会领袖所采取的宣讲策略大致如下：
第一，淡化天主教的西方色彩，表达服从、融入伪满的政治态度。教会领袖首先提出自我改造和自我反省，引导信徒服从伪满政府。各教区的主教神父，特别是外籍司铎，大都秉承了驻伪满宗座代表高主教的意旨，自觉淡化自己外籍身份，以融入伪满洲国的政治语境，将伪满洲国视为自己的第二祖国。比如1940年3月热河省隆化县天主堂召开讲演会，戴司铎发表讲演，就传教国籍与伪满洲国关系发表声明：“传教士们远渡重洋，历经跋涉来到伪满洲国地方，为的是消弭异端邪教使圣教广扬的大事业。自己生活在满洲国的土地上，遵守教会的命令，以传教为使命，誓不归国，就是将自己视为满洲国的一份子了。所以司铎与本国家毫无关系，不过种族之别。且在满洲国地面，暗中相帮国家法律，然国家法律管制人外面，不能管制人心，倘满洲国人民都奉教，敬真天主，完全成一个好国家好国民。”[33]这一点在他们常用词汇中也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吾满洲国”“吾满洲国民”。
第二，教会领袖鲜明地表达天主教与伪满洲国的休戚关系，以此作为双方合作的基础。比如1935年1月，高主教与伪满外交大臣宴饮时声称：“自教皇廷承认满洲国以来，我国与公教间，极称融合。”[34]再如伪满洲国建国五周年纪念上主教指出：“希望天主公教，与满洲帝国政府，以后更要协和工作，同心同力，引导满洲国民精神的幸福。”[35]在另外一些仪式中，教会领袖的类似表达更是比比皆是。比如高主教在巴彦一次仪式上说：“蔽主教自客岁九月间恭乘教廷训令特任驻满全权大使，由罗马圣京回满新京后，即谒宫内府觐见康德，呈捧纪念品，赴约外交部张大臣与日本南大使欢宴中谈及建国精神以道德仁爱为本，那么与天主教义是相符合的。”[36]宗教领袖刻意夸大教廷与伪满的友好关系，试图在“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忠君爱国”等国民道德要求上积极寻找两者的契合点。1938年9月1日桦川县千振市祝圣新堂，其中陈文学与尚志学司铎的祝词诗特别引人注意。比如“旭日东升照满洲，日满协和日日庥；千振发展逐日进，一德一心万万秋。”“德公圣堂来千振，盛筵款待日军民；满人幸得来陪宴，两国并作一国春。”[37]祝诗将“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的伪满洲建国主旨体现得十分露骨。1940年3月，隆化县天主堂召开讲演会，会上神父训词“天主教是真教，按照伪满洲国王道主义、忠孝仁爱政务，一德一心，暗中帮助国家。”[38]强调教友不仅要谨守天主给的诫命，还要时刻谨记“奉公守法，忠君爱国”的伪满洲国民道德要求。
第三，教会领袖刻意将伪满政治意识与天主教教义相比附，以宣扬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和信徒服从伪满的合理性。天主教神父经常对教义进行歪曲解释，号召天主教徒忠君爱国。在仪式活动中，他们利用教会的教义和理念，对信徒的思想和言行加以训导，促使他们从天主的教理中理解对教会、国家、君上的本分和义务。比如1936年2月高德惠巡阅巴彦分教区，在奉迎大会上他谈及天主十诫，并着重讲述了第四诫孝敬父母。经过主教的阐释，孝敬父母的诫命与“忠君爱国”联系起来：“造天地的天主也是父母，治抚民众的皇帝长官也是父母，生育自己的也是父母。按照信教的本分，遵守第四诫，为造我者与治我者祈求，孝敬听命他们。这样才配称新教友。”[39]
教会领袖在仪式中的表态似乎是一种“政治自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一方面，在日伪要人参与的公共场合，天主教领袖别无选择地要迎合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伪满军警公开或秘密地监控着各类集会，缺乏恭顺的政治表态将引来麻烦。其实伪满时期各类团体在各种集会上被迫对伪满政权表忠心已是常态，并非天主教会所独有。更何况教廷与伪满之间是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外籍主教大都秉承教皇的意志，努力与伪满修好，以保障其传教利益。因此他们在仪式中发表上述言论不足为奇，只是在道义上失去了正义立场。
日伪政权除了介入天主教本身的宗教仪式外，还“制造”各种庆典仪式，强迫教会组织和信众群体参与。这些庆典未必是为天主教量身打造，而是针对整个伪满社会，但因天主教反对偶像崇拜的教义，而显得格外敏感和特别。此类仪式在天主教学校中贯彻得最为系统，学校奉令将伪满“国策”以庆典的形式加以宣扬，日伪希望以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天主教学校尊奉当局训令，参加官方规定的一切具有政治意象的活动。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唱日本和伪满国歌、向伪满和日本国旗敬礼、礼拜皇帝像、奉读诏书等每日常规事项，以培养学生“忠君爱国”“协和友邦”的意识。每逢伪满“建国纪念日”“皇帝访日纪念日”“皇帝宣召纪念日”等特殊日子，天主教学校都会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教会学校为这些纪念日设计了严格的流程，并有日伪各界代表参加。校长、各级官员和来宾针对师生的训话，均以“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等所谓的伪满“建国精神”为核心。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宣传教化，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监督和视察，审查学校是否严格执行了当局政治意识培养的训令。
每逢“建国”周年，学校、工、商、军、警、法团以及文化各机关均行放假，举行庆祝纪念大会和团体游行，天主教学校师生也被要求参加。这些活动除了宣讲“满日亲善”等论调外，还涉及遥拜皇宫、参拜神社等带有偶像崇拜色彩的活动，因与天主教教义发生冲突，起初遭到师生的强烈反对。长期以来，东北天主教会一直努力在寻求政治与宗教的平衡点，但礼仪之争问题很难含混过关，若想生存不得不作出让步。高德惠为此专门致信教皇，最终教皇确认参拜神社只是表示尊敬，不存在偶像崇拜嫌疑。虽然一些神父和信徒反对该指令，但终究无法抵抗教廷和伪满政权的双重压力。1939年罗马信传部正式发布关于祭孔、敬神和偶像崇拜的新训令，天主教会关于祭孔敬神的礼仪之争禁令彻底被废除。[40]天主教学校学生不仅被要求在每日的典礼上向天皇敬礼和遥拜神社，而且还不时被组织起来到长春参观神社。天主教学校也在校内供奉神龛，以便学生祭拜。
在各种纪念日来临之际，天主教学校秉承各县当局的要求，集中开展多种形式的国民精神训导活动，比如建国精神讲演比赛、建国运动会等，以强化学生对伪满建国精神和国民道德素质要求的认识。他们经常在纪念日上宣扬：“满洲建国有赖日本，日满协和一体，满洲国的前途不可限量。”[41]在访日宣召三周年纪念日庆祝之际，奉天天主堂私立启明国民学校学生参加讲演声称：“日满两国是兄弟友邦，基于建国的原因结成了不可分的关系，感谢友邦的处处援助和提携。皇帝访日又造成两国更加一层的亲密与协和，伪满洲国官民上下，敬谨奉行一德一心的圣训，所以得到现在健全发展的气象”。日伪当局也把反共防共思维搬进学校，严防共产主义思想在学生中传播，强调“日满基于一德一心”，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防共阵营。[42]
再以奉天天主堂私立启明两级小学校为例，1936年8月底正值“建国精神普及周”，学校奉令宣扬“建国精神”，除每日举行升“国旗”和皇居遥拜外，还呈请县公署，开普及建国精神讲演大会。多数学生及家长、市民被裹挟参加讲演大会，县方代表及各机关官员列席，风光一时。师生在高压下被迫宣讲伪满“建国意义”及“日满不可分割”之关系。1937年5月2日是溥仪访日回銮宣召纪念日，县当局举办了隆重的宣召纪念祝贺仪式，并组织宣召纪念辩论大会，奉天天主堂私立启明两级小学校派代表参加。同时，每年各县奉命举办“建国”运动大会，天主教学校必须组织学生参加。
天主教学校在各类学校自身典礼上，也不得不对学生进行政治训导，乃至对天主教会学校办学的宗旨和精神重新阐释。比如1938年，赤峰县赤峰街私立华峰国民优级国民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及成绩展览会，除了唱“日满国歌”、向“日满国旗”敬礼、遥拜帝宫、奉读诏书、来宾致词等内容外，校长就对教会学校的宗旨重新定义。他明确指出，天主教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王道儿童，协和友邦。”[43]学校宣传册上也同时印有“日满国旗”和十字架，以示天主教学校对日伪政权的忠诚和服从。校长训导毕业学生，要谨记学校的校训，即“忠孝”二字。“忠”指的是忠于自己，忠于家庭，忠于服务，忠于社会国家；“孝”指的是孝敬父母，敬悌师长，信义朋友。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健全的人格，为国家社会发展服务。
1936年8月19日，洮南县私立光华两级小学校新校舍落成典礼，校长在开会词中指出：“尤必使学生彻底明了建国精神和王道主义之真谛，对于日满两国，一心一德，不可分离的关系，当有深刻的认识。最后，务使达到忠君爱国，奉公守法”。[44]洮南县天主堂教务司铎兼光化学校学董，则盛赞伪满洲国的“王道主义”，重申教会学校为伪满培养良民的办学方针，以及发展伪满“建国精神”和践行忠君爱国、亲仁善邻的教育大纲。县长典礼上呼吁师生，“本王道教育而迈进，以期发展万全”。他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健全发展以国民发展为中心，而国民的涵养需要以教育来实现。天主教私立学校补国家教育发展之不足，须以王道教育和仁义教育为指导方针。在此基础上，参事官对学校提出希望和建议：“希贵校当局，本建国方针，锐意努力，以发扬王道国家之教育。对学生训导，以建国精神而力尽发展向上，实为期待者。”[45]
五、简短结论
伪满时期天主教会与伪满政治意志广泛交织，教会仪式作为日伪推行殖民教化的平台不断异化，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强势渗透着以伪满“建国精神”为核心的政治训导。
天主教仪式可以作为政治教化平台是由其特点决定的。天主教会素来重视依靠各种仪式和庆典来加强信徒的信仰。这些典礼主要有宗教圣事仪式和节庆礼仪庆典两类，往往规模浩大、庄严隆重，对信徒思想、感情和心理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在伪满还有一些特有的活动，比如高德惠作为伪满宗座代表，到伪满各个教区巡视非常频繁，每个教区都会为之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日伪当局看来，这种稳固的群体活动有利于教会凝聚人心，当局可以利用信徒对教会权威的认同，将殖民宣传的任务交给教会去完成。天主教大规模的仪式庆典，往往伴有各种游艺和表演活动，吸引了众多教外民众。这样的场合恰恰适合日伪公开对民众开展政治教化，参与者越多，日伪宣传的受众就越广泛。另一方面，大量民众聚集也可能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出于对反日运动或政治串联的担忧，警察特务等国家机器常常会出现在会场。伪满官员直接的政治宣传，则带有平息政治对抗、驯化群众的目的，可谓一石二鸟。
另一种情形是日伪政权裹挟天主教团体和信众参与伪满公共庆典，这些庆典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这类庆典在天主教学校贯彻得最为系统，因其中遥拜“皇帝”、参拜神社等礼仪带有偶像崇拜色彩，一度引起学生的思想混乱。对此，东北天主教会同样以臣服的态度回应，甚至在偶像崇拜的根本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反映出特殊国际关系下宗教组织作出的特殊选择。
最后需要考虑是天主教会本身的政治态度。伪满时期，教廷与日伪政权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双方出于各自的需求努力迎合对方。这使得东北天主教会积极配合当局的政治宣传，教会也只有顺从迎合当局，才能够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举行各种隆重仪式和庆典，以扩大教会的组织和社会影响力。这种互取所需的态度，恰恰可以解释为何天主教神职人员如此积极地宣扬日伪政策。当然，天主教会的态度并非代表所有中国天主教徒的意见，大量爱国天主教徒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法表达个人主张，只能作为失语群体默默无声地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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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
吴佩军：《20世纪上半叶东北天主教史的考察——以黑龙江省海伦县海北镇为例》，《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吴佩军：《罗马教廷、东北天主教会与伪满洲国》，《外国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
吴佩军：《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四平集中营——伪满当局对东北境内同盟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政策》，《外国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吴佩军：《伪满时期的政教关系——以天主教延吉教区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徐炳三：《再论伪满洲天主教会与日伪政权的关系》，《天主教思想与文化》2019年第8辑。
Giovanni Coco, Santa sede e Manciukuò, 1932-1945,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6.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Catholic Ceremony in Manchukuo:Taking the Record of Manchuria Monthly as an Example
XU Bings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ZHAO Yang (Wuhan Museum)
Abstract: During Manchukuo period, Japanese Puppet Regime often dispatche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officials to preach Japanese political ideas at various Catholic ceremonies. Catholic community were forced to worship Imperial City, Japanese and Manchukuo emperor, Manchukuo flag, and sing Manchukuo song on the occasions.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y, Catholic clerics combined Catholic doctrines with Japanese policies and sang high praise for Manchukuo. They asked Catholics to obey and service Manchukuo and Japan. Catholic communities were also obliged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political celebrations, which were most frequent in Catholic schools. Part of rituals, such as shrine worship, have obvious idolatry elements. The phenomenon not only reflects that Japanese and Puppet Regime tried to utiliz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but also indicate that the Holy See cooperated with Japan actively in order to keep Catholic mission benefits.
Keywords: Manchukuo, the Catholic Churches, Catholic ritu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1] 相关成果包括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顾裕禄：《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实录》，《中国宗教》2005年第2期；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Giovanni Coco, Santa sede e Manciukuò, 1932-1945,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6. 目前以伪满文献研究天主教与伪满关系的文章十分稀少，仅见吴佩军：《20世纪上半叶东北天主教史的考察——以黑龙江省海伦县海北镇为例》，《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吴佩军：《罗马教廷、东北天主教会与伪满洲国》，《外国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吴佩军：《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四平集中营——伪满当局对东北境内同盟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政策》，《外国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吴佩军：《伪满时期的政教关系——以天主教延吉教区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徐炳三：《再论伪满洲天主教会与日伪政权的关系》，《天主教思想与文化》2019年第8辑，等等。
[2] 《罗马圣父恭献皇帝陛下纪念品》，《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1期，第18页。
[3] 《高大主教归满应酬忙，张外交部大臣为设洗尘宴》，《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2月第2卷第1期，第17页。
[4] 《高大主教觐见皇帝陛下》，《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1期，第19页。
[5] 《满洲帝国特使团访问教皇廷之一瞥》，《满洲公教月刊》1939年第5卷第2期，第66-67页。
[6] 《教宗致满洲皇帝书翰》，《满洲公教月刊》1939年第5卷第3期，第98页。
[7] 《意亲善使节团抵京拜见教皇代表》》，《满洲公教月刊》1938年第4卷第6期，第178-179页。
[8] 《教皇驾崩新京的经过》，《满洲公教月刊》1939年第5卷第4期，第111页。
[9]《在京举行罗马教皇追掉典礼哀荣》，《满洲公教月刊》1939年第5卷第4期，第112页。
[10] 《录康德元年满洲国全体主教布告》，《满洲公教月刊》1935年第1卷特刊，第1页。
[11] 《十月祈祷会总意：为在上位者》，《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10期，第297页。
[12] 《建国纪念日谨话》，《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3期，第65页。
[13] 《松冈满铁总裁参观仁慈堂》，《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1期。
[14] 《新京市政府表彰勋绩授予仁慈堂奖状及银盾》，《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4期。
[15] 《吉林教区长春县小八家村小史并开教记略》，《满洲公教月刊》1937年第3卷第6期，第172页。
[16] 常司铎：《郝建德铎回满》，《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3期，第86页。
[17] 《满洲留学的修道女》，《满洲公教月刊》1939年第5卷第8期，第254-255页。
[18]『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 第五巻 10．満州国』，JACAR，Ref. B04012548200，《外務省記録》，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43年。
[19] 夏书麟：《高主教巡阅巴彦分教区行程中的奉迎盛况一瞥》，《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4到第6期连载。
[20] 参见《天主教间岛传来四十周年纪念庆祝大会》，《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11期，第632页。
[21] 参见《吉林教区桑司铎晋铎金庆和胡司铎晋铎银庆》，《满洲公教月刊》1935年第1卷第1期，第68页。
[22] 《小八家子庆祝事变四周年纪念摄影》，《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12期，第646页。
[23] 参见夏书麟：《高主教巡阅巴彦分教区行程中的奉迎盛况一瞥》，《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4期，第349-350页。
[24] 《洮南县私立光华两级小学校新校舍落成典志盛》，《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11期，第616页。
[25] 《四平街天主堂私立英文初级中学第一级学生毕业典礼之盛祝》，《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2期，第262页。
[26] 夏书麟：《高主教巡阅巴彦分教区行程中的奉迎盛况一瞥》，《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6期，第425页。
[27] 夏书麟：《高主教巡阅巴彦分教区行程中的奉迎盛况一瞥》，《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6期，第426页。
[28] 《耶稣升天瞻礼石主教来公主岭行坚振志盛》，《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7期，第468页。
[29] 《林西县大营子全体教民庆祝新设教区林东监牧区蓝主教志盛》，《满洲公教月刊》第3卷第12期，第486页。
[30] 赵景堂：《林西县大营子天主堂第三界庆祝圣体游行大会盛典》，《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9期，第547页。
[31] 《高大主教来双巡视》，《满洲公教月刊》1937年第3卷第3期，第128页。
[32] 《西丰县天主堂恭贺曲神父晋升司铎志盛》，《满洲公教月刊》1938年第4卷第1期，第48页。
[33] 《隆化天主堂开会志盛》，《满洲公教月刊》1940年第6卷第6期，第242页。
[34] 《高大主教归满应酬忙，张外交部大臣为社洗尘宴》，《满洲公教月刊》1936第2卷第1期，第221页。
[35] 《建国五周年纪念感言》，《满洲公教月刊》1937年第3卷第3期，第107页。
[36] 夏书麟：《高主教巡阅巴彦分教区行程中的奉迎盛况一瞥》，《满洲公教月刊》第2卷第4期，第380页。
[37] 尚志学：《千振圣堂》，《满洲公教月刊》第4卷第11期，第452页。
[38] 《开会盛况志》，《满洲公教月刊》1940年第6卷第8期，第320页。
[39] 夏书麟：《高主教巡阅巴彦分教区行程中的奉迎盛况一瞥》，《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5期，第380页。
[40] 《教皇廷传信部新训令》，《满洲公教月刊》1940年第6卷第6期，第199页。
[41] 王永琩：《建国日志盛》，《满洲公教月刊》1937年第3卷第8期，第340页。
[42] 齐荫宝：《访日宣召三周年之回顾》，《满洲公教月刊》1938年第4卷第7期，第297页。
[43] 《赤峰县赤峰街私立华峰国民优级国民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及成绩展览会》，《满洲公教月刊》1939年第5卷第5期，第223页。
[44] 《洮南县私立光华两级小学校新校舍落成典礼志盛》，《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11期，第616页。
[45] 《洮南县私立光华两级小学校新校舍落成典礼志盛》，《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11期，第6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