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1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28
陈明丽（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摘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各教派纷纷追求自立，然而成果却并不理想。基督新教的一支新兴派别——五旬节派在进入中国的同时，该教派信仰群体的自立也在逐步进行，更有本土信徒在接受五旬节信息后逐步创建了自立教会。在香港五旬节会的早期历史中，一方面，五旬节派传教士作为独立传道人，由于他们没有充足的经费、不熟悉本土语言以及对福音传播广度的追求等，没能长期成为本土信仰群体的实际领导者，为香港五旬节会的自立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香港五旬节会培养了一批本土传道人，他们积极筹措教会所需资金，承担起信仰群体中各类责任，使得该群体基本实现了“自养”、“自治”及“自传”。
关键字：五旬节派、自立、香港五旬节会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12_(21).0003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应运而生，顾长声认为“该协会提倡的‘三自’，即由中国人‘自养’、‘自治’和‘自传’，一直到1949年根本一条也没有实施过”，其背后有外国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的操控。[1]顾卫民则认为，“自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20年代以后，中国教会本身的发展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顾卫民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到了20年代，在华传教会中，中国信徒和神职人员势力和影响的增加；第二是城市和乡村中自立教会的发展和壮大。[3]所以，他认为早在1949年西方教会人员从中国大陆撤退以前，中国教会已经出现了自立倾向。[4]综合两位学者的看法，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从20年代开始这种教会自立的呼声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越发响亮。与中国人建立的本土独立教会相比，在西方传教士的控制下的教会要自立颇为不易，甚至会得出与顾长声同样的结论。
然而，有一个中国基督教群体却能够在上世纪20年代，建立起自立的教会组织，这就是五旬宗基督教群体，在该群体中多面向的自立已经获得一定成果。在这个群体中有本土信仰者自己建立的独立教会，例如真耶稣教会及耶稣家庭；也有在西方传教士影响下建立的教会，例如河北正定县的使徒信心会以及本文关注的香港五旬节会等。五旬宗传入中国的时间为二十世纪初，相对于天主教及新教的其他教派稍晚，但是它们的自立并没有经过漫长的时间，而是几乎与五旬宗进入中国的过程同时进行。该宗派的传教士田姑娘（Anna M. Deane）在1910年表示：“我们的教会（即香港五旬节会）由中国人掌管，莫礼智是牧师，我们所有的执事都是中国人。我们唱诗、读经、祷告、讲道都是用中文”。[5]同样是在西方传教士的领导下，为什么这个新兴的教派能够迅速产生自立的教会组织呢？特别是，同时期的大公会系统教派自立比例极低。[6]通过对香港五旬节会的分析，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被具体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三自”与差会的三自以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的三自内涵有所不同，既并非出于差传战略的需要，也没有特定的政治意义。[7]胡卫清认为关于早期教会自立运动的研究十分复杂，其中许多讨论教会自立的个案研究中，都会讨论“传教士主导与本地教会人士的配合”，或者挖掘信仰群体中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8]在香港五旬节会中，既看不到传教士的主导，也看不到群体之间激烈的矛盾，呈现出与大公会系统教派截然不同的面貌，其自立是在本土信仰者既被动又主动的状态下产生的。对于香港五旬节会的自立路线，叶先秦表示：“并未如其他中国自立教派如真耶稣教会那般，诉诸民族话语而与西方差会决裂，并加以口诛笔伐”。[9]
由于教会自立的核心问题在于本地教会是否在教务、财政与人事管理上具有自主性，在研究香港五旬节会自养、自治与自传上也会通过这三方面来探讨，本文将依次讨论以下主题：1教会人员的构成；2教会资金的筹措；3教会结构及教义内容的确定。透析该群体在这三方面的变化，可以清楚展现该群体为何能够自立，以及这种自立如何成为客观历史条件与主观思想意志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中国五旬节派历史研究相对不足，也能够对缺乏梳理的中国基督教自立这一主题进行回应，增添独特的自立景象。[10]
教会人员的流动
香港五旬节会最初名为使徒信心会，因为它与美国洛杉矶的使徒信心会存在一定联系。1906年，美国洛杉矶的使徒信心会出现了“亚苏萨复兴（The Azusa Street Revival），这一复兴被众多学者视为五旬节运动的开端。[11]与此同时，这一复兴促进了一波传教热情的高涨，许多参与其中的基督徒们在获得灵洗以及相关恩赐之后，迫不及待（或者说是毫无准备的，特别缺乏物质上的准备、语言训练等）地去往世界各地传教。[12]嘉活力夫妇（Mr. And Mrs. Garr, Alfred Goodrich Garr, SR.）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传教士。嘉活力先生在成为五旬节传教士之前，是浸信会的一名牧师，服务于洛杉矶的焚棘传道会（Burning Bush Mission），他与其夫人是最先将五旬节信息传入香港的传教士。[13]
初期的五旬节派传教士多为独立传道人，这意味着他们来去较主流宗派传教士更为自由，就像他们受到感召来到中国一样，他们也会因为各种启示或原因离开，去往他地，事实也是如此。对于香港五旬节会而言，最为重要的传教士除了嘉活力夫妇之外，还有提出创办香港五旬节会刊物《五旬节真理报》的麦坚道牧师（Rev. T. J. McIntosh，1907年8月来到澳门），再就是之后到来的罗莎·皮特曼（Rose Pittman）与弗利茨（Rosa Pittman and Fritz）、戴维斯弟兄（Brother Davis）以及前面提到的田姑娘等。通过嘉活力夫妇及麦坚道牧师的迁移状态、中国信徒的成长及其相关活动，能够看到教会人员的流动何以能够促动该教会的自立。
嘉活力夫妇于1907年10月9日来到香港，最初他们在美华会堂进行宣道，在那里莫礼智被五旬节信息吸引了，并成为嘉活力夫妇的翻译。嘉活力夫妇在美国时，曾得到说方言恩赐，并且确定他们所说的语言是汉语和印度方言，但是他们在印度传教受挫，发现他们所说的根本不能让当地人明白，来到香港之后，他们明确表示不能用中国本土的语言讲道，找到一名得力的翻译成为当务之急。[14]当时莫礼智是美国传教会（American Board Church）的执事，并在香港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乐群书塾，这所学校成为嘉活力夫妇离开美华会堂后的聚会场所，莫礼智能自如运用中英文，成为翻译的最佳人选。[15]嘉活力夫妇将美国使徒信心会的五旬节信息传入，并与莫礼智一起在香港成立了使徒信心会，不久之后，莫礼智接受了五旬节信息并获得灵洗及其相关恩赐，成为该教会的核心领导者。
嘉活力夫妇在香港的传道时间并不长，在经历了个体灾难（他们两个女儿及传道伙伴的去世）后，他们决定去往日本传教。1909年10月4日再从日本回到香港，几个月之后他们回到美国，休假了一年多，之后于1911年4月9日再次来到中国。短暂停留之后他们于1911年12月回到美国，之后便没有再来中国，而是留在美国。[16]此外，嘉活力夫妇在中国期间，并不是一直留在香港，而是一有机会就来到广州等周边城市或其他地区传教。[17]除去多次短时间（去往日本、印度、广州各地）离开及路途上花费的时间，嘉活力夫妇在香港的时间算起来并不长。嘉活力牧师时常在教会中讲道，由莫礼智翻译，但由于多次的离开，这样的讲道也不能持续。1909年，嘉活力夫妇有了开设传教士之家（Missionary Home）的念头。[18]希望为在香港的以及从这里来往的五旬节派传教士提供住所，1911年，他们的传教士之家拥有了16个房间，莫礼智夫妇也跟他们住在一起。[19]这个传教士之家，为新来的传教士提供一定的训练，例如学习语言、熟悉生活，为他们进入内地做好准备，为许多来到香港中转的传教士提供了住所。[20]
另一位需要提及的传教士，是比嘉活力夫妇早两个月来到澳门的麦坚道牧师，一开始他的工作地点是澳门，但是由于当时的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由天主教政府统治，所以他在那里的工作时常受到阻碍。[21]在他听说嘉活力夫妇来到香港后，就经常来香港与他们见面。[22]1908年5月15日的Bridegroom’s Messenger提到，麦坚道牧师一家人受到上帝呼召，去耶路撒冷工作，之后便离开中国；1909年11月15日，该报报道了麦坚道牧师感到上帝让他与家人回到中国工作，并且已经在回中国的途中。[23]回到香港后，麦牧师在嘉活力夫妇去孟买的时候，代为管理传教士之家。在此期间，位于湾仔路的香港五旬节会出现了复兴状况，但是兴盛没多久，这个教会在麦坚道牧师的领导之下衰败了。[24]紧接着分裂的状况出现了，1910年4月，莫礼智带领他的团队搬到香港的坚道，田安娜带着她刚刚成立的女子学校追随莫礼智。麦牧师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在距离香港一百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传教站点，这个名为“Sai Nam（今佛山三水县的西南镇）”的地方没有一位传教士。[25]该站点成为他新的工作重心，所以他也没有长时间领导香港五旬节会。然而，他也没有长期待在三水，1910年7月，莫礼智在信中表示，麦坚道牧师夫妇打算在8月份再次去耶路撒冷。[26]
应该说，在这些西方五旬节派传教士们看来，香港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站点，它只是进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27]五旬节信息清楚的表明，耶稣基督的再临已经迫在眉睫，因此福音越被广传，就表示有更多的人能够在耶稣再来之前得救。在许多刊物上都能看到那种急迫的呼吁，让更多的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去往那些没有被传教士踏足的地区。柯比（A. E. Kirby）与埃文斯（Mabel E. Evans）在1908年1月来到香港，短暂停留后，在广州开辟新的工作。1910年年底加入进来的弗兰克·丹尼（Frank Denney）、克莱拉·丹尼（Clara Denney）、布兰奇·阿普尓比（Blanche Appleby），他们的工作包括：向香港的渔船及岛屿上的人们传福音，负责帮助教会学校的相关事务，还要花大量时间来学习语言。[28]他们与嘉活力夫妇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深入中国内地传道，或者开辟新的事工，例如1912年，在田姑娘（1910年来到香港）的领导下筲箕湾堂正式成立，筲箕湾的事工以当地贫苦的渔民为对象，这成为五旬节圣洁会在香港的第一间堂会。[29]很多传教士只是短暂地停留在香港五旬节会，并没有深入到该群体的工作中，而是积极地在外传播福音。
这里要特别提及一个事件，在1910年三、四月《五旬节真理报》上，介绍了丹尼尔.阿瑞（Daniel Awrey）弟兄开办传道训练学校（Missionary Training School）的事件：阿瑞弟兄说要来香港开办传道学校，但是他在准备教课之外别无其它准备，并且在教了几天后就又突然离开去了苏格兰。文章作者提到，虽然整个教会希望有更多人来教他们，但是却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并期望那些传教士在离开自己国家之前应带有介绍信。[30]作为《五旬节真理报》的编辑，这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很有可能出自作为编辑及教会管理者的莫礼智之手，这样不留情面的点名点姓，明确表达出对于那种太过随意流动的不满。
简单说来，一方面，最初来到中国的五旬宗传教士的背后，没有差会的持续支持与指导，完全按着自己理解的神圣启示行事，来去频繁；另一方面，他们传教热情相当高涨，因为他们感到耶稣基督马上再临的迫切，比起传教的深度，他们更希望更多的人接受五旬节信息，不断扩展这一福音的广度。因此，在各地建立了传教站点后，他们更倾向于开拓新的传教站点，而不是长时间留在一个地方，这给予香港五旬节会本土信徒们更多的自主空间来管理新建的教会。由此，在香港五旬节会最初的几年，一批本土传道人成长起来。
1908年，莫礼智在一封信中介绍，有一个崇拜偶像并且说话结巴的信徒，去年参与该会的聚会，但是在今年已经能够讲道，并且可以长达一个小时。[31]1909年，莫礼智在香港最忙碌的街道上，为“异教徒”开设了一个福音窗口，他提到有四位中国弟兄帮助，他们都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工作。[32]1909年底，香港五旬节会中有两个人去到河北省，传播五旬节信息，其中包括耶稣的再临，他们被认为是具有使徒信心的中国教会送出的第一批中国传教士。[33]莫礼智也会去往周边的乡村传教（并没有长时间离开教会），如果不太远，他的妻子会带着手风琴一同前往；如果去距离较远的村庄，则只跟一位姓陈的弟兄前往，这位陈弟兄为了传播福音放弃了自己的生意。[34]1910年，莫礼智提到直到那年8月，一直有两位中国信徒帮忙，其中有一位姓梁的弟兄，每个月都会去一趟内地，每次都要访问数百个村庄，带着数百份的《五旬节真理报》还有千张传单。[35]1910年最后一天来到香港的弗兰克.丹尼、克莱拉.丹尼、布兰奇.阿普尓比，帮助香港五旬节会周日学校的开设，除了他们之外更多的是中国信徒教授的班级，例如莫礼智带中国基督徒班，莫礼智的姐姐带领小学女生班级等。[36]除此之外，《五旬节真理报》一直都在莫礼智还有两位本土信徒的努力下发行。
嘉活力先生曾非常高兴地表示，在他不在香港的15个月中，只有一名信徒缺席，其他人一直持续参与这个群体的聚会。[37]这从侧面表明，传教士的流动并没有对该教会形成太多影响。在莫礼智的领导下，本土信徒承担起这个群体中各项工作，“自治”与“自传”变得水到渠成。1913年后，《五旬节真理报》上的传教士信件也逐渐减少，用莫礼智自己的话说，“我们越来越感到，中国受洗的圣徒们向中国传讲福音的职责”。[38]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由于传教士们在语言上的限制，本土信徒在传播五旬节信息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所以，一方面是传教士流动性太强的客观事实，使得本土信徒肩负“自治”使命；另一方面，本土信徒认同自身的传教责任，积极主动地进行各项传教活动。
教会资金的筹措
由于最初来到中国的五旬节派传教士大多是独立传教士，在他们背后没有强大的差会支持，没有系统的组织合作，有的只是单枪匹马、凭着信心生活，他们必须为了在中国的传道与生活四处寻求经济支持。然而，他们的资助常常没有保障：一方面是金钱的数量上不确定（由当地捐献者决定）；二是由于时局动荡加上路途遥远，不能保证准时收到来自远方的支援；三是身处远方的捐助群体很难判断谁应该接受资助，有时因为名声问题断绝资助，所以传教士们必须经常要与各个群体保持信件联系，表达需求。
传教士们的衣食住行、列印传单、聘请语言老师、开设学校及孤儿院等，都需要大量金钱，一旦资金不到位，别说进行传教工作了，连基本的生活需求也没有保障。在当时不同的刊物上，刊登了世界各地独立传教士的信件，述说工作中的金钱需要，例如嘉活力夫妇准备开设传教士之家，这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租房。嘉活力夫人曾在1911年底写信给The Latter Rain Evangel的编辑，提到他们要面对在香港的另一年，那将是很难得到一栋房子的一年，因为他们手上的租约到期了，而且有将近五万名内地人从广东来到香港，买下大量房产，使得他们租房困难。[39]他们尝试租一间小的房子来降低成本，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嘉活力夫妇离开了香港。经济问题是众多独立五旬宗传教士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所以不管是嘉活力夫妇还是麦坚道牧师，以及之后陆续来到的传教士们，他们都会写信给不同的五旬节信仰组织，汇报当地的传道工作状况，并表达需要被帮助，由此得到一定的支持继续待在中国。可以说，这些香港五旬节会的传教士们时常“自身难保”，因此没有大量的钱财投入到这个群体的工作中，这也迫使该群体的中国信徒自己去寻求“自养”所需。
1909年1月《新郎差使报（Bridegroom's Messenger)》（International Pentecostal Church of Christ，简称IPPC）上，第一次提到寄给莫礼智5美元，相对于某些西方传教士每次几十美元的资助，莫礼智得到的并不多。[40]1909年这一年时间里，莫礼智获得72.35美元的资助。[41]1910年初，莫礼智在信中表示，他已经关闭了学校，将全部精力用在教会事奉及刊物的发行上，靠着信仰生活。[42]1910年2月，莫礼智从IPPC得到的资助超过嘉活力夫人，也超过麦坚道牧师，从这个教会走出去的中国本土传道人也获得了资助。[43]从以上材料可以发现，莫礼智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分别获得资助，这表明莫礼智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平等关系，并且他具有经济上的自主权。这种权力是他通过绕开教会中的西方传教士、直接与国外五旬节组织联系所获得的。嘉活力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并不会给莫礼智等其他中国同工发放薪水，他们之间没有经济上的给予与被给予关系。
如果说群体“自养”是客观条件使然，这并不完整，其中存在着强烈的主观意愿。莫礼智在见证中明确表示，“我厌恶成为一名领薪水的牧师，我希望独立，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希望存点钱，但是由于拥有一个不断庞大的家族，我从来没能那样做”。[44]他曾做过美国公理会差会的执事，虽然并不知晓是什么让他厌恶，但是有一种强烈的独立愿望一直存在莫礼智的心中。莫礼智于1910年带着全家人搬入嘉活力夫妇负责的传教士之家，虽然他们只是住在顶楼，但是他负担起这个地方一半的费用。[45]可见，在财务方面，莫礼智有着自己的坚持。
吴义雄在广东协会的自立研究中表示，“在这三者（自治、自养、自传）之中，最为重要的是能否实现自养，即经济独立，因为这关系到自治（自理）和自传是否具有必要的基础”。[46]在他看来，由于广东协会在1949年之前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财政上主要依靠西差会，因此‘自养’几乎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这也是许多中国基督教群体面临的难题。[47]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莫礼智与西方五旬节组织的联系，和广东协会这类中国基督教组织与西方差会的关系并不相同，原因有二：其一，香港五旬节会与这些支持它们的五旬节组织之间不是从属关系，之前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联系，香港五旬节背后没有固定的差会管理与支持，这些资助的五旬节组织从来没有干涉过香港五旬节会的运作与管理，他们只是收集个人及组织中的捐款，再寄给相关人员； 其二，资金资助的比例不同并且数额上不确定，广东协会中西差会的津贴会占到经费的一半以上，而这些西方组织给予莫礼智的金额并不多，只能作为小额补贴，有时也会长时间得不到任何资助。曾经有一份关于传教士花费数额的传单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传播，提到支持一个在中国、日本或印度的传教士一个月需要25美元。[48]对此，莫礼智表示，这样的计算太笼统，他以香港为例，认为如果五旬宗的传教士有家庭要租房的话，25美元远远不够，因为香港的房租很贵，但是5美元能够支持一位单身的男传教士（如果不用租房的话）。[49]如此看来，像莫礼智这样需要维持大家庭、各种教会组织的牧师，特别是当他关闭英文学校、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之后，一个月几美元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
那么除了西方五旬节组织的少量捐助，莫礼智如何筹措该教会所需资金呢？香港五旬节会从1908年开始发行《五旬节真理报》（一开始只有中文版面，之后加入一版英文，免费刊物），该报在短短的时间内，从每期发行1000份到6000份，它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读者也越来越多，该报被发往中国各省、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甚至之后发往南非的华人。[50]该报经常对经费进行告白，或者刊登其它刊物关于上帝提供资金的文章，莫礼智也花费了大量时间与不同地区的读者写信，由此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奉献。[51]很多被感动的读者会在来信中附上资助，莫礼智曾在一封信中表示，“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从当地还有信件中一共收到13.28美元，奉献给这三个人（三位一直帮助他的中国同工）”。[52]可见，他的经济资助不仅是从西方社会而来，当地也会有人奉献。当莫礼智得到充足的奉献后，在该报加入了英文版面。[53]但是当经费出现问题时，该报的发行也被减缓，甚至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版。[54]除了这份刊物之外，莫礼智还印刷了多种传单，例如田姑娘曾在信中写道，“莫礼智已经印刷了五千份的‘基督的故事’，每次出门我们都会带一些”。[55]
可见，虽然这个群体的“自养”来源并不稳定，有时也不太充足，但是其自养、自立意识非常明确，十分积极地寻求经济资助，拓展资金来源。莫礼智也是外国五旬宗刊物上为数不多受到资助的中国传道人之一，许多受到资助的中国传道人都没有标注姓名。此外，在资金的使用上，香港五旬节会中的本土领导者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例如用来加大报纸版面、开设新的福音堂会，或者为这个群体走出去的传道人提供物质支持，能够按照教会的需求来使用。
教会结构及教义的丰富
五旬宗传教士们除了面对经济上的困难之外，还要面对来自基督教内部的质疑。对于其它新教传教群体而言，嘉活力夫妇及麦坚道牧师带来的五旬节信息是陌生的，特别是他们宣讲的灵洗证据，嘉活力牧师在信中无奈的写道，“这里有时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在香港，没有一名传教士和我们站在一起”。[56]麦坚道牧师也表示，“有些传教士看不见我们所做的，他们向中国人说我们是错误的，说我们在妄想之下，他们阻止可怜的中国人看见光亮”，麦坚道牧师曾在澳门的一所圣经学校进行传教工作，之后被禁止了，所以他感到上帝会让他与嘉活力一起在香港聚会。[57]由此很多时候，这些独立的传教士并没有得到其他宗派传教士的帮助，反而遭到他们的阻碍，这也是嘉活力夫妇离开美华会堂，来到莫礼智的英文学校进行聚会的原因。与其他宗派传教士相比而言，最初进入中国的五旬宗传教士们力量非常薄弱。此外，这种反对的力量并不只有传教士感受的到，接受了五旬节信息的中国信徒们也有同样感受，所以要展开香港五旬节会的工作，他们就不得不找到新的出发点。
香港五旬节会针对不同人群开设不同的聚会场所，例如在传教士之家中进行的聚会，参与者多为传教士及受过洗的中国信徒。当然，也会因为教会规模变化搬往新的地方。1909年初，五旬节会在香港下环的交加街第六号开辟了新的福音宣讲窗口，因为“下环湾仔地广人稠，贫困之人多”。[58] 1910年2月的《五旬节真理报》英文版面上，欢迎大家去干诺道教会（Connaught Road Mission）聚会，表示每个星期二、三、四、五、日的下午都会有崇拜，与此同时，湾仔每天晚上都会有聚会。莫礼智表示，这新开设的聚会场所是为异教徒准备的，他们大多数没有听说过耶稣。[59]1910年3月，五旬节会的分裂产生后，莫礼智将教会搬到坚道即上马路门牌69号的地方，并在这个地方设立了妇孺英文书塾，由来自美国的田姑娘担任老师，并且有数名西女士为助教，此书塾接收的女性不限年龄，男童则必须小于10岁。[60] 1914年，香港五旬节会又搬到必列者士街门牌二号，并开设了研究圣经班。[61]1917年，香港五旬节会开展的相关活动包括：主日学、聚会、祈祷、宣教及研究圣经班。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特别突出的事件，其一是在1910年2月的《五旬节真理报》上，莫礼智用大量篇幅阐释了教会名称的改变，并介绍了教会的条件与礼仪，对当时一些现象表达了看法，这些内容从多个方面确立了教会的身份。莫礼智认为，之所以要修改名称，是因为“香港五旬节会”比“使徒信心会”更适合这个教会。[62] 推测看来，这是与美国使徒信心会脱离关系的一次宣称，因为1910年，嘉活力夫妇在美国，他们已经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从嘉活力夫妇来港的这段时间里，位于美国的使徒信心会并没有给予该群体有太多帮助与指导，这个宣称进一步表明莫礼智及其团队的自立倾向。 其二则是1911年8月的《五旬节真理报》上，明确将香港五旬节会定位为“本港耶稣教华人自立传道会”，并且在七月中旬迁往西营盘正街顶般含路一号屋。[63] 这一宣称是在嘉活力夫妇再次来港之后提出的，表明该群体的自立已经趋于成熟，对自身定位的理解也更加深刻。这种自立，不仅呈现在对自身的定位上，还表现在对五旬节信息的阐释上。
莫礼智作为翻译，在聚会中，不仅要将嘉活力夫妇及其他传教士传达的信息翻译为中文，也将中国人对此信息的理解翻译为英文。在这个过程中，莫礼智对五旬节信息的理解就变得十分重要，从他创办的刊物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在嘉活力夫妇传达的五旬节信息上加入了自己的理解。简单说来，嘉活力夫妇宣扬的信息内容即五重福音：（1）悔改归信；（2）成圣；（3）圣灵洗礼，并以说方言的宗教经验作为灵洗证据；（4）神圣医治；（5）耶稣基督即将再来。[64]在《真理报》中有一个固定板块，题名《欲得神圣施洗者宜知急务》，其主要内容是那些希望得到灵洗的人应该知道或需要实践的内容，编者莫礼智一共总结了12条：1悔改；2当遵上帝道为罪而忧；3当知认罪；4当去恶行；5当赔偿于人；6当信赖耶稣；7当信新旧约全部圣经；8得赦罪得称义；9得洁净，此乃上帝白白的恩典，上帝施此恩使人成圣；10洁净是成圣之功夫；11神圣施洗，说方言；12求医（神圣医治）。这12条基本上围绕着归信、成圣及灵洗这三重福音而展开。[65]在展开过程中，莫礼智加入了自己的理解，特别是第五条“当赔偿于人”，在美国使徒信心会创办的刊物《使徒信心》（The Apostolic Faith）中，也提到过“赔偿”事宜，但并不像五旬节会这样频繁，这一条在被纳入香港五旬节会称义条件之一，由此可见莫礼智对于归信之前各种“赔偿”的重视。此外，该报列举了许多具体的罪：说谎、打牌、赛马、斗蟋蟀、嗜烟等，其中有些罪颇具“中国特色”。[66]莫礼智将人称义之前需要做的内容非常细致的展现出来，不仅要赔偿，还要悔改、为罪而忧等，告知追寻者具体的行为方式，不像《使徒信心》那样，总是从神学角度解释归信、成圣及灵洗。[67]
正是由于传教士自身力量的薄弱及语言上的限制，他们不能很好地与当地人交流、讲道，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只能流于表面，有时他们会把目标转向当地的外国水手和英国士兵，嘉活力夫妇开设的“传教士之家”也表明这点。那么深入解释五旬节信息、传扬五旬节信息、满足群体各方面需要的重任落在了莫礼智及其信仰群体的肩上。在这个群体中短时间停留的传教士们，只是莫礼智团队的补充，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总的说来，香港五旬节会的“自传”与“自治”名副其实的进行着。
结语
毫无疑问，早期五旬宗独立传教士拥有强烈的传教热情，但由于物质准备及支持的缺乏、语言上的困难，再加上其他宗派的阻碍、自身的流动性等，这些传教士的工作很难深入且持久。但是，在五旬节信息的传播上，他们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莫礼智及其团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逐渐成长起来，不仅积极的寻求各种资助，还主动扛起传播的重担，满足不同人群的信仰需求。他们的自立，不仅有客观条件的推动，还有主观意愿上的追求。
应该说，嘉活力夫妇及相关西方传教士虽然一开始将香港五旬节会当作自己的教会，并且在当时众多刊物上对其进行宣传，但是他们并没有刻意控制它、将其作为自己领导的群体。在五旬宗的群体中，人与人相对平等，不会有太多等级划分，因为每个信徒都有可能成为上帝直接做工的人，因此成为五旬节信息的见证者、解释者与传扬者，这在“亚苏萨复兴”中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这也就是说，当本土信徒吸收了西方传教士将传达出来的信息之后，当他们经验灵洗与相关恩赐之后，他们与西方传教士之间往往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相对平等、相互合作的关系。甚至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中国五旬宗信徒反而拥有本土优势，展开传教的工作。“真耶稣教会”与“耶稣家庭”等其它自立组织的出现，都对这一优势进行了说明。
莫礼智的香港五旬节会在其去世之后，由宋鼎文主持，在香港各地创办了其它分会一直延续到今天。世界各地像香港五旬节会的五旬节群体还有很多，它们的迅速自立，使得五旬节运动给人一种印象，即它能够快速与各地的社会文化进行融合，这其中不能忽视的是像莫礼智这样勇于担当、敢于自立的本土信仰领袖们的努力。
参考文献
《五旬节真理报》（香港：香港五旬节会，1908-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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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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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清：《近代教会的自立——以潮惠长老会为个案（1881-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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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an, Vinson, The Holiness-Pentecostal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71.
Dependence or Independence? ——The Attempting Discussion on “ Three-Self” of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
CHEN Mingli (Gu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independent of Chinese Churches became an irresistible trend, but the achievements were not satisfying. At that time, one new sect of Christianity—the Pentecost came into China. Meanwhile, the Pentecostal groups became independent gradually, there were some churches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only.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 on the one hand, the independent Pentecostal missionaries didn’t have stro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because of the limit of native language and pursuing the breadth of ministry, they gave the Chinese believers enough space and authority to independ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ative evangelists grew up gradu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y raised money actively, undertook the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of this community. On the whole, the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 realized the “three-self principle”.
Keywords： The Pentecost, Independence,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
*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五旬节信仰实践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研究”（22FZJB009）的阶段性成果。
[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7-289页。
[2]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339页。
[3]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340页。
[4] 同上。
[5] Anna M. Deane, “Hong Kong, China”,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0/04/01), p.4.
[6] 胡卫清：《近代教会的自立——以潮惠长老会为个案（1881-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3年，第8页。
[7] 张化：《新政权与基督教“三自”目标的实现》，《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5（2019）：45-51。
[8] 胡卫清：《近代教会的自立——以潮惠长老会为个案（1881-1949）》，第1-18页。
[9] 叶先秦：《五旬节运动入华初期史略》，《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通讯》64(2016): 21-30。
[10] 同上。学者顾卫民表示，“然而可惜的是，中国基督徒与中国教会的自立，以及中国基督教会领袖的思想，至今仍然很少得到深入的分析，甚至是概要的介绍”。
[11] Vinson Synan, ed., 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 100 Years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Renewal, 1901-2001,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1, p.5. Vinson Synan, The Holiness-Pentecostal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71, p.114.
[12] 灵洗即圣灵的洗礼，与用水进行的洗礼对应，最初灵洗的证据最为主要的是说方言的恩赐，该恩赐可以使得人们不用学习就能够说他国的语言，由此，最初的五旬宗传教士并没有进行语言学习和其它准备，直接进入传教工作。
[13] 五旬节信息包含的五重福音分别为：归信、成圣、灵洗、医治以及耶稣基督即将再临。
[14] A. G. Garr, “News from China”,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8/2/1), p.1.
[15] “China,” The Apostolic Faith, (1908/ 1), p.1.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香港浸信教会，1996年，第78页。
[16] Stanley M. Burgess, ed. and Eduard M. van der Maas, associate editor,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2002, p.660.
[17] Annie E. Kirby,“Letter from China, Canton”,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8/05/15), p.1. Author Unknown, “Our Camp Meeting”,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9/06/15), p.1. 例如嘉活力先生曾在1908年2月26日，来到广州，就在这个期间与嘉活力夫妇一起去印度的黑人姊妹玛利亚及他们的一个孩子维吉尼亚（Virginia）去世了。
[18] A. G. Garr, “From Sister A. G. Garr”,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9/12/01), p.2.
[19] Frank Denney, Clara Denney and Blanche Appleby, “Have Reached Hong Kong, China”,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1/03/01), p.1.
[20] “Pentecostal Work at Hong Kong-A Letter from Bro. Bartleman”, Confidence, (1911/02), p.35.
[21] T. J. McIntosh,“Bro. McIntosh’s Letter”,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7/10/01),p.2.
[22] T. J. McIntosh, “Letter from China”,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7/12/01), p.1.
[23] Annie E. Kirby, “Letter from China, Canton”,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8/05/15), p.1.
[24] Daniel Woods, “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 J. McIntosh, the First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China”, Cyberjournal for Pentecostal-Charismatic Research, 12(2003), http://www.pctii.org/cyberj/cyberj12/woods.html, 2023年8月27日引用。
[25] J. H. King, “From Brother J. H. King, Hong Kong”,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1/01/15), p.2.
[26] Mok Lai Chi, “From Our Chinese Brother”,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0/08/15), p.4.
[27] “From Sister Garr”,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1/09/15), p.4.
[28] Frank Denney, “Letter from Brother Frank Denney”,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1/04/15), p.2.
[29] 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编著：《香港的宗教》，香港：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1988年，第36页。
[30] 《五旬节真理报》，（1910年3、4月）：4。
[31] Mok Lai Chi, “Portion of a Letter from Mok Lai Chi”,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9/10/15), p.2.
[32] Mok Lai Chi, “Hong Kong- Testimony of Mok Lai Chi”, Confidence, (1909/12), p.282.
[33] “The First Chinese Assembly of the Faith to Send Out Missionaries”,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0/01/01), p.2.
[34] Mok Lai Chi, “From Our Chinese Brother”,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0/09/01), p.4.
[35] Mok Lai Chi, “Letter From Our Chinese Co-Workers”,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1/02/01), p.2.
[36] Mr. and Mrs. Frank Denney, Miss Blanche Appleby, “Letter from Our Missionaries”,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1/03/01), p.1.
[37] A. G. Garr, “China-Good News from Brother Garr”, Confidence, (1909/11), p.259.
[38] 叶先秦：《五旬节运动入华初期史略》，第21-30页。Mok Lai Chi, “From Our Chinese Brother”,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0/09/01), p.4.
[39] A. G. Garr, “Missionary Admonitions”, The Latter Rain Evangel, (1912/02), p.23.
[40] “Money Sent to Foreign Field Since Report of Dec. 15”,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9/01/15), p.2.
[41] “Report of Money Sent to Foreign Field Since Dec. 1”,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0/01/01), p.2.
[42] Mok Lai Chi, “From Hong Kong, China”,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0/1/15), p.1.
[43] “Report of Money Sent to Foreign Field Since Feb. 1”,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0/3/1), p.2.
[44] Mok Lai Chi, “Hong Kong-Testimony of Mok Lai Chi”, Confidence, (1909/12), p.282.
[45] “From Sister Garr”,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1/01/15), p.1.
[46] 吴义雄：《中华基督教广东协会与本色教会运动》，《开端与进展：华南近代基督教史论集》，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2006年，第124页。
[47] 吴义雄：《中华基督教广东协会与本色教会运动》，第126页。
[48] Mok Lai Chi, “Information About Missionary Life in China”,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0/11/01), p.4.
[49] 同上。
[50] Fannie Winn, “How God Blessed the Work of Our Missionaries in China”,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8/06/15), p.1. Mok Lai Chi, “A Chinese Baptized with the Spirit”, The Household of God, (1909/01), p.5.
[51] 莫礼智：《告白》，《五旬节真理报》，（1909年11月）：1。
[52] Mok Lai Chi, “Letter from Our Chinese Co-Workers”,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1/02/01, p.2.
[53] 不著撰人：《本报加大》，《五旬节真理报》，（1909年3月2日）：1。
[54] 不著撰人：《告白》，《五旬节真理报》，(1914年1月)：1。
[55] Anna M. Deane, “Hong Kong, China”,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10/04/01), p.4.
[56] A. G. Garr, “Letter From Brother Garr”,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8/03/01), p.4.
[57] T. J. McIntosh, “Letter from Brother McIntosh”, Bridegroom’s Messenger, (1908/04/01), p.1.
[58] 不著撰人：《新辟福音门》，《五旬节真理报》，（1909年3月）：4。
[59] Mok Lai Chi, “From Bro. Mok Lai Chi”, Bridegroom’ s Messenger, (1909/01/15), p.1.
[60] 不著撰人：《本会迁移广告》，《五旬节真理报》，（1910年3、4月）：1。
[61] 《五旬节真理报》，（1914年1月）：1。
[62] 不著撰人：《香港五旬节会》，《五旬节真理报》，（1910年2月）：2。
[63] 不著撰人：《香港五旬节会》，《五旬节真理报》，（1911年8月）：1。
[64] William J. Seymour, “The Precious Atonement”, The Apostolic Faith, (1906/9), p.2. William J. Seymour, “Behold The Bridegroom Cometh”, Azusa Street Sermons, Larry Martin ed., Joplin, Missouri: Christian Life Books, 1999, pp.43-7.
[65] Stanley M. Burgess, ed. and Eduard M. van der Maas, associate editor,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 pp.354-363.
[66] 不著撰人：《耶稣之救世》，《五旬节真理报》，（1909年3月2日）：3。
[67] 例如 “The Precious Atonement,” The Apostolic Faith, (1906/9), 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