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伊霖:编者的话(2022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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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2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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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有一位叫约翰•菲利普•迦布勒(Johann Phillip Gabler)的德国学者,在自己的教席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圣经诠释应该跟教义分开的主张。在迦布勒看来,凡当人们要诠释圣经时,必须要明确一点,圣经神学才是人们首先应该建立的基本目标。具体说来,圣经神学首先是一种历史解画,即阐释者必须要深入到圣经作者的历史背景之中,才可以明白圣经之所言;然后,再对圣经所言予以哲学式的解释,那么,圣经颠扑不破的真理才可以正式确定下来。以迦布勒的演讲为标志,基督宗教的文化研究领域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那就是圣经神学,一定程度上,它是对教义神学或宗教哲学的一种研究突围。

今天,当我们谈论到圣经研究时,好多人一开口就是教义和哲学的进路,若依迦布勒的思想视域审视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越是口若悬河的人,纵然逻辑缜密,是否越是离圣经很远?如若我们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或敢于打破宗教与非宗教截然二分的樊篱,或有勇气可跨越国族之争的限制,结果就不难发现,如今欧美早就将这门学科安然设置在建制性的公开大学中,或者生根于大显神通靠本事吃饭的各路神学院里。相反,汉语思想界很多地方一谈神学,要么由于意识形态因素而视之为洪水猛兽,宁愿三缄其口闭门谢客,要么出于基要主义遗留而下的教派之争,津津乐道于对教条的堆砌、演绎和铺陈,或者面红耳赤地相互口诛笔伐,要不然怎显自己才懂圣经?如果非要谈神学,也行,历史神学?系统神学?实在不行还可以谈点教牧神学,圣经神学算哪门子货色?远非正室,更谈何嫡系,甚至连小妾都不如,说不好听点,即使连使女的位份也不愿意给,有多远就站多远。

不过,话说回来,纵然时代风云变幻,波谲云诡,汉语思想界还是有极少的一部分人仍然气定神闲,愿意为圣经神学而安放一张课桌。至少,他们宁愿称自己的研究为“经学”,而不愿意希光附景之为“神学”。不过,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建立自己的“经学”?

百余年前,一代明臣张之洞为蜀启材而创尊经书院,倡言小学为通经之根柢,而廖平正是在张之洞影响下,从书院章程治小学、目录、金石,后乃专心治经,终成一代经学大师。虽然同为“经学”,但我们都知道,此经学非彼经学。希伯来圣经和希腊化圣经之经学,是在现代性全面突入古老的封建帝国之后,人们才深切地感受到,其话语范式和思想体系,跟我们的祖传之经,其品质差异可谓不啻霄壤。水土不服和民族感情,常常成为我们拒斥这“经”之托辞,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能拒绝可乐、足球和牛仔服,那么我们就可能拒绝这“经”。答案如若是不能,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正视,就只有从基础潜心钻研方可。万丈高楼平地起,若没有小学之工的奠基,廖平终究不会成为一代大师。若说要从基础研究钻研圣经,苦研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了解犹太文化表达型态,正视双希文化互动转型时的范式碰撞,无论有多诘屈聱牙或晦涩艰深,也不轻言放弃而敢于反复推敲,总好过浅尝辄止或者蜻蜓点水。廖平由小学入经学,再由经学治史学,继而要开出中国自己的哲学来。设若汉语思想界有人想将圣经的神学与中国的天学进行衔接,若没有对圣经专门的挖掘、了解和独到阐释,也许所作的一切功夫永远都只能是掉书袋。

虽为一本普通的学术期刊,但学术的底色不容改变。因此,为突出圣经研究在中国的成色,《中国基督教研究》第19期的组稿可谓是一次中国式圣经神学研究的大胆尝试。我们知道,既曰神学,从词源学角度而言,它并不是唯信主义式的信仰独白,更不是一种街头布道,相反,它要求在逻各斯支配下,言谈要保持理性和冷峻,在今天,毋宁说它是一种更为切题小众的思想上的学术言说。由此,本期的12篇文章乃至书评都跟圣经研究有关,并无为哪一个组织或者教派代言或者说话,它们只是想从学术角度表明一个共同的立场:今天的圣经学术研究在中国可以呈现何种状态。可以说,纵然有许多的不完美,跟国际学术接轨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独立的学术立场,严谨的治学态度,适切的学术方法,无不体现了学人们在思考,在思考,一直在思考,而不只有剪刀、浆糊和传声筒,这应该是本期所有文章的最大特色。

《<以斯帖记>与普林节》一文的作者是复旦大学的副教授李思琪博士。因为具备扎实的希伯来语基础,就节日指称而言,她指出为何应将和合本的“普珥”纠正为“普林”。同时,她还指出该节日应起源于非犹太文明,是在希腊化时期逐渐成为犹太民族重要的节日之一。随着普林节的恣意狂欢,长期生活在异邦政权下的犹太民族,寻得了一个宣泄和排解平日压抑欲望的好机会。《<马可福音>神圣逻辑中的上帝论》一文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查常平教授撰成,他认为马可福音的神圣逻辑就是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帝既是上帝国中的上帝,又是耶稣门徒共同体的上帝,而这样的神观奠定了初期教会的神学基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朱东华教授,为我们惠赐了《东方使徒文献与景门尚医传统》一文,他论证了东方叙利亚教会如何深度参与到丝路沿途的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其医药活动形塑了中国景教的尚医传统,此番精确、细致、有据的学术考证,无疑会将基督教来华的尚医传统推前到唐朝,值得学界留意。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的经敏华博士通过《图像、权力与身份》一文向汉语学界介绍了“视觉修辞”批评方法,她以路加福音中是否该纳税给凯撒为例,让我们领略到了路加展现社会批评力度的微言大义。来自台湾中原大学的圣经学者王学晟博士,在《蒙头祷告讲道还是闭口不言?》一文中,通过对哥林多前书中两段矛盾经文进行探讨,指出保罗教导妇女蒙头,主要是关涉教会的社会形象,而非限制妇女行动,而妇女应该闭口不言而是后期其他文本的插入和移植,这无疑会警醒读者,字面取态应该慎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圣经学者王梓写成的《文化人类学视阈下保罗书信对早期基督教会的建构》一文,以文化人类学中的荣誉观切题,指出保罗如何用社会荣誉观来构建信徒个体信仰身份、教会群体身份以及进行价值重建,由此,该文生动地凸显了初代教会如何与当时社会文化进行互动。《在苦难中历练》一文的作者是河南师范大学的圣经学者徐俊,就约伯为何受难的古老议题,她指出,受难前的约伯其实仍落报应论的窠臼,正是苦难才使约伯超越了此等旧习,是上帝透过苦难历练了约伯。有意思的是,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宗教研究系的梁茜(Erika Qian LIANG),采用以小见大的方法,对约伯记3:1-12进行细读,指出约伯记在思想传统和文法表达上,是如何受到了近东文化的影响,有兴趣的学人可将两位女性学者的文章加以比较阅读,定有不少有趣的收获。来自济南大学文学院的刘丽霞教授,在《廉建中的<圣经>书写与本色化特征》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和考证,指出无锡诗人廉建中在上个世纪40年代,如何以传统中国诗歌形式来表达和阐发基督教思想,这种典型的基督教文学本色化努力,得到了前辈基督教学人的肯定,值得后世关注和反思。广东协和神学院教师唐洪林博士,是《救恩论与基督教中国化》一文的作者,在例析了救恩论的三种常见立场之后,他援引并分析圣经,指出顺应上帝的国和活出超越尘世国度的爱,是救恩论的宗旨和核心,这应该是打破分歧和实现基督教中国化可能的着力点。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琳的《圣经诠释视域下的希腊正教生态神学简介》一文,让我们看到了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巴尔多禄茂的生态神学的独特性,这种生态神学透过圣礼和圣像视角,宣告了上帝临在自然界的受苦,它对人罪性的谴责,对教会责任的警醒,都提出了颇有深度的忠告,充满了神性的悲悯。胡蓉的《耶稣比喻的同构性》一文,指出耶稣的比喻与解释具有同构的特点,无论是在说理还是叙事上,还是新旧约的对照上,这种同构性都俯拾皆是,其目的是提醒读者,遵照耶稣设比喻的思路来解释耶稣比喻,才是合法的解释方式。

本期还收录有4篇书评,涉及基督教学术研究中的圣经研究、历史材料、布道图像、艺术批评等内容,有兴趣学人可一阅。

本期的顺利组稿和出版,要特别感谢各位作者与编者的一致看见和大力配合。在学术评价日渐同质化、刻板化和功利的今天,他们甘于将大作惠赐敝刊,他们的学术坚持和敢于寂寞的勇气,这是一直让编者赞叹和动容的地方,我相信每一篇诞生于书桌上的稿件,其背后必有一高洁的灵魂,他们的沉思、冥想和奋笔疾书,构筑的不止是学术本身,更是对未来的希望。感谢本刊主编肖清和教授的提前规划和安排,他对出版日期一再宽限,对编者的拖沓一再容忍,编者只能表示十二分的敬意。感谢台湾中原大学王学晟教授的鼎力支持和无尽鼓励,感谢各位编辑的大力支持,感谢助理编辑的排版之工,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为盼。

执行主编谢伊霖,2022年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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