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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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睿文（香港圣公会档案馆历史研究中心）
摘要：1865年，维多利亚教区首任主教施美夫（George Smith）在荷里活道建立了圣士提反堂，开始了华人圣公会在港传教的叙事。与象征圣公会临在香港的英语堂圣约翰座堂不同，圣士提反教堂的建立旨在向香港本地人传播福音，因而表现出持久的福传特征。作为维多利亚教区和英国海外传道会历史的一部分，对圣士提反堂这一香港最早的信仰团体早期历史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澄清以下几个问题：这一华人圣公会牧区是在何种外部环境下建立的？最早的华人圣品和会众是谁？早期的崇拜是何种型态？在19世纪的香港，传教的策略和接受程度如何？在华圣公会如何与香港社会进行互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可在圣士提反堂的早期史（1865-1888）中找到答案，以帮助我们理解福音与处境化的议题。
关键词：香港、圣公宗、圣士提反堂、处境化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12_(21).0004
1865年，维多利亚教区首任主教施美夫（George Smith，1815-1871）在荷李活道建立了圣士提反堂牧区，开启了香港华人圣公会之事工。与象征圣公会在港临在的英语堂圣约翰座堂不同，圣士提反堂的建立是为了向香港本地民众传福音，因此表现出持久的福传特征。这一香港最早的圣公宗信仰群体是维多利亚教区和英国海外传道会历史的一部分，对其早期历史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诸多问题。如：这一华人圣公会牧区是在怎样的环境下被建立的？最早的牧者及会众是谁？早期的华人圣公宗牧区的崇拜是怎样的图景？在19世纪的香港，传教策略和接受程度是如何的？在华圣公宗如何与香港社会互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从圣士提反堂最早的23年间（即1865-1888年）找到答案。
一、建堂前的预备：西教士、华人传道与新葡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殖民地的开拓带来了圣公宗教会。1843年1月，香港首任殖民地牧师史丹顿（Vincent Stanton，1817-1891）抵港，开始酝酿如何透由建立教会来服务英国侨民的一些计划。6年后（即1849年），代表圣公会临在的香港圣约翰座堂落成。同年5月11日，《英皇制诰》（Letters Patent）宣告了维多利亚教区的成立，任命施美夫（George Smith，1815-1871）为维多利亚教区第一任主教。[1] 其时，距圣士提反堂创堂还有16年时间。
施美夫早在1844年便受英国圣公会差会英国海外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缩写CMS）派遣，同麦克开拉启（Thomas McClatchie）一起前往中国考察福传前景。他其后发表一篇谈及此行的文章，指香港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发展传教士工作的地方。[2]
可能正是出于施美夫对香港传教前景的担忧，故而直至1862年，他才请求英国海外传道会正式派出第一位传教士司徒灵芝（Thomas Stringer）抵港任驻港传教士，开启了英国圣公会向香港华人宣教的事工。[3]
像所有来华的传教士一样，司徒灵芝一抵港便开始学习并熟悉本地语言。在1863年4月13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在过去的两个週日晚上，我尝试着用中文去写一点讲话，用罗马拼音写一些口语化的语句。罗深源传道跟随我，就同一篇幅，写了一些话语。我希望我的寥寥数语可以成为他话语、或讲道的引言或指引。我希望慢慢地用方言来说话。[4]
在此，他提到华人传道罗深源（亦作罗心源）——这位在整个圣士提反堂早期历史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当时，施美夫考虑到要在华人中进行事工，西人与华人之隔膜肯定较多，便安排1862年由澳洲回港的罗深源传道与司徒灵芝一同作工。 罗传道此前曾于1847年在港于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牧师所创的福汉会中学道，并在该会作传道工作。1851年郭士立病逝后，罗深源转任施美夫传译，并协助施氏在各地游行佈道。1856年，当淘金热吸引大批中国人前往澳洲时，他受施美夫差派去往墨尔本教区，以同样的身份在华人中进行差传。后来在施美夫主教的鼓励下，罗于1862年回到了香港，恢復了原来的职位，并住在圣保罗书院中。史料称其以饱满的精神工作，每日往司徒灵芝处接受指引，并陪伴、协助司徒参与各种传教工作。[5]
当时，在圣保罗书院中，每主日晚上均有中文崇拜。罗深源在这些崇拜中参与讲道等事奉。施主教曾这样提到这些崇拜：
在我周日夜晚的职责之中，最令我耳目一新的：是在我们的圣保罗书院小圣堂中与罗深源分享我们中国礼拜仪式中的祷文，而这整个崇拜都是为我们的本地皈依者和慕道友所准备的。在这一崇拜中，我们可以听到七、八十个中国声音一起唱美好的旋律，他们用中文唱《尊主颂》、《西面颂》，配合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英国调子；或听到一些被译成中文的著名赞美诗或诗篇中的激动人心的词句。在和声的伴奏下，他们对一些著名的英国赞美诗进行合唱。这一切都是那样全心全意，充满温暖，是在一般的英国会众中所无法感受到的。之后，我们的中国弟兄（即罗深源）会根据《圣经》中的一些段落用中文进行讲道，而我曾私下对此进行过指导。[6]
罗深源也经常和司徒灵芝一起往人群中传教。如司徒灵芝在自己1862年10月至1863年1月的日记中所记述的：
10月18日：下午和罗深源一起到中国人中去。我们进了4家店（或四个舖）。我们到每家店去给一些中国人传教，罗深源分发了传教小册。大体上，他们对我们的信息有所兴趣，也因此主的名得到了荣耀！
12月10日：和罗深源一起到中国城去。到了四家店和一间寺庙。在一家店中，我们被告知，人们不喜欢我们的宗教，因为我们没有灌输对祖先的崇拜。在所参观的那所异常花哨的庙裏，我们发现了一个小隔间，或者说是商铺，主要卖烧香的东西，有买的人和卖的人。我们向他们传教，并分发传教小册。他们礼貌地接受了，并请我们喝茶等。
⋯⋯
1月8日：和罗深源传道一起参观了城市的东端。我们呼吁一位中国店主同意他两个女儿受洗。她们在白思德学校就读。店主说他必须得到他父亲的同意才能让女儿受洗。他耐心地听，并接受了书籍。[7]
这些篇幅展现出司徒灵芝与罗深源早期事工中的生动景象。也因着罗深源忠心的事工，使得施美夫认为他是一位“真挚、始终如一”的人，也是其“在华南所遇到的最好的本地传道之一”。[8] 故而，施美夫于1863年12月21日在圣约翰座堂按立罗深源为会吏。施美夫指“经过逾13年的认识、接触及对其个性的了解，我肯定他（指罗深源）是可造之材，加上他之前受命于澳洲墨尔本教区向金矿场的华工传福音的经历，由此我允准他在本教会事奉。”[9]
罗深源自此成为了香港圣公会首位受封会吏的华人。在按立四天后的圣诞节当日，他协助主礼了圣餐仪式。在75位接受圣餐的人中，有25位是中国人。[10]
封立华人圣品后，便是筹建华人礼拜堂。其时，西区得到发展，荷李活道西营盘一带为华人聚居之所，且是劳工贩夫的活动之处，亦为广东各乡到南洋去谋生人的驻脚之地。早期伦敦传道会、巴色会均在此附近区域发展事工，至19世纪末，公理会、礼贤会亦在该地设立佈道堂址。[11] 因而，施主教择定荷里活道尾地带大笪地对面创立圣士提反堂。[12]
二、成为一个华人牧区: 福音与处境化
1864年4月6日，司徒灵芝指殖民地政府已批准土地作建堂之用。为此以圣保罗书院的名义广发劝捐函。 英国朋友对司徒灵芝的呼吁作出了慷慨的回应，“商人、平民、军人和海军官员捐出了约1400英镑的款项。政府则给予土地”。[13] 时施美夫主教因身体健康日渐衰退，故决意早日返国，将教务交与圣约翰座堂牧师代理。施氏“为华人圣教堂，劳心劳力，初则觅地，后则建堂，其对华人之教会，厥功最伟”。[14]
1865年6月24日（清同治乙丑闰五月初二日），英国海外传道会差会教堂（Mission Church）圣士提反堂由圣约翰座堂牧师、罗深源及众信徒为之奠基。[15] 而圣堂之名称，碑文记为“圣使提反堂”。据钟仁立所言，“其中，‘使’字与初时旧译本圣经之‘使提反’之译字吻合。其后的文理译本，译为‘士提反’。圣士提反堂后来遂沿用此译名之写法，直至今日”。[16]
其时，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已有较大拓展空间，各差会自沿海向北及内陆传教。新的差会也陆续进入中国，如同年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 创立的非宗派内地会。而其后成为维多利亚教区第三任主教的包尔腾曾与戴德生共事并成为连襟。[17]
圣士提反堂圣堂建造时，罗深源已聚集了一批会众。如远东女子教育促进会女传教士白思德（Susan Harriet Sophia Baxter, 1828-1865）于1860年应施美夫主教夫人之邀来港于1861年所创立的“白思德传教学校”（Baxter Mission School） 中的学员，成为圣士提反堂女信徒的重要组成部分。 故而至落成时，圣士提反堂已有一定的会众基础。
由于司徒灵芝于1865年前往广州转职英国领事馆牧师，故而由1864年9 月抵港的华伦（Charles Frederick Warren, 1841-1899）牧师接任其位，担任英国海外传道会驻港传教士，亦任圣士提反堂牧者。
值得一提的是，圣士提反堂虽是于6月24日开幕，但直至1866年9月7日才开始第一次崇拜。在署任港督和约200名中英朋友的见证下，华伦牧师主持了开堂仪式。 对此，他有记载道：
本年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差会教堂（即圣士提反堂）的开堂。那是在9月7日，署任港督孖沙（William Thomas Mercer）、一批英籍朋友以及中国基督徒都参加了。这栋建筑，连同罗深源在同一地点内的小屋，都是靠这个殖民地所筹集的资金所建立起来的，总计近6000港币。[18]
他也提到圣士提反堂开堂后的崇拜情况：
差会教堂每周日有两场礼拜，分别在早上10点和下午3点。出席这些崇拜的大约有150人至200人。其中60位是和我们教会关联学校中的学生，10多位是不和这些学校有所关联的基督徒。其余的是未信者，他们在崇拜中非常安静有序。在这些聚会中包含整个教会礼仪，但没有《诗篇》，因为还没有被翻译成口语。在早上崇拜的最后，我们有一个奉献。自开始崇拜以来，共收到来自教友的14.24港币。领圣餐的人不超过8位，但我可以判断，他们的信仰非常坚定。在直接传教这一事工中，我们的教会是无价的。除了周日的崇拜，周三和周五则是布道日。[19]
1867年復活节，“5位候选人在教堂内率先接受洗礼，在接下来的圣诞节，10位本地人在圣士提反堂参加了第一次圣餐仪式”。[20]
1868年10月23日，柯尔福（Charles Richard Alford，1816-1898）受任为维多利亚教区第二任主教。圣士提反堂之事务虽名为主教兼顾，实则无暇兼理。加上圣堂新建，百待创设。1868年，华伦牧师又离开了圣士提反堂。柯尔福主教乃于1869年1月31日派立皮柏（John Piper，1866-1870在任）牧师为圣士提反堂主任牧师。[21] 当时皮柏是香港传教站唯一的欧籍传教士，协助他的唯一助手是罗深源会吏。[22]
皮柏曾在1869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圣士提反堂当时的主日崇拜：
周日的崇拜有恒常的出席者。早上的崇拜非常惬意，我相信少数的信者已经在知识和恩典中成长，也开始享受更多的对上帝的公开崇拜。下午的崇拜现在有一点点不同。在祈祷后，不再是讲道，而是我们会读一点圣经，这不仅限于传教士。出席的人被叫到时，要读一下圣经。并被要求在读的时候解释一下这段圣经段落——虽然有时说不出。本地弟兄或我自己会解释读过的经文，并提供一些被认为适合听众的实用评论。下午来的人数很少，但我相信为数不多的人对这样向他们解释圣经更感兴趣。[23]
他也提到主日崇拜外的查经班及布道活动：
会众也恒常出席周四晚上的查经班。每个人都会读一段，并解释所读的句子。正如自然所预期的那样，通常只给出一个简单的释义，而有时则会提供一个公允的解释和一些实际的评论。我相信，他们对神圣真理的认识越来越多，这使得他们的头脑远离周围的偶像崇拜和不道德性，并“使他们能够给出一个在他们身上有所希望的理由”。
除了这些，还有在一周的五个晚上向未信者布道。参加这些布道的人有时很多。在夏天的几个月里，有最多人出席，平均人数约为70人；冬天的几个月，平均人数不上30。我们教会为未信者所提供的查经班与中国内陆地区的不同。[24]
当时， 相对其他区域如宁波等地福传的硕果累累，香港在福传方面则显得较为荒芜。皮柏在同一份资料里提到了香港传教站所具有的困难：
我很抱歉，我没有为在这即将结束的一年里，我们的教堂有了新的成员而感到高兴。几个灵魂皈依了耶稣的信仰，本来会给我真正的快乐，但这种安慰却被我拒绝了。当我们在福州的弟兄对他们手中的网所捕到的鱼感到高兴时（我们也同样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们似乎整晚都在拼命工作，却什么也没抓到。我相信并祈祷不久，我们就能找到船的右边（约21:6，作者注）。我几乎没有必要说，这一传教站自投入使用以来一直受到很大的考验。第一个工人在能流利地说这门方言之前就被叫走了，现在华伦也不得不在他能做许多好事的时候辞职了。我对语言的了解不一定很少。当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时，加上香港作为一个传教站的独特性，只有少数人出现在上帝的身边，这一事实并不令我们惊讶。但是，虽然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新葡）数字没有增加，但许多人热切地听到了真理。
⋯⋯许多中国人从内地来，只在这里逗留几天，以对欧洲人及他们的风俗有所一瞥。与此同时，再一次，穿越太平洋到加利福尼亚的蒸汽机是大量人几乎每月来听生命之道的原因。这些人通常要在香港等几天，因此有机会听传教士谈论耶稣。因此，真理摆在许多人面前，但人们不安的性格使我们失去了看到这些随意访问所产生结果的乐趣，然而如果他们在这里永久固定下来的话，我们就应该会看到我们想要的结果。[25]
在此，他提到了香港传教站的特点，即人口流动性较大。虽然能让大多数的华人聆听到福音，但他们却不一定长期定居在香港。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随着这些人短暂逗留后的离去，福音也就因此被广泛地传开了，可能甚至被传到了更为偏远的地域。[26]
到了1871年，皮柏在12月27日的一份信中提到了当时圣士提反堂受洗的一些情况：
今年我们给两个孩子和两位成年人受洗。在成年人中，包括一名19岁的年轻女子，以及一名26岁的男子。该男子是这个殖民地中一位受人尊敬的店主。他受一位亲戚引导，去了解耶稣里的真理。经过漫长而定期的出席礼拜，在圣诞节那天，他在我们的教堂接受了洗礼。而那位年轻女子则在年初接受洗礼。在那之前的两年里，她在这里的一个家庭中做护士。她明确要求星期天必须允许她去教堂一次，并得到了批准。她参与我们的崇拜一段时间，之后申请受洗。[27]
他也指出，来听道的人有所增加了：
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听众已经异乎寻常地多。虽然罗深源和我自己对基督真理的宣召还远远不满足，但我们不得不感谢我们所拥有的良好和频繁的机会，让那么多细心的听众了解了福音。[28]
“虽无伟大之发展”，但皮柏对圣士提反堂事工“能循序渐进，推行各种教务”。[29] 1871年5月， 赫真信（A. B. Huchison，1871-1879年在任）同妻子抵港。[30] 在1871年12月27日的信中，赫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圣士提反堂及其会众：
我为圣士提反堂的美丽及如此有秩序而感到惊讶。会众都非常好。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有100名不信教的人聆听了皮柏牧师的讲道。有40位人士参加了主日崇拜。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吟唱非常之好。[31]
赫真信其后接替皮柏，任圣士提反堂主任牧师。
1872年2月，柯尔福主教辞职返回英格兰。后英国圣公会派第三任主教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1826-1907）来华继位。[32]
1874年12月5日，包尔腾与妻子抵港。他此前受英国海外传道会差派往上海、北平等地传教，亦参与《圣经》及《公祷书》的翻译工作。[33] 在12月13日于香港圣约翰座堂发表的主教就任讲道中，他直言自己将视中国的福传工作为首要重点。[34] 也是因为这样的理念，推动了该堂本地化事工的发展。譬如当时圣士提反堂所用的祷文，有1877年版的《圣日祷文》，内中附有各种节期的粤语祷文， 包括〈耶稣复生日早祷颂赞〉、〈耶稣升天日祈祷文〉、〈三位一体之礼拜日祈祷文〉等，方便本地信徒理解。[35]
1881年，一幅赫真信所绘的圣士提反堂晚间布道图展现了该堂1870年左右开始的晚间布道情景，对此，赫真信自己描述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皮柏牧师在1870年左右引入了对异教徒的夜间布道。从那时起，这种布道一直在定期进行。每当在黄昏时分，灯点起，打开门，敲起钟声，几分钟后，除非是暴风雨天气，否则整栋建筑就像我们在图中所看到的那样拥挤。主日早上的座位，留出了一条通往中堂的通道，晚上则被移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区域。这些座位很快就被坐满了，最后来的人密密麻麻地站在四周，有的站在前面。许多人走到门口就走了，进不去了。我们统计了一下，两个小时内有900多人进进出出。
……图中大部分的听众是读书人，他们在去往赶考及考完的路上，出于好奇来听道。当然不是每位听众都衣着光鲜。有贫穷的苦力经过一天的辛劳，衣衫褴褛地来听耶稣如何承受我们的重担和洗淨我们的罪。有听众是做小生意的，也有乡村农民，他们提供货物在市场买卖。也有做生意或来旅游的旅客、农民、小贩，夹杂富有的店主、校长、算命师和文员。他们徐徐进来聆听新奇的教义或聆听外国人的古怪口音。这班外国人是多么努力地用广东话说出上帝奇妙的作为。[36]
(圣士提反堂日常晚间向未信者宣教图。赫真信绘。)[图片略，请参考原文。]
赫真信也提到由本地圣品罗深源进行福传，更能让本地人听懂，接受：
⋯⋯当然，本地的传道是比外国传教士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能够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随心所欲地说话。我曾听过我们亲爱的本地兄弟罗深源这样说：“现在有一个人有很多钱，你说我们必须尊重他；又有一个人地位很高，是个大官，我们必须尊敬他；另有一个穷人，几乎没有钱，我们会觉得不要管他，他什么都不是。但现在，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祂对人一视同仁”。又譬如，他说：“你们知道，有的父母有六个孩子，有的有十个，有的甚至有二十个，但父母都一样爱他们的孩子，舍不得其中任何一个孩子。所以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灭亡”，等等。或者，当遇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他们已经听够了有关耶稣的事，我们的传道便会问：“你今天、昨天和前天的晚餐吃了什么？你们不是每天都吃饭吗？你们没有说，我们已经吃够了饭。那会被认为是疯了。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从天上降下的粮，成为世界的生命。你们必须每天凭着信心以他为粮，使你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滋养，就像你们的身体由米饭来支撑一样。但正如你拿一点鱼、鸭子、竹笋、烂白菜、腌蘑菇与米饭一起吃来改变它的味道一样，今晚我们讲的是一个比喻，昨晚讲的是一个神迹，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必须永远凭着信心以耶稣基督为粮，免得我们的灵魂永远灭亡”。[37]
可以看出，罗深源以华人圣品的身分，参与在圣士提反堂早期的事工中，其所撒下的生命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发芽并结出果实。
这亦令包尔腾注意到，需培养启用更多本土事工人才，“深知若非有中西牧师，共同负责，不能求大进”。[38]
而早在1874年，当邝日修自澳返港后，便向包主教陈明愿意事奉教会的心志，其后进入圣保罗书院神道班研读。学成后，他先被伦敦会借调任传教士7年，后于1883年入圣公会任传教士。同年由包主教于7月8日封立为会吏，又于1884年3月9日受按立为牧师。由此，邝日修成为圣士提反堂及整个香港圣公会第一任华籍牧师。[39]
自邝日修主持会政后，虽同时有西人何思梯牧师主理，但一切会务实际俱在邝牧师策进之中。他精通医术，设计了“旅行药房”，供事工者在旅行途中为人看病，医药传教。在下图中，前坐者为何思梯牧师、右立双手搭住药柜者为邝日修牧师。前面是邝日修所设计的“旅行药房”：
(邝日修牧师（前排双手搭药柜立者）、华人助手与他们的“旅行药房”。)
右边的四部分可以像日式屏风一样折叠在一起，另外两个部分则可像书本一样关起来；看官可以看到微微打开的抽屉里放着棉絮、绷带和器械。⋯⋯他们还带着两个巨大的篮子，里面装着补充用品，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东西，为2，000或3，000人看病，他们经常在旅行中这样做。
⋯⋯邝日修煞费苦心地设计了这个“旅行药房”，以确保它在装满药物时足够轻巧，以便一个人携带。[40]
此外，他在牧养事工上不懈追寻，也鼓舞其他华人寻求按立。自1884至1888年，圣士提反堂先后聘吴锦堂先生、钟怀柔、罗俭行、莫寿增为传道，以求堂务自理，由此推动了该堂的华人自理进程。在神道班方面，有霍静山、阮英舫、李英圃、林怀光、沉衮卿先后任教员。[41] 可以看到，在包尔腾主教教会本土化理念的推行下，圣士提反堂的西牧渐然将权利转至华人牧师。
除却培养本地人才外，包尔腾主教另意在推行礼仪上的本土化，如曾思量在圣餐中以中国的年糕和茶替代西方的面包与酒。“不用面包也不用酒”，他这样写道：“它们都不是中国人常吃的食物，而是西方的主食，对中国人来说是完全外来的。游历中的传教士还是不得不带着外国的麵包和葡萄酒，但这些对于中国人的心灵来说，并不能传达任何概念或宗教理念”。[42] 然而，鉴于包主教想要作出的改变在当时较为激进，最终他自己放弃了这个主意。
至那时，英国海外传道会传教士们已在华开办各类学校及诊所，内地华人圣公会的工作比之于香港华人圣公会的工作在发展上要迅速很多，这种情况一直贯穿至20世纪上半叶。英美圣公会的事工只是19世纪末在华基督教发展大视野下的一小部分，其他宗派亦在华发展，且全国上下掀起了基督教自立的浪潮。圣士提反堂的自理进程，是与华人基督教发展框架同步的。
当时，香港在历经40余年经营后日渐发达繁盛，太平山区日益繁盛，居民增加，圣士提反堂认为在此设教堂与发展神学校似不适宜，故而萌发了迁地动机。1887年，在包尔腾主教的带领下，圣士提反堂在港岛西薄扶林道67号开始建筑新堂。[43] 其最早23年岁月就此止住但余韵长流。
三、余论
根据圣公宗神学家候马斯（Urban T. Holmes III）所言，“圣公宗主义是一种对上帝经验的理解模式 ”和 “一种对现实的构建，或构建世界的特殊方法”。[44] 当英国海外传道会在1865年建立圣士提反堂作为差会教堂向香港本地人传福音时，此乃植根圣公宗信仰的圣士提反堂信徒群体在其牧区内建立起一个现实和一个世界。
候马斯另指出，“理解英国圣公宗的一种方式，是知晓其是一种在上帝的经验中独特的观察、理解和行动方式，且是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揭示的”。[45] 上述所描述的圣士提反堂的整个早期历史，从具体层面展现了圣公宗就一个具体堂会视角体现出的在上帝经验中的独特观察、理解和行动的方式。比如从崇拜视角而言，在该堂成立前的最早于主教府的崇拜中、以及在该堂成立早年的主日崇拜中，其粤语讲道、中文赞美诗的吟唱、本地会众的构成，在西人的视角中构成了“全心全意、充满温暖”的印象。从礼文上观之，当时圣士提反堂所用的1877年版的《圣日祷文》，内附有各种节期的粤语祷文，使本地信众得以理解基督教真道。而维多利亚教区主教包尔腾则直接领导了圣公宗崇拜礼仪重要一环的《公祷书》的翻译工作，使得《公祷书》这一圣公宗独特特征在中文语境及香港华人圣公会宗中得以传承。除崇拜及祷文外，作为香港圣公宗第一位华人会吏的罗深源以及第一位华人牧师的邝日修、连同主教，展现了圣公会会吏、牧师、主教品秩的三重秩序。上述这些均透过圣士提反堂反映出圣公宗在香港华人社会处境中独特的观察、理解及行动方式。
当圣公宗入华时，便呈现出一种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特徵。处境化意谓文本（text）与处境（context）间的互动。其中，“text”含括圣经、传统及理性；“context”则指某一事件、某一想法或某一方法的历史、文化或社会情境。“Context”旨在将“text”在现代处境中表达出来。圣公宗文本（圣经、圣公宗传统和理性）和香港社会文化风俗等处境之间的持续对话，帮助展示出香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种种层面。对于圣士提反堂而言，这种处境化首先体现在对华人圣品的按立上。施美夫主教按立罗深源为香港首位华人会吏。在他眼里，罗忠诚而可靠，能使福音在香港广传。赫真信牧师则对罗深源处境化地向华人福传表示欣赏，指“本地的传道比外国传教士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能够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随心所欲地说话”。随后，包尔腾主教按立了香港第一位华人牧师邝日修。邝日修与西人圣品一起为圣士提反堂作工，因他通过富有成效的事工及处境化的传道策略（如医疗传教等），很快在圣士提反堂担当了领导角色。他的努力不仅为圣士提反堂本身走向自治奠定了基础，而且还推动了香港其他华人圣公会的建立。其次，这种处境化的方法亦体现在西方主教对此的实践中，尤其是包尔腾主教。他与美国圣公会的施约瑟（S. I. J. Schereschewsky）主教共同翻译《公祷书》，这一杰出的工作连同他们在圣经翻译方面的作为，为香港华人圣公宗在圣经及礼仪方面写下重要的处境化註脚。此外，包尔腾有关于圣餐处境化的想法，比如用年糕代替麵包，用茶代酒的方法等，反映出他希冀将福音扎根中国文化的愿望。
《牛津基督教辞典》指出，英美圣公宗自18世纪末呈现出的福音派倾向，倾向于强调圣公宗所带有的宗教改革后的精神遗产。[46] 从上文的圣士提反堂早期史观之，这一福音派倾向首先体现在福传这一特点上，如罗深源与司徒灵芝在19世纪深入民间进行的福传、该堂晚间传教图景等，同时亦通过该堂的各样最初的事工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侯马斯亦指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及其盟友美国的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圣公宗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就这一点而言，圣士提反堂及其后的圣公宗牧区的事工是对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一种良好表达。[47]
值得一提的是，在圣士提反堂的这些堂务中，妇女的参与功不可没。除却妇女在各宗派历史中皆应肯定的作用外，有鉴于“在中世纪，英国被称为玛丽的国度”，而“关于耶稣之母的奉献精神在不列颠群岛总能找到一个接受的家园”，且“在女性意识⋯⋯与圣公会的前景间有某种特殊的相容性”（候马斯语）。早期圣士提反教堂女性会众的构成（如“白思德传教学校”的女学生等），以及圣士提反堂在其后历史中女性对教会及社会的各种参与（如霍庆棠等对反蓄婢运动的参与等等），成为了创造圣士提反堂历史不可获缺的元素。
圣公会牧区史是整个教会的微观历史，它所提供的细节和质地是一般历史所不能轻易复制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与地区、国家和世界相关的特殊历史。我们在此以圣士提反堂早期史为例，该段历史不仅与维多利亚教区及英国海外传道会相关的历史相互照映，也成为了在华圣公宗史、香港社会史及19世纪更广泛基督教在华发展史中的一部分。希冀这一牧区的早期史能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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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pel and Contextu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t. Stephen’s Church, HKSKH
CHEN Ruiwen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Archives)
Abstract: In 1865, the first Bishop of Victoria George Smith (1815-1871) established St. Stephen's Church (parish) on Hollywood Road. This in effec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Anglican mission in Hong Kong. Unlike the English-speaking St. John's Cathedral which symbolizes the presence of the Anglicanism in Hong Kong, St. Stephen's Church was established to propagate the Gospel to the local people, and thus expresses a persistent evangelical character. Since this earliest community of faith in Hong Kong is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and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CMS), an examination of its early history will help us to clarify several questions: Under what external circumstances was this Chinese Anglican parish founded? Who were the earliest Chinese clergy and congregations? What did the early worship look like? What were the missionary strategies and acceptance levels in the 19th century Hong Kong? How did the Chinese Anglican Church interact with Hong Kong society? All of these questions may be answered, to some extent,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St. Stephen's, which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issue about gospel and contextualization.
Keywords: Hong Kong, Anglicanism, St. Stephen’s Church, Contextualization
[1] Letters Patent, 1849,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Archives.
[2] 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st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 London: Seeley, Burnside and Seeley Fleet Street, 1847, pp.508-509.
[3] “Chronological Table,” 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 October 1877, 120. “Our Mission Helpers at Hong Kong,” The 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 November 1879, 127.
[4]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October 1863, 320.
[5] Ibid., 319.
[6]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October 1863, 320.
[7]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October 1863, 320.
[8]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October 1863., 319.
[9] “Ordination at Hong Kong of the Native Catechist, Lo Sam Yuen,”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April 1864, 90.
[10] “The Rev. Lo Sam Yuen, of Hong Kong,” The 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 September 1874, 98.
[11] 李志刚：《圣公会圣士提反堂与香港社会变迁及其贡献》，《圣公会港澳教区圣士提反堂一百三十周年堂庆纪念特刊（1865-1995）》，香港：圣士提反堂，1995，第35页。
[12] 钟仁立：《圣士提反堂七十五年史略》，《圣士提反堂七十五周年纪念刊》，香港：香港圣公会圣士提反堂，1940，第2页。
[13] A. B. Hutchinson, “Evening Preaching to the Heathen in St. Stephen’s Church, Hong Kong,” The 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 April 1881, p.42.
[14] 钟仁立：《圣士提反堂七十五年史略》，第2页。
[15] 同上。
[16] 同上，第1页。
[17] “In Memoriam: John Shaw Burdon,” The Chinese Recorder, 38:595.
[18] “Hong Kong,”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December 1866, p.392.
[19] Ibid.
[20] Hutchinson, “Evening Preaching to the Heathen in St. Stephen’s Church, Hong Kong,” p.42.
[21]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November 1870, p. 407.
[22]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December 1869, p. 397.
[23] Ibid.
[24]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December 1869, p. 398.
[25]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December 1869, pp. 397-398.
[26] “Mission in China,”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May 1869, p. 137.
[27]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September 1872, p. 293.
[28]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September 1872, p. 294.
[29] 钟仁立：《圣士提反堂七十五年史略》，第3页。
[30]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September 1872, p. 293.
[31] Ibid., p. 294.
[32] Philip L. Wickeri and Ruiwen Chen, Thy Kingdom Come: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Anglicanism in Hong Kong, Macau, and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4.
[33] “Bishop John Shaw Burdon (1874-1897),”Bishop John Shaw Burdon Archives, Lambeth Palace Archives.
[34] “Installation of Bishop John Shaw Burdon (Sunday 13th, December 1874),”14 December, 1874, Lambeth Palace Archives, p. 2.
[35] 参香港圣士提反堂：《圣日祷文》，1877年，香港圣公会档案馆藏。
[36] Hutchinson, “Evening Preaching to the Heathen in St. Stephen’s Church, Hong Kong,” pp. 42-43.
[37] Hutchinson, “Evening Preaching to the Heathen in St. Stephen’s Church, Hong Kong,” pp. 42-43.
[38] 钟仁立：《圣士提反堂七十五年史略》，第3页。
[39] 邢福增：《邝日修（1840-1921）》，李金强主编：《香港教会人物传》，香港：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2014，第108页。
[40] “Mr. Ost and His Workers,”The 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 December 1889, p. 184.
[41] 钟仁立：《圣士提反堂七十五年史略》，第3页。
[42] “On the Elements to Use in China,” John Shaw Burdon Archives, Lambeth Palace Library. Eugene Stock,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II), London: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899, p. 564.Ruiwen Chen, A Short Biography of John Shaw Burdon: Bishop of Hong Kong, Hong Kong: Religious Education Resource Center, 2018, pp.73-74.
[43] 甘锐涛：《圣士提反堂新旧堂衔接期的见闻》，《猜情寻：香港圣公会圣士提反堂一百五十周年堂庆历史相片集》，香港：香港圣公会圣士提反堂，2015，第8页。
[44] Urban T. Holmes III, What Is Anglicanism? Harrisburg, Pennsylvania: Morehouse Publishing, 1982, p.1.
[45] Ibid., p. 2.
[46] “Anglicanism,” Frank Leslie Cross, Elizabeth A. Livingstone, ed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7.
[47] Holmes III, What Is Anglicanism?, p.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