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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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婉盈（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教会医院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随着来华传教士人数的增加、传教范围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中国民众对于基督教和西医的认识与接受程度的提高，教会医院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亦随之变化。20世纪初，黄陂仁济医院建成开院，汉口伦敦会架构的以汉口仁济医院为核心、次级城镇仁济医院为辅的医疗传教体系初步形成。黄陂仁济医院科室较为完善、涵盖病人阶层较为广泛且与当地民众的互动更为深入，但医院传播福音的效用着实有限，其重心逐渐转到了救治病人等世俗工作之中。
关键词：伦敦会、教会医院、医疗传教、黄陂仁济医院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12_(21).0006
近年来，近代医疗社会史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论著。苏精的《西医来华十记》利用大量英文原始档案，同时从施与受双方的视角，观照了十九至二十世纪西医来华过程中人与事交织而成的各种现象与意涵。[1]教会医院作为基督教普世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之一，伴随基督教在华传播而遍布全国，在中国医学近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有关湖北教会医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置沿革及事工方面，目前学界较多关注的是汉口及孝感的几个知名教会医院，对其他地区的教会医院关注较少，[2]且相对而言使用教会所存原始英文档案较为有限。[3]本文以伦敦会档案为基础，探讨在基督教精神影响下，具有“疗灵”与“疗身”双重功能的黄陂仁济医院是如何参与社会生活，进而与地方社会产生联系与互动。
黄陂仁济医院的概况
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拉开了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序幕。但在最初阶段，基督新教在华活动进展甚微，虽然传教士们试图通过布道演说、散发基督教书籍、举办宗教活动等方式来传播福音，但这种直接传教的方式并没有招徕较多的教徒。因而，传教士们必须寻找到有效接近中国民众的途径，在与大众交往中逐渐改变民众对基督教的看法与态度。在不断探索中，传教士们尝试着开办诊所等医疗机构，为中国的下层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向病人传播福音。“医务传道”作为一种正式的传教方式应运而生。伦敦会的海外事务秘书汤普森（Rev. Ralph Wardlaw Thompson）在1883年视察了中国的传教站之后，于当年的报告中曾提到，“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传教工作要比医疗传教来得更成功、更有效。”[4]
1861年，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率先到达汉口，建立汉口伦敦会，并于1866年9月利用西侨捐资在汉口开办医馆，实即汉口伦敦会医院（中文称后花楼居巷仁济医院）。1873年，汉口仁济医院已聘请华人助手杨鉴堂来料理日常杂务及撰写杂文，并负责教授伦敦会医疗传教士中文。汉口仁济医院在1874年进行了扩建，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于1875年起担任该院主事传教士。马氏四年后调赴天津，因受到李鸿章的支持而名噪津城。1882年，伦敦会医疗传教士纪立生（Dr. Thomas Gillison）来汉口主持教会医院的工作。1898年，伦敦会传行至湖北黄陂。1902年，医疗传教士施医生（C. G. Sparham，施白珩）在湖北黄陂县城北街开施诊所，实即后来黄陂仁济医院的发端。
汉口仁济医院的原主事医生马根济曾说，“随着时间的流逝，精熟西方外科手术的名声远扬，传遍了湖北省，病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汉口，到医院寻求治疗。一些曾被认为无法治愈的疾病在这里被治好，病人高高兴兴地回了家。”[5]纪立生亦曾记述“一位白内障患者从290英里外的地方来治疗，他的一只眼睛成功地接受了手术，……，他回到家后，带来了48个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这些病人都是在他遥远的家乡召集起来的。”[6]汉口仁济医院的成功，为黄陂医院的筹备与开办奠定了基础。
1909年2月28日，在英国亚盛顿基金的资助下，黄陂仁济医院正式建成，设病床40张，后扩建至50张。[7]由孔美格（James Grieve Cormack）[8]担任院长，孔美格牧师娘（Mrs. Cormack）任护士长, 另有主管外科住院医生1名，主管药剂师1名以及3名主管男护士和2名主管女护士。根据孔美格的记载，“黄陂医院的主体为一座两层建筑，内部设有大病房4间，手术室1间，亦设有外科更衣室、私人病房及接待访客的客房。主楼后有一个四合院，内有助理室、厨房、储藏室、洗衣房、隔离室和放置医疗污染物的小病房。门诊和主楼则由一块宽60英尺的草坪隔开，两侧设有可容纳100人的有座等候室、咨询室以及隔离区，在其前方则是储药间及药房。” [9]医院亦有擅长内科、泌尿外科、五官科、骨科、消化外科等医生，配有手术台、显微镜等医疗设备，达到了先进的医疗水平。黄陂医院设有专门的女性就诊区，由孔美格牧师娘主事，另有接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两名中国女医生。[10]
黄陂医院在福音传播方面的努力
基督教各教会在华开办医院的目的明确，旨在救治病人的同时传播上帝的福音，让病患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接受上帝的信仰。各教会在开办教会医院的过程中，均在医院内设有礼拜堂，并经常开展各类宗教活动，以求“就医者不仅得到肉体上的医治，在灵魂上亦有‘觉悟悔改’之机会”。[11]
“医疗传教士们在汉口的努力为人所知，他们带来的西方医疗技术为广大汉口民众所接受，由于黄陂紧邻汉口，这为我们获得黄陂民众的认可与信任提供了帮助。”[12]在开办医院的过程中，孔美格等医疗传教士们便意识到医疗服务对于福音传播的辅助作用。他们发现当地民众在接受治疗后比较乐于倾听布道，相对更容易接受基督福音。因而，伦敦会在黄陂建立的黄陂医院除了医院的职责之外，更多是作为传播福音的公共空间。
教会医院在开诊前通常都会举行礼拜仪式，由布道员或者医疗传教士本人在台上向病人布道、为病人祷告。医生开始看诊时，布道员和他们的助手会招呼候诊的病人，和他们聊天谈话并劝说他们信教；病人结束治疗之后亦会收到一本说明基督教教义的布道小册子。[13]黄陂仁济医院自建成起，医生及中国助手就承担起了布道的职责，在治疗后轮流与住院病人谈话聊天。孔美格等医疗传教士就经常在治疗结束后向就诊病人及家属传播圣经知识。不同于早期教会医院，至黄陂仁济医院建成之时，汉口伦敦会已颇具规模，传教士分工详细，医疗工作人员更加侧重专注于医疗工作，传播福音的工作则更多的是由专业布道人员从事。医院的候诊室、病房、接待室均可见到布道传教士的身影，男女传教士分工明确，分别在男、女诊室布道传教为病人宣讲福音。如孔美格牧师娘经常在医院开放日诚恳地教导那些来就诊的中国妇女。[14]
医院候诊室的每日礼拜活动由中国本土布道员主持负责，“每日清晨聚在一起祷告、敬拜和读经”。[15]汤金斯牧师(Rev. Tomkins)和孔美格医生则会在助手和其他传教士的协同下，轮流为病房里的病人们举行礼拜仪式。晚上的祷告由孔美格牧师娘带领医院的女护士们和女读经员在女性病房里进行。住院病人疾病缠身，心理和生理方面都相对较为脆弱，往往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有些病人对福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些具有阅读能力的人经常在传教士们逗留期间和我们一起阅读一至两本福音书。”[16]
医院对于病人的良好照顾以及特殊的疗效，加上传教士与布道员们富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宣传布道，病人痊愈后较为容易对基督教产生好感，遂乐于皈依受洗，实现了传教士们和教会的目的和愿望。西方医学的实用功效确实有助于消除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人的排斥与厌恶，或成为他们受洗入教的最初契机。在1909年的年报中，孔美格提到，“刘太太因疑似卵巢肿瘤入院治疗观察，几日后转入汉口仁济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化验治疗，确诊为早期卵巢肿瘤，由女医疗传教士鲍慧达（Hilda Margaret Byles）和医学传教士纪立生主刀成功地进行了手术。她回到黄陂之后就经常造访黄陂医院，并进入了孔美格牧师娘的主日课学习。”[17]刘氏是第一位在黄陂医院受洗皈依的中国信徒。
医疗传教士们以传播宗教为第一目的，但他们也希望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事制度能够随着“上帝的福音”一同传入这片古老的土地。黄陂的医疗传教士们也目睹了黄陂医疗的现状，发现其中诸多不妥之处：
其一，经常出现误诊或诊治不当的情况。开院之初，黄陂医院接诊了一位手部患有生坏疽的小女孩。“这个孩子最初被带到了一位本地医生那里，他在伤口上敷了点东西，而这似乎引起了严重的炎症和感染。当我们接诊时，除了小指和拇指，小女孩的手指已完全坏死。而女孩的家人拒绝接受截肢手术，并说‘与其截肢后嫁不出去，还不如让她病逝。’我们尝试了多种外敷防腐的尝试来挽救女孩的性命，但效果甚微。不幸的是，女孩的家人坚持拒绝手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因病而逝。”[18]
其二，黄陂当地人有求助巫医的传统，而导致耽误治疗时间加重病情。“谢太太是一名患有不明疾病的普通农妇。按照巫医的指示，谢太太是被恶灵附身。为了驱逐恶灵，在整个酷热的八月，她被关在一个黑暗、封闭的房间里，每日只有少部分的水和食物。但这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她的家人带着这位痛苦憔悴的妇人来到了我们医院。她被安置在明亮漂亮的病房里，躺在干净整洁的病床上，舒适的环境似乎对她有些帮助。经检查发现，谢太太胸部的一侧内有脓液，医生将脓液提出时，她和她的家人脸上充满了惊讶的表情并对我们的医生充满了赞扬。谢太太康复期间，我们的护士和她聊得非常开心。当巫医说魔鬼进入了她的胸膛时，上帝告诉了她真相。我们将脓液取出，她完全康复了。”[19]
正如马根济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评价，“中国医生仅仅凭借脉象来诊病。他们关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几乎为零……他们不知道疾病的本质，将疾病归于‘五种元素’的影响。药物的生理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迷信的概念和实践掌握和堕落了医学，几乎所有的病例中，雕像、占星家和算命者都能提供咨询。”[20]从孔美格报告中的用词行文可以看出当时西方医疗传教士们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态度，在提到中医或者当地习俗时，孔美格绝大多数使用的是贬义词汇，如“恶性药物”（nauseous drugs）、“腐败的”（gangrenous）、“没有比这更糟的”（be nothing the better but rather the worse）等。
“没有任何地方比中国更能彰显医疗传教工作的传道价值。”[21]若是以到教会医院就诊患者的人数为标准，该说法似乎可以成立。然而传教士内部亦有人对这种乐观的评价持有保留和怀疑的态度。威廉·斯卡布罗（William Scarborough）就曾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质疑医疗传教在中国得到传教成效。“汉口公理会教会医院作为一个传教机构，无疑是失败的。……受洗的92名中国人当中，只有5人可以说是医疗工作的成果。”[22]不过教会医院确实创造了一个有利于聆听和接纳真理的环境。[23]另需注意的是，黄陂仁济医院对留院病人开展的宗教活动并非特别强势，“医院开展的早晚祷告活动面向所有在院人员，但是每次前来参加的人数并不可观”，且除刘氏外，未有其他民众受洗成为基督徒。[24]
传教士们仍认为“只有由圣灵带到人们心灵与良心中的福音真理，才能使灵魂皈依。若企图透过其他的来源来达成这样的成果，那就必然失望。”[25]在这种思想和“疗灵”、“疗身”难以兼顾的背景下，黄陂仁济医院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更多的专业化特点。
黄陂医院在医疗服务方面的努力
教会医院的根本目的是传播福音，医疗救治是其主要的日常工作。除了早期教会医院的建筑和设备比较简陋外，随着工作的展开以及医疗传教士人数增多，教会医院一般都引进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医事制度。随着新教传教士们传教工作的展开与深入以及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宣扬与传播，中国民众对于教会医院的态度逐渐由排斥怀疑转变到认可与接受。伯驾（Peter Parker）在中国医疗传道会的创会帖中称，“向中国人行医可以促进他们和外国人之间的友善交往，因为医疗带来的好处能够超越中外之间的种族和文化藩篱。”[26]英国医疗传教士巴慕德（Harold Balme）亦说过，“中国民众有重病时，首先请中医来诊治，如果处方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他们就会寻求其他的方法，但要在家庭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27]西药见效快，在重视实用效果的民众眼中有了神奇的疗效，病愈的患者开始向外宣传西药的显著疗效，这些有益于减少民众对于教会医院的怀疑。
得益于汉口仁济医院的成功且黄陂与汉口相距不远，黄陂仁济医院初建时，当地民众对其较为信任。1909年，黄陂医院门诊接待初诊病人2805人，复诊病人1519人，住院男性病人134人，住院女性病人56人，医生出诊家访25次，接生4次。
从病人对于外科手术的接受程度方面，亦可看出中国民众对教会医院以及西医的认可与接受。1909年，黄陂医院进行了如下手术：开腹、截肢、泌尿生殖系统、骨疽、直肠、肿瘤、结节腺等需麻醉手术共130台，其中全身麻醉手术109台，局部麻醉手术21台，其他小型手术和非麻醉手术146台，共计276台。[28]很多中国民众经常把外科手术视为神迹，伯驾曾感叹道，“虽然行医和进行外科手术在西方国家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然而，对于一个未开化的迷信民族而言，这看来像是超自然的力量。”[29]另一位传教士科特曼(Coltman)亦说过，“中国人把卓越的外科手术视为神迹，消息不断传播数以里计之遥，而且消息传得越远就变得越神奇。”[30]传教士们要在中国民众面前呈现西医的神奇疗效，以使中国人相信医疗传教士们的医术远胜于中医，同样需要谨慎。“……手术前必须小心地选择病人，因为到一个新地方如果手术失败或病人丧命，不只医疗工作难以展开，而且对当地所有传教工作都有所影响。” 孔美格医生亦意识到了重症手术的高风险，若出现意外会降低中国民众对教会医院和教会的信任，影响传教事业。因此在黄陂仁济医院进行的手术中，使用麻醉剂（Anaesthesia）的占到了半数。然不同于汉口仁济医院大量使用氯仿麻醉剂（Chloroform Anaesthesia）[31]，黄陂医院多在手术中使用局部麻醉（Novocain）和肾上腺素(Adrenalin)，且这两种麻醉在黄陂医院进行的手术中效果颇佳，未出现产生副作用的病人。[32]
除了接受外科手术之外，中国民众对于住院制度的接受程度亦有所增加。据1909年的报告统计，开院第一年的住院病人总数就达到了190人，占当年就诊总人数（包括初诊和复诊）的4.4%。这个数据相较于汉口仁济医院的初创时期颇为可观。[33]而医院影响力的传播与扩散，与外科手术立竿见影的疗效密切相关。除了黄陂当地的病人外，另有其他地区的病人专程前往黄陂医院就诊。“开院一周左右，一对父母带着他们8个月大的婴儿从距黄陂70英里的地方赶来。这个婴儿苍白、消瘦，患有坏疽性口炎。他的脸颊和嘴唇大部分已经糜烂，根据往年病例的结果来看，这名婴儿病愈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在告知其父母手术的风险之后，我们进行了全麻手术，用电烙剪刀小心地将糜烂部分剪掉，后用三氯甲烷擦拭患处，进行缝合。电烙术可能会造成病人的休克，因而在手术中使用具有一定的风险。上帝保佑，今年我们收治的3例坏疽性口炎患者都用这种方法治愈了。手术结束后，该名婴儿留医观察了10日，他恢复得很好。在他出院之时，我们向其父母承诺日后会帮助这个孩子进行整形手术来改善他被走马疽破坏的嘴唇。”[34]
为了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黄陂仁济医院还开设了女性病房和女性候诊室，另有两位接受过专业西医培训的女性医生为女性患者提供优质服务。负责女性医护人员工作的孔美格牧师娘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培训女性基督徒，旨在培养更多的女护士来协助医院的工作。[35]
大多数在华从事医疗传教的传教士对中国病人评价颇高。如北京伦敦会的医疗传教士曾感叹道，“中国人具有忍耐疼痛的能力和不易发炎的体质，……，一旦外科医生赢得他们的信任之后，他们是令人高度满意的病人。”[36]不同于北京仁济医院的医生偏好和善于眼科手术，[37]上海仁济医院善于膀胱结石的治疗，[38]黄陂仁济医院的医生则是更热衷于研究疟疾、麻风、脓胸等疾病。
黄陂当地出现的一些在英美相当罕见的病例，为医疗传教士们提供了宝贵的医学观察和实践的机会。“这个地区有着大量的疟疾和间日热患者，其中一部分患者亦饱受脾肿大的困扰。今年我们接诊的患者中，有个患有钩虫病的小男孩，他还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和脾肿大及腹胀气，这在英国相当少见。”[39]“蛔虫的泛滥导致了许多消化不良和反射性咳嗽的病人出现。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切除膝盖关节的手术病例使我们焦虑了一两夜，这是因为这些蠕虫导致了小女孩的高烧和谵妄。在服用了少量桑托宁后，她吐出了一些蠕虫，症状也随之减轻。其他的几例高烧病例都是由这些寄生虫引起的，因而我并不同意华南地区医疗传教士马雅各医生关于这些寄生虫无害的说法。我们在和一些中国民众谈论时发现，他们会把这些蠕虫视为人体的一部分，不应该轻易将它们祛除。”[40]
除疟疾和蛔虫病外，黄陂仁济医院亦接诊了不少麻风及脓胸患者。“麻风病比较常见，患者几乎都是男性，但是难以追溯到每个病人的家族病史。”[41]在孔美格的报告前半部分中提到了一些患脓胸症的病例，经过摸索实践后，黄陂仁济医院的医生发现通过排空支气管可以自然治愈肺部的脓液。“在病人呕吐之前，我们已经吸出十二盎司的脓液。在显微镜下，这些似乎只包含了肺炎球菌，并且没有任何恶臭。伴有大量脓液的咳嗽几乎使病人窒息，因此我建议病人卧床几日，这有利于脓液的排除。这种做法确实有效地使病人免于咳嗽。”[42]
黄陂医院的资金来源与医患关系
与汉口仁济医院类似，黄陂仁济医院同租界外侨的联系紧密。来自外侨的捐款是其筹建资金的重要部分。孔美格在开院报告中特别感谢了侨胞的支持，并将两间病房命名为“亚历山大病房”（The Alexander Bed）和“邓弗林病房”(The Dunfermline Bed)[43]“本土慷慨地支持了我们，每年为每张床位提供5到6英镑的资助，这些礼物被送往了新桥街13号的伦敦会伦敦总部，并指名给孔美格所在的医院。”[44]虽然孔美格在年报中提别感谢了来自于欧洲的财物支持，但实际上外侨的捐款187.55两，仅占1909年医院总收入的9.4%。除外侨捐助外，差会每年也会为下属医院提供资金支持。根据1909年的财务报表，伦敦会为黄陂医院提供了709.76两的财物支持，约占黄陂医院当年总收入的35%，[45]相较于初办时期的汉口仁济医院，这个占比数颇高。[46]
除了来自西方的捐助，孔美格医生在年报中亦毫不掩饰地赞颂了中国民众对于黄陂仁济医院的支持与贡献，甚至在开院报告的扉页附上了中国传道员李福寿（Li Fuh Shou）的照片，指出他为医院捐赠了100,000钱。[47]1909年黄陂仁济医院收到的各方捐款483.41两白银，约占年收入的24%，其中汉口伦敦会传教士希勒捐款4.84两，传教士汤金斯捐款20两，来自英格兰本土捐款35两，华人捐款293.86两。[48]通过孔美格的报告可以看出，黄陂医院全年所收捐款中，超过六成为华人捐款，这与汉口仁济医院开办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汉口仁济医院与租界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杨格非筹办医院之时，协办者就为英租界内的一名内科医生亚瑟·里德，[49]并且在开办医院的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外国社区大量的资金用以支付额外的开支。[50]
对于上世纪初的黄陂而言，教会医院是中西双方直接交往且互动较为频繁的场所。本着传播福音、拯救世人的理念，教会医院一般对病人免费。初期汉口仁济医院的主事医生之一，里德医生认为“收取费用不仅削弱了当地人对教会医院的好感，减少就诊人数，也与行医传教的宗旨背道而驰。”[51]黄陂仁济医院延承汉口仁济医院的制度，仅收取小额的治疗费和留医病人膳食费。1909年，就医病人每人约花费72铜钱。黄陂医院的收费收入约占医院总收入的14%。[52]
自汉口伦敦会开办教会医院以来，外地传教士便对汉口医院的男女比例数据颇为称赞，“……它比北京医院在消除地方偏见上更为成功，我们认为，数量如此之多的女性病人，是击败对外国人、外国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偏见的证据之一。”[53]同湖北地区其他教会医院相似，黄陂医院女性住院病人的占比颇高，约占住院病人总数的30%。黄陂医院的名声远扬，在开办的第一年就有女性病人从40英里外的黄冈专程而来。“周太太由于结核病，她的膝盖关节严重受损，其关节强硬地呈70度折角，这使她几乎完全不能行走，只能在工具的帮助下痛苦地挪步。她的丈夫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由于手术可能会大量出血，因而我劝告他最好离开。但是她的丈夫对我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说到‘先生，我非常相信你们，我不会害怕，我会保持安静。’”[54]来自病人的感谢极大地鼓舞了黄陂仁济医院传教士们的人心，并且在住院的六个月间，周氏及其丈夫展现出了对于上帝福音的极大兴趣，积极地参加了医院举行的布道活动。
实际上，黄陂医院接诊的病人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阶层。1909年12月，某位当地士绅穿戴着全套官服、带着大批随从吹号打锣地参观了黄陂仁济医院。该士绅赠送医院了一面长6英尺、宽2英尺半的锦旗以感谢黄陂医院治愈其疑难杂症。“当这面锦旗进入医院大门时，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着，而我们的这位前病人和他穿着精美的袍子的朋友们向我们鞠躬致谢。”[55]可能出于这位病人的社会地位的考量，孔美格在其报告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个病例，“该患者是一个家庭状况很好的年轻人，于10月份病倒。在接受了当地巫医大量的恶行药物的治疗后被放弃。他的朋友们来医院寻求我们的帮助，在经常拜访他家并使用了简单的方法之后，我很高兴看到他的健康得到恢复。”该患者对于奈丁胺等反应较为明显，孔美格前后多次出诊，且在其1909年个人报告中提及了这个病例对于黄陂仁济医院等重要意义，“这位士绅的康复效果很好，这可以增强人们对西方方法和外国医生的信心。”[56]
黄陂仁济医院的发展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如：医生数量紧缺，需要更多的本地从业医生的加入。孔美格医生在其报告中点明，“除极少部分外，本地的医师并不会治疗病人，甚至有时会让病人的病情加重变得更糟。”[57]1902年，伦敦会汉口教会正式开办了一所医学堂（London Mission Medical School），由纪立生与孟合理(Percy Lonsdale McAll)[58]主事，“以西医内外科授中国生徒。”[59]1906年医学堂改与循道会和美国浸礼会联办，更名为大同医学堂（Hankow Union Medical College）[60]。汉口大同医学堂的开办为当地的西医医院提供了医务人员，孔美格曾感叹道，“上帝加快了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多的能胜任的当地医学从业者将会从我们的医学学校毕业，来治疗拯救更多的中国病人。”[61]
结语
因受地区限制，黄陂医院的规模与影响力远不如伦敦会在汉口开办的仁济医院和上海仁济医院。但由于其深入中国次级城镇地区，对黄陂医院的研究反而更加有利于梳理清末民初教会医院的普遍面貌，从而进一步地切入考察地方社会中的西人与一般民众的日常交往与互动。不同于其他传教士，医疗传教士与普通民众有更多的直接接触与交往，将医疗传教士与其他传教士区分研究，能更多地在日常社会史的层面上考察传教士这一历史群体。
从医疗传教士的记载可以看到黄陂医院各科室的各式外科手术、涵盖广泛的病人阶层、多种疾病等信息与医院的资金来源及社会交往的关系网，这为研究教会医院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详细的参考。然教会医院传播福音的效用着实有限，其“疗灵”的作用远小于“疗身”，从黄陂医院这个个案可以看出，教会医院的重心逐渐转到了救治病人等世俗工作之中。
一、未刊档案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档案馆馆藏：伦敦会档案 Archive of the Council of World Missions/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
1、伦敦会华中地区传教士个人年报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
Box 1: Reports for 1866-1890
Box 2: Reports for 1891-1898
Box 3: Reports for 1899-1901
Box 4: Reports for 1902-1904
Box 5: Reports for 1905-1908
Box 6: Reports for 1909-1911
2、伦敦会华中地区传教士个人通信CWM/LMS/Central China/Incoming & Outgoing Correspondence：
Box 3：1862-1871
Box 10：1897-1898
Box 11：1899
Box 20：1909
Box 21：1910
3、伦敦会年报：The Reports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57-1949）档案号：CWML/H698
4、伦敦会年鉴：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1840-1891）档案号：CWML/LM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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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entral China Arthington Hospital in Huangpei
KANG Wanying (Shenzhe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raditions of Protestantism, medical prea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mission work of LMS in Hubei Province. Besides London Mission Hospital in Hankow and Siaokan, another mission hospital of LMS was built and open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Huangpei, it was the Central China Arthington Hospital. Based on the Archives of LMS Hankow Mission in SOAS, this paper will outline the history the Arthington Hospital from the aspects of preparation, hospital scale, funding sources, and medical services. Furthermore, the paper will discuss the attitud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urch hospital and local people, so as to provide a supplement for the research on Hubei Medical Modernization.
Keywords: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hurch Hospital, Medical Preach, Huangpei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学科共建项目“近代伦敦会在粤港澳地区的传播及其本土适应研究”（项目号：GD22XSH05）阶段性研究成果。
[1] 苏精：《西医来华十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2] 关于湖北地区教会医院的研究，可参见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24、369-370页；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8-161页。刘菲雯：《早期教会医院的日常运作与中西交往——以晚清汉口为中心》，载《医疗社会史研究》2019年第IV卷第2期；康志杰、孙素雯：《生命的见证：近代基督教医疗事工评议——以武汉地区教会医院为背景》，载刘天路编：《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刘亚娟：《武汉基督教新教医疗事业研究——以汉口普爱医院为个案》，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2006年；孙素雯：《近代武汉教会医院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2008年。
[3] 关于伦敦会黄陂仁济医院（Central China Arthington Hospital of LMS）的研究，笔者目之所及，尚未有相关的研究成果。该医院档案馆藏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会档案传教士年报之中，相对完整地记录了该医院的规模、医务人员、病人、经费来源等明细，可惜的是此前尚未有人使用该档案资料。
[4] Ralph Wardlaw Thomps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Deputation to China, March 30 to June 16,1883, (London: Alexander & Shepheard, 1885), p. 5.
[5] Mrs. Bryson, 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p.101.
[6] ‘London Missionary Hospital’, The North-China Herald, Oct 11, 1889.
[7] Report by James Grieve Cormac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8] 孔美格（James Grieve Cormack）原为内地会教士，1905年改隶伦敦会，以传教医师身份在湖北黄陂布道施医。
[9] James Grieve Cormack, Our First Year in the city of Yellow Ban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10] 其中一名中国女护士曾在汉口接受传教女医师谢路德（Dr. Ruth Massey）的培训。另一位则曾在汉口妇婴医院（Margaret Hospital for Women & Children）受训。James Grieve Cormack, Our First Year in the city of Yellow Ban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11]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议会议录》，1937年，第75页。
[12] James Grieve Cormack, Our First Year in the city of Yellow Ban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13]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partment. London: Union Council for Missionary Education, 1921, pp.72-74.
[14] James Grieve Cormack, Our First Year in the city of Yellow Ban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15] Report by James Grieve Cormac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16] James Grieve Cormack, A Spiritual side of the wor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17] Report by James Grieve Cormac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18] James Grieve Cormack, A Gangrenous Hand,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19] James Grieve Cormack, A Bad Spirit, Truly,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20] Mrs. Bryson, 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pp. 102-103.
[21] Lawe, Medical Missions, p.121.
[22] William Scarborough, ‘Medical Missions’, Chinese Recorder 5:3 (1874), pp.137-152.
[23] William Gauld, ‘Medical Missions’, Chinese Recorder, pp. 47-57.
[24] James Grieve Cormack, Our First Year in the city of Yellow Ban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25] William Gauld, ‘Medical Missions’, Chinese Recorder, pp. 47-57.
[26] Peter Parker, Suggestions for the Foundation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all Christian Nations, More Especially to the Kindred Nations of England and the Unites States of America, Canton: [s. n.] 1836, p.3.
[27]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partment. London: Union Council for Missionary Education, 1921.
[28] James Grieve Cormack, Our First Year in the city of Yellow Ban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29] Peter Parker, 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 London: Edward Suter, 1841, p.3
[30] Coltman, The Chinese, pp.174-175.
[31] 根据汉口仁济医院的报告，氯仿在其手术中使用颇为广泛，如1900年的全身麻醉的手术就在250次以上。Hospital Work at Hankow, ‘Annual Report’, The North-China Herald, April 24, 1901.
[32] James Grieve Cormack, Local Anaesthesia,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33] James Grieve Cormack, Our First Year in the city of Yellow Ban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34] James Grieve Cormack, Cases of Interest,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35] James Grieve Cormack, Women’s side of the Hospital,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36] John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in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 1884, China,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85, pp. 120, 123.
[37] 伦敦会北京教会医疗传教士雒魏林曾在其报告中提到，“眼科疾病是值得医疗传教士投入努力的好领域。”见William Lockhart,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Chinese Hospital, At Peking from October 1st 1861, to December 31st 1862, p.14. 同会的另一名医疗传教士德贞亦说“许多肉体视力受损的中国病人，在经过治疗后恢复视力，而且他们的悟性之眼也张开了，而能够看到依据上帝法则所写下的奇妙事物。”，见 John Dudgeon, ‘Medical Missionary Work as an Evangelical Agency’, Chinese Record, 15.1 (1884), p. 9.
[38] James Grieve Cormack, Notes of cases of Professional Interest,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39] James Grieve Cormack, Notes of cases of Professional Interest,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40] James Grieve Cormack, Notes of cases of Professional Interest,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41] 同上注。
[42] James Grieve Cormack, Notes of cases of Professional Interest,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43] James Grieve Cormack, Thanks to Donors,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44] 同上注。
[45] James Grieve Cormack, Balance Sheet 1909,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该报表由伦敦会汉口教会教育传教士文励益（Frederick G. Onley）复核。
[46] 汉口仁济医院的财务报表显示，来自伦敦会的资金约为年收入总额的10-15%。
[47] James Grieve Cormack, Our First Year in the city of Yellow Ban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48] James Grieve Cormack, Donations 1909,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49] [英] 汤普森著，赵欣、刘斌斌译：《杨格非：晚清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
[50] A. G. Reid, First Report of the Hankow Hospital. Hankow: Hankow Printing Press, 1868, p.1.
[51] A. G. Reid, First Report of the Hankow Hospital, Hankow: Hankow Printing Press, 1868.
[52] James Grieve Cormack, Balance Sheet 1909,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53] “Mission Hospitals”, The North-China Herald, Nov. 30, 1867.
[54] James Grieve Cormack, The lame wal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55] James Grieve Cormack, A Grateful City Patient,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56] James Grieve Cormack, Our First Year in the city of Yellow Bank,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57] James Grieve Cormack, Efficient native Practitioners needed,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 /Box 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ports for 1909.
[58] 孟合理（Percy Lonsdale McAll）,为苏格兰人，1892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士学位，1898年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学士学位，同年来华布道施医兴学，驻湖北汉口，在仁济医院任职。
[59] ‘The London Mission College’, The North-China Herald, Feb.18, 1903.
[60] 大同医学堂于1917年并入山东齐鲁大学医科。
[61] 同上注。
